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用官制度（精选10篇）
篇1：选官用官制度
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吏员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举，即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
(一)察举制度的创立
汉代选士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以待擢用;郡守若遗贤不举则免官。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所谓“策问”，就是皇帝就时政中的问题提问，令被荐举者作答。答者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建议，是对策“。对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被列为上第的。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重选举取士，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元封四年(前1)汉武帝又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历代沿袭，成为固定的`选士制度。
(二)察举的科目
察举的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
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荐举孝廉，平均20万人口荐举1名，不足20万人口的郡隔年或隔两年荐举1名。儒家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可见该科主要选拔德行优良之士，借此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风尚。但德行的考察难度较大，难免名不符实。到东汉中，对各地荐举上来的孝廉，朝廷要进行复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变成了笔试儒家经学或公文写作，以德行为主的选拔标准也就变味了。
察举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东汉时避刘秀之讳改为茂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可见当时已经重视对有特殊才能儿童的培养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临时决定，科目开设是随心所欲的，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灾异”或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对策中皇帝的意，马上就可以作官或升官。所以贤良方正在察举中地位最高。
(三)察举的流弊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Y，不如教子一经”。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可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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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选官用官制度
这是一个战争连绵、政权迭变的历史时代。
同一时间内，皇帝往往有几个，地位也不巩固。
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怎样才能重新恢复皇帝在国家政权中的至尊地位，各国君主都煞费苦心。
反映在官制上，就是频繁地调整。
调整的总趋向是从秦汉时候的三公九卿体制向三省六部体制过渡。
篇3：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经验借鉴
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 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 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试制度, 应该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 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 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 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主要指社会底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 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 科举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 不仅对于保证选拔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 实行考选, 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 考试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 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顺利通过此门。
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 无论是察举制时代, 抑或是科举制时代, 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 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 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有一种仕途居于主导地位, 就是该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仕途, 其他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 世官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世官, 其他制度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察举, 其他仕途为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科举, 其他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资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不过, 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 其总趋势总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 凡娼、优、皂隶、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 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 它制约应试者不得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要求。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 是对古代社会而言, 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 古今之理相通, 似应无异议。
