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记报告（精选6篇）
篇1：新疆考古记报告
新疆考古记报告
书名：新疆考古记
作者：贝格曼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小河墓地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下游河谷附近的荒漠之中。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从此，小河墓地名扬海内外。2002年底至2003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本报告对该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报道。
关键词：新疆；小河墓地；考古调查；发掘
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荒漠之中，东距楼兰故城175公里，西南距阿拉干36公里。上世纪初，大概在1910-1911年间由罗布猎人奥尔德克首次发现。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奥尔德克的引导下，由雅丹布拉克之西沿孔雀河向南支出的一条小河道南行，这条无名小河道，贝格曼随意称之为“小河”。在小河之西约4公里处发现此墓地，贝格曼将这处当时人传说“有一千口棺材”的坟地命名为“小河五号墓地”。1939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新疆考古研究》一书中，对小河流域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小河五号墓地宏大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所蕴含的丰富的罗布淖尔早期文明的信息，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贝格曼考察小河后，一直到上世纪末60多年间，再无任何后继者能抵达。2000年底，深圳大唐影视广告公司组织《中国西域大漠行》摄制组，借助地球卫星定位仪(GPS)进入小河墓地。新闻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小河墓地考古队，由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担任队长。於当年12月抵达小河地区，对小河墓地及周边遗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规范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发掘，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为今后小河墓地进—步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报告是此次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全部资料。
一 考古调查发掘经过
2002年12月25日，小河墓地考古调查队驱车从铁干里克出发，经阿拉干越塔里木河北走。行至距小河墓地直线距离尚有15.6公里时，被连绵起伏的沙垄阻挡，原有的几条石油物探所用测线也被掩埋在沙丘下，沙漠车无法行进。
随之设营，将考古队全体人员分为三组，一组驻留此营；一组立即返回居民区寻租骆驼；—组徒步进入小河地区。徒步进入小河地区的工作人员，于12月27日到达小河墓地，开始了初步调查。期间，该组又一分为二，一部继续调查，—部往来营地与小河之间，承担给养和引领驼队的任务。12月30日全队抵达小河墓地，展开了小河墓地较为详细的调查工作，采得各类文物百余件。根据调查和参考贝格曼所做的工作，我们另择墓地西木栅墙内一隅发掘了墓葬4座。
二墓地调查基本情况
墓地位居小河东4公里处的一个椭圆形沙山上。呈东北-西南向，这同罗布荒原盛行东北季风的方向一致。高出地表7.75米。东西长74米，南北宽35米。实测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墓地在四周平坦、低矮的沙丘簇拥下显得特别高大，格外引人注目。可谓方圆4-5公里范围内的明显标志物。
沙山表面密密丛丛矗立着的木柱十分醒目，多棱形、圆形和桨形的胡杨立木现存140根。[②]它们大多高出地表2—4米，直径多为20厘米以上。多棱形立木截面为6—20棱不等。部分立木的顶部变细，顶端尖锐。编号为41号立木高1.8米，直径50厘米，截面为16棱形，当属小河墓地立木中最粗的一个。在墓地中心另有一根高1.87米，中部截面为9棱形，顶部呈尖锥状的立木，通体涂红充溢着极其神秘的韵味。墓地中部偏东和西端各有一排保存相当完好的木栅墙。西端所置木栅墙低矮，是由62根直径为8—20厘米的立木组成，形状略呈弧形。东部木栅墙用木考究，67根排列整齐的立木直径在20—25厘米之间，顶部均处在同一高度，虽部分立木已被黄沙掩埋，但仍能见到底部用苇草绳捆绑的水平木杆将栅墙立木连接、固定在一起。西木栅墙所处位置应该是墓地的最西边缘。位于墓地众多立木之中，横跨山顶的东木栅墙，是墓地不同墓区的界域？还是为保护墓地封土而精心设计以阻挡春季强烈的东北风？在没有全面考古发掘之前，难做定论。
除上述外小河墓地还存在着一种形制类似船桨的立木，或为极度夸张的大桨，或类似芭蕉扇形等。现立于地表的共10个，编号分别为J1—J10。另有37个被移动了原位，散落在山坡间。从贝格曼的发掘及此次发掘的情况看，桨形立木中那种大桨和一种较小并接近于实际船桨的是置于棺头档前部的立木，类似芭蕉扇形的大型立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此种立木。
在墓地最东部较为平坦的地方，耸立着一根编号为24号的立木，高1.98米，直径为20厘米。柱体截面为8棱形，其上间隔17厘米刻有较深的阴弦纹，共8道。仅此一根。在当年也许还有几根曾立于此，在它的不远处还见有4根横卧在山坡上类似的立木。例如：20XHMC：120号立木，高2.64米，直经15厘米。柱体截面为圆形，其上间隔30厘米刻有较深的阴弦纹，共4道。
据《新疆考古记》，当奥尔德克首次发现小河墓地，24号立木所在这片平坦的地方曾有一座木屋，木板构成了小屋的墙、顶，屋顶上面覆以牛皮和粘土。小屋内壁涂红，地面上有许多牛颅骨和牛皮。在小屋中部，奥尔德克曾挖出过一口棺材，内有一具女尸。我们在调查时，确实见到有较厚的木板、房屋的立柱及柱头上的横梁等木构件散置地表。其中一块木板上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案。牛羊
颅骨落于山坡之上。在这一区域，稍向下清理便见有一排呈线状分布的立木板，板顶端凿出凹状柱头，板下端有红黑相间彩绘图案，有可能是又一处木房式墓葬，或称“居室墓”。
在墓地我们采集到三件干裂发白的木雕人像，每件都由一根胡杨木雕成，上段雕出人形，下段是细长的基柱，最底部是略为宽大的基座。三件的高度都在2米以上，最高的一件为3.05米。贝格曼在墓地也采集到三件人形雕像，雕像的高度均与真人类似，其中一件还保存着雕刻得相当逼真的双足。贝格曼推测，这些雕像“可能被用来代替死者的某些亲属”[④]。此次我们发掘的M2，所葬者便是一具完整的裹皮木雕人像。显而易见，这种雕像是具体某一死者的替代品。而那种带有基柱、基座的高大的木雕人像，很可能矗立在墓地，象征着某种特殊的灵魂，或充当墓地的守护神，或用于祭祀。
