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周期（精选五篇）
对外贸易周期 篇1
一、国际贸易的扩张期和收缩期
就某一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本国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国际贸易扩张期和收缩期;另一类是由世界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国际贸易扩张期和收缩期。
在一般情况下,由本国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对外贸易的扩张期和收缩期通常与本国的进口波动更具有相关性,而由世界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国际贸易周期则与一国的出口波动具有更强的联系。这是因为,如果一国的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通常需要有更多的物质资料支撑本国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而一国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通常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当经济出现正缺口从而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情况下,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材料、能源及其他生产资料;同时,由于在经济扩张期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也需要不断增加消费资料的进口,这自然会导致进口增长率不断提高。相反,当一国的经济运行进入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时,由于经济增长不断减速,企业生产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下降,故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进口需求也会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出口增速的下降。
同样,如果排除特殊的情况,就一国而言,如果世界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世界上其他国家就会对该国的产品具有更多更广泛的需求,这时该国的出口就会不断增长;而当世界经济运行处于收缩阶段时,由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下降,因而世界对该国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导致该国出口减少。
当然,由于世界各国的开放度不同、本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依存度不同、资源的丰裕程度不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及其他原因的存在,与上述不符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静态与动态分析
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是什么关系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与国际贸易周期相联系的经济周期,既应当包括本国的经济周期,也应当包括世界经济周期。因为国际贸易是把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渠道之一,它的增长不能不受世界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影响。
在分析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关系,只有从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从静态的角度看,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减去进口的余额即净出口,本身就是决定GDP的四个变量之一。因为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既包括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也包括了净出口,即来自外国部门的支出。所以,国际贸易净额即净出口的增加或减少,直接决定着GDP的增加或减少,其增长速度的快慢,也直接影响着GDP增长率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国际贸易增长决定经济增长。在前面的观点综述中,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决定经济增长,大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的。
然而一旦加入时间变量,即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情形就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本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一定会导致下一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加快,这无论从本国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讲都是这样。例如,当本期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并导致经济规模扩大以后,在下一期,就会对外国部门的资源和产品的需求增加,于是进口就会增加,同时可供出口的产品也会增加,从而导致国际贸易的增长。同样,从世界(确切地说是不包含本国的外国部门)的角度看,如果本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规模扩大,那么外国部门对本国资源和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导致本国出口的增加,当然,可供本国进口的资源和产品也会增加。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又是国际贸易增长的函数,即经济增长决定国际贸易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长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既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经济周期,自然也就存在国际贸易周期。
三、中国经济周期对进口贸易的影响
1、中国经济周期与进口周期
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而言,当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反之,当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
中国的进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贸易进口的波峰年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者相一致,或者最多相差1年。例如,就经济周期而言,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第一个波峰年,同年的外贸进口增长率也创出了新高,为51%。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收缩阶段,一直到1981年,经济运行进入周期的第一个谷底,经济增长率为5.2%;相应的,中国的进口增长率滞后1年也降到了谷底,为-12.4%。此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周期的扩张阶段,并于1984年迎来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第二个波峰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5.2%,而次年即1985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创出了新高,为54.1%。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收缩阶段,直到1990年进入第二个谷底,GDP增长率只有3.8%,而同年的进口增长率则为负值,下降到了-9.8%。当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又出现第三个波峰(增长率为14.2%)时,1993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出现了第三个波峰,为29%。1993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收缩期,并于1999年到达经济周期的第三个谷底,经济增长率为7.6%;与经济进入收缩阶段相联系,1994年对外贸易也相应进入收缩期,并领先于经济周期1年即在1998年进入谷底,这一年的进口增长率为-1.5%。2000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扩张期,直到2007年出现第四个波峰扩张期才结束;伴随2000年到2007年的经济扩张,中国的进口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除2001年和2005年外,各年的进口增长率每年都递增20%或20%以上,甚至个别年份如2000年和2003年的增长率还分别达到了35.8%和39.9%。
由于外贸进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相关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几个周期,外贸进口也就存在几个周期。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完成了3个周期,与此相联系,如果仅从进口增长的变动来看,1978年到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完成了3个周期。
对于1978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周期,可以做如下描述:如果按波峰年计算,我们会发现,1978年～1985年为第一个周期,1985年～1992年为第二个周期,关键是第三个贸易周期的波峰年是计算到2003年还是应当计算到2007年。如果计算到2003年,那么1992年～2003年就是第三个周期,这样,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共完成了三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8.33年。但如果将波峰年定义为2007年,那么从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周期的平均长度则为9.66年。
