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机制（精选十篇）
协调机制 篇1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以及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发展，现代工程项目越来越趋向大型化、复杂化，项目的参与方也由原来的少数几家上升到成百上千家。由于涉及到的项目利益相关者数目众多，致使项目的管理工作非常繁杂，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和理念已逐渐不能满足工程项目管理的需要，迫切需求一种新的方法和思想来实现工程项目的高效运转，因此，工程项目协调管理应运而生，而工程项目协调管理的实现依赖于协调管理机制的建立。
目前，有关协调管理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代理(Multi-Agent)协调机制和调模型设计等方面[1,2]。张青山和游明忠[3]在基于信息平台的协调管理构架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机制、信任机制、群体协商机制构成了虚拟企业的协调机制内容体系;卢少华[4]从协商层、协作层和信息层3个层次讨论虚拟企业的协调机制，同时对信息协调与策略、盟员选择与激励机制及供应链协调和效益优化进行详细研究;李刚，程国平[5]从界面设计、信息技术、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的角度提出虚拟企业界面协调机制。但这些研究都是以供应链和虚拟企业为对象开展的，而对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的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拟从分析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的内涵着手，提出工程项目协调管理的几大机制，并给出协调管理机制的运行模式，以期对工程项目实践活动提供指导。
2 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的内涵
由于工程项目不同于一般的科层结构，具有众多独特性，项目的一次性、参与方的多样性、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性、沟通的障碍以及机会主义的存在等因素使得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各种冲突和摩擦。因此，为了保证各参与方能够有效完成各自的工作以实现共同的项目目标，协调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而协调管理活动的顺畅开展则是通过一系列科学的协调管理机制予以实现。在管理学中, 管理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及其运动原则和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张青山、游明忠, 2003)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是指为了组织与控制项目各参与方达成协调一致，确保项目目标的全面实现而设计或安排的且必须遵循的一定的程序与规则，用以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的所有手段、方式和方法。
3 工程项目的协调管理机制
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协调管理机制，它是事先的主动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另一部分是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协调管理机制的具体运行，可以用于指导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活动，也可以为解决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矛盾与冲突而做出规则的安排，并使之程序化与规则化以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完善的协调管理机制, 不仅可以确保工程项目建设的协调管理活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而且还能提高工程项目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敏捷度, 降低了由于协调管理困难而导致的诸多风险。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合作与信任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和沟通机制等。
3.1 决策机制
决策是人们对可行方案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 工程项目各参与方都拥有决策权，只是决策的空间不同。合作各方通过分工与协作共同完成项目目标，项目合作中的分工与协作表现为项目参与方决策的分工与协作过程, 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决策权在成员之间的分配。在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中，决策与决策权可达到有效的统一。一方面，项目参与各方在项目建设合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核心资源提供出来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各参与方拥有相对充分的知识与信息，尤其是与自身所承担任务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这就使得决策环境和决策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中的决策权是分散的，但又是在合作中行使的。这种合作基础上的分散决策是一种决策的均衡, 也是提升工程项目组织运行效率的基础。
而从工程项目本身的角度看，尽管工程项目的合作各方来自不同的组织，但由于各合作方的相对独立性，导致了在利益和行动上都不会自动地趋向一致，当涉及到需要协调管理的事务时，合作者需要联合决策。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中的分散决策机制是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决策机制，是对传统决策模式的超越，是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知识的分裂以及相应的分散决策重新在工程项目体系内整合到一起，是分散与集中(确切地说是独立与协作)的辩证统一。在信息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 工程项目所面临的环境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决策个体受有限理性的限制，正确决策必须依靠参与者群体的智慧，基于知识分裂的分工业务的分散独立决策以及借助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能保证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中决策机制的科学性。
3.2 合作机制
工程项目是由众多不属于同一个企业的参与方共同完成，当这些参与方为了某个工程项目走到一起时，即展开了合作对策过程，各个参与方之间通过合作机制，达到多赢的目标。由于工程项目的复杂性，不是某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必须通过合作来实现项目目标。但是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合作各方的能力不均衡可能导致合作各方间产生冲突和矛盾，这种能力的不均衡主要是因为各合作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均衡。合作机制是一种调整参与方间行为和资源配置的一种结构性装置，这种机制不仅对参与方的行为产生约束，同时也对能力不均衡提供一种补偿。因此，参与方间的合作机制对于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应该以工程项目的整体目标为目的，通过协调矛盾，资源共享，最终实现项目目标和各参与方利益的多赢局面。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中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风险共担和利益分配机制三部分内容。项目的各个参与方首先都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而进行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但同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只有合作各方目标一致，信息共享，不因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才能实现完善的合作。
3.3 沟通机制
沟通是一个过程，在沟通过程中，参与沟通的诸多要素之间在建设项目的环境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后产生出沟通的结果。沟通结果如何直接受到沟通过程中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之间的作用影响。有效的沟通是使不协调关系得以协调的关键。沟通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沟通理念、沟通内容、沟通渠道和沟通反馈等。这些构成要素受到工程项目内外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影响。该机制运作是否有效取决于沟通过程中的技术层面要素，它包括各参与者的参与程度，整个工程项目体系内沟通氛围的营造，沟通制度的制定，各沟通主客体沟通策略与技能的应用及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信息沟通平台的建设。沟通机制的运作是动态的，其运作过程和方式需要不断的完善与改进，沟通机制各要素的内涵也需要不断提升和深化。首先，沟通机制必须与工程项目组织相匹配，通过沟通协调管理工程项目内部的运作，从而达成为项目目标服务的目的。第二，沟通机制内部各个部分需要协调一致，使其运作顺畅有效。第三，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必须根据工程项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3.4 激励与约束机制
激励与约束是工程项目实施协调管理活动的手段，而手段发挥作用的载体是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项目各参与方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就需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保证项目各参与方利益的最大化与项目目标一致。由于项目各参与方承担的任务不一样，因而各专业参与方在自己所承揽的任务内所获得的信息与知识比他方要多，而利用这些富余的信息与知识量就有可能获得更多额外利益，从而就会增加项目的建设成本或导致项目失败。如何在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活动中，合理利用各种激励与约束措施去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非效率损失，最小化协调管理费用，需要积极发挥激励约束机制的功能。因此，在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活动中，只有建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与约束手段才具有了赖以运用的载体，才可能将其作用持续地、良好地发挥出来。根据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的内涵，激励约束机制就是为了实现工程项目目标，以项目参与方的需求和动机为基础，通过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协调管理方式方法的优化组合，制定必要的监控手段及可实施、执行的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化、规范化的能促使各参与方行为趋向一致、目标一致的激励与约束手段、方式、方法、程序、规章和标准。
4 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运行模式
根据上面论述的五种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探讨它们的运行模式，即决策层、执行层、信息层，外加一个无处不在的技术支持平台，以实现各协调管理机制的功能，如图1所示。
(1)决策层。决策层只要包括决策机制，着重于制定项目目标和任务分解，处理工程项目内外部之间的有关事务。由工程项目的协调管理机构来负责工程项目的整体协调管理，如有关规则的制定、参与方的选择与淘汰、重大冲突与矛盾的消解等活动，其形式是定期或特定的协调管理会议，一般以合同、规章制度、参与方的责权利等方式明确下来，对所有成员具有强制性。
(2)执行层。执行层主要包括合作机制、沟通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最为关键的部分，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由项目协调管理委员会通过这些机制去执行具体的协调管理活动，如各参与方的实施进度协调、材料设备供应协调、合同的具体实施协调等。采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即可进行现场协调也可采用会议协调;即可由事务双方协调也可通过第三方进行协调。
(3)信息层。信息层是前面两个层次予以实现的基础，为协调管理活动提供各种数据和信息支持，完成相关信息和资源的集成与优化调度，以更利于各种协调管理机制的贯彻实施，同时也可将协调管理机制产生的效用进行反馈，便于协调管理者判断机制是否适宜以及有无改进完善的之处。
(4)技术支持层。技术支持层在协调管理的任何层次和任何协调管理机制中都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工程项目协调管理决策是基于并行工程环境的分布式群体决策模式，由各参与方按某种方式组成决策群体，通过计算机协同工作环境、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提供支协调管理功能。由于这些技术支持的保障，工程项目可以实现各参与方之间、人员之间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多形态的协调管理方式。电话、传真、远程文件传输、网页浏览公告版、电子邮件、网络会议可分别实现这几种不同的功能，而且网络安全技术也为各参与方之间的协调管理提供了安全保障。
5 结论
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是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根本保障，而协调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是实现协调管理职能的基础。本文从工程项目协调管理机制内涵出发，探讨了工程项目协调管理的五大主要机制：决策机制、合作机制、沟通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并由此构建了整合这五种协调管理机制的运行模式。这无疑将有助于工程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以及项目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项目建设效率，成功地实现项目整体目标。
参考文献
[1]Goldman, Steven L., Nagel, Roger N.And Preiss, Ken-neth, Agile Competitions and Virtual Organizations:Strate-gies for Enriching the Customer[M].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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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青山, 游明忠.企业动态联盟的协调机制[J].中国管理科学, 2003 (4) , 第11卷第2期:96-100.
[4]卢少华.虚拟企业的协调机制与效益优化问题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 2004.
[5]李刚, 程国平.基于界面管理的虚拟企业协调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6) :141-143.
