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的伦理分析

基因工程的伦理分析（精选十篇）

基因工程的伦理分析 篇1

一伦理困境之思:责任冲突

现代工程活动日益复杂化,涉及更多的利益团体,相应的工程事故和风险的责任承担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这些责任只应由工程师来承担吗?工程师自身能够承担起吗?邦格提出过这样的“技术律令:你应该只设计和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工程。”这一律令似乎也适合于工程技术管理者(投资者)和政治决策者(政府官员),只需将其中的“设计”变通为“执行”和“批准”。公众在这里也负有责任,如他们对科技的可能结果是否关注、对危险的科技活动是否形成了足够的压力,以及以消费者及用户的身份对科技产品形成什么消费指向。[5]工程活动中的各类工程共同体都应该对工程活动(包括过程、影响与后果)负有责任,而且这些责任也交织在一起(Intertwined responsibilities),使得责任承担更加复杂。[6]

关注工程风险,维护工程安全,作为工程活动主体的工程师,在工程设计、工程建造和生产、工程维护和保养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其他工程共同体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与工程师一起共同维护并促进工程安全,这是他们责任相一致的一面。然而,工程师与其他工程共同体在对风险的关注上,也存在着不一致,甚或相互冲突的一面。

在工程设计阶段,工程师作为工程设计的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设计符合工程规范、建设指标和法律规定的设计图纸或样图,既是其职业规范的要求,也是雇主利益的要求。然而,工程师与雇主(包括管理者)在关于设计的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冲突。首先,在设计标准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多种设计方案。在设计标准的选择中,工程师可能偏好于选择风险较小、安全系数更高的设计方案,而雇主则偏向于安全系数稍低,但能够降低成本,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设计方案,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甚至多种方案是矛盾的。其次,在设计后果的关注上,由于许多设计产品的影响是潜在的、未定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工程师可能更关注于产生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在态度上更为保守,在技术设计时更强调遵从设计标准和工程规范要求;而雇主则更关注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在态度上更为开放,在技术设计的选择上可能要求工程师采取违反或者间接违反工程规范或标准的设计方案。这就造成工程师在工程设计活动中在风险关注时面临的是遵守职业伦理规范和工程标准,还是服从于、忠诚于雇主的冲突。

在工程建造和生产阶段,工程师着眼于工程材料的选取、技术方案的选择、对施工的进展进行监督以保证工程的安全质量。然而,在此活动中,工程师一方面需要对于雇主负责并履行职业义务,监督工程实施过程,检查工程是否按照工程标准施行,保证工程施工的质量;另一方面,雇主或管理者可能要求工程师漠视或忽视工程标准的执行,可能降低工程施工标准或者偷工减料。同时,为了赶超工程进度,雇主可能要求工程师修改工程施工标准和进度计划,以保证工程按期完成。这时,工程师面临着是服从雇主的命令和要求,还是忠诚于职业规范和工程标准的冲突。服从前者,可能得到晋升或加薪,而同时却可能违反了职业准则;服从后者,当然会得到职业认可或认同,但却可能有被解雇或失业的危险。

在工程维护和保养阶段,工程师的任务包括继续关注工程产品对于社会或环境造成的影响,发现报告可能的风险,包括可能带来的公共安全、健康和环境等问题。在这一阶段,工程师有义务和责任对于工程产品的缺陷和问题加以改进,并向管理者汇报可能的风险,要求管理者召回或回收产品。但是,管理者(或者雇主)可能由于资金、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忽视或压制工程师的想法和建议,甚至要求工程师保守秘密。这时,工程师就可能面临着最为尖锐的冲突,一方面,认识到工程产品造成的可能危害,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手段汇报或报告风险给管理者,从而降低风险,减小危害,同时尽可能回收产品;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种举措极可能遭到雇主或管理者的反对和质疑,违背了雇主的利益。因此,工程师需要在遵守职业规范,保护公众安全与遵从雇主要求之间再一次作出选择。那么,工程师为什么会在关注工程风险、维护工程安全问题上遭遇如此之多的伦理困境呢?

二伦理困境之因:主观客观

工程师在工程风险关注上遭遇到伦理困境或伦理问题,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工程安全方面(工程风险的潜在性、不确定性、长远性)的固有特性,以及工程活动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变化性等特征;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工程师与管理者角色与身份的差异,造成他们对工程风险认识存在差异(甚至与普通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存在差异),而由于工程师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也造成在评估和降低风险方面困难重重。这些因素一方面可能造成工程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促使工程师在风险关注上遭遇到伦理困境。

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无时、无地不充满着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工程的实施范围广、单项规模大、涉及领域多,造成的工程风险也更为复杂、长期。例如,一项工程项目的实施,从“内部要素”来看,它包括了立项、设计、实施和运行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涉及许多科学原理的运用和众多技术的集成。从“外部关联”看,工程不仅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和伦理的关系也很紧密。所以,无论从“内部构成”还是“外部关联”来看,涉及的工程风险因素很多。与此同时,工程风险的产生,包括从隐患的出现到安全事故的爆发可能有一个过程,而消除工程安全事故的影响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7]例如“切尔贝利核灾难”,对于承受风险的人和地区所产生的危害难以计算,而且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受害者本人,还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或几代人。所以,工程风险的这种长期性、潜在性特征,不仅使得工程风险难于评估,而且也促使工程师与管理者对于风险的认识产生重大的差异,造成在风险责任的承担上带来责任模糊。

工程师与管理者对于风险认识的差异,在工程项目中是非常显明和深刻的。例如,在挑战者号灾难发生之后,科学家R.费曼(Richard Feynman)会见了一些NASA的官员、工程师和管理者,调查他们对于O型环风险的认识。在调查过程中,费曼受罗杰斯审查委员会(Rogers Commissions hearings)的委托做了一个试验,他把O型环放到冰水瓶中,发现调压器失败的概率预测是从十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根据费曼的解释,在亨茨维尔(Huntsville:美国得克萨斯州中部偏东的城市,位于休斯顿市以北)的NASA工程师主张失败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而火箭设计者和建造者认为是万分之一,一个独立的顾问公司认为是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而在肯尼迪发射中心NASA的安装人员认为失败是十万分之一。实际上,根据许多分析,成功只能说明失败的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所以,最终在NASA中,许多管理者预测了一个非常小的失败概率———十万分之一。每次成功的发射就被说明为下次发射的风险降低,并且在24次发射成功后,对于失败的概率预测会变得更小。[8]我们发现如同对于发射失败的这些冲突性的统计,每种职业者处理同一或相似数据的方法是不同的。这些冲突性分析或认识,部分是由于对于如何解释统计的可预言性的理解不同,同时也是由于角色责任不同或者最起码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角色责任的不同认识造成的。一般认为工程师是微观的(microscopic vision)观点,即从技术观点来认识风险,考虑从风险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而管理者则常被描述为“宏观上”(big picture)的观点,考察总体上的条件、事实和利益,考虑收益与风险、成本与风险的平衡。所以,对于风险认识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态度上的冲突,直接促使了伦理困境的产生,即是服从和忠诚于管理者的规定和命令,还是遵从职业操守,谨慎从事。

同时,由于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工程师对于工程风险认识的狭隘性和偏好性,都有可能造成工程风险的加大和伦理困境的加强。而这种知识的有限性,一方面为工程师自身的专业背景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科学进展和认识水平决定的。同时,工程还涉及许多项目和环节,更涉及许多技术的集成和创新,这些都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和关联,从而产生多种风险,使风险系数加大。工程师仅作为某个专业甚至是专业方向上的研究专家,对于这些风险的认识无疑也是有限的。此外,由于工程师的生活习惯、个体秉性和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研究爱好的影响,对于风险的认识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向,这种偏向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9]这种偏向有时会有助于降低风险,有时候,则可能加大风险。这种对于风险认识的缺陷与偏向,对于直接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众对于工程风险也有知情同意的权利。所以,工程师需要了解和明确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于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工程师有义务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同时工程师也需要了解管理者对于风险的认识(工程师有义务服从管理者的规定,忠诚于雇主),但是工程师对于风险认识的这种偏好与狭隘,极为可能加大协调公众风险与管理者风险之间冲突关系的难度,从而促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认识困境和伦理困境。

无论工程师与管理者对风险的认识存在何种差异,他们都在一定条件上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而这种组织或者制度文化对于伦理问题的争论扮演着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10]在一定程度上,工程师在安全关注上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来自于组织文化。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在讨论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O型环问题时,莫顿-聚硫橡胶(Morton Thiokol)的J.莫森(Jerry Mason)对于寒冷天气作出的回应,由于害怕他的工程副主席R.兰德(Robert Lund)的“摘掉你工程师的帽子,戴上你管理者的帽子”[11]这简单的一句话,莫森按照其组织的基本文化标准,履行了公司规范,同时也就造成了这场灾难。所以,如此的组织文化会造成管理者或者雇主对于工程安全或风险关注的漠视或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工程师在关注安全问题上受到压制;同时也可能造成工程师与管理者对风险问题认识产生冲突和分歧,使工程师处于一种艰难的地位:过于关注安全问题,有可能遭到管理者的反对,更可能受到组织文化的抵制和不认同,甚至更可能因此而被解雇;而不关注安全问题,则违反职业规范,可能承担安全责任,更可能使自己的良心不安。而对于处于伦理困境的工程师们来说,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伦理困境,尽可能消除风险,更好地促进工程安全呢?

