文字传播

2024-05-15

文字传播(精选六篇)

文字传播 篇1

我们抛开决定的时机、策略和用词不谈, 单看两次“决定”选择的媒体, 第一次“决定”选择了电视媒介用图像和声音以问答的形式表达, 第二次“决定”选择了纸质媒介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前者使公众感觉受到愚弄, 引起了舆论一致声讨, 后者获得了公众的谅解和尊重。

视频、声音、图片等媒介符号让我们拥有了缤纷多彩的精神生活, 相较于视频和图片, 温文尔雅的文字有两方面的优势, 一是, 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优势, 这种优势是先天的, 二是, 文字和现代媒体技术相结合所具有的后天优势。

一、文字自身的传播优势

1. 间接性

文字的间接性是指文字是对思想的另外一种形式, 其转换过程是“思想—语言—文字”, 这种间接性带来一种天然的距离, 使文字能表达思想但又不同于思想本身。

这种间接性对于一些比较激烈的表达就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对比两次“决定”, 第一次的电视专访把詹姆斯本人的真实意见直接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第二的“决定”让文字充当了舆论和詹姆斯之间的缓冲区。

2. 整体性

一段长文能够把作者的意思完整的表达而且不被打断, 视频和图片很难拥有这样的能力。整体性要求我们在用文字表达思想时必须注意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两个决定就能清晰的看出, 在第一次电视采访时, 詹姆斯表达的意思很难构成一个精彩的文章, 只能说是一个平白的告知。而第二次的“决定”却经过了深思熟虑, 由《体育画报》的著名记者主笔, 整体所表达的意思完整且具有深度, 还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赋予其中。

3. 严肃性

各国关于文字发明的传说赋予了文字神性的色彩, 比如我国西汉时期《淮南子·本经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再加上用文字表达思想时, 必须字斟句酌, 既要注意字词的对错, 还要顾及文章的结构。文字表达思想可以赋予内容本身的严肃性和庄严感。

对比詹姆斯的两次决定公众的反应, 电视“决定”使公众感觉受到了愚弄和侮辱, 而文字“决定”, 公众马上给予理解, 因为公众感觉受到了尊重。

4. 模糊性

文字是对思想的二次表达, 所以难免词不达意, 有时词汇很难表达人们的真实想法, 这样就带来了模糊感。但这种模糊性对信息传播并非总是消极的,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模糊的文字传递了准确的意义。

在“决定1”中, 詹姆斯明确表达了转会的信息, 结果招致了口诛笔伐。在“决定2”中, 从字面意思看, 仅能得到詹姆斯要回家的想法, 但我们从模糊的字面意思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 詹姆斯要回到克利夫兰。

自19世纪末以来, 声音和图片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被声像占据, 文字逐渐衰落。网络时代文字重新焕发生机, 从最早的网络论坛到新闻网站, 从博客的诞生到微博的繁荣, 文字重新回到了信息传播的中心舞台。

二、文字与新媒体结合的优势

1. 反应迅速

同等的信息量下文字与其他信息形式相比所占的容量是最小的, 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发布消息。微博就是以文字为主要信息的新媒介形式。微博后来也开发了发布视频和图片的功能, 但文字仍然是微博发布信息的主体。

“决定2”虽然是在《体育画报》上刊发的信息, 但绝大多数的公众还是通过网络知道了这一事件, 《体育画报》的官方网站也在第一时间刊发了“决定2”的全文。可以说在反应时间上与电视直播不相上下, 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

2. 互动性强且可表达丰富的意义

全媒体环境下作者与读者随时可以进行互动, 图片、视频都可进行互动, 但在全媒体环境下的互动主体还是文字, 因为面对同样一个意义, 找一个能准确表达意义的图片和视频是很难的。而语言能够在互动的前提下表达出丰富的意义。

对比“决定1”和“决定2”, 我们可以看到“决定2”所表达的意义更为丰富多彩, 更能引人联想, 触动人们心灵。

结语

文字这种古老的信息形式, 在全媒体环境下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对比两次“决定”, 我们不禁感叹, 作为球星的詹姆斯不仅选择对了发布“决定2”的时机, 更重要的是选择对了发布的媒介形式。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 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3]殷俊.新媒体产业导论, 基于数字时代的媒体产业[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热爱语言文字 传播中国文化 篇2