信息管理协调机制 篇2
为了使科室各项计划目标顺利实现，信息科必须与其他临床科室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依据正确的政策、原则和工作计划，运用恰当的方式方法，及时排除各种障碍，促进医院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工作全面发展。
一、信息的使用
1.信息的使用应做好记录，做到遇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建立问题处理记录本，涉及到系统代码等信息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好记录并交软件公司解决。
2.平时应注意与各科室负责人沟通，了解使用者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方便临床工作。
二、沟通协调机制
1.建立信息反馈制度
建立信息反馈表（意见和建议等），信息反馈存根，协调完成信息化建设的相关科室使用，将填完的表格交给信息化建设负责科室。各科室应对信息化建设工作高度的重视，抓紧组织落实，增强科室间的写作能力。
2.情况通报制度
各科室在使用过程中有情况应及时通报信息科，各科室有建议权、知情权，对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应知道并做到有好的想法可以直接向相关负责人员建议。
3.责任追究制度
在使用过程出现破坏系统等现象进行责任追究，有知情不报同时进行追责。
4.做好系统使用的培训
金融危机挑战国际经济协调机制 篇3
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自去年次贷危机爆发后,负面影响不断扩大,正在向多个国家蔓延｡继美国多家金融机构破产或改制后,英国､德国､冰岛等国的一些大银行也陷入财务困境,匈牙利和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由于高度依赖外部资金供应也出现危机征兆,并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支持｡被列入高危名单的国家还有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外债过高是这些国家濒危的主要原因｡
各国采取反危机措施并
加强国际合作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相继做出了稳定市场､挽救金融机构的快速反应｡
1､制定财政援助计划向银行注资,并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美国总统､财长和央行行长步调一致,齐心协力说服美国众议院,使得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在10月4日众院第二次投票时获得通过｡该方案包括购买银行呆坏账,向银行注资和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在金融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预｡11月12日,美国又对救市方案进行了修改,救市资金的用途由原来的用来购买银行的问题资产转为其他方式的救援,此举包括向教育､住房､汽车等非银行的消费金融领域倾斜,这反应出危机已经向实体经济蔓延｡此外,英国､德国､韩国也都展开了积极的救市行动｡
2､降低利率,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10月8日,西方主要央行采取联合行动,同时降低利率｡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调低0.5个百分点,欧洲央行(含15个国家)､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瑞士央行同时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同日,中国央行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降低0.27个百分点;暂停征收利息税;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5个百分点 (10月15日起)｡这次协同降息,看上去是全球七家央行,但实际上囊括了21个国家｡
3､寻求国际合作,增强反危机力量｡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组成的20国集团于10月11日举行了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强调各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和金融手段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和正常运行”,成员间将保持密切沟通联系,确保各国行动不会损害他方和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11月15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各方达成共识,要对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实行改革,虽然在如何加强监管问题上,一些国家还存在分歧｡
金融危机再次
挑战国际经济协调机制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双重标准受到挑战｡目前负有监督各国财政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金融风险的全球性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成员国遭受金融市场冲击,短期流动性短缺时,可以向基金组织申请资金融通｡然而,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是有条件的,通常会要求成员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保持财政预算平衡,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基金组织多年来基本按照美国建议的标准行事,对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横加指责,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在十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调整要求苛刻､实施援助方案迟缓,错过了救援的最好时机｡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在发达国家,基金组织并未对美国的赤字财政和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异议,没有及时发现美国肆意放松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和衍生金融产品评级偏高等问题并加以劝阻｡这说明基金组织的政策监管与危机救援标准缺乏统一性和公平性,应该加以纠正,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方面应该有更多发言权｡
国际经济协调组织对金融危机的预警能力亟待加强｡危机爆发后的救援安排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危机预警系统更为重要｡如果在一个国家具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不断上升和累积之时,能够预先发出警告,并列出政策选择菜单,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危机发生,大大降低危机最终爆发的概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危机预警能力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曾令人失望,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未表现出明显的进展,他们对去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给以警示并提出有效的危机预防政策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和救援需更加多样化和更高协调性｡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救援的成功不能单靠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目前,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救援,缺乏由各国政府､次区域货币安排､区域货币安排(区域金融组织)和全球性金融机构组成的多层次复合型危机救助体系;此外,救助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在应对严重金融危机时财政力量不足｡各地区区域性货币合作进展缓慢,东亚在2000年建立清迈货币互换安排机制后,直至今日,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目标尚未实现｡美洲､欧洲和非洲也同样缺乏有效的地区金融救援机制｡
急需建立针对贫弱国家的危机防范救援机制｡金融危机发生时,发达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和打击的首先是金融部门,而发展中穷国的实体部门可能遭受同样甚至是更严重的打击｡而贫弱国家政府的自我救援能力很低,无法与发达国家政府相比,他们几乎完全依靠国际救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穷国经济可能会倒退许多年,而现有的国际机制缺乏针对他们的预先安排机制｡
大国对国际金融体系主导权的激烈争夺可能影响金融危机救援的效率和效果｡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对主导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兴趣有所显露,以萨科齐为代表的欧盟则希望通过G20金融峰会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对于欧盟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并不感兴趣｡布什强调,资本主义的三大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与自由企业｡美国对此次峰会的希望是,各国携手共同参与解决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帮助美国早日摆脱金融困境｡
应对金融危机责任的
现实思考
从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国内金融监管存在严重不足与漏洞,应该改变近些年金融监管日趋松散､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泛滥的趋势｡在克服危机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来看,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和金融最发达､财政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理应为克服危机做出最大的财政贡献和技术贡献,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美国应避免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有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些国家也是首先被传染的,目前信贷链条面临断裂风险,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因此,他们最应该与美国协调政策,共同缓解金融危机｡客观上这些发达国家也有实力干预市场,帮助本国金融机构度过难关｡
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这场金融风暴的末端,所受影响在时间上显现滞后,然而,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尽快阻止危机蔓延和加重,那么最终受害最深的可能还是这些抗冲击能力差､经济和金融更加脆弱的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应对这次危机的全球性合作,保护本国利益｡
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研究 篇4
关键词：供应链,信息协调,激励,机制,委托代理
引言
尽管众多文献指出供应链中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共享对于供应链管理的价值, 但在业内实践中, 信息的充分传递和共享却遇到种种阻碍, 诸如供应链中各企业的自利性和欺骗性、共享信息的风险和信息流程不完善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供应链中的企业不愿意参与信息共享或参与困难, 从而制约供应链信息协调的实现。必须通过相关机制来强化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关系, 提高供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 改进信息流程, 从而使信息协调真正得以实现。
一、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的分析框架
供应链是一个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为了提高组织工作效率不能只考虑技术因素, 还要考虑人的因素, 使人和技术协调一致。在增进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传递和共享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除了跟信息技术、业务流程等因素相关外, 更大的阻碍则是跟供应链具有社会系统这一特点相关, 即各种组织、非正式组织和人的因素妨碍着信息的自由流通。为保障供应链信息协调的充分实现, 必须在分析影响它的各种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机制的分析与设计。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1) 影响供应链信息协调的社会因素
(1) 利益冲突。供应链中参与信息传递和共享的企业往往不能从中得到相等利益。在供应链关系中, 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信息协调中处于主动地位, 是信息协调发起者, 有时它们会以停止业务关系相威胁, 迫使其他节点企业进行信息传递与共享。尽管长期来看, 所有的参与者均能获得好处, 但在开始时, 发起者获得利益一般较大。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特别是在供应商数量较大, 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且供应商与核心企业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 非核心企业在信息协调中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 缺乏真正的主动性[1]。
(2) 信用缺乏。在理论上, 供应链管理要求链内各企业间相互合作, 通过分担责任与风险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获取收益。但在各种机制还不很成熟的市场环境中, 企业之间的信用氛围并没有真正形成, 市场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 上下游企业缺乏信任, 很少用系统的方法进行思考。于是链内企业合作时就会互相隐藏一些信息, 使信息在供应链传递过程中发生波动和偏差, 增加整个供应链系统的不确定性, 降低系统的运作效率。
(3) 信息风险。供应链中节点企业过度隐藏自己的信息, 对整个供应链会造成一定的信息风险。同时信息共享加大, 对节点企业本身造成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企业之间的无缝集成意味着可能导致企业核心技术和财务等机密外漏, 核心技术的缺失会使企业失去核心竞争力, 从而很可能失去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地位, 致使企业承担很大的风险。
(4) 信息不对称。供应链企业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制造商在选择供应商时, 由于供应商掌握了一些对制造商不利但不为其知的信息, 因此供应商与制造商签订了对自己有利的契约, 致使制造商受到损害, 导致“逆向选择”——制造商误选了不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供应商。假设供应商与制造商在签订契约时各自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 但签成契约后, 制造商无法观察到供应商的某些行为, 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仅为供应商所观察到。这种情况下, 供应商在有契约保障之后, 可能采取不利于制造商的一些行为, 损害制造商的利益, 表现在供应商供货的推后或者产品质量的降低上, 导致“败德行为”——供应商降低了服务水准、增加了潜在费用。
2) 影响供应链信息协调的技术因素
影响供应链信息协调的技术因素除了包括信息技术因素 (如信息的标准化程度、信息系统的兼容性等) 之外, 还包括如下非信息技术因素:
(1) 较长的提前期导致信息不完全。由于缺乏提前期内的需求信息, 需求预测必然与实际需求存在误差, 并且提前期越长, 进行需求预测时信息不完全的程度越大, 且实际需求信息不能在供应链中被及时充分地利用。
(2) 环环相扣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供应链上游企业一般通过其下游企业的订单来判断需求, 供应链所有成员通过环环相扣的订单信息相互沟通。订单信息不一定反映供应链终端用户真实丰富的需求信息, 它可能滞后或失真, 因而这种环环相扣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为了减小或解除上述社会因素对供应链信息协调的制约, 促进其实现, 可以从契约、激励两方面设计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 而为了减小或解除上述技术因素对供应链信息协调的制约, 促进其实现, 可以从流程改进的角度设计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 后者在文献[2]中有所涉及。本文接下来则针对影响供应链信息协调的社会因素从利润分配的角度对供应链信息协调的激励机制进行探讨和设计。
二、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激励机制问题。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具有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由于供应链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因而存在委托代理问题, 并且它不同于其它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它更强调企业间的合作和协调——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 结合合作对策, 形成独具一格的委托代理机制。众多学者研究了在各种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对成员进行有效激励的问题。FELDMANN和MULLER[3]分析了如何建立激励机制以获取真实、可靠信息的问题;LEE和WHANG[4]对组织内部的分散型多阶供应链的激励和信息协调进行了研究;戴勇[5]通过提出一个让成员企业参与利润分配的激励方案来解决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在信息协调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马新安等[6]以一个两阶段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对其供应商进行供应活动和信息共享活动的最优激励问题。本文在参考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如下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并进行相关分析。
1) 模型描述
