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维稳

社会维稳（精选八篇）

社会维稳 篇1

1 基层社会维稳工作的不和谐因素

(1) 矛盾纠纷类不和谐因素包括:

①一般民事纠纷:指社区居民之间或基层单位之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生的矛盾纠纷;

②劳动关系纠纷: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因劳动关系引发的各类争议纠纷;

③房屋租赁纠纷:指出租方与承租方之间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引发的争议纠纷;

④房地产纠纷:指房地产开发、买卖、转让等过程中引发的纠纷;

⑤物业管理纠纷:指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业主三者之间在物业管理过程中引发的纠纷;

⑥行政纠纷:因政府或部门的行政行为违法、不当等导致管理部门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⑦涉法涉诉纠纷:指原告和被告之间由于司法调解、仲裁、判决和执行引发的矛盾纠纷;

⑧城市规划建设纠纷:指市政建设、环境综合整理以及征地拆迁补偿等过程中引发的纠纷;

⑨农城化集体企业纠纷:指农城化股份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引发的纠纷;

⑩其他矛盾纠纷。

(2) 问题隐患类不和谐因素包括:

①治安隐患:指违反法律法规, 可能引发治安、刑事案件或者治安灾害事故的情形, 如黄、赌、毒、黑以及“重点”人员等;

②安全生产隐患:包括生产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隐患、交通安全隐患等;

③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指食品、药品在加工、流通、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可能造成食品、药品安全时间的危险源、危险区域、安全隐患或不稳定因素;

④城管隐患:包括“三防”、森林防火、动植物防疫、危房、危险边坡等各类隐患;

⑤生态环境问题:指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认为破坏等原因而产生的环境脏乱差、绿化破坏、市政环卫设施隐患等各类问题;

⑥无照经营问题:指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⑦违建问题:是指未经规划土地主管部门批准, 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许可证, 擅自建筑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行为;

⑧城市“六乱”问题:泛指乱扔吐、乱堆放、乱摆卖、乱拉挂、乱张贴、乱搭建等违反市容市貌管理规定的行为;

⑨其他综合执法涉及问题;

⑩其他问题隐患。

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以上隐患, 基层政府部门要彻底改变以管理保稳定的思路, 更多地从企业和社会的需求出发, 急企业之所急, 谋社会之所谋, 以服务促维稳。

2 基层社会维稳工作的具体措施——“三强化、三转变”

2.1 强化服务流程, 实现从“繁杂模糊”到“精简清晰”的转变

(1) 明确流程中的职责。

明确各个流程环节的职能, 将维稳的各项工作流程落实到责任人。以矛盾纠纷处置工作方案为例, 一是细化工作流程, 明确具体工作步骤, 适当简化报告审批程序, 使维稳工作信息能够得到快速、有效传递, 指示能够得到迅速落实。二是按照职能相近、便于处理的原则, 将主要矛盾按不同性质划分为不同类型, 制定不同的预案, 承包给相应科室 (部门) , 限时解决。

(2) 建立流程管理制度。

建立条专到底、块统到位、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综合统一管理维稳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度, 全面强化维稳责任。切实强化“一把手”责任, 建立以各级“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各级“一把手”作为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对涉稳重大问题要亲自决策、具体调度、组织化解。要切实强化条块责任, 建立一种条块合理分工和多方协作的维稳责任机制,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联系谁

负责、谁的人谁负责、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 合理划分条块责任, 形成各级部门与企业的联动。

2.2 强化信息服务, 实现从“分散单一”到“集中共享”的转变

(1) 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信息员队伍。一是建立起一支包括社区工作站人员、辖区警、人民调解员、治安联防队员、出租屋协管员、民兵预备役和工青妇群团组织的信息员队伍, 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 进行相关维稳信息的采集工作。二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维稳信息员队伍。首先是在工业区管理处建立维稳综治工作机构, 配备“三员”:维稳综治联络员, 负责与社区工作站和街道办事处的联系;纠纷调解员, 配合社区或街道对工业区内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安全信息员, 定期开展企业矛盾纠纷与安全生产排查并及时上报。其次是在50人以上的企业内设置联络员, 由企业指定专人负责, 主要负责企业内部矛盾纠纷预警, 发现纠纷苗头时及时告知所属网格管理员。

(2) 建立信息流动与共享的平台, 推动维稳与街道有关科室、社区企业等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数字化信息平台, 做到信息报送、分发自动化, 提高处置反应速度, 减少人为失误。进行以应急指挥中心为主体的数字化信息平台的建设, 把街道各项主要工作均集成到数字平台运转。首先是实现计生、出租屋、安监等信息的集成化、数字化采集系统, 实现一次上户, 多项采集, 既可以大大减少重复上门和数据录入工作量, 又可以有效提高数据采集的规范性, 提高社区工作效率。

3 强化企业服务, 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1) 开展好“法律进企业”活动, 重点开展好维护企业稳定的法制宣传工作, 一方面教育企业依法保障企业员工权利, 一方面要教育企业员工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维权, 双方共进, 维护企业稳定。街道司法所每年初制定相关的活动计划, 定期深入企业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在宣传内容上, 坚持“四个贴近”:一是贴近企业主和员工的思想实际, 提高法制宣传的针对性;二是贴近企业主和员工的文化实际, 提高法制宣传的参与性;三是贴近企业主和员工生活实际, 提高法制宣传的渗透性。

(2) 推动企业工会建设, 充分发挥工会维权职责。一是要加强宣传, 让企业真正了解工会的职责与作用, 让企业真正认识到维权和企业利益的内在统一性, 没有维护职工权益就没有企业的稳定, 没有稳定企业就难以实现发展,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觉自愿的建立工会。二是街道总工会加强对工会相关人员的培训, 认真落实工会的各项制度, 通过帮助工人签订合同、寻找法律援助等途径, 引导企业工人依法科学维权, 防止过激行为的出现。

(3) 加大治安巡防力度, 为工人和群众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针对社区交界处治安相对薄弱的情况, 有针对性的加强电子监控系统的建设和治安巡逻力度, 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有效减少各类偷窃、抢夺等行为, 确保社区的治安。

