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制度（精选八篇）
选官制度 篇1
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 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 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试制度, 应该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 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 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 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主要指社会底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 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 科举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 不仅对于保证选拔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 实行考选, 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 考试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 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顺利通过此门。
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 无论是察举制时代, 抑或是科举制时代, 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 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 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有一种仕途居于主导地位, 就是该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仕途, 其他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 世官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世官, 其他制度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察举, 其他仕途为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科举, 其他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资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不过, 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 其总趋势总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 凡娼、优、皂隶、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 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 它制约应试者不得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要求。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 是对古代社会而言, 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 古今之理相通, 似应无异议。
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 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历史上选任官吏的回避制度, 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籍贯回避, 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 这种回避就越复杂, 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 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 甚至有某些官不能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是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特殊规定, 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 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 现代刑事制度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 始于北宋, 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 在大约50天的锁院期间, 不得回家, 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 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要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封弥制度。“封弥”又称“弥封”, 亦称“糊名”, 即把试卷封起来, 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 评卷官不知应试者姓名。
誊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 誊录后送归弥封官存档;誊录的卷子称草卷, 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弥封合称弥封誊录制。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 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 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 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 仍然是适用的。
保任
保任即包举之意, 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 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还是在科举制时代, 在选官中都被广泛应用。由于实行保任制, 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 荐举人与之同赏罚, 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 这对于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 均有积极作用。
储才
浅谈晚清选官制度的变化 篇2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纵向上可分为原始社会的“选贤任能”的民主制， “世亲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其促进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清承明制，清代的选官制度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选官制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最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清朝统治者入关伊始，就确立了“文治”的国策，十分重视官员的选拔，建立了条规繁多，关系复杂，当以科举最为重要，常科是清代科举最重要且最普遍的科目，分为文科和武科，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清代在学校中推行各种考试制度，逐级，选拔人才，学校的贡生、监生、荫生则是文官的重要来源，也是科举选官的重要辅助形式。此外，荐举也是统治者为了广招贤才而开拓的一条选官途径，清朝把对文武百官的德行、才干、政绩等定期进行考评的制度叫做考课制度，以此作为奖惩、升降、任命官员的依据，也是选官的重要方法。
19世纪上半叶，清朝的封建制度已买入了衰败的末世。庞大冗杂的封建国家机器已经生锈。选官制度也随之开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变革历程。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西方列强的入侵，科举选官的弊端日益显露，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八股取士僵化了人们的思想，但是这种改革还只是部分改良，没有实质性的变革。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式，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京师到地方兴办了30多所培养外语、水师、船舰、兵工、铁路、电报、测绘等人才的新式学校，培养了近代的外交翻译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和师资人才；其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们大都成为中国近代海军、造船等方面的骨干和精英。虽然洋务运动的科举改革离人们的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这张无形之网中撕开了一条裂缝，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做好了铺垫。19世纪末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其改革的主张主要表现在改革吏治、官吏选拔和培养方面。“公车上书”主张停八股、变科举，推行经济六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9日诏令废除朝考及诗赋考试，不得凭楷法取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施“新政”。废八股变科举之议重新提出来了，改革选官制度成了时人共识。包括裁减冗署冗官、恢复经济特科、废止科举选官制度。1905年9月，晚清政府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科举选官制走向了末路。它的废止除对选官制度的变革产生影响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效应，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开创了近代的科学技术事业，形成了一批有一批的掌握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1906年至1911年是晚清选官制度改革频繁进行、反复变动的时期。