三摆脱困境之策:协商参与

工程师在关注风险上伦理困境的消除,不仅需要提高工程师自身处理风险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其道德敏感性和处理伦理问题的技巧;同时,也需要加强管理者对于风险问题的认识,重视工程安全的制度和组织文化,促进工程安全文化的发展;更需要尊重公众对风险的知情同意的权利,促使公众参与到对工程安全的关注中来。

首先,加强风险管理,促使管理者和工程师对风险认识趋于协调一致。在风险管理上,不仅要完善风险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而且需要加强风险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前者使管理者重视风险问题,增强安全意识,并且制定规范化、可操作化的管理程序;后者则需要加强安全法规的建设和实施。例如我国已经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2007年底出台的《中纪委出台解释惩戒安全生产违纪行为》都能够促使风险管理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工程师在风险问题关注上不仅能够依赖于职业规范,更能够依据相关的安全法律法规。在风险管理方法上,需要管理者在风险问题上,不仅仅能够从成本、收益和风险方法进行分析,不仅仅依据工程进度、工程成本进行考虑,而且更需要考虑到可能造成的技术风险以及安全隐患、工程危害等;与此同时也需要工程师不仅仅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关注可能造成的风险,也需要关注和衡量所需的成本与收益,努力使这种风险规避与收益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工程师与管理者需要经常地协调对于风险问题的认识和安全关注上的差异,争取能够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达成一种共识,减小工程师在关注工程安全问题上的压力和阻力,尽可能地消除因与管理者冲突而造成的伦理困境。

其次,提高工程师的工程设计能力,降低并消除工程风险。为了更好地降低和消除风险,工程师在设计产品时必须考虑到安全出口(safety exit),也就是(1)它可以安全地失效;(2)产品能够被安全地终止;(3)最起码使用者可以安全地脱离产品。[3]142而这样一种安全出口的设计关注,在一般的工程设计中,必须符合四个方面的设计原则:(1)固有的安全设计(Inherently safe design)。即在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内在的危险。例如,危险的物品或反应要被较低风险的物品所取代,并且当首选使用危险的物品时,也需要有一个防护性的过程。如用防火材料来取代易燃物品,并且在使用易燃物品时要保持低温。(2)安全系数(Safety factors)。结构应该坚硬到足够抵抗住超出预想的一定负载量和干扰量。例如,在修建一座桥时,如果安全系数是2,那么桥就被设计成可以承受住它实际设计最大承载量的2倍。(3)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引入负反馈系统,在设置失败或当操作者操作失控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关闭。例如,在蒸汽锅炉中,当压力过高时,安全阀就放出蒸汽;或当火车司机打盹时,自动抱死把手(the dead man’s handle)就会停火刹车。(4)多重独立安全屏障(Multiple independent safety barriers)。安装一系列的安全屏障,目的是使每个屏障独立于它的前者,以至于第一个屏障失效了,第二个屏障依然不受影响等。例如第一个屏障是用来预防事故,紧接着下一个屏障就是限制事故的结果,并且把最终挽救设置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12]当然,工程安全设计是多方面的,以上四个原则只是核心原则,同时还需要加强操作者的培训、保养设备和装置,及时报告事故也是安全实践中重要的手段。这种降低工程风险的安全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地消除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问题上的冲突。

再次,促进公众参与,保护公众对于风险的知情权。由于工程风险的潜在性、长远性,以及工程师对于风险的认识和把握的有限性,必须保证承受风险的普通公众有知情同意的权利。正如马丁所指出,工程师的一个基本义务是保护人类主体的安全和尊重他们同意的权利。[3]96这就要求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一方面必须告知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所需要的信息,让他们获得能够作出合理决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承受工程风险的公众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服从于外力、欺诈或欺骗。例如,北州电力公司(隶属明尼苏达州Minnesota)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电厂,在它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预制设计研究之前,首先与当地居民和环境组织相联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表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厂,并建议了几个可选择的地点,由当地居民群体对他们建议的地点作出回应,最后公司再协调并选择多方都可接受的计划。这种建立在受项目影响的群体的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的方案避免了众多的潜在冲突。通过促使公众参与,不仅是尊重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利的体现,也能弥补工程师在风险认识上的不足和知识有限的缺陷。同时,工程师能够把关注风险的信息和要求通过公众传递给管理者或公司,工程师安全关注可以通过公众来表达,减小了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关注上的直接冲突。

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分析论文 篇2

(1)工程共同体需要贯彻“知情同意”原则。既然工程是工程师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公众为试验对象所进行的社会试验，那么首要义务是保障人类受试者的安全并尊重他们同意的权利。在此基础上，预估可能的外部不经济，将自主参与权归还给项目所在地居民。

(2)工程共同体要树立“预防性伦理”的观念，运用“主动性责任”(Positive Responsibility)避免陷入伦理困境而无法摆脱，即主动践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对工程有可能带来的危害保持高度警惕。

(3)充分发挥工程社团或行业协会的作用。作为工程师的自治组织，工程社团不仅要制定出“职业成员共同承诺”的伦理章程，以供工程共同体如何从事职业活动寻求伦理指导，而且要为积极检举揭发企业不良行径的工程师提供道义上甚至实质上的救助。

(4)重塑积极的工程文化，承认工程师应当获得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一线工程师的收入水平，让公众理解“工程在本质上是创造与创新的职业”，从而有助于工程师自觉扮演“当责者”。

(5)大力推行工程伦理教育。一是在高校加强工程伦理学的教育，引导“毛坯工程师”提升发现工程中存在伦理问题的敏感性;二是在工程企业内部开展职业培训，借助工程实践问题帮助现场工程师逐步跃升至道德自觉的更高境界;三是净化社会风气，为工程建设营造“讲诚信、重责任”的营商环境。

4 结语

基因工程的伦理分析 篇3

摘要：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意义重大，然而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类基因组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接踵而至。因此，要想正确而充分地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就需要整个社会对此理解、规范和支持，并构建一系列社会伦理规范。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决定论；基因测试；基因歧视；基因专利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认识你自己。”古往今来，这一伟大的召唤令无数先哲大师殚精竭虑。1865年，奥地利神甫孟德尔(Mendel)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使遗传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诞生。1909年，丹麦植物生理学家、遗传学家约翰森(Johannsen)称遗传因子为基因(gene)。1910年前后，遗传学家摩尔根(Morgan)和他的学生用果蝇作材料，得出连锁交换定律，确定基因直线排列在染色体上。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人们逐渐认识到核酸是生物体的遗传物质。1953年，沃森(J.Warson)和克里克(Crick)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将遗传学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后，遗传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基因与疾病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人们发现，镰刀形细胞贫血症是一种遗传疾病，也是基因突变的结果。1986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达尔贝克(R.A.Dulbecco)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测序》一文，首次提出“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零敲碎打开展肿瘤研究的局限性，认为“癌症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我们认识到癌症与其他疾病的发生都与基因直接或间接有关”。之后，其他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伯特(w.Gilbea)和伯格(P Berg)等，也纷纷撰文或组织会议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

1990年，以“全球合作、数据共享”为主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耗资3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为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进行精确测序，绘制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2001年2月，美国塞莱拉基因研究公司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2003年4月14日中午，美国联邦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Collins)博士宣布，人类基因组测序图绘制完成，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全部实现。

“人类基因组计划”对生物科学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伦理学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优生学(Eugenics)与基因决定论