摘要：针对基层社会维稳工作的特点及不和谐因素的特性, 创新提出“一格四员”维稳工作模式, 目的在于通过网格化管理, 细化并明确网格责任, 把一切不和谐因素消化在基层, 推动分散式、粗放式、应急式管理向集成化、精细化和常态长效管理的切实转变。并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与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窗口, 对维稳综治、信访和应急等力量进行有机整合, 实行合署办公, 实现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监督落实的“四个一”运作方式, 建立街道办事处“大综治”一体化工作平台。

关键词：和谐社会,维稳工作,一格四员

参考文献

[1]W.钱.金, 勒妮.莫博涅.蓝海战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创新维稳机制 社会治安社会治 篇2

——坦坪乡创新民调工作纪实

调解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现出了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荣称为“东方经验”。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人民调解，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2010年5月，国务院第1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人民调解法(草案)。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第一次审议了人民调解法(草案)，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第二次审议通过了人民调解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三十四号主席令公布。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将正式施行。人民调解法的颁布施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对人民调解工作高度重视。

2010年1月13日，在坦坪乡会议室正式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中13名坦坪籍的社会知名人士每人均领取到一份由乡人民调解委员会颁发的综治调解志愿者得聘书，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义务协助乡党委政府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其目的是整合这种社会的优势力量，把他们吸纳到社会稳定工作的队伍中来，较好的顺应了案件、矛盾纠纷群体寻求除政法、政权机构力量以外的群

体介入调解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和案件的需求。

一、创新维稳机制社会治安社会治的重大意义

坦坪乡乡域面积广，人口众多，民情复杂，各类矛盾纠纷容易突发，导致一直来基层维稳压力较大，存在疲于应对的被动局面。为此，乡政法委审时度势，在2010年1月13日率先在全县成立了综治调解志愿者委员会，此委员会成立不失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项创举，一是顺应了社情民意的需要。纷繁复杂的社会面需要和需求一批“威望高”、“思路宽”、“路子好”的调解志愿者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来共化矛盾纠纷，符合“从哪里生，由哪里了”的哲理，是充分实现社会治安社会治的维稳管理机制，自而形成“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二是引导社会力量的需要。把这些分布在社会各行业，乡域各主要姓氏的优势力量引导到为基层政权、司法机构服务基层的工作上来，变曾经被视为基层稳定的负面力量为基层稳定工作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面的控制压力。三是进一步健全、壮大基层维稳网络的需要。把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的有识之士通过引导吸纳进基层维稳队伍，积极参加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可充分的缓解基层维稳的压力。只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确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优

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社会和谐。

二、创新维稳机制社会治安社会治的基本要求

鉴于综治志愿者身份特殊性，乡党委、政府明确要求其要以构建平安坦坪、维护坦坪稳定为首要任务，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综治调解工作方针。一是健全机制，全面调度。每月必召开一次由综治调解志愿者、各村调解主任、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参加的综治工作例会，由综治调解志愿者和各村综治调解主任写出每月的工作小结，在会上进行月结汇报，交流经验。同时制定了隐患限时处置制度，小隐患即时处置，较大隐患即时报告、及早处置。二是加强学习，强化素质。有目的的组织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案件的分析调研。由司法所负责人收集和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使其进一步的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乡政法组负责通报每月的各类案件及矛盾纠纷的案情及调处情况，针对疑难、复杂案件大家共同探讨、商议处决意见，增进处置各类矛盾纠纷的经验。三是加强指导，适时督导。把所聘请成员视为社会稳定工作的“触觉”，为促使“触觉”能在全乡各行业、各领域延伸得更深、更广，乡政法委不定时督导13位综治调解志愿者开展排查、研究、分析各类人民内部矛盾，积极调处民间纠纷，预防矛盾激化，狠抓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指导调解志愿者扩宽调解领域和范围。

三、创新维稳机制社会治安社会治的现实成效

案例一：坦坪乡石富冲村黄雄军因去年在广东打工与本乡雷村郑军雄产生口角受了一定的怨气意图报复，趁2010年3月31日回家扫墓之际，纠集自己家族30余人，手持器械到雷村将郑军雄家房屋砸毁，并用狗血淋在其父的遗像上实施诅咒，其行为令人发指，社会影响极为恶劣。郑家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乡派出所迅速介入侦破此案，查明了此案的真相，将黄雄军一伙人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乡党委政府从稳定的大局出发，为了此案的处理尽量不留后患，一方面及时安定好双方家人及所属村的干部的情绪，不使纠纷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乡调解委员会在本辖区聘请的综治调解志愿者李三毛和李四禾协同乡政法组领导着手此案的调解工作，组织当事人双方及其亲属进行了多个回合的精心调解工作，最后双方权衡利弊，握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肇事方一次性赔偿受害方9.7万元，并主动向受害方赔礼道歉。同时为使此案能全面处理到位，乡政法组的同志通过亲属对其进行法律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促使已被上网追逃的黄雄军于4月29日到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为此，这件近年来坦坪乡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仅仅用时一个月得到了圆满、妥善的处理。

案例二：2010年9月25日，罗贤义收到了补偿款5000元，布

满皱纹脸皮浮现出了沟壑的微笑。2010年5月3日，坦坪乡罗村罗贤福道听同村罗贤义对其儿子有不当言语，气上心头，赶赴罗贤义家论理。双方互不先让，并大打出手。推搡中，罗贤义旧伤再次被伤，随即送往医院治疗，共花去诊疗费用1.8万元。如此，才有了开头的完结一幕。坦坪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接悉村干的汇报后，速向村干及群众了解情况，知晓双方是同堂兄弟，年龄相差无几均为61岁。同时召集双方外家亲戚综治调解志愿者李元生分别对双方进行调查讯问调处。一是站在亲情的角度。剖析“血浓于水”的关系，让其转变观念，整合亲情资源，使其重视亲情的重要性，为调解铺基础；二是依照口供及现场观摩。据实，各方均有人身侵权的行为，理当互担民事责任。但考虑罗贤义作为言语不当一方，且身负旧伤，应承担自身诊疗费用的主要责任，而罗贤福作为侵权一方，虽自有损失，基于“串门”之前提，应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工作人员听了双方各自合理主张后，抓住矛盾关键点，达成一次性调解赔偿协议，由罗贤福一次性补偿罗贤义5000元整，作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误工费和营养费的补偿。当赔偿款到位之后，当事双方喜笑言开，握手言和，亲情依旧。综治调解志愿者李元生还接受双方当时人家属的热烈宴请。

