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精选十篇）
社会和谐 篇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和谐文化,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两句话明确指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性和根本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是团结人民、推动历史的精神支撑。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 是中华民族面临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所以, 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建设和谐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 可以对社会和谐发挥方向引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作为一种信仰和理想, 它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 支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给人们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力量, 引起现实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作为一种价值体系, 它对社会生活发挥评判功能、教化功能和定向功能, 给和谐以肯定、赞扬、褒奖和倡导, 鼓励一切和谐事物的发展, 促进各种和谐因素的增长;作为一种规范体系, 它对制度、法律、道德的构建发挥着灵魂和指导的作用, 约束和规范着社会生活的秩序, 促进各种制度机制的优化, 保障现实社会在愈益和谐的轨道上运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 它又能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仅给人们以美的享受, 而且能用和谐之美陶冶人们的心灵, 激发人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热情。由此可以认识到, 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之间存所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建设和谐文化, 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现在, 我国的改革发展正进入关键时期,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建设和谐文化, 拓展文化的包容性, 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意义。
二、以和谐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怎样建设和谐文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现在, 重要的是结合本地实际,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认认真真地抓紧落实。建设和谐文化, 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坚持:
(一)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倡导和谐理念, 培育和谐精神,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打牢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 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才能抓住社会主义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也才能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三) 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以人为本”贯穿于和谐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 一切精神文化产品, 都要宣传科学真理, 传播先进思想, 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
(四)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 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 加强青年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 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 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
(五) 坚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 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价值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 崇尚自然、休养生息;在人与人关系上, 强调以和为贵, 重视家庭和睦、融洽相处;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 强调调协和万邦, 重视睦邻友好、互利互惠。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思想资源。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还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博采众长。推陈出新, 使文化建设更好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有创造性, 不断推动文化创薪, 增强文化活力。
(六) 坚持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把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 广泛吸引群众参与, 推动形成“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要有和美与共的情怀, 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努力营造和谐创业的文化氛围, 强化全民创业的观念, 形成崇尚创业、争相创业、人人创业、创业光荣的社会环境,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努力营造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友爱、互相协调、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文化氛围, 为公平正义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共同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七)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篇2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对全党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这一要求，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地位决定的。
●增进党内和谐，有利于我们党更好地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和谐社会，有利于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增进党内和谐，关键是要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规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党内管理机制，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按照党性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对全党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保证。认真落实这一要求，对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的性质、宗旨和地位要求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由我们党自身的性质、宗旨和地位决定的。从党的性质、宗旨、地位的角度深刻认识增进党内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从党的性质角度深刻认识增进党内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和谐相处、团结奋斗，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成为社会和谐的表率。可以说，党内和谐是我们党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作用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实际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党内和谐，并为社会和谐树起一面旗帜。
从党的宗旨角度深刻认识增进党内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我们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它所涉及的一切工作都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它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由全体人民共享。正因为如此，当前我们党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增进党内和谐与促进社会和谐是有机统一的。
从党的地位角度深刻认识增进党内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同样担负着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责任，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导向，只有实现党内和谐，才能促进社会和谐。
党内和谐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我们党要领导全体人民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理想变为现实，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党自身必须是和谐的。我们党明确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因为党内和谐对社会和谐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党内和谐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增进党内和谐，有利于党更好地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就决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体现造福于民的价值取向。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增进党内和谐。广大党员尤其是基层党员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他们不仅同各个方面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广大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各种愿望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了解和感受。党内越是和谐，就越有利于把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诉求、意见主张通过广大党员传递到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反映民情、体现民意；就越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而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增进党内和谐，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党委要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基层组织要真正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从增进党内和谐入手，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党内和谐了，党的各级组织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内在的积极因素和创造潜能，在工作中自觉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求新规律、开创新局面；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凝聚到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才能建立起科学高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明确工作分工，搞好协调指导，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增进党内和谐，有利于广大党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建设，更需要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此，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促进党内和谐。这既有利于广大党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又有利于广大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进一步强化主体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把增进党内和谐的工作落到实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应自觉适应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把增进党内和谐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能否实现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增进党内和谐，最根本的就是要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应积极探索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方法和程序，使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推动党内民主决策；积极探索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党员领导干部之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广大党员与党员领导干部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使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和机制愈益完善。通过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使全党形成生动活泼、富有生机的和谐局面。
