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精选十篇）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篇1

改革开放前, 我国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经营, 外贸口岸只有沿海的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少数几个, 经营外贸的公司只有十几家专业外贸总公司及其口岸分公司, 外贸对经济的作用并没有展示出来。目前, 这种垄断经营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 外贸经营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经贸”的格局已经形成。更多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内贸流通企业被赋予了进出口经营权, 甚至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也进入了外贸领域。在短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内, 我国就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然而, 从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形势来看, 对全球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深远的影响。今年1月份, 美国私人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 意味着美国的储蓄率在上升, 消费在减少, 对全球来讲意味着美国的有效需求在萎缩。第二, 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性商业信用、金融信用和国家信用的破坏, 修复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三, 最新的消息称, 上个月日本的出口下跌了49%, 德国的出口1月份下跌也是20%以上, 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出口动作比较大的国家受打击非常大。第四, 全球投资的趋势格局在变化, 意味着今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双重因素导致进出口持续下跌, 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寻找新的外贸增长点和完善外贸运行机制, 以促进外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而一切工作的源头, 都是始于体制问题。

2 政府主导的外贸管制体制存在的弊端

在我国的现行经济情况下, 外贸管制体制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制约了外贸的全面发展。从国际情况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日益增强,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再者, 中国加入WTO——一个世界多边贸易的组织, 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完善现行的外贸管理制度, 让市场起主导作用, 最终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2.1 “政府主导”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外贸体制、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陷

(1) 虽然一般性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已对外开放, 但政府对资本、土地的供给仍具有一定的主动权。由于土地事实上已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因此各种违规交易背后大都有政府的影子。这些年土地问题愈演愈烈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级政府。此外, 中国外贸的发展结构总是大多数由政府决策所决定。关于中国的外贸体制失衡问题, 谁能说政府就能置身事外呢?

(2) 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初步形成, 但是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尚未完全摆脱“投资主体”的角色。应当说,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以后,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无论是制度环境, 还是政策环境, 都应当有利于企业对内、外投资主体地位的形成。从这些年的实践看, 投资体制改革滞后, 实际上影响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事实上鼓励和支持了各级政府的投资膨胀, 强化了政府的投资审批权, 制约了我国外贸业的自由发展。

(3) 尽管政府在政策上实行大量削减行政审批权, 但在相关因素的制约下, 尤其是部门利益的诱导下, 有些重要审批权控制得更严, 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近几年, 特别是我国加入WTO, 加快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但是, 某些部门和地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做表面文章, 有的被取消的审批项目是有很大水分的, 有的只取消所谓的“皮毛”项目, 而重要项目或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相关的项目却把住不放。这是导致外贸中各个行业发展严重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2.2 政府主导市场逐步积累了相当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风险

(1) 政府主导, 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妨碍了公正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应当说我国市场秩序还存在的某些问题与政府的这种角色转换不到位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的主管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身, 自己制定规矩, 自己来做事, 这既破坏了市场信用和社会公正, 又不利于外贸业的发展和全球性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2) 政府主导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以GDP为中心, 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近几年, 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GDP增长上,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本的公用服务和公用产品的供给。对应当解决的市场环境、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的关注很不够。

(3) 政府主导, 既不利于加快推进国企改革, 又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一些本应被淘汰的低效率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 还因能够获得低息贷款而扩张, 而民营企业的投资刚从一般性行业向重化工行业转移, 由于难以享受到国企的待遇, 再加上某些“一刀切”行政措施的出台, 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困难。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及它们做大、做强的步伐。时间证明, 政府主导的大格局不变, 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大背景下, 政府主导, 既容易抑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对外发展, 又可能造成市场化改革的停滞。

(4) 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直接掌握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一定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地权利, 使腐败问题不仅难以得到有效地解决, 而且某些集团性、体制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大。大量的事实证明, 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利和资本结合, 就会抑制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并容易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因此, 将决策交给市场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又有利于建立一个以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好的市场经济, 以使外贸业不断得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

3 交给市场——外贸管制体的制主导的必然选择

我国许多外贸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正向股份制转化, 创汇已不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 追求高效益、高利润、低风险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日益减少, 但在外贸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依然尚未完成, 这表现在:宏观管理还没有转到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上来;对进口的行政性管理过多、过严;国家对外贸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 特别是汇率、关税改革还没有到位。我国市场化的外贸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我们需要在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有限的政府干预, 根据产业与贸易发展的特点适时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政府在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时, 宏观管理要转移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轨道上来。

可见, 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情况下, 政府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市场增进型, 而不是替代市场, 是以一个弱势的小政府姿态服务于市场。要带动外贸自由、健康的发展, 必须将决策作用还给市场, 在让市场作为主导力量为企业寻找利润增长点的同时, 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性智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 让其真正从现有的市场替代型地位转变到市场增进型的地位中去。

参考文献

[1]史晓丽.WTO与中国外贸管理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 .

政府管制崇拜 篇2

近来市场上最热的词是什么？不用太想就知道，是调控。

不是说调控不好，在任何市场，调控都是维护正常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关键是，调控必须建立在一个标准上：维护市场中人的经营意愿、维护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温和的介入办法。这几样条件缺了任何一样，必然伤了市场本身，最终弄得市场和监管者哪一方都输。这样的教训，多得都不必举例说明。

由此观照一下兰州物价部门最近的牛肉面价格调控之举，是颇耐“咀嚼”的一件事：6月以来，兰州物价部门在“掂量”了“牛大碗”的轻重厚实后首次限定：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0.2元，违规者将严厉查处。

在给“牛肉面调控”的优劣下结论之前，我们先按照开头设立的调控标准衡量一下：“维护市场中人的良好意愿”，限制涨价，经营者受损成为现实；“维护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不让牛肉面涨价，只能逼迫经营者做出缺斤少两的事情，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维护；当然，政府部门出面限制牛肉面涨价，这显然也不是“温和的介入办法”。限制的结果是：没有人从中受益，最后，政府也受损。

