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精选十篇）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该课题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及捐赠资金管理运营等方面进行比较,来分析美国高等教育捐赠成功的原因。以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广泛适应性为目标,对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捐赠制度进行比较,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捐赠新模式,提出了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的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包括:

1. 高等教育捐赠的理论及现状分析

从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教育捐赠的概念与形式以及研究高等教育捐赠的必要性入手进行梳理与评析,从理论上探寻“教育捐赠”的理论基础。梳理美国高等教育捐赠历史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的现状,从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规模出发,以美国部分公立、私立高校为例,对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形式与结构的异同进行比较。

2. 中、美高等教育捐赠制度比较研究

在上述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分别考察中美两国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的异同。

第一,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比较。主要涉及美国的免税政策,美国对投资或捐赠教育事业的企业和个人免征相应的企业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社会团体或大众向高等院校捐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捐赠尚未开征的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税收部门对教育捐赠方的减免优惠政策等,从完善税制角度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的发展。

第二,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比较。从美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出发,探讨一个基督教盛行国家的公众热衷于捐赠事业的思想基础,对比我国公众在“血缘道德”传统文化支配下,宁愿为自己子孙后代积累财富,而不愿意从事教育捐赠的思想基础。国家应如何通过宣传媒介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捐赠意识, 以及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的形式、捐赠范围与基金运作的差异比较等。

第三,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法律法规比较。美国与高等教育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当成熟与完善,使民众向高等院校捐赠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清楚与完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保证高等院校捐赠的顺利进行。

第四,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管理与运作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捐赠管理制度系统化,筹措教育捐赠机构的管理科学化,为美国捐赠筹措动力体制的完善奠定基础。探索我国筹措教育捐赠机构的管理与运作方式。

3. 完善高等教育捐赠的政策建议

教育捐赠作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高等院校应积极利用国家法律手段多吸引社会捐赠,完善高校捐赠制度,加强高校与社会工商企业联系,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吸引来自企业的投入,大力发展各大基金会,并使其走向国际化,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完善我国高校捐赠税收的激励机制措施包括: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实行捐赠结转,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边际税率,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等。

(二)研究方法

该课题将综合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采取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思路,将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采用文献调研、数据统计分析、专题调研、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案例分析和专家咨询等方法,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实践研究,确保课题的科学性并努力有所创新。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阅读各类教育核心期刊以及图书资料,浏览相关的媒体网站,查阅美国高等教育捐赠有关论文及信息。同时阅读文化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等方面的专著,从理论上提升论文的深度和广度。

2. 案例分析法

对美国多所公立和私立高校、中国部分“211 工程”高校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形式与结构的异同。探究美国高校捐赠及运行机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捐赠制度的完善与实践运行提供有益思索与启示。

3. 比较研究法

对中美两国高校教育捐赠规模、形式、主体进行对比,如高校教育捐赠收入数据、与教育捐赠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比较等,得出有益经验和启示以促进我国高校教育捐赠的进一步发展。

二、结论

教育捐赠为美国高校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持。中美高校接受的捐赠差距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教育捐赠的制度不同,体现为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规模、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异同。因此,在借鉴美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完善我国高校捐赠税收的激励机制措施,包括: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实行捐赠结转,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边际税率,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等。

(一)美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较大、形式多样,而我国规模小、形式单一

在美国,由于高校公私性质不同,源自不同渠道的资金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存在一定差异,但无论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收入都是其最主要的经费来源。美国教育经费支出中平均约有25% 的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据美国教育扶持委员会(Council of Aid to Education)报告,2010 年美国高校共接受慈善捐款280 亿美元,其中来自基金会的赠款占30.0%、校友捐款占25.4%、非校友捐款占17.6%、企业捐款占16.9%,其他机构捐款占10.2%。尤其是著名的私立高校,其高校捐赠基金投资收益已成为学校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2013年,美国大学获社会捐赠总额达338亿元,其中校友捐赠90 亿元,占捐赠总收入的26.6%;来自非校友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对大学也非常重要。2013 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变得更加依赖捐赠和学费收入,这两项收入占高校总收入的三成左右。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捐赠收入占学校总收入27%。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经费来源中,15% 左右来自捐赠,10%—26% 来自学费收入,20%—60% 来自大学自己的营业收入;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来自私人捐赠占8% 以上,学费收入占16%,政府拨款占30%。捐赠和大学的投资收益两项收入占美国私立大学50% 以上的办学经费,成为这些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美国高等教育接受的捐赠中,来自基金会的捐赠所占比例最高。许多高校基金会资产规模超过10 亿美元,有的高校甚至达到几百亿美元的规模。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及家庭也积极捐赠于教育事业。根据《2011 年美国慈善报告》公布的数据,2011 年度美国前50 名慈善家中有19 位向高校捐赠,金额累计达58 亿美元;有65% 的家庭都参与慈善捐赠,其中慈善捐款大部分用于教育,远高于人类服务、健康、青年发展和环境、艺术文化人权和公共社会利益等捐赠项目。

美国高等教育接受社会捐赠的形式多样。按照捐赠的对象来分,不仅包括现金捐赠,还包括固定资产和个人财产等各种形式的非现金及有价证券、信托捐赠及遗赠等捐赠类别。按照捐赠的方式不同,又分为“直接捐赠”和“计划或延期捐赠”,前者是指捐款人在短期内兑现对高等教育的捐款承诺,后者则指捐款人承诺在一段时间后捐献,类似于分期付款方式。在捐赠途径上,设立了多种多样的基金和捐赠机会,捐赠者根据自己捐赠的偏好和目的,自由选择捐赠途径。这些形式多样的捐赠方式,有助于拓宽捐赠渠道和满足不同偏好的捐赠者,可以有效增加高等教育捐赠收入。

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前,我国98% 的高校办学经费来自于财政拨款。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经过多年发展,尽管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总量持续上升,但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重和教育捐赠用于高等教育比重这两个指标均偏低。

社会捐赠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逐年下降。1997—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依然偏少,最高时才达到两个百分点,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仅为0.55%,年平均递减接近八个百分点。美国高校捐赠收入在整个高校经费中的比例甚至超过10%。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社会捐赠数量和规模依然较小,尚处于发育阶段,无论在投入比重上还是在规模数量上都难以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见,社会捐赠还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形式,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社会捐赠收入占教育捐赠总收入的比例不高。2004—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教育捐赠总收入的比例有所起伏,保持在22%—29%。由于我国社会参与教育捐赠的普及性较低,在已获得的捐赠中大额捐赠少。在2011 年5 月份公布的《福布斯2011 我国慈善家排行榜》中,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中仅有9 位捐赠了高等教育,而且捐赠额较小,企业捐赠最多的是步步高电子集团的段永平、刘昕夫妇捐赠给人民大学3,000万美金,其次是日照钢铁集团杜双华捐赠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8,500 万元。可见,大学捐赠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已成为学校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捐赠的主要方式是现金和实物,这两种方式均属于专项募集。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的捐赠形式相对单一,导致捐款渠道不畅,可能会存在有人希望支持高等教育事业,但找不到合适的捐赠渠道,结果失去了潜在募捐机会。我国高校主要接收来自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以及来自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捐赠。从2000 年到2006 年,港澳台地区对我国大陆高校教育捐赠已经占到其总捐赠的近10%。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著名港澳企业家更是这其中的重要力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 年《慈善蓝皮书》指出,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占我国GDP的0.16%,人均捐款60.4 元。在款物捐赠的基础上,加上我国筹集彩票公益金和志愿服务价值这两项,国内外社会各界向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各类捐赠总价值占我国GDP比重为0.3%。社会捐赠还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形式,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二)美国高校教育捐赠法律法规较为完备,我国缺乏完备的法律法规

为了鼓励激发大众捐赠及顺利开展捐赠活动,美国教育捐赠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典,如《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等。自1909 年起,美国对在宗教、文化、教育、社会救济方面有过慈善捐赠经历的企业公司减免所得税。1917 年,美国政府出台了免税措施来鼓励捐赠。在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制度方面,美国联邦政府规定:个人对教育事业进行捐赠,在计算一个纳税年度内的个人所得税时,不超过调整后毛收入50% 的部分可以扣除,超过部分可在5 年内结转扣除;公司对教育事业的捐赠不超过应税所得额10% 的部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超过部分可在以后5 年结转扣除。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可超限额。2002 年《财经法》(Finance Bill)第96 条和第97 条分别规定了对不动产捐赠和捐赠中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总遗产扣除教育捐赠等所有捐赠项目后的余额计征遗产税,即对用于教育捐赠的遗产免税,且没有任何比例限制。高额的遗产税利于人们做出捐赠的选择,而捐赠纳税制度的减半优惠又起到引导和调节作用。2003 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Income Tax Amendment Bill)把个人可调节的收入税率分为6 档(依次为10%、15%、27%、30%、35%、38.6%),联邦还限定个人每年捐献的可减税慈善赠款最高比例不得超过其收人的50%。公民个人向大学等非盈利机构捐款时,捐赠数额在收入所得税的计税金额中扣除,税率根据扣减后的基数确定。

我国教育捐赠的法律政策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这三部法律,以及《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 号)、《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6 号)等相关政策中。2008 年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 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此外中国还有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项目。2010 年,国家发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其中规定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表2-1 是美国和中国有关教育捐赠的法律、法规比较。

(三)美国具有完备的教育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我国税收激励机制不健全

教育捐赠不仅能给捐赠者带来额外收益,也能够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实行捐赠税收优惠后,捐赠成本下降会激励捐赠者的捐赠行为,而且税收优惠的抵扣情况不同,其激励的效应也不同。因此,对教育捐赠免税可以降低捐赠价格,从而有利于鼓励捐赠者的捐赠行为。美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以促进捐赠行为, 如对非盈利组织的捐赠不征税, 且将捐赠额从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 并同时对遗产征收高额税收。这一政策使得纳税人在捐赠和纳税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效用最大化行为,最终增加捐赠决策。中美两国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制度安排存在以下方面的不同。

1. 实物捐赠方面,美国可以享受税前扣除,而中国暂无规定

美国税法规定,可在税前扣除的捐赠形式有三种,除了现金之外,还包括带有长期资本增益或称长期资本利得性质的财物和带有普通所得性质的财物。美国对现金和实物确定了区别对待原则,并对实物捐赠税收优惠做了具体规定。如果被捐赠财产属于该财产出售时产生普通所得收入或短期内资本所得的类型,那么捐赠额被限定为下述两者中数量较小的一类,一是财产调整后的基值,二是在捐赠当天该财产的市场价格。如果捐赠财产出售时会产生长期资本利得,捐赠者捐赠该财产时可以按照其市场价格进行税前扣除。此外,如果捐赠人捐赠存货,则捐赠额确定标准为该存货调整后的基值。