——记九州语言文化学校齐市分校一周年活动

2011年10月17日,由李长军创办的九州语言文化学校齐市分校在齐齐哈尔电视大学举办了一周年校庆。创办人李长军、校长马云芳和同学们欢聚一堂,用文艺节目呈现出他们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晚会上,新老学员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表演了节目,有诗歌朗诵的;有口才三句半的,还有一口气说出七十多个“一”字成语的;40多岁的学员程永红还现场道出了她得“成长分享”。这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受到了台下师生们的欢迎。而创办人李长军现场近半个小时的演讲,更是嬴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李长军说:“在美国从小学开始学校就有口才、演讲课程,它是一门学生的必修课。而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却恰恰是不受重视的。我开办的这个学校就是要补上这一刻,让成年人有机会去弥补与人交流上的不足,从而脱颖而出。”

九州语言文化学校齐市分校是2010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的,它由最初的17个学员,发展到今天的120多名学员。九州语言文化学校由一家分校发展成分别在北京,大庆,齐齐哈尔的三家分校。一年来,李长军实现了创业梦想,以一个具有十二年职业培训机构讲师的身份,传授给学员们与朋友、家人、子女及客户间的沟通技巧。

九州语言文化学校目前分别开设了《语言的突破》、《说话之术》、《沟通的艺术与优势谈判》、《说话之道》、《营销口才与管理口才》、《超级影响力》、《公共演说》七个板块来帮助有需要的成年人说话的问题。校长马云芳对记者说,九州语言文化学校不仅是一个语言学校,它还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心,要通过语言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最终可以让外国人来学中国话,理解中国的文化。

文字的传播力量在于“没文化” 篇3

2009年12月6日,“全球语言观察”机构公布了2009年英文使用热度排行。布告说,2009年,平均每98分钟,英文就增加一个新词汇(平均每天增加14.7个新词),成为目前全球兼容程度最高的语言文字系统。

在此之前“互联网语言文字统计”机构公布了截至2009年9月份用户最多的语言文字前十名,首位还是英文。这份统计清楚显示了一个全球趋势:最热语言文字中,非母语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譬如,英文母语人口6亿多,而非母语人数则达到12亿左右。西班牙文用户数量总数中,非母语人口占88.9%。这个非母语数量比例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随着网媒普及而愈加迅猛。

非母语用户人口比例增加的趋势固然与过去五百年历史因素有关,例如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是,韩文的非母语用户比例占总数的31.7%、也是相当可观的,而过去五百年里,朝鲜韩国并没有殖民地。与此同比,日本曾在亚太地区有许多殖民地,可日文的非母语用户还不到总数的1%。在西方国家里,德国也曾有许多殖民地,可德文非母语用户的比例远低于英文、西文和法文等同语系的语言文字。就整体看,在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十种语言文字中,汉语汉字的非母语人口比例只有2.1%,属最低行列;整个东亚的语言文字非母语比例远低于西方语言文字。

笔者长期以来的一个观察看法是:决定某种语言文字的全球普及程度如何,有许多因素,其中两个最关键,一个是成本效益的高低,一个是携带母语国文化程度的高低。

譬如,英文只需要26个字母就能记录表达英语的所有词汇;有新词新术语出现,不必增加字符就能实现使用。可以说,英文字符是经济实惠和相当稳定的符号系统。而中文(这里说的是狭义的中文,即汉语汉字)需要7万个汉字字符,出现新术语难免要创建新字符。就是说,汉字是奢侈且不稳定的符号系统。例如前面统计,过去一年,英文每天增加14.7个新词汇、现有字符完全可以应付,计算机网络操作不受任何影响。若是中文每天增加14.7个新词汇,不但现有字符不能应付,而且,出现新字就直接影响计算机网络操作(例如不能显示而必须更改字符数据库)。显然,英文的成本效益比中文的要好得多,当然,英文的全球普及程度就远超过中文。超过中文。

再譬如,阿拉伯数字符号完全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成分,所以能普及到全球各个角落。如今,英文已经几乎全球“地方化”了,即几乎没有母语国英国文化的成分了,非母语用户不必遵从英国文化也能从容地学习使用英文。因此,英文普及率就来得较为易行。西班牙文同样,在拉美等国家,学习使用西文跟西班牙文化几乎完全无关,因而,非母语用户不必遵从西班牙文化也能从容学习使用西文,其普及率也就很高。