把第三个进口贸易周期的波峰年确定为哪一年更合理呢?2003年是中国经济从产出负缺口转变为产出正缺口,即经济由冷到热的一年,因而进口贸易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的增长,如果将2003年定义为进口贸易的波峰年,那么就应当把2004～2007年视为进口贸易的衰退年,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因为2003年到2007年的进口一直都在高位运行。只是因为2003年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年以后,进口增长率猛增39.9%,并且2004年又递增36%,从而具有了较高的基数,在较高基数的基础上此后每年的增长率仍然递增20%左右,因此,2003年到2007年均可以视为贸易周期的波峰期,而真正的拐点即经济衰退与进口贸易衰退出现在2008年,这就是说,2007年以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外贸进口增长,都会明显向下运行,进入衰退期。此外,把2007年定义为外贸的波峰年,也与按波谷年计算的外贸周期相一致。
如果按波谷年计算,贸易周期的划分就显得更为清晰。从1982年到1990年可以视为第一个周期,1990年～1998年可以视为第二个周期,1998年～2009年则可以视为第三个周期。这就是说,在从1992年到2009年的27年间,共完成3个贸易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这里之所以把本轮周期的波谷年定义为2009年,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2007年中国经济处于波峰,2008年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根据中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2009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完成筑底,GDP增长率可能在8%～8.5%附近,与此相联系,进口增长率很可能会跌到5%以下,2010年,中国经济将重新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
2、对外贸进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不一致的解释
数据显示,中国进口周期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在个别年份中,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与本国经济增长存在不相一致的情况,怎样解释这种情况的存在呢?
中国外贸进口增长与本国经济增长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贸进口的波峰和波谷有时滞后或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1年;二是在经济增长未见波峰的情况下,个别年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却创出了新高。
其实,无论外贸进口的波峰年或波谷年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1年(如波峰年的1985年和1993年以及波谷年的1982年)还是外贸进口的波谷年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1年(如1998年),亦或是外贸进口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完全一致的情形(如波峰年的1978年和波谷年的1990年),都属于常态。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的时间差,这与厂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直接相关。例如,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又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且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
速度一路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出现了1998年进口增长率领先于经济周期波谷年1年(1999年)的情形。但是如果在经济周期的波峰年过后的次年,厂商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将会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的情况下,受乐观预期的影响,外贸进口的波峰年就可能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中国外贸进口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真正出现不一致的年份是在2000年和2003年。2000年和200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进口增长率却分别高达35.8%和39.9%,创出了1986年以来的新高。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
其实,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很困难。1999年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2000年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加上厂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期,以及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波峰年的到来,因此,2000年出现进口的高增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的增长。但是,2001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较高的增长(以前各个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一般都只有2～3年),甚至出现了扩张过程中的停滞,经济增长率比2000年还下降了0.1。与此相联系,2001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由2000年的35.8%下降到了8.2%。当2002年中国经济完成复苏阶段并于2003年加速扩张进入繁荣阶段以后,进口又出现了具有恢复性和爆发性的增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2002年以后,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递增20%以上的高水平,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写照。
四、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1、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出口周期的划分
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决定于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也取决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当世界(特别是与中国贸易相关度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会加快,反之,当外国部门的经济增长减速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会相应减速。世界经济增长与中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与本国外贸出口的关系上。
数据显示,当世界经济增长率较低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很低;反之,当世界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相应较高。例如,1978年,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波峰年,GDP增长率为4.5%,滞后1年即1979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40.2%。1982年,世界经济进入波谷,GDP增长率只有0.8%,而次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负值,为-0.4%。1984年或1988年,世界经济进入第二个波峰年,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6%或4.5%,而198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上升到了17.6%,1987年更上升到了27.5%。1993年,世界经济又进入新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为0.9%,而1993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也跌到了8%。当2000年和2004年世界经济迎来第三个波峰年和第四个波峰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分别上升到了27.8%和35.4%。同样,当2001年世界经济进入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1.5%时,中国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下降到了6.8%。可以肯定,如果2009年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波谷年,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会降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出口波峰年和世界经济增长波峰年相同的年份是1984年、2000年、2004年。在世界经济周期波长的划分方面,尽管1997年没有作为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但这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也高达3.4%,而同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高达21%。在波峰年中,只有1979年的出口增长波峰滞后于世界经济增长波峰年1年。波谷年相同的年份只有2001年,可能还有2009年,其他外贸出口的波谷年均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1年或两年。例如,1982年是世界经济的波谷年,滞后1年,即到了1983年的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长率才回落到最低点。1991年是世界经济的波谷年,滞后两年即到了1993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才下降到该轮周期的最低点。这主要是因为,199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也不高,只比1991年0.8%的经济增长率高出0.1个百分点,为0.9%。需要说明的是,1998年虽然不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谷底年,但经济增长率也很低,为2.1%,同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了0.5%。