该模型是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通过代理人 (供应商) 对信息协调努力收益的参与分配, 激励代理人和委托人 (制造商) 之间加强信息传递与共享。因为供应链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各成员企业自身的作业努力程度, 而且和成员企业之间的信息协调有关。这里通过考虑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协调努力所得到的供应链增值收益的分配达到对信息协调行为本身的激励。
对于供应链中的代理人 (供应商) , 其作业的努力行为v可以分为日常的作业努力 (v1) 和信息协调的努力 (v2) 两部分。f (v1) 表示代理人日常作业努力的收益, C表示费用, f (v1) =C, 是一种基本固定的收益。f (v2) 表示代理人信息协调努力的收益, 设f (v2) =k×v2, k为信息协调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系数, k>0。对于供应链中的委托人 (制造商) , 其作业的努力行为用u表示, g (u) 表示努力的收益。假设信息协调努力的总收益由两部分组成, 即由委托人的努力收益和代理人的努力收益共同组成, 则信息协调努力的总收益D=f (v2) +g (u) +θ, 其中θ~N (0, δθ2) , θ表示供应链信息协调努力的外部环境影响。C (v2) 表示代理人信息协调努力的成本, C (v2) =0.5γ×v22, γ为努力成本系数。
设α为信息协调努力收益的分配系数, 委托人让代理人参与由于信息协调而产生的增加利润的分配, 用以作为对代理人信息协调努力的肯定和激励。在一般的运用委托代理模型的激励机制设计中, 经常看到对分配系数α的设立。考虑到此处讨论的问题特性, 仅仅应用分配系数α来调节利润分配, 有失准确和全面。首先供应链信息协调不仅存在于当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 而且存在于代理人与其他合作企业之间。其他合作企业对代理人参与信息协调努力的评价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信息协调利润分配方案。所以在此设计一个新的评价因子β (0<β≤1) 表示其它成员企业对当事代理人在信息协调方面的努力的评价。其次, 考虑信息系统建设程度对信息协调的影响。信息协调需要借助于信息系统来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与共享, 信息系统完善程度及与合作企业间的对接情况直接关系到企业间的信息协调。良好的信息系统建设是消除败德行为的重要手段。为了激励代理人提高信息系统建设程度, 在此考虑使用奖励函数p, p (v2) =T× (v2-m) , T为奖励系数, T>0。代理人信息系统建设程度至少要达到m (0
设委托人为风险中性的, 代理人为风险厌恶的, 且风险厌恶度 (风险系数) 为常数ρ。整个项目的费用总额为H, 则有:
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为
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表示如下:
为代理人不加入时的保留收入
2) 模型分析
(1) 对分配系数的分析。上述模型求解后得
由式3得, 表明当收益分配系数增加时代理人的信息协调努力会增加, 因此分配系数的设立将会促进供应商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和增强在信息协调方面的努力。
结论1:分配系数的设定能实现对于成员企业信息协调行为的激励。
(2) 引入奖励函数和评价乘数的贡献。上述模型是在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奖励函数p和评价乘数β来调整分配系数, 为了更好地反映模型的特点, 以下通过对两种未经调整的模型结果的比较, 得出模型调整后的优点。
模型1:不引入奖励函数, 则得到如下模型
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为
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表示如下:
为代理人不加入时的保留收入s.t. (IR) E (v) ≥,
模型2:不引入评价乘数, 则得到如下模型
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为
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表示如下:
为代理人不加入时的保留收入
计算得模型1的分配系数和模型2的分配系数分别为:
α1>α, 表明引入奖励函数p可以结合代理人的信息系统建设状况去除虚增的利润份额;α2>α, 表明引入评价乘数β可以通过合作伙伴的评价更客观全面地考察代理人进行信息协调的努力效果, 增大激励强度, 实现了对代理人的真实激励。
结论2:模型通过奖励函数p和评价乘数β的引入, 增加了激励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保证了利润分配的准确性。
三、小结
进行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设计时, 必须注意到供应链是一个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 影响供应链信息协调的因素既有技术因素, 也有社会因素。鉴于此, 本文构建了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的分析框架, 可以围绕它进行供应链信息协调机制的设计。文章设计的基于利润分配的信息协调激励模型表明通过引入奖励函数和评价乘数可以增加激励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并保证利润分配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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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生产要素协调机制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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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协调机制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落实
县委、县政府工业立县，借力发展的战略意图，科学、合理调度政府可调控或可间接调控的资源，为为项目落地建设和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提供服务。
一、生产要素协调的重要性。
我国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缺电，2/3城市缺水，而土地资源稀缺、交通运力不足、环境压力增大、生态系统脆弱等则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同时欠发达地区还普遍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的难题。我县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同样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有些方面矛盾又十分突出，适时解决要素供给不足问题已成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社会需要是生产与建设最根本的原动力，目前要素供给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将刺激这些要素的加快发展。随着国家和省有关改革措施的实施，基础设施等要素建设将会出现新一轮高潮。如果我们谋划在前，工作在先，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并充分利用省委、省政府扶持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措施，将会使我县的基础性要素建设获得一次长足的发展。生产要素协调工作事关重大。
___能不能与全省同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不能把___培育成全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问题是生产要素配置问题。生产要素调度协调，是把政府可控的有效资源集中配制，改善区域宏观调控，使___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促进___加快发展。
二、生产要素协调的组织领导。建立___县企业生产要素调度
协调小组。由分管副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县府办副主任、县经贸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有县经贸局、县发改局、县国土局、县建设局、县水利局、县交通局、县人劳局、县人行、县供电局、铁路___东站、县石油公司等部门组成。协调小组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力、土地、供水、煤炭、成品油、资金、用工等满足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的必要供给。协调小组下设企业用能专业组，企业用工专业组和综合组，亦可根据需要，机动召集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各专业组的主要职责是：及时掌握企业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定期分析要素供给矛盾，研究提出解决或缓解矛盾的对策措施，提交协调小组决策。协调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由组长主持召集成员会议。经会议确定的重大协调事项，以县政府会议纪要的形式予以明确。
三、生产要素协调的范围和内容：土地、电、水、油、资金等要
素资源都是有限的，让有限的要素资源如何发挥最大效益，一是我们对手中的资源要心中有数；二是要掌握我县需求情况，能满足多少，缺口多少；三是有没有向上争取的空间。各成员单位要对本部门管理和协调的要素供需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包括目前供给能力和增长态势、需求情况及需求形势，缺口情况及解决化解的办法措施。开展协调工作时要以___发展大局利益为重，同时适度兼顾局部利益。各部门要围绕发展的大局，根据协调小组的调度要求和原则，切实抓好落实，不能让协调小组仅仅变成一个统计部门。
四、生产要素协调小组主要工作职责
生产要素协调小组各职能部门要明确各自职责，根据目前项目服务实际开展情况和部门职能特点对三个专业组实现责任分工：
1、企业用能专业组：及时掌握水、电、油、煤的供给情况。加大电网建设和改造力度，优化电网结构，消除电网瓶颈，增加用电就地平衡能力，统筹协调全县油、煤供应和使用，监督和检查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综合全县油品供应与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最大限度发挥有限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继续加快水源建设，提高水储备能力，加强供水设施建设，增强供水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和工业用水需求。
2、企业用工组：负责加快引进和培养一批管理型、技术型和外贸型企业管理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富有创新意识、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工业企业和主导优势产业架构良好的人才基础。确立“人才强县”战略，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大力培养各类人才。拓宽渠道，营造环境，引进、吸纳各类人才和智力。完善人才市场服务机制加大人才引进的资金投入。
二层供应链协调机制实施研究 篇6
关键词：二层供应链 协调机制 实施
中图分类号:F276.4文献标识码:A
供应链协调是供应链管理的主要问题，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激励手段实现供应链企业间的密切合作。本文从最常见的二层供应链入手，对供需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的实施进行研究。
一、二层供应链协调机制实施步骤
1．构造供应链基本结构
由供应链核心企业发起，根据核心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目标，结合本企业自有资源和外部市场环境等情况，选择合适的上下游企业组成供应链系统，与选定的企业协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确定基本组织架构。
2．设计供应链协调机制
根据供应链系统目标和基本架构设计成员企业间的协调机制，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确定成员企业各自的权利责任，优化利益协调方案，在此基础上经过协商与上下游企业利益均衡。
3．实现供应链系统内部协调
根据供应链系统的使命、目标、构成、功能、架构等情况在系统内部形成为所有成员企业所接收的系统精神和文化，设立专门的企业间协调机构和部门，在成员企业之间建立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渠道。
4．实现供应链系统外部协调
设立专门外部信息收集整理部门，分析研究外部环境变化情况并将研究成果与供应链全体成员共享，保持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实现供应链系统的外部协调。
5．系统的综合优化
综合上述过程，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协调机制，建立起成员企业之间高度的信任机制，实现并维持供应链系统的总体协调
二、二层供应链协调机制实施建议
供应链协调机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预想不到的问题，供应链企业也容易受到固有思维模式影响而采取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影响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实施效果。以下对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实施提出几点建议。
1．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构建高效供应链
在构建供应链之前做好系统的发展定位，明确系统核心竞争力，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领域和不同环节具有竞争优势的成员企业，组成供应链。为了及时应对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根据具体项目或者个性化客户需求在供应链内组建多功能的、跨职能部门的项目小组，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调，提高运作效率。
2．构建学习型供应链，促进知识交流与共享
由核心企业主持建立完备的网络基础设施，为成员企业提供简单高效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供应链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大量相关知识；制定出供应链企业之间共同的规范和标准体系，形成有利于成员企业之间相互交流的学习氛围，鼓励成员企业之间、企业相关部门之间建立起广泛、及时、不间断的知识交流与共享机制。
3．营造供应链系统共同的组织文化
供应链核心企业是供应链组织文化创建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其主要任务是要选择并建立起供应链成员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体系。任何企业在接受新的组织文化过程中都有一个与自己原有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碰撞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核心企业有目的的培训和引导来逐渐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
4．实行成员企业一定范围内的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指以成员企业群体为基础，在一定范围内赋予成员企业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和管理权，鼓励成员企业间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一种管理方法。通过合理授权实现成员企业的自主管理已经成为供应链系统改善管理，增强活力和应变能力的必然选择。
5．加强供应链企业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是供应链成员企业相互交流的主要内容，提高沟通效率和沟通质量是发挥供应链凝聚力，提高供应链系统管理效率的重要保证。通过信息沟通使各成员企业及时了解供应链系统的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从而对本企业具体经营行为做出调整；使供应链核心企业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的不满和困难，及时调整协调参数和协调手段。供应链企业应该重视系统内部信息网络的建设，通过建立成员企业之间开放式的网络信息交流平台，积极推进电子交流模式在供应链系统内的普及。
6．树立供应链示范企业
供应链核心企业要善于通过树立示范企业来引导各参与企业的行为，逐步发展成为供应链系统内的群体规范，影响和带动其他成员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改善。树立示范企业有利于提高供应链的协同性，进而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水平。
三、二层供应链协调机制的保持
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建立及保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供应链上各个成员的经营环境在不断变化，成员之间的相对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协调机制的保持可采取以下策略。
需要合理评价协作机制给协作各方带来的利益。为此，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发一套供应链管理绩效的评价体系，用定量化的指标使协作各方看到协作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到进一步合作的动力。
在供应链各方之间分享协调带来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比利益评价还要难的问题，也是保持合作关系的关键。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很多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发挥核心企业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核心企业是指在整个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能力影响供应链其它成员的企业;类似于企业动态联盟中的“盟主”。在供应链管理中，核心企业必须成为在动态保持协调机制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对于核心企业来说，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确定从哪些方面、哪些事情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主导作用波及到供应链上的什么层次；确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挥主导作用；考虑如何避免核心企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结束语
本文主要解决二层供应链协调机制在实施阶段的问题，提出了实施步骤，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提出了实施建议，建议具有合理性；最后提出保持实施稳定性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为实现供应链参与企业的双赢或者多赢，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
作者单位：大连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建标.武立东.现代供应链联盟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22-24.