或许有人会说，不就是限令不需随便涨价嘛，商家习惯了就好了。我相信，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市场会习惯的。但是，在同样的思路下，会不会明天又涨五毛、后天再涨一元呢？假如发现不对劲又强令降价呢？在政府意志下，市场的不适应症会大大强化，导致谁都无所适从。

“牛肉面调控”这件小事，其实反映出了监管者的很多传统症状。物价上涨就选择定价，显示了对市场定律的陌生感；不顾市场反抗的事实强行推行，反映了“管制崇拜”的思维习惯。许多被政府部门宣布“保护”的事，常常变得面目全非，皆出自这种思维。而其思维的出处，是“政府大于市场”。在此思维下，政府不是市场“守夜人”，而成为市场的操纵者。

即使因物价上涨而需政府关注，也要首先看市场的反应。政府要关注和研究的，是物价上涨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政府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碰的。“牛肉面调控”上是如此，其他领域亦如是。

[编辑 赵代波]

透视新形势下中国的政府管制改革 篇3

一、政府管制的相关概念

(一) 含义

政府管制 (government regulations) , 按照日本学者植草益的观点, 属于“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 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 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 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

(二) 政府管制的特征

1. 依法性。

管制作为政府对市场运行中具体经济行为的控制, 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所谓合法就是适用的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所有利益相关主体都接受的, 是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公信力的法律规范。

2. 政策性。

爱伦·斯密德指出, 在整个社会中“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确定的伦理取向”。因此, 政府管制受社会普遍认同的客观经济规律、民主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原则的支配。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偏好。

3. 回应性。

政府管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体现了国家经济政策、法律行为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丹尼尔·史普博就曾明确指出, 管制是政府对“市场经济事件的干预性回应”。

(三) 政府管制的原因分析

政府管制是基于市场失灵状态而出现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脱离资源配置最有效率和消费者获益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帕累托最优意味着消费者从市场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最大化, 同时所有的生产者都最佳地利用资源, 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在其他的市场中, 由于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完全信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失业和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公和非优效品等因素, 市场常常处于失灵状态。因此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满足人民需求, 同时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 政府干预经济, 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进行管制成为必要。

二、中国政府管制的现存问题

1.政府以利益主体身份介入管制, 谋取利益。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 应当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为出发点和归宿, 政府自身应无任何私利可言, 但在中国现行政府管制活动中, 在政府管制的名义下谋取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许多管制的动机虽然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但管制的方式却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以及私人利益所左右。

2.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造成实际上的垄断。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 利用特殊时期政府给予的权利, 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演变成法定垄断, 致使这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势力强大, 获取高额利润, 一般人很难进入。中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 政府也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 但成效不大。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 因素是多方面的, 例如牵涉范围广, 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 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 因此改革异常艰难。

3.政府管制权力的行使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约束。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透明的行政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对缺乏透明度的权力行使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以法律武器对抗行政权力的滥用, 则很可能出现“官司赢了, 企业死了”的现象。在对管制权力难以监督的情况下, 被管制者往往不是采取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方式去努力建立自身的市场信誉, 而是以较低的成本去俘获管制者。经验表明, 只要存在政府管制, 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 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三、现行政府管制进行改革的举措

1.政府管制改革用遵循的原则。对中国现行政府管制进行改革, 就是要市场发展的现状而不断调整政策法规, 采取具体的措施, 更好地确定个人的私权与政府的公权之间的合理界限, 实现利益最大化, 创造更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评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市场的核心作用时写道:“虽然斯密以后, 经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但他的基本观点经过两个多世纪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实践中, 虽然肯定存在例外的情况, 但是,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 给予个人较大的自由确实导致了生产的巨大增长, 而这种增长虽然不一定使每一个人, 但也几乎使每一个人受到益处。对市场体系生产能力的这种总的信赖,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亚当·斯密的遗训。”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出, 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 也存在失灵问题。其原因在于:首先, 政府缺乏作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全部信息, 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实际上政府与被管制的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政府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就无法采取对社会有利、优化资源配置的管制措施。其次, 由于政府构成的复杂性, 政府中存在代理成本问题, 政府并不总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构成政府的官员都是有自己的独立利益, 进行管制的人并不都有积极性按照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规则来行动。因此政府官员的选择并不能完全符合人民的初衷和利益。同时, 腐败一直是权力的滋生物, 出现腐败现象时, 人民的利益更是会受到极大损害。第二, 坚持法治原则。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管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 实现这目标的根本方法是发展和维护法治。首先是所有的管制权及其执行, 都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其次要在实践中对政府管制的法律合法性不断进行完善。完善的含义, 一是要根据行政管制的经济合理性, 严格界定其职能范围及其行使方式, 并通过新的立法或修改现有实体法, 对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管制制度予以废除, 同时保留和完善合理的管制制度;二是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或专门的行政许可法, 建立政府管制的合理程序和管制者的管制结构。再次, 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公众获得稳定的预期。现实中, 政策不透明、官方信息不公开等情形大量存在, 人们无法作出准确的稳定的长期预期, 导致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2.具体措施。第一, 改变管制方式, 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改变现行管制方式, 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些审批制度应减少审批手续, 简化审批过程, 提高办事效率。为防止管制部门被管制者利用或者被相关利益主体操纵立法, 必须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 建立起由各个利益集团代表参加的立法制度, 取消管制机构对立法的影响作用;加强人大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 同时广开言路, 积极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具体的审批程序中, 引入公开听证;要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第二, 建立健全各项相关制度。首先, 要建立相应完善的约束监督机制, 对管制部门和相关管制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其次, 建立规范的听证制度, 确保政府管制程序的透明化、公开化。从而保证管制部门和被管制者实现一种均衡, 减少管制的阻力和偏差, 在稳定的环境中实现管制目标的最大化, 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第三, 完善政府管制机构的设置。计划经济时代对部门、行业细分化的管制要求, 已经不适应目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管制改革应注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保证政府管制机构设置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 政府管制机构的设置, 必须要超越部门、行业及地方的范围和限制, 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扁平化的趋势和要求, 从而提高政府管制效率。第四, 政府管制的信息化。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我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政府管制的运作方式和业务流程, 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技术手段。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国家绩效评估》报告中描绘到, “在未来, 电子政府的概念有可能实现……电子化政府将比我们现在以文件为基础的体制更公平、更可靠、更关心顾客和更有效率。”因此, 在世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政府管制也应该逐步的走向信息化。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 等,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程启智.经济全球化和转型下的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7, (1) .

