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转型

双重转型（精选三篇）

双重转型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走出了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之路, 也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这两种转型的叠加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因此,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构成了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 也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 转型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是农业。农业是薄弱环节, 农民的改革愿望最强, 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点就在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农村先动起来, “大包干”从农村开始,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带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改革潮流。

其次, 最要紧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 农村搞了“大包干”, 粮食大幅增产, 农民能吃饱而且有积极性了, 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 寻找就业机会。人流动起来, 劳动力就多了, 这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有了劳动力, 自己建厂房, 到工厂去买下脚料作为原材料, 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走遍全国, 也带活了全国的经济。

第三, 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不改革, 光放开价格有什么用?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 明确产权, 走股份制的路。这些话引起了一场论战。经过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又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 我们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把产权改革放在重要位置, 这是中国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作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第四, 注重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在双重转型过程中, 把大锅饭打破了, 把铁饭碗打破了, 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 民生没有得到改善, 社会就不稳定。我们在改革中解决了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问题, 加大城乡社会保障力度, 使民生得到持续改善, 保障了双重转型的顺利进行。对民生的投入实际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使我们拥有了素质高、讲纪律的产业工人队伍, 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一个企业家对我说, 当初看到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 就把工厂搬到那里, 结果非常后悔。一是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 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二是他们不像中国工人那样愿意努力学习技能。这告诉我们, 对就业和民生的投入有利于长远发展, 是很值得的。

去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 这是现代工业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表明我国已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注意三件事情。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是让产品更加个性化,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 服务得更周到。三是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中国品牌学会的同志告诉我, 他们经常向来中国采购货物的外国商人发调查问卷, 题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国制造业著名品牌。答案只有一项最多, 就是茅台酒。这说明大多数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四是把消费留在国内。我国消费者现在拼命到外国去买东西, 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商品, 外国的价格比中国便宜, 还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这个状况一定要改变。

不要忘记中国工业化尚未实现。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 但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因为我们与建成制造业强国这个工业化目标还有距离, 必须向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双重转型 篇2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战略核心是什么？

胡鞍钢：“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五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这一时期，中国综合国力接近美国。

“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核心问题就是要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说清楚：什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什么是“全面”？什么是“建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含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全面建成，这也反映了我国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时代。简单说，“十三五”规划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胡鞍钢。图/CFP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存在路径依赖。从这一点上看，“十三五”时期在设立目标的时候很显然会进一步减少经济指标。而公共服务这些指标，包括节能减排、资源环境指标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就是说，以公共服务为主，经济指标为辅。即便是经济指标也主要还是预期性的指标，而不是指令性指标或者是我们说的约束性指标。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包括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表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将在发展的速度、结构、方式等多方面发生变化，中国经济2.0版本已经开始。

“十三五”时期，将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升级为主线。未来的中国，既有“发展是硬道理”，又有“转型是硬道理”。这意味着要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既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经济转型，也包括扩展到“加快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转型，从而构成经济社会双转型。

“十三五”规划即便设立经济增长目标，更大程度上也主要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在当前的这个转型和走向新常态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方式应当更多依靠内需驱动，依靠创新驱动，而不能继续过于依赖投资驱动。“两个翻番”目标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为前提的，因此，“十三五”期间，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变都更为重要。

这意味着，“行稳致远”是“十三五”战略规划的核心预期。我们建议将“十三五”规划的增长目标设定为7%左右，左右的范围在6.6%?7.4%之间。从增长底线来看，即便是年均6.6%的增速，也能够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之所以设定在7%，一方面，这一增速本身就是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当前考虑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增长进入质量型、效益型、效率型的轨道。

此外，允许地方（比如上海市）不再以经济增长率作为核心目标，至“十四五”时期，各地普遍采用人均收入增长率作为核心目标。

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你们的研究，“十三五”规划将包括哪些基本思路？

胡鞍钢：中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已经有自身的逻辑，我们可以预期，“十三五”规划更强调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从顶层设计看，预计“十三五”规划将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农业、改革、绿色协调发展及民生六大领域勾勒出新的改革路线图。

“十二五”时期，生态建设更加强调了科学发展的指导，不再唯“GDP”，不再泛工业化而论。“十三五”规划，依然会因循“十二五”规划的低碳绿色路径，继续力促资源环境指标明显改善。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