[2]马士华.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46-50.
The Stud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wo-level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Liu Wenge
（Management College，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the study in e implementation of two-level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echanism，talks about detailed steps, gives some practical advices and puts forwards how to sustain the stability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 suggestions are responsible and constructiv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enterprises.
供应链契约协调机制综述 篇7
关键词：供应链,契约,协调,现状,展望
0 引言
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竞争—合作—协调”机制的对各独立企业进行协调的过程。显然,供应链中的各个企业是独立运转的,各有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将这些企业进行集成。供应链契约机制是协调中最为常用的手段,契约是指通过制定合适的约束信息与激励机制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同时优化绩效,明确各自权利与责任关系的相关文件及条款。实践中,很多企业逐渐认识到:通过制定有效的契约,供应链整体绩效可以得到显著改善,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通过契约得到保护和巩固。
1 模型建立
1.1 基本假设
(1)供应链是由单一供应商和单一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供应商和零售商单独决策,即该供应链为分散式决策供应链;
(2)销售商面临一个随机的市场需求,当市场需求>订货量时,零售商存在缺货成本,当市场需求<订购量时,零售商存在过量的持有成本;
(3)根据LF博弈(Leader-Follower Game)理论假设供应商是领导者,零售商是追随者,供应商给出一套契约参数,零售商根据这些参数确定最优订货量;
(4)供应商和零售商是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性的,即两者均根据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
(5)产品市场是开放的,有关销售价格、需求分布和库存成本参数等信息是对称的。
1.2 符号说明
x———市场需求,随机变量
c———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w———供应商给零售商的单位产品批发价
Q———销售季节前,零售商向供应商订购的产品数量
p———产品的单位零售价格
s———季末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残值
g———单位产品缺货造成的损失
h———未售出的产品在各阶段发生的单位库存费用
F(x)———随机变量x的概率分布
f(x)———随机变量x概率密度函数
∏R———零售商的期望利润
∏S———供应商的期望利润
∏T———整个供应链的总期望利润
S(Q)———零售商的期望销售量
其中,参数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c<w<p,即成本<批发价<零售价;
(2)s<c,即残值<成本;
1.3 供应链协调情况下的模型
供应链协调情况下,即供应链上成员企业之间处于协作状态,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不存在双重边际效应。此时,供应链整体得期望利润为:
可以看出函数∏T对于Q是凹的,所以函数要∏T取得最大值,则要求∏T的一阶导数为零,即:
如果供应链通过制定契约能够使得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独立决策的最优利润等于供应链协调情况下的最优利润,则说明此种契约形式能够使得供应链实现协调。
2 契约综述
2.1 批发价格契约
批发价格契约(The Wholesale Price Contract)是零售商自己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和供应商给定的批发价格确定自己的定购数量,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订购数量组织生产,销售季节结束时,未售出的产品由零售商自己处理。零售商向供应商提供的转移支付为:
由此可见,供应商获得的利润是确定的,而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完全由零售商承担。Tasy等(1999)[1]指出批发价格契约虽然简单、实施成本低、管理方便,但一般不能实现协调。郑惠莉(2005)[2]构建了一个电信业务转售供应链模型,并对其使用批发价格契约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当运营商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运营商和转售商的最佳销售量之和时,存在唯一的批发价格可以使得供应链实现协调。赵正佳(2008)[3]对两阶段供应链进行了研究,联合了批发价格契约与价格补贴契约,研究表明:联合契约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协调,但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契约都不能使供应链实现协调。
批发价格契约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在零售商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供应商如何将批发价格契约和其它契约联合使用来激励零售商多订货;其次,考虑供应链中零售商、供应商之间存在风险偏好时,批发价格契约怎样协调供应链。
2.2 回购契约
回购契约(The Buy Back Contract)也称作退货策略,对于销售季节结束时的剩余商品,供应商通过承诺以低于进货的价格购回,从而刺激零售商增加进货的数量。该契约中的转移支付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b为回购参数,I(Q)为季节末期望的剩余产品数量。这一契约通过增加零售商每件剩余产品的残值,提高零售商的订货数量。Pasternack(1985)[4]最早提出了回购契约,他研究了二级供应链采用回购契约所能达到的效果,指出只有回购价格低于批发价格或者仅回购部分剩余产品时,供应链才能实现协调,并且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可以按任意比例分配利润。在此基础上,Kandel(1996)[5]对具有价格敏感的随机需求下的回购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Pasternack相同的结论。Padmanabhan,Png(1995)[6]用回购契约来控制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并描述了整个供应链的收益发生怎样的变化。Tasy(2002)[7]把风险敏感性因素考虑在内,研究了风险敏感性对退货契约的影响。何勇等(2005)[8]假设需求不确定且与销售努力水平相关,引入回馈与惩罚策略,解决了单纯回购契约不能解决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叶飞、李怡娜(2005)[9]研究了供应链成员中存在风险规避者的回购契约协调供应链的问题。Su(2008)[10]研究了战略性消费者行为如何影响供应链的绩效,研究表明,在消费者的战略行为影响下,通常能够协调供应链的回购契约失效,将不能在成员间任意地划分利润。
从上面对于回购契约的分析,可以看出回购契约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由于回购契约有很好地应对应急事件的能力,因此在发生应急事件的情况下,研究供应链如何运用回购契约来应对不同情形的应急事件也是一个值得探研的方向。
2.3 收入共享契约
收入共享契约(The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是指供应商提供给零售商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这个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价,零售商为了补偿供应商的损失,把自己的销售收入按一定的比例返还给供应商,以此优化供应链绩效并且保证利润的合理分配。该契约首先在美国CD租赁行业应用并取得较大成功。令零售商获得供应链利润的比例为φ,那么供应商的比例为(1-φ),0<φ<1,该契约中的转移支付函数可以表示为:
Mortimer(2000)[11]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对录像租赁业进行研究,发现收益共享契约可以提高供应链7%的利润。柳键,马士华(2004)[12]将收入共享契约和批发价格契约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收入共享契约的协调性能优于批发价格契约。Cachon,Lariviere(2005)[13]给出了收入共享契约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的两个原因:一是实施成本过高;二是可能会降低零售商销售的积极性。王勇、裴勇(2005)[14]研究了具有价格敏感性的两级供应链的收益共享契约,给出了契约参数需满足的条件。柳键,陈菊红,郭福利(2009)[15]研究发现:在收入共享契约下,风险中性方为风险规避者提供了一定的风险保护,使得风险约束得以满足,并且零售商与供应商的利润在该契约下均得到一定的提高。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该类契约对供应链中存在混合风险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但是顾客的风险偏好有很多形态:如风险中性、风险厌恶、偏好风险等。如果把这些不同的形态进行组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2.4 弹性数量契约