[3]于博.略论和谐社会下政府管制构建之新思路[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 (2) .

[4]李真, 李杰.浅论社会转型期政府管理的创新[J].价值工程, 2007, (3) .

[5]霍秀红.西方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学理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2) .

[6]李亚云.政府干预与政府管制[J].滁州学院学报, 2007, (1) .

管制型政府理论的研究述评 篇4

关键词：政府管制；管制失灵；市场失灵

政府管制（government regulation）的内涵在意义上差不多等同于国家干预，但现在学术界所说的政府管制与国家干预还是有差别的。从时间上看，国家干预的历史比政府管制更为久远，早在16、17世纪在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就是国家干预理论的一种，而目前学术界所言的政府管制制度的出现则是19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事情。严格意义上说，国家干预的外延大于政府管制。本文主要是针对国外19世纪后期出现的政府管制理论和我国在政府管制理论上所取得的进步和研究现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管制型政府的产生和发展

政府管制制度的产生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政府管制的生成、发展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美国被公认为是最早产生政府管制制度的国家，也是政府管制最为成熟的国家。1787年美国颁布宪法时，联邦政府只有财政部、内务部和国防部三个内阁行政机构，宪法也没有授予总统和行政机构管制市场的权力。但随着交易的扩大、市场的拓展、工业的蓬勃发展，政府管制这双看得见的手逐渐进入市场，从以立法手段维持市场秩序和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逐步过渡到在事前和事中对经济进行监管。国会在1887年为了禁止铁路公司的某些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活动，例如规定歧视性价格、索取回扣等，制定了《州际商业法》，且批准成立了第一个对市场经济实施行政监管的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并授予其广泛的制订和发布规章的权力，以保障市场健康运行。这个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现代政府管制的产生。其后，政府管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蓬勃发展。国会陆续批准设立了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联邦储备局（FRB）、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同时授予其制订规章的权力。而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秩序并给成千上万的个人和企业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场危机促使政府管制进入到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危机爆发之后，罗斯福着手实行“新政”。国会通过立法，相继成立了联邦家庭贷款银行董事局（FTC）、联邦存款保险有限公司（FDIC）、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国家劳动关系局（NLRB）等机构。从政府管制产生的历史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它产生的本源。一般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监管型国家兴起的时期。也是政府管制理论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欧日许多国家私有化运动，美国式的政府管制开始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蔓延。政府管制的学说在经济学、法学、政治与行政学领域里，都受到广泛的研究。政府管制是一个综合交叉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对政府管制的理解是不同的，各有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二、管制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和政府管制的分类

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是Regulation，意为控制、管理、规则、法令。《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解释为管制。政府管制（government regulation）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大家比较倾向于认为其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然而对具体内涵的理解，研究者们的分歧依然较大。早期学者卡恩（1970）认为，“管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取代，作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图维护良好的经济绩效。”斯蒂格勒对管制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作为一种规则，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管制产业自己服务的。”维斯卡西（Viscusi）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史普博认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著名管制经济学家植草益将管制称为“公的规制”，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公共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对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也对政府管制下了很多定义，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主要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樊纲认为：“政府管制是特指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活动进行的某种管制或规定，如价格管制、数量管制或经营许可等等。”我国学者余晖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定义管制：“管制是指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以治理市场失灵为己任，以法律为依据，以大量颁布法律、发挥、规章、命令及裁决为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的不完全是公正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或干预。”上述说法虽有分歧，但其核心内涵还是有着较多的共性的，综合起来说政府管制的实质，就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条件下，被赋予管制权的政府行政机关为了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部不完善问题而对私人及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政府的管制按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的路径来看，可分为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前者主要是指政府的相关机构通过有关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价格标准等法规而直接对市场进行管制的行为。间接管制，是指由政府的司法机构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对企业的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进行的管制。而直接管制又分为两种，即经济性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和社会性管制（social regulation）两大类。前者主要是解决由自然垄断、过度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如垄断租金、进入壁垒、欺诈竞争、强行交易等。正如日本学者植草益所言“经济性规制就是指在自然垄断和存在信息偏在的领域，主要为了防止发生资源配置低效和利用者的公平利用，政府机关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规制。”社会性管制主要是解决由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传染性疾病、消费者权益维护、职业安全与健康等。如日本学者植草益所言社会性管制是指“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环境保护和防止灾害为目的，通过对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及伴随它们的提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并从根本上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

三、管制型政府理论述评

（一）政府管制的原因：市场失灵

政府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干预资源配置。通常引起市场失灵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势力（如：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内部性、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公正分配失灵、非价值物品的生产（如：毒品、武器等形成的交易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市场失灵（如：高技术行业由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从而缺乏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吻合的投资）。这些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政府管制的低效：管制失灵