“十三五”时期，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绿色发展的根本举措，加大绿色投资，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三方面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绿色改革机制。

比如说青海的三江源地区，以及好多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是出GDP的，要出文化。中国的发展逻辑，就是经济先崛起，接着是文化复兴。另外一个大的背景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凸显生态建设？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是被动的，但这次以“低碳绿色经济”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可以和发达国家同时行动，可以比肩了，这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像青海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生态产品就是发展，这个发展就是科学、绿色的发展，因此要制定一个规划，有助于激励它们提供这些产品。所以说，“十二五”规划就是对原来的加快发展和“经济发展至上论、唯GDP论” 的重大调整。

经济升级版也是经济发展“上轨道”的过程，就是从已有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转换到新型的、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确切地讲，就是从“加快发展”的轨道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从不公平发展的轨道转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从“黑色发展”的轨道转向“绿色发展”的轨道。

“十三五”时期，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绿色发展的根本举措，从加快发展的轨道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从不公平发展的轨道转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从“黑色发展”的轨道转向“绿色发展”的轨道。图/GETTY

中国不仅要成为低碳、绿色发展的参与者，还要成为领导者，成为创新者，成为贡献者。所以必然成为世界上未来风能最大、太阳能最大，包括其他方面的可再生能源最大的国家，尽管现在比重还很低。

这就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要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强调生态建设，这既是我们的国情，又是我们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同时又是我们进一步发展最大的限制，这是核心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十三五”规划将框定哪些战略重点？

胡鞍钢：前面谈到了“十三五”规划意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升级版的内涵就是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共赢五大发展，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更有效地将科学发展主题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主线有机结合。

具体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了四个区域发展战略，即京津冀一体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长江经济带。这四个区域规划基本覆盖了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高层领导一直强调，这四个战略之间“不存在厚此薄彼”，强调区域经济规划不能遍地开花，而是要注重大的区域范围的协调和共赢。这与此前国家战略遍地开花大不同。

其中，培育不同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经济升级新支柱是战略重点。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逐渐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快速崛起、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基本格局，继续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国家发改委日前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研究座谈会。会上传达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十三五”规划所作的指示，要推出一批重大项目、一批重大工程、一批重大政策。

“三个重大”将围绕贴近民生领域、公共基础设施薄弱领域、能拉动消费的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围绕实现“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展开投资。

近期，国家发改委已经连续发布了《国家级区域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南京江北新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这都是对区域经济规划发展的布局。

除了统筹推进京津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十三五”期间，中国将推出沿海与西部地区双向开放的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东部与中西部省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进沿海地区产业更多地向中西部转移，特别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力度。

我的理解是，“十三五”规划将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十三五”框架会将“扶贫”作为十大突破之一单独列出，“协调发展”中除了“区域发展”，还明确含有“城乡一体化”，中央将“三农”工作提到罕见重视程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这意味着，民生方面，“十三五”规划将继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致力于定向、精准而高效的扶贫举措，完成扶贫开发的任务是重中之重。

总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各类矛盾凸显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实现系统间关系更加协调，全面提升国民净福利水平。

“十三五”最重要的变化，将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和“十二五”规划相比，政府角色在“十三五”中有什么变化？

胡鞍钢：“十三五”时期将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切实推进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改革干部工作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进一步转变各级政府增长理念，淡化“GDP崇拜”，弱化GDP指挥棒职能，在政府考核以及官员晋升中引入如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多种衡量指标，减少经济增长指标比重，使各地方官员从“GDP竞赛”转向“科学发展和节能减排竞赛”。

此外，要继续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和环保收费制度，大幅度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成本，提高能源资源生产率。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要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市场功能。

我在《中国政府转型与公共财政》中，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政府发展目标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即1978?1992年经济建设型政府战略、1992?2003年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2020年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按照路径依赖，“十三五”最重要的变化将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主要领域。

我们认为，“十二五”规划着意体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尽管这个转变过程尚未完成，但到2020年，中国政府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新闻周刊：转方式、调结构提了很久，“十三五”期间能全面实现吗？

胡鞍钢：“九五”时期已经初步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出现了向高消耗、重污染、低就业的旧有模式的逆转。从计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十五”计划实施“答卷”取得64.3分。“十五”期间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设想未能实现。