弹性数量契约(The Quantity Flexibility Contract)允许两次订货,即供应商允许零售商在对市场需求进行观测后调整订购数量,同时供应商对零售商在规定数量未售出的产品进行补贴。值得注意的是与回购契约相比,回购契约更强调回购价格的制定,而弹性数量契约关注订购量的调整。该契约经常应用于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零部件交易中,有时也出现在汽车行业中。它的转移支付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式中积分号的下限1-rδrQ表示零售商承诺购买的数量,整个最后一项表示供应商给零售商的补偿。Tsay(1999)[16]分析了弹性数量契约如何让实现供应链。Tsay,Lovejoy(1999)[17]进一步研究了弹性数量契约,研究发现在多周期模型中,弹性数量契约可以抑制供应链订货的多变性。庄宇(2004)[18]在综合考虑库存、订货、运输和缺货等成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激励作用的弹性数量契约优化模型。杨庆定、黄培清(2005)[19]研究了国际环境中的供应链如何采用弹性数量契约优化供应链绩效。Chan(2006)[20]用仿真方法研究了如何用弹性数量契约来降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仿真结果表明弹性数量契约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对供应链的不利影响,从而提升供应链的绩效。
由于供应链自身的动态性特征,要实现信息共享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如何在安全、可靠的信息共享基础上实施弹性数量契约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2.5 数量折扣契约
数量折扣契约(The Quantity Discount Contract)中,供应商提供产品的单价随零售商订购量的改变而变化。供应商以这种方法来鼓励零售商增加提前订购量,以此减少订购量不确定性对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它的转移支付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r为折扣率,r(Q)是Q的增函数。Monahan(1984)[21]最早讨论了需求确定条件下供应商如何运用数量折扣契约提供利润。Kim,Hwang(1989)[22]以提高供应商的利润并降低零售商的成本为目标,研究了单供应商多零售商供应链的数量折扣问题。Chung等(2000)[23]将环境扩展为多周期,研究了数量弹性契约条件下的协调补货问题。高峻峻,赵先德(2002)[24]研究了在需求受价格影响的情况下,由单一买方和单一卖方组成的供应链中制定价格折扣的问题。赵晗萍,冯允成(2005)[25]研究了两级供应链运用数量折扣契约协调供应链的问题,并分析了该契约对利润分配的影响。彭作和、田澎(2006)[26]指出数量折扣契约和隐性特权费的联合能够实现供应链利润最大化。
数量折扣契约可以减少供应商库存,降低零售商的批发价格,但是这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使供应商的边际利润降低;其次,随着批量订货的增加使得零售商库存增加。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提出新的策略,使得供应链中各成员都能获得满意的收益是未来研究的核心问题。
2.6 各种供应链契约的综合对比
以上讨论了批发价格契约、回购契约、收入共享契约、弹性数量契约、数量折扣契约等常用的五种供应链契约的研究现状,由于不同契约有不同的形式和风险共担方式,因此我们用表1作一个综合对比。
3 结论
基于协商理论的系统界面协调机制 篇8
一个复杂系统的功能往往是在各个子系统间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即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界面关系[1]。作为还原系统整体,实现系统功能的关键所在,系统运行中的大量矛盾、争执和冲突往往都发生在界面上,因此有效的界面协调机制已经成为制约一个系统运作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
界面作为系统相关单元之间交流和接触方式、机制的总和,是系统单元之间或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传递的介质和机制的表现形式,通常可体现在资源、信息、功能和组织结构上。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流程设计无效,领域知识冲突等原因,常常引发系统界面失调。而界面协调,就在于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消除上述问题,从而实现系统的有序、高效运转。
2 基于协商理论的系统界面协调机制
2.1 协商问题描述
协商问题来自于经济学家对各类实际问题的抽象:如果卷入协商问题的有N个局中人,那么协商问题可形式化地描成序对(S,c),其中S为一切可能结局集合,每个可能结局(n维向量)的分量表示相应序号局中人的效用水平,c为n维向量,表示冲突结局[2]。
协商理论作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用于协调和解
决冲突[3]。研究多个客观实体之间的争议并达成一致协议的规律是传统协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而规范性假定和公理化及策略化体系则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4,5,6,7]。根据局中人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协商又分为全信息协商和非全信息协商。全信息协商是协商各方在完全知道对方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这实际就是要求最佳的匹配问题,它分为硬匹配和软匹配,硬匹配只要求匹配得上,匹配得多,但不一定要求匹配得好,例如匈牙利算法。软匹配则是结合模糊数学、模糊控制、集对分析、可拓学等人工智能理论进行智能化匹配。不完全信息协商又称作灰色协商,此时可以把协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灰色系统[8],各方的协调过程其实也是使灰色系统白化的过程。
2.2 协调主体的可拓物元表示
以双方协调为例,参与界面协调的双方在对某个争议事物的协商过程中,协商是否能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双方就一个实施方案进行协商。可能不仅仅在乎它的成本,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实施效果、实施风险、实施周期等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此,可以将协调主体分别用用可拓学中的物元来表示[9]。物元可以看作是可拓学的逻辑细胞,它是以事物、事物的特征以及事物关于该特征的量值三者所组成的三元组,记作:R=(事务,特征,量值)=(N,C,V)。
例如,在协调过程中,参与界面协调的两个子系统(用甲方和乙方表示)就协调对象(产生争执的方案)可以用以下物元来表示:
其中,u1、u2、u3和u′1、u′2、u′3分别是甲方和乙方对事物各个特征的满意隶属度,分别有0≤ui≤1和0≤u′i≤1。
2.3 协调主体特征的模糊函数表达
在模糊数学中,有一些经典的模糊函数可以运用到许多系统界面协调实例中去,通过模糊函数来描述协调主体的特征(效应、偏好等),从而确定协调双方的协调阀值。现介绍几种经典的模糊函数[10]:
① 戒下型,其函数表达分别如式(1)和图1所示。
② 戒上型,其函数表达分别如式(2)和图2所示。
③ 正态型,其函数表达分别如式(3)和图3所表示。
对于上述三种函数,其参数a、b、c的选取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接下来分析处于界面协调的双方取值情况:
对于甲方而言,如果他是方案的接受者,则:
他对实施效果的满意函数是戒下型,x轴表示方案实施效果的隶属度,当成本确定后对于实施效果极差的方案(此时有u(x)=0),他的满意度为0,随着实施效果的提高,其满意度随之上升。
他对成本的满意函数则可用正态型函数表示,x轴表示方案成本隶属度,如果成本高甲方的满意度一定会降低,如果成本低于现实成本,甲方则会对方案的效应产生疑虑,这样满意度也随之下降,所以甲方对成本的满意度呈正态分布。
在协调过程中,相对于甲方而言,乙方是方案的制定者,则:
他对实施效果的满意函数是戒上型,x轴表示乙方对实施效果的满意隶属度,当成本确定后,对于效应极差的方案,能被对方接受当然满意度高,但是随着制定方案的实施效果不断提高,其满意度随之下降。当方案的实施效果超过了它的实际效应时,乙方此时满意度就会降为0。
此时方案的实施成本对乙方而言属于收益,因此他的成本要求函数是戒下型,x轴表示方案的成本隶属度,当方案成本低于一定值(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时,乙方的满意度是0,随着成本(收益)的提高,乙方的满意程度会逐渐提升起来。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利用模糊函数图像分别对方案的某一项特征进行协调,例如对方案的成本进行协调:x轴表示成本,y轴表示协调双方对成本的满意度。图4中A点(双方满意度交点的最高点)为协调的成功点,也就是双方都满意的协调值。可以通过解模糊数学方程f(x)=φ(x),得出成本的最佳值。对于A点的确定我们可以用模糊内积来表示:
但是,A点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由于技术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互补,协调双方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里协调值就会有一个临界点。换言之,就是双方在协调过程中,必须确立一个底线水平。也就是可以退让的最低限度,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协调阈值λ.
2.4 界面协调的模糊界壳
在双方协调过程中,可以把协调阈值看作是双方协调的界壳套[11],由于彼此对对方的信息掌握是不完全的,所以界壳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对于协调双方的界壳套问题,可用公式表示为:
甲方:A0⊆A1⊆A2…⊆Am.
乙方:B0⊆B1⊆B2…⊆Bn.