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是清王朝在国内社会危机、各种权势集团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挑战下被迫做出的一种那个积极的政治反应，是对清室危亡形势的迫不得已的应战。学习西方正方政治体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是清王朝在世界进步潮流冲击影响下的必经阶段，废止科举制度、实行学堂选官、留学生毕业生选官、士绅参政、选拔军事人才等都是必然举措。但晚清选官制度变革奉行改制不改体，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没有改动，基本是中体西用的模式。晚清选官制度是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为现在的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传统是科举选官制度废止，新式的选官制度形成，清王朝政治系统彻底崩溃，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晚清选官制度的实践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成为了由科举制度往文官制度的桥梁和中介。
晚清选官制度变革是中国选官制度历史长河中的一只浪花，是中国封建王朝内部自上而下进行选官制度改革的情景之一，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场变革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识和现实价值。公开、公平、公正是任一选官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发展进程中逐渐渗透成为主导型的基本原则。在现在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发展、完善选官制度，公开、公平、公正更应该成为始终不渝贯彻的基本原则。其次，选官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根本标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必须始终把选拔质量作为首选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和制度完善，真正把思想素质好、科学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
浅析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篇3
汉代的选官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定制, 选官方式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即有多种选拔官员的途径。概括起来, 汉初选官方式可以分为:察举制与征召制, 封建贵族、军功贵族垄断制, 任子制, 资选制。通俗来说, 就是选贤、选贵、选亲、选财四种方式, 并且四种方式相互之间缺乏内在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三种选官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高资, 未必贤也。是以廉耻贸乱, 贤不能混淆, 未得其真。”更重要的是, 在后三种选官方式下, 社会上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埋没, 政府的高级官员文化素质也得不到提高, 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的发展。
汉武帝以后, 选官制度趋于定型。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124) 取消了贵族世袭制。任子制、资选制虽然仍然存在, 但在整个选官制度中影响越来越小。察举制与太学制成为汉代的基本选官制度。
察举制, 又可称为选举制, 汉初虽已出现, 但刚开始影响不大。选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 无定期选举。每当国家有重大事件, 如新帝即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政府会下诏到各郡国, 要求推荐“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之士”到中央, 此即举贤良。汉代名臣晁错、董仲舒即通过这一方式走上政治舞台。第二种, 特殊选举。即选拔一些特殊人才, 如通晓“外语”、能出使西域的人才, 擅长治水的人才, 等等。第三种, 定期选举。这才是我们教材中所说的“选孝廉”, 即政府规定各个郡国每年必须举荐1~2个孝子廉吏到中央。这一方式的出现, 也是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有的, “武帝元光元年, 处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
东汉和帝年间, 察举制演变为按照户口比例分配名额。二十万人口举荐一名孝廉, 四十万两名……上到一百二十万六名。后随着举荐的孝子廉吏的人数日益增多, 无定期选举与特殊选举反而被逐渐搁置, 选孝廉成为汉代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这时候, 孝廉变成了一个参政的标准, 反而失去了原先重德行以奖励风俗的本意。并且, 中央在察举之上又增加了一次考试。汉顺帝阳嘉元年 (132) , 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 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 同时规定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 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 察举一途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 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这就具备了隋、唐以下科举制的基本形式。
汉武帝后, 在察举制之外, 太学取士也是基本的选官方式之一。太学, 武帝时创办的中央教育机构, 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 太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学成之后会对太学生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成绩将学生分成几等 (科) :甲科为“郎”, 这部分人会进入皇宫充当侍卫, 先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 遇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 就从里面选拔人才;乙科为“吏”, 他们会回到家乡的地方政府任吏职;再差等级的人就弃之不用了。汉武帝后, 太学成为培养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机构。与汉初诸选官制度互不关联不同, 太学取士与察举制密切相关, 在具体实践中, 逐渐形成在太学生考核中被下放到地方政府的那部分人, 在地方任职几年后, 再被地方政府作为孝廉举荐到中央。这样, 就形成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结合的系统完备的选官体系。
另外, 中国社会历来不乏家学渊源、自学成才的人, 以及一些虽进入太学, 但却不以进入仕途为目标的人。朝廷为了避免遗失这部分人才, 还设立征召制, 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在民间声望极高, 但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并且, 汉代的人们“尤以辟召为荣”。征辟制度的实行,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太学取士与察举制的不足。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 定型后两汉的选官制度可以说以选贤与能为目标, 务求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人才进入朝廷, 是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选官体系。这样的选官制度, 一方面, 使平民百姓以及下层官员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 奖励了人才, 鼓励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 使全国各郡县都有机会参与政事决策。尤其是汉代选官制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的选拔标准, 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在这样的选官体系下组成的政府, 可以说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 即士人政府”。隋唐以后形成的科举制, 在汉代的选官体系中也可以看到最初的模型。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选官制度 篇4
