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

2024-05-09

艺术考古（精选十篇）

艺术考古篇1

一、对中国考古学浅议

考古学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 考古最终是在研究历史文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已经朦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价值, 甚至在当时东周京都洛阳建起了一个类似今日博物馆的“守藏室”, 所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馆最早、萌发考古思想最早的国家。不过令人惋惜的是, 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至多只能说为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 第一代的考古家李济、夏鼐、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创始人之一, 他们都曾经到西方留过学, 把考古学引进来之后, 研究中具有自我的特色变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重新理解了中国考古学的概念。现代考古学研究揭示的应该不再是物与物, 而是隐在其背后的人与社会的关系, 靠可视性的艺术品来揭示人的精神活动。西方的各种方法论, 必须与中国文化具体的实际相结合, 在西方方法论下做中国传统的研究。

二、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史在当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关于艺术的美术史, 二是透过艺术研究历史、文化的艺术考古学。

艺术考古要以艺术品来考古。艺术史研究必须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传统的艺术史主要是介绍精华的艺术品, 不是无名的工艺品。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早期多是匠人的产品, 其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要雕刻何物, 是由当时掌权者规定出来的, 代表了当时政治文化的主流。这与艺术院校教授艺术课程息息相关, 在介绍了艺术的发展史和各种艺术的背景文化的同时, 对提高艺术修养和激发艺术创作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 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 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的研究成果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地理地质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三、艺术考古的方法

艺术考古在研究方面没有特别科学定位的方法, 中国考古获取材料有局限性, 考古学家作梳理分类工作, 让艺术史家踏着考古学家的肩膀来作艺术及文化探究。艺术考古要注意经过科学发掘的资料, 以及考古共存的关系, 出土的环境等等, 可视性艺术研究相当复杂, 每一个时期都有主导、纪念碑似的东西。研究艺术史肯定要有独特的理论与推理, 要拿出独特的方法, 放回到历史场景、历史过程中去考虑;还要在考古中了解艺术作品解释除了历史当时的状况, 还能体现什么样的观念?艺术品保留的传统和社会生活中放弃了传统有什么关系?

考古与艺术不能无机地相加, 要有机地联系。总的来说, 艺术考古还是在大的考古学范畴之中, 美术史研究不是说引用了考古的史料就等于是考古学了, 考古学也可以解决艺术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四、艺术考古在现代大学艺术课程的作用

目前, 就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 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 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 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 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 两者交相辉映, 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由于事过境迁, 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 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 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 静态地展示出来, 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 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我们在遗留的静态的展示中用考古的方法发现和研究艺术课题。

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中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 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 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 而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 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 研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探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 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 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

摘要：艺术考古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 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 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 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 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需要艺术界和考古界的紧密联系, 互辅互成, 就理论和实践方面规范出应有的体系。本文就以艺术考古为主体, 讨论艺术考古在艺术课程中的作用, 深层次地考虑艺术文化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艺术考古,艺术课程,艺术考古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晓璐.艺术考古: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成立纪念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6.

艺术考古篇2

关键词:艺术考古;新环境;新兴学科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38—02

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与考古学基础上的,借助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古建筑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史学、民艺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将艺术理论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以阐释人类艺术真谛为己任,以探究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为目标的新兴学科。如果可能,艺术考古学会不遗余力地探讨古代美术之外的,属于艺术各门类的问题。如:音乐、舞蹈、诗歌、建筑艺术、艺术心理、古代民族艺术、各民族间各地域间艺术比较等相关古代艺术门类。

艺术和考古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对此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备受瞩目。近代以来,王国维、罗振玉略闻西方学术方法,精通传统金石学,对艺术考古有所探索。此后,王子云,童书业、郑振铎、常书鸿等凭借雄厚的国学基础亦对艺术考古做出一定贡献,然于西方所谓艺术考古终究有隔。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将艺术性与人文科学、美术学与历史学、艺术史学与考古学密切结合进行研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如何将中国艺术考古学理念构建实践”的重大攻关课题。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已成为文物美术界、考古界、博物馆等学科及相关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

人类历史丰富多彩,考古之学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研究发生根本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未涵盖历史学科的全部方面,如艺术考古的成果就略显不足。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考古事业获得新生,经过几代人数十载的艰辛,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诸多成就,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一些基本问题也已大体摸清,但考古学同样容易固步自封,且中国考古界擅长田野发掘,对堆积如山的文物藏品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可谓美中不足。因此,艺术考古学的提出和强调,是很好的事。

考古与艺术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考古学是通过过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研究人们过去的生活,去尽力复原历史的一门学科[1]。过去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人们的精神生活既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也包括艺术、审美等。作为考古资料的许多遗存,本身就是艺术珍品。例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期精美的青铜礼器及其表面的各种纹饰、战国至汉代的漆画、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汉代至辽代的墓葬壁画、颇具中国特色的各时代玉雕、各时期遗留下来的丝织品上精美的图案、作为“中国”英文名称的“China”语源的瓷器等,都是我们祖先的创造,也都是古代艺术的结晶。

艺术生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创新对艺术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在形式上,理念上要有创新,在更深更广的实践及理论层面上更需要创新。尽管艺术与考古属于不同学科,研究方向迥异,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交叉兼容、密不可分的。艺术与考古,唇齿相依。艺术动情,考古明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科的分化和细化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所在。歌德曾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2]现代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应是单一的。历史学科的涵盖非常宽广,义不容辞地包括人类社会的审美艺术活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学已深刻地感受到了考古学给予的学科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关键性的。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动人的部分——艺术发展史,同样需要艺术考古学的大力介入,甚至同样发挥出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 [3]。

考古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支持,一个考古新发现可能就会改写一段艺术史的定论,研究古代的艺术成就对今天的艺术教育创作来说,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美国等国家的大学里,艺术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很多与文物、考古学有关的专业或系被称为艺术史系,足见艺术与考古关系之密切。在我国,相对于文物和其它考古遗存的年代、形制、内容的研究来说,对这些遗迹遗物所表现得古代艺术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者人数,还是研究论著的数量都很少,这与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以及丰富的古代艺术信息相比,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 [4]。也正因为如此,通过考古资料中所蕴含的大量艺术信息来研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艺术,是一个具有光辉前景的研究领域,是一条艺术与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将为我国古代艺术研究提供契机。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加剧。在这种趋势下,作为具有一般判断能力的人,都应当警觉地认识到——“全球化”的进程实质就是地球村的缩小,信息一体化的普及与加速。“全球化”最终获得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点值得我们担忧。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客观结果,是不同文化良性的交融和互换,并不是一种“单一文化”或一种“单一文明化”的存在。如果“单一文化”或“单一文明化”真的出现,那么对于地球和人类来说,只能是悲剧。须知越是“全球化”,越不能放弃“本土化”,越应该注重“双文化”的融合与相益——即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化与本土、民族性传统文化的交相辉映。这种“双文化性”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一种拥有悠久传统的文化或文化文明,因为处于相对的弱势,而被另一种处于相对强势的文化或文明涵盖替换,这种相对弱势的文化或文明所包含的,对人类未来发展可能具有重大作用的潜质,也会被无情地湮没、遗弃、最终被忘却。这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令全人类痛心疾首的例子。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地上地下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文物遗存,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深入地研究它们,不仅可以理解我国优秀历史文化,还可以对当代提供借鉴 [5]。艺术考古无疑具有这一功能和潜力,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艺术考古提供了研究资料。因此,艺术考古学也应有一种学科警醒,摆脱诠释的、赏玩的、附庸的狭窄境地,投入到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境界。

目前,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只有有思路,才能有出路,只有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超越,跟上时代的步伐。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历史观念的不断积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活方式的不断丰富,要求艺术与考古必须立足于民族优良文脉的基础上,多元化地吸收边缘学科以及优质文明的良心基础,带着鲜明的民族性,强大的感应力,单一集中地诉求准确的目标对,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在考古主体化与艺术客体化的双向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中,互识、互容、互诉和互补。

艺术是民族文化灵魂的展现,历史民族文化的辉煌展现,只有将二者完美结合,才可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创出新天地。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尤其是在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后,在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之际,全世界的焦点更是都汇集到了中国,而几千年文明积淀而来的历史,则亟需世人不断发掘、不断研究,不断品位。艺术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是当今国际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它不仅对弥补中国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还对传统艺术文化史深层次的延伸起着重要总用。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考古的研究宗旨便是这样,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力争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艺术和考古的发展,艺术考古是我们了解自身过去与未来的钥匙,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古代艺术辉煌灿烂,许多艺术珍品被埋藏在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使它们重见天日。同时,通过考古鉴定赋予它们以学术及艺术价值。研究、继承并光大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推广中国艺术考古,推动中国艺术考古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不仅能够促进中国艺术考古在学术创新层面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进一步交融发展,将中国美术史及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创设一个多元平台,还能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和乐富强文明的中国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振兴文化事业也有着积极作用。

在我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不足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对先民所创造的古代遗存,从来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阐释,而艺术作为文化的结晶更是蕴含着更多的精神寄托,即便在没有文字出现的亘古岁月里,我们也能从诸多遗迹遗物中发现人类童年的艺术灵光,因而得出人是“艺术的动物”的本质定义。考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在当代生活日益物化的趋势中,如果对“人化的自然”这一命题细加探究,去发现古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如何去表现主观情愫,这无疑是艺术考古所驰骋的天地。

艺术考古是一门值得践行的新兴学科,它的意义深而广矣。我们应当用创新的精神拥护并支持它的发展,集历史之精华,阐艺术之妍美,扬民族之个性,积极投身到艺术考古事业中。适应国家、社会,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关注当代艺术发展的同时,重视对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的发掘和研究,推动艺术与考古研究系统化、科学化,促进我国艺术考古在学术层面的创新,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文化事业。虽然我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对薄弱,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进一步拓展,但前瞻未来,我们对艺术考古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我们相信,健全和发展艺术考古学,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将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53.