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效应所产生的疑虑是基于遗传学发展的历史教训的。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优生学”成为法西斯主义反人道的实践纲领。它片面夸大了基因的作用。把人类的疾病、特征和行为都归结为基因决定。其典型观点包括：1，学生学习失败不从教育学上检讨，而归咎于“学习低下基因”的存在：2罪犯认为其犯罪是“暴力基因”作祟而非其个人所能抗拒；3，人类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不再依靠社会政治和制度的变革，而是依靠增强人们的智力和行为能力的遗传水平。

希特勒于1933年7月颁布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使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盲人、聋哑人、肢体畸形者及酗酒者失去了生育能力；1935年10月颁布的《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严禁遗传病患者结婚，疗养院的病人需进行“遗传生物学方面特有的”内容登记。从对残疾人强制绝育的道德斜坡开始，纳粹德国一直滑向他们所谓的“最终解决”。屠杀了600万他们所谓的“劣等民族”犹太人。因此，战后“优生学”声名狼藉，以致1988年在我国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决定，在科学文献中不再使用“优生学”一词。

基因的确决定了人的很多先天性状。然而，人类后天生长的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统一体，相同的遗传因子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呈现多样性，比如癌基因，在未活化之前是无害的，一旦激活，就有很强的转化能力，使正常细胞癌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化并没有引起遗传物质的改变，而参与形成人们意识的社会遗产体现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其起源和内容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因此，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主要负责人、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Collins)说。遗传的确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甚至某些行为和性格特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具有完全相同DNA的同卵双胞胎却往往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思想，这就体现出了学习、经历以及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二、基因测试与基因歧视

2007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Watson)得到了全世界首张个人基因组图的DVD。而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2008年度最佳发明”中，“个人DNA测试服务”荣登榜首。如今，一个人只需支付399美元，通过互联网订购“23和我”公司提供的个人基因测试服务，将唾液样本寄送至制定地点，就可对自己身体90多种特征和状况进行未来患病几率的评估。随着对基因与疾病关系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个人有可能通过基因测试获知自己的遗传信息。

支持者认为，及早获知遗传信息可以提醒有遗传病倾向的个人寻求医疗帮助，一旦疾病变得严重，就可以早日获得相应的治疗，也可以使患者及时规避可能引发疾病的环境因素。但是，反对者认为，获知遗传信息并不能给个人以理性安排自己生活的确定结果。一个人携带有某种基因，并不表明这种基因就会引发疾病。而且，目前尚缺乏对一些遗传疾病的治疗方法，如对亨廷顿舞蹈病(HD)，通过基因检测很容易诊断，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此病的有效疗法，而这种情况下获知遗传信息只会增加个体的情感负担。有引起心理伤害的危险，还会有导致精神抑郁和自杀的倾向和可能。此外，由于基因检测还会出现很多“假阳性”，其结果不可能完全准确。

同时，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一种新的歧视——甚因歧视。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伊纳·罗伊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像借助指纹一样使用遗传材料去可靠地鉴定一个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根据基因对某些人加以歧视。”2001年2月11日。美国出现首例工作场所基因歧视案。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将美国北圣菲铁路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其从部分雇员身上采集血样进行基因缺陷测试，这种把基因检测结果作为雇人基础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应立即禁止。随后，美国的基因歧视案例有增无减，那些被诊断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已经遭到了保险公司和雇主的歧视。前者不允许拥有基因缺陷的人投保，后者则不愿聘用这样的人。

如果这一趋势不尽快加以遏制，就很可能会导致一部

分人以自己“基因上的优越”为由享有社会与政治上更多的特权，进而使整个社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因此，基因测试的应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所进行的测试必须是可靠的，诊断必须明确；对人体进行的测试必须遵循让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原则，使受试者清楚地了解测试内容，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准备；所进行的基因测试应该能给受试者带来益处；每个人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基因测试必须在受试者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并对这一信息保密，任何人都有权永远拒绝了解自己的基因状态。

三、基因专利

对DNA序列申请专利的争论始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NIH)对ESTs序列的专利申请。ESTs被称为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s)，它并不是完整的基因。而是基因上300b0-500bp大小的一个个片段，这些片段就像基因海洋中的一座座灯塔，能够帮助研究者确定所研究序列的区域。而问题在于，ESTs序列只是完整基因中的一个个片段，目前其所在的原始基因的功能大多未知。那么申请人是否能为未知功能的基因片段申请专利呢?

反对者认为，专利只授予发明，而不授予对自然的发现，DNA序列是对自然的发现，因此不应被授予专利。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专利授予，可能会限制某些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把研究成果与利润结合。另外，商业公司拥有专利，就可能使常规的医疗技术变得价格昂贵，一部分人负担不起，使遗传服务远离穷人，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而赞成基因专利者认为，基因定位、分析、分离或克隆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序列的发现，不是纯粹的发现而应该是发明。从专利法的规定看，经人工改造后的自然发生物可以申请专利。专利的排他性可以促进研究者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基因专利可以使研究者从中获得补偿和奖励，以用于进一步研究。对发明人垄断地位的保护，以及禁止其他竞争者未经许可制造、使用及销售该发明，将极大地鼓励对遗传研究的投入。

尽管各国专利法在对人体基因可否专利的问题上态度不尽相同，但全球对待这一问题的主流思想是：人类基因组完整测序及图谱绘制属于科学发现，不应授予专利。而通过技术手段从人体中分离得到的如细胞系、基因和DNA序列等产品，属于带有发明性质的发现，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授予专利。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各国专利法规定不尽相同，况且现今社会界定专利并非完全以发现还是发明为依据，而是看该发现或发明是否具有实用性。因此。基因专利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基因专利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各国专利法的统一。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人类基因组研究中还存在其他伦理问题：例如：在人类基因专利和商业化趋势下，发达国家利用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进行掠夺，而原住居民区的受试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利用人种、民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制造具有针对性的生化武器进行恐怖活动；等等。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拉普说：“有两种办法可以在技术潜力和道德标准之间保持平衡：或者技术缩减到先前道德规范允许的水平，或者是相反，制定反映当前问题的道德规范。”既然科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返回到原始的水平，那么，适时建构面向基因技术发展的新型基因伦理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工程师的责任与工程伦理教育 篇4

关键词：工程师,责任,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师的责任问题，是工程伦理的重要问题。工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是人类的各种工程活动中的关键角色。在工程活动中，工程师研究和开发了各种技术和产品，设计、建造和实施了各种工程项目，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健康、安全和福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适用于普通公民的法律责任，而更重要的是与工程师的社会角色相应的道德责任。为了激发工程师的责任意识，提高工程师的道德判断力，培养负责任、有良知的工程师，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开展工程伦理教育。

1 工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

工程师（e n g i n e e r）源于拉丁语“ingeniare”（谋划、设计）和“ingenium”（有能力，有创造力）。工程师的本意也就是谋划者、设计者和有创造力的人。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创造性的，不能等同于技师（technician）或工匠 (craftsman) [1]。“Technician”只是在科学家和工程师指导下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助手，“craftsman”也不过是熟能生巧的手艺人，二者显然不能与工程师相提并论。

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工程师是工程活动中的关键角色。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程活动的发展，工程师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工程师职业也逐渐实现了制度化。一方面，对于工程师的职业资格有了明确的限定。Martin和Schinzinger[2]提出，工程师应该满足四条标准：第一，教育和学历，如在权威认定的学校中的工程专业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学位；第二，从事实际的工程工作，如研究、设计、监督、管理、试验等；第三，正式注册为职业工程师；第四，职业道德的要求。类似的，美国工程教育与应用委员会也认为，工程师至少应该满足如下条件之一[3]：大学/学院中经认证的工程专业的学士或更高的学位；某专业的工程师协会会员；经政府机构登记或注册的工程师；当前或近期内从事具有专业水平的工程工作。另一方面，工程师群体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层。技师和工匠也开始被看作是工程师群体中的一部分，不过其层次要低一些。在国外，工程师群体一般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工程师（engineer）——设计、研发活动的领导者和协调者（leader and coordinator）；工程技术专家（engineering technologist）——工程活动的实施者（implementer）；工程助手（engineering assistant）——某一工作的管理、监督（s u p e r v i s o r）；工程技师或技术员（engineering technician）——具体操作者和实干者（doer）。与之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的对应，国内也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乃至技师的区分。