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 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历史上选任官吏的回避制度, 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籍贯回避, 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 这种回避就越复杂, 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 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 甚至有某些官不能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是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特殊规定, 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 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 现代刑事制度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 始于北宋, 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 在大约50天的锁院期间, 不得回家, 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 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要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封弥制度。“封弥”又称“弥封”, 亦称“糊名”, 即把试卷封起来, 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 评卷官不知应试者姓名。
誊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 誊录后送归弥封官存档;誊录的卷子称草卷, 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弥封合称弥封誊录制。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 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 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 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 仍然是适用的。
保任
保任即包举之意, 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 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还是在科举制时代, 在选官中都被广泛应用。由于实行保任制, 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 荐举人与之同赏罚, 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 这对于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 均有积极作用。
储才
篇4：汉唐时期的“另类”选官制度
前溯到201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作出了明确规范。
从《决定》到《规定》，干部“能上能下”迈出了一大步。干部的“能进能出”，一个可供操作的《规定》似已呼之欲出。
能进能出，核心在机制灵活。再往历史的深处追溯，帝国时期一些“另类”的选官制度，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张大春小说《大唐李白》写李白的同族叔叔李衍，追随其兄、即李白的父亲李客从安西进入中原后，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便脱却商籍，谋划起了“流外官”的生计。后来李衍取得了胥吏的任用资格，因干练之才受越州都督府长史褒举，得以出任嘉兴县令，从此“流外入流”，得遂所愿。
李衍其人，历史上未保真有，但唐代“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倒是客观存在。这个选官制度当起于隋末唐初。随着官僚集团的膨胀，朝廷和地方政府要应对繁多的行政事务，赖以九流三十阶以内的1.8万职事之官，显然无能无力。维系官署职事庶务，只能靠“流外”的胥吏。这些“流外”的小吏，经过吏部铨选，被授予职事官或散官，进入“流内”，成为唐代继科举和门荫两个主要选官路径之后，又一入仕途径。
对于“流内”的官员，甚或主宰一方事务的行政长官，他们也常常会为手下无人听差这个问题而困扰，因此，任用胥吏既在职权之内，自能大开方便之门。在科举已然成为唐代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的背景下，“流外入流”虽然另类，但它为巩固帝国、征选才干确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了高宗、武周时期，地方官署任用的诸般胥吏，竟然达到了35万之众。
这种“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经由领导的褒举和人事部门的考核，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一种选官用人制度。唐朝用人制度的开明，或许得益于汉朝的一开风气，而“流外入流”的制度，更多受到了汉朝的“举孝廉”制度的启发。
汉武帝元光元年，皇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名为两科，但在两汉时期，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其科虽属清流之目，但仍然不失为官吏进身的正途。虽然孝子廉吏不尽然都是干才，但对于帝国的官场风气，却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及唐朝的“流外入流”，“举孝廉”几乎是汉朝帝国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自汉武帝以迄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可见这一制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深巨。
从思维启发上推，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又可能脱胎于先秦的征辟制。帝国通过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征，是皇帝征聘；辟，是公府、州郡辟除。秦始皇征叔孙通，是因为叔孙通有文学才华，而王次仲则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得征。后来的汉高帝发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举孝廉”还是“征辟”，都可看到其制度的开明性和灵活性，由此，也足见此类选官用人制度背后的帝国襟怀。
帝国数千年，人才万万亿。帝国和地方政府从士人中选拔才干进入官僚系统该采取什么方法更为人性和完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组织系统。科举制在明清两朝，已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弊端，让更多士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破除体制障碍显然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之后的变革，当是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新面目的人事制度改革所作的一种有效铺垫。
篇5：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检讨与启示
【摘要】：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大致分为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对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检讨, 总结其参考价值和历史教训, 对我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征途中选人用人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中国选官制度参考价值历史教训
选官制度亦曰仕进制度, 乃国家选拔官吏之程序规章。中兴以人才为本, “得人者昌, 失贤者亡” , 故历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极为重视。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检讨审视, 认真总结, 探经验, 寻教训, 悟启示, 当是今人该做的事情。
一、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概览
