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旅游花费

居民旅游花费（精选四篇）

居民旅游花费 篇1

关键词：聚类分析,出游花费,旅游动机,城镇居民

一、研究问题及意义

心理学上认为, 产生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动机, 旅游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方式, 必然有其直接动机。旅游者作为生物的个体, 其生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个人对某种事物的偏好, 这些心理上的偏好使得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复杂化。基于这些不同的旅游动机, 游客在不同旅游城市的旅游花费意向有什么不同?不同城市之间的出游花费有哪些相似性?要想更好地对旅游市场进行细分, 对问题进行研究, 就要了解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的行为差异, 掌握其规律。这对于旅游市场的细分和旅游目的地营销以及对于国家制定旅游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旅游消费指标及分析方法

本文以我国21个主要城市的出游花费为研究资料, 将每个城市的旅游花费依据旅游动机的不同分为八个指数, 即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公务会议、文化交流、宗教朝拜、探亲访友和其他, 并对21个城市进行分层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分层聚类法又称系统聚类, 简单来说指聚类过程是按照一定层次进行的。它分为Q型聚类和R型聚类两种:Q型聚类是对样本进行聚类, 它使具有相似性特征的样本聚集在一起, 使差异性大的样本分离出来;R型聚类是对变量进行聚类, 它使差异性大的变量分离出来, 相似的变量聚集在一起, 实现减少变量个数、降低变量纬度的目的。

(一) 对国内21个城市样本进行Q型聚类分析

本文对所选城市样本进行Q型聚类分析, 其中个体距离采用平方欧氏距离, 类间距离采用组间连锁距离, 由于数据不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 因此无需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的聚类分析树形图反映了聚类分析的过程, 见图1。

从图1层次聚类分析树形图可知, 贵阳、兰州、西安、沈阳的相似性较高且较早地聚成了一类;天津、合肥的相似性较高较早地聚成了一类;广州、桂林的相似性较高较早地聚成了一类;北京、福州的相似性较高较早地聚成了一类;上海、宁波的相似性较高且较早地聚成了一类;成都、乌鲁木齐的相似性较高且较早地聚成了一类等等。如果聚成三类, 则呼和浩特自成一类 (第1类) , 成都、乌鲁木齐为一类 (第2类) , 其余的城市为一类 (第3类) 。如果聚成四类, 则上海、宁波一类为第三类, 其余的一类为第四类。

(二) 对21个城市出游花费指数进行描述性分析

通过Q型聚类分析把所选的21个城市具有相似出游消费意向的聚为一类, 由图1可知分为三类, 每类所包含的城市如下:第一类包括呼和浩特一个城市;第二类包括成都、乌鲁木齐;第三类包括贵阳、兰州、西安、沈阳、天津、合肥、杭州、广州、桂林、北京、福州、武汉、拉萨、大连、重庆、厦门、上海、宁波18个城市。每一类所包含的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同, 这也决定了游客在该类城市逗留的天数或为该类城市所创的经济效益。同时, 具有相同吸引力的同一类城市要想吸引更多的游客, 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需要对该类城市的旅游市场进行进一步细化, 从而使该类城市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下面对不同类各个指数分别进行描述统计, 可以得到各类城市的特征进而为各类城市之间或同类不同城市之间细分市场提供依据。第一类城市, 其在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商务、度假休闲和其他方面的出游花费均名列三类之首, 在公务会议方面的出游花费是最低的, 位于中游水平的则是宗教朝拜和文化教育;第二类城市, 其在公务会议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出游花费最高, 在探亲访友和观光游览方面处于中等, 在其他各项的出游花费均较低;第三类城市, 其在宗教朝拜方面的出游花费是最高的, 在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出游花费是最低的, 其他各项均处于中游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第一类城市增加在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商务、度假休闲等方面的资金投资, 使其市场在以上这些方面更加细化, 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对第二类城市追加公务会议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 使其成为该类城市的拳头产品从而获得更加丰厚的资金回报。对第三类城市加大宗教朝拜方面的投资力度使之成为该类城市的支柱产业产品, 并与其他类城市的旅游产品形成优势互补, 为国家整体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细分提供智力支持。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商务会议在我国城镇居民出游花费中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除了商务会议, 文化教育和观光游览也是居民出游花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应看到, 不同的城市对出游消费的种类是有很大差异的。只有充分了解城镇市居民在不同类城市的出游消费喜好、出游目的, 才能更好地为拓展旅游市场空间, 从而为细分市场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 从我国城镇居民的出游花费情况, 可以看到我国的旅游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旅游的细分市场还比较混乱, 出游花费在一定程度上的区分还不是十分明确。本文基于不同的出游动机对出游花费的分析不仅对旅游市场的细分, 而且对旅游收入的进一步明确是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李一玮, 《对入境旅游消费结构状况的分析与思考》[J], 《国际经济合作》, 2004.19 (7)