——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第三课
主讲人： 罗永艳
教学准备：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识记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理解科举制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通过史料、填表、探究等方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与价值态度：通过古代选官制度的学习，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尊重知识和人才。
（二）教学重难点及依据
（1）重点：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2）难点：选官制度的影响
教法
学情分析：我们说只有了解了学情方可实现以学定教。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二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理性思维的能力有较大提高；在教学实际中，通过高一对必修Ⅰ的学习，他们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有所了解，但掌握不好，理解不一定透彻。因此，本课主要采用讲述法、分析法、情景再现法、问题探究法。这样，既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也利于培养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
学法
在学法指导上注重以学生为中心，指导学生在课前预习、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过程中的学习方法，借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问题等各种能力。
教学设计与过程
教学设计：根据我校开展的“优质教学”行动研究课题，我确定了“高中历史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研究”课题，本课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围绕这一课题及校情学情来设计的，分六步进行。第一：备：即备好课，做好课前准备；第二：提：即前一节告诉学生本节教学目标、重难点并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及上网查材料;第三：查，即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查材料、上网，解决问题；第四：议，即在教学中学生回答布置的问题，并对疑难问题进行探讨；第五：测，即做练习，理解本专题内容，使知识得到巩固；第六：小结，即总结本课知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系统化。
导入：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随国家的诞生而诞生，它的产生为政治服务，也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历代选官制度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包括多种选官途径，但是每一历史时期，总有一两种选官途径处于主导地位，它们对政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是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代表形式。
提问：大家回忆前面学习的内容，历史上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何时？（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教师补充：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情。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 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一、古代选官制度的萌芽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经过集体协商和民主选举产生的。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只能依靠共同劳动来维持生存，而且生产工具和劳动所获都归集体所有，大家共尽义务，享有同等权利，所以这时还没有作为统治者的“官”也没有作为被统治者“民”。部落首领只是部落事务的管理者。中国古代黄帝和尧舜禹相“禅让”的传说，具体的反映了当时的选拔人才的情况。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
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死后，其子启破坏了禅让制度。《礼记?礼运》记述了当时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官制。这里的“大人”，旧注释为“诸侯”，实际还包括官吏，而“世及”之法不仅仅是诸侯的传位原则，同时也是官吏的任用规程。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提问：周世官制的特点是怎样的？（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和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在继承权位之前必须接受国学的教育，然后便受封为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事实上，封建制度确立以前的“世卿世禄”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选官制度，就是因为“选”这个字并没有能够体现出来。因而，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真正的发展时期应该在春秋战国以后。
（一）、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王室衰微，诸侯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打破了传统的分封制的安排，“礼崩乐坏”、旧的宗法制度，世官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些大国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唯贤唯功的新选官制渐建立，世官制由此告终。
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废除了世官制，开始按军功受爵，打破了贵族的世官制度。
（二）、两汉的察举制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大一统时期。秦始皇首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设有三公九卿，地方有郡守和县令，这一系列官员的产生是由皇帝直接任免，皇帝通过掌握官吏任免权而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事大权，皇帝任免的官吏都是他信任的大臣，间接地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自然需要大批官吏。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汉朝首创了察举制度。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的最主要途径。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此外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授予官职。汉武帝以后则是察举制的规范发展时期，按郡国人口率察举，每岁举孝廉，秀才两科，即岁举性科目。察举制的确立和实施，对当时统治人才的选拔、任用以及社会的安定，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朽，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东汉中期以后，宦官把持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察举制名存实亡。
（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丕当政时延续了曹操时的用人政策，并且又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并一直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具体做法是：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州的中正官，察访士人，评列九品，作为授官的依据；中正评定士人，家世、才能并重。曹魏后期，尤其到了晋朝，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官一职为世家大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选官任人主要看门第家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等级森严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加速了魏晋以来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