由于外贸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相关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存在几个周期,中国的外贸进口大体上也存在几个周期。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完成了3个周期,与此相联系,1978年到2007年或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完成了3个周期。
对于1978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出口周期,可以做如下描述:如果按波峰年计算,1979年～1984年(或1987年)为第一个周期,1984年(或1987年)～2000年为第二个周期,2000年～2004年为第三个周期。如果按波谷年来划分,1983年～1993年为第一个周期,1993年～2001年(或1998年)为第二个周期,2001年(1998年)～2009年为第三个周期。在第二个周期,为什么没有把出口增长率最低的1998年而是把出口增长率较高的2001年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周期的波谷年的原因是:1998年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率之所以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导致的出口减少。因此,这一年较低的出口增长率应当视为政策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经济运行周期的结果。因为这一年既不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谷底,也不是中国经济周期的谷底。
中国作为贸易出口大国,其出口增长率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的原因是再简单不过的:因为一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即外国部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外国部门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由该国的消费和投资推动的。所以,当世界经济增长加快时,中国满足外国部门需求的产品的出口自然就会增长。故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
2、对外贸出口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不一致的解释
虽然中国的出口周期是受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的,但是,在个别年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与世界经济周期一致。例如,199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8%,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15.8%,199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2.2%,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1.9%。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完全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相一致,它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不一致的年份主要表现在1991年。199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8%,而中国出口的增长率却高达15.8%;这是因为,1990年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1991年中国进入扩张阶段,并且在1992年就达到该轮经济周期的波峰年。这可以解释1991年～1992年中国进口增长率为什么逐年递增。实际上,伴随中国国内经济的强劲增长,外贸出口的能力也相应增长,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并不占有很大的比重,出口额也较小,因此,不景气的世界经济吸收规模不大的中国外贸出口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
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94年。199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2.2%,但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1.9%。实际上,这一年中国出口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并没有出现相悖的情况。因为199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9%,1994年,世界经济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达到了2.2%的增长水平,应当说,增长幅度是很大的。与此相联系,规模不大的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从1993年的8%增长到1994年的31.9%,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奇怪的了。
对外贸易周期 篇2
一、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经济周期 (Businesscycle) 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 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 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 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 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及周期随之波动。
国际经济波动的主要传导渠道和机制是国际贸易。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国际贸易呈现不可阻挡的增长势头, 而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日益明显。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 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 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 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 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 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 经济运行顺畅了, 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 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 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 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 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 使商品自由进出口, 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 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 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 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 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
西方国家认为, 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 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 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 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 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 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 在经济衰退时, 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 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 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 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 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根据以上解析, 我们不难发现, 经济周期是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和贸易政策的一大前提因素。尽管国际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周期, 但这种周期性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保护国内的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尽可能使经济运行在稳定路径上。因此贸易政策出台的时间直接影响到实施的效果, 政策出台的时间是否恰当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因此, 正确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及国际贸易周期, 一方面有助于在恰当的时间出台合适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判断贸易合作国的贸易政策取向, 为国内制定正确有效的贸易政策提供依据。从这个角度讲, 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的分析判断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 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贸易政策周期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周期, 制约贸易政策周期, 同时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影响着国际贸易政策取向, 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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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连城, 郎丽华.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J].中国集体经济, 2009, 08:16-21.