市场失灵是政府管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管制也有可能失灵。当政府行为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产生了寻租、腐败等扭曲资源配置的市场绩效，也就会出现管制失灵现象。这时的市场要求是希望政府放松管制。卡恩曾对管制失灵现象提出过批评，认为管制“压制技术革新，姑息无效率性，引起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发生严重的资源无效率配置，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那样的无益竞争扩大，拒绝采取在竞争市场中所提供的收费多样性和质量选择。”卡恩的批评有些过于严厉，但也反映了当时要求放松管制的强烈呼声。从理论上讲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相互替代的机理是：市场失灵对政府管制产生了需求，当政府管制的预期收益大于管制成本时，政府管制便替代市场机制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管制的预期收益与市场失灵的程度正相关，即市场失灵的程度越高，通过政府管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反之越小。管制的效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公务员的专业知识，可用资源的数量，政治经济约束等等。但正如学者周学荣所言：“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功能发挥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相互替代，而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变迁过程。”政府管制的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是评估政府管制绩效的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管制是一把双刃剑。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或者是运用方式不当，政府管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严重时可能还会事与愿违。市场失灵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才是政府管制的大前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是必要的，但政府需要提高评估管制的效果，采取一定政策以改进管制效率，改进管制的终极目的应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的公正。（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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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3]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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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志斌.论政府的激励性管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7][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会计信息失真与政府管制 篇5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政府管制,管制成本

一、吴联生会计信息三分法

吴联生在《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论框架与证据》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规则性失真、违规性失真和行为性失真。规则性失真是指由于会计规则与会计域秩序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 此类失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违规性失真是企业故意违反会计规则的结果,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主要类型, 目前大多数关于会计信息失真的研究都是围绕这种类型的失真进行的;行为性失真则是由于人类的有限认知理性所造成的, 会计事项的处理是会计规则执行人根据会计规则的基本要求运用专业判断而实现的, 既然存在专业判断, 那么人类的有限性理性就决定了存在错误判断的可能性, 由于该种失真与政府管制无关, 本文不做分析。

二、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与政府管制

吴联生认为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是由于会计规则与会计域秩序的不一致造成的, 自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开始, 会计信息失真就出现了。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规则性失真产生的客观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期间的人为因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行为后果的合同, 它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会计制度具备制度的一般特性, 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 成为博弈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会计准则作为会计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其制定过程中本身就是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 在利益的驱使下, 利益相关者会利用各种手段, 游说规则的制定者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会计规则, 不难想象, 这样制定出来的会计规则肯定不可能完全真实的反映经济事项。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安然公司事件”,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关于“特别目的实体”的规定被安然公司用来作为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工具, 隐藏了自己大量的负债, 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 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会计丑闻。

客观因素:会计领域是个动态过程, 而会计准则作为一项政府制定的规则, 不可能随着会计域秩序的变动而随时修改。哲学观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遵循“问题———措施———问题———措施———……”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会计领域的秩序是一个动态的, 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会计准则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就反映了人们对其认识的逐渐深化过程。因此, 作为人为制造的秩序, 会计规则虽然是以自生自发的会计域秩序为依据的, 但它与会计域秩序一定是不相吻合的。同时, 会计准则也不可能对现实中所有的经济现象做穷举式的详尽规定, 规则真空的存在不可避免。许多企业就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 在看似不违背会计准则的情况下进行造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是同会计准则相伴而生的, 政府管制的开始就孕育着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会计规则制定过程和它自身的不完备就注定了它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真空地带。

三、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与政府管制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主要类型, 是企业故意违反会计规则的结果。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由来已久, 也是公众认为的虚假的会计信息,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大多是围绕此类失真进行的。

在会计信息市场中, 需求者只能通过会计信息来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 决定自己的投资决策, 但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 市场机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不可能把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败完全矫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就是必要的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的陆续出台就是政府对违规性失真进行管制的产物。从本质上说, 政府监管主要是针对会计产品的“外部性”所引致的市场失灵,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 有些外在性是可以内部化的, 有一些则难以内部化。可以内部化的, 可以通过市场信号或利益信号由市场自行解决;难以内部化的, 则只能由政府依据社会偏好集中解决。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就属于后者。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会计市场的缺陷都能够通过政府管制的手段加以修正呢?笔者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从本质上讲, 政府监管也是一种经济活动, 随着监管行为的投入, 政府将付出监管成本, 只有当效益超过成本时, 政府管制才算是经济合理的, 也才有实施的意义。尽管对监管成本和收益的准确计量有一定的难度, 但仍然可以借助于成本效益分析模型来寻找政府监管的合理区间和监管强度。

政府对会计市场秩序运行情况的监管效果可以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角度来衡量。总的来讲, 政府监管的收益体现为一定监管目标的实现程度, 包括投资者信心的维持程度、虚假会计信息陈述的减少幅度等等;政府会计监管的成本包括用于监管机构管理方面的直接成本消耗, 以及被监管者的制度转换成本、设寻租成本等间接成本消耗。理论上的政府监管成本效益图如下图所示:

图示表明, 当监管度Q位于[0, B]上时, 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收益, 出现了监管净损失, 这是监管不足的表现;当监管度Q位于[B, C]上时, dR/dQ>0, 增加监管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当监管度Q位于[C, A]上时, dR/dQ<0, 增加监管度已不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当监管度Q位于[A, +∞) 上时, 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效益, 出现了监管过度。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都导致了严重的政府监管失灵。由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会计监管的优势和缺陷是同时并存的。过分看重政府监管的优势, 将政府的作用推至极至、过分夸大政府在会计信息市场中的作用肯定是不可取的。

四、结论

岸线报批、政府管制与市场应对 篇6

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报批过程

L公司2006年已有1个5000吨级、1个10000吨级多用途泊位、1个10000吨级散货泊位,码头年吞吐能力271万吨,其中两个多用途泊位151万吨。2010年,L公司码头货物吞吐量413.8万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80.4万吨(折合17万TEU)、件杂货吞吐量17.3万吨、干散货吞吐量196.7万吨、液体散货19.4万吨。L公司码头的件杂货吞吐量很少,不到集装箱量的10%。

2010年6月,L公司打算新建1个5000吨级多用途泊位,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为1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吨(折合8万TEU)、件杂货20万吨。拟建码头采用高桩板梁结构型,主要由码头平台和1座引桥组成,建成后将满足L公司第五、六期纸品工程新增水路运输需求。当时L公司码头至上海港洋山港区有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航线,采用128TEU集装箱船运输,每周两班。