（四）、隋唐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
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左右，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科举制，产生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北宋 衰落于明清
概况：
1、产生：
①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②隋炀帝时，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2、完善：
①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
②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③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
④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
3、发展：
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实行糊名制，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北宋的科举制可以说是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扩大了北宋的统治基础。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的延用了科举制度。
4、成熟和衰落：
①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其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②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评价：（学生合作讨论）
（多媒体显示）积极作用：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官吏来源，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教师讲解：科举制在开创之初的隋唐之际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的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改变了封建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的繁荣。
（多媒体显示）消极作用：①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士人的思想，脱离实际的学风盛行。
②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③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教师讲解：科举制使选拔官吏的方法，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明清 “八股取士”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这严重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清末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直到1905年，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存在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最终被废除。
小结：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到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除止，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合作探究及拓展：共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科举考试的作用？二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变化的规律？三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吸取的历史教训？通过思考、讨论完成，突破难点。
江苏省级机关基层选官 篇5
“不通过选调这个途径，我可能一生都难以跨入省委大院。”李绍海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到江苏省委办公厅工作已有一年，但如今走在严整幽深的省委大院，李绍海仍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李绍海今年32岁，此前他是睢宁县政府办综合一科科长。睢宁县隶属徐州市，是苏北的经济洼地。由县级机关进入省级机关工作，这对李绍海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
当李绍海的奢望成为现实时，江苏省公务员选调“新政”开始彰显出鲜明的现实意义。
选出基层的佼佼者
起始于2008年秋天的江苏省公务员选调‘新政’，让李绍海感到振奋。
这一年的10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首推“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活动，这种方式明显有别于以往“调入”而被称为“新政”。
“刚开始我也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选调自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听说。”时任睢宁县政府办综合一科科长的李绍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省委办公厅秘书一职的角逐。
经过笔试和面试等多个环节的比拼，李绍海最终以总成绩第一名被江苏省委办公厅录用。
李绍海毕业于邳州市运河师范，第一学历仅是中专，先是在乡村小学做了八年老师，继而通过全省公务员考录进入睢宁县政府机关。
“没有真才实学他不可能走到现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处处长梅仕城对本刊记者说，“公开选调就是要把基层的优秀者选拔出来，充实到省级机关。”
与李绍海同一批选调到江苏省检察院宣传处工作的张燕华今年35岁，她曾是东台市富安镇镇长。张燕华最初在企业工作，后来通过考取公务员进入政府机关，进而通过公开选拔走上领导岗位。
还有来自连云港市的汤军，今年36岁的他曾是街道工委书记，有着与张燕华相似的工作经历，从企业员工一步步走到基层党政领导岗位。来自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底的公开选调中，有86人从5000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他们在基层都有着不菲的成绩。
“选出来的个个都很优秀，历时一年多的考察，用人单位反馈来的意见很好。”梅仕城说。
江苏省纪委干部室主任廖建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这种方式选用的人我们非常满意，有一位同志刚干了一年，他所在的部门主任就打来报告希望尽快解决他的正科级待遇，分管领导已经签字同意。”
“我们今年评选单位优秀，有六个是基层选来的，其中有两个只来了一年。”江苏省检察院干部处处长张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同志来了确实顶用，反响也比较好。”
2009年9月初，江苏省组织部门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和酝酿，进一步推出省市联动向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活动，从?000多人中选拔出286人充实到省市党政机关，曾一度出现300多人角逐一个职位的火爆局面。
根除效能低下弊病
“干部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怎么进人也是个大问题。”江苏省纪委干部室主任廖建明对本刊记者坦言。
廖建明介绍，江苏省纪委原来的进人渠道有四个，一是从下级纪检机关中选人，二是到组织部门挑选选调生，三是军转干部，四是经推荐或借用，“进人的渠道总体上逐步规范，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是年龄偏大的占据了一定比重，另一方面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也占了一定比重，整体结构形成一个哑铃状，中坚力量缺档。”廖建明表示，“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青年才俊稀缺。”
廖建明举例，省纪委的派出机构和机关一样存在年龄老化的问题，有的派出机构地方总共五个人，一个书记三个副组长，都是50岁以上，没有年轻人，没有擅长搞文字的。
“在机关里，文字工作是个基础工作，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省级机关，指导工作的方式还是通过文件，没人搞文字工作就没有办法搞。”廖建明说。
在廖建明看来，省委组织部开展从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可谓正中下怀，“如果组织部不出来组织这样的工作，省纪委很难从基层好中选优挑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接触这么大的选择范围挑选，挑中的人原单位也不一定会放。”
“为什么要从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是因为省级机关整体干部素质和结构存在不足。”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永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赵永贤介绍，从总体上看，江苏省市两级党政机关干部队伍来源比较单一，经历比较简单、素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机关创新的活力和工作效能的提高。