[3]孙长初.考古新视野丛书·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石兴邦.简谈田野考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J].考古与文物,1981,(3).

[5]黄厚明.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图像为例[J].民族艺术,2006,(4).

艺术考古篇3

在对一艺术对象的解读上, 巫鸿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观者 (viewer) ;二是形象 (image) , 三是媒材本身, 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对武梁祠的研究注重突破图像本身, 而关注观者体验与整体布置, 重新关注仪式与超越仪式以外的普遍意义。

巫鸿在书的导言部分写道: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 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第二方面是对以往武梁祠研究作一个系统回顾。第三方面是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构建了全书的重要章节。上篇以“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武梁祠研究的历史回顾”两个部分构成。上半部分围绕武梁祠进行系统的学术性梳理。下半部分的目的是勾画出武梁祠所展开的学术研究脉络。巫鸿将武梁祠的图像根据形制和图像在祠堂中所处的位置将它们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构成了此书下卷的第三、四、五章, 即“屋顶:上天征兆”、“山墙:神仙世界”、“墙壁:人类的历史”, 而它们恰恰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

具体而言, 在“屋顶:上天征兆”中, 巫鸿首先便开始对武梁祠中出现的各种“祥瑞”和“灾异”图像进行考据。在众多的例子中, 巫鸿认为:“武梁祠画像的另外四种祥瑞与夏代以及周王朝的建立有关。夏的建立者禹的最大贡献在于治理了洪水。汉代人创造了许多征兆志象, 把禹的成就归功于上天的旨意。据说当禹治水成功, 上天就送下一枝玄圭。在武梁祠石刻中可以见到这个长方形一头尖锐的圭, 旁边的榜题写道:‘玄圭, 水泉流通, 四海会同则出。”再如, “武梁祠的另一祥瑞图像表现一条鱼, 与周代有关。旁边的榜题写道:‘白鱼, 武王渡孟津, 中流入于王舟’。据《宋书·符瑞志》, 武王伐殷途中于孟津渡黄河时, 一条三尺长的白鱼跃入船中。武王捡而视之, 见鱼眼底有红字, 预言武王的胜利。武王于是把这条鱼祭祀给上天, 感谢上天对他的佑护。”这样的例子在巫鸿的书中比比皆是。巫鸿对图像志的来源大致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考据, 二是对其它同一时期的石刻图像进行比较研究。

在第四章“山墙:神仙的世界”中, 巫鸿集中讨论了西王母在汉代神仙体系中前后不同阶段其地位发生的变化。在文章中, 巫鸿对武梁祠山墙绘画的构图所进行的分析中将武梁祠山墙石刻的构图用“偶像型”、“情节型”两种方式来概括。所谓的“偶像型”是以“西王母”、“东王公”为中心的构图方式;而“情节型”的构图的主要特征是非常对称的, 主要的人物总是被描绘成全侧面或四分之三侧面, 而且总是处于行动的状态中。在巫鸿的论述中, “西王母、东王公及其仙境的形象是以‘偶像型’的构图设计的, 而表现孝子列女、忠臣刺客的图画用的则是‘情节型’构图方式。”巫鸿认为, “区分这两种构图类型对研究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极为关键, 因为它们隐含着不同的创作观念以及观看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大量证据表明, 情节型构图是东周以来创作早期中国人物画的传统方式, 而偶像型构图则是一种新方法, 只是到公元1世纪才开始流行”。

在“墙壁:人类的历史”这个章节的开篇处, 巫鸿先给读者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石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阅读方式均为从右向左、从上到下排列的。二是石刻上的三组图像也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的。第一组的古代帝王像从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曦和女娲开始, 押尾的是夏朝末代君王桀。紧接的七位列女都生活在周代。第三组以东周曾参的故事开始。在巫鸿看来, 这种观看方式和图像的叙事方法、排列方式并不是巧合, 而是构图者或者说武梁个人有意安排的结果。

巫鸿在对这些“三皇五帝”、“列女、孝子”等等图像进行描述, 一种是司马迁那种史观——即书写历史的基本功能和探索历史范式及提供道德训诫。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巫鸿将武梁祠的图像叙事与司马迁的史观联系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 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描绘了从人类产生一直到汉代的中国‘通史’。其次, 就像《史记》一样, 它通过精心挑选的个体人物来浓缩历史。再者, 这些个体人物根据他们的政治关系、生平德行以及他们的志向而分为几个系列或类别。最后,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同时极为可能是这个祠堂的设计者, 武梁的肖像出现在后部历史的结尾处。”

当然, 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 即武梁祠的图像与汉代司马迁的史观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关系是否会太牵强?巫鸿的依据在于, “《史记》在公元2世纪已被普遍认做是史学写作的典范。”而《史记》的内容则与武梁祠的图像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例如, 《史记》中对三皇五帝, 如神农、伏曦;尧帝、禹帝的记录都能和武梁祠的图像一一对应。同时, 像武梁石刻中, 列女故事《梁高行》、《鲁秋胡妻》等图像也能在《史记》找到相应的记录。巫鸿的第二种有力的论据是, “《史记》和武梁祠堂画像的内在证据显示司马迁和武梁在学术传统和个人经历上的深层相似。最终的共同点有三:一是强调天人感应;二是相信历史的说教功能;三是笃信历史学家的独特作用。”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他将这种历史史观和中国汉代整个儒家学术传统与汉代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从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

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 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 也可以发展到四重。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 对于考古艺术而言, 更要注重研究多层次宽领域, 而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范围也在发生扩展, 从甲骨文、铭文一类, 到现在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由考古提供得到的证据。具有证据意义的材料从实物到人的观念、时空形式等抽象层面, 未来必定会有更多重证据出现, 艺术考古所涉及的方法论也值得挖掘。

参考文献

[1] (美) 巫鸿, 朱志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J].艺术百家, 2011, 4:62~69

中国三峡考古文化篇4

中学曾读过余秋雨先生写的《三峡》，文中所描绘的三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笔下，三峡，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山水风景，更含有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是作者心中的一块圣地，一个无从替代的意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儿时的我便对三峡充满了向往，被三峡的美与神秘所吸引！

学习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这门选修课程，让我对三峡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仅开阔了自己的文化领域，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下面来说一说自己学习了《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这门课的感受。

三峡，顾名思义是由三个峡谷组成，由西至东分别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西起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

三峡两岸不仅峰峦竞秀、雄伟险峻，而且在秀美的山色中还点缀着充满神奇色彩的栈道、悬棺、古遗址、古石刻、古桥、古民居……长江三峡地区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条文化走廊。三峡区域积淀着丰厚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地上、地下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众多的文物古迹等人文景观同秀美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三峡地区这些自然和人文遗产都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的。

学习了这门课程，让我对考古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考古就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考古学主要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不仅要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应当透过实物遗存，研究其中所蕴涵的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结构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状况，解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使我了解到长江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对文化遗产、对文物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的过度开发，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对考古地点、遗址、历史地点、文化地点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遗迹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三峡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珍贵文物和研究成果正不断地向世人展现三峡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博大精深的长江文明。峡江地区古代文化与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同组成的长江史前文明共同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因此保护抢救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的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建立三峡文明工程形象及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学习了这门课程让我了解到，三峡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三峡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类团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渝文化起

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在众多的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所以说巴文化是非常久远的一种文化。三峡贯穿于巴蜀大地，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来之历史文化发源地——河南的学子，我对历史文化古迹有着不一般的情感。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先后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令世人赞叹的史前文化。更有安阳殷墟遗址，龙门石窟，白马寺，嵩山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历史文化景点，可谓引人入胜，令人流连忘返！让我不禁为家乡历史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通过本门课的学习，我感觉到中原文化与三峡文化有着很深的关联。三峡文化同中原文化一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源地！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三峡”之所以不同凡响，并不在此一般文化意义，而在其构成了历史上三峡对外文化形象的核心价值及其共同文化特征。这个核心价值和特征，主要由结合三峡自然形象的人文形象构成。三峡这才秉有了千万年形成的极其丰富、自然形态的丰富多彩支持着它的诗情画意、名噪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

学习了本门《中国三峡考古文化》的课程，作为一名理科生，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让我丰富了知识面，而且了解到三峡文