健全规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党内管理机制。党内的和谐程度，是同党内管理机制是否健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７０００多万党员的大党来说，离开了健全的党内管理机制，党内和谐就难以实现。着眼于增进党内和谐建立健全党内管理机制，一方面应突出规范有序的原则，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依据党内的规章制度加强党内管理，推动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应彰显充满活力的原则，增加党内管理中的民主，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同时，针对新形势下党员的特点，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改进管理手段，使党内管理通达灵便、高效快捷。通过健全规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党内管理机制，使全党在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和谐。
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腐败问题是破坏党内和谐的消极因素。增进党内和谐，必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加大力度。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进一步形成全党齐心协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局面；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加大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从根本上铲除破坏党内和谐的消极因素。
论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 篇3
我国传统非常重视家庭和谐。尧舜时期，要求“九族和睦”、“慎徽五典”。[1] 《周易》“家人”卦云：“六亲和睦，交相爱乐”。周成王告诫民众“尔室不睦，尔惟和哉”[2]，要求“室家之壶”[3]。家庭中父母、儿女、兄弟、夫妻，一家子捆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亲相爱。这是由于家庭的和睦是国家、社会和睦的前提。
先贤之所以重家庭的和谐，探索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国与家是血肉相连的。从历史的渊源看，家庭的起源早于国家。《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孟子说：“国之本在家”[4]。《礼记·大学》亦云：“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又说：“家齐而后国治”。早在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中，在无君无国的时候，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就出现了。郭沫若先生说：“原始社会所谓‘狉獉时代’，与木石居，与豕鹿游，没有现代社会的那种组织。其后渐渐离开兽域，才有家庭的出现……由家庭发展到家庭组织，居住才有一定。……由家庭人口的繁殖，扩大范围，遂转变到大的氏族。”[5]后由多个氏族，建立了国家。我们所说的国家，先国后家，是从大义而言；若从渊源讲，应是先家后国，称“家国”。”故有“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易·家人·彖》云：“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母为君，家则是国了。
其次，由于国家是千万个家庭组成，那么国家的利益当与绝大多数家庭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维护家庭利益。而每个家庭拥戴、维护国家利益则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一家庭，无法抗拒。国家当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受灾的家庭抗灾救灾。同样，当国家受到外族入侵时，家庭应义不容辞地支持，并积极参与抗击外族侵略，这则是保家卫国，或爱国爱家。儒家提出的“仁政”、“仁民”、“亲民”理论，既是维护国家统治、国家利益，也是维护老百姓个人及家庭利益。故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遵循，老百姓也乐意接受。
第三，重家庭和谐，主要是重人的道德素质培养。在家庭中，有浓浓的亲情，能互相关爱，易于养成对他人的关爱、宽容、诚实、谦虚等优秀品德，也易于克制私欲的膨胀。这些优秀品德的养成，不是靠外在压力，也不需办学习班，而是靠自律，靠与家人朝夕相处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养成，形成一种心理习惯。一个人，他既是家庭成员，又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不管是做官，或是做老百姓，在与人交往中，都需要这些优秀品德。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泰勒先生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致词》中所说：“孔子推崇家庭和建立一个美满家庭所需要的互爱互尊。家庭单位是建立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的。同样，这种关系的纽带也存在朋友之间，乃至于存在一国的领袖与该国的公民之间，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互爱、互尊和克己。而我们的世界急切地需要这些。”[6]
如何搞好家庭和谐，这不是一句两句口号可以实现。它是经过数百代，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严格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而实现的。这就是“五常”或“五伦”。“五常”的提出，早在尧舜时期。据《尚书·尧典》载，舜要求家庭要“慎徽五典”。“五典”即“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又任命契为教化的官，负责教化老百姓懂得“五常”。看出尧舜时期，已开始懂得国家的治理，把家庭的和谐放在首位，规定作父、母、兄、弟、子应尽的责任。战国时期，孟子承继了这个观点，对“五常”作了新的解说，主要内容虽然未变，但范围由家庭扩大到社会了。《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明显看出，孟子把家庭的“五常”（或“五伦”）扩大到社会的“五伦”（或“五常”）。“五伦”，要求自己在家庭的某个位置，就要担当某种责任，这也许叫“岗位责任制”吧：作父母的要爱护子女，作儿女的要爱敬父母；作国君的要走正道，作臣下的要忠；作丈夫的要义，挑起家庭的重担，作妻子的要顺，作好助手；作哥哥的要爱护弟妹，作弟妹的要尊敬兄长；朋友之间交往，要有诚信。家庭之中，互爱互敬，团结和谐，克制私心，各尽义务，各作奉献。
传统道德“五常”之中，尤重孝德的培养。从历史的渊源看，孝德的产生极其久远。在史前的母系社会中，人们特别爱敬自己的母亲，便有孝的现象产生；在知母也知其父的时期便开始爱敬自己的父母，孝的观念开始形成。尧舜时期，先哲已能用它来培养爱心，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尚书·伊训》记载，殷商时期，伊尹定下国策：“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所谓“亲”，主要是父母。对父母的爱，特称为孝。西周时期，则把它作为社会公德来培养，在选拔官吏、判断人是否善恶时，都把是否孝作为首要条件。[7]这类史料在先秦典籍中，大量保存着。
成王时的乐歌《诗经·大雅·既醉》篇的末章云：“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维何，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诗中所言，孝子的美德代代相传，它使每个家庭捆在一起，达到和睦、团结，再将此推及天下（全国），则使千万个家庭和睦，团结。《孝经》提出的“以孝治天下”，均是这种逻辑的推演：以孝为核心，从纵的方面团结家庭、家族，从横的方面，推广社会，达到天下和谐。《大雅·卷阿》云：“有凭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西周把孝作为治国理论的凭借，依据，作为诸种品德养成的根本。以后，孔子教育学生，第一个内容就是孝悌。孟子提倡仁义，而仁义的根本则是孝悌。《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义，从兄是也”；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其他如礼、智、信、乐等，均是围绕着仁义展开，而仁义的发端是事父、从兄，即家庭中的孝悌。易言之，我国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均是从家庭孝悌中来，故钱穆先生说：“中国的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的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8]这是基于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各种美德的培养，均离不开爱敬，而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人性中最为真诚的部分。父母生育养育子女，是无私的，并乐意付出艰辛；要求子女孝，报答生育、养育之恩也是天经地义的。故历代重孝，把它看作“至德”而顶礼膜拜。它不仅是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伦理忠信的源泉。忠孝，是我国传统道德的两大支柱。五常之中，占据第一、二的位置，称为“君父大义。”若从大义讲，先君后父，先国后家；若从渊源讲，先家后国，孝为忠之本。于是儒家经典就有“以孝事君则忠”、“人臣孝，则事君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这也是历代帝王要在孝子中寻找忠臣的根本原因。
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提高，已进入小康的大门，这是事实。可是在金钱物欲的洪流中，传统美德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可以不养活父母，抛妻弃子女，兄弟反目，甚至杀害亲人，走向犯罪。家庭的不和谐，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这类连自己的父母、儿女都不爱的人，绝不可能爱朋友、爱他人，也绝不可能有良好的品德。现在不少犯罪，是因家庭而起；而家庭的和谐，则要靠每个家庭成员的良好道德素质。重视传统美德的培养，重视传统家庭的和谐，无疑对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注释：
[1]《尚书·尧典》。
[2]《尚书·多方》。
[3]《诗经·大雅·既醉》。
[4]《孟子·离娄上》。
[5]郭沫若：《论古代社会》第404页。
[6]《孔子诞辰2540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集》，第5页。
[7][8]《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88页。
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篇4
重构新型劳动关系, 稳定和谐最重要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劳动关系还不稳定, 用工临时化、合同期限短期化的情况在不少企业大量存在, 因此产生了“长期的临时工, 固定的合同工”现象。劳动关系不稳定带来了员工过高的流失率。国际惯例表明:优秀企业的员工流失率应在15%左右, 而我国民营企业的人才流失率接近30%, 中小型民营企业近几年的人才流失率竟高达50%以上。过高的流失给企业带来了离职成本、重置成本、培训成本、时间成本的损失和商业秘密及客户资源流失等潜在威胁。要形成劳动关系新格局, 重要的是改变这种不稳定现状。
重构新型劳动关系, 平等合作是关键
劳动者和企业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企业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 使员工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理念, 减少劳动关系的对抗性, 使劳动关系的双方共生共荣、共谋发展。平等合作需要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 使员工在思想上对企业产生信任感、认同感、安全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促进企业内部有效协调和良好互动, 培育员工积极向上的“主人翁精神”, 营造开放、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的“大家庭”氛围, 使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平等合作、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