“省级机关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关键机关，还肩负着对下级工作的指导，如果机关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工作效率不高，将对整体工作带来不利。”赵永贤说，“为什么反复抓机关效能建设效果却不显著?为什么有时制定出来的政策得不到基层的拥护?就是因为机关整体干部素质存在不足。”
赵永贤举例，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出台对乡镇“八大员”工龄的计算标准，漏掉了通讯报道员，他后来到省级机关工作后就询问当初制定政策的人，对方的回答是，“通讯报道员不是架电线杆子的吗?”
“他不了解基层情况，制定出来的政策影响了一批人。”赵永贤说，如今有些机关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根本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
“以前调什么人，从哪儿调，都是用人单位说了算，更多的是一种‘照顾’，难免会暗箱操作。”梅仕城讲述，公务员管理处首次提出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的构想不仅希望为省级机关选贤任能，而且还希望“这项工作能够阳光操作”。
2008年，在省委组织部一次工作务虚会上，公务员管理处的构想引起江苏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王国生的关注。
“散会后，王书记叫住我，嘱咐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梅仕城说他随后向当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省人事厅厅长赵永贤汇报，得到大力支持，此项工作随之拉开序幕。
战略导向
“防止公开选调不上的走直接‘调入’这条路，就要把‘人情凋入’这条路堵上，让公开选调成为一种长效机制。”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永贤说，“接下来就是要完善省市级党政机关用人‘调入’机制，让面向基层公开选调成为省市党政机关进人主渠道。”
事实上，早在2009年10月，江苏省组织部门已向外界释放信息：“2010年起省市机关公务员将减少面向社会招考比例，从基层选调将制度化。”
赵永贤将此举的意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提高省市机关干部整体素质，再就是匡正干部选用之风。”
此前，从策动“公推公选”到选派“大学生村官”，江苏省组织部门探索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公推公选解決了干部‘上’的问题，大学生村官解决了人才‘下’的问题，省市机关从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解决了下得去又能上得来的问题。”梅仕城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条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人才得以顺畅流动。”
梅仕城进一步解释，组织部门可以采取定向招录方式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基层公务员管理，成为基层公务员后可以通过“公开选调”的方式进入，省市党政机关，然后可以通过“公推公选”成为厅级干部。
“如此，让基层的人才有机会参与竞争，也是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体现。”梅仕城说。
江苏省市机关从基层公开选调公务员的方式引起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关注，其在相关汇报材料上批示：“江苏从基层选调公务员充实到省级机关很好，这给年轻干部树立了到基层去干实事的导向，有利于形成‘人才到基层去、干部从基层来’的科学培养链，有利于优化领导机关的干部来源，从干部结构上保证党政领导机关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翰将此举称为“从中可以看出省级机关干部队(五建设的战略指向”。
“从实践来看，这项工作对干部触动之深，被群众反映之好，是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少有的。”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永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一如以往的改革一样，“公开选调”工作同样面临着一些困惑。
梅仕城介绍，通过两次“公开选调”显示，苏南地区的基层公务员远不如苏北地区的“热情”，省级机关很难选调到苏南地区的基层优秀公务员，“收入差距是主要原因，苏南经济较发达，相对于南京及苏北公务员收入普遍较高。”
唐宋谣谚与科举选官制度管窥 篇6
关键词：唐宋,谣谚,科举,选官制度
一、唐宋时期科举选官的基本状况
学术界观点认为, 科举制度萌芽于隋代, 但各方面的制度尚不成熟, 存在的时间也很短。科举制度直到唐代才基本成型得以确立。
科举考试在唐代分为初试和省试两部分, 省试由礼部主持, 如果举子能通过考试, 便可以称为中举。省试考试的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九经、五经、三史、三传、明法及明算等等。在这些科目中, 以进士科考试的地位最为重要。进士科考试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 唐代注重文采, 因此诗赋便成为进士科的重中之重。与其他考试科目相比, 进士科考试需要考生有丰富的想象力, 而非死记硬背所能完成[1]。因此民间就有谣谚说“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2]。
进士科考试与明经科考试虽同属科举考试, 但因为所选取的人才方向不同, 而考试的形式和考生的待遇也不同。举行进士科考试时要举行焚香仪式, 而明经考试时则严防考生作弊抄袭。有谣谚讽刺之说:“焚香取进士, 瞋目待明经。”[3]
如果说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成型的话, 那么到了两宋时期, 科举制度则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宋代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另一方面, 由于抵制科举选士制度的世族门阀势力被不断削弱, 因此, 其地位也变得日渐显赫。宋代的科举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唐代的制度, 并且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举措。例如, 固定“殿试”制度,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朋党现象;规范和限制考官的权力, 对主持省试的考官采取了临时差遣和隔离的措施, 防止考试不公;禁止臣僚推荐, 防止公卿显贵借举荐为名干涉科考;建立“弥封”制度, 防止徇私判卷;扩大科举录用人数等等, 无不反映了科举制度在两宋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
唐宋时期, 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唐代, 科举制因其取士不问门第已倍受士人重视, 尤其是到了宋代, 科举制更是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 从而对国家政治和民间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 科举制在唐代刚刚起步不久便打破了汉魏以来士族垄断官员选拔的局面, 一时出现了“士有不由文学而进, 谈者所耻”[4]的风气。到了两宋时期, 选官制度中虽也有恩荫制度、吏员出职为官等选拔官员的办法, 但只是辅助手段, 入仕的主要途径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而且科举出身的人入仕以后, 往往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升迁机会, 尤其是进士科出身的人升职更为迅速。
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 为社会下层人们开辟了入仕道路。大批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为了改变命运, 纷纷参加科举考试, 试图“以一日之长, 决取终生之富贵。”[2]因此, 出现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 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5]。有谣谚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情景,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通过科举入仕为官, 除世人追捧之外, 也有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北宋真宗赵恒在《劝学文》中向士人鼓吹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 书中有女颜如玉。”科举取士制度也像一把无形的枷锁将知识分子羁绊在科考之中, 很多终其一生却一无所获。当时有谣谚称:“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6]
士人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要过五关斩六将。士人应举, 除了在内容上需对儒家熟练掌握外, 还要看文章写得是否合乎标准。“文选烂, 秀才半。”[7]“文选熟, 秀才绿。”[8]“苏文熟, 吃羊肉;苏文生, 吃菜羹。”[7]除此之外, 谣谚中对应试技巧也有所涉猎, “之乎者也矣焉哉, 用的成章好秀才”[9]。可见人们对科举考试沉迷之深。唐代时候, 六月考进士落第的举子, 在当年七月还有一次写作新文章以求得赏识的机会, 为了谋取可能的晋升机会, 这些落榜的举子, 都会拼尽全力以作最后一搏, 因此当时有谣谚形容说:“槐花黄, 举子忙。”[10]