艺术考古篇5

往事越千年，到了20世纪，饱经岁月沧桑、历经战争洗礼的大明宫遗址，除了几处断垣残壁和殿基土台以外，建筑残余都已湮没于农田之下。时至1957年，大明宫遗址的命运转折终于来到了。西安市北郊百姓惊讶地看到，北京来了一队人马，终日拿着长杆铁钻，架着三角平板，出没于田间地头，还不时地写写画画，在沟沟坎坎和高高的丘堆间照相记录。他们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正在寻找大明宫的所在。从此，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大明宫遗址考古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大规模古代城址考古的首要任务，是要设法搞清其性质、范围和形制布局。从1957年到1961年，考古队(队长马得志，队员有卢兆荫、张连喜、支援洪、屈汝忠、高鸿歧等近20人)经过几年密集而艰苦的野外工作，在积累大量考古资料和实测数据的基础上，明确西安市火车站以北一带就是唐大明宫遗址的所在地，其范围东到太华路，西至坑底寨，南到自强路，北到马旗寨，南北长约2256米、东西宽约1674米，范围达3.5平方公里。同时，通过勘探和试掘，基本判明了宫城范围、城墙走向、城门位置，夹城、宫殿、池渠、东内苑和西内苑等分布情况，发掘了麟德殿、玄武门、重玄门、含元殿、西内苑含光殿等主要遗址。此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1957～1959年间宫内便殿麟德殿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达10000平方米。该殿址是大明宫内第一个被发掘的重要殿址，遗址保存最好、最完整，其两层重台、前中后三殿、东西两侧对称的两亭和两楼(郁仪楼和结邻楼)以及重廊，充分体现出唐代建筑宏大的气势和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那殿址上的铺地砖、石柱础和保存十分清晰的铺地砖痕，令人叫绝，犹如麟德殿刚刚曲终人散。考古队绘出了第一张准确的大明宫遗址实测详图。这是历史上第一张最真实的大明宫地图，不但证实了《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基本正确，而且还订正了北宋吕大坊《唐长安城图》石刻等历史地图关于大明宫形制描述的一些错误，补充了夹城、翰林院等以前历史地图中所缺少的内容，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考古成果被及时地公布于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长安大明宫》。1961年，正是在进行了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唐大明宫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成为中国古代遗址保护对象的重中之重。在大明宫遗址考古的第一个高潮期以后，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工作重心转向发掘唐长安城内遗址以及麟游县九成宫遗址等，大明宫遗址考古一时冷落和停顿下来。自1978年“文革”结束至1980年代末，大明宫遗址考古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季”。这时，考古研究所已随属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第一工作队”一般也称“西安唐城队”，队长仍为马得志，主要队员先后有冯孝堂、左崇新、叶小燕、安家瑶等。在此阶段的十年中，大明宫考古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入了发掘具体遗址、细化认识大明宫内部结构、丰富考古资料的新阶段。西安唐城队在对大明宫整体情况有了宏观认识的基础上，又先后调查和发掘了清思殿、三清殿、东朝堂、翰林院、含耀门等遗址。这几次发掘的规模都不算很大，但都明确了其建筑形制结构和使用特点，公布了平面图和有关考古资料，学术意义十分重要。清思殿是唐晚期皇帝的便殿，遗址中出土的许多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片证实了《旧唐书》“宫中造清思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片十万番”的记载；三清殿是宫中道教高台建筑，发掘工作确定了高台的四边范围和上殿阶道，还清理出东侧的庭院式附属建筑，朝堂是百官入宫后的候朝之处，东朝堂遗址的发掘工作清理出叠压的早晚两期建筑基址，搞清了早期只有长条形庑殿，而晚期则在庑殿东、北两侧增加了廊道的变化；翰林院专司制诰，甚至参与机密，遗址考古发掘明确了其位置在西北夹城之内，并清理出院南部的建筑群落；含耀门是宣政殿东侧的之门，考古揭示出其两个门道的形制特点，对了解宫内门禁制度提供了实据。这一阶段中，傅熹年、刘致平、杨鸿勋、郭义孚等古建筑学家，纷纷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参照文献记载、敦煌壁画以及唐代建筑，对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重玄门等重要殿址、门址进行了复原研究，使人们可以对大明宫辉煌建筑有了实际的观感和认识。1989年以后，大明宫遗址考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阶段的西安唐城队队长为安家瑶，主要队员先后有冯孝堂、冯承泽、丁晓雷、李春林、何岁利、龚国强(2004年后继任队长)。这一阶段考古工作的主要特点是：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是配合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程而进行，规模大，任务紧，要求高；文物保护意识进一步提高，发掘前充分作好文物保护的准备，发掘结束后及时对现场采取保护措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或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1COMOS)的项目，与国外顶尖考古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发掘；考古科技含量大大加强，普遍应用了气球高空摄影、GPS全站仪测量、雷达遥感探测、器物成分测试、古环境分析等科技手段和方法；发掘过程中和发掘工作结束后，及时邀请考古、历史、古建、文物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现场考察和学术讨论，澄清了一些长期争论不定的学术问题，例如含元殿龙尾道位置、丹凤门门道数量等。这一阶段的主要考古工作有：①1995年至1996年，西安唐城考古队为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含元殿遗址的项目工程，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和全面揭露，发掘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证明含元殿系一次建成而不是由观德殿拆改而成、龙尾道设于大殿两侧而不是设于殿前中央，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争论不定的学术疑案。同时在殿址旁还清理出若干窑址，对含元殿的建筑过程和备料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②2001年至2005年，经国务院特批和国家文物局的同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具体由西安唐城考古队实施)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发掘大明宫太液池遗址。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发掘，逐步弄清了太液池西池遗址池岸结构、进水渠道、池岸人造景观、池岸廊院建筑等问题，初步揭开这处皇家园林的神秘容貌；③2005年至2007年，主要配合含元殿御道遗址保护和展示工程，进行了丹凤门和御道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揭示出丹凤门为最高规格的五门道制。同时，在含元殿前新发现的渠道、桥梁、砖道和车道，则为大明宫的宫廷布局和建筑制度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④2007年至今，西安市政府在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确定了大明宫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及周边地区环境改造的宏大工程。为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积极响应和配合，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对大明宫遗址展开了新的、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以求摸清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唐代遗存的分布、形状范围、大小尺寸、深度等基本状况，并进行准确定位，为大明宫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的保护、展示设计等提供考古资料依据。目前，这项工作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下，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之中。唐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工作已历经五十余年，其历程正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古代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始终如一的重视和支持；大明宫遗址考古五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果，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其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和学术亮点，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为该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大明宫遗址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大潮中至今尚能保持基本格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大明宫遗址考古尽管已经五十余年，但还仅仅揭露出这个宏大宫城的“冰山一角”。现今，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政府和西安市政府的努力下，大明宫遗址上的现代建筑即将全部拆迁，阻碍遗址保护的瓶颈问题即将一劳永逸地解决。展望未来，作为我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重点的大明宫遗址，其考古发掘必须继续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像意大利庞培古城那样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而决不能通过大跃进式的发掘，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同时，大明宫国家遗址开园和建成后，遗址考古过程亦可作为公园游览内容和历史文化普及的窗口，向社会公众开放。所以，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艺术考古篇6

正如R.G.Collingwood所言, “没有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在不研究有关历史思想史的情况下被研究”。因此, 立足于欧美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 整理环境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脉络, 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1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

从考古学思想史的演化来看, 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沿着同一趋势直线发展下去的。

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欧洲宗教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当时的人们为了突破天主教的思想制约, 开始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献和艺术品, 由此产生了作为考古学源头的“古物学”。古物学产生以后经历了从研究修道院中的藏书到搜集与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文学、法律的文献。大约15世纪, 在研究文献的同时, 对古代钱币、艺术品等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也成为当时人们反对神权统治、宣扬世俗思想的一个方面。受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天主教会思想专制的反神秘化和社会生活世俗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古物学在研究过程中具有一种感性的浪漫主义心理, 即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通过人类的过去解释世俗生活的合理性, 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全貌, 因此对一些问题的解释或多或少具有随意性。17世纪以后, 受启蒙思想影响, 古物学传统的演绎方法, 即历史的解释受到了生物学解释的质疑, 人们在研究时对真理的追问使得很多问题的回答无法像以往那样随意, 这就迫使古物学的研究必须转向科学化和全面化。

一般认为古物学是考古学的前身, 但Bruce G.Trigger认为古物学发展成考古学并没有必然性。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并且认为古物学之所以能演化为考古学, 很大程度上与思想观念的进步有关。早期的古物学研究更加侧重研究器物的美学价值, 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古物学很难与科学产生交集, 而正是民族主义的刺激使得古物学的研究方向与民族历史相结合, 正是启蒙思想推动古物学的研究方法与当时的科学成果相联系, 于是, 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诞生了。所以, 笔者认为考古学的诞生是近代社会思潮催生的结果, 其发展也与近现代思潮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环境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分期

按照Bruce G.Trigger在《考古学思想史》中的论断, 笔者认为环境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们对两种事物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一是人类对自身历史以及社会发展的认识, 二是人类对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我们按照环境考古学发展的不同程度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 环境考古学的形成期 (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 。

环境考古的形成期, 即环境考古学及其思想从萌芽到产生再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17世纪末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启蒙运动的蓬勃开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人们可以按照科学的研究来解释真实的人类历史, 此时是考古学萌芽的一个关键时期, 环境考古学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良好材料积累和知识储备, 其萌芽的原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内部来看, 由于考古学诞生之初没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规则的实践方法, 所以只能借助与之相关的地质学、古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资料进行收集、鉴别和类比, 这些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 环境要素正是它们的研究范畴。从外部来看, 17世纪末期思想界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提倡自由、科学的启蒙思想与保守的宗教思想之间, 在二者长期斗争中的两个焦点分别是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问题。也就是说, 当时解决的问题的需要使得环境考古学成为考古学中的重要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 环境考古学在考古学诞生的过程中一直与之共同发展, 所以笔者认为在划定环境考古学诞生年代的时候, 可以将其看成于19世纪初与考古学同时产生的一部分。

环境考古学产生以后不久, 便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丹麦地质学家Johannes J.Steenstrup在发掘泥沼遗址时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存在史前人类的地层学依据, 并通过森林变迁的方式将半岛上的环境变迁与Thomsen的三期说一一对应, 并估计每个阶段可能延续约2 000年。这是环境考古学产生之后作为研究工具的第一次应用。