小河墓地墓葬破坏相当严重，当年贝格曼见到的小河墓地已非“原生”状态，正如他在报告中所述“小山的表面，特别是在山坡上，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弯曲的厚木板，不论走到哪里，脚下都会绊到久经岁月摧蚀的人骨、被肢解了的木乃伊和厚毛织物碎片”[⑤]。根据我们此次调查统计：仅弧形棺板一项，总数就达278块。不论是自然风蚀或人为盗掘，可以肯定的说，目前小河墓地已被破坏的墓葬当在140座以上。随棺入葬的那些墓主及随葬品也被抛出墓室，他们或仰卧、或俯身、或仅剩零星的躯干残段与陪葬的毛织斗蓬、草编篓、木别针、毡帽等散置墓地各处(图一四)。在墓地地表共采集到各类文物147件。
三 发掘墓葬及出土文物
当年贝格曼在东木栅墙两侧发掘过12座墓葬。此次我们将发掘地点选定在西木栅墙与53、54号立柱之间的区域，发掘墓葬4座，编号为02XHM1--M4。因有西木栅墙阻挡，流沙积聚，这里东西地势近于平坦，南北则为斜坡。发掘前，53、54号立柱露出地表的高度不足60厘米。M1棺前立木露出地表近40厘米，M2棺前立木露出地表约10厘米。清除表层流沙，向下约1米左右的沙层中夹杂大量毛织斗篷、箭杆、草编篓、翎羽饰等文物残片以及尸体残骸。在这一扰乱层下见M1、M3。两墓位于同一层位，均被盗扰。距M1木棺底不足20厘米，下方见M4木棺顶，在与M4同一层位又有M2。在M2木棺下方发现下层墓葬棺档前立木的顶端。可见，这一局部区域至少有三层以上的墓葬叠压或打破。因野外工作时间关系，对M2下层发现的这座墓葬未做发掘。
从墓地四处散落的棺板和正式发掘墓葬出土的完整木棺看，迄今为止，小河墓地所见木棺形制基本统一，其构造极具特色。它是由两块制成弧形的胡杨木板相对并合，两端在事先雕好的槽中楔以竖向档板，盖板由多块小木板构成，木板宽度依棺截取。盖板上再覆以带毛牛皮。牛皮是将活牛屠宰剥皮后湿着盖在棺上，所以它紧紧地箍着小块木盖板，使无底的木棺成为一体。
从发掘的未被盗扰的墓葬看，入葬时，先平整沙地，形成很浅的沙室，然后将包裹好的死者放在适当位置，再依次拼合棺木，覆盖盖板、牛皮。棺档前后竖立木、箭杆等，最后堆积沙土，掩盖棺木，并使两端立木得以固定。由于流沙直立性差，发掘过程中，很难确定最初浅墓穴的大小、形状。
棺档外立木，特别是头挡外立木，形制不一，不同性别的死者立木可能有所不同(图二○)。因发掘墓葬数量有限，这一设置是否有规律可寻，还需在今后的发掘中观察。
木棺内均葬一人，头向大致向东，仰身直肢。头戴毡帽、足蹬皮靴，腰著腰衣，身裹宽大的毛织斗篷。斗篷边缘捆扎小包，内含麦粒或麻草枝。随葬品十分简单，除随身衣物、项饰、腕饰外，每墓必备一草编蒌，其它如红柳杆、羽饰、梳等也较常见。死者身体上大多覆盖大量麻黄小枝。
五 结语
毋庸讳言，60年前贝格曼在《新疆考古研究》中对“小河五号墓地”的考古报导相当细致，所做的相关分析、推断，严谨、缜密。对其学术建树我们今天应有客观的评价。2002年小河墓地的考古工作，通过规范的考古调查及局部的发掘，获取了更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墓地布局结构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应该说在贝格曼的起点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据此次调查统计，小河墓地至少有140座墓葬被破坏。墓地所在沙丘，总面积不过2500平方米。被破坏的百余座墓葬如何布局，它们与众多立木之间是何关系，已很难得知。但此次通过对西栅墙东侧四座墓葬的发掘、解剖，发现小河墓地沙丘并非自然沙丘，而是经过长时间连续建构墓葬，人为形成。目前可以肯定至少有三层以上的墓葬叠压。推测墓地最初的布局是有序的。墓葬除了棺档前后立不同形制的立木外，有的可能还立有其它木柱作为墓葬的界城标识，同时不同墓区可能还有木栅墙分界。随着晚期墓葬层层叠压早期墓葬，墓地有序的布局被破坏。在墓地东端不同层位都发现有“木房”遗迹，我们怀疑它是一种特殊的“居室墓”，其墓主人因身份特殊，死后成为崇拜祭祀的对象。
对于小河墓地的年代，贝格曼大致推断“早于中国统治楼兰王国时期”。他认为墓地所属文化等同于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发现的36号墓、斯坦因在孔雀河北岸发现的LS、LT、在罗布泊西北附近发现的LF、LQ墓葬。这些墓葬具有典型的土著特征，互相之间存在着年代上的差异，而小河五号墓地应该比罗布泊其它土著墓葬更为古老[⑧]。贝格曼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涉及到了罗布淖尔早期文化序列、文化内涵等相当关键、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小河墓地规模宏大，墓地从形成到最终废弃，应延续了较长时间。目前所掌握的墓葬及文物资料大多属上层遗存，所反映的应是墓地晚期的文化面貌。我们在墓地提取了木柱上的草绳作为C14标本，送往有关部门测定，但因时间仓促，报告刊发之前，尚不能获知结果。从棺木形制、死者裹尸斗篷、随葬草编篓、麻黄枝等文化因素看，小河墓地与1979年在孔雀河北岸发掘的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1980年在罗布泊北发掘的铁板河墓葬有不少共性，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还包括了贝格曼提到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所发现的上述墓葬。据C14测定数据，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的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考虑到小河墓地采集毛织物（最上层遗物）大多数较古墓沟织物精细、致密，并出现了缂织花纹的技术，出土草编篓花纹亦比古墓沟草编篓花纹繁缛，我们初步推断小河墓地年代的下限晚于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的年代，而上限有可能与之相当或更早。
2002年小河墓地的考古调查再一次揭开了小河考古的序幕，今后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不仅会为揭示墓地本身奇特的墓葬制度提供珍贵的资料，同时结合整个罗布淖尔地区古代遗存的分析，对建构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体系，将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小河墓葬资料蕴含了远古罗布泊居民物质、精神文化的众多信息，对其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西域以及中亚古代文明的探索。