选官自有国家始, 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 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概述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 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选官制度的发展, 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 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1、三代: 世卿世禄制。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 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 均是“ 世及以为礼”, 即实行世卿世禄制, 又名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 公门有公, 卿门有卿, 贱有常辱, 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 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西周时世官制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受封的各级封君按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代代相袭, 既占有封地, 也世袭官职。这种世卿世禄制, 与后代的选贤任能有本质上的差别。尽管当时也有选贤任能的现象, 比如商汤重用伊尹、文王起用姜尚等等, 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世卿世禄制的基本原则,仅是个别“破格”现象而已。
2、春秋: 选贤任能渐成风尚。春秋时, 社会开始大变革, 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 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重用贤能。如齐桓公重用与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 秦穆公重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 鄙人”孙叔敖, 吴王阖闾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 越王勾践重用范蠡文种等等。整个春秋时期, 选贤任能不绝于书。但仍属“ 伯乐相马”式的人治方式, 仅对世卿世禄制形成了一些冲击,并未规范化、制度化。
3、战国: 广泛推行军功制和养士制。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 社会变革剧烈,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 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因军功授和“ 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军功制是以功选官。魏李悝变法, 规定“ 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商鞅设二十等爵以赏军功, 明确规定:“宗族非有功, 论不得为属籍” , “利禄官爵未出于兵, 无有异施也。”
养士制即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 以为己用。“士”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为的社会群体, 是当时新型职业官员的重要来源。“齐有孟尝, 赵有平原, 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
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而重士”, 即属个人养士。亦有政府直接建立的养士机构, 如齐之稷下学宫即为一例。
4、汉代: 察举制。从汉文帝到汉武帝, 建立了察举制, 此后, 察举制就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国家的不同需要, 由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和地方政府的郡国守相向皇帝推荐能够担任官职的人才。就两汉来看, 察举有两大类: 一是定期常举, 一般每年一次, 在年终随着“上计”进行, 具体科目有孝廉、茂才等;一是不定期特举, 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下诏指定科目和人选要求, 具体科目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两汉之察举, 以孝廉最多, 故亦有以“举孝廉”指代整个察举制之说。察举孝廉的标准有四: 一是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 熟知经书;三是明习法令, 善于决狱;四是头脑清楚, 才干出众。凡是地方举荐上来的孝廉, 一般先在中央担任郎官, 经过官场上的见习和初步锻炼, 再根据对其实际能力的考察任命实职。
5、魏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东汉末, 由于天下丧乱, 人士流移, 考详无地, 魏王曹丕纳陈群之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 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 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 依此授官、升降。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 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和才能并重, 但自曹魏末年之后, 中正官一般由士族出身的官员担任, 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门第和家世,以至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因其堕落为世家大族垄断官吏选拔、培养私家势力、维系政治特权的工具, 故必然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而消亡。
6、隋唐至明清: 科举制。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始创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北宋, 衰落于明清。
隋唐之际科举制创立完善, 意义非凡。一是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权力下移之弊, 适应中央集权需要, 把官吏选拔彻底收归中央。所以唐太宗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之说。二是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的途径。“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的希望, 吸引了莘莘学子的毕生精力, 使之“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三是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 从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四是促进了文学特别是唐诗的繁荣。
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 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 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 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 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 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 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 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 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 但除此之外, 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 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 但科举之外, 还有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多种选官途径。