对外贸易周期 篇3
经济学的文献中没有对“世界工厂”下过确切的定义, 不同学者对“世界工厂”理解不尽相同, 一般认为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曾成为“世界工厂”。国内学者对于“世界工厂”分析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英美日“世界工厂”进程进行回顾, 并比较它们的特点及经验, 主要代表有冯昭奎 (2002, 2005) , 彭继民 (2003) , 邱晓华 (2003) , 刘昌黎 (2004) ;二是对“世界工厂”的概念、周期进行辨析, 并提出一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评价标准, 如成其谦 (2002) , 杨波 (2004) , 曾慧琴 (2009) ;三是更多学者关注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 主要有吕政 (2001) , 刘昌黎 (2002) , 于蕾 (2003) , 杨波 (2004) , 程恩富 (2005) , 张明之 (2005) 等。本文将美国 “世界工厂”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为: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工业化阶段、“世界工厂”确立时期、“世界工厂”成熟期、“世界工厂”衰退期。由于贸易政策包含的内容很多, 考虑美国贸易政策实施的重点, 本文对美国1934年之前的贸易政策主要考察关税水平, 1934年之后主要考察贸易法案的非关税条款。
(一) 美国工业化起步阶段 (1789—1860年) 外贸政策的更替
美国工业化的起点大致始于1790年, 且与英国相似始于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但这一时期, 由于没有发生南北战争, 国家没有统一, 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北方。这一时期的外贸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816年之前的财政关税政策阶段。1789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关税法令, 确定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按件计算税率为5%～10%。1789—1808年, 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12个关税法, 税额大约提高了3倍。二是1816—1860年北方工业革命完成时期。为应对欧洲产品的倾销, 1816年美国颁布了一项新税法, 旨在对北部地区幼稚工业进行扶持,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提出以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工业的关税法。关税法对棉花、羊毛等商品的出口提高了关税, 对一般进口品平均征收20%的关税, 对需要加以保护的工业原料 (如棉纺织、粗棉布) 进口征收较高的关税或特别关税。
美国早期关税保护政策的目标是保护幼稚工业, 奠定本国的工业基础, 但由于南北经济结构, 工业化进程不统一, 因而双方利益不同, 在关税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关税的重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1816年、1824年和1828年, 美国连续通过了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税法, 关税率逐渐上升。1816—1832年平均关税水平由22.23%增加到27.83%。但由于在整个19世纪的前半期, 代表南方种植园利益、倾向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基本控制了国会, 反对高关税。在1833年通过了妥协关税法之后, 关税开始下降。1842年曾有所回升, 但1846年重新开始下降, 直到1860年, 平均关税率最低时在20%以下, 而这被南方认为是适当的财政性关税税率。
(二) 美国加速工业化阶段 (1861—1913年) 的高关税壁垒贸易政策
1861—1865年为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 就是确立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绝对的统治地位, 从此美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
1861年共和党执政, 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关税法》, 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保护。1862年与1864年战争期间, 政府又提高了其他绝大多数商品的关税, 以致平均税率达到48%。1883年的关税法扩大了免征关税的商品范围, 降低了某些商品的进口税率, 但同时也提高了纺织品、钢铁制品的关税。
1890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 把税率平均提高了49.5%;对于高级的毛织品、棉织品、麻织品和布料, 以及对钢、铁、玻璃和马口铁都课以高税。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 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这一新税法阻止了外国工业品在美国的倾销, 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和集中, 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
1894年, 民主党执政, 国会迫于国内保护贸易势力的压力, 做出了折衷性的调整, 即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法案对羊毛、青铜、木材实行免税, 而对过去自由进口的煤、铁、糖都实施保护关税, 进口品的平均关税则降到了37%。
从1861—1913年, 美国经历了长达52年的高关税保护时期, 且关税的保护重点转向重化工业。美国也成为了崛起中的世界工业强国。1870 —1913年, 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由23.5%上升到35.8%, 截至1913年, 美国工业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而同期英国所占比重则从31.8%下降到14%。美国的钢产量到1890年已达428万吨, 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更达到3180万吨, 占世界钢产量的40%。煤产量在1890年时为143亿吨, 超过了法国和德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1913年增加到了5.6亿吨, 达到英、德、法三国产量的总和, 占世界煤产量的l/3。从对外贸易来看,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1870的8%上升到1913年的11%, 而英国则由22%下降至15%。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1866—1914年, 美国出口商品中, 制成品比重由16%增加到48%, 同期进口商品中, 制成品所占比重由58%下降到47%, 而农产品出口比重由72%下降为40%, 进口比重由25%增至41%。
(三) 美国“世界工厂”确立时期 (1914—1945) 外贸政策的波动
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美国工业发展的历史, 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发展可大致划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世纪20年代的繁荣、30年代的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个历史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先后颁布了三部重要的对外贸易法案。由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特殊性,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呈现波动性特点。