案例三：2010年5月26日，托山村李贤福在权属地块建造宅基地时，与邻居李本洪产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受伤。坦坪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后，协同本村籍的综治调解志愿者李桐生一起到现场，用皮尺当着当事人的面量好尺寸，并耐心调处讲析，明确权利义务，达成一致协议：

一、李本洪与李贤福房屋相邻之0.6米走道属公共区域，双方当事人均无权独自占有；

二、李本洪与李贤福在各自房屋的侧对墙均不得留出入门，如已留出入门用砖砌实封严；三是李贤福一次性补偿给李本洪医疗费等费用11800元整。

案例四：2010年10月27日下午5时许，坦坪乡秀溪工业园鑫瑞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将40.807万元赔偿款交付给秀溪村民李和翠手中，自此，发生于26日的刘天成工伤死亡事故终拉下帷幕。

10月26日晚8时许，死者刘天成在鑫瑞公司生产车间工作的时，不慎被台阶上陨落的细碎矿石砸住头部，当场昏迷。厂方知悉，速将刘天成送往医院治疗，因伤势严重，最终于晚11时许医治无效身亡。死者家属得知哀讯，悲痛万分，情绪昂涨，意欲向企业一方讨说法，并强烈要求厂方赔偿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费用60万元。坦坪乡政法组、乡安监站工作人员接报后，深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火速召集综治调解员刘焕喜组建专案协调小组深入鑫瑞企业及死者家属中，细心摸排调查，得知了事件的大致轮廓，进而为调解打下坚实基础。

调解工作需讲求“及时、果断、稳妥”，乡政法工作人员一刻不松懈，为彻底扭转当事双方的僵持对立局面，召集双方中的重点人物对立“公堂”，互谈想法，拟定协调意见。最终经工作人员对当事双方稳控劝导，达成一致和解意见：

1、企业方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及丧葬等费用40.807万元整；

2、死者家属签收赔偿款后保证不在向企业方索要其它任何费用及追究任何责任。

案例五：2011年1月7日13时许，家住坦坪乡石富冲村的廖被先驾驶机动车行驶于本村小学附近时，不慎撞倒本村一名5岁儿童，致儿童受重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肇事者在事发第一时间向嘉禾县交警大队报案自首，交警部门迅速将肇事者和车辆控制、扣押。死者家属廖石军得知事故哀讯悲痛万分，含着泪向坦坪乡政法工作组人员报案，坦坪乡政法工作组接报案即刻稳控家属情绪的同时，对当事人立卷调查，并走访嘉禾县交警大队查询事故原因的真实档案资料。

1月11日下午，坦坪乡政法组工作人员组织综治调解志愿者廖泽源，召集当事双方家属一起到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协商调和。

调和前期，政法工作人员告知死者家属廖石军两条调解意见：

1、当事双方和解，不另生其他任何争端；

2、交通事故走正规程序，肇事者依法依规处理。死者家属廖石军思虑双方当事人既是同村、同姓氏，又是邻里间，主动选择了第一调解意见。经综治调解志愿者廖泽源，交警大队警官协同调解下，肇事者方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廖被先死亡赔偿金、安葬费和精神抚慰金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15.7万元。协议履行完毕，死者家属廖石军自愿放弃追究肇事者廖某某刑事、民事法律责任。

去年整一年间，所聘请的调解志愿者协助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和案件46起，其中较大矛盾纠纷和案件达32起，促成刑事和解3起，排除较大社会隐患18件，案件、纠纷参与调结率达到80%以上，重大、疑难、反复的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8%，成功解决了一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久调不结”的社会矛盾积案。

四、创新维稳机制社会治安社会治的的未来展望

“创业容易，守业难”，管理企业是这样，管理综治队伍亦然。社会稳定工作不怕出事，就怕出了事不能了事。如何以人为本，发力社会稳定事业是谋求基层维稳长效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巩固社会稳定成果，乡党委政府号召所聘任的调解志愿者和全乡干群一道努力做到了 “三个把握”、“四个警惕”。三个把握：一是全面把握

调解的本质和特征。人民调解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自治性、群众性、民间性。其工作原则一是“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是“不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三是“尊重当事人权利”。二是全面把握调解组织和综治调解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拓宽调解员选聘渠道，完善推选方式，明确选聘条件，不断提高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水平。三是全面把握调解基础性地位。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调解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灵活便捷，不伤和气等特点，具有突出政治优势、社会优势，在解决纠纷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现行人民调解法建立了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处理民间纠纷中的优势和作用，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行政、司法渠道之前，通过人民调解得到及时化解，避免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使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四个警惕：一是高度警惕，不让已处置好的矛盾纠纷和案件反弹。时刻关注此类矛盾纠纷和案件相关人员的思想动态，发现苗头，及时介入，再次稳控，消除顾虑，消除隐患。二是高度警惕，不让自己队伍中的成员惹事。随时与成员保持联系和交流，通过沟通了解信息，通过信息的研判把握队伍成员的思想，规范其行为。三是高度警惕，不让经济发展环境

埃及:世俗崛起维稳社会 篇3

候选人及政纲（埃及大选，先选政党再由政党推选总统）：

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原教旨派的中间路线，低调温和，主张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

沙拉菲教派（努尔党）：比兄弟会更保守，主张教法治国

选战传真：

埃及选民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选举表现踊跃、积极，第一轮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2%，第二阶段更达到惊人的67%。

自去年3月中旬至11月中旬，埃及政治过渡进程之所以进两步、退一步，和埃及群众基础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兄弟会态度不明朗有很大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兄弟会总体上保持低调和温和姿态，将侧重点放在打消埃及公众和选民对兄弟会上台的疑虑上，在政治博弈的前台则显得小心翼翼。

去年11月22日，在“广场派”联合自由派掀起“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兄弟会应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之邀，参加了协商对话，并随即公开表明了“支持如期选举”、“支持正常过渡”的立场，兄弟会立场的明朗化，让原本声势尚可的“广场斗争”在几天内便被实际上边缘化，两轮立法选举投票期间，更出现了投票站大排长龙，而解放广场人迹寥寥的场面。

在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解散、军方仅通过保留指定席位拥有新两院象征性发言权的背景下，只有原教旨派别拥有覆盖全国城乡的基层群众组织和动员能力，在已进行的选举中，兄弟会派出大量人手，挨家挨户动员选民投票，还不厌其烦地为选民讲解投票规则，参加投票站义工服务，这对于普选还是“新生事物”，许多人连政党和候选人都认不全（立法选举候选人超过4000人，政党多达35个，大多数是刚成立的）的埃及，其能量不言自明。