比较看,中文的汉字字符携带的中国文化成分十分庞大沉重,不遵从或不熟悉中国文化,就难以学习使用中文。不少人以为,这种文字符号和母语国文化密切关联有利于在国际社会张扬本国文化。可是,搞语言文字专业需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而不搞那专业的就是为了使用和扩大交往范围,却也要学习一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甚至还要遵从一些违背自己文化意愿或习惯的东西,那结果,人家不是望洋兴叹、就是畏缩不前了。如此一来,不但母语文化没得到有效张扬、该语言文字的全球普及率也难以提高。

文字传播 篇4

公元6世纪末,随着松赞干布把偏居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台,吐蕃政权也成为亚洲政治角逐过程中的一只重要力量,逐步走向政治前台的吐蕃王朝不仅面临着与唐朝、南方的天竺、西边的大食不可避免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交往,而且一些刚用武力征服的部族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整合。而在此时的历史节点,语言和文字不仅是吐蕃周边众多主要政权依凭使用的重要传播工具,也是维系民族稳定和团结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但是,此时的吐蕃社会不仅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字,就连统一的语言也还没有正式形成。由于言语乃是最初的社会习俗,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人为地改变一个地区或部族的语言需要漫长而艰巨的付出,而且言语交流具有强烈的空间限制,所以在庞大的新王朝推行一种通用的语言是当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于是吐蕃高层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种新的交流工具——文字。与语言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它使人从过去依靠听觉转移到对视觉的重视,它可以把人从语言交往的狭小地域环境中解放出来,把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族群通过相同的符号联系起来。虽然此时吐蕃社会并没有文字的雏形,但与吐蕃相邻的唐朝、天竺等都早已有了完善而发达的文字。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创制经验成为吐蕃文字创立最实际、最便捷的途径。

二、藏民族建构对藏文字出现的需求

在《吐蕃简牍综录》一书中,王尧等藏学家通过整理新疆出土的木简后发现,涉及到吐蕃部落和著名氏族的多达84支,在木简记录的氏族有没庐氏、属庐氏、那囊氏、白兰、昆氏、娘若等,这些都是与吐蕃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氏族。而在木简中出现的部落有琼波部落、蔡邦部落、朗迷部落、洛扎部落、喀儿萨部落等。这些古老氏族和众多部落一同出现在西域,印证了吐蕃政权在军事行动中全民参与的军事特点。这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所指出的:“一次次的战争,就一次一次扩大了联盟。《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藏文字在吐蕃政权统一后很快便被创立了出来。藏文字的出现,不仅使吐蕃政权高层很快克服了语言传播面临的空间困境,而且在藏文字的识字活动过程中,使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部落贵族们逐步脱离了过去千差万别的知识、文化习得模式,进入到一种依靠视角获取知识的统一模式。相同的文字、相同的学习方式使这些部落贵族们慢慢形成一种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感知模式,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就这样一点点汇集起来。

我们从现存的金石碑文和敦煌出土的大量古藏文文献的内容记载可以看到,从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创制藏文字(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末,在这近200年时间内,藏文字在吐蕃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一个以贵族、僧侣为主体的识字阶层也得以形成。首先,在吐蕃的政治生活中,藏文字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管理手段。每每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以金石碑文记载历史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公元763年,吐蕃大將恩兰·达札路恭率领蕃兵占领长安归来后,藏王在拉萨布达拉宫南面建立了纪功碑。该碑东面简述达札路恭的功绩,并提及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南面叙述了达札路恭因告发逆臣末·东则布和朗·迈色而飞黄腾达的过程。北面的碑文描述了吐蕃王室承认路恭的功绩和对王室的忠诚,并赐予他本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各种奖赏、特权以及刑事豁免权。桑耶寺碑也是此时段藏文字流行的又一佐证。据黎吉生、王尧等藏学家考证,桑耶寺碑是为了庆祝桑耶寺落成而立,由于碑文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立碑时间和赞普的名字,据相关的文献推断可能立于公元779年或公元791年。在雅砻河谷吐蕃王室墓地附近的琼结村,有一座石桥,在石桥的北面,镌刻有一份碑文文献,由于碑文磨损严重,上面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认,黎吉生访问了碑文遗址,转录了可以辨认的几个片段。后来,他在仁钦泽旺诺布的一本集子里找到抄于15世纪时期的完整碑文抄本。他将抄本与自己的笔记结合起来,重新复原了一份碑文文献。该碑文文献描述了赤松德赞的统治及其功绩,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叙述方法,将传统表述和佛教术语结合起来了。除了以上碑文外,工布石刻(又称第穆萨摩刻石)、洛扎摩崖石刻是我们研究藏文字在吐蕃境内传播的另一个关注的重点。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达札路恭纪功碑、桑耶寺碑和琼结桥碑都位于以几曲河为中心的吐蕃政治中心,但是工布石刻却位于远离拉萨325英里的工布地区。该石刻记录了赤德松赞时期颁赐给工布噶波家族的免税敕令,以回应有关吐蕃税务官员不公正的抱怨。文献表明,噶波家族宣称自己也是神秘、高贵的聂赤赞普的后裔。此外,文献还指出,在吐蕃政权成立之初,一位高贵的祖先曾对王室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为此,特许了他各种特权。洛扎石刻位于拉萨南部离不丹不远的洛扎的一个边陲小镇。该石刻也记载了此地区的统治者与吐蕃密切的渊源关系。碑文内容译为汉文如下:

天神之子赞普驾前,德门得乌穷忠贞不二,对赞普的身与政,曾作殊胜德功。为此诏敕曰: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若社稷之永固,其所属奴户、封地决不减少;得乌穷之营葬应法事优隆。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由东岱专事修建。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立盟誓。天神赞普之亲属贡格布王,□□□□臣以及四子舅臣均参与盟誓。誓文另置于密室。

这两个碑文的独特意义在于表明,藏文字创立之后,它并没有局限在王朝中心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而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之外的广阔地域得到了推广。金石碑文作为一种具有时间优势的传播媒介,如果说真切地为我们记载了吐蕃时期藏文字在王朝高层使用的状况。那么陆续发掘出的古藏文木简进一步为我们揭示藏文字在吐蕃广阔社会层面的流变状况提供了清晰的物证。从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探险考察中获得写有古藏文的木简后,陆续又有俄罗斯人马洛夫在此发掘出相似的木简实物。解放后,随着我国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在新疆、青海等地区又相继发掘出来大量的刻有藏文的木简,这些发掘出来的木简实物通过中、外藏学家们的辛勤工作,逐步被整理、翻译出来,形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极其重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陈践在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和自己对后来相关发掘实物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吐蕃简牍综录》一书,详细分析和介绍了这些木牍所记载文字的内容和相关情况。从王尧等人的分析可知,这些木简主要记载了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这一历史跨度内吐蕃在当时的西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我们从木简广泛使用的情况也可以推断出藏文字在7世纪初被创立以后在吐蕃社会的使用状况。在《吐蕃简牍综录》中一共收录了464支木牍,这些木牍所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氏族、宗教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仅以经济方面的相关记载作一个例子。在464支木牍中,有31支记载的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吐蕃在西域这片新征服土地上所实行的经济管理、农业生产和税收情况。木牍上的藏文字不仅清楚记载了对新获得土地的封赏情况,而且对土地的性质也作出了清晰的区别,田与地分别有相应的藏文指对。在土地的税收上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出现了突税、纳突、突课等内容丰富的藏名词。更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藏文字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也有所反应。比如编号为71的木牍就记录了借粮的内容:

和……付与开那(借)麦一克五升;拉贡鲁祖(借)麦五升、青稞五升;尚琼(借)麦一克;古穷(借)青稞三升、麦五升;用三分俸田合王田一突。付岸(本)悉斯禄俸经费麦一克半。依主母之命,借给部落使,悉斯之子麦一克半孔息兄弟麦两克半

编号76号木牍记载内容:

若不便于办理,可让保人在上面捺指印。寻一借口,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照口粮标准借给……

通过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藏文字在远离吐蕃王朝本土的西域慢慢得到推广,在7至9世纪之间,藏文字的使用已经普及到这个新征服土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知道,在集权社会中,文字的传播是由中心向四周呈现网状扩散的,西域地区广泛使用藏文字的情况和前面吐蕃高层钟情碑石勒字记载历史的举动说明了如下一些历史事实:一是藏文字在它创立不久之后就在吐蕃王朝上层社会广泛使用、传播,一个以上层社会成员为主体的识字群体得以最先形成。二是以吐蕃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的认同和支持。三是藏文识字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具有了规范和清晰的物化形式。