在我国,实物捐赠比较普遍,但目前绝大多数社会捐赠的税收法规中,只对个人或企业的现金捐赠做了具体规定。个人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的生产设备、个人捐赠的衣物等实物,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时,需要涉及价值换算。2008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明确了基于捐赠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这虽然明确了实物捐赠的计税基础,但是没有规范评估公允价值的方法,而且因估价数额发生异议后如何处理实物捐赠需要利用专业机构来评估实际价值,操作起来非常不便。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捐赠的实物视同为销售,不能享受增值税等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甚至还要为捐赠的资产缴税。教育捐赠资产价值额越大,缴纳的税收越多,这种税收制度抑制了捐赠者的实物捐赠行为。税法还规定教育捐赠者自行提供确定对于实物捐赠的捐赠价值,其结果可能导致捐赠者虚报捐赠物金额,高估捐赠物价值,造成税收收入流失的风险,而且规定还增加了捐赠者的申请程序,增加了捐赠者的时间成本和捐赠成本。

2. 个人所得捐赠扣除方面,美国采用综合所得扣除法,而中国采用分类所得扣除法

美国个人所得税属于综合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即对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应税所得综合起来,扣除相应的不予计列项目、分项扣除项目和个人宽免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美国通过高收入累进税制,鼓励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向高等教育捐赠。美国政府从1913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4 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借此来鼓励民众捐赠行善。2002 年制定的“财经法案”对不动产捐赠和捐赠中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作了司法解释。2003 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Income Tax Amendment Bill)第27 条对私人捐赠也有明确的减税政策,并把个人可调节的收入税率分为六档(依次为10%、15%、27%、30%、35%、38.6%),联邦还限定个人每年捐献的可减税慈善赠款最高比例不得超过其收人的50%。对于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士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税率越高,而一定数额的捐赠可将其从较高税率降低到低档税率。公民个人向高校等非盈利机构捐赠时,在收入所得税的计税金额中扣除捐赠数额,并且根据扣减后的基数确定税率。因此,捐赠人不仅减少计税的数额,而且也有可能降低了税率档次。

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一般以某项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作为扣除限额的计算依据,所得税法中对捐赠者在税前扣除30% 的最高比例限制,提高了高额捐赠者的成本,不利于鼓励高收入者的捐赠行为。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捐赠高等教育的资金可税前全额扣除,但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一般以某项所得的应税所得额作为扣除限额的计算依据,造成了教育捐赠扣除的计算复杂化,且巨额捐赠在分类所得税制下比综合所得税制下可享受税前扣除的数量较少。同时,税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纳税人某日发生的捐赠能够在哪一个纳税期抵扣、对巨额捐赠能否跨期抵扣、同一纳税人有多个纳税地点情况下的捐赠扣除如何办理等问题,导致对捐赠支出的扣除在操作上不够规范,不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尽管把工薪所得9 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 级,但是就激励纳税人通过高等教育捐赠来进行合理纳税筹划的积极性而言,仍然不够。

3. 企业所得捐赠方面,美国规定超出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而中国无此规定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公司对公益性事业的捐赠扣除不能超过应税所得的10%。同时,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可超限额,但同时规定超出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在不超过5 个纳税年度内予以扣除。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又即,企业即使当年亏损,也可以就以前纳税年度的所得额进行税前扣除。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公益性捐赠扣除标准提升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允许将用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捐赠从年度利润总额中全额扣除,且规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用于对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资助的,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仅单纯就扣除比例而言,美国似乎比我国低,但美国同时规定超出扣除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5 年,且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而我国税法明文规定,属于纳税人纳税申报当期的应税所得当期扣除不完的捐赠余额,不得转到其他应税所得项目以及纳税申报期的应税所得中继续扣除,也不允许将当期捐赠在属于以前纳税申报期的应税所得中追溯扣除。在我国,诸如企业发生的广告费用和业务宣传费用、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等,都允许超过当年扣除限额的部分向以后的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扣除。显然,对于教育捐赠支出超过部分不能结转的规定是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的。另外,企业可享受捐赠税收优惠的前提是在当年有利润可纳税,如果企业是亏损,则无法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当年捐赠的亏损企业极为不公平,严重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例如,某企业2014 年度实现利润100 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如果不进行捐赠活动,其应纳所得税税额为25 万元。假如企业公益性捐赠额度为12 万元,这部分可以免税,但如果捐赠超过12 万元,也仍然只有12 万元可以免税。

4. 财产税设计方面,美国开征遗产税,而中国还未设置此税种

从美国开征遗产税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美国遗产税于1797 年首次开征。1916 年联邦政府为防止通过生前赠予以及将遗产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子女的下一代或几代,从而逃避遗产税,联邦政府又相继开征赠予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从1916 至1976 年,美国遗产税的个人豁免额都很低,最低的时期为4 万美元,最高的时期为10 万美元。从2001 年开始,联邦政府对67.5 万美元至300 万美元之间的遗产征税税率为37.5%,对超过300 万美元部分遗产征收的税率高达55%。根据联邦遗产税法的规定,将财产遗赠给子女,子女则要交纳高额遗产税,但捐赠给教育机构的遗产可以不受限制地免除遗产税。2013 年美国联邦遗产税的起征点猛增至525 万美元。超出起征点财产的税率每年也都在变化,税率从2001年的55% 降至2013 年的40%。从美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高额的遗产税使美国富人们大都放弃了把财产留给后代的做法,而代之以将财富投入基金会。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立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随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这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美国的遗产税对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没有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使得遗产继承没有任何成本,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富人阶层的慈善捐助没有任何激励作用。

5. 捐赠税收减免规定方面,美国可享受直接捐赠税前扣除,而中国不能享受

美国《国内收入法典》501(C)(3) 条款依据各个非营利性组织的活动宗旨,对25种可享受所得税豁免的组织进行区分细化,并最终归结为公益性组织和会员服务性组织两类,明确其法律地位。法典中规定了对免税组织的优惠分为两种,一是对免税组织自身的优惠;二是给予向免税组织捐赠的机构和个人以税收优惠。501(C)(3) 条款下的公益组织包括宗教组织、慈善组织、教育机构。高校属于教育机构,自身在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同时,对学校捐赠过的个人和团体同样享有相应的免税优惠政策。如美国规定,直接向高校基金会的捐赠可以税前扣除。

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如果直接向捐赠对象(受益人)进行捐赠,则不能享受任何税前扣除,只有向国家机关和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捐款才能得到税收减免优惠。截止到2009 年,我国只有宋庆龄基金会等16 家非营利组织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而目前我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存在着筹集资金的主动性不够、透明度不高、公信力不足等诸多弊端,是我国高等教育税收激励政策中最不畅通的环节。由于税收激励覆盖面较窄,部分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凭证,如大批量、小金额和社区性的捐赠,直接制约了个人、中小企业和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和募捐行为。

6. 税收减免程序方面,美国捐赠税收减免程序较简化,而中国较繁杂

美国具有丰富的税收征管经验,强调要为慈善捐赠提供简化的税收减免程序,具体操作方法比较便捷,只需要纳税人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另外,美国人纳税法治意识较强,能够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捐赠行为的税收减免也是如此。美国的计算机征管网络已贯穿于从纳税申报到税款征收、税源监控、税收违法处罚等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普遍应用于税收征管领域,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质量和效益。美国税收征管机构“人机对话”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使得捐赠税收减免的手续更加简捷、便利和经济。此外,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执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较多,且严格遵照法律办理业务,恪守为客户保密原则,收费合理,又因美国税法种类繁多,且条文多而细,美国的税务代理比较普遍,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捐赠者的税收减免手续,提高了捐赠者办理税收减免的积极性。

我国税收减免程序繁琐,并且要求捐赠者只有凭政府机关或非营利组织开具的合法、有效的收据才可以申请税前减免。减免税的手续繁琐成为了申请免税的阻碍,也是个人公益性捐赠一项“看不见的庞大成本”,很少有人办理减免税手续。如果捐赠者在一年中多次捐赠,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就需要多次办理捐赠减免税,因此繁琐的减免税程序必然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三、对策

(一)完善教育捐赠税收法律法规,加大对高校社会捐赠的激励力度

教育捐赠是一种需要给予法律法规和政策关注和扶持的、大有作为的教育筹资方式。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对捐赠者进行税收方面的减免,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捐赠的“税收价格”越低,公司捐赠数额越多。税收是调节教育捐赠的有效手段,我国应重视税收对于教育捐赠的激励作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及时完善相应的税收制度,增加对于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提高捐赠者进行教育捐赠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对于教育捐赠的热情。针对我国目前免税政策比较模糊、优惠额度偏低、程序繁琐等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相关的税收减免、登记监管、法律保护、政策扶持等制度,提高免税额度,简化免税程序,为教育捐赠提供激励机制,鼓励并积极发展教育捐赠事业。具体体现在:

1. 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实行捐赠结转

我国公益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偏低,因此很多人对公益事业不积极,不理解这种“捐款还要纳税”的政策,影响了捐款的积极性。我国近年来慈善捐款发展较快,但2008 年最高也只有1,070 亿元(包括汶川地震捐助款项570 亿元),这仅相当于美国的4.88%。目前,我国对于个人的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比例为30%,这是偏低的,建议提高到50% 左右,也可参照对农村义务教育捐赠的规定,企业、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赠,符合条件的可全额税前扣除,从而提高纳税人进行高等教育捐赠的积极性。而对于企业的捐赠优惠限额仅为全年利润总额的12%,而美国则是毛所得的10%。与美国比,我国总体税收优惠水平较低,因此,还应继续提高捐赠扣除的比例。

现行税法中,对于超额捐赠并没有结转的规定,而国外对于超额捐赠,大多都实行结转,结转期限一般为5 年。例如,美国超限额部分允许向后5 年内结转,这样既不会给当年税收造成负担,又有利于公益性捐赠事业的发展。参照美国做法,我国也可实行超额部分5 年结转制,即企业捐赠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允许在以后的年度内进行扣除。这样,对于微利或亏损企业实行公益捐赠,也可以享受到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个结转规定在个人捐赠税前扣除中不易操作。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缴方式采用代扣代缴,个人实施捐赠之后根本无法扣除,结转更是无从谈及。所以,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有义务提示纳税人进行捐赠扣除的申报,同时对于超额部分可以结转至以后的纳税周期。现行税法规定年收入12 万以上的高收入人群采用自行申报,这样可以保证纳税人捐赠扣除的及时性,但是也应该加强对于实际捐赠额的认定,以免纳税人恶意逃税。

2.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个人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富裕阶层的捐赠具有极强的“倒逼机制”。从美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调整收入差距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职能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较高的边际税率,同时对捐赠辅以税收优惠有助于促进捐赠。

我国曾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作为调节贫富不均的重要手段,适时开征遗产税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具体设计时可参照台湾地区经验,把遗产税与赠与税合二为一,即开征遗产及赠与税。开征该税后,若纳税人把财产用于高校捐赠,允许在税前全部扣除。在目前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可以解决我国对累积财富捐赠无明确规定的制度缺陷,对于促进个人慈善捐赠具有重要意义。