其中的每个界壳套,按照模糊集观点,甲乙双方都有一个满意隶属度uAi和uBi,且分别有:
uA0≥uA1≥uA2…≥uAm≥λA
uB0≥uB1≥uB2…≥uBn≥λB
其中,λA由甲方根据承受能力、协作精神、价值取向等因素决定,λB则由乙方根据成本、利润、时间、协作精神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假定:
界壳Ai和Ai+1的间距为εi(i=1,2,…,m);
界壳Bj和Bj+1的间距为ηj(j=1,2,…,n)。
εi和ηj也就是在协调过程中双方所能做出的让步的尺度,在协调中探索出对方最后的成本间距,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界壳也是模糊的,在对未知的界壳和界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模糊控制的方式来进行。
2.5 用模糊控制探索界壳
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模糊规则库,模糊规则库是由模糊推理组成的,其模糊推理规则为:
If X is F then Y is G;
其中F和G分别为R上的模糊集合,X和Y是模糊逻辑系统的输入和输出。
模糊规则库可以根据既往的经验、行业规定、法律法规或向专家咨询得到。在建立了一个模糊规则库后,我们可以将所在大系统中的各项信息输入规则库中,由该规则库为协调双方自动找到合适的界门和界壳。如果规则库够大,则可以逐步探索出我们所需要的未知界壳和界门。
2.6 多维加权贴近度规则下的协调匹配
对于协调过程中的匹配问题,可以利用模糊数学中贴近度的概念,在两组指标之间建立起匹配关系,描述如下[12]:
设有模糊集A和B,那么,它们的连接权值为:
其中,ωi为各个指标的权重,δi为模糊集中第i个指标的贴近度或是距离,如果对m个和A同类的集合组成A′, n个和B同类的集合组成B′,那么,对每个A′到B′中各集合的配对进行上式的计算,就会得到一个A′到B′上的加权二分图。其中权就是上式计算的贴近度,把它们进行归一化处理以后,再取λ的截集就会得到一个匹配。如图5所示。
在一个具体的协调过程中,当探索完各自的界壳后,就要寻求能满足各方需求的界壳和界门,我们可以利用多维加权贴近度下规则下的软匹配的方式来找到,为了找到这个公共界壳,首先需要将双方各自的需求指标列出来。但由于人和人的观点不一样,所处的立场、角度不同,有些注重成本,有些人更注重效率等。因此需要对双方所列指标进行一致性、数值性处理,以确保最终能够找到一组使双方满意的界壳。
2.7 应用可拓力冲击协调界门
对于协调双方不满意的方案物元组,根据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向协调双方反馈协调失败的原因,并给出建议。这时双方可应用可拓力去冲击界门,“广义能与广义力”和“模糊可拓力”[13]的概念来解决这类问题。蔡干生先提出可拓力所代表的是事物之间的广义作用,例如:组织力、权力、物力、财力、亲和力等等,具有很强的可拓性。处理物元的一切方法都可应用于其上,使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通过有效的处理可使它的作用发挥至极点。协调双方的界壳保护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就是利益,利益就是他们的生命,当然利益是多方面的,这里说的是广义上的利益,包括所有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因素。如果双方界壳存在交集就有协调的可能,反之则不能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调用可拓力冲击界壳,使界壳范围扩大,同时使协调变为可能。
2.8 基于协商理论的智能协调流程图
基 于上述研究成果, 可引入智能代理技术, 建立一种基于协商理论的系统界面协调机制。在流程监控中,Agent如果检测到界面失调, 将首先根据协调各方的情况提出物元, 如果该物元能完全表达各自的信息, 将直接进行协调指标的匹配。如果物元表示是非全信息的, 则由其它Agent经过协调点的计算、探索界门后进行软匹配。决策Agent根据模糊规则库,在评价工具的支持下,给出协调方案,并表明自己对该方案的看法。决策的结果可分为部分采纳、折衷接受、完全接受、完全拒绝等。其中部分采纳和折衷接受需要应用模糊可拓力冲击协调双方的界门,进入新一轮协调过程。而完全接受和完全拒绝则无需进入冲突协调过程。基于协商理论的界面协调流程可如图6所 示。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分析、控制、决策等方面提出了基于协商理论的智能协调的总体框架思路。智能协调系统的提出将为界面协调提供可行方法及有价值的信息,并帮助协调主体分析其协调活动成功指数的大小,以及突破困境的界门。随着一些先进技术的出现,该理论将日益完善并发挥巨大的商业效应。如美国SDRC公司提供了一种数据管理框架Metaphase,首创了异构环境下管理产品描述信息和产品的开发流程,适用于支持组织对复杂的、不同种类的和变动的信息管理的需求。Metaphase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支持广泛的平台和数据库,使用户可以在分布式环境中进行协同工作。它的强有力的图形化用户接口和健全的用户化工具使得Metaphase环境易于适应一些特定的需求。借助Metaphase,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IDEF4),可以开发上述协调系统,并在SUN工作站上实现运行。
摘要：复杂系统内部的争执、矛盾、冲突往往都发生在各个子系统间的界面上,因此系统界面协调已经成为制约系统运作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协商理论为基础,将协调对象用可拓物元表示,在用模糊函数描述各协调单元基本特征基础上,确定各方的协调阀值;并采用模糊控制规则,通过多维加权贴近度的方式在协调各方的指标之间进行合适匹配,从而去探索双方的协调阀值,以取得各方满意的协调值。文章最后给出了基于协商理论的界面协调流程。
供应链伙伴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篇9
供应链伙伴关系研究实质上是供应链所有相关内容研究的基础。供应链本身就是供应链成员之间关系编织而成的人造经济混合体, 竞争与合作并存, 收益与风险并存。建立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信息共享水平, 改善相互之间的交流、保持伙伴企业之间操作的一贯性、减少整个供应链产品的库存总量、降低成本和产生更大的竞争优势, 以实现供应链节点企业的财务状况、质量、产量、交货、用户满意度和业绩的改善提高。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具有更高层次的整合、更广范围的合作、更持久的合作效果、更好的协调性、更高的相互信任程度等特点。供应链企业的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整个供应链的资源, 以形成更高的供应链整体竞争力。但是, 供应链节点企业的伙伴关系并不总是高效的, 有时甚至存在很大的风险, 所以对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供应链发展的几十年来供应链企业关系也一直代表着供应链管理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Michael J (1997) 从性质、概念和运作研究的角度对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 分析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具有的优势, 总结了传统供应关系和供应链伙伴关系下的供应关系的区别, 进一步运用文献说明了供应链伙伴关系的优点、存在的风险、伙伴关系的实施与成功因素, 最后还对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下运作研究的应用进行了文献总结。我国学者刘朝刚、马士华 (2007) 界定了信任、亲密度、满意度、网络效应、套牢等概念, 探讨了各因素与供应链合作的稳定性的关系。以往供应链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大致可分为供应链企业合作关系的内在机理、供应链企业合作伙伴的选择、伙伴关系的协调、合作模型及契约关系的研究等。对于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内在机理研究, 有从冲突合作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的, 也有从博弈的角度进行阐释的, 还有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常用方法有线性权重法、AHP法、采购成本法、ABC成本法、数据包络分析、TOPSIS法、群决策法、模糊评价方法、遗传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无论从合作关系的形成还是合作的效果来看, 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都依赖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协调。在众多文献当中协调的变量不仅有产品价格, 还有购买量、灵活订货、配货原则、提前期、信息等。因此, 从战略层面来看, 供应链关系协调管理机制主要是指供应链范围内的几类利益协调机制, 如利益分配协调机制、激励监督报酬机制、合作伙伴选择与评价机制等。博弈理论在该领域应用也相当广泛, 就本质来讲, 供应链关系协调实质上就是供应链不同企业实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纵观以往文献, 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局限在二层或三层供应链局部进行探讨。本文试通过对一般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合作促进机制、激励和收益分配机制的竞合博弈分析, 讨论供应链伙伴企业间可以最大限度减轻合作中的冲突, 使合作结果尽可能接近甚至达到Pareto最优的途径, 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的结局。
2 一般供应链博弈结构模型的建立
设包含n个节点企业的供应链为一战略博弈对局, 表示为:G (N, S, π) i∈N, N= (1, 2, …, n) 。
①博弈方为n个节点企业;
②Si是博弈方i的策略空间, undefined;
③支付函数为 π= (π1, π2, …, πn) πi=πi (s1, s2, …, sn) 。
假定博弈方有明确的策略, 并在完全竞争情境下, 则根据纳什均衡的定义必存在Nash均衡S*= (s*1, …, s*i, …, s*n) 。如果对于每一个i, s*i是给定其他博弈方选择s*-i= (s*1, …, s*i-1, s*i+1, …, s*n) 的情况下, 博弈方i的最优战略, 即πi= (s*i, s*-i) ≥πi (si, s*-i) , ∀si∈Si;∀i
或表示为s*i∈arg maxπi (s*1, …, s*i-1, si, s*i+1, …, s*n) , si∈Si, i=1, 2, …, n。如果Nash均衡是唯一的, 则在对局中即是一个可自动执行的协议, 满足供应链博弈各方的一致预测性, 但不一定是Pareto最优的。
3 合作促进机制的博弈分析
如果我们进一步设定策略组合undefined是Pareto最优组合, 即满足undefined。这是需要供应链合作伙伴企业各方充分协商合作的情境下才能做到的, 必须建立起各方都能接受的促进合作机制τ。即undefined。