附记：此次野外调查、发掘得到新疆石油地调处海力力、田永东、魏海波、崔占元、马继军、杨厚勇同志大力协助。玉、石器标本由自治区质量鉴督检验所珠宝室李新林同志鉴定；动物毛、皮等标本由中科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谷景和、马鸣同志鉴定；此外，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还得到韩伟、肖小勇、再帕尔、伊力夏提.吐尔逊、丘陵、胡桂珠、宋涛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野外调查发掘的人员有：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刘国瑞、尼加提．肉孜、伊力.里提甫、牛耕、阿不都.艾尼、彭红军。
参加资料整理的人员有：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刘国瑞、李文瑛、尼加提.肉孜。
野外测图：伊力.里提甫。
器物绘图：何晓、哈斯也提．阿西木。
墓葬绘图：刘国瑞
摄影：刘玉生、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刘国瑞、彭红军。
执笔：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刘国瑞、李文瑛。
参考文献
[②] 在《2002年小河墓地总平面图》中，现仍立于地表的多棱形、圆形立木编号为1～130，立于地表的桨形立木编号为J1～J10。
[③]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76.[④]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80.[⑤]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75.[⑥]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79.[⑦]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01.[⑧]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83.收稿日期：2004-9-20
作者简介：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1951-)，男，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篇2：新疆考古记报告
回想起考古实习前的情形，就连我们这些凭着理想与激情从全国各地走到一起来的考古专业的学生，在经过两年系统的理论学习后，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与紧张，一想到自己即将投身到火热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工程之中，想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即将在现实中接受考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想象着该如何用双手叩开大地的胸膛，聆听千百年前先民生息劳作的历史回响，如何在无言的遗址上复原出古人生活的生动场景，如何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小村庄度过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光……
也许因为大家都是刚刚二十岁的青年，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所以与紧张不安相比更多的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对前途的憧憬。出发前夜，在与亲朋一一电话话别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明天及以后几个月的日子里会有许多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发生吧！不管是喜是忧，好好体验，热爱生活吧！”
XX年9月18日下午，以厦门大学考古专业98级同学为主组成的厦门大学XX届考古队一行22人离开了阳光下的鹭岛，乘火车奔赴实习地——重庆市云阳县巴阳镇畲家嘴村。
一、早段
XX年9月21日凌晨，考古队到达重庆。
早晨八点左右，我们登上大客车由重庆前往实习地点。客车在离开前先在市内兜了一圈，以便我们浏览一下山城风光。这时薄雾已经散去，山城的铮铮铁骨和雄浑气魄昂然显露，群山如聚，广厦如鳞，长桥似虹，大江如怒，整座城市仿佛一位在蓝天下振臂高呼的巨人，浑身充满了力量和斗志，让观者深感振奋！
客车离开城市驶向群山，不久之后就驶上了惊险的盘山公路，每逢转弯都会让人感觉整辆车已突入空中，即将下坠，就在重力和恐惧抓住人心前一刹那，客车又回到了路上，虚惊环生！
黄昏时分，老师告诉我们目的地就要到了。同学们心中的紧张和好奇又开始蠢蠢欲动，经历了几天的舟车劳顿后最终会到达怎样一个终点，这是盘绕在每个人心中的问题，忽然开始希望汽车就这样一直行驶下去，永远与目的地相距遥遥。在等待的焦灼与微弱的抗拒中，巴阳镇移民新村已将我们包容。汽车轰轰而去，把我们留给了宁静的小村庄，在下车的一刻我似乎有些失落，失落了什么，难道是旅途中的幻想？
我们住在一幢老乡刚建好的四层小楼里，一楼是餐厅和公共活动场所，老师住在二楼，三楼是女生宿舍，四楼是男生宿舍。走进宿舍，推开窗户，眼前的视野十分开阔，长江就横亘在眼前，蜿蜒而来，又浩荡而去。但新鲜和惊奇很快就让位于疲惫，吃过晚饭后大家很快都休息了。新的生活、新的见闻都留给明天吧！
22日清晨，酣睡醒来，轻轻登上天台开始仔细端详整个村庄。青山为邻，长江作伴，让人心旷神怡。整齐的楼房像双翼一样在我的两侧展开，勾勒出新村里唯一的街道。山间薄雾仍未散尽，老乡却已早起务农，牛哞鸡鸣远远传来，感觉清新而自然。似乎一夜之间，拥挤的街道、无边无际的高楼大厦、奔驰的车辆都永远在眼前消失了，从心中抹掉了，目光得以舒展，心灵可以松驰；似乎一夜之间，永无休止的噪音、味道难闻的废气都踪迹全无，不复出现，鼻子更加敏感，灵性重归双耳。这种身心得以释放的感觉让人悠然陶醉。
顺口做首打油诗：起而望长江，睡而栖竹床。辛勤掘黄土，忘忧回故乡。
当天上午我们在云阳县文管会聂所长的陪同下，首先来到江边，见证这条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精魂与血脉的大河！当地一位同志很自豪地介绍：长江最窄、最深处——巴阳峡就在畲家嘴村附近。然后我们大致熟悉了附近的地形和道路。
田野调查工作于23日开始进行。我们学习利用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地层剖面寻找文化层，根据地面上的遗迹、遗物寻找文化遗存。考古调查进行了近3天以后，老师和同学们已共同确定了几个适合发掘的地区，并从25日下午转入考古发掘阶段。为了方便规划，整个畲家嘴遗址以巴阳小学为基准点被分为北、西、南三区，首先开始的是北区的发掘。