对于自由派而言，目前的局势可谓十分难熬：参选固然是选不过，抵制选举也同样应者寥寥，几个代表性人物，巴拉迪异想天开的“毛遂自荐”已成南柯一梦，穆萨屡受挫折后已转趋低调，而被《时代》周刊誉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自由派电信业巨子萨维里斯，却在埃及被讥讽为“没什么影响力”。在选举问题上他们错估了形势，基层组织和群众影响力的匮乏，又让他们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不得不每每把走上政治中心舞台的希望，寄托在过渡政府提前解散，自己被各派推出“临时维持”上，且不说概率渺茫，即便真有这一天，也注定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至于总是抱怨“上街的是我们，上台的是别人”的“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恐怕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的埃及，总是“上街”已越来越吃不消了。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穆巴拉克倒台前后，埃及15~29岁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女性31.7%），而“革命”后的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数据不降反升，达到20.4%。埃及中央统计局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2月“尼罗河革命”至2011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企业倒闭，经济支柱、占GDP总额一成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广场派”在近1年的时间里，并未能证明自己胜任“上台”，甚至当兄弟会“拆伙”后，他们是否胜任“上街”都是疑问。

从目前已产生的结果看，埃及人似乎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务实主义投票态度，即在被他们认为“较靠得住”的原教旨候选人和“较靠不住”的自由派候选人间选择前者，但当出现两名原教旨候选人对决的决选情况时，他们则会选择较温和、较不那么“怕人”的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而放弃更原教旨一些的努尔党候选人。如在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决选中，自由与正义党获得60个决选中的40席胜利，努尔党只赢了13席，在自由与正义党和努尔党的“二选一”中，后者仅赢了9场，胜率不足20%。

这一结果实际上表明，4200万埃及选民所要选择的并非原教旨主义或教法治国，而是安定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熟悉且足以信赖的政党、政治家，以此为标准，让温和的兄弟会上台，是“最不坏的选择”——在目前的局势下，恐怕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选后影响：

可望如期过渡，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北非的动荡情绪会起到镇静剂作用。

畅通社会流动机制是最好的维稳 篇4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却有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中下层群众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减少。有研究表明，2000年后，受教育程度是获得初次就业职业的最主要因素，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则对本人现职获得有着显著影响。在控制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教育开始更多地受到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这些都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雏形显现后，居于上层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阶层传递现象，而对人们向上流动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再次面临公平性的挑战。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定型化取向，社会流动缩减的趋势已经出现。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既有自致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流动不畅，却主要源于制度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财富代际传递造成起点不平等;社会资源分配市场化倾向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行政体制改革中未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优势阶层借助权力寻租制约社会流动通道;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成员的身份标签未彻底取消，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不足。

鉴于此，畅通向上社会流动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首先，提高认识，推动全社会对社会流动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从而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社会流动。

其次，加快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分配比例，大力提升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拓展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源和渠道;同时，科学设计并实施针对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制度，提高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通过二次收入分配来逐步减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再次，推行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承担责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基本公共服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反对腐败，阻断优势群体间的结盟;同时，促进社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流动提供更多机会。

创建维稳协会 构建社会和谐 篇5

构建和谐乡镇

文家市镇地处湘赣两省边界，是秋收起义会师胜地。84年前的秋收霹雳一声暴动，冲破暮霭，拉开了中国工农革命的伟大序幕。在文家市镇的精神注脚里，历史赋予了革故鼎新的动力因子，同时也铬下了民风强悍的人文印记。2000年，为有效淳化民风，加强社会管理，我镇大胆创新，在全市率先探索建立乡镇维稳协会，开启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的先河。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维稳协会作为统筹发展、科学发展的具体抓手，以党建把握方向，以时代精神丰富内涵，为实现经济发展，构建和谐乡镇，奠定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10年来，镇维稳协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共有会员468名，协会小组169个，累计调处纠纷1962起，其中村级调处占78%。实现了综治维稳网络的全覆盖，构筑起社会安定的坚强堡垒。“平安屋场”、“平安小区”、“平安家庭”、“平安大道”等特色活动蓬勃开展，镇稳协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市“五好协会”，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一、把握政治性，党的领导是核心

文家市镇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飘起的地方，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启航，“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策”、“小石头可以砸烂大水缸”等党领导军事革命的著名论断在这里萌发。文化底蕴浓厚，政治优势明显。在创建维稳协会过 程中，我们注重把维稳协会作为党建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把文家市人民对党的特殊情感和深厚情怀转化为参与社会管理的强大动力。

一是用党的先进理念指导协会工作。进入二十世纪来，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加快，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利益日趋多元，社会问题日渐复杂，党的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加强党对社会管理的领导，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多元共生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我们将维稳协会创建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把它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

二是用党的优势资源主导协会工作。文家市是原区公所所在地，拥有一批离退休老同志、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在协会创建的调研、组建和发展过程中，我们积极发挥老同志的时空、经验、权威和政治四大优势，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等“五老”组建稳协队伍。既实现了党的优势资源的科学配置，又给他们搭建奉献余热保稳定的舞台。在镇村两级稳协组织架构中，镇维稳协会历任会长是退居二线，曾经担任党委主要领导的老同志；村级维稳协会聘请村党组织书记担任顾问，由老村党组织书记或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担任会长和理事。

三用党的民主原则规范协会工作。社会组织的建设，既要 强调社会自发性，更要突出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坚持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协会运作，严格协会管理。镇党委每年组织一次专题会议，听取协会工作情况汇报，指导工作安排和部署；镇村协会每年必须召集全体会员，总结工作经验，讨论工作计划；对会员的入会审批和工作考评，同样参照党员测评的有关程序进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在协会中形成创先争优，讲实绩、比贡献的浓厚氛围。

二、把握根本性，推动发展是中心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加快经济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同时加强社会管理又必须坚持服务经济建设。两者互为支撑，互相依托，密不可分。