完全信息下, 满足合作机制的预期博弈Gτ将成为供应链节点企业决策的依据。机制τ的设定, 一方面满足Pareto最优的条件, 同时又要保证Gτ为预期博弈的Nash均衡, 才能保证博弈各方不会偏离Pareto最优解。具体可以描述为既要满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条件, 又要满足相对公平分配原理。即: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其中Δπi为合作附加收益, undefined是Gτ的Nash均衡又满足Pareto最优。
下面就有限与无限博弈两种情况加以讨论。
当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决策变量为离散的情况时, 如离散产量, 由于在n维欧氏空间移动超平面undefined上是有限的, 因此, 一定存在undefined
设S*是原博弈G (N, S, π) 的Nash均衡解 (但不是Pareto最优) , 构造Gτ (N, S, πτ) 使得:
undefined
undefined
显然有, undefined
因此, πiτ (undefined1, undefined2, …, undefinedn) 是i的最优策略, 且是Gτ的严格Nash均衡。
可令τ= (αi) , 即为构造的合作促进机制, 或称为惩罚函数。
当策略空间undefined是欧氏空间上一个非空、有界闭凸集, 如连续产量为决策变量时, 支付函数πi (s) 是连续且对Si凹的并可微, 由Debreu定理知博弈G存在纯策略Nash均衡。
由一阶条件undefined可以求得Pareto最优策略组合undefined
博弈方i的反应函数可由下式决定:
undefined=0
令undefined, 则:
undefined
又undefined, 所以undefined是Gτ的Nash均衡。合作促进机制为:
undefined
4 激励与收益均衡分配机制的博弈分析
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合作价值可以用一个特征函数V (N) 加以描述。不失一般性, V (ϕ) =0, 其中ϕ表示空集。假定供应链伙伴企业价值分配用向量x= (x1, x2, …, xn) ∈Rn来表示, 其中xi表示第i个节点企业所享有价值。如果x满足xi≥V (i) (个体理性条件) 且undefined (集体理性条件) , 则x为一可行的分配集。
在供应链中, 核心企业最先获取市场信息并发现市场机遇, 同时掌握核心的关键技术, 对供应链的合作起主导作用。核心企业选择拥有互补资源的其他伙伴企业组建供应链联盟, 目标是赢取最大的市场收益。核心企业希望供应链稳定运行, 伙伴企业也能为供应链的共同创造价值而付出努力。但由于在供应链伙伴企业关系中, 核心企业很难深入到伙伴企业内部获得完全且完美的信息, 同时, 尽管伙伴企业参与供应链运行, 但拥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个体目标, 能够自主判断市场走向并进行重新选择新的机会, 如加入其他供应链等。个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而制度安排只能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集体效用最大化。在这动态的供应链联盟中, 伙伴企业作为独立理性的个体, 同样会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如果核心企业坚持苛刻的协作条件, 伙伴企业就会选择退出供应链, 即使接受协作条件, 也会在以后的合作中行为消极, 不利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的实现。
下面就具有动态特性的供应链成员间激励与收益均衡分配原则进行分析讨论。
收益是扣除成本后的收入, 因此成本分析是收益分配的基础。假设供应链中存在两类成本:一类是可证实的、具体实物生产过程发生的成本, 称为显性成本;另一类是难以证实的、不可计量的生产过程投入, 称为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可以证实的, 合同中可以依据市场价格明确规定此类成本对应的报酬, 讨价还价余地小, 故可认为不存在激励问题。隐性成本具有不可证实性, 受到众多的客观条件制约和偶然因素影响, 存在以客观原因推卸自身责任的道德风险, 此时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再假设在供应链中, 核心企业拥有对创新关键技术的垄断优势, 是创造收益的主体。而伙伴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辅助地位, 且与之功能类似的同等竞争者较多, 所以核心企业对是否组建供应链、选择哪些企业作为伙伴企业以及在与这些伙伴企业协商利润分享关系等方面拥有主动权。
可以设伙伴企业付出显性成本为Cp0, 因为显性成本可证实, 变动余地小, 故在某一具体的协作过程中可假定其为一常数。付出努力为tp, 相应的隐性成本为Cp (tp) , 且C′p (tp) >0, C″p (tp) >0, 即合作努力增加则隐性成本增加且增速加快。核心企业付出显性成本为Cc0, 付出努力为tc, 相应的隐性成本为Cc (tc) , 且C′c (tc) >0, C″c (tc) >0。
设供应链合作总收益为V=fc (tc) +fp (tp) +η, 其中fc (tc) , fp (tp) 分别为核心企业与伙伴企业为总收益所作的贡献, 且随合作努力增加而增加, 但增加速度在不断减缓, 即f ′c (tc) >0, f′p (tp) >0, f ″c (tc) <0, f ″p (tp) <0;假设环境随机干扰变量η服从正态分布N (0, δ2) 。
假设供应链成员利益分配满足Pp=Pp0+bV, 其中Pp0为固定收益, b为收益分成系数 (0≤b≤1) 。于是核心企业所得利润为Vc=V-Pp-Cc0-Cc (tc) , 相应的核心企业效用函数为π (Vc) ;合作伙伴所得利润为Vp=Pp-Cp0-Cp (tp) , 合作伙伴企业效用函数为π (Vp) 。
假设核心企业为风险中性, 即核心企业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不存在风险成本;伙伴企业为风险规避, 即收益风险会给伙伴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 应在伙伴企业收益中加以扣除, 用k (k>0) 表示伙伴企业的风险系数, 则风险成本为:
undefined
为了简化分析又不失合理性, 我们将核心企业最大化自身期望效用作为利润分享模型的目标函数, 显然核心企业制订分配方案受到伙伴企业成员追求最大化自身期望效用的约束。
首先, 伙伴企业参与供应链的收益不得小于不参与此供应链时的保留效用π (Vp0) ;其次, 任何利润分配机制下伙伴企业都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选择自己的行动。供应链的利润分配须满足:
undefined
使得
E[π (Vp-Cr (Vp) ) ]≥π (Vp0)
undefined即
undefined
同时
undefined
undefined
结论1 伙伴企业收益分成比例越高 (b越大) , 则其愿意付出的努力越多;同时, 伙伴企业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会越大, 而核心企业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越小。
因为
undefined
undefined
由于b>0, f′p (tp) >0, C″p (tp) >0, f ″p (tp) <0, 故有undefined。从而伙伴企业成员的努力程度随分成比例增大而增大。供应链企业所承担市场风险由影响市场波动的方差δ2和收益分成系数b决定。
首先, 对核心企业而言:
所以, 伙伴企业利益分成越大, 核心企业承担的市场风险越小。
其次, 对伙伴企业而言:
即伙伴企业分成越大, 所承担的市场风险越大。
当b=0时, 核心企业承担全部风险;当b=1时, 伙伴企业承担全部风险。
结论2 在如下条件下, 伙伴企业利润分成比例越小 (b越小) 对核心企业越合理。
①伙伴企业的风险规避度越大 (k越大) ;
②市场风险越大 (δ2越大) ;
③伙伴企业合作努力对b的反应越小, 即t′p (b) 越小;
④ 伙伴企业合作努力对供应链总收益作用越小, 即f′p (tp) 越小。
因为伙伴企业合作努力最优满足:
bf′p (tp) =C′p (tp)
核心企业最优满足:
undefined
故k, δ2越大, t′p (b) 、 f′p (tp) 越小, 则b越小, 即伙伴企业的利益分成比例越小对核心企业越合理。
特别是:
(1) t′p (b) =0或f′p (tp) =0, 即伙伴企业对分成系数b不敏感或隐性成本对总收益毫无贡献, 则对核心企业来说最优的利润分享合同中应使b=0, 即伙伴企业只得到固定报酬。
(2) 如果k=0, 即伙伴企业为风险中性, 则对核心企业来说最优的利润分配合同应使b=1。此时伙伴企业所得的等价确定型激励为:
Vp=Tp0+fc (tc) +fp (tp)
又由于
Tp0=-[fc (tc) +fp (tp) ]-Cc0+Cp0+Vp0<0
伙伴企业处于承包状态。
此时核心企业并不是放弃利润索取权, 而是经过对利润与风险的权衡, 利用自己对新技术的垄断优势为自己要求到一个足够大的固定收入-Tp0, 如技术转让费, 使伙伴企业承担全部市场风险, 自负盈亏。这种合作方式使得供应链资源价值充分发挥, 供应链运作更加趋于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 对应于不同的收益分配机制, 伙伴企业会在协作过程中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对此, 核心企业应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以便在与伙伴企业就利润分配问题进行协商时能够达成共识, 使伙伴企业能够得到与自己贡献相匹配的合理利润, 调动伙伴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使供应链的协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5 结论
不管是开放型的供应链还是紧密型的供应链, 都要求其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本文从合作促进、激励和收益分配机制的角度, 运用合作博弈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讨论。所有结论都是在供应链战略管理的宏观层面, 并满足Nash均衡解存在的前提假设下进行讨论的。具体结论如下:
(1) 完全信息条件下, 供应链各节点企业间可以通过建立合作促进机制 (或惩罚函数) 把供应链运作由一般的Nash均衡状态调整到满足Pareto最优状态, 同时又保持Nash均衡的稳定性。
(2) 非完全信息条件下, 供应链核心企业与伙伴企业可以根据其隐性努力的不同状况和市场风险的不同情境, 做出不同的激励和利益分配的均衡机制, 以谋求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健壮性。
尤其是对伙伴企业市场风险较小时, 伙伴企业一般表现为风险中性, 他们隐性努力会加大, 核心企业此时可以放弃一定的合作收益, 通过外包加强与合作伙伴企业的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1]Michael J, Maloni W C, Benton.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Opportunities for Operations Research[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7 (101) :419-429.
[2]刘朝刚, 马士华.供应链合作的稳定性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07 (2) :238-240.