2 工程师的责任

责任（responsibility）源于拉丁语“respondere”，是回应、响应和回答之意。衍生开来，责任在日常用法中可以有三种基本含义——承担责任、追究责任和惩罚。这三种不同含义体现出了责任伦理分析的两个不同维度——前瞻性维度和后视性维度。承担责任具有主动性的意味，体现的是责任伦理的前瞻性维度。它是责任主体以其知识和能力承担一定的功能、作用或社会角色，并为其所涉及的行动负责。在这个意义上说，责任要超出义务的范围。义务是无条件的，是“绝对命令”，是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主动承担超出应尽的基本义务范围之外的责任，就近乎于美德。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从履行基本义务的层次上升到追寻美德的层次。追究责任和惩罚，具有被动性的意味，体现的是责任伦理的后视性维度。追究责任接近于“responsibility”的本意“回应、回答”，它意味着责任主体与某一特定的责任相关联，意味着责任主体要对其所涉及的行动的后果负责，并接受相应的评价。如果责任主体的行动产生了好的后果，责任主体应当受到赞扬。反之，如果这一行动产生了坏的后果，责任主体就要接受相应的道德谴责、赔偿义务乃至惩罚。

作为工程活动中的关键角色，工程师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顾客、雇主、同事、工人和其他相关者——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从前瞻性维度来看，工程师在社会分工中获得了工程师这一职业地位，就意味着要承担与这一职业地位相应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道德责任的性质，它不仅超出了适用于普通公民的法律责任的范围，而且也不同于其他主体如工人的责任。由于工程师与工人在工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工程师的责任不可避免的要高于工人的责任。很多工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都规定了工程师的一些基本责任，如忠实于雇主和客户，不谋私利等。进而，要求工程师将社会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等。对于这些责任的性质，不应该只看成职业义务的履行，而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德性的实践”。例如，在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责任与良心和美德的关联就会凸现出来。在职业活动中，工程师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局面，雇主为了经济动机而牺牲产品的安全性，或者是对环境造成危害，由此导致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和受产品的使用影响的其他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福利受到损害。工程师是否应该拒绝执行雇主的指令，甚至向社会揭露这一问题呢？为此，工程师可能会面临雇主的诱惑、压力乃至惩罚，使道德选择与工程师的切身利益发生直接联系。在这种局面下，就会拷问工程师的道德水准，呼唤工程师的良心。

从后视性维度来看，工程师的职业活动不仅要有良好的动机或善的出发点，而且要对其活动的后果有合理的关照。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主张，道德原则不能来自于经验，而是出自于人的理性，道德原则和道德义务是无条件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达到的目标，只在于是否出于义务动机；幸福于道德无益，它不能起不变的指导作用[4]。然而，这一传统认识并不能适应现代工程活动发展的现实。近代以来，人类以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不可逆转的改变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面貌。这种力量虽然强大，却常常导致两面性的后果。且不必说现代军事技术和工程的破坏力，只是民用技术和工程所引致的副作用和意外后果，如环境问题、健康和安全问题、工程灾难问题、社会伦理问题，就足以表明科学、技术和工程不仅可以极大促进人类的幸福，也可以招致严重的灾祸。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力量的强大性，与其社会后果的两面性伴生在一起，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6]。如同鲍曼[7]所指出的，我们的行为能够产生深刻、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却可能有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和意外后果，而窒息有着良好企图的目的，带来任何人都不希望的灾难和痛苦。工程师必须在良好动机的基础上，对工程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以及由此对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福利产生的影响有合理的关照。虽然工程活动的一切负面后果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部由工程师来负责，这就如同工程活动的一切成就和荣誉不能全部归于工程师一样，但是工程师至少要负有一部分的责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责任。承担这一责任，也正是工程师的良心和美德的体现。

3 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是对工程专业的学生和从事工程实践的工程师进行的伦理道德教育。长久以来，伦理教育并未在工程教育中受到重视，工程师的责任问题还不为人们熟知。工程师只是从工程实践中所了解到的、或者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来了解伦理问题、学习伦理知识。随着工程实践的发展，工程师的责任越来越重大，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例如，麦吉恩在一项调查中[7]发现，80%-90%的工程师认为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重要的伦理问题，53%-70%的工程师曾经在职业活动中遇到过伦理问题，或者知道其他工程师遇到过伦理问题，更有超过90%的工程师认为在正式的工程教育中就应该探讨到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这表明，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有很大的可能面临伦理问题，有必要通过正式的伦理教育，获致一定的伦理知识和道德判断力。

正式的工程伦理教育，也就是大学的工程伦理课程，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它发端于美国，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从教学目标来看，工程伦理教育意在激发学生的伦理想象力，帮助学生认识伦理问题、分析关键的伦理概念和原则、决疑，鼓励学生严肃对待伦理问题，增长学生对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伦理准则的知识，改善学生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意志力等。从教学内容来看，有职业伦理准则、理论推理和道德理论、人文阅读、案例研讨、伦理解释和学习服务等。从教学活动的组织来看，有单一课程，其形式有传统教学和系列讲座或案例研讨；混合课程，其形式是嵌入于专业课程中的伦理模块；单一课程和混合课程两种方式的组合；以及通过网络进行的开放式课程等。从教学具体方法来看，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和讨论，还有案例研讨、历史分析、团队教学、角色扮演、道德困境讨论等。

美国由于具有良好的职业伦理教育传统，工程伦理教育在大学中的普及程度最高，很多大学，如M I T、S t a n f o r d University、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Colorado School of Mines等均开设有相关课程。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修改认证标准后，明确规定工程教育计划认证应包括工程伦理的内容，职业工程师的工程基础考试也需要包括工程伦理的问题，使工程伦理成为美国工程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荷兰，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从1995年起规划工程伦理课程，1998年在工程专业中设立了伦理必修课，成为欧洲在工程专业中开设相关课程最早、最具规模的大学。在我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中原大学、交通大学和元智大学等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设立了工程伦理课程。目前，国内的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已经开展起来，但是在大学中还缺乏与工程伦理有关的课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针对工程专业学生的伦理课程。

4 结语

工程伦理的出现是工程活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程活动日益复杂，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作为工程活动中的关键角色，工程师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正所谓“力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工程师在一般的法律责任之外，还负有更重要的道德责任。在我国大学中设立工程伦理课程，开展正式的工程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培养负责任的工程师，实现负责任的工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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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的几个问题 篇5

关于工程伦理的几个问题

工程伦理是一个新的`应用伦理学领域.本文阐述了工程伦理的几个基本概念,论述了工程伦理的道德基础和工程伦理的道德规范.

作 者：余谋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021 刊 名：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4(1)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工程问题   工程伦理   道德规范  

初步探讨工程伦理的渗透式教育方法 篇6

关键词 工程伦理 渗透式 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自2010年教育部启动“卓越计划”启动以来，许多高校对工程伦理教育的研讨和实践不断推进，呈现出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在教育方法方面，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显性的主渠道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将工程伦理教育纳入到工程教育目标及课程改革中，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将工程伦理教育课成为工程教育的必修课、选修课。另一种模式是隐形的渗透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将工程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校园文化、大众传媒、教师人格等学生可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或活动中，通过这些事物或活动，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渗透，从而增加学生的工程伦理认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渗透式教育可以弥补显性教育的不足，因此，应当进一步探讨工程伦理的渗透式教育的载体与途径，使之与显性教育互相弥补、形成合力。

1 加强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的必要性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指在理工类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将教育的意向、目的渗透到专业课程、校园文化、大众传媒、教师人格等学生可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或活动中，通过这些事物或活动，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渗透，从而增加学生的工程伦理认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养成。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适应大学生思想接受方式变化的需要。当代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现成的观点和理论，特别期望能够主动探讨他们所关心的社会、人生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去寻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答案，厌恶单一的理论灌输。因此，只有当他们真正从心底认可这一观念时，才会心悦诚服接受。传统的灌输教育则易使他们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改变，迫切需要与改革的教育方法，渗透式教育方式适应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接受方式的新要求。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是思想教育方式创新的需要。渗透式教育以宽松、自由、愉快的氛围为前提，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学生作为独立、平等、自主的个体参与进来，被灌输的意识自然淡化了，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渗透式教育的主要载体不在课堂，而是在校园里，在亲身参与、关注的社会实践中，在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中，尤其是在不良的工程行为给个人、家庭、社会和人类带来的损害和反思中。通过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真正领悟出工程伦理的价值。在工程伦理教育实践中，采用渗透式教育方法的效果比较好，逐步成为一种潮流。