二、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回溯可知, 自三代到明清, 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 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 堪称世界之最, 有很多启示和参考价值可供今人借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选。“ 考选”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这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
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 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 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 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层。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同时, 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 这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 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 实行考选, 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多途选拔。我国古代选拔官吏, 无论察举、科举, 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 亦有“ 乡举里选”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 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 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 世官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世官, 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察举, 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科举, 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积极性, 做到多方参与、人尽其才。
3、德才兼备。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 但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仅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 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 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应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 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尽管“德才兼备”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与当今所讲的德才兼备有本质区别。但从原则上着眼, 古今之理是相通的。
4、保密。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 始于北宋。具体做法有三: 一是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 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 不得回家, 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 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二是封弥制度。“ 封弥”又作“ 弥封”, 亦称“ 糊名”, 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 评卷官不知姓名。三是誉录制度。所谓“誊录”, 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 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 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这些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 一直沿用下来, 至今有些重要考试中仍予采用。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参考价值, 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1、要扭转读书做官论的一元价值观。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 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论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 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 学古入官, 议事以制, 政乃不迷”, “学而优则仕”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 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 以官为转移, 有官便有一切, 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 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 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这是一条沉重的历史教训。
2、要克服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 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 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而儒家的经典, 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 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 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 内容也有所增益, 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 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 重才学轻实际能力。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 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 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 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极致, 轻视实际能力的弊端, 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 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3、要建立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古代中国不惟重选官, 在官吏管理上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如夏时“三载考功, 五年政定” , 商汤创设“三有宅考绩法”, 西周“以八法治官府”、“以六计课群吏”, 周王采取巡守、述职、派员监督、不定期派员到地方巡访等, 战国实行“ 上计”制度, 汉代进行考课, 唐朝制定考课法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课, 宋代有磨戡、历纸、京察、大计, 明清有考满、考察制度, 等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重选拔轻管理的流弊, 以致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弄虚作假之风盛行, 科场舞弊、请托监临、官场腐败现象日益滋生, 吟诗作文尚可、为民解忧乏才的庸官、懒官史不绝书。因此, 建立一种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乃吏治建设中要常抓不懈的一项重大课题！