与此同时, 欧洲人争论的另一个问题, 即人类文化的发展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 证明了人类文化是持续进化的。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论证了人类文化是持续进化的:一方面是通过反驳灾变论的地质历史。1785年, 爱丁堡医生James Hutton提出均变论原理。19世纪30年代, 英国地质学家Charles Lyell发表《地质学原理》, 用其在西西里岛发现的大量证据论证了均变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古生物学方法的研究, 论证人类生物的进化。在均变论提出之前, 法国古生物学家Jean-Baptiste Lamarck就提出了生物进化思想。19世纪中晚期, 哲学家Herbert Spencer提出了与宗教思想截然相反的进化思想, 并动员中产阶级支持进化论。1859年, 英国博物学家C.R.Darwin发表著作《物种起源》, 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 建立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进化模式。这是环境考古在人类进化问题的研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应用, 为进化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埋下了伏笔。

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并没有形成学科体系, 也没有独立的研究方法, 而是较为依赖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单独研究而随后作出考古学的解释, 其研究方法尚未摆脱与民族学的类比。

(2) 环境考古学的蓄势期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中叶) 。

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处于发展的状态。但为其壮大成熟奠定了知识基础。

19世纪晚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让人们对人类的进化深信不疑, 但同时, 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充斥着种族歧视意味的文化直线进化观 (过程考古学) 受到质疑。在这种形势下, 于19、20世纪之交, 着眼于各个种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文化考古学诞生了。这种新兴的考古学思想一经出现就为一些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所推崇, 成为追溯民族历史、寻找民族认同感的有力工具。在随后的半个世纪,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使得考古学更像艺术而非科学, 此时的考古学家对于环境的态度陷入了迷茫, 这一阶段成为环境考古学发展的缓慢期。

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 使得人们无法完全按照器物的序列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自然以及文化适应状况, 也就是说, 正是历史文化考古学的弊端孕育了环境考古学的又一次发展。此时, 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考古学在动植物遗存、孢粉、纹泥、黄土等环境要素方面的研究初具规模, 这对于世界考古学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榜样。也就是说, 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环境考古学发展中一场更为剧烈的变革正在孕育。

总体来看, 环境考古学在蓄势期的发展并不是持续的。进化考古学与历史文化考古学在转接过程中将环境考古学的定位做了一个极大的变换, 由一种必要的研究方法变为一个边缘且不属于主流的分支学科。这种认识也使得19、20世纪之交环境考古学遭受冷落, 带有“古物学”倾向的历史文化考古学诞生, 并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据主流。从历史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看, 其对于环境考古学是排斥的, 以至于这一阶段, 环境考古的方法未能真正与考古学融为一体。20世纪20年代, 当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解释受到质疑之时, 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将环境考古纳入考古学体系, 并且寻求一种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解释。

(3) 环境考古学的成熟期 (20世纪20年代至今) 。

在这一阶段, 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其在考古学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也可以看成是环境要素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变化。本阶段前期, 是环境考古学迅速发展的繁荣期, 后期的环境考古学才真正走向成熟。

20世纪20年代,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 考古学界兴起了对功能论和过程论的探讨, 早期功能-过程理论应运而生。

A经济社会结构研究与生态考古学

1937年, 芬兰考古学家Tallgren呼吁考古学界重视研究人类 (族群) 以及他们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 得到了广泛响应。英国考古学家V.Gorden Childe就是在此时背离了历史文化考古学, 强调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人类文化。与Childe不同, 英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家J.G.Clark更注重发展新的田野发掘技术来补充理论创新, 用来说明古代社会生活, 特别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他绘制了一张流程图, 把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食物供应、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联系起来, 作为工作的核心, 这份流程图被认为是“最早发表的将文化与环境因素作为单一系统组成部分加以联系的图示”。此后, Clark将生态学与考古学结合, 开辟了生态考古学 (Ecological Archaeology) 。他认为, “文化变迁是对环境变迁、人口波动、节省劳力的发明以及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暂时失衡’的一种反应”, 即文化是人类对生态适应的结果。这种观点通过人类的适应性将文化与生态结合起来, 同时也将环境考古学这种新的生态学视角推广到世界范围内。

B美国文化生态学的新发展

Clark的生态考古学思想影响了美国考古学界, 虽然这种影响不是直接地将新的考古学理念传入美国, 但毕竟引起了美国考古学家对历史文化考古的反思和批判。考古学家Walter Taylor提出了掇合方法 (The Conjunctive Approach) , 强调关注遗址内部“所有的器物和遗迹”, 利用考古资料重建遗址中人们生活的原貌, 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包括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文化, 还有人类生存的环境, 只有这样的研究才算是复原历史的全貌。但是, Taylor的掇合方法深受博厄斯派人类学的影响, 在唯心论观点的指导下进行。无论如何, 这次突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它宣告着, 此时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和类型学注重的“关键”器物研究是不合时宜的。

与Taylor几乎同时代的美国唯物主义民族学家Julian Steward也开始了挑战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研究, Steward提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的概念, 用来表述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 其文化被视为主要的适应机制。文化生态学的提出是对Clark生态考古学概念的继承与发展, 但与之不同的是, 文化生态学并没有试图通过某种纽带将文化与生态联系在一起, 而是将生态作为文化的一个生存背景进行解释。他的学生Gorden Villey在研究秘鲁微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时发展了他的理论。与Steward不同, Villey的研究没有把聚落环境定义为人类群体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证据, 而是注意到了考古资料反映出来的社会因素也可以看作文化适应的证据。在Villey的研究中,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被重新引入作为文化之间的区分, 但这与历史文化考古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下的考古学文化, 界定的是人类行为, 而不是民族和身份, 此时的考古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历史文化考古学的高度突破, 环境考古学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也基本确立。

C新进化论与新考古学

20世纪中叶以来, 博厄斯派人类学的地位每况愈下, 就连其原来忠实的支持者Steward都与其背道而驰, 倡导一种“多线进化论”, 除了与文化生态学相似的观点外还肯定了一种强势文化会对同层次的文化造成影响, 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另一位重新解释进化论的是Leslie White, 他强调进化是普遍的, 并认为文化系统由技术系统决定, 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后来被女考古学家B.J.Meggers改写成技术与生态共同作用的进化。这些思想被统称为“新进化论”, 成为与“新考古学”共同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1962年, Binford发表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被视为新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他认为考古学家不应该被考古材料所束缚, 应该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 他相信考古学应该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他继承了White的观点, 认为考古学不应该总是罗列文化特征, 而应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 其下分为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三个亚系统, 认为器物的变化是三个亚系统共同变化的反应。1968年, BInford主编出版了《考古学的新视角》, 标志着新考古学基本形成。在对于文化的认识上, 他更关注不同文化的“异质性”, 而非像历史文化考古学那样寻求器物上的相似性。Binford等一代人创立的新考古学后来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 (Processual Archaeology) ”。

笔者认为, 过程考古学的诞生标志着环境考古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因为此时的环境考古学已真正成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而不是辅助研究、单独解释的工具, 也不是利用研究, 协助解释的背景, 生态环境成为考古学研究综合考虑的一类因素。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的认识空前提高的结果, 也是人类全面看待自身发展历程的开端。

D后过程考古

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过程考古学之中分化出反主流的一支。80年代, 考古学家Hodder将这一趋势命名为“后过程考古学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后过程考古学忽视法则和规律, 提倡受结构主义、批判主义等影响的个人化方法论, 这是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再一次向艺术概念倾斜。但值得庆幸的是, 后过程考古学并没有盖过过程考古学强盛的发展势头而成为考古学思想的主流, 即便是成为主流思想, 后过程考古的艺术概念也主要集中于心理上的美学认同, 几乎不能产生器物研究的复辟。

总之, 这一阶段是考古学摒弃经验主义、树立实证主义的关键时期, 也是环境考古学由边缘走进考古学体系并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过程考古学自60年代产生至今, 仍然占据着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主流, 环境考古学作为其中一个部分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并且不断为考古学提供新的手段和发展动力。

摘要：面对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的滞后, 我们需要站在考古学发展的宏观框架下重新认识环境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作用意义。《考古学思想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即从思想演变来观察学科的发展。笔者将世界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蓄势期、成熟期, 从这一学科的成长史中为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寻找出路。

关键词：考古学思想史,环境考古学,中国

参考文献

[1]Bruce G.Trigger,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ought (second edition) , (Translated by Chen, C.[) M], 2010.

[2]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

[3]汤卓炜.环境考古学[M], .科学出版社, 2004.

[4]周昆叔.环境考古[M].文物出版社, 2000.

[5]陈淳.当代考古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6]陈淳.考古学思想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J].南方文物, 2009, (1) .

[7]贾洛斯拉夫·马里纳泽德奈克·瓦西塞克.考古学概念的考古[J].陈淳, 译.南方文物, 2011, (2) .

[8]汤卓炜.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地学环境考古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 2004, (5) .

[9]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J].考古, 1963, (9) .

[10]滕铭予.GIS在赤峰市西南部环境考古研究中的实践与探索[J].边疆考古研究, 2006, (12) .