一是突出科学发展主题。文家市镇地处湘赣边界山区，区位不优、资源不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要实现经济腾飞跨越，必须招商引资、吸纳投资、富集要素。维稳协会创建以来，我们把维稳工作放到全镇大局去思考、置于科学发展体系去谋划。强化维稳协会对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辐射带动功能，大胆赋予其淳化转化强悍民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职责。10年来，维稳协会共建设宣传栏45处，刊出988期次，书写固定标语40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9.6万份，举办道德、法制、安全、科技和农业讲座672场次，参与人员达10万人次，参与对象占成年人口的85%。2010年，镇维稳协会在五神村茶园屋 3 场组织开展“科学发展，屋场先行”大讨论，为提升科学发展层次，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服务科学发展大局。文家市镇是全市花炮产业重镇和旅游名镇，工业经济和城镇商贸是科学发展的两个龙头。近年来，镇维稳协会始终围绕“建设边区经济枢纽、发展历史文化新镇”的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为科学发展出点子、解难题、聚民力。2000以来，我镇在全省率先敲响产权制度改革，26家镇办企业全部改制；在全省率先实行民营医院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级镇卫生保障水平；率先实行花炮产业工厂化改造，50多家小企业全部关停；率先实行山林拍卖流转制度；率先组建城建开发公司，城镇建成区面积实现扩大两倍。在历次改革创新的推进中，镇维稳协会发挥植根基层、贯通社会、联系群众的特点和优势，争当攻坚主力军，从思想发动、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等多个层面，助推改革发展大局。

三是创新科学发展实绩。维稳协会自创建以来，既扮演好社会管理者角色，又努力担当建设者重任。10年，协会共组织引进企业8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4家，带头组织修通村级公路80余公里，硬化村级公路40余公里。镇维稳协会为牵头单位成立的教育基金，累计发放助学金60多万元，资助困难学生数百名。

三、把握基础性，群众作主是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讲到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 4 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文家市镇维稳协会正是新时期下，群众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群众性自治活动。

一是从群众中来，有群众性的先天优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文家市镇1999年受理各类纠纷达320多起，基层政法一线人手少，疲于奔波。而一个矛盾的解决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时间太长，加重了群众办事成本，降低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度。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身边有一个组织来协调利益、调处矛盾，需要一批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来解决日常纠纷。同时，文家市镇又有姓氏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域特色，宗亲之间联系紧密，宗族观念相对强烈。维稳协会的思路提出后，我们特邀请了一批老同志与各宗姓族长、屋场长者进行沟通交流，形成了思想共识。协会章程，入会条件、入会程序、理事会产生等机制，都是遵循群众意愿“量身订制“，从而确保协会运作模式贴合实际情况，顺应人民意愿。群众基础是社会管理的动力源泉，维稳协会是文市人民智慧的结晶，实现了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的有机结合。

二是到群众中去，有群众性的生动实践。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维稳协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和探索，必须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提升和完善。以协会工作带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协会组织搭建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发扬基层民 主，体现共组织结构的民间自发性。维稳协会的会长、理事和协会小组长，由各村民小组召集户主会议民主一层层推选出来的。成员均是辈分较高、有威望有文化的长者或群众公认的正直精干能人。这样，既保障了群众对协会的认知、认可，又实现了协会成员与群众之间在血缘、人伦等方面的紧密联系，更加容易形成组织的共同目标和愿景，也更有利于实现组织管理的刚性和效度。

四、把握时代性，与时俱进是生命

把握社会管理规律，保持与时俱进理念是维稳协会持续发展、不断进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根本。

一是牢牢把握维稳主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稳定、构建和谐是协会的首要之责。在调处矛盾纠纷中，协会成员坚持做到“四有四不怕”：即工作有信心，做事有决心，教育有耐心，持久有恒心；工作不怕麻烦，做事不怕劳苦，正气不怕邪气，调解不怕呕气。通过建立镇三员、村三员、协会小组三员构成的三级网络，实现稳协触手覆盖全镇，增强了调处矛盾纠纷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基本上做到小纠纷不出组，大纠纷不出村，矛盾纠纷不上交。屋场是文家市镇传统的村民聚居模式，全镇共有大小屋场100多个，每个屋场100至200多人不等。2005年开始，镇维稳协会牵头组织开展“和谐平安屋场”创建活动，实现平安屋场创建率80%，参与创建的平安屋 场（小区）近五年内实现了屋场刑事、治安“零发案”的显著成效。此外，维稳协会还创造性开展了“平安大道建设”，协会会员积极充当安全协理员，共帮助调解交通事故40余起。岩前村、白溪村等通过开展“平安路段”建设，实现了交通事故零发案。2010年，全镇刑事、治安发案率同期分别下降30%和28%，矛盾纠纷发生率直线下降，公众安全意识明显提高。镇综治工作先后被评长沙市模范乡镇、浏阳市模范乡镇。

二是不断丰富时代内涵。10年来，我镇维稳协会积极围绕党的方针大策抓创新，紧扣时代主题，延伸工作内容，拓展发展空间。真正做到了“会员年龄老、思想观念新”和“服务宗旨不变，工作内涵常新”。架起民情“联心桥”，开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大走访等活动，通过走访，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民意“集结点”。12个村级协会开展六有：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协会成员花名、有协会活动记录、有宣传平台和有意见收集箱、有16至35岁青少年和60岁以上老年人花名册的自身建设活动，建立起民情传递的集结点。

当前基层维稳逻辑能否实现维稳？ 篇6

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2011年城镇化率为51.27%，而其中有约16%的贡献率是由农民工等构成的，也就是说，除去外来流动因素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是35.27%[1]）。根据国际通用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居于30%～70%时，其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在这一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增大，如塞缪尔·亨廷顿（1968）在谈到“Modern-ization and violence”（现代化与暴力）时认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冲突和动荡。[2]因而，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我国也遵从上述规律。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

早在2011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在国家信访局与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困难和诉求[3]。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当前党和国家对信访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信访形势相当严峻。在当前，信访对任何一级国家政权（或阶层）来说都是一个不小压力。一方面，国家出台一系列制度、法令、政策规范当前过热的信访行为，促使信访重心下移，主张基层信访问题由基层来解决。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迫于国家制度、法令及信访责任制带来的压力，地方政府有关危机处理的办法——维稳及维稳文化也应运而生。正如应星（2001）对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引发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种官民正面对垒的详尽描述[4]，当前各级基层政府试图通过“围”、“堵”、“截”、“拦”、“追”的方式千方百计把访民的诉求控制在基层。然而，广大访民似乎更倾向于依靠大官、高层来解决，不畏与基层政府相博弈，不甘于被控制，于是便想方设法不顾生死突出基层信访栅栏重围，赴京赴省。