2 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的主要载体

渗透式教育具有与渗透式教育的互补性，将渗透式教育融入高校工程伦理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寻找有效发挥渗透式教育的载体，挖掘渗透式教育资源，是当前实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新契机。

发挥渗透式教育的优势，改革工程伦理的课堂教学。在显性教育中的注入渗透式教育，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肖平教授指出：“工程伦理学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将要面对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人们，建立起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价值眼光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敏感，以使他们在职业活动中能够清醒地面对各种利益与价值的矛盾，作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要求的判断和抉择，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踏实的敬业精神为社会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①因此，工程伦理教育应当结合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基于此，工程伦理教育应渗透于学生所修的所有课程，并贯穿于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针对学生的成长规律，在不同学历、不同阶段设定相应的伦理教育内容，进行有针对性、趋向性、连贯性的引导和教育。例如，专业概论课至少应该把工程责任感等内容作为重要部分来讲解。在新生入学教育内容中，除了通常包含的专业介绍、校纪校规教育等内容外，应增加与本专业培养目标相对应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教育。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更应安排特定的章节做工程伦理专题教育。教师也应结合专业特点，把工程伦理的内容渗透到各门政治理论课中。

及时开展以重大事件为主题的工程伦理教育。徐匡迪在谈到工程师的培养问题时指出：“新一代工程师必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有新的工程理念和新的工程观。在培养新一代工程师时，必须重视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而不能只注重技术，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工程師不仅要改造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必须为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福祉服务。”②近来，关于路桥的坏消息接连不断。从江苏到浙江，再到福建、黑龙江等地，近几年相继出现了多起桥梁坍塌事故，损失之惨重，让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工科院校理应就此重大事件进行主题教育并展开工程伦理的大讨论，让学生深刻感受责任感、使命感对于工程师的重大意义。

培育积极的校园文化。在高校工程伦理教育中，充分挖掘、利用校园文化中的育人因素，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实现渗透式教育，旨在构建陶冶式的教育模式。所以，校园文化在隐性的、间接的教育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大到校园建筑、亭台雕塑，小到一草一木，上到校长教师，下到每个学生，都是校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优化校园文化，使其成为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教育的一个载体，是我们在工程伦理渗透式教育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充分利用校园传媒。学校的校园传媒，包括校园网络、广播电台、电视台、LED屏幕等，具有传播快捷、受众集中、学生乐于接受等特点，这无疑为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发挥校园网的工程伦理隐形教育载体功能的过程中，我们应继续努力研究如何才能使校园内网更好地吸引大学生的眼球，自愿浏览校园网页的规律，采取措施，使学生在上网过程中，入眼、入耳、入心，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效果。

总之，在有效发挥显性教育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充分发挥渗透式教育的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才能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卓越工程师，开创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本论文为北京工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ER2011-C53）

注释

① 肖平.工程伦理学[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32-33.

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研究 篇7

随着国内外伦理学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 审美和伦理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世纪以来, 国外出现了例如直觉主义伦理学、情感主义伦理学等学派, 这些学派从不同角度将审美情感、审美机制等概念引入伦理的范畴进行深入研究,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6。而审美和伦理的结合研究也大大推进了伦理学领域研究的飞速发展。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工程大国之一, 我国的工程伦理学研究这几十年来发展很快, 但是对于工程实践领域的伦理和审美的结合研究目前还并不多见。本文希望对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进行研究, 梳理工程实践历史发展过程中伦理和审美的关系, 深入剖析工程师的道德情感体验, 以及在工程实践中审美对道德的转换和超越, 最终实现工程的真、善 (伦理) 、美 (审美) 在工程实践中的和谐统一的整个过程。

一工程实践中的伦理和审美维度的历史发展

美与善共同起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实践中。伦理维度与审美维度是人类对于自己置身的世界的确证和体认, 是人类通过“善”与“美”的形式对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方式、人性构成等等的理解和评价。工程实践领域隶属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 美 (审美) 的意识和善 (道德) 的产生都来源于人类的实践, 工程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但是由于工程实践发展的特殊性, 在早期的工程实践领域中, 审美维度并没有伴随着伦理维度同时产生。随着人类工程实践领域的不断发展进步, 工程伦理从角色伦理发展到职业伦理, 再从职业伦理发展到面向公众的伦理, 一路走来, 颇多曲折。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伴随着工程实践的发展, 伦理和审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对于“美”与“善”的思考也并非等量齐观。但在工程这种为人类谋福祉的实践中, 人类的审美体验和道德体验相互转化, 最终以美 (审美) 引善 (伦理) , 实现审美意识在工程实践领域对工程伦理的转换及超越。

(一) 初期工程实践领域的伦理和审美维度

工程实践在人类发展历史的初期, 是一种军事手段, 专门为战争服务的。鉴于此, 初期的工程实践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准确的指向性, 缺乏内在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指向军事和战争的工程实践主要影响和发生作用的是自然环境, 这种影响相比之现代工程来说, 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不涉及类似现代工程和人相关的很多社会性问题。因此, 初期的工程师只承担角色责任, 无所谓伦理责任[3]。在这种工程实践中, 工程师只是听命行事, 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不承担伦理责任, 因此审美维度并没有显现出来。

(二) 19世纪工程实践领域中的伦理和审美维度

19世纪是工程实践快速迅猛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候, 工程规模越来越大, 工程师的数量也开始大幅度增加, 工程师的力量和主体意识开始逐渐增强。工程师开始考虑“责任”一词, 此时工程师的责任实质上就是指向伦理责任, 表明了当时工程师对价值理性沦落的一种深刻忧患[3]。正是此时, 伦理责任开始正式进入工程师的视野, 工程职业开始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及职业的责任意识, 审美维度也随之开始存在于工程伦理之中, 只是还并不明显。此时责任中的善是最主要的。审美维度伴随着伦理责任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着。

(三) 20世纪以来工程实践领域的伦理和审美维度

工程实践进入20世纪以来, 工程师们对工程实践中的伦理责任有了更高、更深入、更广泛的认识, 随之展开了一场扩大工程伦理责任的讨论。此时, 工程伦理已逐步从职业伦理责任走向面向公众的伦理责任。随着工程实践的发展和工程伦理的责任转向, 除了职业伦理之外, 工程师还将面对更多的面向公众的伦理责任。工程师本人也有着更多自律、自治的要求。这种责任超越了工程伦理章程规定的个体的伦理守则, 还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因素, 涉及工程师面对道德困境时的个人道德情感。因此, 此时工程伦理责任中除了善的因素, 也开始包含美的因素, 逐渐从善走向善和美的统一。可以说, 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实际上也体现出了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的自治意识和行为。因为“伦理主体的审美维度之所以能通达主体的自由之境, 是依赖于一种审美的自主性霸权, 它允许一个人为自己立法, 而不是服从于其他律法的支配”[4]71。因此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倾向显示了工程师在工程的发展进程中从毫无发言权的角色责任到职业责任再到面向公众的责任过程中, 其个体从完全受约束没有任何个体自主权到现代自主意识增强, 自治行为萌发的一种进步。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工程师有伦理规范和守则, 还需要有个体的道德情感, 有美德的情操, 通过审美维度, 超越个体的范围, 以美引善, 实现工程最大的“善”。

鉴于此, 我们认为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将有助于工程师和整个工程行业的职业自治, 进一步推动当代工程行业的发展, 为人类谋福祉。在此过程中审美维度是伴随着工程师个体自主权的觉醒和扩大、伴随着工程师个体面对道德困境时道德情感的显现等方式体现出来的。

二道德情感———工程伦理审美维度体现的载体

(一) 当代工程师在工程实践领域中的道德情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工程实践的飞速发展, 今天的工程师们相比较他们的前辈而言需要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 同时他们有着更多的主体意识和自治的要求。他们在面对工程实践中遇到道德困境并进行处理时, 个人的道德情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人类的道德情感, 是一种对美的渴盼, 这反映在各种领域中。伦理主体显现出来的审美维度则通过个体的道德情感表征着将伦理主体从他律转向自律、从理性他治转向个体自治的一种努力[4]73。因此, 工程师的道德情感成为了工程伦理中审美维度体现的载体, 有助于工程师从他律转向自律;有助于工程职业自治的推行;有助于工程实践实现真、善 (伦理) 、美 (审美) 的和谐统一。