在次年召开的L公司多用途码头岸线利用合理性评估会上,有人提出一种观点:“太仓港已建有公用性集装箱码头,L公司的集装箱应该通过太仓港进出。”也就是说,L公司没必要新建多用途码头。

当时太仓港有10个集装箱专用泊位和2个多用途泊位,集装箱吞吐能力450万TEU/年。拟建常熟L多用途码头的集装箱货主要是来自欧美的废纸,而太仓港并无远洋集装箱航线,太仓港需走欧美航线的集装箱最终还是通过上海港洋山港区进港。上海港洋山港区到太仓港、常熟L公司码头的水路运价相同。比较提议的“上海港—太仓港—常熟L公司厂区”的二程运输(水路、陆路)与现有的“上海港—常熟L公司码头”的一程运输(水路),前者多一项陆路运费,8万TEU(4万个40呎箱)的陆路运费大致为650×4=2600万元/年。企业若认为从太仓转运更经济,自然会选择这一方式。若政府以保护公用性码头为由通过行政命令强推此方式,这势必影响某些企业的效益。太仓港的效益上升,L公司的物流成本上升,社会整体未必得益。最终在岸线利用合理性评估会上,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规模得到认可:集装箱8万TEU/年,件杂货40万吨/年。

会后前述扶持太仓港的观点在港口主管部门内部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集装箱量偏大,这会对太仓港的发展不利。于是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年集装箱量一再缩减,从8万TEU减到5万TEU、3万TEU。几方人员反复沟通,终于达成共识。不料几天后,另一种意见占上风:“取消集装箱,全部走件杂货。”对此,业主与设计院均不认同。L公司需通过码头进出的件杂货很少,拟建多用途码头的主要货种是来自欧美的废纸,需采用集装箱方式运输。拟建码头若无集装箱功能,运营时无法承担集装箱业务,除非以后进行技术改造。若码头前沿与堆场的荷载没按集装箱的荷载考虑,以后技术改造的费用会很高。拟建码头若无集装箱功能,按现行规定,码头前沿与堆场不大可能按集装箱的荷载考虑,也不可能预留集装箱装卸桥的轨道。关键要有集装箱功能,至于集装箱量多少,运营时市场说了算。业主与设计院极力争取拟建码头的集装箱功能,但港口主管部门拥有否决权。若无集装箱功能,L多用途码头就变得没必要建。业主随后考虑到岸线报批的紧迫性,不得不同意将建多用途码头改为建件杂货码头,打算以后再进行技术改造。好在业主未放弃,继续与有关部门沟通,最终多用途码头建设方案得到保留,集装箱量缩减到3万TEU/年。

假说

相比省级港口管理部门,区、市级港口管理部门一直支持业主建多用途码头的想法。这表明基层政府部门更靠近市场,也就更了解当地企业,在信息的获取上有优势。信息费用是一项重要的约束。地方政府若不了解企业,凭什么对企业拟建码头的功能作裁决?裁决的效果如何检验?

省政府一直想把太仓港打造为集装箱干线港。当时有一种看法在省级港口管理部门占据主导:“苏州地区的新增集装箱货原则上应从太仓港进出。”L公司多用途码头报批的曲折经历大概与此看法有关。

其实业主真正想建的是集装箱专用码头,多用途码头是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的规定,集装箱专用码头建设项目需报国家发改委核准,报批的程序通常很难走。单是一个建设必要性专题报告,就需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集装箱码头的吞吐能力缺口,专题报告的费用远高于码头可研报告。

多用途码头承担集装箱、件杂货的装卸与堆存业务,不是集装箱专用码头,在以往的核准权限规定下,报批时成为部分规模不大的集装箱专用码头的替代。与建集装箱专用码头相比,建多用途码头需增加少许件杂装卸与堆存功能,在装卸设备的选型上侧重于通用性,但报批时间和费用节省不少。

至于多用途码头的靠泊能力和集装箱量上限是多少,没有定论,这一点需不断与省级港口主管部门沟通。目前报批的多用途码头在靠泊能力上已达到10万吨级。例如,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南作业区3—8号泊位为6个10万吨级(水工结构兼靠)多用途泊位,码头泊位总长1533米。

按照交通部2006年9月发布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集装箱运输布局以上海、宁波、苏州港为干线港。”201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3653.7万TEU,位居全球第一,吞吐量同比增长3.5%;宁波—舟山港2015年集装箱吞吐量2062.7万TEU(其中:宁波港1982.4万TEU,同比增长6%),位居全球第四,吞吐量同比增长6.1%;苏州港集装箱吞吐量523.8万TEU(其中:太仓港区370.6万TEU,同比增长21.2%),同比增长17.7%。可见,同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一港两翼”的两翼,太仓港与宁波港在集装箱吞吐量上的差距十分显著。

2015年,宁波港开通集装箱航线236条,其中远洋干线118条,远洋干线占比50%。截至2016年3月,太仓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80条,其中近洋航线22条、内贸航线44条、洋山支线40条、长江(运河)支线74条。太仓港至今无远洋集装箱航线。挪威一家廉价航运公司曾经在2010年4月开通太仓至美国西岸航线,每周一班。阿根廷一家航运公司在同年9月开通太仓至南美西岸航线,每两周一班。因箱量不足,运价偏低,这两条远洋航线很快终止。太仓港至今从没开通过欧洲航线。假如太仓港开通欧美航线有利可图,中远早就会捷足先登。太仓港偏离国际航线,离上海港很近。市场的通行做法是欧美航线主要挂靠洋山港区,近洋航线与国内航线主要走外高桥港区,洋山、外高桥、太仓之间通过水上穿梭巴士衔接。