众所周知，信访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靠基层，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少访民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越级赴京、赴省非正常上访？既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是为了弱化信访矛盾向中央集聚，但为什么仍会出现百姓愿意赴京、赴省而不相信地方？是因为处于中国官僚科层体系最低端的基层政府担负了不能承受之重无法解决问题，还是用应星（2001）教授的话来说，基层政府正在扮演“坏人”、“敌人”[5]的角色，不给访民解决问题？

作为工作在信访“战火”一线的基层政府，直接与访民接触，受理访民的诉求，同时也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屏障，然而基层政府如何做“维”才能促“稳”？笔者认为，首先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谐不是说没有矛盾，和谐与矛盾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学过马克思主义的都知道，没有矛盾就构不成事物，任何事物（包括社会）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没有矛盾何谈和谐，所谓的和谐就是对矛盾的一种持衡。因而，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维稳是弱化矛盾，使矛盾双方在某一结合点上达到意见一致。然而在各方都忙的不亦乐乎的情况下，信访诉求本身的解决没有什么进展，而各方之间倒是达到了一种持衡状态。基于日常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维稳逻辑，即当前部分基层政府一方面在解决问题上草草了事，高壓解决，认为和谐就是要消灭矛盾，只能“你死我活”（例如，江西陈晓平“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6]）；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百姓自由（例如一些地方为防止不稳定分子进京上访收取他们的身份证[7]）。所以称其为“高压激化”，是因为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百姓的信访权，访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试问，像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基层政府的维稳逻辑的支撑力是什么？像这样的基层维稳逻辑能实现维稳吗？高压维稳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个体访最终以群体访乃至公众事件“火山”的形式爆发，进而摧毁整个束缚体制，像浙江钱云会案、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因此，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情况下，进京访更是基层访的次生物，是百姓在看到基层政府的“作为”后，感到无助和绝望才采取的。

因而，基层维稳理念和行为与中央高层维稳思想存在一定的错节，基层政府的高压理念和行为是作为刺激进京访、进省访的催化剂存在，然而只有把基层政府的维稳思维和行为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框架内，让基层政府自身在体制之内做事，才能真正促使维稳步入正常合理的轨道，进而引导百姓在体制之内活动、表达诉求。基层政府凭空把一切矛盾都想象的不存在或试图单纯的仅仅依靠维稳口号来控制访民，而一旦出现矛盾便不顾一切的像恶人一样无条件“封杀”，消灭矛盾。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害人又害己的做法，更不利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基层信访问题的解决在疏不在堵”，试图通过围堵截拦追、在框架之外私设规制和刑堂来消灭信访矛盾的做法不可取，而实现由“大接访”、“大走访”向“大下访”的转变，才是迫切需要做的。只有把本身产生于基层的信访矛盾解决在基层，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进京访、省市访上升的严峻态势。

当前扭曲性维稳思维的出现，一方面源于我们的制度问题，即与领导升迁挂钩的信访责任制。笔者认为，所谓的责任就是基于一定利益的行为。在责任制高压信访下，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尤其是后者），都能促使基层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维稳。而只有个人在政治上的变化是当他将自己原来对小团体（或自己）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些政治机构（国家、人民）上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维稳。

此外，我们发现不少赴京访、赴省访的产生是由于基层政府无法解决或解决的不满意。因而，对于中央和省市来说，针对当前信访问题呈现出向中央及省市国家机关聚集的特点，在“下放”信访矛盾的同时应最大限度的给予县乡基层政府实际处理信访问题的权力，弱化上访者的信访事项在基层被相互推诿“踢皮球”式的转来转去游离于各个部门。当各个相关性的环节都是和谐时，相关性的整体——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水到渠成。

注释：

[1] 参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年卷；人民日报2012年2月12日：http：//paper.peop

le.com.cn/rmrb/html/2012-02/12/nw.D110000renmrb_20120212_5-02.htm？div=-1；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wztt/201204/t20120405_2049895.htm；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2012年9月在中央党校形势与任务报告上的讲话内容

[2] 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1-45。

[3] 参考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1-01/25/content_1792332.htm

[4] 参考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 应星在对信访制度的研究中提到一首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里尽敌人。”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1：209。

[6] 参考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c/GB/13140058.html

[7] 参考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1/71/30/0_1.html；

社会维稳 篇7

沈阳市是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企业职工分流下岗, 社会包袱沉重, 社会治理难度较大, 社会维稳成为沈阳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也是基层社区公益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目前, 沈阳全市共有7021个社会组织, 其中注册登记社会组织3508个, 实行备案制管理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3513个。近年来, 社区公益组织在整合社区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成为和谐沈阳建设的重要载体, 是沈阳社会维稳的核心主体之一, 发挥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社会维稳功能, 对于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四类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维稳样本

1. 公益互助样本。

大东区北海街津桥街道莱茵河畔社区近年来组建了具有社区特色的社区公益组织30余个, 主要有社区老年合唱团、踢踏舞队、科普知识宣传队等文体类公益组织, 还有社区矛盾纠纷调解队、环保护绿队、QQ群信息队、党员爱心基金会等社区公益组织, 为社区矛盾化解、环境环保、扶残助老等提供多个方面服务。这些社区公益组织起步早, 已形成公益品牌效应, 莱茵河畔社区由此成为全国防灾减灾先进社区、辽宁省和谐示范社区。和平区文安路社区近年来不断加强社区公益组织建设, 先后成立了老年人协会、文体活动协会、志愿者协会等社区公益组织。这些公益组织围绕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种活动, 增强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 实现社区共筑共建。目前, 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每年达3万人次, 在平安社区建设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2. 维安义工样本。

沈河区地处中心城区, 五爱市场、沈阳北站、中街等分布其中, 人员流动量大, 治安环境复杂, 维护稳定任务艰巨。2007年初, 沈河区创新组建“维护社区平安义务工作者”队, 作为推进社区平安建设的补充力量。沈河区委专门组建了维安义工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维安义工联合会。联合会下设10个维安义工协会, 设立100个维安义工站, 搭建了“一联十协百站千组”的组织体系。维安义工的典型案例是山东堡社区独创的“维安义工爱心储蓄积分”活动, 该社区将“维安义工”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记录下来, 建立社区义工“储蓄档案”, 按照个人“储蓄额”, 兑换社区“爱心币”, 到社区技防超市购买技防用品。沈河区“维安义工”任务明确, 覆盖面广, 公众基础好, 在社区治安防范、矛盾化解、宣教方面为平安建设工作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维安义工”搭建了社区治安防范平台、社区平安宣传教育平台、高危群体帮教平台, 成为沈阳市社区平安建设的先进典型, 成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综治工作的创新案例。