重构新型劳动关系, 互利双赢是根本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 有两个“下降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且呈下降趋势, 二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最终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总体水平上看, 我国居民的收入30年来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仍然偏低, 迫切需要建立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在最终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尽可能使居民收入和劳动所得同企业利润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及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协调的关系。
重构企业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应采取的对策
1. 政府要通过就业促进法的实施, 扩大就业需求, 用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缓解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 企业在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劳动关系规范时的本能反应必然是减少聘用新员工, 甚至裁员, 这就会产生紧缩就业的效应。企业可能会采用一种“五个人的活, 三个人干, 给四个人工资”的紧缩就业对策。为此, 需要政府从实施就业促进法的角度, 加大对就业的财税支持, “对冲”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时, 将扩大和促进就业增长作为优先考虑因素。为了实现社会就业的总目标, 需要政府调整财政税收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通过就业促进法的实施, 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支持, 共同分担规范用工制度造成的高成本, 鼓励企业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缓解劳动合同法短期给企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在税收政策方面, 对安排就业贡献大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对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安置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根据条件, 给予安置补助和社会保险补助。
2. 企业要转变观念, 改变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 转变靠劳动力低成本赢得有效竞争的发展理念。
企业要认识到, 高工资不一定带来低竞争力, 能否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是企业获得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也是赢得竞争实现高额利润的关键。我国人工成本相当于韩国1/13、日本1/26、美国1/27。但是韩国、日本和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我国的12倍、18.68倍和17.35倍。我国目前“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 造成了“低技术”和“低劳动者素质”。劳动力价格较低, 往往会使企业忽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忽视对员工的培养。长此以往, 劳动者素质得不到提高, 创新的动力难以形成, 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增加成本往往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机遇。在企业改变传统的低成本、特别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的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也要改变过度依赖招商引资和盲目追求GDP高增长的倾向,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更加重视保护劳动者权益, 更加重视实现社会公平。
3. 社会要建立法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要依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全社会建立五种机制: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劳动关系三方沟通协商或共决机制、职工不满申述处理机制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从而在法律上制度上改变利益格局的“企业强势、员工弱势”的态势。
4. 企业与员工之间要实现合作双赢, 处理好共建企业和共享利益的关系。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篇5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37 作者：周国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努力创建和谐社区。社区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么创建和谐社区就是其赖以支撑的重要“基石”。
普陀区是上海中心城区之一。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市委“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决策，以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区域内所有街道、镇都建成了上海市文明城区、文明镇，８０％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文明小区内。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社区工作，推进区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正在按照市委关于“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络化、社区党建全覆盖”的要求，丰富社区和谐的内涵，拓展和谐社区创建的途径和方法，把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逐步落到实处。
一、以居民参与为重点，实施“共建工程”，建设自治型社区
协调好社区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增强人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思想基础。我们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坚持行政推动和社会培育相融合、政府指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区自治。推行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的直接选举，实现法律赋予广大居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建立健全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委会工作细则以及居民公约、居民自治章程等，保证居民自治健康、有序、长期发展；完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会等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把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交给居民讨论、决定，畅通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
为了营造共建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我们向广大居民大力倡导“知我社区、爱我社区、奉献社区，为社区争光”的风尚，向社区内党组织和党员强化“我们拥有同一个光荣称号，我们生活（工作）在同一个社区，我们肩负着同一个创建重任”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贴近群众需求、营造和谐社区”这个主题，在各个社区实施“零距离”工作法，为新形势下推进和谐社区创建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使“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二、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便民工程”，建设服务型社区
以群众满意为准则，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多种需求，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要素。我们积极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在各街道、镇成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探索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加快调整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公益性、保障性和便民化服务；着力培育和发展义工队伍。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欢度晚年，我们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养老机构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深化“守望工程”和“居家养老”，探索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新途径。为了让青少年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不断深化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试点工作，建立了社会化青少年维权网络体系。为了让外来流动人员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建立了一套“流动有序、管理有法、教育有质、服务有效”的管理服务机制。
关注困难群体的基本需求，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关爱，对创建和谐社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区、街道、居委会等构建了一个高效率、低成本、全覆盖的帮困工作体系，包括以社区为依托的帮困工作网络、困难群众帮困资金、就业促进机制等。为使帮困工作更具针对性、趋向“恒温化”、富有人情味，我们提倡机关干部带头并发动社会力量，在各社区设立“衣被银行”和“爱心慈善超市”等，让困难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救助物品。
三、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实施“素质工程”，建设人文型社区
良好的社区风尚、共同的生活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本内容。我们针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特点，以“追求卓越、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和“抓机遇迎难而上、打基础拼搏奉献、兴功能开拓创新、树形象敢于超越”的新时期普陀精神来宣传教育群众，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社区居民。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和“活动有序、群众自愿、参与广泛”的原则，通过挖掘文体骨干、培育文体团队、组织文体活动等，在各社区形成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队伍和活动项目。以社区为基础、面向社会的国际花卉节、苏州河龙舟赛等定期举办，打造了都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
思想文化建设离不开必要的阵地和载体。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社区文化资源和文体人才的优势，在全区９个街道、镇均建立了有独立校舍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担负着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多种职能，为居民群众提供了陶冶情操、学习知识、人际交往、丰富生活的便利，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实施“平安工程”，建设安全型社区
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稳定，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前提条件。我们结合社区特点，抓好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政法基层单位为骨干、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群防群治为依靠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挥好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明确街道、镇党政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增强街道、镇政法书记在化解矛盾中的综合协调作用；设立了街道、镇稳定工作专项基金，并提出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维护社区稳定的工作方法和机制。我区首创的“三警合一”现代警务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区实时图像监控系统，有力地遏制了刑事案件的高发势头，保障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安全。
社区稳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人心的安定。我们根据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逐渐凸现的实际，注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形成机理和发展趋势，构建了以居民区调解委员会、街道镇调处中心、区调处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内部矛盾调解工作格局，确立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主管负责、条块协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等工作原则，建立健全了纠纷排摸、纠纷调处、突发事件预警、困难群体帮扶、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社区、化解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以党组织为核心，实施“覆盖工程”，建设向心型社区