3. 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

借鉴美国经验,设计良好的税收激励机制,把高校设立的专门机构,如大学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管理公司、校友会等作为受赠方。截至2008 年末,我国共有106 所高校成立了基金会。成立于1994 年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截至2010 年底,基金会累计收到社会捐赠逾6.8 亿元人民币亿元,累计项目支出逾3.6 亿元。[3]基金会对捐赠资产进行了稳健有效的管理,在保证基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基金收益保持平稳增长。建议现阶段政府应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逐步尝试设立类似的教育基金会作为受赠机构。

同时,应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2009 年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旨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办法》规定,2009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这一政策出台,鼓励了高校募集资金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经费不足的压力,但是文件只涉及中央级普通高校,范围太窄,并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法律规定的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类别较少,还是阻碍了一些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因此,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对所属高校也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全面启动捐赠配套资金工程,促进高校捐赠事业的发展。我国今后应增加免税的捐赠类别,对于捐赠现金、证券、固定资产等不同捐赠类别,都应明确相应的税收减免额度,使捐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税收减免额度的规定选择捐赠方式。对高校基金会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给予倾斜政策支持。建立绿色通道,鼓励纳税人直接向高校捐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的沟通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

4. 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

尽管国家对于公益性捐赠给与减免税政策,但申请扣除时程序繁琐,信息的透明度不高,不利于发挥纳税人积极性。如要求受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才有机会申请税前扣除。在实际执行中,减税手续非常繁琐,相关数据要经过税务、财政部门的确认,耗费时间很长。如此复杂的操作会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即使捐了款也不愿到税务局去办理税收抵免,这样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捐款人的公益性捐赠积极性。税务部门应合理简化公益捐赠申请税收抵扣的办理程序,降低因程序繁琐导致的效率损失,提高纳税人捐赠的积极性。建议统一公益性捐赠发票,给予更多符合要求的非营利组织开出捐赠发票的资格,这样既可以简化企业和个人申请公益性捐赠抵扣的手续,也便于税务机关核实企业和个人的实际捐赠数额,避免有人虚报捐赠数额,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

(二)推进公民捐赠意识,鼓励社会积极捐赠

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有利于慈善捐赠的思想,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将对社会捐赠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在教育捐赠文化氛围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力度引导公民,通过多种形式的奖励,如政府表彰、新闻媒体宣传,营造教育捐赠的良好文化氛围。高校作为受赠方应制定一套有吸引力的捐赠回报激励机制,以保证社会对高校捐赠的兴趣。美国高校在吸引社会各界捐资时,会给捐赠企业或者个人以相应的荣誉,如以捐赠企业或个人的名字命名学校内的某项建筑、机构或某种奖学金,或者给捐赠人相应的名誉,如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等荣誉称号,或者颁发教育贡献奖等,这些方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借鉴国外的做法,制定一套激励捐赠的配套措施,给捐赠者以适当的回报,如授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称号,或者颁发教育贡献奖等;对捐赠数额较大者,可以任命为学校董事会成员,参与学校部分决策并监督实施,使其对学校的发展有较清晰的了解。另外学校也可以向捐赠者提供信息共享、科研成果的优先转让权以及对人才优先挑选的权利,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捐赠的好处。这样,可以促使资金捐赠者与高校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捐赠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规范教育捐赠管理行为,对于引导教育捐赠快速、高效、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政府应定位于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国家和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性文件。教育捐赠涉及的有关各方主体包括:捐赠者、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使用管理人、基金保管人、受赠者,等等。捐赠人与受赠者之间的非特定关系,使得对教育捐赠的监管显得比较困难。政府可以凭借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对教育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进行审查和监督,制定教育捐赠基金设立程序,使其有章可循,纠正设立基金的随意性行为。根据美国联邦税法规定,非营利组织要想获得免税地位,每年都必须填写内容详尽的年度报表,以接受免税资格审查。联邦税法还授权国内税务局对这些组织的账目和纪律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有违规操作,轻则给予处罚,重则吊销其免税资格。政府应当加强相关监督制度的建设,要对教育捐赠及其管理进行全程监督,捐赠项目的设立、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投资和使用、教育捐赠基金接受的程序等都要有相应的制度使之规范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接受教育捐赠的上级部门要设立或明确专门机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教育捐赠工作进行监督。捐赠者拥有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当发现受赠者有故意挪用、截留、私分捐款等行为时,捐赠者有权行使撤销捐赠权并索求赔偿权。受捐赠单位和组织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捐赠者和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捐赠的使用状况有“知情权”。受赠者应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及时开展相关工作,努力把项目做好,专款专用,并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告知捐赠者,让捐赠者感觉到学校的态度和能力,从而增强募捐者对学校的信心,让捐赠者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为获得后续捐赠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中,政府的财政拨款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捐赠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日益成熟,社会捐赠必将是中国高校教育经费筹集的重要方向。高校的社会捐赠不仅为高校带来了大量的有形资产,而且教育捐赠培养了捐赠者的无私精神、高尚品质,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高校应该认真借鉴和学习西方高校成功开展社会募捐的经验,以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摘要：该课题采用文献法、案例法、比较法,对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及捐赠资金管理运营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与美国相比,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小,形式单一;缺乏完备的教育捐赠法律法规;教育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不健全。建议完善教育捐赠税收法律法规,鼓励社会积极捐赠,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建设。

注释

1[1]Internal Revenue Service.http://www.irs.gov/.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思考 篇2

关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思考

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实施1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教育不平等的事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收费制度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双轨制收费制度既能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又要保证教育的普及率,而且在激励学习热情、政府宏观调控引导社会需求专业人才的.全面培养、集中各种教育投入资金简化助学措施等方面也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教育改革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兴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作 者：何江涛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刊 名：科教文汇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年，卷(期)：”"(12)分类号：G64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 教育公平双轨制

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评价；评价指标

一、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河南省从1978年到2013年间，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39万人增加到50.84万人，在校生规模从2.73万人增加到161.83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主要集中在1999年之后，1998年招生5.02万人，到1999年招生7.88万人，招生人数增长了将近60%。2000年招生人数达到11.69万人，较1999年增长了48.4%。从1998年到2013年招生人数变化巨大。截至2013年，河南省有普通高校127所，其中普通本科50所，专科77所。另有职业技术学院66所，独立学院8所。普通高校专任教师9.0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0.1%，毕业生45.02万人。研究生教育方面，2013年研究生招生1.2185万人，研究生在学人数3.3317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1.092万人，硕士3.4218万人，正高级职称7752人，副高级职称2.412万人。

河南省高等教育已经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之后，教育质量的下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扩大规模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应坚持稳定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把提高质量作为发展的核心任务，制定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价制度和评价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现状及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院校要求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政府部门和社会人员包括学生家长等也会参与到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当中。所以，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不再局限于院校制定评价方法、评价制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高校质量评价提出合理建议，制定相应的制度。笔者认为，社会人员及机构参与教育质量的评价也应该是一个趋势，而且很有必要。

比如，2012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把教学作为高等学校的根本工作。政策措施上要能激励教学，工作评价中要突出教学。高校的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要作为高校的一项基本制度，要求学校定期开展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的专项检查工作。笔者分析研究河南省部分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及独立院校的质量评价制度后，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1.教育评价指标的统一性

河南省有本科院校50所，专科学校77所，另外还有独立学院8所。这些不同性质的学校在对教育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因办学目的、办学宗旨、教学条件等的不同，评价指标的建立有所不同。但目前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制定质量评价的方法大致相同，甚至存在专科院校效仿本科院校的做法。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本科院校一般采用教学督导、组织学生评教、组织教学质量竞赛、召开教学工作会议等方式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专科院校大都采用这些方式，有些院校加上了对教师的考核等方法。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等独立学院，对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做得相对较好，制定了很多的管理细则，比如认定教学事故细则、对调课补课的规定、课堂教学管理规范、实验教学管理条例、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实施办法等，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评价指标。大部分专科院校教育评价指标，缺少对实验实训这方面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及方法，而只是模仿本科院校的做法，有待改进。

2.教育评价的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

大多数高校仍然以学生成绩作为高校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方式，一些素质教育、身心健康水平、生存发展和创业能力等则没有在评价体系中体现。大学生的教育不同于小学生、中学生，学习只是一方面，社会工作和创新能力在各高校制定评价指标中不容忽视。一些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指标比较简单，主要通过学生评教和科研来进行考核。其实，在学生评教过程中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是上课认真的学生进行的评教，是不是真的按照教育教学的方法进行的评教。在学校设置的学生评教体系中，学生如果不参加评教就无法查阅成绩，就会导致没去听课、不认真听课的学生随便地不切实际地进行应付，结果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一些院校尤其是专科院校对教师科研的评价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不利于高校教师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3.教育评价主题的不够多元化

教育评价的主题不应只是院校自身，政府的参与、社会各界的参与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和提高。目前，政府的参与程度比较大，各级政法部门制定相应的质量评价制度，院校按照上级制度制定学校的制度。在评价过程中，社会的参与度极低，甚至大多数院校没有考虑到社会的评价，每年组织的让社会各界参与评价高校教育质量的活动甚少。所以，要稳定发展河南省高等教育，社会的评价不能少，应建立有关的社会评级机制和指标体系。

三、国外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方法的结构是多层次的，联邦政府、州政府、认证机构和大众媒体都参与评价，相互协调，共同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组织活动进行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创新，评价活动按期举行。英国采用多元评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质量控制、质量审核、质量评价和社会评价。法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方法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国家高等教育研究委员会；二是国家评价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进行对院校制度的评价、学科评价和法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总体评价；三是其他机构，如国家工程师职称委员会、学位授予委员会等。荷兰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校外质量评价方法，主要有大学协会，大学的行为指引及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协会，大学协会主要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进行校外评价；大学的行为指引根据相关信息设计来生成；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协会，主要对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状况进行评价。德国比较注重学生能力和职业能力的评价，遵循企业的评价标准，以企业在实际中的应用作为评价的标准。

在评价体系的建立方面，参考国外的方式，结合我国国情，在考虑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既要保证教育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又要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尤其是职业教育，在评价指标建立时要考虑企业在实际中的应用。评价学生的方式要多样化，评价教师的方式也要多样化。

四、河南省高等教育评价方法改进的措施

1.改革教育评价指标

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及独立院校的评价标准要有所不同，高职高专主要突出与学校性质和基本任务相符合的专业建设及实验实训建设，本科院校要制定完善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和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制定对高校整体发展有前瞻性、实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鼓励高校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在职称晋升、年度考核中主要突出教学业绩评价，对教学业绩的评价也应建立切实可行、能反映真实水平的评价机制。

2.改革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评价方法

改变过去单纯以论文数量、课题数量为主的考核评价方法。要注重论文的质量、课题或者项目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注重创新的质量以及在解决实际重大问题中的贡献率和转化率。

3.教育评价主题多元化

除政府的参与之外，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让社会各界也参与到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当中，能够有效地对高校教育进行监督，提出改革意见和方法。高校要定期组织社会人员参与活动，组织学生家长亲身体验高校教学，感受高校对学生培养的良苦用心，改变现在院校只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来进行改革和质量评价的现状，为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创新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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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娟.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方法比较与创新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4.