艺术考古篇7

2011年, 传统野外考察取得一系列成就。在约旦, 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其中一座最为古老的建筑;在危地马拉, 一个玛雅人墓葬提供了曾出现女首领的罕见证据;在苏格兰, 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千年船棺, 主人是一名在1000年前去世的维京人。

1. 在苏格兰阿第那莫坎发现维京人千年船棺

一幅艺术概念图, 展现了在苏格兰发现的船棺可能的最初面貌。2011年, 考古学家在苏格兰西部偏远地区阿第那莫坎 (Ardnamurchan) 沿岸发现一具维京人船棺, 这是考古学家首次在英国大陆发现这种墓葬。这名维京人据信在1000年前死亡, 很有可能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战士。他的船棺长16英尺 (约合4.87米) , 陪葬品包括一把剑柄镶嵌着银饰的佩剑、一个盾牌、一根长矛、一把斧子以及一个角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维京人的专家科伦恩-巴特表示:“这些文物保存完好, 种类很多, 是在英国发现的最为重要的维京人墓葬之一。”

船棺所在位置现在来看与世隔绝, 但在下葬时所处的年代, 这个位置正处在爱尔兰和挪威之间的南北主航海路线上。考古学家并未在阿第那莫坎发现维京人的住宅遗址, 据信, 他们曾在附近的赫布里底群岛居住。英国莱斯特大学的项目协调人奥利弗-哈里斯表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要选在这里下葬, 但在新石器和铜器时代, 在这里下葬可能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对船棺主人牙齿进行同位素分析可能帮助科学家确定他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2. 在约旦费南谷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部落活动中心遗址

在约旦南部的费南谷地, 考古学家发现一座面积4500平方英尺 (约合418平方米) 的建筑遗址。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重新确定当地建筑在猎人-采集者部落转变成农耕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的用途。此次发现的遗址并不具有近1.2万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地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住宅群与农业的出现关系密切。在西岸耶利哥和土耳其南部哥贝克力石阵发现的类似塔式建筑表明居住地处于原始期,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 参加部落活动和宗教仪式。

发掘工作负责人、英国研究理事会的黎凡特主管比尔-费恩雷森表示, 这是在费南谷地发现的又一座卵形建筑, 被称之为“O75”, 年代可追溯到1.17万年前。“当时的古人可能首先挖一个大坑, 而后用一种高强力泥浆混合物砌墙。”他们用灰泥建造地板, 四周被两排长凳环绕——深3英尺 (约合0.91米) , 高1.5英尺 (约合0.45米) , 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地上埋桩子的洞说明, 这座建筑部分建有屋顶。

在这座建筑中部的凸起平台, 考古学家发现了臼研机, 说明当时的人可能在这里集体加工大麦和开心果等作物。O75可能作为部落活动中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史前考古学家尼格尔-格林-莫里斯表示:“它可能是一个聚会场所, 附近的人定期到这里聚会。”莫里斯并没有参与此次发掘。

3. 开源方式研究南方古猿源泉种化石

照片展示了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源泉种的化石残骸, 上面堆积着一层薄薄的矿物质, 可能是早期人类皮肤。南方古猿源泉种化石是2010年在南非马拉帕洞穴发现的, 年代可追溯到220万年前。这一发现帮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人类进化。2011年进行的化石扫描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矿物层, 可能是南方古猿的皮肤残骸。为了确定这一发现, 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和项目领导人李-伯格将目光投向博客, 这一做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可谓迈出具有革命性的一步。

伯格与威斯康星州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和博客作者约翰-霍克斯合作, 在互联网上的科学社区公布他们的研究, 请求同行帮助分析“皮肤”样本。霍克斯表示, 由于没有人曾发现早期人类的皮肤化石, 这一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专家。这种开源方式将帮助研究小组避免早期原始人类研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有时候, 发现化石到科学家公布分析结果之间相隔数十年。研究小组将在网上进行更新, 向科学界同行告知他们的研究进展情况, 在正式向同行评议杂志递交研究发现前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项研究吸引了世界各地古人类学家的兴趣。目前, 伯格的研究小组正与俄罗斯古人类学家进行商谈, 后者建议将在马拉帕洞发现的样本与其他皮肤化石样本进行分析。此外, 研究小组还与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矿物学家合作, 寻找利用电子显微镜分析“皮肤”结构的途径。如果这个矿物层确实是保存下来的皮肤, 便可为考古学家提供有关南方古猿源泉种头发、色素沉淀和汗腺的信息。如果是其他东西, 古人类学研究则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4. 在捷克普莱德莫斯蒂发现首批驯化犬化石

在捷克, 考古学家发现了首批被人类驯化的犬的3个头骨化石, 照片展示的便是其中之一。这条驯化犬的口内有一块乳齿象骨头。直到最近, 研究人员仍旧认为人类在大约1.4万年前驯化犬。2011年, 考古学家在欧亚大陆发现证据, 证明驯化犬的时间早于此前预计。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米特杰-格莫普莱和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了3个犬头骨化石, 很多特征与家养犬类似, 将它们与祖先狼区分开来, 其中包括更短更宽的鼻子以及更宽的头盖骨。

这些头骨化石的年代可追溯到大约3.15万年前, 是在捷克普莱德莫斯蒂 (P·edmostí) 发现的。在西伯利亚的拉伯尼奇亚洞穴, 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犬头骨化石, 年代可追溯到3.3万年前。这两大发现支持了2009年格莫普莱和同事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描述了在比利时格耶特 (Goyet) 发现的一个犬头骨化石, 年代可追溯到3.6万年前。当时, 批评者将在格耶特发现的犬头骨视为一种畸形。格莫普莱在提到格耶特头骨化石时表示:“测定年代之后, 我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我认为不会有人相信我的发现,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所有3个地点发现的化石让格莫普莱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5. 在危地马拉纳库姆发现罕见玛雅女首领化石

在危地马拉东北部纳库姆的考古遗址,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墓葬, 并没有遭到盗墓者的掠夺, 可能是公元2世纪或者3世纪的一位女首领的坟墓。在面朝东的墓室内, 他们发现了一具拥有1300年历史的骸骨。在墓穴内, 他们还发现了一系列陪葬品, 包括一个碧玉胸饰和一个装饰精美的容器。透过墓室地板的一条裂缝,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坟墓, 里面的女性遗骸头枕两个容器, 与前一个相比, 这个墓室的贵重陪葬品更多。墓穴的规格和位置说明主人是皇族, 延续了500年之久。

6. 还原奥地利卡农图姆的角斗士学校

一幅还原图, 展示了在奥地利发现的角斗士学校。在探地雷达的帮助下, 卢特维格波茨曼考古勘探暨虚拟考古研究所 (LBI-ArchPro) 的国际研究小组在奥地利的古罗马城市卡农图姆发现了一所角斗士学校遗址, 同时用一种空前的方式将角斗士学校展现在公众面前。卡农图姆一度非常兴盛, 拥有5万名居民, 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考古遗址公园所在地。新发现的角斗士学校年代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 位于罗马圆形竞技场西部,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四大角斗士学校。它是一个封闭的复合建筑, 包括一个内院、圆形训练区、居住区以及一个墓地。

探地雷达获取的高解析度图像展示了地板下的供暖系统、沐浴区和过道。借助于LBI-ArchPro研发的探地雷达技术, 考古学家还原了角斗士学校, 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角斗士的生活。通过还原图, 参观者能够了解学校如何与卡农图姆的地貌有机结合在一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使用在智能手机上观看角斗士学校还原图。

7. 在中国陕西/新疆发现古代饭食

照片在中国拍摄, 一名研究人员正在提取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汤的样本。由于在铜制容器内盛放了2000多年, 汤已经非常浑浊并且呈绿色。现在, 狗骨汤和小米面条可能是只有考古学家才会喜欢的饭食。在陕西和新疆的两个墓穴内, 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感到好奇的饭食残骸, 盛放在铜制容器和粘土罐中, 与死者一同下葬。在陕西省的一座战国墓, 考古小组发现了古人做的汤, 汤里的东西可能是狗骨头。在新疆的苏贝希墓, 另一支考古小组发现了有着2400年历史的小米面条, 保存非常完好。通过“复制”, 考古学家可能在不久后体验一下古人的饭食。

8. 在秘鲁发现战争促使早期国家形成重要证据

照片展示了秘鲁普卡拉。考古学家认为来自附近普卡拉的人烧毁了塔拉科居住地。在秘鲁的的喀喀湖北端附近,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查尔斯-斯坦尼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能够证明战争对早期国家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据。在一个名为“塔拉科”的居住地, 考古学家在身份较高的人的住宅区发现了38码 (约合35米) 长的灰烬和碎片层。当地共有两个最大的政治中心, 塔拉科便是其中之一。灰烬和碎片层说明塔拉科被付之一炬, 火灾发生时间为公元1世纪。当时的火势很大, 烧毁了土砖墙, 茅草屋顶也被炭化。

大火过后, 塔拉科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高品质陶器和黑曜石工艺品的产量急剧下降, 当地居民的工作也发生改变, 从用细石建造房屋变成到田里地劳作。与此同时, 附近的普卡拉 (Pukara) 居住地却实现腾飞, 领地扩大了至少60英里 (约合96公里) , 出现了具有国家特征的社会, 例如城市化居住地、战士阶层和全职工匠。

根据所发现的证据, 斯坦尼什认为普卡拉袭击和摧毁了竞争对手塔拉科。在共存了2000年后, 战火席卷了的的喀喀湖盆地。不过, 战争并没有扑灭文明的早期火花, 而是扮演了火种的角色。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铺就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但有时候, 有组织的冲突能够产生更大效果。很显然, 战争是获取资源的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哈佛大学的史蒂夫-勒布兰克表示:“如果认为战争并未在国家形成模式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9. 在夏威夷法国护卫舰沙洲发现美国捕鲸船

19世纪, 美国的捕鲸舰队将这个国家的触角进一步向全球延伸, 同时改变了太平洋经济的面貌。不过, 考古学家很少发现这些捕鲸船的沉船残骸, 因为它们通常在距离海岸很远的深水区沉没。2011年, 美国联邦海洋考古学家在夏威夷Papahanaumokuakea国家海洋保护区的法国护卫舰沙洲发现一艘楠塔基特岛捕鲸船沉船残骸, 名为“两兄弟”号, 于1823年沉没。