科举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秩序产生着强烈影响。唐代元和十一年, 自李凉公以下三十三位寒士进士中举。时有谣谚称:“元和天子丙申年, 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 相将白日上青天。”[11]
通过科举选官虽然网罗了大批人才, 但在尚待完善的科举制度之下, 难免给别有用心、中饱私囊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科场作弊在当时社会是并非罕见, 中举的士人更是鱼龙混杂, 其中不乏庸才和无用之才。《唐摭言》卷7记载:唐代太平人王崇和窦贤二家, 操纵科举, “率以科目为资, 足以升沉后进”, 故科目举人相互说:“未见王窦, 徒劳漫走!”[11]唐代大臣杨虞卿与其兄杨汝士、其弟杨汉公以及苏景允、张元夫也是操纵科场的权贵。民间便有谣谚说:“欲趋举场问苏张, 苏张犹可, 三杨杀我!”[12]唐末及五代, 权臣执政, 贿赂公行, 引起社会公愤, 故民谣讽刺说:“及第不必读书, 做官何须事业!”[13]
二、谣谚中科举选官制度下民人的社会心理
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发展, 科举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读书人之间的话题, 而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围绕着科举考试, 演绎出许多人间悲欢故事, 深刻地反映了科举选官制度下民众的深层社会心理。及第与落第之间不仅仅左右了一个人的仕途通达与否, 更是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甚至是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封氏见闻记》卷3记载, 唐代进士及第被称作登龙门或解褐。书中引用的两则谣谚来反映及第者的心态, 其一说:“及第进士, 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 揖蒲华长马。”[14]另一则谣谚是:“进士初及第, 头上七尺光。”[14]
很多士人在中举之前往往对世间人情冷暖都有着深刻体验。唐朝有两位儒生, 一位叫湛贲, 一位叫彭伉。湛贲的妻子是彭伉的姨。彭伉登第之后, 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座中皆为名士, 彭伉意气风发, 高居上座。而身为亲戚的湛贲却被安排在后阁吃饭, 不上正席。其妻子激励他说:“男子汉不能自立自强, 被人羞辱至此, 还有何面目见人?”湛贲感其言, 发奋读书, 一举及第。当时彭伉正骑驴行进, 听说后失身坠驴[15]。当时的人们作谣谚讽刺说:“湛郎及第, 彭伉落驴。”
古代社会人们门第尊卑观念根深蒂固, 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很难有公平晋升的机会, 而科举选官的出现, 无疑被普通民众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唐宋时期士人对科举的追求已经上升到了沉迷的程度, 甚至不惜将其神秘化。
通过对散布在各地方志和笔记野史的谣谚加以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中举的深切渴望。其中状元谶便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如“桐齐檐, 出状元”[16]“日月湖明良将出, 石人滩合状元生。”[16]“青峰圆, 出状元。”“锦屏名山, 三人状元。”“潮至夷亭出状元。”“水到夷亭出状元。”“穹隆石移, 状元来归。”“天保石移, 瑞云来奇;龙爪花红, 状元西东。”[17]
另外, 关于记录考前梦境和预示的谣谚也有不少, 例如:“五飞云翔, 坐吸湖光。子今变化, 因溯吾乡。”[18]1379“呼卢殿上, 请何是主。王陈间隔, 呼六为五。”[19]34“药饵阴功, 陈楼间处。殿上呼卢, 喝六作五。”[20]
在科举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 科举已经深入至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唐代已开始了“婚姻不问阀阅”的转变, 那么至宋代便进一步发展为婚姻, 一不问家世 (即阀阅) , 二不问人品, 三不问婚否。朝廷内外已形成“榜下捉婿”的风气。“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21]这是宋代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真实写照[22]。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引导, 宋人普遍怀有择婿以进士为重的观念, 以“子为进士而女嫁士大夫”最感荣耀和满足[23]。王安石回忆当时自己及第时候的状况, 感慨道:“却忆金明池上路, 红裙争看绿衣郎。”[24]
中国传统选官制度的政治价值借鉴 篇7
一、需以“竞争择优”的思想认识实现选官制度价值的现代化转变
中国历代出现过的选官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科举制, 审视科举制, 不应将它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 它通过规范化的考试, 以“公平竞争, 择优录用”的原则, 层层筛选, 客观上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机会人人均等”的保障, 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孙中山认为科举考试:“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 制度则昭若日月。”[1]中国传统选官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 特别是科举制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 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 具有一定的现代性。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 自有其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在起作用。科举虽废但考试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 仍适用于现代社会, 而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 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这种制度价值使古代选官制度成为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
目前我们干部制度改革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 就要充分发扬传统选官制度的现代价值, 在干部选拔、公务员录用时, 首先, 要扩大选才范围, 保证公开。古代将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 规定社会成员不论门第出身, 只要品行端正, 不属贱民, 便可自由报考, 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现代社会制度下, 更应破除选拔中的条框, 减少年龄、学历、职称的限制, 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其中。其次, 公开制度, 要实施相应的回避制度, 保证公平。在古代科举中, 为防止官僚子弟利用特权互相包庇、凡官家子弟录取者, 都要另派大臣在中央进行复试, 或另设考场, 对发现易出现弊端的制度如“公荐”予以废除。为防止科考有弊, 实行“锁院”, “糊名”、“誊录”制等。而我们现行的干部选拔或公务员考试制度, 还有某些漏洞, 如公务员报考中要考虑“有关系”, 考试中缺少亲友回避, 应规范考试制度, 减少人为主观因素。最后, 实行竞争择优、层层筛选, 保证公正。多层次的考试, 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 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 进而提高了官员的基本要求。在人情盛行, 以德用人标准难设, 没有其他更好的衡量条件时, 以知识的考核为主的选用机制无疑维护了公正, 这在某些地方公务员专录“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需以“匹夫有责”的政治传统培育高尚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 是伴随人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政治客体的好恶感、爱憎感、美丑感、亲疏感等心理反映的统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 在选拔官员时注重官员的政治品格的考察, 在官员中倡导,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励精图治的为政观;“位卑未敢忘国忧”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进取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形成了“鞠躬尽粹, 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 这些精神与意识构成了传统政治中优秀的政治态度, 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内容, 伴随着这种政治态度的并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持正守法、倡廉崇俭、清正廉洁的明君贤吏。