劳资关系协调及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篇10
一、当前我国劳资矛盾的现状及特点
劳资矛盾是经济社会最基本最普遍的矛盾。由于劳资双方利益取向不同,他们之间经常会存在一些分歧。一方面,资方总是希望节约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劳方则希望改善雇佣条件,提高工资和福利,获得公正的待遇,因此,劳资双方会因为此类利益问题经常发生矛盾,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劳资之间的矛盾也因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而表现出了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和特点,列举如下:
第一,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低端劳动者的收入普遍偏低。随着我国G D P以及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劳动报酬总额却在不断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速缓慢,工资水平偏低。不仅一线劳动者的工资低,而且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有资料表明,2008年,最高行业平均工资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相比高出4.72倍,2010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企业与普通竞争行业之间、以及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水平与一般职工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分配不公的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劳资关系不稳定,用工方式上不规范,引发劳动者阶层的分化。随着就业组织、就业形式不断变化,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私营企业,除传统用工方式之外,采用非典型用工方式越来越多,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非全日制工时等。目前企业使用非典型用工数量不断增加,而由于我国法律对非典型用工的规制较为放松,这些劳动者在工资、福利待遇、劳动保护等方面与正式用工劳动者有较大差距,使得非典型用工的劳动者成为弱势群体,出现了劳动者阶层的分化。
第三,一些企业道德失范,他们有法不依或者蓄意规避法律,以致侵犯劳动者权益现象经常发生。表现为,一是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有意规避最低工资标准,在达到最低工资线后尽量压低工资,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二是违反工作时间规定,提高工时,甚至提高劳动强度,强迫劳动者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使其不能享受国家的法定休假;三是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无视劳动保护,导致劳动安全事故频发,大量伤亡事件时有发生;四是有意模糊劳动报酬概念,将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计入到工资中,以此降低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五是一些企业因经营困难或倒闭,出现长期拖欠员工工资现象。
第四,缺乏民主、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劳动争议案件持续高发。表现为,一是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加,案件处理难度不断加大。从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看,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普遍较低,以裁决方式结案的比例持续居高。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复杂,试图通过调解说服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群体性劳动争议增多,呈显性化、扩大化趋势。三是劳动争议焦点集中体现在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等关系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问题上。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是中国近年劳动争议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劳动关系的主要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劳动争议案件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出现罢工、集体上访、甚至诉诸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劳动争议案件远远不足以反映劳资矛盾冲突的严重性。
二、劳资矛盾乃至冲突频发的深层原因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动。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动相联系的是经济体制的更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用工多样化,就业主体分层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分配方式多元化,劳动关系动态化,劳动争议显性化,甚至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在发生变化。而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较为缓慢,社会服务意识不强,管理不到位;企业内部缺乏民主,企业工会、职代会等作用有限,不能有效维护企业员工的权益;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和机制还不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乏力,这些都使得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调整变得较为复杂和艰难,劳资纠纷乃至冲突不断发生。
首先,由于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较慢,仍然把追求“G D P增长最快化”作为目标,使得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一方面,为了使G D P与财政收入能够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以更高的激励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这就势必会压低其他要素收入。因此,当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最快化”时,会造成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当各级政府把追求G D P增长放在首位时,不可能也没有精力去平衡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从而会在相当程度上“冷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忽视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同时,少数政府官员在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用公权力去吸引与撬动资本时,腐败的发生也就无可避免。这也会再度恶化社会公平,从而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导致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对立加大。
其次,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的转型、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对各类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他们迫切希望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社会服务能够不断增加,实际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得到有效保障。但由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相对来说,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滞后,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以致劳资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等新型矛盾不断产生。如企业改制、重组、破产、社会职能移交、生产力布局调整、以及征地拆迁、重大工程建设等,就出现了不少纠纷。在企业转型、改制、重组中,人员的安置与融合等涉及劳动关系的改变是劳动争议中最突出的问题,企业一方面要安置好员工,还要实现员工的整合,实现重组后的企业员工对新的企业文化内心的认同和融合,但另一方面企业的安置非常有限,甚至无力安置,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也没有跟上,民生权益保障能力不够,员工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加上一些管理部门平时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管理环节上不注重社会管理、不注重协商协调,不注重源头治理,缺少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致没能协调与处理好复杂的劳动关系、处理好其中的利益矛盾,致使矛盾的冲突性增强。
再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劳动关系已基本市场化,但由于转型期制度的失效和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滞后,导致劳动关系不规范、分层化,形成资强劳弱的格局,使劳动者在资本面前丧失话语权,经济、社会地位严重下降。而部分企业主利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缺陷,漠视劳动法律法规,使劳动者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而本应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工会,却也因其制度的缺失,很难有效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在国有企业,工会只是企业内部的一个行政部门,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工会除了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以外,还要考虑企业的利益,以及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而在非公企业工会,其基本就是“雇主工会”,这就削弱了工会对劳动者利益的代表性与独立性,不能真正代表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无法履行企业民主化管理所赋予的权利,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往往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起到维护企业员工利益的作用,成为积淀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缺陷。显然,当企业主漠视和侵犯以及工会软弱和无力与随着法律制度完善而不断高涨的劳动者权利意识碰撞时,劳动关系矛盾井喷式爆发也就不难理解。
最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日益变动,社会利益格局也在不断调整,利益诉求也在不断分化,但由于社会管理思维滞后、管理机制落伍,特别是发生了劳动争议后,劳动争议调处体制、劳资矛盾化解机制不畅,致使劳动争议难以有效得到遏制。目前从劳动争议调处体制、劳资矛盾化解机制来看,主要问题是:一是劳动仲裁前置,案件分流不畅,导致大量仲裁案件积压严重,一些案件排期数月不得处理,当事人权益难以维护,办案质量难以保障。二是裁审关系不顺,资源重复浪费。目前,先裁后审的体制,使仲裁裁决不具终局效力,案件进入诉讼必重新审理,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加之仲裁和法院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步,极易造成裁审结果大相径庭。三是劳资矛盾化解的三方机制虚化。所谓三方机制,是协调劳动关系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政府、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共商合议、解决重大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问题的制度性平台。《工会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三方协调机制工作比较局限,制度比较虚化,目标和任务与其基本定位和应当承载的内容有较大差距。一些三方协调会议只是定期开开例会,联合搞搞表彰,真正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问题时,却难以列入议事日程,难以发挥三方合力。四是劳动监察,执法乏力。目前,我国大多数劳动争议因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法定权益而引发,如拖欠工资、社会保险争议等。对此,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依据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然,如果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不到位,劳动者权益没能得到及时保护,劳动争议就会增加。然而,另一个问题是,现行争议制度主要是针对权利争议所设计的,而利益争议实际并未纳入现行法律调整、规范范围,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无法监控。因此当大量利益争议不能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时,罢工、怠工、上访事件也就屡见不鲜。
三、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和劳资矛盾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而要达到全社会和谐,必须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前提,这是协调劳动关系、化解劳资矛盾的最根本的条件。为此,首先,政府应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一种权益保障与利益调节机制,使所有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都能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乡中低收入者的劳动者报酬,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二是,政府不应再以“G D P增长最快化”为目标,而应努力抓好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根本上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杜绝权力与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与机会,协调好全社会利益关系,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保障社会资源公平创富的平等机会,促进全社会收入分配良序形成,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通过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教育、就业、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从源头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关系和谐,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新要求,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
其次,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要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要创新社会管理,不断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不断增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政府应发挥在劳动关系中的协调、监督和服务作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劳动部门,担负着调解劳动关系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并为劳资关系的协调创造条件和提供服务。政府服务的内容一般包括:政府通过立法,建立完整的劳资关系法律体系,为劳资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依据,制定标准;政府对劳资双方在建立劳动关系、进行合作方面给予指导帮助,提供咨询服务,发布各种信息,解决劳动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弱势群体的机会均等提供保障;为劳资关系双方进行人员和业务培训,提供专项服务;在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方面,构建方便、快捷的给付机制,实现服务于民的宗旨。另一方面,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和完善政府职能,优化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充分调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多元化社会主体的社会管理功能,推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和法制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社会组织,政府应鼓励、培育其发展,因为它是介于政府“宏观管理层”和企业、社会“微观管理层”之间的一个“中间协调层”,是沟通政府、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由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显示出“多元化”特征,社会流动增加,矛盾和冲突加剧,而解决冲突的各种新机制尚未完善,因此,应通过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以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消除社会隔阂,实现社会稳定与民主管理,促进社会融合。
再次,政府应大力推进企业实行工资集体协商,通过政府牵头,建立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民主协商与合作的机制,建立以合作对话为基础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这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化解双方矛盾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规范和引导,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规范合同管理,规范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促使企业实现合理分配,预防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并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劳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资强劳弱的背景下,除强调政府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合作对话的重要主体之一———代表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工会是职工的代表,工会应承担起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履行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因此,为塑造强有力的集体劳动关系的主体,应改革工会体制。一是,要加强工会组织建设,鼓励工人积极加入工会,鼓励组建行业性工会、以及区域性行业性工会,鼓励和引导工人积极参与劳动法律制度、工资集体协商等相关制度的建设;二是,要有针对性地从体制与制度上解决现实中工会代表职工利益的独立性不够及职能弱化等问题,要强化工会的职能与作用,适当赋予工会及员工一定的集体行动权,确立工会组织作为员工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的法律地位,真正形成劳方的协商主体。三是,工会要督促企业积极开展集体协商,并充分利用集体协商这一重要平台,监督企业依法民主管理,增加透明度;要改善因与企业地位不平等、力量不均衡而导致工资协商泛泛而谈、空洞无实的问题,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积极主动地和用人单位沟通,及时地调解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尽可能地避免或者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
第四,要大力提升企业与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与劳动者都应充分认识到,劳动关系双方都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需要雇主和员工共同来建设,双方只有本着公平和诚信的精神进行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利益成果,这是维系和谐劳资关系重要基础。因此,一方面,企业应加强社会责任意识,自主改善劳动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履行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健康与安全的生产条件、合理的工资待遇、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责任,关注员工的需求和切身利益,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和发展带来的收益,才能实现劳资合作和劳资两利,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增强法律意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企业还应加强民主建设,健全员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给予利益诉求员工以充分尊重,唯有如此,才能使员工增强信心,诚实守信,与企业精诚合作,荣辱与共,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需要说明的是,不仅企业要给予员工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而且全社会都要加强民主建设,畅通不同社会群体的意愿表达渠道。创建新的社会阶层经济利益诉求机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
最后,应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劳资矛盾,根据当前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呈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的特点,应在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司法推动,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劳资矛盾,这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建立监督体系。应从源头上抓好劳动争议案件的预防工作。劳动监察工作的对象,重点放在经常发生违法行为,劳动关系很不稳定的企业,工作内容应放在重点查处企业的非法用工、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克扣工资等行为;工作方式应采取接受职工举报进行查处与定期和不定期到企业进行检查督促相结合。二是,加强劳动执法,建立劳动争议预警制度,通过危机干预制度预防群体性纠纷的发生。要预防和减少劳资纠纷,一方面要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监察;另一方面要建立劳动争议预警制度,特别是建立群体性劳动纠纷应急联动机制,由行政、司法、工会以及一些社会力量,包括媒体协调参与,引导职工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协商机制,排查可能发生的纠纷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合力解决。三是,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制度,加强劳动争议仲裁员队伍建设,整合现有资源,简化处理程序,及时化解劳资矛盾。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制定《集体合同法》和《工资共决支付条例》,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给予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出台《劳动争议处理法》,为企业管理、劳动者维权提供有力的法制保证。五是,应慎重考虑当前一些地方不断出现的罢工问题。在现阶段,我国各地出现的罢工已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而且愈来愈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在现行立法中却几乎是空白。对于罢工,我们不应一概加以否定,应看到,它既可能危及社会安定,也存在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如果把罢工纳入法制轨道,使其合法化和规范化,则不仅有助于防范罢工危及社会安定,还有助于加强工会建设,为工会维权提供有效手段,增强工人对工会的信任感,对化解劳资双方矛盾、防范罢工危及社会安定有极大的助益。因此,在当前劳资纠纷不断,社会问题凸显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立法来保障并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已是中国劳动法制建设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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