(二) 工程师道德情感中审美体验和道德感受的互相转换

人类在各种实践领域的活动中, 都离不开美的体验和道德的感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道德困境需要作出判断和决定时, 不仅有伦理的因素而且有审美的维度在起作用。其中, 美感和道德感两者常常互相渗透交融。而且, 美感和道德感在一定的情境境遇和环境条件下具有“共通感”, 可以互相转换[5]。在工程实践领域中, 道德感和美感在的一定的环境下, 作用于工程师这个主体, 在“共通感”的心理基础的作用下, 实现工程师的美感和道德感之间的相互转换, 这对工程师面对道德困境时作出合适的判断和选择十分有利。

(三) 工程师道德情感中审美意识对道德感受的引领和超越

审美与道德共存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都指向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这一终极目标。这也是美 (审美) 和善 (伦理) 的本质。韦尔施曾创造出了审美/伦理 (aesthet/ethic) 一词, 他认为:“审美的表面可能作为设计的外形, 但其内核却是伦理美学, 它追求的目标是公正, 应去认识审美的伦理美学维度, 并促使其作为一种文化酵素而发生作用。”[6]

“审美意识是属于超越性的意识范畴, 而道德意识属于感性和知性相结合的现实性意识的范畴, 超越性意识能够对现实性意识进行引领和超越。”[7]在工程实践领域中, 面对道德困境选择, 当基于伦理意识工程师难以决断时, 此时审美意识往往可以进行引领和超越。由于工程师主体内心升出的审美意识是站在哲学高度上从整体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最直接的体验和领悟, 能够使人成为自觉的人, 因此, 这种审美意识的超越, 可以直接带领工程师跨越道德困境, 作出合适的抉择, 指向工程最大的“善”。

这种工程最大的“善”不是指向普通意义上的好, 而是指向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这种至善。这种至善与美学上社会性的崇高是相通相融的。因此, 在工程实践中, 审美意识能通过以美引善达到和伦理意识的通达, 以其超越伦理的现实性, 共同指向工程中的“善”, 为人类谋福祉。

三工程伦理中蕴含审美维度的哲学基础

(一) 工程实践是真、善 (伦理) 、美 (审美) 的和谐统一

康德认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 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感到满意;而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的快适, 可以称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8]因此, 在康德看来, “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其内在的关联性, 表达‘美’与‘真’是一回事。”[9]

就工程伦理而言, 它蕴涵了工程师内心对工程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工程实践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福祉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工程发展的崇高使命;对工程、人、社会与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 并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与外在的实现自己处于统一体中, 从而生成了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在此意义上, 工程伦理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 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工程伦理中蕴涵审美维度的哲学基础是“真”、“善”、“美”三者的和谐统一。其中, “真”由工程意识体现、“善”由伦理意识体现、“美”由审美意识体现。作为理论的抽象, 工程意识、审美意识和伦理意识互相影响和作用, 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共生共存的关系。而审美意识在这个共生共存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它能促进并指引工程意识和伦理意识。

(二) 工程实践的辩证复归过程

工程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 它是一个具有内在机制的复杂自组织过程。工程实践的整个进行过程是以人为起点和归宿, 以物为中介, 是一个从人到物、再从物到人的辩证复归过程, 它遵从“向善”和“臻美”[10]。因此, 工程应该以人之生存为根本价值尺度, 并凸显审美维度, 重人性表达, 以满足人们对“美”的需要, 将工程的“善”与“美”有机地融合在工程实践这个整体中。

四工程伦理中审美维度的作用

(一) “以美启真”、“以美引善”———建立工程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第一, 提升审美性。当前的工程技术发展, 受到更多的工程意识、技术意识的影响, 普遍存在着审美意识缺乏的现象。因此需要重视审美性, 迈向真善美三者的和谐统一发展, 在工程实践的过程中从多方面提升审美性, 以实现工程实践的整体和谐发展[2]35。

第二, 增强创新活力。创造性是美的价值属性。通过对审美感的培养和提高, 可以增强整个工程共同体的审美意识, 提高其审美能力, 用“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来引导工程共同体的行动, 增强工程共同体的创新活力。

第三, 促进和谐工程伦理的构建。现代工程技术和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工程发展而逐渐加深, 为了调和这种冲突和矛盾, 可以用审美意识来构建和谐的工程伦理, 让工程实践整体不仅闪烁着“善”的光芒, 也闪耀着“美”的光辉。

(二) 在工程教育中融入审美维度, 增强工程师道德情感的培养

美与善有共通性、一致性, 把审美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统一起来, 可以有效地发挥塑造工程师的美好灵魂, 提高工程师的职业道德。我们可以将审美教育加入到工程教育中, 通过融入审美教育, 训练工程师的想象力和情感能力, 涵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 这将有助于工程伦理中审美维度的体现并发挥作用, 使工程师们不辜负所固有的道德责任[11]。

五结语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工程也随之迅猛发展起来, 从早期的军事工程到如今面向大众的工程实践, 人类不仅觉出伦理的重要性, 颁布了各种工程伦理章程, 而且也从中体会到了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工程越是向前发展, 工程伦理的审美维度将会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俄国作家高尔基曾预言:“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12]。我国著名美学家陈望衡先生也曾多次提及并肯定这个观点。那么, 工程伦理的发展将会和美学有着怎样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呢?工程实践中伦理和审美的融合将最终形成工程“真”、“善”、“美”的统一, 指向工程伦理审美。在此, 本文仅仅是一个开始, 更多的思考和研究应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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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质量工程问题的伦理思考 篇8

关键词：房屋质量,政府监管,伦理问题

一、我国房屋质量问题的现状分析

2015 年7 月份, 发生在浙江杭州富阳区的楼房倒塌事故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其实, 近年来房屋倒塌的新闻屡屡见报。2014 年4月浙江省宁波奉化市一幢5层高的居民楼发生坍塌。据当前统计, 这次事故共造成一人死亡, 6 人受伤。女孩沈黛璐是塌楼最后一位被救出的伤员, 于次日上午做了截肢手术, 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不排除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浙江省奉化市的居民楼倒塌事件仍处于责任调查阶段。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早在2011 年1 月20 日, 河南省郑州市也发生类似楼房发生倒塌事故, 造成多人被困。就浙江而言, 当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指出, 并非地质原因导致了房屋的稳定性, 而是用户的使用不合理。专家指出, 房屋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 随着时间的转移, 房屋安全问题会发生改变, 各相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

事故虽然过去了, 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由此引发的建筑质量安全问题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质疑, 大家不由得想问一句, 到底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安不安全? 中国每年新增的建筑量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量大质就高吗?答案却让我们震惊了,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的建筑的寿命一般只能维持30 年。如果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30 年, 那么现在高房价、低寿命, 是对中国房产市场现状的讽刺了, 现在买房已经成为蜗居一族的遥不可及的梦想, 即使能够摆脱蜗居一族, 辛辛苦苦攒首付, 忙忙碌碌还房贷, 做一个备受束缚的房奴, 可是到头来自己房子的寿命只有30 年, 当这样的房奴到底值不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呢?

二、我国房屋质量问题的成因分析

有部分人认为我国房屋质量存在问题, 是因为我们现在所住的大部分房子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为了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 很多地方在短时间内建了一大批的住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在上个世纪, 我国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 而建筑方面的很多标准体系都还未完善, 跟不上建筑的速度。有很多农民没有经过专业的建筑知识和技能培训, 就直接转型当上了建筑工人, 因此房屋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上个世纪确实有一部分房子倒了, 但是不能排除自然灾害的原因, 比如地震, 山体滑坡等, 况且不倒的房子更多, 而且这些房子的质量到现在还很好。如果有人觉得上个世纪所建房屋倒塌的原因是缺少技术, 那早在上个世纪三十时年代的钱塘江大桥, 那个时候技术更不发达。当然了, 这些建筑确实是因为有能工巧匠, 但是说到底, 把该用料的地方把料用足, 不投机取巧, 严格按照规范办事, 仅此而已。因此总结以下三点主要原因:

1、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 市场监管责任缺失

政府对房屋质量的市场监管, 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类房地产业进行监督管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者引导者的身份, 而市场监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这项职能实施不好, 便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目前, 我国的房地产建筑市场还并不成熟, 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相关的一些政策亟待完善。因此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实施强有力的监管职能。目前我国的房屋验收实行备案制, 也就是说, 工程完工后, 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 再到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就代表验收合格。因此, 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严格的监管, 对相关单位形成一定的约束, 主管部门应加大抽查的范围。监管发现问题之后, 惩罚过轻, 很多时候只是责令整改和罚款, 但是罚的款跟工程的利润相比轻如鸿毛, 这也导致了很多开发商铤而走险。因此, 政府应加强监管力度, 并且对于违规操作的开发商, 要加大惩罚力度。