4、要建立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机制。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很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条件和依据。所以, 尽管古代选官有较为完善的防弊措施, 但还是出现了相当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公平、公正、合理计, 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计, 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建立, 否则很可能再次步入历史上人治的窠臼。
【参考文献】
篇6：选官用官制度
1．公元前128年，汉武帝规定：“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反映出当时
A．世家大族把持地方政治 B．地方政府人才匮乏 C．孝子廉吏较少很难荐举 D.察举制度推行不力
2．隋唐以前，官府设有谱局，考定父祖官爵、门第。此后该现象逐步消失，主要原因是 A．宗法制的终结 B．察举制的完善 C．三省六部制的设立 D．科举制的推行
3．唐代公私学校通常开设的课程有《孝经》、《论语》、《礼记》、《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 A．适应了科举考试需要 B．以研读儒学为唯一内容 C．表明统治者独尊儒术 D．反映了君主专制的强化
4． 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严格,多数的录取并不完全倚重考卷,还要看平时的文字高下,考生的声名、影响、家世、地位等；有时甚至完全不看考卷,未曾开考,名次已定。据此可知,唐代的选官制度
A．考生名望决定结果 B．主要受制于门阀 C．未得到平民的认可 D．继承了前代的遗风
5.622-661年，通过科举进士及第的共290人，其中贞观年间年平均录取9人，水徽、显庆年间年均录取14人。而当时全国九品及以上官员约5000人左右.据此可知当时 A．进士科考最为显要 B．门荫取仕仍是主流 C．官僚制度日趋成熟 D．冗官现象极为严重
篇7：浅析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汉代的选官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定制, 选官方式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即有多种选拔官员的途径。概括起来, 汉初选官方式可以分为:察举制与征召制, 封建贵族、军功贵族垄断制, 任子制, 资选制。通俗来说, 就是选贤、选贵、选亲、选财四种方式, 并且四种方式相互之间缺乏内在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三种选官方式的弊端日益暴露。“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高资, 未必贤也。是以廉耻贸乱, 贤不能混淆, 未得其真。”更重要的是, 在后三种选官方式下, 社会上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被埋没, 政府的高级官员文化素质也得不到提高, 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的发展。
汉武帝以后, 选官制度趋于定型。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124) 取消了贵族世袭制。任子制、资选制虽然仍然存在, 但在整个选官制度中影响越来越小。察举制与太学制成为汉代的基本选官制度。
察举制, 又可称为选举制, 汉初虽已出现, 但刚开始影响不大。选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 无定期选举。每当国家有重大事件, 如新帝即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政府会下诏到各郡国, 要求推荐“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之士”到中央, 此即举贤良。汉代名臣晁错、董仲舒即通过这一方式走上政治舞台。第二种, 特殊选举。即选拔一些特殊人才, 如通晓“外语”、能出使西域的人才, 擅长治水的人才, 等等。第三种, 定期选举。这才是我们教材中所说的“选孝廉”, 即政府规定各个郡国每年必须举荐1~2个孝子廉吏到中央。这一方式的出现, 也是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有的, “武帝元光元年, 处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
东汉和帝年间, 察举制演变为按照户口比例分配名额。二十万人口举荐一名孝廉, 四十万两名……上到一百二十万六名。后随着举荐的孝子廉吏的人数日益增多, 无定期选举与特殊选举反而被逐渐搁置, 选孝廉成为汉代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这时候, 孝廉变成了一个参政的标准, 反而失去了原先重德行以奖励风俗的本意。并且, 中央在察举之上又增加了一次考试。汉顺帝阳嘉元年 (132) , 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 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 同时规定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 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由此, 察举一途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 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这就具备了隋、唐以下科举制的基本形式。
汉武帝后, 在察举制之外, 太学取士也是基本的选官方式之一。太学, 武帝时创办的中央教育机构, 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 太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学成之后会对太学生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成绩将学生分成几等 (科) :甲科为“郎”, 这部分人会进入皇宫充当侍卫, 先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 遇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 就从里面选拔人才;乙科为“吏”, 他们会回到家乡的地方政府任吏职;再差等级的人就弃之不用了。汉武帝后, 太学成为培养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机构。与汉初诸选官制度互不关联不同, 太学取士与察举制密切相关, 在具体实践中, 逐渐形成在太学生考核中被下放到地方政府的那部分人, 在地方任职几年后, 再被地方政府作为孝廉举荐到中央。这样, 就形成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结合的系统完备的选官体系。
另外, 中国社会历来不乏家学渊源、自学成才的人, 以及一些虽进入太学, 但却不以进入仕途为目标的人。朝廷为了避免遗失这部分人才, 还设立征召制, 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在民间声望极高, 但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并且, 汉代的人们“尤以辟召为荣”。征辟制度的实行,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太学取士与察举制的不足。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 定型后两汉的选官制度可以说以选贤与能为目标, 务求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人才进入朝廷, 是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选官体系。这样的选官制度, 一方面, 使平民百姓以及下层官员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 奖励了人才, 鼓励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 使全国各郡县都有机会参与政事决策。