三、对学界关于藏文字争讼的回应

对于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以及藏文字的确切创立时间,在藏学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藏文字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经存在,认为藏文字是吞米·桑布扎首创的原因是后期的佛教为了战胜苯教文化的抗衡以及处于崇尚印度佛教文化的心理,臆造了关于桑布扎首创藏文的观点,将藏文的渊源归溯印度。

我们认为,从悉补野王统世系开始到松赞干布早期的这段时间,悉补野王朝确实处于口传传统阶段,随着松赞干布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吐蕃政权的地域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以前依凭口传交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吐蕃空间领域的拓展,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王朝高层开始考虑文字创制的必要。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松赞干布倡议创制藏文的实物证据,但从松赞干布以后不久就留存下来的碑文等实物和相关藏文典籍记载可以推断,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文字的创制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实际和藏文字的演进规律的。藏文字的创立使吐蕃社会从口传逐步过渡到以文字为依托的书面文化阶段,同时,藏文字的出现也使吐蕃统治阶级在政治建构、社会化组织、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和族群的智力开发等方面有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手段,吐蕃也随着藏文字的不断推广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摘要:藏文字的出现和产生把青藏高原的历史从口传文明带入了书写文明时代,也使这里逐步发展出具有独特地貌特色的文化。但是,对于藏文字产生的具体历史时间,由于时代迷雾的遮掩,一直在藏学界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从青藏高原部族发展的地域空间扩展和藏民族逐步形成这两个新的研究视角入手,探讨了藏文字产生的历史大致时间,同时回应了此问题相关的学术论争。

关键词:藏文字,地域扩展,藏民族,需求

参考文献

[1]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陈庆英译,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研究》1988年第1期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Edmonson1971,pp.323,332转引自[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文字传播 篇5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文化传播;措施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代表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流传和语言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如今,中国正走向国际及更广阔的全球化经济社会舞台,传播中国文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都无法脱离汉语言文字。但也正因为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及网络语言的普遍使用,都极大地威胁了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我国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推进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必要性

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必要性首先是人们日常生活正常交流需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汉语言文字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们传递思想观念的载体。不规范的汉语言文字使用现象会使人们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精准度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为了降低信息交流的误差和保证语言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应规范化汉语言文字使用并及时纠正身边不规范或错误使用汉语言文字现象,使人们更加顺利的交流沟通。其次对社会稳定和维护民族团结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想让社会群体行为高度一致,就应语言文字规范化,因为汉语语言服从于社会交际所需。作为我国主流交际语言,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规范化使用汉语言文字能增强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统一性,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

二、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存在问题

1.语言文字不规范问题。(1)多音字误读。多音字即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读音用法、表义及词性都存有差异。例如“薄”,若读“bo(二声)”,一般用于合成词,厚古薄今、薄利。若读“bao(二声)”,为不厚的意思,一般用于薄纸、薄饼;若读“bo(四声)是专用名词,指薄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意多音字语境或组词,较易出现误读情况,导致汉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多音字误读也是汉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推进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例如某台大型晚会上,主持人就将恐吓(he四声)读为恐吓(xia四声)。(2)词义误解。目前社会上大量存在不理解词语意义就随意使用现象,导致不少因词义误解而乱用词语的现象。例如“高屋建瓴”比喻势不可挡或居高临下的含义,然而不少人却将此成语与“高瞻远瞩”混淆。也有不少人会出现胡乱搭配动词、宾语现象,如“锻炼水平”或“提升数量”等。

2.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问题。(1)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当前一些行业领域根据实际需要都出台了相关标准,也细分了部分人员的普通话水平,也不断推行汉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测试。然而很多人在思想观念上对汉语言文字规划化使用的认识还有较大距离。部分人认为所传递对象能理解自己所要传递的信息即可并能进行交流沟通,对于其规范化并不重要。甚至相关个人与单位认为地方语言极其有特色,还予以大量宣传和推广。随着网络语言的普及,也影响着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正是这种偏颇的思想观念不利于汉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开展。(2)缺乏健全的规范化机制。我国一直以来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都给予高度重视,不过都是通过规章制度对具体规范工作进行约束和规范,并没有一个较为健全和完善的统一工作机构负责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展、统筹及管理,以至于目前所开展的规范化工作都各自为政,人们除了认为政府对此项工作不重视,还会让其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产生心理上的偏差,导致规范化工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3)推广宣传方式单一。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宣传汉语言文字规范使用,都会在每年举办相应的活动。然而在推进工作中,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推广方式集中于汉语言文字规范化计划和宣传阶段,只是单纯的以召开会议、贴海报、口头传输等,这些宣传区域和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以至于方言占据我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大部分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宣传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流于表面,使部分地区人们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接受程度较低。