考古学家首先发现“两兄弟”号的一个锚, 宽10英尺 (约合3.04米) , 随后发现3个铁制提炼罐——鲸脂在里面熔解成油——帆缆残骸以及另一个锚。“两兄弟”号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它是不幸的小乔治-波拉德船长率领的第二艘船, 第一艘为“艾塞克斯”号, 被一头抹香鲸撞沉。“艾塞克斯”号是《白鲸》的创作灵感, 包括波拉德在内的船员在遭遇海难之后上演了嗜食同类的惨剧, 他们在海上随风漂流, 最后全部饿死。

1 0. 阿拉伯之春影响考古学研究

照片展示了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阿拉伯之春对利比亚的考古遗址产生重要影响, 但所造成的破坏却惨遭忽视。如果将阿拉伯之春排除在外, 讨论2011年的考古学研究将是不完整的。这种政治剧变对考古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在利比亚, 一名俄罗斯记者报道称, 窃贼疯狂掠夺这个国家的博物馆, 北约的战机轰炸了大莱普提斯和撒卜拉塔的古罗马遗址。非盈利性组织“蓝盾”对冲突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感到担忧。9月末, “蓝盾”的一个3人小组来到利比亚西部, 结果发现大莱普提斯并未遭到破坏。撒卜拉塔的剧院虽被子弹击中, 但只遭受轻微损伤。反叛者确实闯进的黎波里的国家博物馆, 但只破坏了博物馆展出的卡扎菲的旧汽车。在此之前, 博物馆工作人员将贵重文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其他地方。“蓝盾”报告称, 他们并未发现有组织掠夺他们造访的博物馆或者考古遗址的证据。即便如此, 利比亚的文物保护工作仍让人感到担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马耳他大使雷-伯德丁曾与利比亚文物部门共事多年。他说:“现在是谣言和传闻满天飞, 但利比亚的文物确实通过埃及被偷运出国。利比亚的考古遗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文物部门仍在组建当中。”在叛军武装将卡扎菲的军队赶出班加西之后, 所谓的“班加西财宝”从一个银行保险库神秘消失。这批财宝包括大约8000枚铜币、银币和金币以及其他在古城昔兰尼发现的文物。昔兰尼位于现代城市阿尔-贝达附近。

与利比亚这个西面的邻居相比, 埃及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在1月末爆发革命之后, 时任埃及文物部长扎希-哈瓦斯曾表示所有遗址和文物都非常安全。不久后, 事实就无情地戳破了哈瓦斯的言论。掠夺者入侵了数十个遗址, 同时闯进埃及全国各处的库房, 包括三角洲地区阿拜多斯、阿布西尔、吉萨、达舒尔、利斯特、塞加拉和坎塔拉。窃贼盗走了开罗埃及博物馆的文物, 当时抗议者和街头冲突正在解放广场内外上演。

埃及考古学家表示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文物已经重回安全状态, 但相关保护结构仍处在飘摇之中。为了稳定局势,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不再是文化部下属部门, 而是直接受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内阁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开罗专家塔玛尔-特纳什维利表示:“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正在接受痛苦的审查。这个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现在已经空空如也。文物委员会的经费来自于旅游业收入。”

突尼斯是第一个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国家, 独裁者遭到驱逐。不过, 突尼斯似乎并未在革命之后面临利比亚和埃及那样的考古遗产保护问题。在本-阿里和家人被驱逐出境之后, 人们发现了早期出现的阿里家族的文物掠夺行为。在法国电视2台播出的《Complément d'enquête》中, 突尼斯国家遗产研究院的法特希-贝亚维走进被遗弃的阿里女儿的海滩公寓, 共发现了近200件充当装饰品的文物。在厨房, 古代的石柱支撑了一个巨大的排风罩, 大理石檐壁则被改造成壁炉。

略论考古阐释学篇8

现在欧美所推崇的考古阐释学方法主要是聚落考古学和新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是以遗址内在遗迹的微观关系和遗址群间的宏观位置关系的综合研究, 进而探讨社会文化的内在关系与结构。而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三个同时并进的重要焦点: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1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戈登.威利在秘鲁的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新考古学则是由宾福德所倡导, 通过全新的研究和设计, 开展比较考古学研究, 了解社会文化进化的通则, 被称为“科学”的方法。大致来说, 他们有几个特点:“1.注重文化生态学;2.采用“系统理论以了解文化;3.注重方法 (以推论或演绎及“假说验证”为主) 而不求个别文化深度研究;4.以文化社会变迁程序及法则之寻求为主要目的。”2而同时这些方法刺激了大量自然科学定量分析技术运用到考古学中, 提高了考古学的科学性。

欧美考古学能产生聚落考古和新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学科背景, 吴春明曾做过详细的介绍:3考古学是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体系中的一部分。美洲的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支, 欧洲的史前考古学也取向于社会人类学。在古典进化论背景下, 来源于近代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被应用于考古学中, 发展出了近代考古学;而其后美国的“历史学派”和欧洲的“传播论”的影响, 赋予了考古学更多实证的内容, 树立了考古学注重物质文化外部形态的描述与分类即器物谱系的研究法, 注重时空多样性即文化区系的研究法;在20-30年代欧美人类学界兴起的的“功能——结构主义”等社会文化人类学深层理论的影响下, 欧美考古学开展了聚落考古学的研究, 拓宽了研究领域, 深化了研究层面, 使得考古学从局限于器物谱系和文化区系上升到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二战后, 随着新进化论的兴起, 在聚落考古学的基础上探讨社会文化进化法则再次成为考古学新阶段特点, “新考古学”应运而生。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欧美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渐进理论的直接制约, 而随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国考古学的现状, 随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开展, 在以苏秉琦先生倡导的“区系类型”方法的指导下, 我国的主要地区大致完成了本地区的文化谱系及编年。部分学者也开展了一些深层次的考古学研究, 如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的复原, 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课题的探讨等, 但是, 这类研究却较为有限, 与欧美考古学相差甚大。究其原因, 大概有两点:一是中国地缘广阔, 古代文明千年来绵延不绝, 因此在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建构上任务繁重;二是中国考古学的史学传统及杜绝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取向。

在一些学者看来, “考古学家在弄清本地区以物质文化史编年为代表的古文化谱系之后, 都试图或正在探索对古文化的创造者所构成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规律, 正是近代考古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这是考古学理论方法、学科角色与地位及目的性的调整, 是从人文科学价值转向社会科学的价值。而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考古学仍停留在近代考古学的水平, 而且传统史学的对中国考古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制约, 使得中国考古学只是史学的附庸, 用以证经补史, 而难以突破发展。”4

难道说, 中国考古学必须脱离传统史学的藩篱, 投入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体系中才能有所突破发展?还是先让我们看看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关于空足鬶就是文献“鸡彝”的精辟论证再下结论。

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5一文中, 先通过对夏、商出土礼器的比较得出, 觚、爵、盉与觚、爵、斝这两种不同的组合, 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其后, 邹先生通过文献资料的记载而知, 夏商各有不同的“灌器”, 夏为鸡彝, 商为斝。那么怎么才能证明夏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是鸡彝呢?邹先生发现从器物形态学来分析, 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正像一只红色的雄鸡, 正合鸡彝之名。而同通过对陶鬶的谱系分析, 邹先生理清了陶鬶在各时期的形态变化及分布范围, 并证明了夏文化的的封口盉确是来源于大汶口文化的陶鬶, 只是夏人尚黑, 而做出黑、灰色。由此, 从命名而言, 证明了夏文化的封口盉即为鸡彝。

其后邹先生又从西周金文的“彝”字, 入手, 从文字学中分析出“彝”原型为将鸡捆缚, 滴血, 宰后用双手捧送供神。并列举出古代文献证明宰鸡敬神的风习通行于古代东方, 特别是鲁国地区。而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 而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 两者关系不是再清楚没有了吗?双手捧鸡曰“彝”, 双手捧鬶曰“灌”, 目的都是为了祭祀。由此, 从功能上再次证明了陶鬶, 封口盉即为鸡彝。

邹衡先生在此论证中, 结合了陶质礼器的的文献依据和考古学特征, 科学地将实物资料转变为实物史料, 极大地推进了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古文献考据学与古文字学对考古学研究的巨大帮助, 将文献资料运用于证明和解释考古学现象, 则考古学是主体;而用考古学现象以比附文献资料, 则是以史学为主体, 又怎么能说中国考古学只是史学的附庸品呢?其次, 邹先生通过陶鬶的谱系分析, 明晰了夏商文化的源流, 证明了当时的礼制, 并复原了当时的礼俗, 这如何能说邹先生的研究不透物见人?我看邹先生的研究一点也不逊色于欧美的“新考古学”, 拥有深厚史学功底的邹先生一样可以做出深层次的考古学研究。

我们还应该看到欧美的考古学置身于人类学或社会学体系之下, 很大程度上是无经可证, 无史可据, 只能利用实物资料独立地复原古代社会历史。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又光辉灿烂,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独立形成而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而且中国4000多年前就有了文字记录, 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极深厚的史学传统。欧美考古学由其自身发展的渊源, 中国考古学也有自身发展之渊源, 又岂能轻易放弃自身优厚的先天资源呢?更何况欧美考古学所用之人类学理论也有其时代背景, 都是随时代背景而应运而生, 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有其缺陷, 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往往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一淘汰。或者可以说人类学理论只是应其时代而起, 反应其时之思潮, 解决其时关注之问题, 其研究当代之社会尚不能行之有效, 又如何妄论用于史前文明社会?