国务院以往将集装箱码头的核准权限全部划给国家发改委,企业以多用途码头的形式绕开管制,以致这一行管理部门试图通过限制生产企业自建码头的功能与规模来约束竞争行为,从而大力扶持太仓港公用性码头,但太仓港至今没能成为集装箱干线港,行政管制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结合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报批历程,提出假说:对码头核准权限与码头功能的过多管制引发绕道行为,从而带来租值消散,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租值消散是指当资产的权利没界定为私有时,人们会以非价格准则去争夺资产,导致资产的收入(租值)下降或消失。租值消散通常表现为公共品因被太多人使用而导致租值直接消散,也可能表现为资产被用于租值较低的方面,从而导致租值下降。[1][2]

业主原本想建集装箱专用码头,为了缩短报批时间、减少报批流程,绕开核准权限的限制,改建效率较低的多用途码头,附带的件杂货功能因而成为多余的摆设。码头年集装箱量原本可达8万TEU,不得不缩减为3万TEU,装卸设备只能选择效率较低的类型。可见,L公司多用途码头的租值消散不少。此外,业主和设计院通过调整船型比例、一次装卸量等来满足对集装箱量的限制,尽量为实际运营增加富余量。以上管制本质上是对市场运作的干预,在市场的应对下,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验证

以下现象可对假说的含义进行验证。

第一,洋山、外高桥、太仓在集装箱功能上的分工与协作。L公司码头的废纸来自欧美,装废纸的集装箱抵达洋山港后,通过驳船转运到常熟L公司码头,无需借助太仓港。洋山港区有良好的水深条件,以远洋航线为主,但因远离上海主城区与江苏省,集疏运的距离较远。外高桥港区有较好的水深条件,侧重近洋航线和国内航线,因离上海主城区与江苏省近,集疏运条件好。上海港通过驳船快线解决洋山—外高桥的集装箱转运问题,并与太仓港合作,将长江上游地区外贸集装箱全部转移集并至太仓港,通过太仓—洋山驳船快线衔接。这表明,市场本身有能力解决洋山、外高桥、太仓在集装箱功能上的分工与协作问题。政府若顺应市场,而不是干预市场,市场会更加繁荣。政府将太仓港定位为集装箱干线港,这一定位本身需要得到市场的检验。目前,这一定位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同。太仓港至今无远洋集装箱航线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结果无需政府干预。

第二,2004年7月起集装箱专用码头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发改委核准;2014年11月起在沿海(含长江南京及以下)建设的年吞吐能力100万TEU及以上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其余项目由省发改委核准。以往由于集装箱专用码头核准权限的管制带来的租值消散不少,好在核准权限近期已下放很多。集装箱码头的核准权限下调后,2015年多用途码头的报批数量明显减少,集装箱码头的报批数量迅速增加。这表明以建多用途码头名义建集装箱码头的绕道现象大幅度减少,租值消散显著下降。

结论

国务院以往将集装箱码头的核准权限全部划给国家发改委,业主与设计院以多用途码头的形式绕开核准管制,以致这一行政管制大部分落空。有关部门为扶持公用集装箱码头,在报批过程中对L公司多用途码头设置不少限制,如要求减少集装箱量,试图改变码头性质。分析表明:对码头核准权限与码头功能的过多管制引发绕道行为,从而带来租值消散,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不像企业,政府没有价格信号的指引,不受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准则的直接约束。政府在很多方面有管制,如市场准入、质量监督,在市场的应对下,这些管制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租值消散,并未完全产生预期效果。

摘要：以江苏省苏州港常熟港区L公司多用途码头在岸线报批过程中遭受波折为例,通过运用张五常《经济解释》所倡导的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从租值消散的角度,以实例、假说、验证,分析在港口岸线报批过程中的政府管制与市场应对现象。

关键词：岸线报批,政府管制,市场应对,租值消散

参考文献

[1]李俊慧.经济学讲义(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完善 篇7

一、政府管制与互联网版权的保护

管制,根据其字面意思是指管理、控制,也被人称为规制或监管,最初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被人们所知,后来受到法学的广泛关注。美国当代管制学者史普博将管制定义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学者植草益对管制所下的定义是“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而我国学者曾国安认为管制是“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目的依据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另一学者郭志斌认为政府管制是“直接的、个量上的,它借助有关法律和规章直接作用于企业,规范约束和限制企业行为”。政府管制主要是对市场失灵的补充,以实现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尽管人们对管制所下定义不同,我们不难归纳出管制至少具有这样几个构成要素:管制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简称政府),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管制者被授予管制权;管制的客体是各种经济主体;管制的主要依据和手段是各种法规(或制度),明确规定限制被管制者的什么决策,如何限制以及被管制者违反法规将受到的制裁等等。

有人认为互联网的无中心特点决定了网络空间是一个超越传统国家权力、“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的三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网络自律联盟的调处来保护互联网版权,维护网络的秩序。而事实上这些手段并未实现互联网版权的有效保护,影响到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政府有进行互联网版权管制的必要。

二、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现状

(一)我国互联网版权管制立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复制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技术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强大冲击,传统的版权管制立法已难以满足新技术条件下对版权人的有效保护,我国的版权管制立法顺势作出了积极应对和发展。首先中国政府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里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一项权利,而后又加入了WCT和WPPT(即因特网公约),为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作品的运行规则,维护互联网健康秩序,国务院、国家版权局等职能部门陆续出台了互联网版权管制立法,影响力较大的如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公安部和国家版权局的《关于在打击侵犯版权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2006年)、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08年)、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9年)等等,应该说中国互联网版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国际上基本一致,相比美国、欧盟及韩国等版权保护机制完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规定比较粗放,再有公众对于法律内容的知悉度不高,这给执法的操作效能带来一定挑战。

(二)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执法现状

互联网版权的侵权行为具有隐蔽、高技术的特点,侵权人通常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侵权服务器往往很分散,甚至设在国外,取证相对困难,对行政执法能力是考验。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每年都开展打击互联网环境下盗版侵权的专项治理行动,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互联网传播秩序。但由于我国互联网版权管制工作才起步,缺少经验,所以在具体的执法工作中仍有许多突出的问题。