结合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我们党自觉地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 在党和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 教育干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弘扬“匹夫有责”责任意识, 培养高尚的政治情感,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当前, 干部面临意识形态多重价值碰撞, 一些干部政治信念发生动摇, 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尤其需要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以高尚的政治情感感染干部的行为。
三、需以“为民作主”的责任传统促进“权为民所用”的价值追求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所谓民本即“民为邦本”,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认为, 要治理好国家, 取得百姓的信任, 首先要从国君做起,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国君只要能以德治国, 就会得到臣民的拥护:“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认为,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而荀子对民本思想的表述更形象:“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由于这种民本思想几千年的熏陶, 产生了“为民作主”责任传统, 它是封建社会的少数官僚从封建统治者的大局着眼, 以一种替天行道, 主持公正的精神而自发产生的一种价值倾向。他们“执法持平”、爱护百姓、抑制豪强, 多少给处于专制统治下的百姓以一定希望, 也培养了官员和“士大夫”们伸张正义, “抑制豪强”和“替天行道”的内在冲动。这种倾向, 具有为民请命、藐视权贵、秉公办事、除暴安良的“公正”形象,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直到今天, 从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身上, 从普通干部身上, 从那些共产党人的身上, 仍然看到这种经过改造的闪光的思想熠熠火花。尽管社会的性质不同, 衡量的尺度和内容不同, 但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民本思想”到今天仍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就需要党员干部的“其身正”, 因为只有以身作则, 才能带动他人, 作为干部, 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四、需以“不拘一格”的选人意识促进选人中的公平普遍性
科举考试针对不同的人考试项目不同, 除此之外, 在古代选官制度中还注意选拔官吏途径的多样性, 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主导仕途与其他多种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只要达到基本要求, 优秀人才就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古代选官制度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 从白居易、柳宗元到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学家, 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 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一类的教育家, 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顾炎武批评明代选官重进士资格轻才学, “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 而仅出于一涂, 未有不弊者也”[2]。不拘一格的选人意识, 促进了选任的普通性和公平性,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 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 巩固统治基础。
当前干部选拔中, 在对具体职位资历条件的规定要注意认真研究岗位的职能需求, 要增强适用人员的普遍性, 不能因人设岗。当前干部选拔中, 要倡导公平公正选人用人作风, 避免选人用人上的主观臆断, 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增强选人用人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要构建公平公正的用人规则。把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和程序化, 形成公平竞争、公认评价、公道任用、公开监督四个环节紧密相连、科学规范的一套制度体系。要确定公平的选人用人条件, 不能把年龄学历绝对化, 既要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又不能把年龄要求绝对化。对具体职位资历条件的规定要注意认真研究岗位的职能需求, 要增强适用人员的普遍性, 不能因人设岗。要提高干部考察工作的质量, 扩大考察范围, 深化考察内容, 科学合理地评价干部, 做到人岗相宜, 真正把工作出色, 群众认可, 组织放心的干部选拔出来。
五、需以“谏言无罪”的监督传统推动舆论监督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 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干部监督的核心就是要监督、约束和规范干部手中的公共权力, 避免出现权力滥用, 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服务, “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4]
汉代开创了颇具特色的监察制度———言谏体制, 即所谓“监官之外有言官”的言察并行的监察体制。“谏官掌规谏讽谕, 凡朝政阙失, 大臣至百官, 任非其人, 三省至百司, 事有失当, 皆得谏正”[5]。尽管言谏本身在封建社会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在性质上它更接近于规劝或咨议, 其地位是以封建帝王的个人修为和统治需要为转移的, 要发挥其“言者无罪”的作用是十分困难的, 所谓“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 谏则身危”[6]。但“言者无罪”的毕竟赋予谏官特有的豁免权, 就这一点来讲, 对今天我们追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加强舆论监督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当前干部制度改革中虽然不断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选择权, 但实际上, 舆论监督是一种被动的监督, 而且监督的力量很薄弱, 多在事后监督, 无法参与其中, 借鉴谏言无罪的监督传统, 可以使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到关心的事务中, 不用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是责任的追究。
建立干部监督制度应坚持独立性、公开性、全面性、严肃性、群众性原则, 监督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培养群众的监督意识, 扩大群众的监督基础, 才能使监督覆盖全面。建立和健全政务公开的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程监督制度、工作记实制度, 领导干部个人经济状况的监督制度, 扩大和完善巡视等制度, 借鉴中国传统监督制度, 培养群众的监督意识, 扩大群众的监督基础,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形成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六、需以“修己正身”的修养传统促进干部素养的提高
在传统选官制度中, 对官员自身的道德素养有很高要求, 强调自律、自省, 所谓“君子求诸己”、“修己以敬”、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孔子说:“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这些说明, 如果上自君主, 下至臣民, 人人都能够自觉地追求自我素质的完美, 致力于人格的自我完善的话, 那么, 天下的治理无疑就会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要达到自我道德完善的境界, 要抱着坦坦荡荡的态度, 用不断的自我反省的方式, 去寻找出自己的短处和过失, 并坚决改正它, 以求做到“不二过”。所谓“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内自省”。修身要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而达到这样标准的办法, 则唯赖于人的勤奋学习, 造就成博学多识的素质。在提倡求知问学、修身律己的过程中, 要修以养廉, 注重培养官吏的清廉之风养成廉洁的社会风气。明清的顾炎武认为, “教化者, 朝廷之先务, 廉耻者, 士人之美节, 风俗者, 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 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指出处政务, 戒贪是首要大事。认为执法者, 必须注重三事。一是必先自律, 二是要心正眼明, 三是弹劾不避权贵[7]。