加强社区党建，充分发挥社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政治保证。我们根据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党建的基础，逐步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资源整合”的组织体制和工作网络，在全市较早成立了社区综合党委和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推广了“三位一体”（在居民区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由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三方协同处理社区事务）社区管理模式；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通过吸纳制、会签制、会考制、联席会议制等实行双重领导；对辖区内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依托社区党建研究会、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等组织，加强互相间的协调、沟通。
最近，我们正在根据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落实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通过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方式，进一步提高街道党组织全面领导、协调各方的能力，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政治功能，增强社区内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区域性大党建”的意识，形成“强核心、建网络、全覆盖、促文明、为群众”的社区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 篇6
深化平安创建。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以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社会治安大防控体系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切实落实平安创建各项措施。提高平安创建工作质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一是健全大调解机制。重抓县镇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网络建设，实现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全覆盖；重抓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纪调对接，拓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渠道；重抓调解工作的排查研判、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处理和检查督办工作，规范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重抓调解队伍教育培训，培养一批调解专家、调解能手，确保矛盾纠纷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98％以上，确保不发生民转刑案件。二是完善大防控体系。策应社会人口流动加快，外来流窜作案增多，犯罪的智能化、暴力化、动态化加剧的趋势，努力适度超前。积极应对。三是加快推进科技防范建设。坚持政府扶持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快乡镇、道路治安卡口、重点单位、公共复杂场所、居民居住区技防建设，在所有镇均已建成治安监控中心的基础上，努力使全县公共复杂场所、重点单位、大型商场超市、居民小区技防设施安装率达100％。四是加强社会面巡防控制。建强县城区巡防大队，组建镇巡防中队，用活护村队，发动各界群众参与群防群治，构建覆盖全县城乡的县、镇、村三级治安联防网络。继续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增强治安防控快速反应和实战打击能力，稳准狠地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让本地犯罪分子不敢作案。外来流窜犯罪分子不敢来洪泽，来洪泽犯罪也逃脱不了打击。五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突出抓好外来人口服务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等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加强消防管理、交通安全管理和危险物品管理，预防和减少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完善信访机制。有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一是完善渠道畅通机制。在巩固县长热线、矛盾调处中心接访等信访渠道的基础上，把县四套班子各位领导和各镇、各部门主要领导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开。同时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定期开展联合大接访活动，确保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通畅，问题化解及时到位。二是健全排查预警机制。以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建立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对因信访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加快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加大排查调处力度和密度。密切掌握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异常信访行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员、重点问题，超前做好化解、处理、稳控工作。三是落实包案处理机制。严格执行信访会办制度和查办督办制度，健全重点人头、重点信访问题包问题调查、包解决处理、包教育转化、包稳控处理、包依法处置“五包”责任制，构建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四是建立信访救助机制。设立信访专项财政救助资金，重点用于信访弱势群体解困援助。为有困难的信访老户提供创业培训和资金帮扶，引导信访老户停访息访、创业致富。五是严格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并执行信访保证金制度、定期通报、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信访效能监察，加大对越级集访、赴京上访、非正常上访和特殊时期重点人头稳控的考核，对出现重大信访问题的镇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完善后备干部在信访部门挂职锻炼制度。将成绩突出者优先向组织部门推荐，努力营造全社会重视信访、关心信访、支持信访的良好局面。
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围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两大重点，打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一是抓好普法宣传。着力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镇村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青少年学生等五大重点群体的学法用法守法，带动和推动全社会学法知法、依法办事。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更加有效、更加简便易行的评议考核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强化执法队伍建设，开展“向社会承诺，请人民监督，让人民放心”活动，加强对公开承诺的跟踪检查。确保做到执法权力阳光运行，公开透明。三是推动司法公正。认真落实执法规范化建设各项措施，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展年度执法质量综合考核。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增强社会效果。四是兴办法治实事。围绕民生帮扶，每年兴办一批法治实事，着力解决好上学贵、看病难、假冒伪劣农资、食品药品安全、企业环保、征地拆迁、游戏网吧监管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抓好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逐步放宽法律援助条件，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确保符合条件的特定困难群体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帮助弱势群体维护法定权益和公平正义。
(作者系中共洪泽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两种再生产的和谐与社会和谐 篇7
关键词：两种再生产,社会和谐,经济发展
两种再生产指的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 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出的新阐释。两种生产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提出的, 但是它的阐释却是由恩格斯最终完成的。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在马克思看来, 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创造性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无论是人自身的生产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 都是统一的, 统一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就曾明确地指出, 物质资料的生产 (通过劳动) 、人自身的生产 (通过家庭、性关系) 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3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3个不同的阶段, 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 从第一批人出现时, 三者就同时存在着, 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也就是说,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同一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它们作为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作用。但在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却偏重于对“物的生产”的研究, 而缺乏或忽视对人类自身生产的深入研究, 很少强调人的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常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人的生产只起从属作用。事实上, 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人自身的再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生产力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两种再生产在人类劳动实践中的和谐统一, 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一、人的再生产是生产力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生产力有3个要素: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前二者合称为生产资料, 也叫物质资料。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 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 是生产力中能动的, 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物质资料是人的劳动实践创造的结果。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共同发展的结果, 并且人的生产和发展是起主导作用的。
人的劳动能力包括自然力和知识力, 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随着生产实践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知识力不断增强, 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的智力和知识力主导着物质资料的生产。
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只是物的附属,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唯一的目的。发展经济, 往往指的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 而忽视和忘记人自身的再生产和发展, 这是片面发展观, 割裂了生产力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与和谐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相脱节, 经济飞速发展, 物质资料极大丰富, 而人却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今天我们讲发展生产力应坚持“以人为本”, 强调人自身的生产和发展在物质资料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建立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 两种再生产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二、两种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首先, 就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言, 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满足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 这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新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也就是人自身的生产, 人在改变劳动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