[3]杨丽，宋天枭.国外职业教育评价制度的比较及启示[J].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3，（12）.

[4]罗丹.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34）.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4

一、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给模式

1776年美国取得独立后, 受宪法所限, 联邦政府一直未制定关于高等教育运行和体制方面的规定性文件, 高等教育事业由各州政府负责。1819年,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新罕布什尔州政府接管达特茅斯学院并将其转变为公立学校的计划违宪, 这一诉讼案的裁决, 一方面强调了私立大学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一些州政府纷纷建立州立大学, 更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弱化了最容易“自我膨胀”而走向极端的政府力量, 强化了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包括私人领域、志愿性团体、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四个结构性要素, 其中志愿性团体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所谓志愿性团体是指团体成员基于共同目标、利益或信仰, 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拥有大量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 是美国社会的重要图景, 也是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美国高等教育界, 有代表性的志愿性团体大体分为以下几类:认证组织, 基金会, 以“六大组织”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协会。另外公共领域中的新闻媒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波及大学校园, 引起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方方面面问题的反思, 这为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以下简称“教促会”) 谋求对重大教育政策问题的话语权提供了契机。“教促会”创建了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这两个工作小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开展研究:一是工作小组与某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签订研究合同, 由后者就工作小组认为重要的高等教育问题开展研究, 形成资助研究报告;二是工作小组成员就某些重要的高等教育问题开展研讨,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形成政策报告。这个时期“教促会”共发布了160多份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政策报告、资助研究报告和技术报告。报告关注的主题非常广泛, 无论对联邦政府的政策、立法还是对州、地方高等教育部门以及高等院校领导者和教师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高等教育协会的政策参与, 是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反映民情、体现民情的重要途径。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 美国高等教育的六大核心协会通过成立专门的政策修订工作组, 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和舆论宣传, 游说政府和议会的高级官员等一系列方式, 成功地影响了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和其它决策活动。这些工作客观上弥补了政府和国会在该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 国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这种渠道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因此, 六大协会在影响立法和决策的过程中, 已经与联邦政府和国会形成了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公民社会既是高等教育与政府之间的一道屏障, 它制衡着政府的权力, 约束着政府的行为, 使其在基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避免学术权力受到政治权力等外界力量的过度干涉, 同时又是高等教育与公众、政府相互联系的桥梁。各种志愿性团体、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相关信息, 向政府传达其所代表群体的声音, 维护其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立法和决策。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保障使得高等院校可以根据外部刺激和自己的战略需求, 自由地制定他们自己的政策或影响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供给模式呈现出“多中心”的特点, 其最大优点在于院校驱动的决策模式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在某些关键点上达到了平衡。

二、美国高等教育供给模式的制度基础

美国完善的法律制度使其公共政策领域呈现出一种多中心的类网络状态, 概括起来, 就是这些制度可以纳入到宪政制度,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部门内部制度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制度三个类别中。

(一) 宪政制度

宪法是“规定政府性质、职能及其限制的根本性法律或原则。”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 美国宪法中明确定义了公民享有的权利, 包括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这一宪法性的保障为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宪法依据, 也成为志愿性团体得以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宪法依据。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凡是宪法中没有明确提及的权力都保留给州政府或人民, 而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联邦政府介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宪法依据是征税和支出权, 以满足“合众国防御和公共福利”的需要。这种对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宪法性限制带来了如下影响:首先, 约束了联邦政府的政策选择—高等教育政策是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次, 长期缺乏单独的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 意味着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合法化渠道必然是国会立法, 从而使政策过程表现出开放、多中心的特征。再次, 由于教育职能是州政府的法定职能, 联邦政府长期没有单独的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 因此联邦政府在制定和执行高等教育政策时必须依赖于州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与支持, 从而使政策过程的权力中心下移, 呈现出权力分散的特征。最后, 由于每个州都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系统,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为数众多的各种高等教育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很难达成共识, 这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美国在联邦政府及州政府中都建立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制度, 国会、总统和法院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定参与者, 一般情况下的政策制定不仅需要赢得国会多数的支持、总统的同意, 还要经受得住可能的司法审查。为数众多的“否决点” (veto points) 使政策制定过程成为一个权力分散的、多中心的异常艰难和复杂的过程, 政策变化难以发生。立法否决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还强有力地影响了行政机构制定政策 (法律) 时的选择。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于各州主管高等教育的行政机构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对外部参与者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的回应。美国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使权力分散的程度进一步加剧。

(二)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部门内部制度

美国国会内部的两院制设计及其异常复杂的立法程序, 进一步加深了前述美国政策制定过程权力分散、开放的特点。从小组委员会到委员会再到全体会议, 从众议院到参议院再到两院协商委员会, 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举行听证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和审议、谋求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国会较为短暂的工作周期更无形中提升了外部参与者的地位和影响, 使之成为议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倚重的知识和信息来源。而国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制度、资深制度一方面缩小了关键参与者的范围, 另一方面增加了关键参与者之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州级政府中, 影响高等教育政策选择的主要制度性因素包括:首先, 各州关于立法机构和高等教育主管机构的制度设计影响了州议会与高等教育行政机构强弱对比关系。具体说来, 议员是否专职、薪水的高低、为议员配备职员的多少以及是否设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委员会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影响了各州议会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方面的能力及其对于相关行政机构的依赖性。各州主管高等教育的行政机构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其权力的大小、职能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权力的集中度, 影响了高等教育主管机构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能力, 并与前述州议会的特征共同影响了高等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途径, 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作为非正式参与者的各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的渠道和机会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高等教育主管机构的立法决策程序。各州的高等教育主管机构在通过行政立法制定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 是采用正式的听证会程序还是混合程序或者非正式程序, 决定了非正式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制度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团, 拥有自治地位, 即使对高等教育负有直接责任的州政府也难以直接干预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事务, 在从系—学院—大学—联合大学—州政府—联邦政府六个权力层次中, 美国高等教育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大学层次。关键性的资源掌握在院校董事会和行政人员手中, 任何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高等教育机构的配合, 这加重了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利益集团的依赖, 促成了双方频繁而稳定的互动以及互惠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结语和启示

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而是应该创立什么样的政策制定模式。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多中心”的供给模式, 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宪政架构作为基础。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领域是相对封闭的, 各种非官方的参与者, 包括各种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及其家长、高等教育机构、各种志愿性团体等, 既缺乏参与的宪法保障也缺乏必要的参与渠道和机会, 从而使高等教育的政策过程体现出封闭的、政府主导的特点。再加上政府内部的权力集中, 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不仅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 而且可能出现政策偏离公共利益, 向某个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政府自身利益倾斜的危险。同时, 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政策选择往往忽略了政策客体的偏好和利益, 这些偏好和利益就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 从而加大政策执行的成本, 产生政策扭曲, 影响政策和制度的权威性。

这种状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 可以预见的改革包括:一是扩大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逐步允许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并辅之以制度化的渠道, 如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引入听证会制度, 同时通过制度规范各种参与者的权力和地位, 以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是逐步提高以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志愿性团体等为代表的的各种非正式参与者的参与能力,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允许并鼓励高等教育机构、教师、学生等组成独立的集团, 以整合的力量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这不仅可以提高政策的回应性, 而且通过减少与政府互动的数量提高政府整合社会的能力。

摘要：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选择整体上表现为“多中心”的供给模式, 本质上体现了各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平衡。文章从宪政制度, 政府部门制度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制度三方面阐述了这种模式背后的制度因素。

关键词：高等教育政策,供给模式,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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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千帆.自由的灵魂所在: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政策 篇5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政策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政策

【摘要】：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先行的应试教育制度越来越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改革对策，突显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性和改革的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生师比 现代教育制度高校创新体制

自19世纪末兴办京师大学堂开始，现代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其间，经历萌芽、渐兴、初步发展、相对停滞、恢复发展和大规模高速发展这些时期。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也是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主要的体现在增加了入学机会，培养了大部分的优秀人才，民办的高校也得到了发展，高等教育迈入国际化。但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冲击和挑战下，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紧迫问题。

在我们谈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我们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现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些更高的要求，我们还不适应。

（二）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去年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总额大概是1800多个亿，现在对相当多的地方院校来说，主要经费来源已经不是国家的财政性投入，而是收费。有的学校甚至收费占到了总经费的百分之七八十，而我们的收费在学校看来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社会上对收费问题已经提出了比较强烈的疑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大幅提高收费。现在许多学校已经陷入了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据了解，教育部的学校在经费问题上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教育部所管理的学校去年年底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200亿，其中个别怪物般庞大的大学贷款余额超过了30亿，每年光还利息就要将近两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给它的拨款。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江苏省，它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江苏全省的高校贷款余额也超过了100个亿，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致使我们有些大学大楼盖起来了，但是内部的教学仪器空空荡荡，不能够满足需要。

（三）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从1998年到2004年我们的本专科学生数从340.7万增长到了1333.5万，同期我们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仅由40.7万人增长到85.84万人。显然，扩招后我们的学生老师比例一下就由以前的过低变成了学生老师比例过高，生师比过高必然会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在一段时间内，有的学校甚至出现了200人的外语课堂，外语课一般公认以16到17人为佳，三四十人在一个课堂里就已经很凑合了，200人怎么有开口的机会呢，没有开口的机会就谈不上外语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在师资的提高上也存在着问题。历来我们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工作就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过去培养新教师主要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生毕业留校当老师，先给老教师当助教，帮着批改作业，听老教师怎样讲课，然后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去备课，再然后才是独立去讲课，而且还需要老教师在旁边听。这样一点一点地逐渐由上比较少的课到上比较多的课。但是，现在我发现，相当一些学校今天还是学生，明天就成为了教师，最多进行半周到一周的校纪校规等基本要求的培训就变成了教师，这样的教师他怎么能够教好学生。我们知道教师数从40.7万增长到85.84万人，增加了40多万，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着10万左右的老教师退出了现职，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50多万高校教师是教龄不足五六年的教师。在教育界有这么一条公认的惯例：没有五到十年的时间，是培养不出一个合格教师的。这样的话，实事求是地讲，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不够合格的。同时，我们教师的在岗提高大多是通过一边教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而进行的。在这种生师比很高的情况下，教师难以抽出时间来思考教学问题，进行教育问题研究，这样使得教师今后的发展又遇到了障碍，这个问题相当突出。如果不能够使这些不合格的教师变为合格的教师将会毁掉我们的高等教育。