1913—1921年美国执行的是《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 平均税率为27%, 这十分有利于一战期间美国工业品的进出口。1914—1919年, 美国的商品输出总值从23.2亿美元增加到77.5亿美元, 增长了3倍多;进口值也增长了2倍多;贸易顺差增长了近9倍, 从4.4亿美元增到38.5亿美元, 战时累计顺差达144.583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 使美国由一个债务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经历战后经济波动和危机后, 1922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1922年9月, 国会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案》, 平均关税率为38.5%。不仅农产品受到了高关税的保护, 工业品也同样如此。例如恢复了对钢铁的关税, 提高了纺织品的进口税。并对“战时幼稚工业”主要是化学工业和染料工业给予特别保护。美国一方面利用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同时极力反对其他国家提高进口关税, 以继续大量向国外倾销商品。为其工业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1929年经济大大萧条, 国内提高关税呼声高涨。1930年产生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在这个法案下, 美国平均进口关税为53.3%, 1932年最高, 达59%。这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并引发了关税大战, 进一步加快了衰退。1934年美国通过了《互惠贸易法》标志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直到1939年, 美国已经同22个国家签定了互惠的贸易协议。这一阶段美国通过互惠关税而降低平均税率。1937年, 美国的关税率平均降低了13%左右。战时美国延续自由贸易政策, 并准许反法西斯国家以“现购自运”的方式在美国购买军火, 通过了著名的“租借法案”, 使美国的对外贸易额大增。1943年工业生产比1935—l939年平均增加了约1.4倍, 耐用制成品增加了0.6倍, 机器生产增加了4倍, 而汽车、飞机、铁路等军需运输设备则增加了7倍。二战期间, 美国的对外投资也从1940年的120亿美元, 迅速增加到1945年的170亿美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得以确立。
(四) 美国“世界工厂”成熟期 (1946—1969年) 的自由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借此优势, 美国加紧争夺世界市场, 扩大对外贸易, 掠夺其他国家的原料和能源并向其他国家倾销“过剩”商品。这一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1945—1958年关税大幅下降但伴随“例外条款”增加。1934年《互惠贸易法》和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建立导致美国关税率大幅度降低。美国在1930—1939年间的平均关税为43.6%, 1940—1949年锐减到24.1%, 1950—1959年又下降至12%。伴随关税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国内阻碍力量加大, 导致《互惠贸易法》多次修改, 其中有3次保护性质的重要修改:1948年补充的“危险点条款”;1951年的“免责条款”和1958年的“国家安全条款”。这些条款成为了美国的非关税壁垒。
二是1962通过“贸易扩大法”并参与“肯尼迪回合”谈判。为应对西欧经济共同体形成后所出现的新形势, 攻破西欧共同体市场对美国商品筑起的高壁垒, 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扩大贸易法》, 用以替代1934年《互惠贸易法》。该法授权总统与所有国家进行谈判, 在关税谈判时可以采用灵活的一揽子交易为基础。把关税减至1962年水平的50%, 并完全取消1962年的5%或5%以下的关税。同时修改了影响美国自由贸易政策执行的“无损害”条款, 重新定义了“损害”的定义, 并用“调整援助”方式补偿受损害的企业而不是加强限制进口。
在1962年《扩大贸易法》的倡议下, 美国开始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与其他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 即肯尼迪回合。这一回合的谈判的主要结果是大范围削减工业品关税。到1972年底, 当这个协议完全履行后, 工业化国家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已不到10%。
(五) 美国“世界工厂”衰退期 (1969年以后) 基于公平贸易思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
1974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这是一个自由条款与限制条款相结合的法案。1974年《贸易改革法》—方面致力于推动东京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 以进一步削减关税和实行贸易自由化, 授权总统在前肯尼迪回合税率水平的基础上可降低60%税率, 且总统可采取“快东道程序”来降低、取消或协调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 该法又规定有行使报复权的“301”条款。授权总统反对“不公平”贸易, 并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措施来反对倾销和补贴, 以及直接进行双边谈判来打开贸易伙伴的市场。这是美国外贸政策开始从多边自由贸易转向双边协调和保护的重要信号。为了使美国的贸易法与GATT的国际法典相吻合, 1979年国会审议通过《1979年贸易协议法》。该法案将总统谈判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权力延长至1988年。同时对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条款进行了修正以期与国际法保持一致。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现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伴随欧共体的扩大, 其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4.4%上升至1986年的22%;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60年代末的3%, 上升到80年代的10%, 贸易比重达到8.3%,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则从1971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 结束了自1893年以来商品贸易顺差的历史, 且不断增大, 1987年逆差达1670亿美元。伴随美国人力资本优势的衰退,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西欧、日本的激烈竞争。在这一大背景下,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向公平贸易、保护贸易方向改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会于1988年8月通过的《1988年综合贸易法》。该法案明确提倡通过双边谈判来改变不公平贸易的状况, 并一改自1934年《互惠贸易法》开始的通过扩大总统贸易权力来促进自由贸易的做法, 将总统关于对不公平贸易伙伴实施报复性措施的权力转交给美国贸易代表机构, 强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力。其核心问题依然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 立法依据是“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这两个条款增强了对“不公平”贸易国家的报复性。“超级301条款”来源于1974年《贸易改革法》中301条款, 但调查报复的范围更宽。而“特别301条款”是1974年《贸易改革法》301条款的延伸, 涉及知识产权领域。总之《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议法》、《1988年综合贸易法》是美国在外贸领域采取单边行动的法律根据, 而且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逐渐增强, 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结论与建议