1. 各执法部门间缺乏有效可行的协作机制,影响执法行动的整体效能。

由于互联网盗版侵权涉及多方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如某网吧从事在线盗版侵权行为,而该网吧又是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黑网吧”,对无证经营的黑网吧按行政管理职权归工商管,版权行政机关无权查处,只能通知工商部门,如果这“黑网吧”还开设在居民楼内,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力进入居民楼内。由此可见,我国对互联网版权的管制呈现部门管理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且缺乏有效地协作配合机制,严重削弱了执法的实际效能。

2. 执法人员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管制手段的单一,大多管理部门存在只重源头审批、事后惩罚,忽视过程管制;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专业技能不足,由于互联网版权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制人员执业要求较高,既要具有相当的互联网技术知识,又要熟悉版权法律知识,二者兼备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其监管职责。而当前我国版权、文化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普遍对互联网技术不够熟悉,信息产业、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又欠缺必要的版权法律知识。

3. 执法信息透明度不够。

当前,各地版权执法部门开始借助各种渠道,积极做好相关案件的信息公开工作,望通过对典型互联网侵权案件的公布,起到惩戒和教育作用。但在执法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方面仍有待提高。除了一些大案要案,公众能了解执法的信息,对于一般案件的处理结果,包括侵权产品的处理,公众目前基本无从得知。

4.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

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双轨并行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一大特色,多年来行之有效。但在版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上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即行政处理多,移送司法少,尤其是一些地方应当移送的不移送,以罚代刑的问题比较普遍,从而使侵权成本较低,难以达到打击维权的效果。

三、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完善

互联网作品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无处不在,政府有进行管制的合理基础。管制者在进行治理时,既要充分听取不同利益方的需求,更要妥善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多数人满意的决策;既要在划清公域与私域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公民进行文学艺术自由创作的权益,更要为了自己的职责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既要利用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特征放松政府管制实现“无为而治”,更要在必要时强化政府管制实现“有为而治”。

(一)确立政府管制目标

政府确立管制目标很重要,决定了政府管制互联网版权的手段和制定规则内容的选择。互联网以其开放、便捷、交互性的特征吸引了众多创作者和数字作品的拥有者,乐意把自己的作品发布或传播于互联网,这是互联网作品资源能够丰富、满足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原动力,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对互联网版权管制首要目标应为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保障著作权人利益不至因为新的媒体传播而受到影响;其次目标应是保护使用者对作品的便利使用:对于版权人来说,创作出来作品只有尽可能地被传播或使用,作品的价值、权利人的经济利益才会得到充分实现。试想如果一味强调权利的保护,对于作品的使用采取种种限制,许多使用者可能就会想尽各种方法绕“权”而取,版权人利益无从实现,所以只有保障使用者能够方便、经济地使用作品,作品传播的渠道才会真正顺畅;再次,要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政府管制的初衷正好和版权制度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这样真正能够实现利益的均衡发展,才能实现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

(二)完善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对策

在互联网版权中的政府管制,应重视互联网作品有别于传统作品的特殊性,构建新型的管制机制。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管制措施过于单调,实质都是侧重于主体管制,如属于互联网版权侵权重灾区的网站和网吧,以市场准入的方式对互联网主体资格进行监管,确保其合法经营从而来保护互联网版权。显然,现行管制措施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具体施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笔者认为,国家的管制对象应当由过去的控制经营主体转变到对互联网作品传播过程的管制;管制手段应是多样化的,不仅要约束型也要激励型,不仅要有强制型也要有协商型,也就是说,在政府管制互联网版权时应该体现激励性管制、协商性管制与传统强制性管制的互补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互联网版权的政府管制。

1. 政府成立互联网伦理教育中心,展开互联网道德建设,提高全民尊重互联网版权的素质。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隐匿性,使得传统道德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异化,但无论互联网交往如何具有匿名性,其行为主体还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个人,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其互联网交往行为的文明程度。因此,对现实社会的公民进行相关的互联网道德教育,是防止互联网失范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这是一项事前预防工作,更是基础性工作,通过专门教育培育全民尊重版权的价值观。目前的许多中国人连版权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尊重、保护。建立这种价值观,确实得从长远处着眼,从基础教育入手。政府教育部门可以从幼童教育阶段开始,加强不偷不盗的基本道德观念,智慧创造出来的看不见的财产和钱财、实物一样都不可以任意剽窃、偷盗,否则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日本一直致力于教育在版权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最初只是在大学里面开设知识产权教育课程,后来则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连贯性地开设这种课程,而且到学校里面进行知识产权教育的教师培训以及教材都是由日本政府免费提供的。据介绍,近期日本政府准备把知识产权教育提前至幼儿园开始,用漫画等吸引人的方式培养孩子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政府成立专门的互联网伦理教育中心,并在该中心的部署下,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互联网道德建设体系,加强版权法教育,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版权观念,合法地善用互联网。这比事后惩罚机制要经济有效的多,比先行宣布将如何处罚非法下载作品的人,然而并没有将保护知识产权的详细规则和非法及合法的定义讲明白,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要有效的多。

2. 成立独立的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加强网络版权的保护,促进网络版权的合法有效使用。