邮轮旅游花费 篇2

选择路线，首先推荐使用同程订票，因为同程是国内最大的代理商，邮轮是不直接对乘客销售船票的，所以选择大的代理商能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而且同程为推广邮轮旅游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首次邮轮旅行首推日韩线路。

然后选择邮轮，国内常驻的四大邮轮公司分别为：歌诗达邮轮公司;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公主邮轮公司;天海邮轮公司。他们旗下较为出名的邮轮分别有：赛琳娜号;海洋量子号;蓝宝石公主号;天海新世纪号。其中海洋量子号各方面都很突出，如果首次体验邮轮，建议乘坐海洋量子号。当然海洋量子号价格也最为昂贵，当然蓝宝石公主号的软硬件也是顶级的，比较大众化的为赛琳娜号，价格最为实惠的是天海新世纪号。

其次是准备事项了，首先身份证、护照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下船出游的话还必须签订团签，还得准备好户口本，其次消费的话最好准备好双币种带VISA的信用卡，如果不想跟团出行就得准备好日韩个人签证，手续比较复杂，可自行百度。

然后就预算下邮轮花费了。第一次是船票钱，第二是到邮轮的出海口地点的车费和住宿费，第三是船上的消费(其中邮轮服务费是必须要给的，会在下船或者上船的时候扣下，一般折合每晚14到16美金，相当于消费咯)。

注意事项：

居民旅游花费 篇3

摘 要： 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黄兴镇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表现为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

关键词：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41－05

近年来，我国休闲农业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各种类型农业园3 000多个，农业旅游示范点359处［1］，它们大多位于城市郊区或景区附近，其功能也基本都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休闲服务。据测算，目前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2］然而，在休闲农业旅游经济效益的宏观背景下，农村社区居民对休闲农业旅游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如何？居民对各种影响感知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导致这些差异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些是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影响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研究区域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进行问卷调查，旨在分析归纳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要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并通过对不同个体特征的感知差异分析比较，揭示和检验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感知差异的影响。

一、研究区域概况

黄兴镇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交通便利，是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之一。全镇总面积84平方公里，辖11个村、1个社区居委会，人口5万，镇区现有面积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4万人。2006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8.7亿元，财政收入983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6 604元，目前全镇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32%左右。黄兴镇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一方面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所获取的经济辐射效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生态农业资源与旅游开发。目前，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拥有“农家乐”示范区1个，有28家“农家乐”示范户。此外，黄兴镇还拥有现代农业观光项目5个；对外经营的旅游区8个。2005年10月至2006年10月，全镇共接待各省、市、县参观团100余批次，游客总量42.97万人次，创旅游收入495.79万元，上缴国家税收50余万元，同时通过旅游开发带动了当地蔬菜、花木、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增加附加效益2 200万元以上。

黄兴镇休闲农业旅游已经逐渐转向成熟阶段，近5年来持续深入的旅游开发，对黄兴镇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选择黄兴镇作为旅游影响研究的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具体的指标设计及数据收集如下：