当然, 借用社会人类学理论, 使用大量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定量分析技术, 有助于提高考古学的科学性, 有助于提取更多的考古信息, 使考古学研究更全面、更深入, 但是将考古学从人文科学价值转向社会科学价值并不是什么好事, 而将探索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视为考古学的终极目标更是对考古学的贬低。

首先, 文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不能用所谓自然科学的“假设——演绎——论证”的程序一一试验。对待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每个考古学者都必须有一份爱惜, 一份保护它的责任, 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万万不可丢弃。

其次, 考古学的目标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考古学最大的作用应该在精神文明上。西方有句谚语:“只有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 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有了解了人类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 人类才能明白自身存在的意义, 才有勇气去探索未知的未来。而考古学正是这么一座连接人类过去与现在的的一座桥梁。邹衡先生的研究就有这方面的作用, 只要看着红陶鬶、封口盉, 或者自己在宰鸡敬神, 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我们大汶口时期、龙山时期的先祖一脉相承下来的礼俗, 就有一种对祖先继承的感觉, 并有传承下去的信念。

因此, 且不说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没可能, 要多长时间, 对现世之人有多大用处, 它充其量只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考古学应该把过去告诉人们, 让人们了解过去, 让古代文明得以传承。

注释

11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文物出版社, 1986年.

22 .同1

33 .吴春明.《说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44 .吴春明.《“西学东渐”中的中国考古学》.

“考古”年赚上百万元篇9

今年27岁的赵童童, 2008年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回到广州, 进入一家私人贸易公司当了一名营销策划。

公司虽小, 但环境宽松, 老板与员工之间相处也很融洽, 而且老板非常鼓励员工发挥创造的能力。活泼好动的赵童童如鱼得水。可惜, 2010年11月, 公司倒闭, 刚刚工作2 年的赵童童又加入求职大军里了。找工作并没有她想象中那样容易, 折腾了大半个月仍然一无所获。她变得焦躁起来。

这时定居香港的表妹邀请她到香港参加盛大的“环球嘉年华”。当她走进一家台湾厂商展销的小店, 立即被里面摆放的许多妙趣横生的透明盒子给吸引住了。盒子上的配图都很精美, 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块块形状大小各异、色彩缤纷、类似泥土的土块。

难道土块也能出售?厂家的销售人员详细地介绍说:我们不是在卖土地, 而是在销售让人疯狂的“考古”。每个人都对神秘的东西抱有强烈的探寻欲望, 盒子上的精美配图和说明文字虽然向顾客表明了土地里面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宝物”, 但顾客只有通过自己的挖掘才能真正看到并拥有自己所购买的产品。

比如, 一款“完美礼物花束”的“考古”, 土地是自然绿的仿生土, 土地形状类似超市里卖的软装可口可乐, 大小也与之相差无几。只要取出这个椭圆形的自然绿仿生土块, 然后用一把刷子、一根挖掘棒进行挖掘清理, 经过一番劳作后才能将“完美礼物花束”从土块中挖掘出来。看到一张画在纸上的花, 这只是这件产品的最初模样, 经过组装后, 就会成为立体纸花。最后再浇上水, 立体纸花就会变成真的鲜花:一束美丽的郁金香。

仿生“考古”土地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简单的就一层, 复杂的有四层之多, 每层还可设有一些小机关。

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一套简单的压制机器压进仿生土块中。土块的大小、颜色、形状都可以根据产品的大小形状, 或顾客的要求进行定制, 而且还可以给土块添加香味。这些土块都是非常柔软的, 不会对产品产生任何破坏作用。顾客在挖掘“考古”中获得快乐, 既买到了新颖、实用的产品, 又获得了游戏的乐趣……赵童童觉得机会来了!

2011 年3 月, 赵童童的“疯狂考古”专卖店闪亮登场了!赵童童的“疯狂考古”专卖店刚开业, 就吸引了不少时尚青年。她还根据客人的要求在“考古”土块上刻上了俏皮、温馨、鼓励或祝福的话。

随着顾客一天天增多, 赵童童从各个角度满足顾客的需求。有顾客反映, 既然是“疯狂考古”, 为什么不准备一些真正有历史韵味、有远古遗迹味道的产品呢?于是, 她推出了“发现档案”系列数十种疯狂“考古”产品:迷你霸王龙化石“考古”, 仿古波斯酒器“考古”, 星人骨骸“考古”等。

赵童童还把专卖店的一面墙做成了“留言墙”, 每个尝试过“疯狂考古”的顾客都可以在“留言墙”上抒发自己的心情和感悟。这一招竟然催生出了一大批忠实的“古丝”, 每天都有很多男女把赵童童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

奇迹, 小创业也能演绎大财富

很快“疯狂考古”俱乐部便成立了, 赵童童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了“官”——俱乐部部长。每周的不定期活动让俱乐部的“古丝”们都兴奋异常。2012年的2月, 刚经营半年的“疯狂考古”专卖店, 拥有了7000名正式会员。他们成了赵童童店内最坚实的消费人群。这时候, 赵童童的月纯利润达3万元!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赵童童并不满足坐等厂商提供新品。2012年6月中旬, 她的“疯狂考古”创意工作室成立。近万名的俱乐部会员成了工作室的智囊团, 每周的会员聚会便成了“考古”交流会。

现在的“疯狂考古”专卖店, 口碑、人气都有了, 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赵童童的当务之急。很多人都劝赵童童趁热打铁, 多开连锁店, 可她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放眼整个私人专卖店市场, 鲜有专卖连锁做得很成功的。经过认真分析, 赵童童发现连锁店都是比较分散的, 店与店的距离必须远;其次, 消费者分布较广, 在不同的区域其心理消费结构和对潮流的感悟也是不同的。同样的连锁店, 根本不可能按照一个统一的价格进行销售, 这给门店的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012 年11 月, 赵童童投入30 万资金请有关专家给自己量身打造了专门针对“疯狂考古”连锁的零售软件。每一个门店都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 每个门店的POS机都通过网络直接与总部相连, 店里有多少商品、卖了哪些商品、以多少价格卖出、哪些是销售主力……所有的数据都会每隔一段时间便准确地传到总部。而“疯狂考古”俱乐部的各个分部, 也跟随连锁店一起进入各个区域, 为她的“考古”生意开展外交宣传攻势。

赵童童的扩张战役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如今, 她已拥有了6家考古连锁专卖店, 每个月纯利润达27万元。

西沙水下考古篇10

西沙群岛离海南最近，隶属海南省。1998年12月，在海南一个十分普通的渔村——潭门镇，来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中国年轻的水下考古队，他们将从这里启程前往西沙群岛。

中国水下考古队以往的考古发掘都在离岸不远的近海，远赴西沙海域考古发掘还是第一次。对这次重大的考古行动，水下考古队已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和筹划。整个西沙群岛海域面积有50多万平方海里，渔民们提供的海底文物遗存点相当多，但是最终他们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西沙的北礁和华光礁。因为这两个地点能找到海底文物的可能性最大。

渔船条件十分简陋，抗风浪的能力也很差，但重要的是船老大本身就是海底文物信息的提供者，是考古队探寻古代沉船文物的可靠向导。

这个季节对考古作业十分不利。但在古代，恰恰是航船南下西洋的最佳时节。古代航海的唯一动力是风，而南海属于季风气候，每年十月到次年的三月盛行东北季风，这个风向正适合航船扬帆南下。那时，从广州启程，五十天后便可到达印尼的爪哇岛。西沙，古代称之为“七洲洋”。在宋代就有“去怕七洲，回怕毙苍”之说；明代也有“上怕七洲，下怕昆苍，针迷舵失，人船莫好”的记载。风浪，以及海底错综复杂的暗礁，是造成前人惧怕西沙的主要原因。

连续两天，风大浪高，考古船只好先到琛航岛避风。

琛航岛的名称是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海时，以他的一艘军舰“琛航号”命名的。而早在公元二至一世纪的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辟了经西沙，穿越南海，到达印度的航线。此后，到了唐宋年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来往的大小中外航船不计其数。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更是举世闻名。对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这样写道：“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以说不是它的对手”。自古以来，西沙群岛就是我国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地交往的海道要冲。

风浪终于减弱，两艘考古船启锚出发了。

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考古队决定先驶往离琛航岛较近的华光礁。

现在的渔船都使用机械动力，而且装有卫星导航仪，但是遇到有暗礁的地方，船老大仍然十分紧张，他让水手爬上高高的架子，指示航线。

考古船和巨大的暗礁擦肩而过，不难想像，如果是古代帆船，该有多么危险。西沙的水下对古代航船可谓是杀机四伏。

途经银屿岛附近时，水下考古队顺带进行了一次水下调查。

银屿岛是一座沙洲，上面有临时居住、捕鱼作业的渔民。

银屿岛的名称由来，是清朝末年渔民们在附近水下发现古代沉船上的银子而得名。

考古队员们不断采集到许多古代沉船遗留的碎瓷片，他们花了那么大的资金、人力收集这些碎瓷片，这在同船渔民眼里甚至觉得好笑。对于考古，人们大多关注的是有没有发现什么珍奇、值钱的东西，而考古学本身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在这些碎瓷片中甚至可能隐藏着珍贵的历史线索。

不久，考古船到达了华光礁，大船谨慎地找到抛锚地点后，水下考古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

只能用小船才能上华光礁，因为那里就是造成古代沉船的暗礁。

这座暗礁是一座珊瑚环礁，所谓环礁，就是在海底高山的顶部，珊瑚环绕着山峰四周生长、堆积而形成的一圈珊瑚礁，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山体渐渐下沉，而环形的珊瑚礁仍在向上发育。

从水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海水呈不同的颜色，海水呈淡蓝色处是环礁的礁坪。礁坪是环礁的最高处，宽度在数十米至上千米不等，它总体上像一个平台，但有起伏，坑坑洼洼，涨大潮时水深约有一到三米，退大潮时有部分露出水面。这么浅的地方能有沉船吗？