其次, 就人自身的生产而言, 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自己生命的生产, 通过消费, 即通过对物质产品的消费, 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以恢复, 从而维持人存在;另一方面是指他人生命的生产。马克思说,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
人即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人们通过劳动实践生产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 又通过消费物质产品完成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使新的生产力和劳动者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 所以人的再生产和物资资料的再生产, 是同一历史活动的不同方面。人们为了生存和生命的延续, 即增殖, “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基本条件。两种再生产一方面生产出人们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使人类得以繁衍, 社会得以形成;另一方面生产出人们的生产关系, 构成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两种生产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地创造着人类的历史。
三、人的再生产是自然实体和精神实体的统一
人的再生产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再生产。恩格斯在上述论断中所谈到的“种的繁衍”, 并非单纯地指“人的生产”的生物过程, 它还包括甚至更主要的是指“人的生产”的社会过程。
人区别于动物的不仅是他的自然身体, 更重要的是他的智力和精神实体, 即他的社会性。人的生产是人的自然实体的生产和社会实体的生产的总和。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 人的自然实体的生产是人的社会实体生产的基础, 而人只有在成为社会的实体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代自然实体的生产, 由此而进行着“种的繁衍”。“人的生产”的生物过程是指人通过精子与卵子的结合, 经过胚胎发育、分娩、喂养而成为自然的人。而要完成这个过程, 需要上一代的人在成为社会实体之后才能完成。因为人只有在成为社会实体之后才能去恋爱、结婚、组织家庭, 才能理解“人的生产”的真正含义, “人的生产”才有了物质及精神保障。
人如何从自然实体转变为社会实体呢?显然精神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生物过程只是使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具备了可能性, 通过精神文化的传承才能使之变为现实性。通过传递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知识和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知识等精神文化知识, 使后代掌握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知识和技能, 理解人类的符号和行为规范, 并了解自身的真正含义, 从而独立走向社会,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人的再生产又是人的智力和精神再生产的社会过程,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 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 ……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 炼出新的品质, 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造成新的交往方式, 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四、两种再生产的和谐统一与社会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求得平衡与和谐的过程中前进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即要在矛盾冲突中求得和谐与平衡, 有了和谐与平衡才有稳定, 有了社会的稳定, 才有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稳定与平衡会被打破, 矛盾与冲突会产生, 社会需要改革和创新来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两种再生产的矛盾运动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样, 是在矛盾冲突中达到和谐与平衡,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的。
两种再生产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迁移、分布, 无一不受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制约, 都是在经济的影响和支配下发展的。同样, 人口的再生产又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反作用, 两种生产是相互制约的, 只有达到综合平衡与和谐, 才能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人口生产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平衡;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的平衡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如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和谐状态。
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 在这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三大问题中, 我国最先关注的是人口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鼓励节制生育的主张;在学术界, 也开始摆脱前苏联“人口快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的思维模式, 马寅初先生发表了《新人口论》, 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人口增长过快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矛盾, 使人们对人口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由于随之而来的反右扩大化、3年经济困难以及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控制人口的工作未能开展起来。其结果是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了人口控制计划, 加大了控制力度, 但是由于基数过大, 从1979年至2004年, 每年仍平均增长1300多万人, 形成了被国际上称之为“低增长率, 高增长量”的人口现象。在现阶段, 平均每年需要有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也就是新增GTP的20%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到21世纪中叶, 我国人口总数可能达到16亿,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巨大难题。
生产与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 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生产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 消费的同时也在进行生产。两种再生产都是如此, 但人首先是消费者, 从出生到能独立工作往往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 生产 (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 仅是人生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人对各种资源和产品的消费还将贯穿人的一生。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增长总是有限的, 资源总是有限的, 如果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的数量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超过了物资资料的增长率, 破坏了生产与消费的内在比例关系, 就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600多个城市中, 400多个缺水, 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7.3%。另外, 我国的生态环境有其先天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 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我国这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 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 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无序、无度的消耗, 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两种再生产失衡严重, 矛盾尖锐。
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现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 我国现在必须贯彻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实现两种再生产的和谐统一。
首先, 必须摈弃传统观念, 必须辨证认识物资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辨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
其次, 必须始终坚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在2003年3月11日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未来几十年, 我国人口还将持续增加,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将突出。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 必须加强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的理论探讨, 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再生产理论的研讨, 建立起一门全新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是适应于综合解决人口增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 也是两种再生产和谐统一的内在要求, 它也反映了研究、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其目的就在于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而之所以称人口问题, 是由于两种再生产的不和谐, 人口增长到了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程度, 人口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的重视, 也是由于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 环境质量下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存条件构成了一定威胁, 影响了人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该认识到, 不能再就人口问题谈控制人口、就资源短缺谈节约和保护资源、就环境恶化谈保护环境, 而是将这些问题置于两种再生产和谐发展的大框架下, 并服务于和谐发展的需要。2005年2月胡锦涛在贵州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此以后, 我国对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 各级政府也纷纷把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看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其实, 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 就是两种再生产如何达到和谐统一的问题, 若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要研究、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也就必须对两种再生产等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做出理论上的论证, 以求得最大的经济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两种再生产和谐发展的理论, 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72.