3. 社会调解样本。

近年来, 沈河区以人为本, 成立群众自治性的信访调解委员会, 将化解社会矛盾列为主要任务, 实现“琐事不出网格, 小事不出社区, 大事不出街道, 难事不出沈河”。全区设立了调解体系“六级网络”, 分别是:上三级组织“部、站、室”, 即在区级层面是由群工部全面负责;在各街道办事处成立了113个全社会调解工作站;在各社区成立了403个工作室。下三级网络“点、组、岗”, 即各社区负责在其下属网格内成立了729个工作点, 以300户为单位成立了1624个工作组, 以单元楼为单位成立了6084个工作岗。在社区层面, 借助各级全社会调解组织聘用的调解员, 实现“五调”, 即家庭矛盾及时调, 解除隔阂;邻里纠纷抓紧调, 化解积怨;民生问题马上调, 保障生活;社会矛盾主动调, 减少信访;负面舆情提前调, 消除影响。在相关行业领域, 设立了37个专业性调解组织, 专门调解商业、医患等特殊行业的矛盾纠纷, 确保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不漏空、能落地、有人管。2010年以来, 沈河区累计排查不稳定因素11869案, 及时化解率95%;直接解决矛盾纠纷15700案;区领导包案调解疑难信访事项312案, 按期结案率100%, 息访率86%, 基本实现了“纠纷不激化、冲突不升级、矛盾不上交”, 促进了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

4. 志愿服务样本。

大东区东塔街道善邻社区2008年成立社区红飘带志愿者服务队, 人员构成包括居委会人员、社区党员及社区自愿者, 服务对象定位为残疾体弱及需要紧急救助居民。红飘带志愿者通过定期巡视发现求助飘带, 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睦亭社区由老党员、居民组长、社区楼长、保洁员、低保户、失业下岗人员组成“绿环境红海洋”志愿者服务队, 社区有实名制网格防控人员数百人, 为开放式老旧小区防隐患、保平安。目前, “红飘带”、“红海洋”等已成为社区公益组织开展社区互助的经典标志, 为促进社区居民团结互助、改善邻里关系、扶弱助残等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参与路径。

二、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1. 存在问题。

从选取的沈阳市四类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看, 基层社区公益组织普遍处于散、小、弱状态, 自生自灭, 自由生长, 组织架构松散、系统协调简单、自律机制欠缺, 同时受多种外部环境制约, 现行相关法规政策存在较大盲区, 公民意识薄弱、自治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公益精神缺乏、社会公信不足等时有体现。基层社区社会组织虽然在社会维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具有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2. 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顺应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趋势, 将基层社区公益组织定位为社会维稳的特殊群体组织, 按照社区属地、民办多元、独立运作、重点发展的目标来培育扶持其发展, 作为对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的社会政策取向。目前需要加大对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 对其功能作用予以明确, 促进其规范化发展, 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基层社区公益组织配合的政社互动新格局。二是加强能力建设。切实加强基层社区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整合多方资源, 更多引入公益组织专业人士与志愿者参与进来, 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对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专业培训, 本着志愿参与、公开透明、自治自律的基本原则, 对社区公益组织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进行规划设计, 确立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的整体地位与公信形象, 为基层社区公益组织发挥更大的基层社会维稳功能提供基础保证。三是加强舆论宣传。目前国内理论学术界和新闻舆论对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社会维稳功能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基层社区公益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 学界应开展有关基层社会公益组织的社会调查和分析研究, 政府应强化对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社会维稳功能的舆论宣传, 为基层社区公益组织成长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氛围。四是扩大公众参与。当前政府应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更多地结合市情区情, 根据民众的社会参与需求, 提供更多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 在社区养老、社区环保、社区救助、慈善超市、社区安全、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等方面, 培育扶持更多的社区公益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当前尤其要加强公众参与制度建设, 为基层社区公益组织拓宽公共参与路径。

摘要：社会维稳是沈阳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也是基层社区公益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基层社区公益组织是社会维稳的核心主体之一, 发挥基层社区公益组织社会维稳功能, 化解社会矛盾, 构筑社会安全稳定的社区防波堤, 对于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转变维稳观念是解决维稳问题的关键 篇8

一、对“维稳”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 易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他说:“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做不成, 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式的改革, 它相对于深思熟虑的改革。所以社会秩序和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及时解决了一些, 遗留下来一些。现在改革面临“深水区”, 深层矛盾逐渐显现, 加上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不很通畅和健全, 使很多群众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 造成群众心中有怨气, 特别是长期得不到解决。被迫采取一些过激行为, 选择“敏感时期”越级上访, 甚至出现了“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不闹不解决”, 以“闹”的程度来决定问题解决的程度, 使法律、政策的底线受到挑战。

由于新老矛盾的积累和叠加,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诱因, 如官员的腐败,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征地折迁, 食品安全等问题, 造成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 没有有效社会管理方式去应对, 所以只能是被动的、救火式的、补救式的和“花钱买平安”。维稳政绩考核一票否决, 这就造成了对地方政府压力很大, 出现对稳定压倒一切“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 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 “摆平”、“搞定”也是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摆平”, 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 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

由于对维稳片面化的理解, 一味的维稳, 不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百姓的利益诉求, 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尴尬局面, 并付出维稳的高昂成本。

维稳一定要安抚情绪,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公平公正处理, 疏导畅通各个法律程序等, 政府要多指引、倾听、尊重民意。

实际上维稳从来不是目的, 只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 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归结起来很简单, 就是温总理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让社会更加公正, 更加和谐”。