（一）调查指标的设计

借鉴相关旅游影响感知测度的研究［3,4］，通过向旅游专家咨询、讨论和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展开问卷设计。问卷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关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调查项，这部分主要从“收入”和“就业”两个维度设计28个调查指标，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方式设计，对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做分值处理；第二部分关于个体特征的调查项，主要包括调查者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旅游相关性特征，共设计了6个调查指标。

（二）调查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采取典型抽样调查法，根据社会学者风笑天的研究［5］，在实际的复杂抽样中要考虑到设计效应，最终确定实际样本规模为800份。2007年3月在黄兴镇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2份，经对所有问卷进行整理剔除了较多问项未答、前后矛盾及填答质量不佳的不合格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682份，样本有效率为87.2%。

通过借助SPSS13.0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α=0.840>0.7，表明数据的可靠性比较高。［6］

三、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分析

（一）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情况，调查问卷所选择的变量非常多，为了能够减少经济社会影响的变量个数，提高变量的代表性和综合性，本文对所考察的28个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对变量进行了KMO（Kasier-Meyer-Olkin）值的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计算结果表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931，Bartlett球体检验χ2 值为5 273.83（df=378），其对应的概率分值р=0.000，说明这部分数据是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

利用SPSS13.0统计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方式来浓缩变量数，提取得4个主要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4.937、3.190、3.036、2.578，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46%，显示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根据各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共性对因子进行命名，因子1为“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22.443%；因子2为“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4.501%；因子3为“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3.799%；因子4为“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其方差贡献率为11.720%。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因子1、2、3、4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分别为0.904、0.809、0.832、0.810，根据信度检验标准，符合信度要求。

（二）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强度比较

通过对每个因子的感知求均值来比较社区居民对4个因子的影响感知强烈程度，进而也可以反映旅游开发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影响强度。每个因子的感知均值采用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Ρ_j——全体被调查居民对第j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的感知均值；N——全体被调查居民总人数；Ρ_ni——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感知的强度；Ρ璶ij——第n个被调查居民对第i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第j个经济社会影响指标的感知得分；K——第i个影响因子所包含的经济社会影响指标个数。

根据式（1）和式（2）计算出社区居民4个经济社会影响因子的感知强度依次为：“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均值=3.80）>“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感知（均值=3.71）>“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感知（均值=3.51）>“收入方式（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均值=3.12）。可知，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强度最高，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强度最低。研究结果也反映了旅游开发对农村社区经济社会中的“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和“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影响”，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最小。

四、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驱动因素分析

导致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一般可概括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7］，外部因素主要是独立于感知主体之外的客观因素，包括旅游地类型、旅游地发展程度等；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包含感知主体特征的主观因素，包括调查者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旅游相关性特征（参与旅游与否、旅游感知距离等）等。本文主要从内部因素入手分析，暂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选择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6个因素来检验其对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作用。由于性别、参与旅游与否两个因素属于定类变量，而其他4个属于定序变量，因此分别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来比较研究不同个体特征的社区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的差异。本文在进行方差分析前，利用Levene检验法对研究样本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结果都满足要求。

（一）性别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性别对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差异。结果显示（表1）：男性与女性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但在“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感知强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р<0.05）。说明性别在旅游影响感知差异形成上有一定作用。

（二）年龄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龄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并不显著（р>0.05）。这与杨兴柱等［7］的研究结果类似，年龄并没有导致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说明年龄并不是旅游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

（三）教育程度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教育程度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受教育程度对社区居民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 （F=6.213，р<0.05）、“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F=4.490，р<0.05）的感知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感知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的感知两两存在显著差异，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居民感知强度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的感知；说明文化程度导致了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和“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说明教育程度在对收入水平与用途、收入渠道以及就业形势等方面的影响感知差异的作用不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就业观念、经营意识的变化本身需要一定的教育程度来驱动。

（四）家庭收入水平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家庭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0 000元以上”（相对高收入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说明高收入者在旅游开发中受益要大，收入支配意识要强；而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0 001-30 000元”（相对中收入者）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的居民正处于在旅游开发中“未受益——受益”的转变阶段，所以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较为敏感。