尤其是汉代选官制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的选拔标准, 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在这样的选官体系下组成的政府, 可以说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 即士人政府”。隋唐以后形成的科举制, 在汉代的选官体系中也可以看到最初的模型。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篇8：浅谈晚清选官制度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纵向上可分为原始社会的“选贤任能”的民主制， “世亲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其促进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清承明制，清代的选官制度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选官制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最为完备的选官制度。清朝统治者入关伊始，就确立了“文治”的国策，十分重视官员的选拔，建立了条规繁多，关系复杂，当以科举最为重要，常科是清代科举最重要且最普遍的科目，分为文科和武科，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清代在学校中推行各种考试制度，逐级，选拔人才，学校的贡生、监生、荫生则是文官的重要来源，也是科举选官的重要辅助形式。此外，荐举也是统治者为了广招贤才而开拓的一条选官途径，清朝把对文武百官的德行、才干、政绩等定期进行考评的制度叫做考课制度，以此作为奖惩、升降、任命官员的依据，也是选官的重要方法。
19世纪上半叶，清朝的封建制度已买入了衰败的末世。庞大冗杂的封建国家机器已经生锈。选官制度也随之开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变革历程。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西方列强的入侵，科举选官的弊端日益显露，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八股取士僵化了人们的思想，但是这种改革还只是部分改良，没有实质性的变革。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式，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京师到地方兴办了30多所培养外语、水师、船舰、兵工、铁路、电报、测绘等人才的新式学校，培养了近代的外交翻译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和师资人才；其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们大都成为中国近代海军、造船等方面的骨干和精英。虽然洋务运动的科举改革离人们的愿望还有一段距离，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这张无形之网中撕开了一条裂缝，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做好了铺垫。19世纪末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其改革的主张主要表现在改革吏治、官吏选拔和培养方面。“公车上书”主张停八股、变科举，推行经济六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9日诏令废除朝考及诗赋考试，不得凭楷法取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 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施“新政”。废八股变科举之议重新提出来了，改革选官制度成了时人共识。包括裁减冗署冗官、恢复经济特科、废止科举选官制度。1905年9月，晚清政府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科举选官制走向了末路。它的废止除对选官制度的变革产生影响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效应，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开创了近代的科学技术事业，形成了一批有一批的掌握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1906年至1911年是晚清选官制度改革频繁进行、反复变动的时期。
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是清王朝在国内社会危机、各种权势集团的政治压力以及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挑战下被迫做出的一种那个积极的政治反应，是对清室危亡形势的迫不得已的应战。学习西方正方政治体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是清王朝在世界进步潮流冲击影响下的必经阶段，废止科举制度、实行学堂选官、留学生毕业生选官、士绅参政、选拔军事人才等都是必然举措。但晚清选官制度变革奉行改制不改体，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没有改动，基本是中体西用的模式。晚清选官制度是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为现在的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传统是科举选官制度废止，新式的选官制度形成，清王朝政治系统彻底崩溃，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晚清选官制度的实践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成为了由科举制度往文官制度的桥梁和中介。
晚清选官制度变革是中国选官制度历史长河中的一只浪花，是中国封建王朝内部自上而下进行选官制度改革的情景之一，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场变革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识和现实价值。公开、公平、公正是任一选官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发展进程中逐渐渗透成为主导型的基本原则。在现在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发展、完善选官制度，公开、公平、公正更应该成为始终不渝贯彻的基本原则。其次，选官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根本标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必须始终把选拔质量作为首选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和制度完善，真正把思想素质好、科学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
篇9：唐宋谣谚与科举选官制度管窥
关键词：唐宋,谣谚,科举,选官制度
一、唐宋时期科举选官的基本状况
学术界观点认为, 科举制度萌芽于隋代, 但各方面的制度尚不成熟, 存在的时间也很短。科举制度直到唐代才基本成型得以确立。
科举考试在唐代分为初试和省试两部分, 省试由礼部主持, 如果举子能通过考试, 便可以称为中举。省试考试的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九经、五经、三史、三传、明法及明算等等。在这些科目中, 以进士科考试的地位最为重要。进士科考试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 唐代注重文采, 因此诗赋便成为进士科的重中之重。与其他考试科目相比, 进士科考试需要考生有丰富的想象力, 而非死记硬背所能完成[1]。因此民间就有谣谚说“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2]。
进士科考试与明经科考试虽同属科举考试, 但因为所选取的人才方向不同, 而考试的形式和考生的待遇也不同。举行进士科考试时要举行焚香仪式, 而明经考试时则严防考生作弊抄袭。有谣谚讽刺之说:“焚香取进士, 瞋目待明经。”[3]