（四）我们的教育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变化是在跑步进程中实现的，而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简单的变化问题，而是一定性质上的变化。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类型和模式的多样化，现在的学校种类五花八门，有研究型的、研究教学型的、教学研究型的、教学型的以及高专高职等各种各样的类型。对民办本科院校来说，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培养应用型的本科高技能人才，但是现在只是这些名词提出来了，到底什么是应用型本科人才，恐怕到现在为止，真正能讲清楚的人并不多。同时我们适用于本科生的教材并没有准备好，培养模式也没有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五）我们出现了大批的新建院校，在五六年里就新建了1000所高等学校，这些已经占到学校数目的一半，这些学校无论管理水平还是教学水平还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这些学校不能够和其他老的学校一样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这样的话我们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没有保证的。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对策

1、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由“精英教育”迈向“大众化教育”。

2、改变高等教育结构，使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相一致，并特别强调了农村高级人才短缺与培养问题；发展研究生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结构的变化；

3、确立与我国区域化建设、城市空间布局相吻合的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

4、加强产学研合作，打破体制壁垒，建立高校与研究机构一体化的体制；面向经济主战场，形成互动机制；

5、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机制，由计划约束向需求约束转变，引入市场机制、加大供需关系调节，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与办学体制；

6、转变政府职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实施高等教育信息社会化工程，探索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政府监测与管理体制；

7、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加强人员交流和课程教材的国际渗透，扩大合作办学、创办海外分校，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加强外语教学。

8、我国高等改革重点应放在课程体系、教育信息化、教育创新体制、教学督导等几个方面。

（1）改革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人文”与“科学”课程结合；拓宽基础性课程，重视综合性课程；强化应用性课程。

（2）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认识，加强管理，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切实增加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认真实施教育信息化项目；继续实施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3）构建高校创新体制：知识创新；考核创新；校风创新

（4）加强教学督导：加强督导员本身的素质，健全督导工作制度。

参考文献

[1]姚利民，有效学校的教学优势初探[J]，外国教育研究，2002（2）。

[2]黄伟，社会转型与教学设计[J]，外国教育研究，2002（2）。

[3]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J]，中国高等教育，2002（5）。

[4]杨治华，钱军，从创新人才的特点看高校创新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等教育，2002（7）。

[5]刘翠霞，与时俱进全面加强高校创新教育[J]，价值工程，2002（2）。

[6]刘智运，唐志远，教学需要督导，督导需要规范[J]，中国高等教育，2002（6）。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特色启示 篇6

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非常完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高职院校、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各类高校界限分明。

按照隶属管理关系，美国高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学校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私立学校经费主要依靠学校筹措、企业支持、校友捐赠等。目前，美国共有各类高等院校4300多所，在校学生约1600多万人。

按照学制和专业方向，美国高校通常分为三类：一是两年制学院，一般称为社区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院校；二是四年制学院，学制一般为4年，分为文理学院和提供相关职业教育的独立学院两种，如工程学院、机械学院、音乐学院、师范学院等；三是综合性大学，分为本科学历、硕士学制和博士学制，本科学历通常为4年，硕士通常为2年，博士通常为3～4年。

分权管理，各司其责。美国高等教育实行分权管理制度，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实现对高校的管理。美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分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学区、学校等四个管理层次。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主要通过立法、财政资助等手段，把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渗透到各州，间接影响高校的发展。联邦政府教育部的主要职责是向各州分配教育拨款和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等。按照美国法律规定，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在州政府，各州有独立的立法权，负责制订本州的高等教育政策。各州通过确定高校董事会成员、决定校长人选等一些重大事项来影响高校。

自主招生，办学灵活。美国高校按照各自的章程，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在招生录取方面，高校自行确定招生人数和专业要求，制定具体的招生标准，根据学习成绩、论文写作和社会实践以及有关人士的推荐信和面试情况，自行决定录取。在专业设置方面，学校根据市场需求可以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在课程安排方面，学校可以根据专业特点自行设计课程。在教学方法上，普遍采用案例讨论、教学实验、交流互动等形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在教师聘任方面，学校自主确定岗位职数、工资待遇等，并自行组织招聘。美国高校普遍采用选课制和学分制，开设大量跨学科课程，鼓励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的基础上，选修其他课程，拓宽知识视野。

规范治理，决策科学。美国高校大多实行董事会监督下的校长负责制，有非常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这是美国最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为规范董事会运作，高校都制订了各自的董事会章程，章程规定了董事会的职责、组织结构、任期等。高校董事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名流，如企业精英、慈善家、卸任的政府官员，也包括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筹集资金、选聘校长、监督办学等。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负责处理学校的具体日常事务，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

科学评估，提高质量。对高校办学质量和专业质量进行评估，美国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无论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评估方式和评估指标都是相同的。美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主要是高等学校和各专业认可鉴定机构，主要职责是对高等院校的认可鉴定，以及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认可鉴定，这些评估机构大多是民间组织。

一般来说，美国政府不直接负责对高校和专业设置的认可鉴定评估，美国教育部设有“资格与机构评价办公室”，主要负责对这些高等教育评估机构进行管理，每年对全国高校和高校学科及专业认可鉴定机构进行审查，审查后公布其所承认的鉴定机构名单。美国高等教育评估的民间组织机构是“美国中学后教育鉴定委员会”，同样拥有审查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高校及专业认可鉴定机构的权力，也是每年公布一次它所承认的鉴定机构名单。美国任何一所高校认可鉴定机构和高校专业认可鉴定机构，只有得到以上两个组织的承认才具有权威性，其评估结果才能得到社会承认。

师生参与，自主管理。教师、学生参与高校内部管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制度体系。高校董事会一般都设有教师和学生代表，反映师生的有关诉求。学校设有教授会，主要负责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以及与学术有关的教师人事选拔、任命等重大事项。招生录取、课程安排、教学工作和教师的聘任或晋升等工作，教师也都积极参与。

同时，美国从制度上赋予了学生参与高校各项管理的权力，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规范及管理制度，如《美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人员行为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事务管理》《学生事务应用手册》等，对高校学生的权利义务、管理工作的内容、目标和操作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美国还设有“美国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委员会”，负责定期组织年度会议、研讨交流，以推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这种师生积极参与的民主管理模式，调动各方参与高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地促进了高校的繁荣发展。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不能全盘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要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从中汲取成功经验，政府层面和高校自身都要结合实际，充分借鉴，大胆改革创新，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完善相关制度，扩大高校自主权。政府与高校分权管理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政府依据相关法律，运用综合手段对高等院校进行宏观管控，高校拥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需要进一步落实，政府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以便充分发挥高校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建立“政事分开、权责明晰、自主办学、管理科学”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明确高校发展定位，突出高校办学特色。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发展普遍存在求大求全的倾向，有些高校不顾学校现实条件和实际需要，盲目追求大而全，盲目追求高层次、综合性，盲目创建硕士点、博士点，逐步失去了自己的办学特色。这种现状造成高校之间竞争激烈，教育投入重复，教育资源浪费，使高等教育脱离社会实际需求，也会导致人才市场供需失衡。我们应该借鉴美国高校经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学校发展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办出自身特色，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各级政府部门更要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定位，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和设计高等教育，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健全高校治理结构，建立社会参与机制。美国高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参与监督管理机制，大学普遍建立了以校外人士为主的董事会制度，保证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保证了学校发展与社会需求的紧密衔接。而在我国，社会参与高校管理的制度还不健全，民间组织、社会机构根本无法参与高校的各项管理，也造成了高校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的现实。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在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高校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高校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7

一、 高等教育宗旨

明确教育宗旨, 是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重中之重。为了建立区别于旧式教育的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1929年3月15日, 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 提出了我国过去教育之弊害, 在于“过去自清末以来, 无方针无目的之教育所遗留之恶影响, 积数十年之造因”, 同时也强调了此后教育应循之宗旨的重要性, 提出了“教育为立国之大本, 国民精神生活与实际生活, 能否臻于健全与畅遂, 全视教育方针能否适应民族与时代之需要”[1] 。可见, 近代高等教育与旧式教育相比, 是一整套体制与系统的变革, 而教育宗旨的确立又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教育立法的关键所在。

1929年4月26日,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教育宗旨, 即“中华民国之教育, 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 扶植社会生存, 发展国民生计, 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普遍, 民生发展, 以促进世界大同”[1] 。其后又附加了八条具体的实施方针, 对该时期的教育宗旨做出了补充性规定。这些规定对当时的学制改革及教育体制建设无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例如第四条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知识技能, 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品格。”[1] 从这些宗旨和方针出发,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制度的设立和运行, 以及各项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实施过程。

二、 高等教育行政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 为了使教育保持相对独立, 避免受到政治影响, 1927年6月, 南京国民政府设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 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8年11月1日, 国民政府又下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 由同年12月公布的《教育部组织法》对教育部的机构及职权作了相关规定, 相应的省级教育行政制度也出台了法规规制。“从此以后, 教育部与教育厅的组织编制虽迭有增减, 然在基本形式上, 并无多大的变更。”[4]

对于具体的教育行政组织, 《教育部组织法》明确规定:“教育部下设总务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编审处。并设大学委员会, 策划全国教育及学术上重要事项。”[1] 其中高等教育司主要掌管全国高等教育的具体行政事项, 其职责为:“一、关于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事项;二、关于各种学术机关之指导事项;三、关于各学位授予事项;四、关于其他高等教育事项。”[1] 根据《教育部处务规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又下设四个科室, 其中第一科主要负责高等教育的计划及推进、高校的设立及变更、高校院系科组及研究所的设置与调整;第二科负责高等教育的规划和支配、高校校舍建筑的审核、图书仪器的购置分配等;第三科负责高校招生及学额之审核、学籍审核、毕业生资格审核及毕业证书验印等;第四科负责高校教材及课程、学生学业成绩复核、教员资格审查任用及待遇等。

通过《教育部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行政制度初步确立, 且逐步趋于规范, 有利于高等教育稳定有序的发展。

三、 高等学校行政管理体制

1929年7月,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 同年8月,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学院, 并且按学科的设立将高等学校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其中“具备三学院以上者, 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 得分两科”[7] 。若按设立的主体分, 可分为国立、省市立和私立三种, 其中“国立大学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设立之;由省政府设立者为省立大学, 由市政府设立者为市立大学, 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7] , 且各类大学的设立、变更及停办, 均须经教育部核准。

高校的行政职务, 《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为:“大学设校长一人, 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 除担任本校教课外, 不得兼任他职;大学各学院各设院长一人, 综理院务, 由校长聘任之;大学各学系各设主任一人, 办理各该系教务, 由院长商情校长聘任之。”[7] 至于高校各类重大行政事务的审议, 应当由校务会议通过。《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 大学应设校务会议, 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代表若干人, 以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而成, 校长担任主席, 主要负责审议以下事项:“一、大学预算;二、大学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三、大学课程;四、大学内部各种规则;五、关于学生试验事项;六、关于学生训育事项;七、校长交议事项。”[7] 此外, 该法还规定大学各院得设院务会议, 由院长、系主任及事务主任组织, 审议本院一切进行事宜。

