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精选四篇）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篇1

以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分会的统计数据为例, 1～6月, 50家主要客车企业累计生产各类客车92698辆, 同比增长43.41%;累计销售92462辆, 同比增长44.79%。其中, 大型客车销量同比增幅最高, 达到56.18%。特别是大型公路客车销量, 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受到高铁线路陆续开通的冲击, 反而出现了可观的同比增幅。

许多客车企业的市场分析人士很纳闷, 公铁竞争压力犹在, 是什么因素拉动了大型客车的销量增长?这种增长能否持续?

继续增长的动力何来

统计数据清晰地显示, 我国大型客车销量在2010年4月达到高点后, 增幅出现逐渐回落的趋势。距明年春运前的销售高峰还有几个月, 包括大型客车在内, 客车市场的整体形势不乐观。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仍不稳定, 不管是新兴经济体, 还是美国和欧盟, 纷纷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 进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内的经济政策也逐渐由保增长向调结构转变, 货币供应、银行利率等重要的金融政策都趋于收紧。宏观层面的这些因素, 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客车销售。

对于客车行业来说, 有一个可以预期的重大利好—排放标准升级。在不久前举办的2010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 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表示, 国家将继续推进机动车排放的相关标准升级, 2011年全部启动国Ⅳ标准。

从目前的情况看, 2011年重型车国Ⅳ标准将在全国实施, 此前极有可能出现国Ⅲ客车抢购潮。国Ⅲ与国Ⅳ客车的差价比国Ⅱ与国Ⅲ客车的差价大, 而且国内国Ⅳ客车大多采用SCR技术路线, 用户在使用中必须添加尿素溶液。因此, 价格敏感度较高的客车用户将更加青睐物美价廉的国Ⅲ客车。

“补涨”痕迹明显

主流客车企业一面享受高速增长带来的甜蜜, 一面加紧分析增长背后的原因。他们发现, 促成这种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2010年大型客车的销量增长明显带有“补涨”痕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国内客车市场哀鸿遍野, 客车销量比2008年明显下滑。由于不知道国民经济何时才能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用车单位纷纷捂紧钱袋子, 使正常的购车需求受到压抑。2009年下半年, 国家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开始显效, 市场上的悲观情绪逐渐弱化, 原本被压抑的购车需求逐渐释放。由于对“补涨”准备不足, 一些客车企业着实手忙脚乱了一阵。

第二, 高速铁路给公路客运带来了挑战, 也创造了机遇。更加便利和快捷的交通方式促使客运人流迅速增长,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些新增客流大多来自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 以中低收入者为主。高速铁路所到之处, 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往来更加频繁, 公路客运企业积极调整线路, 开拓新线路、吸引新乘客群, 带来了运力需求的回升。

第三, 旅游市场繁荣带来了用车需求的增长。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刺激下, 国内旅游业迎来新的增长高峰。虽然这两大活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 但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这两个城市, 巨大的辐射效应使我国的国内游和入境游同时升温。

第四, 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带动了大型客车消费。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 国家为拉动经济投入4万亿元资金, 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而公共交通设施是基础建设的重点之一。在拉动内需、惠民工程和节能减排政策的指引下, 城市公交的发展加快, 带动了大型公交客车销量的增长。

: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 篇2

: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

摘要：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已经从震荡中趋于稳定,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复苏.在投资仍然保持稳定增长、居民名义消费增速加快、出口进一步增长、各类经济区域政策强力实施等推动下,我国经济企稳回升毋庸置疑.目前,大多数机构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将呈“前高后低”的走势.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回升转向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政策取向与调整力度将决定20经济发展快慢,而货币信贷、房地产、人民币汇率是其中的三大要素.作 者：范广明    王大贤  作者单位： 期 刊：中国信用卡（生活）   Journal：CHINA CREDIT CARD 年，卷(期)：, “”(3) 分类号： 

消费增长能否持续? 篇3

如果要问10月份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是什么?那就是消费。

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据估算，10月份消费环比更是增长1.4个百分点。

“中国老百姓不愿意花钱，因此影响了经济增长”——这个论断很有市场。而今年10月的数据似乎又像是对之予以了否定。

消费增长现象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未来趋势?一时间，争议不断。

消费增长告诉我们什么?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虽然双节叠加的“十月”，消费的增长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2％，较9月份同比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仍然让人眼前一亮。无论从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还是消费带动税收增长等诸多角度来看，“消费的增长是今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点，说明我国一般性商品消费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已经是记者采访中诸多专家较为一致的声音。大多数专家表示，16％的增长率甚至好于近年来消费较弱时期的状况。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宋跃征表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分析其原因，这里面既有支撑消费增长的基础因素，包括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已到新阶段和过去几年财富积累两个方面，也有短期推动的新增因素，还有消费自身特有的刚性因素。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产毕了积极效果。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消费的稳定增长离不开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居民财富的积累已达一定规模，逐步进入释放期。二是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和产品升级换代，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长。三是新增人口增加与城镇化进程加快，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带来刚性需求。四是社会集团消费在增长。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务或商务活动不断增加，社会集团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也成为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长的一个因素。