如果说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成型的话, 那么到了两宋时期, 科举制度则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宋代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另一方面, 由于抵制科举选士制度的世族门阀势力被不断削弱, 因此, 其地位也变得日渐显赫。宋代的科举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唐代的制度, 并且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举措。例如, 固定“殿试”制度,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朋党现象;规范和限制考官的权力, 对主持省试的考官采取了临时差遣和隔离的措施, 防止考试不公;禁止臣僚推荐, 防止公卿显贵借举荐为名干涉科考;建立“弥封”制度, 防止徇私判卷;扩大科举录用人数等等, 无不反映了科举制度在两宋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
唐宋时期, 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唐代, 科举制因其取士不问门第已倍受士人重视, 尤其是到了宋代, 科举制更是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 从而对国家政治和民间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 科举制在唐代刚刚起步不久便打破了汉魏以来士族垄断官员选拔的局面, 一时出现了“士有不由文学而进, 谈者所耻”[4]的风气。到了两宋时期, 选官制度中虽也有恩荫制度、吏员出职为官等选拔官员的办法, 但只是辅助手段, 入仕的主要途径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而且科举出身的人入仕以后, 往往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升迁机会, 尤其是进士科出身的人升职更为迅速。
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 为社会下层人们开辟了入仕道路。大批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为了改变命运, 纷纷参加科举考试, 试图“以一日之长, 决取终生之富贵。”[2]因此, 出现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 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5]。有谣谚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情景,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通过科举入仕为官, 除世人追捧之外, 也有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北宋真宗赵恒在《劝学文》中向士人鼓吹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 书中有女颜如玉。”科举取士制度也像一把无形的枷锁将知识分子羁绊在科考之中, 很多终其一生却一无所获。当时有谣谚称:“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6]
士人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要过五关斩六将。士人应举, 除了在内容上需对儒家熟练掌握外, 还要看文章写得是否合乎标准。“文选烂, 秀才半。”[7]“文选熟, 秀才绿。”[8]“苏文熟, 吃羊肉;苏文生, 吃菜羹。”[7]除此之外, 谣谚中对应试技巧也有所涉猎, “之乎者也矣焉哉, 用的成章好秀才”[9]。可见人们对科举考试沉迷之深。唐代时候, 六月考进士落第的举子, 在当年七月还有一次写作新文章以求得赏识的机会, 为了谋取可能的晋升机会, 这些落榜的举子, 都会拼尽全力以作最后一搏, 因此当时有谣谚形容说:“槐花黄, 举子忙。”[10]
科举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秩序产生着强烈影响。唐代元和十一年, 自李凉公以下三十三位寒士进士中举。时有谣谚称:“元和天子丙申年, 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 相将白日上青天。”[11]
通过科举选官虽然网罗了大批人才, 但在尚待完善的科举制度之下, 难免给别有用心、中饱私囊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科场作弊在当时社会是并非罕见, 中举的士人更是鱼龙混杂, 其中不乏庸才和无用之才。《唐摭言》卷7记载:唐代太平人王崇和窦贤二家, 操纵科举, “率以科目为资, 足以升沉后进”, 故科目举人相互说:“未见王窦, 徒劳漫走!”[11]唐代大臣杨虞卿与其兄杨汝士、其弟杨汉公以及苏景允、张元夫也是操纵科场的权贵。民间便有谣谚说:“欲趋举场问苏张, 苏张犹可, 三杨杀我!”[12]唐末及五代, 权臣执政, 贿赂公行, 引起社会公愤, 故民谣讽刺说:“及第不必读书, 做官何须事业!”[13]
二、谣谚中科举选官制度下民人的社会心理
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发展, 科举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读书人之间的话题, 而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围绕着科举考试, 演绎出许多人间悲欢故事, 深刻地反映了科举选官制度下民众的深层社会心理。及第与落第之间不仅仅左右了一个人的仕途通达与否, 更是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甚至是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封氏见闻记》卷3记载, 唐代进士及第被称作登龙门或解褐。书中引用的两则谣谚来反映及第者的心态, 其一说:“及第进士, 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 揖蒲华长马。”[14]另一则谣谚是:“进士初及第, 头上七尺光。”[14]
很多士人在中举之前往往对世间人情冷暖都有着深刻体验。唐朝有两位儒生, 一位叫湛贲, 一位叫彭伉。湛贲的妻子是彭伉的姨。彭伉登第之后, 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座中皆为名士, 彭伉意气风发, 高居上座。而身为亲戚的湛贲却被安排在后阁吃饭, 不上正席。其妻子激励他说:“男子汉不能自立自强, 被人羞辱至此, 还有何面目见人?”湛贲感其言, 发奋读书, 一举及第。当时彭伉正骑驴行进, 听说后失身坠驴[15]。当时的人们作谣谚讽刺说:“湛郎及第, 彭伉落驴。”
古代社会人们门第尊卑观念根深蒂固, 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很难有公平晋升的机会, 而科举选官的出现, 无疑被普通民众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唐宋时期士人对科举的追求已经上升到了沉迷的程度, 甚至不惜将其神秘化。
通过对散布在各地方志和笔记野史的谣谚加以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中举的深切渴望。其中状元谶便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如“桐齐檐, 出状元”[16]“日月湖明良将出, 石人滩合状元生。”[16]“青峰圆, 出状元。”“锦屏名山, 三人状元。”“潮至夷亭出状元。”“水到夷亭出状元。”“穹隆石移, 状元来归。”“天保石移, 瑞云来奇;龙爪花红, 状元西东。”[17]
另外, 关于记录考前梦境和预示的谣谚也有不少, 例如:“五飞云翔, 坐吸湖光。子今变化, 因溯吾乡。”[18]1379“呼卢殿上, 请何是主。王陈间隔, 呼六为五。”[19]34“药饵阴功, 陈楼间处。殿上呼卢, 喝六作五。”[20]
在科举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 科举已经深入至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唐代已开始了“婚姻不问阀阅”的转变, 那么至宋代便进一步发展为婚姻, 一不问家世 (即阀阅) , 二不问人品, 三不问婚否。朝廷内外已形成“榜下捉婿”的风气。“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21]这是宋代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真实写照[22]。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引导, 宋人普遍怀有择婿以进士为重的观念, 以“子为进士而女嫁士大夫”最感荣耀和满足[23]。王安石回忆当时自己及第时候的状况, 感慨道:“却忆金明池上路, 红裙争看绿衣郎。”[24]
篇10：浅议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制度
关键词:汉武帝尊儒兴学察举制度知人善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的第五代皇帝，他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一直受到后人景仰。