（五）参与旅游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旅游参与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参与旅游与否对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中参与旅游（包括参与旅游经营、参与旅游就业等）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 “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比没有参与旅游的居民的感知普遍要强烈。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获得以前没有的经济收益，从而对休闲农业旅游影响的感知也要深刻和直接，说明参与旅游与否是导致社区居民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驱动因素。

（六）居住地离旅游点的距离与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旅游距离特征的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表1），居住地离旅游点的距离对旅游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也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随着居住地距离旅游点的距离越大，感知差异越不明显。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居住地距离旅游点“1公里以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 “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比其他距离的居民的感知普遍要强烈。这合乎旅游影响的距离衰减原理，一般而言，离旅游点越近的居民，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从旅游发展中获益（或受损），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越敏感；反之，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越不敏感。

综合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知道不同个体特征对旅游感知差异的作用不一样，个体特征中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并不一定都会导致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而旅游相关性特征对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影响明显。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是导致旅游感知差异的主要因素。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针对旅游开发后黄兴镇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研究，获得以下研究结论：

1.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 、“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因子上。因子感知均值比较发现，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影响因子中“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感知强度最高，而对“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强度最低。

2.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作用不同，年龄因素导致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作用并不明显，不是旅游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具有部分作用，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具有重要作用，是导致旅游感知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差异驱动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居民旅游感知会有所不同，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也会有所变化，因此，今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完善和丰富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艺惠,杨存栋,陈田.我国观光农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地理,2007(5)：835-839.

［2］ 孙钢.农业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N］.经济日报,2006-09-15(2).

［3］ AP J, J CROMPTON.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37(11):120-130.

［4］ LANKFORD S V,DHOWARD.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1): 121-139.

［5］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46.

［6］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居民旅游花费 篇4

关键词：医疗花费,住院花费,回归分析,方差分析

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 “三农”问题一直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 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应该首先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现阶段构建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是缓解农村居民医疗困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及国民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 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农村卫生投资, 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仍存在较大问题。

本文用北京市密云县碱厂村农村居民医疗支出调查问卷数据, 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状况以及住院治疗花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 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村居民享受医疗服务的程度以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状况, 因此, 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文献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倾向于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体微观角度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宏观环境方面研究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支出因素。如黄小平在《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 分析了影响居民医疗消费的主要个人因素有收入水平高低、居民的年龄, 以及家庭风险分担机制, 社会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则是主要归结于政府的卫生财政投入不足。刘晓瑞在《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中, 针对多层次的结构数据, 利用多层模型建立医疗支出方程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水平的影响因素。

各个省份和市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周边的农村居民所面对和享受的医疗保障也会有着很大不同。市区周边的农村居民一般要比区县一级的农村居民所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水平。文雯在《四川省居民医疗费用现况与影响因素研究》中, 主要探讨影响农村居民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的因素, 主要有年龄、恩格尔系数、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间、患慢性病、自觉疾病严重度和就医机构等。王俊、杨永洁在《青岛市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及影响因素分析》中, 利用整群抽样和随即抽样结合的调查方法, 结果显示年龄大居民、患有慢性病或有残障居民的次均就诊费用较高, 文化水平高居民的次均就诊费用高于文盲、半文盲。另外所住医院级别和花费有关, 即住院级别越高居民所花费的住院费用越高。

3 研究过程

3.1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现状

近年来,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开展,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提高。统计数据表明 (中国统计年鉴 (2012年) ) , 农村卫生室数量累计增长达13.66%, 从2005年的583209个增长到2011年的662894, 截至2011年农村卫生室行政村覆盖率达到93.4%。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近年来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量2011较2007年增长了19%。各地在医疗卫生人才引进及培养方面加大力度, 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基本医疗设备的配置方面, 以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增长了40%。