四、 高等学校运营经费

清末自兴学以来, 各级学校的经费多出自地方的公共财产或公益性捐款, 基本没有完全依靠中央或省县财政开支的学校。民国成立之后, 开始逐步按照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划分标准来确定各级教育经费的负担。大致来说, “中小学经费由省县地方负担, 大学经费由中央负担, 或逐渐由省改归中央负担;专门学校除少数直辖者由中央负担外, 其各省设立者均由省负担;私人设立之大学与专门学校暨各学术团体得由中央酌量补助”[1] 。由此一来, 各级学校经费的负担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 政局纷乱, 战事频繁, 教育经费常被挪用, 因此教育界人事倡议教育独立运动, 请政府制定特种捐税为教育专款, 并由专设机关保管, 同时实行特别会计制度。1924年, 国民党将教育经费独立写进了党纲, 以确保教育经费的支出。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中央负担的教育经费直接由国库划拨, 各省份以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福建、云南等省份为代表逐渐实现了教育经费独立, 且多设有管理机关及稽核机关。至于高等教育的经费,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如第十条规定了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的开办费, 以及每年经常费用的最低限额;第十一条规定:“大学或独立学院, 须有相当校地、校舍、运动场、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室及其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设备”;第十二条规定:“大学或独立学院每年扩充设备费, 至少应占经常费百分之十五”[7] , 等等。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学校经费所进行的立法保障与管理, 对稳定与发展高等教育大有裨益。

五、 高等学校教员资格

为了保证师资力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教师的资格审定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1927年6月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 把教员名称细分为四等:“一等曰教授, 二等曰副教授, 三等曰讲师, 四等曰助教。”并且规定这四种名称只能用于大学教员。除此之外, 该条例对每种教员的任用资格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如:助教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 得有学士学位, 而有相当成绩”, 且“于国学上有研究者”;讲师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 得有硕士学位, 而有相当成绩者”, 同时满足“助教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 而有特别成绩”, 且“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必须是“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 得有博士学位, 而有相当成绩”, 同时满足“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 而有特别成绩”, 且“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教授必须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 而有特别成绩者”[13] 。严格的资格审定,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 也反映了在当时高校教员对国家事业兴衰的重要性。

摘要：文章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立法问题, 包括高等教育宗旨、行政制度, 以及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营经费及教员资格, 对该时期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制度,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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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8

一、价值判断:和谐高等教育的公平诉求

教育权利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 教育公平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高等教育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教育规模日益增长, 教育质量持续改善, 现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成绩斐然, 但与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因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高速增长, 不能自动解决好教育公平问题, 高等教育的公平必然要与特定的政策框架相结合, 同时要具体化为特定的制度或执行机制。当前,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转变和发展重点的转移, 公平问题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敏感性在持续上升, 这表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关注高等教育公平的时代。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指出, “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 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1]。教育是政府能给予人民的最大福利, 教育公平已成为一种共同价值, 成为实现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底色。高等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广泛的重视, 长期以来, 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与教育目标。人们追求的是一种高等教育公平的理想状态, 而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和一定的社会条件来达成。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社会, 其中, 和谐的高等教育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即以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公平的教育资源为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公平既是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 也是和谐社会高等教育的基本品质。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提出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 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备受关注。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说:“关怀社会是大学的天职, 同时也决定大学的未来。这是大学的风骨, 只有坚持这样的风骨, 知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2]高等教育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 也包含着对于推进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贡献。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是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对教育公平的深入与延展。现阶段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这个判断出发, 我们不仅要保障教育的底线公平, 即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 实现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我们也需要在发展中动态地实现教育的高位公平, 即以高等教育公平为目标, 扩展教育机会。联合国《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 也不分经济、文化、社会地位或是体残, 均可接受高等教育。至此, 高等教育的公平视野延伸到了社会各领域, 成为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

二、权益失衡:平等视角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之症结

公平总是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追求也往往通过各种具体而微的高等教育权益呈现出来。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交叉重叠和具有层次性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在高等教育机会有限情境下通过什么途径选拔什么样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总会陷入两难境地, 这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相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 把握教育权益的平衡对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更具有现实意义。教育权益的均衡包括横向均衡和纵向均衡。横向均衡, 就是时间维度的均衡, 体现了高等教育权益在教育过程中的延展性, 更多地是由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个体所处的环境资本所决定;纵向均衡, 就是空间维度的均衡, 体现了高等教育权益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来的均衡型, 是宏观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

1. 家庭环境资本导致的高等教育权益失衡。

国内外众多研究已经表明, 有三种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也就是说, 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实际是基于个体资质、能力、努力程度和环境资本等组合竞争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 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3], 不同阶层的孩子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毕业求职过程中都会表现出阶层再生产效应, 从而弱化了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方面的积极职能。如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格局下, 生活在农村的弱势群体子女无法享受到优良的教育环境、充裕的教育资源, 而基础教育的权益失衡问题势必进一步延伸而引起高等教育权益的不平等, 使得高等教育公平难以实现。另外, 有研究表明, 文化资本作为社会建构的一种方式, 对高等教育过程也能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 父母的职业、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文化资本获得具有重要影响, 家庭所占有的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 决定了家长在参与子女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也决定了学校教育权益的不平等[4]。在当代, 随着社会转型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 个体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不断扩大, 不同阶层家庭对于子女获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方面的有利资本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处于较低阶层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存量偏低, 进而导致高等教育权益的非均衡性。

个体命运转型的艰难不仅是个体的困境, 也是国家、民族发展应该直面的社会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民族复兴中建成高等教育强国[5], 以及在城乡二元分治结构以及由此造成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中推进高等教育公平等复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高等教育公平是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的积累和延续。如果数量仍旧庞大的农村人口素质不能得到有效提升, 如果学校教育不能成为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一条有效途径, 这种差距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相关研究已经显示:我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 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但当年的高考考场里, 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6]。

2. 教育资源配置导致的高等教育权益失衡。

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是宏观层面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权益失衡的最直接因素, 它不仅是历史因素和区域因素影响的结果, 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用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 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区域差异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由原来的主要以大区布局高等学校转变到基本上以省 (市) 布局高等学校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解决起来会有一个历史过程, 即使在将来, 高等教育资源是否应当强调均衡分布于各个省 (市、区) , 显然也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7]。但在教育公平面前, 由于沿袭至今的计划经济时代高考指标分配制度以及高校与地方利益的捆绑关系, 使得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成为导致高等教育权益失衡的最显性的影响因素, 直接导致了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我国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最为丰富, 高等教育水平也最高, 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水平也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 适龄人口接受重点高校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 并且这种差距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显著的改善。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产物, 配额制已在我国大多数领域被打破, 但在高校招生中, 囿于各种利益纠葛, 配额制所带来的不均衡现象, 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理想状态应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人口布局相一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外在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高校区域布局的非均衡性, 以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非均衡性。这种外在的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权益将在不平衡的供需结构和入学机会中受到限制。准确地说, 大学的社会责任不是地理定位的, 其价值取向主要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转移。在学术圣殿中, 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大学对于人才的选拔也应以资质、能力为主要的评判标准, 即根据学生的素质决定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对于入学资格的确定, 是在相应的能力判断和价值认同中进行的, 而不应为地域和户籍等外在因素所确定。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的高等教育权益失衡必须通过制度、政策等手段加以调节。

三、制度保障:促进并维护高等教育公平的根本出路

戴维·伊斯顿认为, 公共制度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最有权威的分配[8], 则高等教育制度本质上是对高等教育领域中价值的权威性控制。高等教育权益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平理性的缺失, 在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没能完全实现“合理性跨越”。解决高等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 在于通过制度保障将高等教育的公平理性“公共化”。

1. 形成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机制, 推进高等教育权益的区域公平。

高等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权益倾斜。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高等教育公平不再只是数量和形式的问题, 质量已成为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新诉求, 这一新变化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评估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的根本方法是, 使用科学的制度安排保障基本教育资源, 同时积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 不断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注入新的活力。具体而言:一是在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 继续推进省部共建大学和对口支援工作, 坚持优质教育辐射与自身教育改进并举, 改善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区域差距, 切实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坚持适度倾斜、弱势补偿原则, 用整体思维去观照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跨区域高等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和互惠的发展关系, 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举, 完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与缩小差异同步, 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保障每个公民的高等教育权利。三是重视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为契机, 以优化政策和机制为根本,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着重扩大农村优质教育资源, 逐渐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 推进城市和农村教育一体化进程。

2. 形成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有效机制, 实现高等教育权益自由性和选择性。

多样化是植根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属性。伯顿·克拉克认为, 如果高等院校各具特色, 而不是被呆板地纳入一个大而统的体系, 高等教育就能够最有效地体现公平精神[9]。同质化、统一化的高等教育并不符合教育自由的理念, 也不能确保高等教育公平。自由理念和高等教育公平的重心在于尊重个体人的选择, 鼓励个体充分开发潜能, 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应以公民教育权利的实现为核心,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不同的高等教育选择机会, 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 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由选拔向选择的过渡, 保障高等教育机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衡量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是否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标准, 取决于我们能否同时启动大众与精英两种高等教育体系, 并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逐步形成在优秀与平等的双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机制———既能坚持基于学生智能的选优政策, 又能避免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歧视[10]。这既是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提高办学效益的必然选择, 也是满足广大学生按照个人的资质、条件、兴趣和意愿自由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和方式, 更是实现我国现阶段教育公平的迫切要求。

3. 形成均衡录取率的招生制度, 优化高等教育权益的微观配置。

当前, 高等教育权益的区域差异是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关注的焦点, 而高考录取率的省际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的分布状态和高考录取制度。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还比较明显, 国家要通过政策调控尽可能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 尽可能地实现不同省域录取率的均衡。我国高等学校按照隶属关系可以分为中央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中央部委属高校一般由中央财政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参与共建,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招生等环节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和限制, 从而使高考招生名额的配置向地方倾斜。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调控措施限制这一类高校在其所在地的招生比例, 进而均衡中央部委属高校在各省的招生计划, 甚至实现向高等教育薄弱的省份倾斜, 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均衡。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招生的主力, 其办学特点是财政来源于地方政府、更多地依附于地方行政控制, 这就必然导致了地方高校的招生以本地生源为主。对此,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各种措施积极鼓励地方高校增加在外省的招生比例, 如由国家出资鼓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省 (市) 把招生指标适当分配给部分中西部地区, 切实提高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益。

4. 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保障高等教育权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高等教育公平体现了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内在逻辑, 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 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 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我国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是一项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并兼顾城乡和区域统筹的制度设计。一方面, 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 通过政策和制度规范高等教育公平运行, 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维护社会公平等基本职责, 通过创新机制、变革观念、加强法制建设等真正落实高等教育公平。另一方面, 各级政府应积极寻求一种全面合理的高等教育补偿方式, 着力构建以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资源配置公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公平保障体系和各级各类助学体系, 使所有的弱势群体子女都能公平地得到补偿的机会。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制定高等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 尤其要在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上推出新的举措, 取得新的效果[11], 力争在构筑基础教育底线公平的基础上, 有序提升高等教育权益与高等教育公平, 最终建成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的、相对完善和公平的高等教育体系。