公平与社会和谐 篇8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
已有的研究认为, 和谐社会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以及社会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相处。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 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它包括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阶层之间的和谐等。概括地说, 所谓和谐社会, 就是充满创造活力、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公共秩序稳定、人们和睦相处的社会。
根据上述定义, 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结构的和谐。包括城乡结构的和谐、区域结构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就业结构的和谐、代际结构的和谐、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等;第二个层次是微观结构的和谐。微观和谐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包括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和谐等;第三个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态系统的和谐、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和谐等。
当然,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 并不是毫无差别。但是, 和谐社会绝不能矛盾重重, 绝不能差别悬殊。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建设的过程, 一个不断协调矛盾而使之趋向和谐的过程。
二、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
从和谐社会的内涵可以看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公平基础之上的, 其中社会是否公平是能否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但在对“公平”的理解上, 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看法。首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这时, 公平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这种意义上的公平, 内含着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 即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 目的是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它涉及到要把富者的一部分财富无偿地均给贫者, 因此它有时会和效率发生冲突, 影响效率的提高;其次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经济学认为, 公平一般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一般说来是和效率相一致的。但这种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 而不是内容上和结果上的公平, 如果只强调这种意义上的公平, 而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加以调节的话, 就可能产生过大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贫困现象;最后, 在法学的意义上, 公平是指权利与义务的对称, 人们的获得应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做出的贡献相一致。在伦理学的意义上, 公平要求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和机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同样, 一个公平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社会是公平的、公正的, 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得到有效协调, 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 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和谐发展。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存在严重不公, 就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社会就不可能是和谐的。所以, 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就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提升社会公平程度, 切实推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三、实现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 在巨大成就的背后, 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公等矛盾和问题。
一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城乡之间发展严重失衡是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难题之一。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以城乡居民收入来说, 1985、1990、1995、2000、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2.20、2.71、2.79、3.24倍。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 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用可能相差6倍以上。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 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左右, 超过2的极为罕见。这足以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现阶段,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许多农民因此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却并没有得到法定补偿, 更没有得到就业安置。农民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成为利益的牺牲者。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
二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当前, 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从经济总量的差距来看, 1980年东、中、西部GDP比重分别为50.20%、29.75%、20.04%, 2002年GDP比重分别为57.86%、25.12%、17.01%。从人均GDP来看, 1980年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1.53倍, 相当于西部地区的1.8倍, 到了1990年已经分别扩大到1.62倍和1.9倍。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部的2.08倍和西部的2.63倍。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1990年以后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了1980年。
三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也就是阶层差距, 首先表现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提高, 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 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大约为0.3, 1988年上升到0.382, 1994年达到0.434, 首次突破国际公认的0.4这一临界点, 到2000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攀升到0.458。更引人注目的是, 我国个人资产拥有量差距的急剧扩大。2002年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已达0.55, 在我国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的时间里, 就形成如此大的财产差距, 是社会不公的又一严重表现。
上述社会不公的存在, 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我们要积极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 协调好各社会阶层间的关系, 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
首先, 解决好就业问题。近年来, 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就业不足成为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之一, 大量失业者的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政府要把优先解决就业问题作为我国宏观决策长期的、基本的着力点, 通过改革、发展的方法, 切实解决好就业问题。
其次, 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主要是要注重社会公平,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合理调节收入差距。当务之急是打击不正当致富, 取缔非法收入, 同时把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通过建立健全公平有效的分配制度,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篇9
一、重庆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现状
直辖以来,全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着力于健全完善、保障有力、公平公正,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大格局基本形成。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全市已经建立起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农村五保、孤儿(事实孤儿)福利生活保障为重点,以临时救助为补充,与医疗、教育、司法、殡葬等专项救助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农村困难群众基本民生保障网编织成形。
(二)农村社会救助水平不断提升,困难群众基本权益得到较好保障。
一是农村低保标准逐步提高,分类重点救助更加有力。2012年底,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85元,城乡低保标准差距从2007年的2.7:1降低为2012年的1.78:1。二是灾害救助标准逐年提高,救助更加及时有力。全市建立完善了自然灾害救助最低补助标准。救灾资金年支出从2004年的1.24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99亿元,年均增幅14.9%。三是农村五保供养水平逐步提升,供养服务条件明显改善。加大敬老院新建和改扩建力度,实现了农村敬老院乡镇全覆盖。四农村孤儿救助纳入福利制度保障。2012年全市集中和分散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为每月1000元和600元,较2002年孤供养标准增长了11倍以上,年均增幅为28.63%。五是农村医疗救助惠及范围和救助力度更大。2012年,全市农村医疗救助211.41万人次,比2007年全面建制时增长52.7%。六是农村教育和司法专项救助稳步推进,困难群众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全市累计办理农村法律援助案件238421件,解答法律咨询、代书733600人次,受援人数280757人,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22.86亿元,较好地维护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七是殡葬救助切实减轻了农村困难群众殡葬负担。全市按照殡葬救助政策规定,共为30537名农村困难群众免除基本丧葬费2644.4万元。八是农村临时救助作用逐步增强。实施临时救助39.3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4.6亿元,为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临时性的生活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趋规范,社会救助公信力逐步提高。