2、房地产开发商的金钱至上, 德行丧失

前国家总理温家宝早在2011 年两会期间, 在回答网友有关房价问题的提问时, 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高房价的措施, 表示房地产商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居者有其屋”, 住房问题被中国老百姓视为“最大民生”之一, 国家数轮房地产严厉调控, 房价依然高居不下, 开发商又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种“高烧不退”的暴利现象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些不法开发商为了谋取暴利, 行贿于人, 偷工减料, 只关心“量”而不关心“质”。开发商的诚信缺失, 被金钱迷惑了头脑, 如果一味的最求利益最大化, 就会形成“经济至上”的观念。而诚信才是企业的终极选择, 只有诚信经营企业才能长久发展下去, 才能真正得到长远利益。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更应该诚信的建造每一栋楼房。

3、居民的炫耀心理引发的过度消费

我国房屋质量存在问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住户的使用不恰当给房屋倒塌埋下了隐患。据了解目前60% 以上的家庭装修中, 都存在过度装修的问题。所谓过度装修, 也就是花大量不必要的钱去改造房屋的原本结构, 甚至还有部分居民乱拆承重墙, 破墙开店, 这都给房屋质量留下了诸多隐患。

当今社会, 人们往往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 攀比心理的作祟, 很多人因为炫耀心理而进行过度消费。比如说很多人购进二手房, 房内装修可能还是新的, 可是偏要重新装修一番, 还有的住户每隔几年就要装修一次, 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反而给房子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三、解决我国房屋质量问题的对策分析

这几起事故, 作为我们最近距离的老百姓, 我们不仅惊诧于自己所住楼房的短命, 更关注发生这种现象到底是谁的责任。

首先, 房子质量出现问题, 房地产开发商难辞其咎。如《建筑法》第八十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 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 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责任者即开发商, 开发商因主动向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然后可依法向施工单位索取赔偿。而这时候, 政府就担当裁判者。

政府的责任, 主要在监管, 如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竣工验收等, 每一项都应严格把关。如若政府部门监管不力, 甚至故意作弊的, 如明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却验收了的, 必须被追责。

此外, 我国的危楼安全排查还是非常的不到位。香港政府每年都会对危楼进行强制检查, 而大陆地区虽然也有诸如此类的做法, 可是往往很不到位, 流于形式, 个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加强这类的监管工作。此外, 还可以学习国外建立房屋健康档案。我们很关注房屋在建设阶段的问题, 但是房子建成以后的阶段却被忽视了, 比如房子的装修, 出租等相关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国外的房子看起来都很整洁, 也很新。其实这些房子年代久远, 之所以能够保持坚固和整洁, 是因为当地有一套完整的房屋档案, 政府会定期按照年份给房子做检查、维修, 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房屋使用期间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措施, 消除房屋结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也可以让老百姓放心居住。

参考文献

[1]王子惠.职业要守道德标准——谈谈房地产开发商的职业道德[J].经营与管理, 2006 (1) .

[2]刘光明.企业信用[M].北京市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3]丁立群.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J].道德文明, 2012 (5) .

[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工程建设的伦理学思考 篇9

关键词：工程建设,伦理学,工程伦理

0 引言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 人们在衣食住行的物质供应方面得到很大提高。以建筑行业为例, 2010年, 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95206亿元, 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26451亿元。“十一五”期间, 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左右, 2010年达到6.6%, 建筑业全社会从业人员超过4000万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工程建设规模。很多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如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高速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输工程等也已建成或还在加紧建设, 很多大型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地铁项目。

工程建设的成果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同时, 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发人深思。例如工程质量问题、工程的幕后交易、决策失误造成的工程失败, “项目上马, 干部落马”等等, 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质量问题, 我们有相应的工程质量标准和验收规范;对于工程交易, 我们有招标投标法;对于项目决策, 有相应的决策程序。可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仅仅从工程建设的角度, 从技术的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似乎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不妨让我们换个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1 伦理学与经济伦理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 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是道德哲学, 即关于道道德问题和道德判断的哲学思考[1]。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现象。由于道德是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起作用。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 追求经济发展成为人们的一贯取向, 而其发展的标志就是物质生产的极大进步, 生活资料的丰富, 各类工程项目层出不穷且发挥或不能很好发挥其功能, 并伴随着河流被污染, 资源的过度开采甚至冰山的融化。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眼光看待此类问题, 就需要反过来看经济学, 对待经济学, 不仅可以从科学层次来进行理解, 而且可以从人文层次来进行理解。[2]否则, 就只会停留在亚当·斯密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3]认识阶段, 而应该看到, “事实上, 经济学不仅能够直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伦理学的本质, 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4]

经济伦理学, 按照章海山教授《经济伦理及其范畴研究》, 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研究和解决道德对经济活动的激励或约束行为。一般说来, 经济伦理学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考察或规范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看, 经济伦理学理论层面上考察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5]。这样就把经济建设与伦理联系起来。其实, 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 经济学本身有两个根源, 一个所谓的“工程学”根源, 一个就是“伦理学”根源。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 从而造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由于伦理考虑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 而影响人类行为的正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纵观以上所说的种种现实问题, 看来似乎还是为了经济利益, 是在追求经济目的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进一步分析, 人是不能被完全理性“经济人”所解释的, 一切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像阿玛蒂亚·森所分析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 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4]

2 工程与工程伦理

工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工程包括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 狭义的工程即自然工程。狭义的工程即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去设计、发明、改造、运行系统使之达到预期效果的活动。[6]工程建设的活动, 无疑符合这里狭义工程的概念, 而且是人们对工程最直观的理解。而现代工程, 是人们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 在社会、经济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范围内, 为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创造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7]这一观念, 给出了实现工程的约束条件, 经济约束、时间约束、社会约束。经济约束, 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 人们进行物质生产, 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生产要素, 通过生产活动, 产出人们需要的各类产品。而成为生产要素的各类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是有限和短缺的, 这样就需要有某种机制来协调和配置稀缺资源。

伦理道德作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对我们所说的工程建设领域也同样要起到一定的作用, 即工程伦理的作用。工程伦理的基本问题是工程活动开展中的道德关系问题, 也就是工程活动所产生的成效对利益相关者及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8]如果把工程看做是技术层面的, 而工程伦理显然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工程伦理关注工程师的职业道德问题, 关注工程决策中的伦理问题, 关注工程设计伦理问题, 关注工程交易中的伦理问题, 关注工程实施中的伦理问题, 等等。

3 反思

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 经济活动必然受道德的协调和制约。经济活动以经济范畴客观地表现出来, 人的道德活动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上。[5]人们在工程建设领域中的种种表现, 无不体现了经济活动主体———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追逐利益, 抑或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4]

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 通常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招标投标、工程施工、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运营等阶段。在每一阶段, 少不了一类特殊人群———工程师的参与。在以往, 工程师只需承担技术责任, 往往只关心“是否把工作做好”了, 技术上可行不可行?有没有达到技术规范要求?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工序的正确, 而无所谓伦理责任。而如今, 对工程师的要求, 则增加了职业道德的约束, 增加了工程师的伦理责任。例如, 国家对一些具备执业资格的工程师在管理办法中规定了执业范围、享有的权利、履行的义务。如在履行义务中规定:“遵守法律、法规、有关管理规定, 恪守职业道德;保证执业活动成果的质量;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主动回避等”。不得有“不履行.....义务;在执业过程中, 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成果文件”等。这里的责任, 其实质就是某种工程伦理思想的表达, 即工程师事实上能“负责任”, 能够独立承担支配自然力量之源泉去造福于人类的责任。[9]对工程师的伦理责任要求, 是为了使工程师遵守职业道德, 减少过失, 保证工程的实施最终于人类有益, 符合职业伦理要求。