美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税始于1816年, 而关税对美国工业化真正起作用则在内战后。美国关税保护的重点由开始的“幼稚”轻纺工业, 到重化工业, 再到新兴工业。而这与美国成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支柱产业的演变相吻合。二战后, 美国进入了“世界工厂”的成熟期, 因此极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入20世纪60年代, 美国重点发展的钢铁、汽车、机电工业受到西欧、日本的挑战;70年代以后, 美国大力发展技术集约型产业, 如航天航空、计算机和新材料等。基于此, 美国为巩固自己逐渐衰退的“世界工厂”地位, 通过颁布贸易法案, 推行公平贸易, 加大对“不公平”贸易的报复,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同时世界经济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明显, 从近期频发的大宗贸易纠纷案件可见一斑。面对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 中国的贸易政策更应审时度势。尽管时代不同, 美国在“世界工厂”进程中贸易政策实施的成功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第一, 对外贸易政策应时而动, 手段灵活而多变。
例如美国在建国初期, 以禁运令来保护国内市场;19世纪20年代后以高关税阻止国外竞争;80年代以后又通过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来实现对外扩张;到20世纪30年代则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来促进贸易扩展。战后, 美国一直致力于多边机制解决贸易问题的同时, 随后又将重点向双边协调机制倾斜, 推进区域保护主义。当前世界经济尚未走出衰退的阴影, 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积极推动双边或区域经贸集团的建设, 开拓新市场并以投资带动出口可以成为中国打破外贸僵局的不错选择。
第二, 对外贸易政策是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与其他政策相配合。
从外贸政策来看, 美国关税保护最初重点在商船业, 其后转向幼稚棉纺工业, 后又转向新兴工业如, 钢铁、汽车和电气工业, 到20世纪20年代则又转向农业。这一演变过程正与美国工业化的整个进程中产业政策所确定的重点产业相吻合。产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对于保护与扶植重点产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 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制定外贸政策时也应该考虑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相配套, 包括内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第三, 加强外贸立法, 为贸易政策提供法律依据。
美国高度重视利用法律手段对外贸加以干预和调节, 这就保证了外贸政策的系统化、制度化和严肃性。各时期对外贸法内容的调整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这种灵活可变的法律调整机制, 保证了美国外贸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美国贸易法的伸缩性很强, 便利了美国在解决实际贸易纠纷时想要采取的立场。此外, 美国在贸易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多地考虑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摘要：结合美国工业化的进程, 可将美国“世界工厂”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即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工业化阶段、“世界工厂”确立阶段、“世界工厂”成熟期及世界工厂衰退期。在不同阶段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所表现出的手段灵活多样, 对外贸易政策与其他政策相配合, 加强外贸立法, 为贸易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等特点, 均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世界工厂,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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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周期 篇4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整个世界贸易的高度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也越来越受到贸易周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以往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文献均使用的全国宏观经济数据得出了经济分析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某特定地区。因此,加强对区域进口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周期波动预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上海市作为一个沿海的发达港口城市和中国经济的风向标,研究其进口贸易波动于上海市经济周期之间的协动关系和相关性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中国沿海发达城市的宏观经济发展的状况,并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国外一些学者指出,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协动性的联系。Sherman和Kolk(1996)在对经济周期相关根源的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周期的相互传导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经济周期传递的主要渠道,且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国际贸易。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周期将会更为有效的提高各国间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经济周期与贸易强度正相关,专业化分工会减弱经济周期与贸易波动之间的相关性。Frankel,Rose(1998)、Haan等(2002)、Ambler,Zimmermann等(2002)普遍指出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使得贸易强度也随之提高,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之间也会显示出更强的显著的正向的协动关系。Nadenichek(2001)等通过对多国的进出口贸易余额、贸易条件与产出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指出进出口同产出之间存在顺周期关系,产出与国际贸易余额之间存在非周期关系。Choe(2001)通过对东亚10国贸易与经济的联系的研究,指出随着这一区域日益的紧密贸易依存度,东亚区域经济呈现出更高的同步性和相关性。任志祥,宋玉华(2004)指出随着相互间贸易联系的增强,我国和东亚区域各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也越来越明显。
杜婷,庞东(2006)指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会受到国际贸易冲击的比较显著的影响,若出口波动1%,则GDP会波动0.25个百分点。贸易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加。宋玉华,方建春(2007)认为中国经济与FDI流入、中国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冲击效应较强,世界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有较小的影响力,而中国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波动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H-P滤波与脉冲响应分析
上述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中国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且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沿海城市。所以使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分析经济周期对于中国的特定区域来说,并不很适合,且会有较大的误差。因此有必要使用加入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长期的连续的上海市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重点探讨上海市经济周期与进口贸易周期之间的关系。