泛消费类品种或迎来新升浪

《金百灵投资》认为，投资者一直有个惯性思维，那就是我国经济增长引擎是投资、消费与出口。其中消费一直不振，是制约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短板。但相关数据却显示出惯性思维或许是错误的，因为我国消费正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中。

一是纵向比较。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高于市场预期，名义数据同比上涨16.2％。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 394亿元，同比增长15.3％。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但比1—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说明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年底的金融海啸阴影，消费正处于快速的回升趋势中。而且，两位数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数据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能的聚集，从而推动着未来我国消费进一步快速涨升。

二是横向比较。我国消费增长也快于其他国家快速工业化阶段的消费增速，比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消费增速9.2％，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消费增速8.0％。2008年中国位居世界前五大的消费国，根据近10年以来各国消费增长的状况和中国的消费量及增速(1999—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12.1％)，可以预计的是，我国可能在两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而在五年内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费国的地位，仅次于头号消费大国的美国。从目前来看，有许多因素，既包括短期的，也包括长期的因素，仍可能对中国的消费产生强有力的推动，比如说汽车、地产之后的家电升级消费、高端消费等，所以，我国消费有提速的趋势。

面临难度不小，扩展空间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表示，对目前中国消费现状的判断，从趋势来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回升势头不错，面临难度不小，扩展空间很大”。他认为，今年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的效果，在第四季度以及明年才会全部体现出来。王斌同时表示，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但中国的消费是建立在刚性需求的基础上，短期来看，政策作用在于引导升级、提高质量、促进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表示， “中国大宗消费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未来消费的潜力巨大”。他认为，其潜力来自“三化”，一是城市化，其核心是农民工变居民的过程。二是汽车化，改变生活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三是便利化，促进服务业升质提量。

迎接消费浪潮

《中国经营报》报道，10月份后，未来数月的消费增长会持续强劲吗?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随后的元旦、春节，相信消费可以带来更多的惊喜”。

分析师表示，随着年底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消费增速将会继续加快，推动力仍然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产业链。如在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热销的楼盘，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将会交付使用，一轮装修、家电和家具消费热潮就要来临，10月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另外，随着物价指数增长由负转正，包括日用品、服装等日常消费品将会直接受益，增速加快。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就业状况和经济复苏不断上升，对未来消费的持续增长产生重要支持，预期今年四季度消费零售增速将达到16.5％。

消费者信心正在继续增强，10月份消费景气指数为88.8，连续三个月快速回升。

而国际调研公司尼尔森的调查也显示，随着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和就业信心的提升，第三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5上升到101，为2007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各级城市消费者对于未来12个月个人收入状况的看法均有改观。接近六成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会“比较好”或“非常好”，这一比例比第二季度提高了12个百分点。

种种迹象显示，国家将在明年收缩信贷，调控投资，但是将延续并扩大2009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以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2010年国家将出台若干刺激消费的政策，如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1.6升排量以下的汽车优惠政策扩大，家电下乡的产品范围也将扩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2009年消费增长在15％左右，明年消费仍然是看点，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我们预测2010年消费增长18.2％，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中国老百姓不愿花钱?

《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说，要澄清一个误区。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老愿意存钱，因此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

长，甚至有人认为，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也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愿花钱造成的。这个说法听起来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是如果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中国的消费率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但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增长很慢，不愿意花钱，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消费增长很快，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是比较强的。今年1—9月，扣除物价因素的消费增幅是17％，高于同期GDP增幅9.3个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此来看，中国老百姓消费增幅一点都不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看近些年中国的消费实际增幅，每年比上一年大约提高1—2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好的上升曲线，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因此消费率低的问题并不出在消费上，而是出在投资比消费增长得更快。如果计算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本身并不能准确表明消费自身的增长情况。而能够反映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消费开支，这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钱，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中国的这个指标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我们再看消费率，中国消费率现在比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还低，难道说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还不如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吗?这是不可能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之所以大大高于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率太低，甚至没有投资。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的时期，这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个时候我们投资率高了，此消彼长，消费率自然就低了，但是并不等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比最不发达国家还差。

政策只是刺激了少数人消费

《环球企业家》的一篇文章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一部分是企业和政府消费。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在今年二季度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占34％。

更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中今年前三季度增长超过三成的分别是汽车(44.5％)、家具(34％)、建筑及装潢材料(30.2％)。10月20日，2009年中国生产的第1000万辆汽车在长春市的一汽集团下线，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年产千万辆汽车的国家。同样的表现也存在于房地产行业。很明显，决策层刺激房地产行业及汽车消费的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似乎只能说明刺激消费政策只是刺激了少数有钱人的消费。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是，尽管国家一直在推“家电下乡”，但是1至9月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仅增长了12.4％，低于平均增幅。家电比汽车和住房更能反映多数人的消费增长情况。