摘要：在追求和谐平等的社会, 高等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公正的基础和国家核心价值的优先选择, 它根植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中, 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与内涵发展的价值指向和内在要求。处在变革和转型中的我国高等教育, 其公平问题本身就是错综复杂、多元多样的, 权益失衡是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之症结, 需要在改革实践中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以不断实现高等教育权益的均衡, 将高等教育的公平理性“公共化”。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教育权益,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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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9

一、“政治中立”理念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正如上文所述, 政治中立理念及其制度的构建本来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 这个理念的提出及其制度上的安排, 还是对高等学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中立理念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独立发展

政治中立观念和制度设计最早产生于英国, 后又被移植到美国 (美国的移植不是简单的移植, 而是带有美国价值观的改造性移植) , 然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而延续至今, 其本意是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持中立的政治态度, 即完全依照行政工作自身的规律和程序, 独立履行行政职责而不受执政政党意志的支配, 对每个政党 (无论是执政, 还是在野) 的政治理念都保持远离、不参与和缄默的态度。

发源于中世纪的西方高等学校自产生的第一天起就秉持自主、自由的办学理念, 为此, 这些高等学校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在教会的神权和国王的世俗政权的狭缝中寻求生存的空间。正是大学的这种极力追求自主和独立, 使得欧洲和北美的近代大学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教会、王权、甚至商业这些广义上的“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 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能抽身于政治之外, 才能尽可能少地受政治影响和干预, 才能保持政治中立并由此成为欧美国家高等学校发展的基本传统。凭借着这个传统, 几百年来, 世界高等教育始终围绕着欧美这个中心在转圈———由意大利、法国经英国到德国, 现在来到了美国 (北美) 。当今世界, 高等教育强国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 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吗?

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 高等学校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学术理念受到牵制, 学校自主办学、独立办学的制度受到干预, 高等学校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政府讨价还价、长期博弈。当然, 高等学校主动介入政治活动也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内获得一定的办学资源, 但是, 长期看来往往得不偿失。所以, “政治中立”理念对于高等学校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使得高等学校摆脱党派的政治及其力量的左右而超然于政治之外, 去除党派的政治偏见和由政治导致的功利倾向, 这样高等学校就可以循着真理精神, 专心、独立、自由地去探求科学规律。

(二) 政治中立的制度设计保障了高等教育自主发展

政治中立不仅从观念上影响高等学校的发展, 而且也通过其设计的制度影响高等学校的发展。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政治中立不仅是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制度设计。1701年《王位继承法》颁布后不久, 规定“政府各部门除少数高级官员外, 不许参加党派的政治活动。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法规一方面限制和削弱了国王的权力, 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文官政治中立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1853年, 诺斯科特和屈威廉又提出了《关于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所录用的文官‘在政党政治之下, 必须以非党派作为第一要求, 必须采取中立立场’。这就是说, 文官对政党必须是公正超然的, 不得参加任何党派之争和各种政治活动, 文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政治问题保持缄默、忠诚地为执政的政府服务”[1]。

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及其制度的设计随后被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所效仿, “二战”以后又被日本、韩国所效仿而变成这些国家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如今,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管理制度中采用了这种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本是西方政治智慧在制度上将政治与行政二分后的结果之一, 政治中立制度原本与高等学校之间并无直接关系, 它只是资产阶级政党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而设计的一种国家管理制度。然而, 由于在部分国家, 如法国、日本、韩国高校教师被划为公务员并制定了各自的公务员法, 这就使得高校教师被纳入到这些国家的公务员法律范畴之内, 客观上, 高校教师也要遵守这些公务员法律。依据这些国家的公务员法律, 高校教师也应该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保持政治中立, 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应该利用自己所在大学的名义和教学、科研工作之便发表支持某个政党的言论。美国的高校教师不属于公务员, 虽然没有类似于公务员法律之类的规定对于高校教师提出政治中立的要求, 但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 本身就具有学校自治和独立的传统, 所以很多学校在章程和教师手册之类的文件中还是要求教师保持政治中立, 要严格区分个体与学校的关系, 对于高校教师发表政治言论也是有诸多限制的。

政治中立制度及其相关法律的制定, 使得高校教师拥有了远离政治和政党之间政治纷争的权利, 从而获得了研究学术、探究真理的“清净的环境”;另一方面, 由于超越了政治和政党之见, 高校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也更加客观、冷静, 这无疑是促进学术发展和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最好保障。“许多人认为, 学术自由赋予自由权利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相应的责任。人们要求那些受委托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者应负有特别的义务, 即在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中要献身于真理和客观。”[2]美国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Altbach) 认为, “学术与政治不应当纠缠在一起。大学不是政治机构, 那些潜心于学术事业的人需要认识到学术生存取决于他们对政治保持合适距离的能力。”[2]政治中立原则也对那些具有政治热情的教师起到了约束和限制作用, 使得高校教师在对待政治和政党问题采取更加审慎和客观的态度。

二、学术中立、价值中立理念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与上述政治中立相关的理念便是学术中立和价值中立, 虽然这些概念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很大的区别, 但却有着许多内在的联系, 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学术中立、价值中立也是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 尽管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体系。

(一) 学术中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学术中立”首先是指学者 (这里主要指在高等学校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与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去主动参与这些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中立原则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和要求不尽一致。在德国, 许多大学教师都希望学生相信并接受他们的观点。而“美国大学教师在课堂中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对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保持中立, 更不能对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随意发表言论”[3]。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 (Charles William Eliot) 教授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曾经说过:“大学必须是自由的, 保持中立是大学获得自由的重要因素。教师的责任不是为学生解决哲学或政治学中的争端, 也不是向学生推荐、灌输任何观点, 而是尽量客观地阐释各种观点, 让学生了解人们对问题的各种看法。”[3]这与德国大学对教授的要求虽然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其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则是一致的, 那就是为了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 使得教授们能够有一个相对宽松和安静的学术环境。学术中立思想和实践在美国大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 学术中立原则在美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保持学术中立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高等教育一旦放弃学术中立原则而与社会关系过于密切, 则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降低学术要求, 最终受到损害的仍然是高等学校自身。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 高等学校因为经费的困难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部分学校和教师为了获得较为宽裕的科研经费不得不放弃“学术中立”的原则, 一味地追求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出现了不端行为和短期效应。美国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和高等教育专家德里克·博克 (Derek Bok) 发现了这种倾向, 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说:“学术自由在现代社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困境。这些危险是大学教学人员和大学外部世界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所直接造成的结果, 在追求真理的圣殿里已处处充满‘冒牌的学者’, 他们在‘从事着虚假的创造性的工作’, 教师成为地道的‘圣殿行骗者’。”[4]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博克认为既不能将大学与社会截然隔离, 也不能让社会支配大学使大学成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更不应该成为某个政党的喉舌。为此, 博克认为, 大学应该把专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相结合。“大学通过做出惟其所能的贡献, 有责任和义务服务于社会。在履行此项责任时, 任何相关人士都必须设法考虑到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学术自由权利的维护, 高学术水平的维持, 学术事业免受外界的干涉, 受大学影响的个人权利、合法利益不遭损害, 以及满足从充满活力的大学所提供的知识服务中获益的那些人的需求等。”[5]那些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学术中立原则指导下, 大都能够比较合理地处理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

(二) 价值中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价值中立”是一个与学术中立概念关系极为密切的概念, 正因为如此,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对它们做严格的区分, 有时将它们并列使用。“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立场。……就‘价值中立’的概念来说, 他的努力在于, 避开具体的实践的个人, 就认识事实真理进行研究时应该坚持的立场、态度、方法。”[6]通常“价值中立”强调了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 价值中立要求大学教师不要将政治观念和个人信仰等因素带进教学和科研活动过程中来, 避免这些观念和信仰影响或主导着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使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能够尊重规律、不偏不倚地探索真理。另一方面, 价值中立也要求大学教师不能利用自己的讲坛向学生灌输自己个人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宗教信仰。

三、政治中立理念下的高等学校制度建设

无论是政治中立还是学术中立、价值中立, 其核心内容都是要解决大学与政治、政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大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学与政治关系历来十分复杂而难于处理, 合理处理好大学与政治关系, 使大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受政党的意志控制而成为政党和社会的工具, 不是仅仅依靠大学或大学教师的努力就能解决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法治国家, 这些国家在大学的政治中立过程中通常采用立法的方式, 让大学能够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则, 促进大学按照自身规律和诉求进行发展。

(一) 美国高等学校政治中立的法律制度

政治中立与终身任职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教师, 没有任职的终身作保障, 任何人都难以做到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因为政治总是与利益和资源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在很多时候, 与政治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往往可以获得某种直接利益 (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 。因此, 1883年至1940年, 美国国会先后通过的《文官制度法》 (即《彭德尔顿法》) 、《哈奇法》和《第二哈奇法》等三部法律对于高等学校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终身制度的确立和高校自主确立教师职务制度的可能性。

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看, 政治中立是基本原则和立法的指导思想、基础, 而终身制度则是在立法后实现的一种制度设计;但是, 一旦这种制度设计确定后, 又会对政治中立原则的坚持起到支持和促进作用。这在美国社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上述法律所确定的终身制度, 转变了人们长期奉行的任期制度, 让人们看到终身制度在某些领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由此看来, 终身制度的确立给大学教师的终身制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启示意义。从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中, 我们发现, 美国高校教师终身制度最早文献是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学院协会所发表的声明, 该声明中的第四条要求:“作为保护教授学术自由的手段, 教授的终身任期须有明确的程序。大学教师在经过最长不超过7年的试用期后, 经学术同行评议即可享有永久或继续任职的资格。”[7]高校教师终身制度的确立为他们坚持政治中立原则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这对美国高等学校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高等学校教师终身制度的建立不仅确立了高等学校的政治中立原则, 同时也事实上确立了高等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利, 为高等学校提供了自由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 在美国“大学被看作是公众的财产, 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任何把大学当作私人财产的行为, 或者把大学同某种特定的信仰或思想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行为, 以及使大学屈服于某个阶级、党派或政党的利益的行为, 都违反了公众的信任, 都将遭到公众的反对和抵制。如果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大学所实行的任何政策, 都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大学重视公众的意愿, 有利于美国大学关注公众的需要和利益, 加强大学与社会、公众的沟通, 争取社会和公众对大学的支持。”[3]这一切都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 法国高等学校政治中立的法律制度

1968年5月, 由巴黎大学开始爆发了当时震惊世界的以反对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集权管理为核心学生运动, 史称“五月风暴”。法国政府虽然最后平息了这个风暴, 但是迫于高等教育界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 使高等教育机构真正成为独立自治的法人, 这次高等教育改革实施的基本原则是:自治、参与、多学科。