经济周期的研究理论已经较为成熟,其中最主流的周期划分方式是按照时间长短的划分,可以将经济周期分为四种类型: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和康德拉提耶夫周期。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使用美国和英国的3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数据,研究了平均长度为2-4年的短期经济调整的“存货”周期;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季度数据,且旨在研究新世纪中国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港口城市上海市的经济周期和进口贸易波动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使用到的主要是基钦周期。本文拟在使用H-P滤波法分析出上海市经济周期于国际贸易周期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波动趋势。刘金全、刘志刚(2004)选取了5种对于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分解的方法,包括H-P滤波分解,时间趋势分解,差分序列分解,单变量状态空间分解和双变量状态空间分解。通过分析得出使用这些趋势分解方法均可得出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分解状态,同时,H-P滤波的分解方法可获得比较高的分解精确度。
其中,N为样本数量,λ为平滑参数,Yt由长期增长趋势和周期趋势两部分组成,为长期增长趋势的估计值,取最小值的式子表示周期趋势部分,后面的式子表示长期增长趋势部分。通过求解可得估计值,进一步可得周期波动数据。通过(1)式可以看出平滑参数λ取值越大,表示长期趋势部分占有更高的权重。Hodrick and Prescott(1980)通过对美国季度产出的周期性波动的研究指出,季度数据适用的平滑参数为λ=1600。后来的学者在使用季度数据研究经济周期时也大都采用这一标准。
本文使用的是上海市GDP和对外贸易的季度数据。为消除季度因素对于数据的影响,本文选取上海市GDP和对外贸易季度数据的同比增长率。同时,其平滑参数取值为λ=1600,得出上海市GDP和进口的季度数据的同比增长率的趋势项和周期波动项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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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滤波法的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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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计算经济周期的波长以波谷年为依据时更科学一些,因为波谷时期的经济运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少。如果按波谷年计算经济周期和外贸周期的波长,可以看出在1995年初至2011年底这17年间,上海市经历了3.5个经济周期,平均这个周期持续时间为4.86年。
通过图1和图2,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经济周期与进口贸易周期有很强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一个地区的进口贸易波动与本地区的经济周期波动有很强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在这3.5个基钦周期中,上海市进口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只在3个较短的日期区间内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形。这3个区间分别是:1995年第一季度至1996年第二季度;1997年第四季度至1998年第三季度;2010年第三季度和2011年第4季度;其他时期的数据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一致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外贸进口的波峰、波谷滞后或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2个季度左右,个别季度的的外贸进口同比增长率剧增。例如: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从图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上海市季度进口同比增长率剧增。另一个例子是:在2010年第3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在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之前的2-4个季度的区间内,厂商对经济存在消极的预期,即预期经济将会进入收缩阶段的情况下,外贸进口的波峰年就可能提前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波谷季度数据的分析:上海市经济周期数据与进口贸易周期的波动曲线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波谷季度上看,尤为明显:1998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6.48%,周期趋势项为2.30%;进口同比增长率为2.30%,周期趋势项为-8.16%;2002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9.54%,周期趋势项为-1.92%;进口同比增长率为2.93%,周期趋势项为3.21%;2006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16.33%,但是周期趋势项为-0.81%,进口同比增长率为19.30%,但是周期趋势项只有-1.79%;2009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5.49%,但是周期趋势项只有-10.69%,进口同比增长率为-21.70%,但是周期趋势项只有-35,.40%,这几个时点均为经济周期与进口贸易周期的波谷。
峰值季度数据的分析:1995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30.82%,周期趋势项为4.94%,进口同比增长率为13.60%,周期趋势项为8.22%;2001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12.85%,周期趋势项为3.38%,进口同比增长率为17.32%,周期趋势项为-4.75%;200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17.60%,周期趋势项为2.99%,进口同比增长率为42.91%,周期趋势项为16.84%;2007年第4季度GDP同比增长率22.88%,周期趋势项为5.69%,进口同比增长率为18.51%,周期趋势项为4.79%。
脉冲响应函数是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发生会对当期和未来的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的函数。对于图3进行脉冲相应函数的分析:对于出口的一个正向冲击,GDP立刻有很强的正向的反应,在第四期的时候,这种正向的反应降低到0,随后,接着降低至-3%左右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影响值上。对于GDP的一个正向冲击,IM的反应较为缓慢,在第二期至第六期都显示了一个较为平稳的0.5%的正向的冲击,在第7期之后,这种正向的影响一直持续,但略有降低。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上海市的经济周期和进口贸易周期有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个别时点上进口贸易周期会更加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周期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在长期内,进口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且进口贸易周期的波峰和波谷的值一般比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值提前两个季度左右。贸易周期受到区域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贸易周期也会影响区域经济周期,两者之间高度相关。通过对于区域经济周期与进口贸易周期的分析,可以有效得了解进口贸易对经济周期之前的较强的相关性,同时也可为上海市政府采取相关的为平稳经济周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经济学实证研究支持。