而在今年9月份，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仅次于日本。这似乎也反映出，消费的增长更偏向于富人。

汽车和住房相关消费能够持续多久仍是一个迷。

在银监会明令收紧二套房贷政策之后，房地产三季度的销量逐月下降。相信四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中，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会比前三季度有不小的降幅。

而汽车销售增长的可持续性更是受大多数城市拥挤的交通和环境压力而不可避免面临增长边际效应的递减。

即使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大件消费仍能持续，这也并非意味着“真正的消费”复苏。住房属于一次性消费，在装修完入住以后，其对购房者的消费会显示出紧缩作用——购房者的钱多数用来付房款或者还房贷，势必减少日常消费。汽车也是如此。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 篇4

增长中的扭曲

经济增长在短期里是个需求问题，消费不行靠出口，出口不行靠投资，但这个游戏是玩不长久的。凡是我们谈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时候，就必须在长期的视野里看增长。

长期以来，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的利率较低，甚至很多年的实际利率为负。如此，企业和地方政府当然是能借就借。尤其是地方政府，先借了再说，还钱是下届政府的事。更重要的是，利率并不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价值，低利率实际上补贴了地方政府这样的借款大户。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结果难免投资总量过多且效率低下。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多少偏离了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

要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必须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启动消费。结果，经济就陷入这样的怪圈：货币一松，利率一降，投资就上；投资一上，经济就热，然后政府再紧缩，经济下滑，地也卖不动了，财政吃紧，于是再扩张。靠什么？还是投资。

问题是，研究发现，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不太高，每一轮扩张，低效率和风险可能都在不断地积累。

效率从何来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除了取决于人均的资本装备以外，还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在投资有些过度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提高生产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人们容易想到，生产率取决于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其实，在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如果没有效率，数量扩张不会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效率何来？

如果看研究，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区域经济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内地，投资效率更低一些，而且，那些地方的投资有更严重的资本密集化倾向。最近十年，中国实施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战略直接推动了国有投资向内地转移，对此，人们只提平衡发展政策带来的内地更快的增长速度，却忽略了其中的低效率问题，以及给整体经济带来的长期风险。

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这两种效率损失，都与区域平衡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人们总是忽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看不到经济在沿海地区发展能节省国际贸易成本并有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也看不到经济集中在大城市周围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于是，当动用行政手段来引导资源向地理劣势地区转移的时候，难免损失了大量资源配置效率。

如何兼顾平衡与效率

2004年前后，中国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沿海省份。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件值得庆祝的事，甚至被认为是区域经济格局的转折点。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转折点是与另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的。一方面，在2003年，政府对全国各地的开发区进行了治理整顿，开发区企业数量大幅度下降。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发区政策和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被用作支持内地发展的手段，之后，内地在开发区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

如果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行政性的区域平衡发展政策把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了内地，即所谓“家门口也有打工的机会”，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工资上升本来应该是好事，但如果效率没有同步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受损。

敏锐的读者会问，2004年之后，中国的出口不是上升更快了吗？没见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受损啊？持续的投资增长加上新增投资更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持续增长，反过来说，则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持续下降，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反而上升，掩盖了效率的损失。随着工资的持续上涨，一旦投资的推动力不可持续，而效率的改进又缺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便可堪忧。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说明，用行政手段来追求平衡代价甚大。而如果换个思维方式，不要追求每个地方都发展工业，那么，中国的不同地区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分工，有的地方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圈，其中心城市像纽约和东京一样；而有的地方则可以专业化于旅游、农业和资源型产业，像美国的内华达州或怀俄明州。这样的区域间分工也能够实现平衡发展。不同的是，这种平衡是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总量意义上的。

如果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平衡，那就必须实现人口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再广义一点来说，就是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经济仍将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以及一些区域性的都市圈集聚。必须再次强调，在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平衡是人均意义上的。地理劣势地区不管是发展农业、旅游还是自然资源型产业，本质上都是依靠本地的资源，要致富，只能通过移民减少本地的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其人均资源占有量。

调整城市化的战略

无论是从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当前的城市化道路都应该有所调整，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在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经济体达到50%的城市化率的时候，其城市化速度是加快的。但在中国，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城市化率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率。国际上公认的看法是，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言，城市化率应比目前的水平高10个百分点。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本应有较快的城市化速度。但目前的户籍和土地等制度仍然在制约城市化进程，“十二五”规划将五年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设为四个百分点。事实上，近年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规划。对于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如果缺乏正确认识，对其进程制约越多，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就会越严重。

城市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更能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现代服务业，这些服务业需要低技能者与其配套，同时，金融、贸易、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更旺盛。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供服务消费的多样性，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城市对于提升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大量进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长期在城市定居，他们一生的收入轨迹就将改变，不至于未来还要回到农村做回农民，这样，他们的消费也将提高。

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是个“正和游戏”。危机当前，不应固守着一些旧有的观念而敌视城市化，更不要对大城市的发展带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