三、加强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措施

(1)完善法律法规相关机制。面对上述汉语言文字规范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从法律法规机制入手,利益法律的强制性使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成为硬性标准和规范。2000年我国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是首部规范语言文字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具有权威性的,它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正是这部法律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逐渐走向法制化方向,加快推进汉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进程的同时极大地肯定了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的地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也因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有了强制性保障,进而成为全国上下语言使用单位规范的标准。此外,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可以有效促进社会法制的构建,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格局。(2)采取多元化宣传推广手段。以往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因宣传推广方式较为单一,导致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微弱的宣传力度使规范化工作影响范围甚小,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和关注。对此,需扩大宣传范围,通过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渠道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及方针。例如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于2013年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就引发了许多观众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考。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键盘打字,手写能力开始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汉语言文字的认识。此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宣传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督促当下人们都能使用正确的汉语言文字,对振兴我国汉字文化,建立学习型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起着很强的助推作用。电视媒体或网络媒体有较强的宣传和舆论功效,应广泛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让人们认识到汉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性。然而媒体及各种宣传渠道在运用汉语言文字时也应以严格规范的标准,避免出现读音错误、词意错误及多音字误读等常识性错误,尽可能地为广大受众提供规范标准的语言环境。(3)发挥学校教育优势。学校教育可以有效提高规范化汉语言文字的水平,是开展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推进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电子白板教学的推广应用,备课用笔写教案及上课用粉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无纸化办公。所以,利用学校教育优势可以规范教师对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必要时可以将建立健全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工作机制纳入学校长远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中。例如学校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规范化使用汉语言文字,发挥榜样效果,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向学生推广标准汉字和普通话,促使学生树立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意识。

综上所述,增強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当代文化传播的要求。这是一项异常艰巨且迫切的工作任务,在推进过程中需要依靠国家、社会及广大群众共同努力,通过法律法规使汉语言文字规划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相关部门也应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予以辅助,树立群众汉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必要时可借助学校教育平台,加快推进汉语言文字使用工作进程,进一步保证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成效。(作者单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①张荆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探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11):93~95

②孙媛媛.浅议汉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5):24~24,53

文字传播 篇6

1 新闻传播与交流中规范化汉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

语言文字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语言文字的不规范对人们的日常交流沟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不利于准确传递思想。特别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是正确传递信息的重要保障。我国地方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差异巨大。这就要求广大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新闻播报和评论时必须严格使用标准规范的普通话,从而保证传递的语言信息的准确性,减少信息传递中的误差率,以免报道信息不实或是误导受众。

标准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国家要是缺乏规范化的传播和交际语言,会对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行,国外向我国出口商品的同时,也在向我国出口文化,而语言文字属于民族重要象征,必然会受到外国文化的冲击。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的语言文字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应该规范汉语言文字[1]。

然而目前,方言的使用依然很普遍,地方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编辑中也多有不规范的汉语言用字。为此,应利用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来衡量语言文字使用是否准确、规范,对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特别是主持人进行更严格的规范汉语考查。如果出现了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不标准的现象,应该及时进行纠正。

2 汉语言文字在传播中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的相关政策,也加大了经费投入。越来越多的院校也开设了播音主持专业课程,并扩大了招生人数。为了推动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顺利展开,我国还增设了普通话测试站,利用以测试提升普通话水平的方式来推广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使用。但是,从《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和《汉字英雄》等收视率较高的电视节目中不难发现,我国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2]。

2.1 对于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认识不够

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多数人对于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缺乏准确的认识。其中,部分人认为只要传递的信息能够让对象理解,就能够顺利进行交流沟通,而语言文字是否规范并不重要。甚至有一些个人与单位以方言为特色,并进行大量宣传与推广,也有一些地方台开办方言电视节目,形成自己的节目特色。还有一些领域对于汉语言文字的要求并不是很高,造成了汉语言文字逐渐被冷落。而网络化文字与网络语言的出现,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例如:网络上盛行的“有木有”、“肿么了”等新词汇的盛行。正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导致了汉语言文学规范化工作难以顺利展开[3]。