摘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贸易波动与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周期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出口贸易波动则与世界经济周期相关性较强;本文使用时间序列的H-P滤波方式对上海市进口贸易与GDP的季度数据的同比增长率进行趋势分离,旨在揭露上海市进口贸易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规律,为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建立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经济学理论依据。
关键词：经济周期,进口贸易波动,协动性,H-P滤波与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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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周期 篇5
技术转移是指因经济原因产生的,用于生产的工艺、程序和方法等系统知识在国际间的转移。对技术输入国来说,技术的引进能够带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给引进技术的企业带来经济收益,同时会使得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提高引进技术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从技术输出者的角度来说,也是转移即将过时的技术,延长某种技术生命周期的手段,同时也会带来转移技术的经济收益。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经济体和企业引进技术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中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在该阶段,产品在创新国被发明或创造出来,并开始在创新国国内生产和消费,产量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这一阶段,创新国的生产全部用于本国的消费。当创新国的生产超过消费时,即在创新国开始出口该种新产品。
第二阶段,即创新国出口、模仿国开始消费该新产品的阶段。在该阶段,创新国的生产除满足本国消费之外,还向其他国家出口,模仿国则认识到该种产品,并开始消费。创新国的厂商由于拥有对新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所以能够获得国内外的垄断性利润,并达到出口顶峰。
第三阶段,即模仿国开始模仿生产该产品的阶段。在该阶段,这一创新技术已经成熟,生产过程标准化,模仿国厂商开始模仿生产该种产品,并且自我供给消费,创新国的出口逐渐下降。到创新国出口为0,模仿国开始停止进口该种产品。
第四阶段,即模仿国产品进入创新国市场的阶段。该阶段,模仿国由于规模优势或其他比较优势,生产迅速扩大,并开始以低成本出口,创新国在该种产品的生产上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生产逐渐下降,开始进口该产品满足本国消费。
在实践中,创新国开始出口和模仿国开始消费之间可能存在水平距离,主要是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另外,模仿国可能先向其他国家出口,然后才向创新国出口,因而创新国出口为0与模仿国开始对外出口之间也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差距。
这样四个阶段结束之后,该商品即在创新国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周期,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便在模仿国开始并进行着自己新的周期,在生命周期延长的过程中,该产品能够尽量为人们创造利润收入。
2 技术转移的周期过程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一般来说占有新技术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经济战略上大都经历三个阶段:新产品出口、直接投资生产该产品和技术转让。
具有新技术优势的企业,第一步总是以产品出口获利,有着独占市场的性质;当出口市场开始生产该产品时,该企业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直接投资获利;当东道国生产扩大利润下降,企业可以通过输出技术获得收益。不同国家的需求与资源的关系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求与资源的关系也不同,这样技术就会产生流动。
3 跨国公司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大都是遵循着上述的周期过程来处理出口、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以牟取最大的利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不过,由于大多发展中国家从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外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有一定的障碍;若是直接将创新技术转移至进口国,对于输出者来说,进口国厂商通过低成本等比较优势,将会抢占输出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甚至反过来向输出国出口,占领输出者在本国的市场,这样输出者的利益就会大大受损。所以,产生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认为一个企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条件,包括所有权特定优势、市场内部化和区位特定优势三种优势。a)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即企业自身特有的优势。它包括企业的生产要素禀赋(自然资源、资产和技术劳动力)等有形优势,也包括垄断地位、经营才能、技术专利等无形的优势。企业有形优势和无形优势的综合,决定了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大小。b)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 tages),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不完全性影响而把企业的特有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把市场的交易关系变为企业内部的关系,在内部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克服在外部市场进行交易的不利条件。c)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即国家投资环境特有的优势。如果在外国生产比在本国生产利润高,企业就会对外直接投资。
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市场内部化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它们并不能决定一个公司一定要通过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区位优势则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直接投资的发生。
4 国际技术转移的政策含义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转移可以加速经济发展,给技术的输出者、输入者都能带来利益,这是世界经济实践所证实的。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中,引进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应强调技术的适用性,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要素禀赋特点以及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相适应,引进与消化结合考虑,而且还应该努力争取技术开发的自主,以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参考文献
[1]黄卫平,彭刚.国际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