一是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逐步健全。建立健全了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纵向统一、横向协调、运转联合的新型社会救助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制度得到完善,资金得到落实,人员得到强化。二是农村社会救助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建立农村低保申请审核审批“九步流程”工作运行规范,出台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推行农村社会救助资金银行代发制度,确保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程序公平公正。三是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手段逐步提升。在市、区县、乡镇和村基本建立起了包含低保、医疗救助、孤儿、五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数据信息库,全面实现了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机构的同步结算,市级已建立低保申请家庭与劳动保障信息和机动车车辆信息的及时比对机制,部分区县还与工商、税务、国土房管等部门建立起了家庭经济状况定期比对机制,为提高农村低保救助对象家庭确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虽然重庆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亟待完善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农村救助对象选择、标准确定、运行模式、程序设定、能力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一)农村社会救助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作用发挥仍然不够。
农村社会救助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也由2006年1.5%提高到2012年的3.9%,呈逐年递增之势,但总的来看,贡献率仍然不高,需要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
(二)农村救助对象确定存在偏移现象,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家庭收入难以核查准确,申请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做到客观真实的掌握,存在“人情保、关系保”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公正性和生命力。
(三)农村救助标准总体偏低。
目前,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85元。低保家庭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每月318元,低保标准仅占实际支出水平的58.2%,表明农村低保家庭的生活水平还比较差。在五保供养、医疗救助灾害救助等标准上也偏低。
(四)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相互衔接不畅,影响农村社会公平公正。
现有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以农村低保制度为基础,凡农村教育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殡葬救助等专项救助,基本上都以是否为农村低保家庭作为享受的基本条件,造成了其他低保边缘群体在面临看病难、看病贵和教育经费负担重等问题时,因为没有低保“身份”,享受不到医疗、教育等相关救助,导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往往还要低于农村低保户。
(五)农村救助程序复杂,不利于救助效率提升。
农村低保工作程序为九步流程,复杂且期限冗长的审核审批程序,影响了农村社会救助的效率。特别是救助申请审核审批关口主要集中到村一级,导致村干部审查权力过大,人情保、错保、漏保等现象就很容易发生,社会救助的公正性也往往大打折扣。
(六)农村救助运行模式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整体效应发挥不足。
目前农村社会救助工作项目繁多,分别由多个职能部门承担,社会救助政策执行机构间的信息及时交换、共享机制还没有形成,在实际救助操作中往往出现重救、错救和漏救的现象。
(七)农村社会救助基层工作力量薄弱。
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对象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与薄弱的基层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制约全市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不断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以农村低保制度为核心,以农村五保供养、灾害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和其它专项救助为主要内容,以临时救助为补充,与慈善事业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民生,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不断提升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保障水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和当期可承受、长期可持续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短期而言,围绕“十二五”民生事业发展规划目标,确定全市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提升幅度。长期而言,围绕党的十八大关于“两个翻番”目标来制定全市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的提升幅度,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加大对农村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努力让他们的生活水准达到当地农民平均生活水平,携手共奔小康。
(二)推进社会救助均等化服务,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1.推进社会救助均衡化发展。要加大社会救助的城乡区域统筹力度,从根本上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一是实现城乡贫困居民社会救助制度和政策一体化,整合现有制度,加快医疗、住房、就业扶助等制度在农村的普及推广。二是逐步实现城乡救助标准的一体化,按照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思路,科学制定城乡社会救助标准,缩小城乡社会救助标准差距,逐步实现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三是资金保障一体化。改善城乡社会救助财政资源配置,遵循社会救助发展规律,把资金投入固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坚持各级财政合理分担,城乡一视同仁。
2.加强社会救助政策统筹安排。一是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探索建立市、区县跨部门的社会救助委员会,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统一领导、物资调配、目标考核、督促检查;探索建立乡镇社会救助综合协调组织,推动各单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二是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低保管理、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把落实各项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重点放在规范操作上,努力解决操作难题,做到权责分明、程序合理、管理规范。三是建立多重监督机制。加强财政监管、纪检审计和社会舆论监督,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健康发展。
(三)加快构建社会救助法规体系,提升“三农”工作法制化水平。
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社会救助法》尽快出台,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制保障。进一步健全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医疗救助条例、临时救助条例,制定完善法律援助、教育救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制度,加快完善社会救助各项单项救助政策制度,使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相互衔接、各具功能、运转协调、高效便民,共同架构起困难群众基本民生的制度保障体系。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救助运行模式,确保救助程序公平公正。
一是完善农村救助对象选择机制。实行精确化选择,建立居民收入核对中心,全面掌握了解申请救助的人员家庭收入、财产、支出情况,重点监测家庭收入易于发生变化的家庭情况,及时清查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实行模糊化选择,不以家庭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唯一条件,更多关注其家庭是否有教育、医疗、受灾等刚性的大额支出,以家庭收支平衡比例来界定贫困程度和救助需求。专项救助时,重点考虑申请人在遭遇疾病、突发事件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等特定境况下的实际救助需求。二是进一步优化农村社会救助程序。按照有利于强化责任、促进公平、增强刚性、易于操作的原则,优化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流程,强化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工作内容和操作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提高政策的约束力。三是推进工作手段现代化。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的投入,逐步建成市、区县、乡镇、村的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全面提升社会救助的时效和水平。加快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五)构建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支撑体系,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一是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农村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财政收入水平,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匹配、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协调、与物价指数变动相衔接、动态增长、制度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机制和农村社会救助标准调整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倾斜力度和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力度,畅通资金发放渠道。
二是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按照“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培育发展慈善和公益性民间组织。积极开展经常性社会捐赠活动,开展社工或志愿者活动,开展各种扶危、济困、安老、助残等社会互助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条件成熟的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委托给慈善和公益性民间组织来承担,充分发挥他们在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篇10
深刻认识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意义
第一, 经济体制转轨需要创新。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快速的双重转型, 在这样大型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中, 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技术创新, 生产关系的调整需要体制创新, 这注定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 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而言。