干部的素养, 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还因为社会和文化对他们有“道德示范”的先行设定。担任公职的人员的人格、道德状况必然会成为社会注目的焦点和仿效对象, 如果他们不能严于律己而为一己私利而贪赃枉法, 群众就会产生对立情绪。在社会生活中, 各级干部的道德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它影响着我们党执政的质量、水平和效率。提高干部素养, 要制定干部素养的明确标准。作为干部个人, 要提高对自我的要求, 要充分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律己修身的积极因素, 制定目标规划, 做一名自尊自律、情操高尚、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 德才兼备, 有才有识的好干部, 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七、需以“除旧布新”的改革精神肃清传统选官制度的不良影响
每一制度都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也有其自身难以消除的种种消积因素:以维护衰败皇权为中心和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的选官制度日益僵化;以捐纳、任子、补荫等破坏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为代表的次要选官制度日益腐朽;以官为中心、读书和做官相连读书目的单一化的官本位思想日益凝固等等, 这些给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树立了专制、僵化、黑暗的形象, 至今仍影响人们的观念, 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合理价值。
这些现象的产生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有关, 在封建专制下, 君主是国家和臣民的主宰, 所谓“君教臣死, 臣不敢不死”。在封建专制下, 君主和他的近属拥有特权, 由此产生高度的人生依附关系。由于制度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吏道盛行, 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 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 这也是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中国漫长的官僚制度史造就了等级森严的官场秩序, 在大一统的集权条件下, 对权力的现实追逐产生了“官贵民轻”、“上尊下卑”的社会政治秩序, 并因此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官本位”现象, 助长了官僚主义。以史为鉴, 去故纳新,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 必须要破除“官本位”思想, 取消特权思想, 以科学的态度, 民主的做法削除不良因素的影响。
充分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选官制度的政治理念和运作方式, 理解并借鉴其掌控手段以及背后蕴涵的政治思维和价值导向、肃清其僵化思想的残余, 去故纳新, 一定会使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在新时期发挥独特的历史价值, 也一定会对中国干部制度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要：中国传统选官制度蕴涵着很多积极的合理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想,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的惯性使之必然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也影响着当前的政治发展, 充分认识和借鉴其政治价值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政治,中国传统选官制度,政治价值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6:445.
[2]顾炎武.日知录:卷17[M].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154.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0.
[5][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4 (台谏分职) [Z].
[6]新唐书:卷132 (吴兢传) [Z].
县委副书记选官背后 篇8
1982年春，习近平到河北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贾大山。一来二去，他俩的话题无所不及：从文学艺术到戏曲电影，从古今中外到社会人生……有时二人收住话锋时，已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每遇这种情况，为了不影响门卫休息，两人常常叠罗汉一般，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然后相视一笑，算是道别。
此后，包括年轻的副书记在内的当地领导班子终于“发现”了这位非党作家的组织行政才能，让他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此人一上任，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这位作家局长为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真是竭尽全力，不但兴建修复了剧院、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还让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文物得以重现风采和雄姿。
说实话，笔者觉得这事儿更像新中国刚成立时发生的故事。记得有一首诗叫《西去列车的窗口》，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一位将军与一群年轻人在火车上聊天的热烈场面。至于说到周恩来总理暗乘公交车、雨夜问候清洁工、信步走进演员集体宿舍的那些事儿，永远是那么平常温馨，却又似乎已经十分遥远。
.然而，这则故事不但真实且并不遥远。因为写下这段回忆的作者就是当年的县委副书记、现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那么，我们的各级领导又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笔者以为：最直观的启发大概是，任何一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有基于强烈责任感之上的求贤若渴的意识。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为官一任，如果没有造福一方百姓的强烈责任感，就不会有智力不足、人才缺乏的紧迫感。从这个角度说，人才意识归根结底也是责任意识，它检验出一届政府一位决策者责任意识的强弱。有研究者说，邓小平同志谈人才问题最多的年份是上世纪80年代。那正是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的艰难探索时期，习近平同志也是在那时到河北正定县履职的。他求贤若渴的迫切、虚怀若谷的谦逊，恐怕也是当时那一代党的基层干部立志造福百姓的责任使然吧。
副书记与作家的这个真实故事还告诉我们，要想迅速提高软实力，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不仅需要资金等物质条件方面的投入，同时还需要另外一种投入，即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人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人的理解、信任、友情的精神投入！近年来，国家有关方面多次作出规划，准备不惜投入可观资金以创造各种优越条件，在10年至15年之内培养出一批在国内外尤其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大家”。应该说这个培养文化“大家”的规划与设想令人十分振奋，也必然会成为全面打造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宏伟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是这一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最鲜明的标志。不过，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笔者以为首先需要各级领导能够真正成为各类文化事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明白人，成为这些领域里知识分子的朋友。
乍听起来，交朋友又有何难？但要像当年“习副书记”与那位作家一样交上过心的朋友却绝非易事。首先，你要有雅量有度量不计前嫌。人家说你的风凉话刻薄话甚至误解话曲解话你都不能记在心上。第二，不摆官架子。比如一些官员在参与文化活动或者与文化人打交道时，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具有“评判者”与“裁判员”的身份。如此一来，“官”与“文”，岂能有交友之缘呢？第三，这个“副书记与作家”的故事还启示我们，无论是在文化政策、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内容形式的探索与追求上，都应具备多元思维，而不能强加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是在说要尊重文化人，实际上则是在尊重文化事业固有的规律。
总之，要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就必须真正明白：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代言和人类生存的密码，文化事业是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崇高事业，一个民族对文化事业的尊重是这个民族走向更加文明境界的伟大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