在发掘正式开始之前，看着地面上划好的整齐方格，不由回想起自己一段短短的经历：因为对历史的兴趣而喜欢上考古，渴望有一天能目睹世界七大奇迹的壮观、秦始皇陵的珍奇。1998年参加高考并如愿以偿地来到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学习，两年后的今天终于要开始企盼已久的考古发掘了，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极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刻。当时我们像做早操一样整齐地站在属于自己的探方中，望着老乡带着各式各样的工具从远处赶来。在民工被分配给各位同学以后，大家不由先对视一眼，然后又好奇地审视着脚下的地面，这片当地农民世代耕种的土地下会有什么“宝藏”呢？锄头挥起来了，这正是考古人向大地和时光求解的方式。
30日，在云阳县文管所有关领导的热情邀请下，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并有幸欣赏了一些云阳县境内的出土文物，最后还顺便游览了一下云阳县县城。老师们决定在10月1日放假一天，但是因为大雨连绵，所有人只能固步室内，假期名存实亡。
10月2日，当全国大多数人或在家中静享节日的轻松，或外出旅游时，我们考古队员顺着泥泞的山路来到了探方旁，惊讶地发现大部分探方都积了二、三十厘米深的水，有的探方甚至有近四十厘米的积水，当天的发掘被迫改为排水，男生把鞋一脱，用水桶倒水，女生则负责把水舀进桶里。大家一起动手，分工明确，秩序井然，连钟老师也跳进了混沌的泥水中与我们一起劳动，手指划破了都毫不在意。大家群策群力终于用半天时间把水排干了。吃过午饭之后，谁也顾不得衣服上溅满了泥星就躺倒在床上，来不及叫苦就进入了梦乡。此后，当地“秋冬多雨”的气候还给发掘工作制造了不少麻烦。烈日与暴雨轮番出场，生旦净末，反复展示着考古工作的辛劳，我们就像无知的晚辈任由它们数落。
随着时间流逝，大家渐渐谙熟实习生活，开始形成新的生活节奏和习惯。一日三餐由当地两位妇女负责，做好后统一分配，买菜则由同学们轮流当班。生活必需品可以在村里的小店买，也可以到镇上买。每逢二、五、八，镇上会有集市，“赶集”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一、这是唯一可以买到新鲜蔬菜的机会；
二、是让人期待的取信的日子；
三、还是大家采购生活用品的好机会。乡村生活有乡村生活的节奏和规律，我们慢慢融入其中。
实习之初，每个人都是心比天高，壮志凌云，现在艰苦的工作使每个人面对真正的考验：首先是工作，白天要工作八个小时，恶劣的天气常常制造麻烦，晚上需要整理白天发掘所获的各种遗物和资料，并完成发掘日记；每隔两、三天老师还会安排学习工作会，所以每天的工作强度都不小。其次是生活，大家不得不面对城乡生活在多方面的巨大反差：“吃”的方面，大锅饭难免众口难调，市面上的肉、菜种类十分有限，每天的餐桌可以“东瓜与排骨齐飞，罗卜共米饭一色”形容。老师和负责伙食的同学虽然想方设法给我们改善饮食，鸡、鸭、鱼、蛇都曾上过餐桌，可惜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一次“大摆蛇宴”，蛇虽不小但只有一条，分到了二十几个人的碗里便是见汤不见肉了，至今仍戏称：只敢言喝过蛇汤，不敢言吃过蛇肉。正所谓“时世造英雄”，一批捞汤技术出众的同学此时脱颖而出，被大家戏称为“神捞门”，其中又以任静队友身手最好，每捞必中必多，所以“江湖人称——任我捞”！伙食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每次饭前大家都已饥肠辘辘，一上餐桌就狼吞虎咽，片刻后便风卷残云而去，食量之豪，堪称“如饥似渴的青春”。“住”的方面，男生三人合住一个房间，较为合适；女生则要在相同面积的房间里住五个人，通辅之上，互相枕籍，“惨不忍睹”。一些“生活用品”的供给也成了问题，虽说在我们到来之后，村里小卖部的商品种类有所增加，汾湟雪梅、柯达胶卷等原不销售的“贵重物品”开始出现，但是雀巢咖啡、德芙巧克力、鬼脸嘟嘟饼干呢，“供求关系”依然紧张！一方面同学们为买不到“生活用品”而烦恼，一方面老乡则乐滋滋称赞我们为“扶贫队”。
还有就是生活的单调、乏味。有的同学在厦大已习惯了“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实习开始后不断唉叹，怎样在一个没有图书馆的地方度过三个月的时光呢。现实更令人失望，即使在巴阳镇里也买不到任何报纸、杂志，宿舍里的电视在实习开始不久之后就坏掉了，收音机因群山阻碍效果不好，忽然之间，所有人都濒于“信息绝境”。每天从早到晚似乎除了考古还是考古，一些对考古本就不太“专一”的同学便想“开小差”，但是受农村封闭、落后环境的逼迫又只能局限于考古队的小圈子之内。老乡早已习惯了这种“乏味”的生活，而且我们的到来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话题，连“考古队员在某家买了梨子”这样的消息都会在片刻之内满镇皆知，而且你对他们的“情报网”笑不得，恼不得，若想分享则只不过又为他们添加了一条趣闻。
篇3：新疆考古记报告
随着人类学(Anthropology)以独立学科身份发展,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开始涌入到其他学的研究领域,从此突破了考古学(Archaeology),语言学(linguistics)等学科之间的学科边界(Discipline boundary),在整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过程“拉拢”其他学科的特点最为突出。民族志(ethnography)和人类学在考古中的实际应用大致可归为五个方面:零星对比材料、民族史研究、民族考古学、民族志背景和模型、比较研究。人类学与考古学的逐步结合过程中,两门学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地调查的方法上不断地取长补短,弥补彼此的不足之处,为考古人学本身学科演变打下基础,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是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为我们提出的有价位的、可以繁荣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从近代起,通过实践,学者们已逐步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