“十一五”规划作为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形势大幅好转，地区间发展差距开始缩小，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单位GDP能耗快速下降，经济发展方式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但是在此期间工业（重工业）主导，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从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十一五”规划实施“答卷”取得87分。

在统计信息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十二五”的得分将超过90分。尽管较“十一五”有明显进步，但转和调的指标仍显滞后。

双重转型 篇3

单纯从数字上去看一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 并判断其合理与否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发展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以及当前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所以, 在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合理与否时, 除了可以拿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加以衡量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

综合中国转型经济的动态过程及相关的国情来看, 笔者认为,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经济的实质是一种双重转型, 所谓双重转型就是转型的过程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 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并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方面的转型就是从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统筹城乡的现代一元工业社会转型。

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 即同时推进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正是由于双重转型构成了我国近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也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发展也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而导致双重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即双重转型的发展背景必然会通过多种因素作用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发展, 而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双重转型的实现。

二、双重转型条件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

(一)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呈现出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自1978年我国双重转型启动后, 经济就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上升到2009年的1717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2009年的5153元。

但是, 若从二者的比较和增长幅度来看,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 尽管有的年份有短暂回落, 但总体趋势是一种波浪式的上升过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2009年的3.33。

(二) 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在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原因时, 利用泰尔指数得出了一个结论, 从1992-1999年, 城乡间收入差距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占比重始终在一半以上。事实上,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32个国家的资料, 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都小于1.6, 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0, 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三) 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地区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政策倾斜、改革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由此导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一种地区性的差异。从东到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次加大, 呈递增排列。其中, 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的总体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西部则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双重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原因分析

(一) 第一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原因分析

1. 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个人能力轻视的平均分配体制, 其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按个人资源禀赋进行收入分配, 必将会由于个人在资源禀赋占有上的差异而使得个人在收入上拉开差距。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当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个人竞争能力及素质, 进而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 由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教育体制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和自我提高的机会上是不平等的, 从而也就使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明显。美国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曾分析到, 中国农村居民在校时间每增加1年, 其收入就增长3.5%-5.6%。

2. 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 制约了农民增收途径的拓宽。

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严重滞后于城市的, 这就不仅制约了第一转型的顺利实现, 同时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具体体现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流通环节过多, 造成农产品流通成本过高, 农民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利益受损严重。

(二) 第二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原因分析

1. 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

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村的封闭静止状态,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促使城市政府形成了歧视性政策,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员收入出现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 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2.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导致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力减弱。

首先, 体现在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 城市工业资本密集倾向严重, 不利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农民增收的实现。其次, 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不利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 也不利于减缓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3. 农业发展缓慢, 使农民增收速度减缓。

伴随双重转型的推进, 在20世纪70-80年代, 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 但是到了90年代, 由于新一轮的重化工业浪潮, 导致再次实施城市偏向的政策措施, 突出表现就是财政支农比例逐年减少, 加之农村土地制度的束缚, 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发展速度。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上, 国外相同指标一般都在1.5-2.5倍之间, 而我国则在6倍以上, 中国工业与农业在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上存在的悬殊差异为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少见。

四、双重转型条件下减缓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对策建议

(一) 彻底改革束缚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制度性因素

首先, 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破除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办法, 建立以居住地为标准的户口登记制度, 建立居住地户口的弹性管理体制, 对其实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其次,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关键是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赋予农民完整的承包经营权, 让农民实际持有的土地财产权在经济上得到体现, 同时还要建立灵活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促使农村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提高土地生产效率, 稳定农业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

再次,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普及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二)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

首先, 建立城乡统筹、公平为主的教育体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 做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统筹工作, 实行以中央政府为主, 省、市、县四级政府分担。

其次, 在合理定位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通过技校、夜大、电大、函授、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对非农就业农民进行岗前培训, 推行持证上岗, 择优录用。

再次, 创建学习型社区, 建立农民终身学习机制。为此, 应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 创建农村学习型社区, 建立终身学习机制, 提高农民素质和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三) 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大力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积极引导农民走向市场。改革农村流通体制, 构建新型购销网络。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立, 完善农村市场运行和管理机制。

(四) 大力发展农业

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结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注重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同时, 应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走农业产业区发展道路, 运用价值规律指导农业结构调整。在优化品种品质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区, 为农民增收注入活力。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五) 多渠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