二、政府在维稳方面显示出来的“强势政府”, 而忽视服务政府, 导致维稳工作事倍功半, 甚至走向反面

当前维稳工作的压力来自于发展过程的问题与维稳本身问题的叠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 而只是对这矛盾的态度不正确, 认识不足, 处理不当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正是由于这类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拿不准”、“不确定性”, 才使政府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焦虑, 使基层工作部门对复杂维稳事件采取或躲避、或就事论事、或过度反应的态度。因没有缓冲地带, 政府被迫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在维稳这个不可动摇的大事面前, 维稳的主体始终是地方政府部门, “被维稳”的总是百姓。这种定位, 一开始就把政府部门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无论如何, 政府部门总是对的, 而错的总是老百姓。在这样的维稳下, 某些政府部门即便胡作非为, 即便违法乱纪, 群众百姓也拿他没有办法。这种所谓稳定, 又能维持多久。

现实中, 有些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十分膨胀;“强权”思维十分强悍;许多政府部门的“权力”意识总是强于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 导致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事件发生成为常态。进而使人们常说的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甚至胡乱作为等现象有经常化态势。目前社会管理明显滞后, 与中国政府的许多职能划分不清, 有限政府理念不够明确, 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密切相关, 也是社会自治很难得以有效改造的障碍和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 必须防止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 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 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 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

在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减弱, 并有逐年延续乃至恶化趋势。在当前出现的社会群体性冲突中有个特别现象, 就是广大群众普遍不信任政府, 即使政府讲真话、做好事, 也不信任, 有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危险。公信力的缺失,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控制, 把群众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其实, 稳定有赖于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是一个不断实现、再实现的过程。在新形势下, 要维护稳定, 政府必须敢于面对矛盾, 及时回应公众质疑, 切实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 解决实际问题。要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 让有情绪的人、受委屈的人有地方, 有机会去表达。

三、现有稳定思维追求着“刚性稳定”, 结果是治标不治本, 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2009年以来, 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 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 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前提下, 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 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现在只要一提稳定, 就是社会的刚性稳定,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 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警力、物力、财力来“维稳”。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 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 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这种现象说明了有些地方政府在为民服务上不负责、不认真, 也说明这些职能部门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而是在增加不和谐因素, 不是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应对社会风险, 而是在漠视群众利益, 增加社会矛盾和风险。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 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矛盾的社会。区分社会管理制度的优劣, 不在于社会上有无矛盾, 而在于管理社会的制度能否容纳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我们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 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的的标志。正常的利益表达, 是群众百姓的自由, 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不应用维稳概念来压致民众的利益诉求, 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事实上, 自体内存在的局部“冲突”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 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 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中国需要一个动态的、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来实现自己发展。

四、对走出维稳困境的建议

如果仅仅只是自上而下地反复强调维稳工作的重要性, 只是着眼于如何遏制不断上升的群体性冲突、继续把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 将之统统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 缺乏创新社会管理方法, 沿用旧手段老办法去解决, 是很难走出目前维稳困境的。

1. 树立正确的维稳观, 应当从战略上改变维稳的基本思路, 从策略上改变维稳的具体做法。

战略上改变维稳思路, 就是把所有群聚事件的性质定性为抗议活动, 这样, 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是恐惧和敌视, 如临大敌, 而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给抗议的人一个足以服人的公正解决方案。

策略上改变维稳做法, 就是每当出现针对某一级政府一个抗议活动, 上一级政府的应对策略不是派警察镇压、抓人, 而是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事情原委, 搞清为什么会发生抗议事件, 并公正解决。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去做的过程中, 才能使国家秩序得到真正的稳定, 民主的制度会健全起来。人们的抗议行动趋于日常化、和平化、制度化, 个人或小群体利益和冤屈的民主表达机制会完善起来。每当有不公正发生, 就会出现和平抗议, 而各级政府应当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些抗议提出的问题。

2. 要重新构建好基础秩序, 是提高维稳能力和实际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过程中, 旧制度不断被破除, 新体制不断在建立。但新体制运行常常偏离初衷。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二是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失败不在制度本身, 而在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出了问题。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只重视具体制度变革, 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很少关注, 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会主义态度, 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获得改革的暂时收益。其结果是作为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崩溃了, 建筑在基础秩序上的制度也就无法有效运行, 因为制度的运行嵌入基础秩序的。很多有效规则往往很简单, 因为制度不可能完善到没有漏洞的程度。比如, 乘公共汽车无人检票, 但很少看到有逃票的情况。因为钻这个空子要付出尊严、名誉、诚信等无形的代价, 而对这种代价的珍惜却是维持着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要真正实现维稳工作的“标本兼治”目标, 就是要在基础秩序重构的过程中, 不断“矫正”价值偏离与目标偏离的现象。维稳是将冲突转变为秩序, 维稳就是维护核心价值观底线的稳定, 维稳的过程是认同、信任、权威建构的过程。

3. 建立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

实行分级缓冲处理, 阶段性地调和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确保改革有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环境, 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 (下转278页) (上接234页) 谐因素”。缓冲体系建设, 主要指各类矛盾主体的党委、政府机构发生直接冲突之前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一是着眼于个体的自我约束, 矛盾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体。如果个体普遍加强了社会道德、理性、博爱、仁义等方面修养, 就自然拥有了自我克制和管束能力, 社会和谐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二是着力于和谐家庭细胞的培养,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织机构, 家庭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三是着手全覆盖的乡村 (社区) 稳定网建设。在社会组织结构中, 家庭之上就是村组织 (社区) 。所有村和社区, 要以两委会为核心, 建立综治网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实行“群防群治”。四是着眼于发挥各类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必须探索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摸式, 民间社团组织作为行业群众的自我约束机构, 是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领域的作用, 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五是科学管理新闻媒介和规范“独立第三方”介入的工作机制。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 要完全封锁消息或歪曲真相, 是不可能的, 允许媒体, 尤其是与地方百姓息息相关的地方媒体及时地在现场, 冲到事件第一线, 充分采访和报导事件真相, 是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起一种富有弹性的“缓冲地带”的, 避免干群, 警群之间的短兵相接, 正面冲突。这是公正处理社会矛盾, 避免政府将一切矛盾揽在身上进而“引火烧身”的更好选择。独立第三方出现政府要保持科学开放的心态, 独立第三方介入处理当前重大群众事件, 是弥补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一个有益的手段。

总之, 社会稳定是中国改革、发展能否顺利进行和是否按期实现既定目标的大事。我们要摒弃僵硬的维稳观念, 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形成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社会生态机制, 使中国社会稳定在动态中平衡前行, 这也是我们维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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