考古队分乘四艘小艇，在华光礁礁坪等处展开了搜寻，华光礁面积有80平方海里，渔民向导仅仅引导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但真要找到古代沉船遗址并不容易。

考古队采用的是拖带搜寻法。珊瑚礁海域，海水清澈，在水下一眼就能看到几十米，考古队员只要戴上潜水镜，用肉眼观察就行了。

在这里，小艇不小心都会触礁。

潮水退去，远处仿佛露出了一片沙滩。

摄影师想走上沙滩拍摄，但是走到跟前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沙滩，而是一片茂盛的珊瑚。古代遭厄运者究竟在何处？

水下搜寻工作已进行了两天。

考古队员开始不断地有了发现。

这些无疑是散落的古代沉船遗物。现在是否已经接近了古代沉船遗址?还很难说。

海生物已经在破瓷碗上安了家。

又发现了一截木头，这有可能是古代沉船残骸。

令人兴奋的时刻到来了。

毫无疑问，古代沉船遗址终于找到了。

沉船上的瓷器全都倾倒在这里，散落的范围大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看来，这艘沉船还不小。

从船体上倾倒的瓷器可以看出，这艘古船当年遇难时，是向一边倾倒的。

这处古代沉船遗址范围的水深最浅处在涨潮时仅一米多，退潮时只有0．5米左右，古代沉船怎么会在这么浅的地方沉没?

其实，这就是常说的船只触礁搁浅。这艘古船因风浪或某种原因，迷失航向失去控制后，被海浪推上了浅浅的礁坪触礁搁浅，当潮水退去，航船便向一边倾倒，从此就再也出不去了。船上的瓷器倾倒而出后，又被海浪打散。

考古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很快化为深深的遗憾：沉船遗址的中心已被炸开两个大坑，显然这处古代沉船已遭到了严重的盗掘。

经过长久的海水浸泡，海生物已将木质船体和船上的部分装载物凝结成块，它也被盗掘者用炸药炸开。

沉船遗址中心的深度在涨潮时约有三米，这就是说，古船当年触礁搁浅的这个地点是一个低洼处，经过漫长的岁月，大部分船体已被珊瑚沙渐渐覆盖，之后又被人炸开盗掘。

整个古代沉船遗址像一片废墟，但是考古人员仍能采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

估计盗掘者对这些瓷器兴趣不大，他们寻找的可能是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但是盗掘者使用炸药以及粗野的挖掘，已使沉船文物大部分被毁，当然，考古人员不会就此罢休。

考古队员们很快就辨认出遗址表面采集的这些文物均来自福建磁灶、德化南宋古窑，由此可以判定，这是一艘距今约800年前南宋时期的沉船。虽然遗址惨遭破坏，但是所隐藏的历史信息并非荡然无存。

这是一艘什么性质的古船?它来自何方?要去何处?它还隐藏着哪些古老的记忆?

船老大也认真地举行了自己的仪式，他们的习俗认为落到海里的东西已归属海龙王了，现在必须虔诚地膜拜祷告，以免触怒海龙王。

考古人员首先必须在遗址上确立一个范围，这实际上就是田野考古挖探方的方法在水下的应用，这是考古工作第一步，其作用在于提供一个范围基准，以此进行测量绘图和摄影，因为只有将整个遗址详细准确地记录下来，才能为日后的复原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遗址表面的记录工作完成后，他们根据经验和判断，决定在船体附近向下深挖，但是，真能挖到东西吗?谁都不敢肯定。

水下挖掘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考古人员首先要用人工的方法，将遗址表面大量的碎瓷片和堆积物清理开来。

高压水枪能将珊瑚沙打松，冲开，而又不至于毁坏沙里埋藏的文物。

之后用抽沙机再将挖开的沙一点点抽到别处。

对水下考古人员来说，他们情愿水深一些。因为水浅，海水的波涌使人难以控制身体，工作起来相当耗费体力。

判断看来是准确的，成堆的完整文物渐渐露出了它动人的面目。

付出的辛劳终于有了结果，考古队员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喜出望外的心情。

详细的记录工作完成以后，一件件文物才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它沉睡了几百年的海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第一层文物发掘出水后，下面又出现了不同的东西。

无情的大海给古人带来了不幸，但是正如美国水下考古学家卡斯基斯所说：“大海是赐给水下考古学家的礼物。”

在西沙华光礁的这艘南宋沉船遗址中共发掘出各种瓷器一千多件。

一种小瓷盒数量很多，是供妇女装脂粉的用具。

出水的瓷器有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种瓷器的重复率很高，这就可以确定，沉船是一艘远洋货船，它所装载的货物全是销往海外的民间日常生活用瓷。考古人员还注意到，其中有些瓷器的质量显然很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次品。不过它透露出了一个历史信息，当年的中国瓷器在海外市场非常畅销，即使是次品也同样可以卖出去。

出水的大量福建磁灶、德化的南宋瓷器，清楚地表明这艘货船来自福建，但具体前往何处，只有船主才知道。因为这些瓷器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发现。

华光礁的水下考古获得了意外的成果。而时间也到了1998年的最后一天。

傍晚风浪又起，但这并不影响考古队员们的元旦会餐。

海上生活异常枯燥、艰辛，不过，考古队员能享受到一个特权，就是天天吃海鲜，当然这需要自己动手。

夜间支上灯光，更是频频上鱼。

有时用抄网就能捞上鱼来。

这种长翅膀的飞鱼，在水面上能飞数十米。

有时，考古队员来到岛屿沙滩上，一会就能摸到一顿美味海鲜。

现在下一个考古目标就是西沙的北礁。

北礁，是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目标地。因其位于西沙的最北部而得名。北礁也是一座珊瑚环礁，面积仅有16．9平方海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外远洋航船的必经之地，是潜伏在航线边上最危险的航船“杀手”。北礁在古代航海人眼里充满了恐惧，被视为“鬼门关”。

北礁到了，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这正是导致危难所在。

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水底突出的一些礁石，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有轮船在北礁触礁遇难。正是由于这里水下复杂险恶的暗礁，给中外航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政府于1980年专门修建了一座航标灯塔，然而，不幸的古代沉船仍然长眠在海底。

搜寻工作开始了。

在这里还不能完全使用拖带搜索，因为这里的水下许多地方起伏很大，礁块犬牙交错，沟谷纵横，地势险恶，考古队员必须背上氧气装备下潜搜寻。

下到较深处，他们都要携带绳索，这一方面是用来和水面进行信号联络，另一方面是在返回水面时不至于找不到船。

在陌生、复杂的水下环境中工作是比较危险的。现在，队员们已沿着斜坡下到了37米深处，超过了轻潜水的安全深度，在水面没有任何防救设施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十分谨慎。

这些铁皮显然是近代轮船的残骸。

这不知是什么时候留下的炮弹，爆炸的危险仍然存在。

在这处暗礁，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散落的铅块，这些铅块也是古代中国帆船远洋贸易的货物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在北礁的礁盘上，古代瓷器碎片几乎随处可见，这说明古船在遇难的过程中，船上的货物四处散落。甚至连常来这里的渔民都认为，北礁是古代沉船的坟场。

在散落的碎瓷片中，考古队员仍能采集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完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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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称为“丝瓷之路”，其实古代海上外销的大宗货物除了丝绸、陶瓷外，还有茶叶等等，但是海底的大量所见，让人联想起国际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的话“古代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写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在海底，也只有陶瓷，能向我们讲述更多古老的故事。

与华光礁的发现不同的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画有图案的明代青花瓷器，除去瓷器上胶着的海生物，显现出的精美图案给人一种古朴的美感，并且使考古人员辨认出了它们的产地——来自福建漳州明代的古窑。

从北礁采集的大量瓷器中，有来自景德镇，也有来自浙江的产品，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福建不同地区的古窑；而且从采集的地点看，也不止是一二艘沉船的货物。这一现象凸现了一个史实：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福建的陶瓷虽不及景德镇等窑系著名，但是它在世界贸易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灿烂的一页。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礁石上一个呈弧形的凸起物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刮开表面附着的海生物时，惊喜地发现，这是一根大象牙。

这无疑是来自异国的进口商品，经过漫长的岁月，象牙的两端已被珊瑚淹埋。在北礁的海底，考古队连续发现了两段象牙。在小小的北礁，不同时代的中外沉船遗物都能看到。这使考古人员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一个有着丰富中外交往历史遗存的水下考古胜地，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这一群群美丽鱼儿聚集的地方，考古队员又有了惊喜的发现。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条，而是古船木制锚的一个组成构件，称为“碇石”，经过几百年的海水浸泡，古锚的木制部分早已不复存在。

作为航船的停泊工具——锚，它随着船舶的发展而逐渐演变着。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船舶越造越大，随之，带“爪”的锚便出现了。

大多数学者认为“锚”字来源于“猫”字，意思是能像猫爪一样抓住水底。至今，“锚”在英文中还是CAT(猫)。

在福建泉州湾发现的宋代古船木制双爪锚，中间的这根石条就是“碇石”，碇石两端略小，是为了便于穿过锚杆。当时的木制锚是用十分坚硬的木头制成，而“碇石”均取材于坚硬的花岗岩，其作用一方面是加重木锚的重量，使它能迅速抛入水底，另一方面能使锚爪有效地抓住海底。

这种将碇石安装在锚爪上方的锚，是从古希腊传人的，而中国传统的木制锚的碇石是安装在锚爪的下方。这种锚不仅制造简单，而且结构更为牢固，同样能有效地抓住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