决策, 就是决定方案、策略和办法, 是在若干约束条件中做出选择。决策是为解决面临的问题或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制定与选择活动方案的过程, 它是主体对未来实践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设计和决定。工程决策就是指工程决策方或者决策主体针对所要完成的工程任务和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进行的权衡和设计, 以及对将来工程活动的目标、方向、程序、途径、措施等所做出的选择和决定。[8]在工程决策中, 受到重要制约的是技术问题, 技术是工程的支撑, 工程决策必须以技术的可行性、可靠性为前提。但一项工程又不可能仅仅是技术要素的决策, 还会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追求、理念和意志因素, 在实际进行工程决策时, 我们会看到, 决策者在思考和处理同一属性或者同质性问题时往往坚持同一逻辑的原则, 可是, 在思考和处理不同的工程要素及其关系时, 往往又不是以一贯之的逻辑权衡或取舍, 即工程决策的过程是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 正如拉尔夫·L·基尼在《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一书指出, “任何决策情况中, 价值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一个决策问题来说, 价值观念比起选择方案来说更为基本。”恰恰是价值观念———决策伦理, 对方案选择的作用极大。例如国家体育场的“鸟巢”、国家大剧院的“水荷包蛋”、广州大剧院的“圆润双砾”等等, 无不渗透着决策人员的价值取向。

所谓工程设计, 就是根据决策阶段所选定的技术实施方案, 对技术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微观层次上的合理安排和布局, 以期能创造出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社会的外在尺度相统一的人工物。[10]设计和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工程项目, 既是设计师和工程师的职责, 也是他们获得社会赞誉与名声的必要条件。为了能够生产出满足需要的成果, 进而获得同行的肯定和相应的社会地位, 甚至是迎合政府所谓形象工程的要求, 他们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技术上的成功, 即便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在所不辞。据测算, 超高层建筑的运营费用比高层建筑和多层建筑要要高出很多倍, 而且由于人员、车辆过度集中会带来诸多不便。然而, 各地的超高层建筑层出不穷, 且多为各地的地标性建筑, 何以使然?

工程招标投标,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是一种有序的市场竞争交易方式, 其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 以期达到规范选择交易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实施中由《招标投标法》和各类实施细则来加以规范。而在具体执行中, 招标投标环节表现出明显的激烈竞争, 尽管有貌似科学的程序约束, 但其中的问题层出不穷且不断翻新以应对新的管理办法, 呈现出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态势。作为评标专家的工程技术人员或经济管理人员, 即使严格执行评审规则, 但最终的中标单位未必是投标单位中的“最优”, 甚至是有些不正当交易就是被公开招标的外衣合法化了。

4 结论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道德本身不过是一种行为规范, 而且是非权力规范。马克思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我们处在由原来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进入了物质丰富的年代的快速转变过程之中, 人们从向往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憧憬进入了现实, 但种种过往的经历在人们的前进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人在阐述法与道德的关系时说, 道德是法的上位概念;法是最低的、具体的道德。[1]鉴于此, 研究与提倡工程伦理具有非常具体价值, 促进一种负责任的工程实践。在工作实践中作出合理的伦理决定, 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更多的严重问题。[12]

马克思说,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3]伴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曾仕强教授以现代社会缺乏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缺水, 进而缺土, 接下来会缺粮, 然后会缺人, 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缺德。

论水利工程建设的伦理价值取向 篇10

1 珍爱自然的伦理价值取向

人和自然的一体性。人和自然是处于系统联系之中的。一方面,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依赖所处的自然环境, 并从自然界索取资源, 享受自然界提供的服务, 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另一方面, 人又能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界, 人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调整自然界, 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性质, 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水利工程建设就是为了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水, 达到兴利除害目的而进行的工程建设。因此, 水利工程建设就是改造自然。水利工程建设首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人类在人和水的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兴建大量的水利工程项目, 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当然, 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是暂时取得了胜利, 最后结果就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精辟分析:“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 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步结果又取消了”。由于水利工程建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遭受大自然的报复, 导致了河流出现断流或萎缩和普遍的水污染、水环境蜕变。

自然本质上具有不可改造性。在水利工程建设中, 我们要树立珍爱自然的生态伦理价值取向, 遵循自然规律,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变自然,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是坚持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是基于水利工程建设与周边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协调发展的观念提出的。它要求人类在确定水利项目的开发利用时必须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整体状况, 尤其是生态利益。任何在水利项目开发利用过程中只考虑人的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这也揭示了人水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 为化解水利工程建设与大自然报复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思维范式。二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体现了我们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生态环境的终极关怀态度, 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郑重承诺, 要求我们在水利工程建设时用谦卑的态度善待和保护环境。“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引导下, 人类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忽视了生态环境, 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导致周边生态系统紊乱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 尊重自然, 是人类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必须持有的基本态度, 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三是不伤害自然。自然环境拥有内在价值, 拥有不受伤害的权利。当我们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 必然会改变周边环境的自然状态, 使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不伤害自然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不应严重损害自然环境的完整和正常功能。其实, 不伤害自然环境就是不伤害我们自己。

2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是因面临世界性的环境恶化、人口膨胀等危机而探讨出的一种解决发展困境的一种新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是说, 可持续发展就是为防止出现环境恶化和污染, 避免自然灾害而谋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人的发展观, 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态伦理价值取向。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种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但自然存在的水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 人类要利用水资源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事实上, 自古以来, 人们就一直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如大江大河的防洪工程体系, 三峡、小浪底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 以及目前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等等,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水利工程建设无论是开渠、筑坝还是修建水库都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开渠会导致大面积土壤产生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筑坝不仅会使污染物的扩散能力减弱, 还导致下游河道形态、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修建水库会打破原有水系内的生物的生活环境, 打破了原有生态平衡系统, 食物链遭到人为的破坏, 也会引起瘟疫等其它灾难。

水利工程建设的实践证明, 水利工程涉及天、地、人, 必须小心谨慎, 人们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 必须重新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 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 认识和处理水利工程生态影响问题, 在珍爱自然伦理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合理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是综合规划, 科学布局。规划布局是规范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依据。在建设项目决策前的规划阶段, 就要将生态环境纳入目标体系中, 明确划定重点保护区、合理开发区和不宜开发区, 所有工程项目的确定和建设都要体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同时将规划布局结果向全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全程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标准。项目建议书阶段要有环境补救措施;可行性研究阶段要将生态环境作为筛选标准;工程初步设计阶段要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工程建设阶段应采用环境友好型的措施, 在各个环节进行环境管理;工程后评阶段建立环境监测和反馈机制。三是加强科技创新, 完善环境评价体系。水利工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 涉及众多学科, 这一方面需要建立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机制, 及时解决技术难题, 另一方面需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体系, 量化评价标准。四是实施补偿机制。当水利工程建设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必须做出必要的补偿, 以恢复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

3 环境公平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平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环境公平是指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 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环境公平涉及两个方面:代内环境公平和代际环境公平。前者是指同一时代的人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承担同等的责任;后者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享受清洁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 其实质是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分配问题。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如何同等享受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水利工程建设的财富和福利、代际之间如何平等分担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代价和尊重生物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三个方面的内容。

代内公平伦理。人类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或用于灌溉或用于发电、防洪,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水利工程建设只能满足部分人的需求;但是任何一项水利工程建设, 都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比如修建水库, 一部分农民满足了灌溉用水需要, 一部分人从工程建设中获取了经济利益, 还有一部分人捞取了政治资本。但是, 这些利益的获得却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淹没珍贵农田、加大水污染程度等等的代价而实现的。可见, 水利工程建设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破坏水环境、掠夺水资源。从环境公平的伦理角度看, 为实现代内利益同享, 水利工程建设必须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 在生态平衡的限度内进行, 同时重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水资源分配关系。

代际公平伦理。人们为了满足人和社会的当代利益需求, 在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条件下实施了水利工程建设, 导致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河床淤积、河流断流、水生生物多样性锐减、河道生态环境恶化、地下水大面积超采、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严重的生态问题, 这些生态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还对下代人的生存构成威胁, 人类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这一终极问题的思考。从生态伦理来看, 人类的长远利益才是最高价值。水利工程建设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威胁, 当代人必须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负责。当代人为了生存, 可以适当的修建水利工程, 但要避免过度和不合理的开发;对于已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的水利工程, 责任主体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要利用先进的生产力进行生态补偿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

种际公平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在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侵犯了非人存在物的权利, 不仅破坏非生命环境, 还威胁到动植物的生存。如三峡工程的水库淹没区, 除极少数的珍稀植物实行人工迁移外, 其余的植物都被淹没, 而动物只能自生自灭。科学技术应造福于人类。在运用高新技术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 要在各技术环节上重视和体现生态。生态哲学认为:“除了人是主体以外, 生命和自然界也是生存主体和认识主体”。种际公平伦理要求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 既要重视人类的发展, 也要正确处理种际之间的关系, 要尊重生物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使人与生物共同发展, 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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