第二, 社会和谐稳定需要创新。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 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可规避的矛盾。这就需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积极破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第三, 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管理体系自然要顺应这种变化, 所以需要制度创新。
全面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条件
创新应是在考虑自身条件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有方向有目标地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不单是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管理制度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 能够发挥现代人创造力并极大释放其思想能量的创新型社会。
第一, 社会管理创新, 强化服务是前提。管理是服务的手段, 服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因而服务群众就应该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而领导干部, 要坚持用加快领导方式转变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强调责随职走、心随责走, 特别是要多问问题, 多看不足, 不断强化服务意识, 谋务实之策、说务实之话、办务实之事、求务实之效。
第二, 社会管理创新, 更新观念是基础。要弃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旧思想, 同时还要杜绝简单的“拿来主义”, 要切合实际,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一些社会问题做到发现得早, 防范得住, 控制得好, 处置得快。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在领导, 基础在基层, 根本在落实。
第三, 社会管理创新, 以人为本是目标。以人为本, 体现人的主体地位, 是创新型社会最基本的特征。
第四, 社会管理创新, 依法实施是保障。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不断涌现, 无论是立法跟进还是整合资源等等, 都需要下更大的决心, 花更大的气力去面对, 去解决。创新社会管理的法制体系要保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保护人对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创造及他们占有一切合理的利益。
第五, 社会管理创新, 优化方法是关键。创新需要学习, 但仅有学习没有创新, 学习就失去了发现、失去了动力, 也不能使知识转为生产力。因此需要在创新过程中做到细心谨慎, 同时发挥集体的智慧, 吸引广大公众参与创新, 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牢牢抓住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因素
第一, 知识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就创新的过程而论, 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不是喊口号就能解决的, 要经过知识的积累和开发。当今社会繁盛发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 都需要认真分析思考成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点存在于萌芽状态和每一阶段转化的时刻, 社会管理也是如此, 只有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了解社情民意, 才会敏锐发现社会问题, 防微杜渐, 也能够正确判断形势, 因势利导, 趋利避害。
第二, 建立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社会管理是常态工作, 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 能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序的生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创新也是一样, 也需要完善的长效机制和良好的环境。
第三, 切实凝聚社会管理创新的强大合力。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从实践来看“堵”的思路往往会激化矛盾。有些事件虽最终控制住了, 但是成本很高, 危机还是潜伏着。社会管理方面我认为还是倡导“疏”。一个社会的构成, 有三个支柱, 一是政府、二是市场、三是公民群体。三者相互平衡的社会才是合理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也就是说只有全社会都积极参与才能搞好社会管理。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 必需要有多元化的治理体系。社会组织以其非营利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 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与政府相比有其独特优势。积极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的积极性, 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在政府的主导下来管好包括各种慈善、就业、环境保护、抗震救灾等社会问题, 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 才是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正确对待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影响, 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
第一, 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当前社会中, 应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采用的新的管理思路, 必定会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一, 是对社会管理层的冲击。一些领导管理者的观念比较守旧, 对新事务的反应慢、接受能力差, 大多是因为过于保守或害怕承担责任, 对新事物不愿贸然认可, 这就容易贻误时机, 要建设创新型社会, 必须打破这种守旧的习气和领导方式。其二, 是对精英群体的冲击。创新型社会对他们中某些人的“本本主义”、刚愎自用、崇洋媚外和不尊重平民的创新成果等恶习是一个重大冲击。如许多国内学者把西方的传播学引入中国时, 多半是在大同小异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本本, 没有自己的东西, 其成因就是国内知识界缺乏创新的勇气, 惧怕风险, 善于模仿却不善于创造。其三, 对一般公民的冲击。我国老百姓的文化水平较低, 在农村, 文盲和半文盲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远不能适应农业创新的要求, 而在一定意义上, 建立创新型社会需要源源不断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因此, 教育体制和方法必须时时更新, 以适应创新型社会的要求。其四, 经济增长的支柱领域不断拓展。在创新与生产力的研究中, 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行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驱动器。服务创新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在过程创新中又分为生产过程创新、流通过程创新。在企业中, 这些创新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交织在一起发生的, 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支柱领域。
第二, 解放思想, 求真务实, 大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效的指导我们事业的发展, 才能激发工作活力, 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强盛。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 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这一辨证关系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同实际相结合, 克服实践的盲目性, 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不断认识新情况, 探索新途径, 解决新问题, 开创二者结合的新局面。最近, 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河南双汇又出现了瘦肉精事件, 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呢?我国的特点是千百万小农从事食品生产, 提供最初的食品来源。双汇瘦肉精事件出现后, 该公司提出要自己直接搞上下游生产线。自己直接养猪, 这固然体现出负责任的精神, 但是仔细想想, 如果食品厂都对于中国上亿的小农持不信任态度, 形势将会更为严峻, 也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需要。
我们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 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这些既给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带来了活力, 也使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直接关乎服务民众、改善民生、促进民和、维护民利、保障民安的重大责任。应当看到,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人员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积极营造和谐稳定的平安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环境、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必须全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和制度, 努力做到社会管理“管得到、管得住、管得好”。这就要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 更新社会管理观念, 整合社会管理资源,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对此,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当前社会发展形势, 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创新。当今是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也是我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社会管理应具有流畅、丰富、超前的信息做支撑。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信息、体制与机制的及时完善和更新, 否则信息滞后、缺乏先进性等制约了创新, 创新也会显得无比艰难, “创新”一词也将只是空谈。
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 还要把从政为民、服务社会的追求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功能, 并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理念。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把政府的职责和功能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理边界。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不断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 切实保障人们在政治、法律、机会、权利和分配上的平等地位, 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劳动创造、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 都能够平等地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把公平放在第一位,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以推动社会管理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