2.2 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机制的不健全

虽然我国政府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较为重视,但是工作的展开多数利用规章制度来规范与约束,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机制不健全。仅就电视节目而言,各地方电视台为了提升自己的收视率而开办一些容易获得区域受众认同的方言节目。这些节目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的同时,也造成了普通话和标准汉语言文字在这些地方推广上的难题。此外,现阶段,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开展并没有配设专门的负责部门,极容易导致多头管理现象的出现,不利于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工作的顺利展开[4]。

2.3 汉语言文字规划范化的推广手段较为单一

虽然我国一些地区汉语言文字举办单位举办相应的互动活动,以此来实现汉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宣传目的,但其宣传手段较为单一。常见的宣传手段有:电视节目、张贴海报、召开会议以及口头宣传等。例如:中央电视台和河南电视台相继推出了《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和《汉字英雄》等汉语言文字比赛节目。这种手段的宣传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宣传的区域比较有限,一些地区依旧使用方言进行交流沟通。

3 汉语言文字在传播交流中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3.1 语言文字方面

一是多音字误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处”字在读“chǔ”时,作动词解,有处分、处罚、处境等,但还是有许多人甚至是在电视节目中出现“处(chù)理”、“和人相处(chù)”等读音不规范的问题。二是词义误解。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某一些词语含义的理解不透彻,常出现“同音异形字”或是近义词的误用问题。例如:说“不以为然”指的是不认为是对的,表示的是否定意义,但一些人却将它理解成“不介意”或是“不把它放在心上”,特别是在一些电视报纸评论中经常出现误用该词的情况。三是错别字的泛滥。在广告、杂志、报纸等错别字较为泛滥。例如:某些公益广告牌上的“提升城市综合品味”,将“品位”误写成了“品味”。语言属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工具,语言的规范化和不规范化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和统一对立的矛盾关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不断强化,新词汇的出现,例如:外来词、方言词以及网络词语等,限制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使用[5]。

3.2 文化与经济方面

经济全球化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国外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崇洋思想。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了内地人发展的选择地,粤语在社会心理上存在着较大的优势,并形成了“粤语北伐”的情况。此外,港澳文化的影响也从广东等地区延伸到我国各个地区,部分演员、影星不标准的普通话成为了一些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这种风气蔓延到了学校,带有港台腔的普通话和粤语成了一种语言潮流,影响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使用[6]。

4 从新闻传播角度加强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有效对策

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工作的开展是新时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新闻媒体和网络自媒体对规范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播有着巨大作用。

4.1 广播电视教学方面

应利用学校教学活动,将规范化的汉语言文字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受到汉语言文字的熏陶,并培养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习惯。学校作为传播标准化汉语言文字和进行标准化教学的主要场所。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将课堂视为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学习的重要阵地。广播电视院校在培养广播电视人才时,尤其要避免一些语音字形上的常见错误,指导学生避免受到不好的语言习惯的影响。

4.2媒体宣传方面

需要利用报纸、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加大对我国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标准、方针政策等的宣传力度,并详细介绍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知识,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汉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标准,并树立汉语言文字规范化观念。媒体具有较强的宣传与舆论功效,应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让人们认识到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意义[7]。最重要的是,媒体自身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要严格规范,避免出现词义错误和读音错误等现象,为广大受众提供一个标准规范的语言环境。

5 结语

综上所述,推动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使用,全面提升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水平,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具体要求,更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在此过程中,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媒体作为文字的载体,其作用是巨大的。媒体应该自觉承担传播规范汉语的重任,认识到汉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的必要性,并尊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规划化构建。

参考文献

[1]陆丽明,詹一伟,张荆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探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6):121-123.

[2]李珊章,吴艺珍,滕丽.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刍议[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3(1):118-120.

[3]张毅伟,詹艳萍,李春来.对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21(7):145-163.

[4]吕冀平,倪海,钱乃荣.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3(1):140-142.

[5]阮西湖,盛玉麒,施春宏.汉字改革的认识与文字理论的质疑)兼论汉字的共亨共识和共理[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9):112-130.

[6]苏新春,孙儒泳,王大为,等.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J].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3):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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