汉武帝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他能够拓宽途径育才、不拘一格选才、恩威并用任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他卓越的用人政策是能够出现人才盛世的制度保证。
一尊儒兴学，培养人才
秦汉以前，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家族和私人办学。官府办学始于西周，但初具规模的官学当属汉武帝时期的太学。汉武帝即位后，就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作为他“文治”事业的重要内容。董仲舒上书兴办太学：“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1] 汉武帝对当时朝廷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只有注重现实、以修身齐家兼济天下为宗旨而又富中庸温和特色的儒家学说，能作为思想统治的准则和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成为了汉武帝政策转变的理论依据，于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京城兴建宣扬儒家经学的太学（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为教授内容，《汉书•艺文志》载：“《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為之原。”[1] 在太学学习后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可以开阔视野，学到丰富的治国安邦之智。太学的教育，使汉代的人才和选士标准得到逐步规范。可见，太学的主要职责是推行儒学，培养选拔官吏的重要对象，为后世储备大量的治国人才。
自从汉武帝确立经学的独尊地位后，经学便对人才、官吏的选拔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士官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太学教师，他们是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解释者，在国家的政治决策上常常起着重要作用。汉武帝还逐一培养后备官员，重点是培养掌管文化教育方面的后备人才。“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央集权政府加强思想统治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它将儒学制度化，把人才的教育、考察、任用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进入全面专制后文官制度的基础。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太学的创立，标志着长期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由儒生而官僚的文官政治体系初步创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武帝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
二完善察举，选拔人才
汉武帝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3] 汉武帝改进并完善古代的选举方式，首创由中央与地方官员推举人才，经测试选拔的察举方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明确诏令那些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目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1] 意思是他将亲自以“古今之道”策问他们，经考核合格后即任以官职，同时把这种方法确立为制度，即察举制。察举制是绵延两汉四百年官吏选拔的基本制度，是汉代重要出仕途径之一，也是汉代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一文指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说汉武帝此举“开中国选举制度千年坚固的基础” [4]。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下令郡国“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年遣送至京师，以备选用。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1]，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又严令各郡国举荐，如“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 从此察举成为定制，标志着选官制度的重要进步，意义十分深远。
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是举孝廉、贤良方正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任郎中。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令承相设四科，以辟举“异德名士”，经试用确有能力的，就授以各种官位。这些察举办法，每年举行。另外还有不定期举行的举贤良，由皇帝出题策问，应举者在对策中发表政见，提出对策建议，如符合需要，即可得到不同官职，由郎官直至卿相。通过贯彻以上措施，汉武帝选取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才，汉武帝依靠他们贯彻政令，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三知人善任，重用人才
汉武帝当政后，成千上万的人才被选拔出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大的举措都离不开这些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在治理兵刑钱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汉代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贩牛之朋也。汉之得人，於兹为盛。”[1] 班固共列举了五种人才群体：谋略人才群体由董仲舒、主父偃、韩安国、汲黯、公孙弘、唐蒙、庄助、严安、徐乐、朱买臣、赵禹、张汤、郑当时等组成；行政管理、经济、农工、科技人才群体由桑弘羊、桓宽、徐伯、东郭咸阳、孔仅、卜式、唐都、落下闳、赵过、李延年等组成；军事人才群体由卫青、霍去病、霍光、李广、程不识、公孙敖、杨仆、赵食其、金日等组成；外交人才群体以张骞、苏武为代表；思想、文化、教育人才群体由司马迁、司马相如、孔安国、东方朔、文翁、枚乘、儿宽等组成。“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1]汉武帝突破传统，选官用人不论民族出身，唯徳是举，唯才是举，形成了以汉武帝为中心的高智能统治集团，部分实现了古代思想家“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宏大的理想抱负使汉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审时度势、驾驭人才的能力，疆域辽阔、赓续四百余年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应该说与汉武帝选官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虽对前有所承袭，但重在创革，在中国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四结语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汉武帝时期围绕着制度建设所进行的大胆改革和积极创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速了富国强兵的进程，他的雄才大略使得当时的中国称雄于世界，西汉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考察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的若干相关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为今天的人才培养、政体改革、贤能选用，提供了历史借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司马迁《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