我国农村2005年至2011年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以诊疗人次、入院人数、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为例, 都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 说明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运行和逐步推广, 使得广大农村居民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开展新农合县 (区、市) 数从2005年至2011年, 增长约2.89倍;参加新农合人数从2005年至2011年, 增长约3.65倍。2011年新农合基金支出金额为1710.2亿元, 补偿受益人次达13.15亿人次, 说明现阶段“新农合”已成为中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重要形式, 该保障形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改变了农村“小病扛, 大病挨,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局面。

3.2 农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2.1 调查样本总体描述

本次调查问卷共涉及北京市密云县碱厂村346户农村家庭, 一人、两人家庭规模累计百分比为60.12%, 说明此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较为严重, 从样本家庭中成员中有60岁老人的比例为43.06%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医疗支出的研究中, 将农村居民的就医形式分为住院治疗、门诊治疗、自行治疗三种。其中, 接受过住院治疗的家庭占19.08%, 接受过门诊治疗的家庭占比76.30%, 自行治疗占比65.90%。从人均花费来看, 住院治疗最高, 约为门诊治疗花费的4.7倍, 约为自行治疗的13.5倍。从人均就医次数来看, 自行治疗人均次数最高, 为5.96次。

虽然数据显示住院治疗在调查中占比最小, 但是住院花费较大大30000元以上的, 为9户, 合计占比14.07%, 其中, 在所有36000元以上家庭中, 有4户家庭总花费在1万元以上, 最高住院花费达21万元, 可知农村居民大病支出费用较高。因此, 此处主要研究农村居民住院治疗花费的影响因素。

3.2.2 住院治疗方式医疗支出模型分析

由于住院治疗花费较大, 对农村居民消费造成的影响最大, 因此本部分研究农村居民的自身家庭状况对住院治疗情况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

1) 变量的选取和模型设定

变量选择方面, 以人均住院花费为被解释变量, 以人均家庭收入x1、户主年龄x2、家庭规模x3、是否有18岁以下的x4、是否有60岁以上的x5、户主性别x6、户主婚姻状况x7、户主职业x8、户主受教育程度x9作为解释变量。其中x4、x5、x6、x7、x8、x9为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如下:

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利用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

由上述回归分析可知,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对于人均住院花费影响因素模型, 只有人均家庭收入、是否有18岁以下的、是否有60岁以上的三个变量通过了检验, 这说明这三个变量对于人均住院花费有着显著的影响。

3) 基于方差分析研究住院花费的影响因素

(1) 有无医保对住院医疗支出的影响

针对有无医疗保险是否对住院医疗支出是否有影响, 我们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计算得到的p值为0.448, 认为有无医疗保险对住院治疗的花费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我们之前的认识有很大的出入。追查数据来源, 我们可以发现, 之所以有无医保对于住院医疗支出没有影响, 是因为我们调查基本上所有涉及住院治疗的家庭都拥有医疗保险, 因此此处不易显示差别。

(2) 治疗方式对住院医疗支出的影响

调研中将住院治疗情况采取的具体治疗方式又分为急诊、手术、药物治疗、生小孩、其他治疗5种, 样本中无对象接受生小孩、其他治疗方式。通过方差分析, 计算组间、组内方差, 算出p值为0.006, 方差分析显示, 分别采用急诊治疗、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和联合采用至少上述三种中得两种是存在显著差别的。

4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分析, 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针对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龄化人口医疗负担严重情况, 需建立起灵活务实的多元化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然后将医疗保障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第二, 继续加强对农村“大病医疗”的关注。研究发现“大病医疗”的支出金额较大, 对农村居民造成的影响较为严重。在大病报销的范围以及报销比例方面, 应该有计划地扩大和提高, 使农村居民摆脱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的情况。

第三, 加大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医疗服务支持力度。研究中发现, 医疗方面的支出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他们往往因为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看不起病, 而这种较大金额的支出项目往往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低保家庭医疗保障力度。

参考文献

[1]黄小平, 刘海.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消费经济, 2011.

[2]刘晓瑞, 李亚伟.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水平影响因素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 2011.

[3]王俊, 杨永洁.青岛市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2003.

[4]林相森, 舒元.我国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