考古学与历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在调查方法(Investigation method)和研究方式(Research method)上有明显的区别,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的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他们都埋藏在地下,通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把他们系统的、完整的揭示和收集。调查发掘时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学是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谈到人类学和考古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注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Field investigation)法包括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方法和考古学的野外挖掘的方法具有相似之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人类学研究有关人的所有领域时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怎么研究没有文字的历史?为了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人类学必须得加上考古学的维度,以此来研究和鉴定留存的文物并判断年代,只有这样才能明确人文化的演进步骤,然后进行文明时代的研究。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更为久远,涉及到人类起源、文化的演进和文明的形成及传播。
从学科层面讲,考古人类学是运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学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有关遗迹和遗物的调查发掘,研究人类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特点及其规律,揭示人类文明最初根源和成因。该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是从实证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地层学、类型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和人类学资料等,建立相应文物年代序列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研究新疆历史与文化中,以田野调查为主的考古学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类社会的早期,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没有文字的时期,而历史学家则注重文献,在过往的文献中来寻找史料。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文字的存在长得多。而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没有文字的阶段必须依靠考古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家等同于历史学家,所不同的是彼此研究对象,前者主要为无文字社会,后者为有文献记载的社会。
二、考古人类学在研究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中的意义
新疆面积辽阔,利来居住的民族或民族成分多,是全国发现文物最多的地方之一,可以说是,新疆名副其实的“考古大博物馆”。新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为系统准确地阐明新疆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物证,为研究和进一步确定新疆历史与文化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古人类在新疆的活动,遗留了丰富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新疆的考古工作跨过20世纪,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积累了异常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
考古学对“物”的研究是永恒的,古物是古代文化的载体。而“物”背后的生产力(Productivity)、生产方式(Production mode)、生产关系(Production relationship)以及这些现象创造的文化(culture)、社会制度(Social System)文明(Civilization)无疑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民族学人类学作为将人或人群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到20世纪初叶,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被引进中国,这门学科在新疆的研究实践历史也并不是很长的,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在新疆这样多民族共同生存,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地区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和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从体质人类学的视角鉴定新疆古代人的种族,新疆民族成分及民族关系的变迁,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上的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等等。
但是研究越深入,问题越突出。由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困境,一些问题光靠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能得以解决。比方说民族学人类学要研究新疆没有文字时代的文化,部落的分布,种族,人口,还有研究当代民族文化和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碰上了钉子”,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的这种不足使得该学科出现更多的疑惑和问号,引进中国不久而不断在本土化的这个学科遭到公众质疑并且严重影响了学科形象。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试图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上提到的问我还给我们面前摆在一个新的问题,民族学人类学在研究古代人生活上到底能不能做出可靠的研究结果?应该怎么办?