1968年11月12日通过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 (1968年11月12日第68-978号法, 又称富尔法案) 对于政治中立原则在高等学校中的贯彻做了许多规定。例如, 该法的第1条就规定, “大学应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保障, 使他们能在思考和精神创造所必需的独立和从容的条件下, 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第34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行使其教学职责和进行研究活动时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和充分的言论自由。”第35条“教学和科学研究要求知识的客观性和能容纳各种意见, 它们不能被各种形式的宣传介入, 应置身于各种政治或经济影响之外。”

继承《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基本思想, 1984年的法国《高等教育法》 (1984年1月26日84-52号法, 又称《萨瓦里法》) 仍然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政治中立原则, 尊重高校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例如, 该法的第3条就指出, “公立高等教育是世俗的, 不受任何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它尊重知识的客观性, 尊重不同观点;它应为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发展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这些法律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法院所制定的法律, 共同维护了法国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及政治中立, 为法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 日本高等学校政治中立的法律制度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以后, 在政治体制上被迫接受美国的模式。在高等学校政治中立原则方面, 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定高等教育秉持政治中立。

除了日本宪法和日本公务员法对政治中立所作的规定之外, 日本的教育法律中对于高等教育保持政治中立原则也做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日本新《教育基本法》 (2006年12月22日法律第120号) 是在对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 (1947年法律第25号) 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该法的第8条“政治教育”第2款就规定“法定学校不得举行支持特定政党、反对特定政党、以及其他和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教育。”此外, 第2条规定, “教育为了实现其目的, 要尊重学术自由, ”第7条规定“大学作为学术的中心, 要在培养高度的教养和专业能力的同时, 通过深入探究真理, 创造新知识, 向社会广泛提供学术成果,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大学必须尊重自主性、自律性和其他大学在教育及研究上的特性”[8]。这些具体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中立原则的内涵, 也明确了高等学校在贯彻这个原则时应该如何执行的问题, 同时, 还从相关方面如自主性、自律性等角度来规范高校教师政治中立的行为。

(四) 韩国高等学校政治中立的法律制度

韩国在实施教育管理的过程中也很重视贯彻政治中立性原则的立法工作, 韩国在从宪法到教育法的过程中, 都很关注政治中立原则, 并有明确的规定。例如, 《大韩民国宪法》第31条第4款规定了“教育自主”和“教育政治中立”这两个原则。“教育的自主性”是指,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应由教育者自主地决定, 不受由教育行政建立的教育体制所左右。“教育的政治中立性”是指, 教育的本质不允许来自国家权力或政治、社会、宗教势力等的妨碍。韩国《教育法》第5条规定, “教育要遵从教育本质的目的来管理和实施, 而不应该被任何政治、党派及其他个人偏见的宣传所利用。”同时, 韩国也承认, 强调教育的“政治中立性”并不是不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相反, “要极大地重视对国民的政治教育, ”只不过是不允许为某个政党或团体所利用, 进行个人偏见的宣传。

此外,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通过法律或法令的形式, 要求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坚持政治中立的原则。在英国, 特许状中“反歧视条款主要规定在大学招生、教师提拔与任命、学位、文凭及证书授予过程中和任何特许状授予其实施的任何目标的过程中不应实施任何基于政治观点、年龄、肤色、残疾、民族、国籍、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倾向的歧视。”[9]政治中立规定赫然其中, 这对维护英国大学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 对于政治中立原则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政治中立”作为一种理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政治中立虽然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管理国家的原则, 但是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政治中立思想实际上在西方国家近代大学产生的时候, 已经通过学术自由的思想在践行着政治中立的理想。所以, 政治中立思想虽然最初是在政治领域提出来的, 但并不能说与高等教育没有内在联系。回顾世界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政治中立思想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色调, 可以说, 政治中立和学术自由就像孪生的兄妹一样始终在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扮演者特别重要的角色。而后, 又通过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将这个思想推向世界各地。今天, 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在探索政治中立和学术自由问题, 对这一理念的追问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政治中立”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可以保障高等教育独立自主的发展。政治中立转变为一种原则而进行制度设计时, 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就变得更加直接和明显。就目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政治中立制度的确立, 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高等教育如果距离政治太远可能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他们希望高等教育能够与政治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 高校教师应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更为主动地为国家政治和政党提供多种服务。学术争论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理论的假设和逻辑的推导, 政治中立原则及其制度设计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可能还会有长期的争论。结论究竟如何, 还需通过历史长期发展做进一步的检验。

3.“政治中立”原则的贯彻必须通过立法来实现。政治中立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在很多国家都经历许多曲折甚至是反复, 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治中立制度也在变化之中, 如果不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固化, 其发展有可能走向其反面, 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而阻碍政治中立原则的实现。美国和法国的经验表明, 必须要制定相关法律, 否则政治中立的制度就会变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 要保证高等教育秉持政治中立原则, 也同需要立法。所以, 从长远的角度看, 立法是政治中立原则得以贯彻的不二选择。

4.学术中立、价值中立是政治中立的重要补充, 是高校教师开展教学和研究的直接指导思想。与政治中立原则紧密相关的是学术中立和价值中立,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 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中直接面对的可能更多的是学术中立和价值中立。由于对于学术中立和价值中立内涵的理解不同, 各国高校教师在实际工作中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也不尽一致。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的关系问题, 过度考虑社会需要而放弃对规律和真理本源的追求, 可能会降低高等学校的科研水平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创新能力的蜕化。如果过度远离社会需要而将高等学校重新带回到象牙塔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同样也会使得高等学校失去创新的动力。如何把握这个度, 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有了像博克这样的教育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但是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我们会发现, 博克式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距离。

(黄明东,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湖北武汉430072;冯惠敏,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湖北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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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0

一、我国高等教育配置的现状

(一)注重规模发展,质量难以保障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无限性产生了高等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为了缓解高等教育市场供需的压力,国家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短短几年便由精英阶段发展到大众化阶段,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民办高校在发展的同时,不顾客观条件,不遵循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发展,学科结构安排不尽合理,不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降低了教育质量。

(二)不同层次的各高校之间发展不均衡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实施分层次办学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促进一批高水平大学迅速崛起,并在此基础上带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为此建设“21 1工程”、“985工程”,扶持北京大学等一批部属重点大学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对名牌高校、重点大学是大量的财政投入,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却备受冷落,这样不利于中国高教的均衡与协调发展,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形成了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马太效应”,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也与高校分层次办学的初衷严重背离。

(三)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间分布失衡,差异十分明显

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高校和重点名牌高校,而西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高校很少。高校布局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预想的高效率,相反,同类高校、同类专业在同一地区设置重复,造成大量的人、财、物的浪费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高校布点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太多的学校争资源、争生源,往往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生源质量的下降。而且,当地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有限,而大量的毕业生难以流向急需人才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一方面人才供大于求,造成人才降格使用的所谓“过度教育”现象,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供不应求,造成人才匮乏的“教育不足”现象。这都将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只能是教育的低效率。

二、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分析

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究竟选取哪种方式,如何平抑资源配置差别、教育公平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选择用政府来配置教育资源,还是选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产品属性是经济学中判断该产品是由政府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的主要理论依据。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具有公益性与非排他性的双重属性。教育的非排他性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办学格局,广泛吸引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运用市场法则及机制管理学校。因此,高等教育的办学与投资体制应采取一种市场与政府共同参与提供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

规范的市场行为是有利于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高等学校地位间差距的存在,是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它会构成一种外部的压力,推动各高校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因此,市场调节不失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我国高校间办学水平上的差异原本是体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并非经由市场的自然筛选,因此,暗含着先天的地位不平等。此外,客观上地区经济环境的优劣,又使不同地区的高校所面对的机会具有不可选择性,这就造成市场选择面前并不公平的高校间分化和地区间分化。正因为此,许多处境不利的高校会采取旧体制下的做法,来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如限制学术人员的流动等,反过来又损害了市场公平,进而影响了效率。所以,通过市场调节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我国目前不完全市场的背景下,可能要面对着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

由于市场机制挑战教育的公益性,因此维护教育的公益性,既是市场有限介入下教育外部资源以及教育内部资源占有主体间关系、利益和行为模式调整的主要内容,也是市场与高等教育制度融合的基点。在此基点上,对市场介入进行规制、规范和限制市场对教育公益性的挑战,促进市场机制与教育制度的融合,牢固确立教育的公益性,是政府的责任。资源配置视角下,以维护教育内部各资源占有主体的教育公益性为基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教育组织的发展为着力点,创造有效吸纳教育外部资源的政策环境,实施市场介入及与教育制度的融合,实现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和教育资源持续、有效利用,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内容。

三、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化

(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

我国民办高校起步较晚,在20纪初才开始出现,至今已粗具规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政府支持不到位。政府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规定在法律层面上落实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但它的颁布及实施并没有解决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待遇问题;在产权界定等敏感问题上,均回避了对投资人产权归属及退出机制的安排;在很多地区,民办教育没有真正纳入教育事业的整体规划当中,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政府对民办教育监管不力,缺位和越位管理现象突出,导致了民办教育的恶性竞争和盲目发展。

从内部情况看,学校规模偏小,办学的综合效益不高,不少院校办学经费紧张;产权不明晰,权利义务不明确,民办高校的发展缺乏持久动力;部分民办高校办学条件有待改进,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尚未全面建立起来;由于办学历史较短,民办院校专业与学科特色还不够突出,持续发展后劲比较薄弱,办学层次偏低;公办高校连续扩招,“名校办民校”、转制学校和独立学院发展迅速,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投资兴办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空间正在不断被挤压和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仍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对民办高等教育有利的教育制度配置

1. 构建教育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与市场都能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情况下,市场优先原则应首先得到尊重,因此必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地位。市场是公平的,民办高校组织只有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政府不一定要把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得那么清楚。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把选择权交给学生,从而使提供服务的机构能够对消费者的要求应对更加及时。

2.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公共管理体制。

要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微观管理领域退出来,主要提供教育政策和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民办高校的设置、评估等方面能够提供切实有效的权力、贵任、利益规则,为民办高校的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对教育服务的提供进行政府监督,促进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让投资者和消费者获得帕累托原则下的最优交换比率,就能赢得制度效率。政府则要给予民办高校更多的财政资助和倾斜性政策支持,对民办高校学生给予贷款、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支持其发展,以期民办高校在吸引大规模民间资本投资和充分利用信贷资金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和挖掘办学潜力,逐步提升办学层次和教育教学质量,进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以较小的成本谋取高等教育较大发展的目标,使我国高等教育得以持续稳步发展。

3. 明晰个人财产所有权,实现教育效率。

民办学校是面向市场的教育组织,其存在发展的前提是明晰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就政府对民办学校产权行为的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民办学校的组织机构及其行使财产权的行为作出一定的限制性规定,在保证民办高校公益性的前提下,其出资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也就是要在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获利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产权制度形成的稳定预期有利于民办学校产权主体从长远考虑进行决策,从而避免短期化行为;逐步让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能够同时获得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就会形成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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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克荫.民办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环境和配置机制[J].民办教育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