随着研究的成熟,学者们意识到民族学人类学的不足之处,更意识到了没有历史维度的人类学是不完整的,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考古学,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非同一般。因此,研究新疆的古代民族文化历史,除了其他学科如民族、宗教、语言和考古领域的研究之外,从体质人类学阐明该地区古代居民的种系特征和人类学型,无疑十分重要,也是追溯新疆乃至整个中亚现代各族人民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令人十分钦佩的一点是,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图腾研究。有关图腾的叙述大多数在神话,民间传说或童话里面出现,按照列为斯特劳斯的说法神话就是原版历史,但是神话没有公众能接受的可信度,不妨假设,即使找到了确凿的文字证据,文字有多少可靠度?“目前只要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词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而我们的论证点在考古学上的话事情太好解决了,我们就按照考古学家挖掘的动物或植物等陪葬品判断某个部落的图腾,甚至年代。这个案例就是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新疆地区显得更加明显。
“楼兰美女”的考古发现使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更为透明。1980年“楼兰美女”发掘之后,利用尸体和陪葬品鉴定尸体种族(身体特征)、楼兰人的生活方式、和楼兰文化的属性等还是被人类学家完成的,新疆的其他考古发现,比如说吐鲁番阿斯塔纳(交河故城)考古发现,小河墓地考古发现等也不例外。
结语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人类学逐渐倾向于跨学科方向的特征,即突破学科之间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有另一个方面说人类学本身分支学科的边界分得日益清楚。考古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人类学借鉴历史维度的一种变现形式,在研究新疆史前史和古代文化,研究现存文化表象的根源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考古人类学能够确切地回答我们谁居住过新疆?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上用过什么样的工具?创造了什么样的文明?等问题。当然,我们只要澄清新疆的过去,差异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而这种差异正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的核心领域。
摘要：人类学的发展极为明显地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其今后的发展趋势也是走向分成更多相对独立的学科。考古人类学(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有机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支撑部分、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推进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并揭开人类古代文明的步伐。新疆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表明,考古人类学是今后研究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
篇4：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篆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的发现，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醑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们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被千年流沙掩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与《汉书》的楼兰古城。沙埋古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的边境重镇。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贝”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怯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怯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耳闻想象之词。楼兰古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怯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义是“城镇”。中外学者们进一步认定，“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怯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至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找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斯文·赫定终于见到了被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人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支柱产业。
除了《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斯文-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拉墩”的古城，古城为沙子覆盖，喀拉墩，含意正是“黑沙包”。斯文·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拉墩古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拉墩古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发现丹丹乌里克、喀拉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这由来已久，以致在塔里木竞产生了“荒漠找宝人”这个副业。而楼兰古城复显于世，为了解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人员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从斯文·赫定开始，各国探险家们回国之后，总要就本次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西藏》，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乃至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楼兰古城、尼雅古绿洲等遗迹的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信仰、多色彩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根本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在天山南北，“丝绸之路”是贯通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通道。西域文明的特点，来自它的地理位置、人文构成、历史变迁等因素。
篇5：考古实习报告
三月中旬，我们历史专业的一行人来到了古城西安。在七天中，我们九十多名师生，先后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大雁塔、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碑林、乾陵、汉阳陵等遗址和遗迹。在为期一周的考古实习工作中，我们付出了汗水，去也收获了知识，了解了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能，知道了一些历史文物的的保护和修缮知识。整个实习，既锻炼了身心，又拓宽了眼界，我收获颇多。西安市位于中国大陆腹地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面积9983平方公里。人们常说：二十年中国看深圳，一百年中国看上海，一千年中国看北京，而五千年中国则看西安。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先后有13个朝代或政权在西安建都及建立政权，历时1100余年。198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中心城市，西安首先以人文景观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价值珍贵驰誉中外。全市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0处，登记在册的各类文物保护点多达2944处，是全人类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13日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早早出发，仍然发现省博门口站满了排队参观的人，据说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储藏量居全国之最。三秦大地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大地，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在这里延续着，所以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最主要的还是其收藏了数量可观，价值非凡的一大批文物在里面，大多文物为无价之宝。博物馆作为一段历史的缩影，能够让我们想像一些历史，并试着解读它。在这么多文物面前，我们真的如沧海一粟，显得太渺小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否则历史也会遗忘我们。这是我对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一点感想。
下午我们去了大雁塔。大雁塔始建于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五层砖塔。在武则天长安年间重建。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整。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但是当中的好多损坏较为严重，很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让人看了觉得很可惜。大雁塔是楼阁式砖塔，塔通高64.5米，塔身为七层，塔体呈方形锥体，由仿木结构形成开间，由下而上按比例递减，塔内有木梯可盘登而上。每层的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整个建筑气魄宏大，造型简洁稳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楼阁式塔。在塔内可俯视西安古城。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取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 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高180尺的五层砖塔，后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改建为七层。大雁塔通高64.5米，塔体为方形锥体，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3月14号早上我们来到半坡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以东，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个有着六千年历史的遗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泛着六千年的遗韵，在三角形的门口，我用相片试图定格岁月在这里留下的辉煌，或许不懂历史的人会认为那些陶陶罐罐并不好奇，但我很清楚那些东西的分量，我们生活在六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六千年前地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原始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他们在跟大自然进行着怎样的一种斗智斗勇，现代化的多媒体效果，我分不清它的真实，看着那些模仿的古物，那些幻影，我不敢多说什么，至少这里的每一寸泥土确确实实的存在，确确实实的在地底下埋藏了六千年，这已经就足够了，它的高度早已奠定，半坡的真正遗址还要拾阶而上，在三秦大地，寻找一个这样一个向着太阳，坡度很缓的地方来生活也确实不是很容易，“半坡遗址”四个字苍劲有力，我转身步入六千年前的天地，此刻看到的只有那些被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坑吭洼洼，这里是一个村落，有很多户人家在一起生活，那一圈圈的柱洞清晰可见，半地穴式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应该来说已经相当发达，为了生存我们很震撼人类的聪明智慧是让我们现代的人很难去想象的。半坡遗址主要包括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旁边还有几处墓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处多人合葬和翁棺葬，老祖先们静静地躺在这里，仿佛回忆着自己生前的点点滴滴。博物馆中的气温很低，让人觉得眼前的这一切更加真实和震撼。
下午我们去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坐落在距西安37公里的临潼区城东，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气势宏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皇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俑坑经发掘后对外开放，轰动了世界。1978年，前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后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到埃及；不看秦俑，不算到中国。”从此秦兵马俑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是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遗迹。而兵马俑的发现其实只是一个偶然，是由农民在打井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之后才受到政府保护，讲解员告诉我们，兵马俑的发现者被尊称为杨老，至今在世，经常在博物馆内签名售书，但遗憾的是我们去的那天老人不在。1974年，在秦始皇帝陵东发现三个大型陪葬的兵马俑坑，并相继进行发掘和建馆保护。三个坑成品字形，总面积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共约7400余件。三个坑分别定名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其中一号坑最大，坑深5米，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6000余件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坑东端有三列横排武士俑，手执弓弩类远射兵器，大多数人认为是前锋部队，其后是6000铠甲兵俑组成的主体部队，手执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在11个过洞里排列成38路纵队。南北两翼的是后卫部队。二号兵马俑坑平面呈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由骑兵、步兵、弩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大致可分为弩兵俑方阵，驷马战车方阵，车步、骑兵兵俑混合长方阵，骑兵兵佣方阵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共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并有大量金属兵器只展出了部分，部分还在试挖之中。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约520平方米，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师三军的指挥部，出
土68个陶俑和4 马1 车。三号坑挖掘之后又掩埋。一般认为兵马俑只有三个坑，但讲解员跟我们说还有一个四号坑，而四号坑只是试掘了一部分，结果是空的，就没再挖，据说是因为秦始皇去世得早，没来得及把兵马俑装进去。这些兵马俑给人的感觉就是逼真和震撼，容易让人想象到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辉煌和霸气。据说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渐渐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不知道以后科技发达了，能不能使再出土的兵马俑一直保留鲜艳的色彩。3月15日我们来到碑林。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最初是漕运使吕大忠等人为保藏因唐末五代战乱而委弃市井的唐《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颜真卿、柳公权等所书的著名石碑而兴建的，经金、元、明、清、民国历代的维修及增建，规模不断扩大，藏石日益增多，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林中的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炼，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陈毅元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唐高祖李渊的唐弟，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国内仅有两件，弥足珍贵。其石椁为一歇山顶式石屋，外部以减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阴线刻乐人、舞伎、男女侍从、天象图等，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唐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可惜其中飒露紫、拳毛蜗两骏早年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犀重达十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整体比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有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的史实，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较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和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陈列的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作品。在这里我总算看到了汉代的画像石墓，石
棺很大，上面雕刻的图案也都栩栩如生。另外很多石碑上的书法都是极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
3月17日我们来到乾陵。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气势雄伟壮观。乾陵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梁山是圆锥形石灰岩山体，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1047.9米，乾陵就在北峰之上。梁山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 “乳峰”。据史书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墙，四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37级台阶，其台阶高差为81．68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陵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1对，翼马、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石碑2道。东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61尊，石狮1对，周围还有17座陪葬墓。“唐高宗陵墓”墓碑，高2米，是陕西巡府毕源为高宗所立，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是清乾隆年间重建的。此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是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李治与则天皇帝之墓”12个大字。另外在南门外有为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二通以及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六十一尊。但这些石像好多都没有头，有的更是不能让人辨认，不禁让人对那些盗取文物的人深恶痛绝。
下来后，我们去了已经开放的三座乾陵陪葬墓。首先是永泰公主墓，在往墓室走的过程中，阴森的感觉一直陪伴着我们，在墓道两边有着精美的壁画，而有些已经脱落，有了残缺，同时还在两边陈列有唐三彩等唐代精美的器物。在墓室内，放着一座石棺，而石棺目前已经不稳。虽然乾陵以前因为种种传说和怪异之事而未被盗，但它周围的陪葬墓大多已被盗过。乾陵因为未开挖，所以有一个模仿的乾陵地宫以安慰人们的想象。之后就是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墓的形制与永泰公主的大同小异。
接下来我们来到汉阳陵。汉阳陵，又称阳陵，是汉景帝刘启机器皇后王氏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阳陵的地宫已被发掘，并展示了出来，其出土的裸体彩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汉阳陵出土的汉俑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中的安详的社会氛围。里面光线很暗，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阴森恐怖。踩在玻璃上，看着下面数量惊人的人俑和陶罐，我都不敢往前走了。
篇6：考古实习报告
我们都知道敦煌石窟在中国，但它的声名却远播世界。它的辉煌过去再为人所知，竟起于19XX年一次传奇性的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举世震惊，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时逢晚清国势衰微，列强横行，藏经洞文物惨遭浩劫，其结果是发现的数万件文物流散异国他乡，写下中国文化史上最伤心的一章。待到国人惊魂甫定，回首西顾，犹幸它的母体——敦煌石窟本身，依然静默地屹立在大漠深处，遗留下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成为世界上连续营造时间最长、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和文化宝库。
百年沧桑，古老的中华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欢迎；并昭示国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再造新的辉煌。
这次展出为了让观众对敦煌有全面的认识，我们的展出分为以下几个大块：1，序幕展示敦煌的历史文化背景2，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被劫史实展示4，敦煌藏经洞文献展示。而我们的讲解就是带领着大家全面的欣赏这些瑰宝。
1，序幕展示敦煌的历史文化背景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敦煌会有留下这么多的文化遗产，这就要从历史追溯渊源。答案就是：丝路咽喉，文化重镇。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它南枕祁连，襟带西域，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通漠北，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和集散之地，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敦煌郡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处的地区，欧亚大陆诸文明及多重交通网络在此交汇，是中国一体多元的区域文化重镇，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2，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
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这是展出数量最多，也是最吸引观众之处。图版展示的敦煌石窟建筑、复制洞窟、敦煌石窟彩塑、敦煌石窟壁画。共有6个复制洞窟分别是：莫高窟158号窟、莫高窟249号窟、莫高窟220窟、莫高窟45号窟、榆林29号窟、莫高窟17号窟。复制洞窟除158窟外都是1：1临摹复制，也就是在真正的敦煌这些洞窟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这些复制洞窟都是敦煌石窟中的代表。就像开凿于南北朝西魏时期的249窟，此窟壁画内容中最富特色最有意趣的是窟顶四披的壁画。覆斗形窟顶，中心饰垂莲藻井，四披“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上部为天空，是神仙的世界，正披画阿修罗王、前披画摩尼宝珠，都是典型的佛教题材；右披和左披画东王公和西王母，较多地体现神仙思想；四披下部绕窟一周则尽是山林野兽及狩猎等地上人间的生活场景，构成天地神人共处的想象空间。
从文化角度来说这里壁画的内容融合了佛、道和中国古神话。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的阿修罗，道教中的飞仙、东王宫、西王母，还有古神话中的风雨雷电四神。这些充分说明了佛教从古印度传入我国，深受我们文化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佛教和东南亚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更能反映这种中国化的还有这座石窟两侧壁画中央的说法图，在说法图里我们看到四尊飞天，有两尊是典型的西域式的飞天，她们的特点是上身全裸；而与她们形成对比的则是身着大袖长袍的中原式飞天。我们都知道正是我们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才产生了大袖长袍的中原式飞天。文化的交融在这里又一次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建于初唐的220窟，记载了明确的开凿时间，典型的家族窟，翟氏家族历代供养了300余年。莫高窟中的特窟，建于盛唐时间的45窟，正壁佛龛中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弟子、菩萨、天王塑像，美轮美奂，形象逼真。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盛世唐风。榆林29窟，带有浓厚的西夏特点，走进她带给人一种神秘感。莫高窟17号窟，她的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藏经洞。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近代的劫难，从这个不到十米见为,塑造和描绘的结合，表现人体的肌肤，面部表情，须发的蓬松，服饰的质地。它是石窟艺术的主体，信仰崇拜的主要偶像，与石窟建筑，绘画共同构成完整的石窟艺术。现在的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公司的其他员工对我也就十分的照顾，给我解释工作时都十分耐心，有什么不懂得的事情请教他们时，无论多么复杂他们都能不厌其烦的帮我讲解，有时还会手把手的教我如何去做。
作为一名内勤，每天做的工作都很琐碎，每天做的也都不尽相同，这和我在社联办公室的工作也有了共通之处，让我更好更快的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作为内勤要尽全力为外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的工作。我手头工作做完后也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帮他们在宣传册上盖上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再打包帮他们拿走，或许事情并不复杂，但是这样能让辛苦了一天的他们得到片刻的休息，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这一个月让我了解了工作的艰辛，内勤每天有做不完的小事，而且要仔细、认真，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错误很难查出来。外勤每天东奔西跑，风吹日晒，有时连水都喝不上，离办公室远的地方坐车得两个小时，还要提很多东西……一直在社联工作着，曾以为自己早已能够适应社会上的节奏，面对工作也能够比其他人显得更加的从容些，不过真的实践了才发现，我还差得很远。社联只是让我们初步适应，它与实际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区别，这次的实践让我更清楚的认识了自己。当然，工作虽然辛苦，可是有时的一句“谢谢”或者“干得不错”就能让我无比快乐，忘了所有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