要想真正有效保护互联网版权,防止权利不被侵害是最基本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把享有版权的作品有效使用起来,这样版权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才有投入下一部作品创作的动力,因而促进版权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当前造成互联网版权管制不利的另一原因就是互联网版权管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各部门间又缺乏有效可行的协作机制,影响执法活动的整体效能。所以有必要整合我国版权管理各政府职能部门和互联网行业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资源成立独立的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完整打造互联网版权交易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建立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保障服务中心建立统一的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该平台具有四个方面服务功能。第一部分,资源系统。即解决作品属于谁的问题,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使用者或公众能够通过该平台的作品权利信息查询系统方便、快捷地查询到互联网作品的版权人是谁,其联系方式,版权的授权情况,是否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使用,是否已经超过保护期限等等一些版权方面的信息。由于我国版权取得实行完全自动生效保护原则,作品的登记与否与版权的产生无关,一方面版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对其数字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另一方面,作为有政府公信力的交易平台,不仅应包括登记作品,还因包括其它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但未进行登记的数字作品;第二部分,版权登记系统。即通过该平台进行互联网数字作品的版权登记,运用新技术登记数字作品,并按作品类型建立数字识别符号,使后期交易、转让和版权保护具有较好的技术手段;第三部分,版权交易系统,有效解决互联网环境下海量授权难的问题;第四部分,版权保护系统,对有数字识别符号的作品在流通中借用技术手段进行跟踪监控,防范作品被非法复制、传播,当发生侵权行为时方便快速地识别作品权利归属、及时调查取证。2007年4月26日,随着北京数字作品版权登记平台的率先开通运行,各地也纷纷开始效仿。但笔者觉得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保障执法程序的顺畅,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

其次,是赋予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互联网侵权盗版举报投诉受理和执法职权。现在,如果权利人或公众发现有侵犯互联网版权行为寻求行政保护的途径有三:一是向各地的“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投诉举报;二是直接登录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进行网上举报和投诉,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投诉以后,将进行记录,统一转给版权管理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三是直接到各地的版权行政管理机关举报投诉。面对多重的选择,再加上举证难,有时反倒让权利人和公众变得无所适从。相比,笔者认为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更能有效处理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中心可以根据交易监管平台对数字作品的实时跟踪监控优势,及时调查取证,快速应对,所以应赋予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互联网侵权盗版举报投诉受理和执法职权,这是中心有效保障互联网版权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在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设立“反盗版举报、查处奖励”基金,鼓励、奖励举报和查办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人员,运用激励性管制手段逐步形成权利人自救、公众监督、行政保护的网状互联网版权保护体系,以此探索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的新型的政府管制机制。

3. 加强与国际合作。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而自由流动,因而政府的管理有所弱化,单靠一国政府在国内采取保护举措恐怕收效甚微。我国加入两个因特网公约为加强中国与国际间合作保护互联网版权迈出了坚实一步,但除了体现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承诺的态度,表明坚定的立场和决心此之外,作为政府具体应该怎样把这些落实,这是我们政府职责的着重点。中国的很多网站很早就开始努力保护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当他们从版权代理商手中购买了影视作品的版权后,一般要返回到海外来源国家指定机构对上线作品的版权申请进行认定,但是现在这个审核渠道非常不畅,有时从代理公司购买到虚假版权,苦于无处审核,导致侵权作品上线,中方企业因此随后受到海外版权商的起诉,严重影响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作为现代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加强与其它国家合作,积极疏通中国企业对国外各类作品版权和外国使用人对我国各类作品版权的确认途径,既保护了各国著作权人的版权,也维护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形象,体现服务于民的现代政府形象。近几年我国政府也一直进行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但在这些举措中大多都是被动性,或基于权利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主动合作与交流相对还是较少。所以,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任重道远。

当前互联网侵权盗版的技术越来越高超,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且成系统集团化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它给政府管制乃至依法行政观念和模式带来冲击和变革。单靠一国政府的管制力量去与之抗衡,恐怕不能根本性解决互联网版权保护问题,只有各方联合起来,在政府管制和市场管制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管制和个人自治、行业调处、司法途径相互补充、配合的多轨保护模式。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保护版权”的意识,一起编织起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的密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迎来互联网版权产业的春天。

摘要：互联网版权保护机制在网络环境下受到了严重挑战,损害著作权人利益,影响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危及公共利益,因此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政府管制理应介入,有所作为。当前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存在一些不足,完善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首先应确立明确的管制目标,再从网络道德建设、管制机构设置、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完善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3]曾国安.管制、政府管制与经济管制[J].经济评论,2004(1).

浅析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缺陷 篇8

一、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政策分析

建设部和公安部在1998年发布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是政府对出租车业管制的根本法律依据和最高法律文件, 这个文件对出租车的准入管制、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做出了具体规定和详细说明。

(一) 准入管制赋予出租车公司特许经营权

除了个别城市 (如温州和太原) 之外, 全国大多数城市推行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限制个体出租车的进入, 出租车公司从政府无偿获得特许经营权, 在承包经营模式下, 出租车公司定期向司机收取管理费即份儿钱, 而将一切市场经营风险转嫁给司机, 随着油价攀升, 司机不堪重负, 增加工作时间或者为了自身利益考虑拒载、不打表, 引起一系列社会纠纷, 其根本原因是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地位导致市场竞争受限。在这种情况下, 出租车公司并没有认真履行管理责任的动力, 司机缺乏归属感。

(二) 数量管制造成供给不足引发寻租行为

政府对出租车牌照的发放限制, 使得出租车公司之间存在恶性竞争, 出租车公司花费大量成本来争夺仅有的出租车牌照, 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并最终将此成本转嫁到司机和消费者身上。同时, 管制的数量不反应市场真正的供求状况, 供不应求和司机成本过高使黑车出现, 黑车以低于出租车的价格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出租车空驶率高, 司机收入情况雪上加霜, 未经严格审查的黑车也成为城市道路安全的一大隐患。

(三) 价格管制增加道德风险和无谓损失

不同出租车公司拥有的出租车由政府统一定价, 因此司机的收益完全取决于行驶路程, 由于乘坐出租车属于典型的一次性博弈而且司机和乘客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称性, 司机绕路现象导致消费者的损失和社会总资源的浪费, 而且乘客无法根据司机情况对出租车公司进行筛选, 达到市场的优胜劣汰。实际经营中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打表而是按司乘双方协商价格运营, 偶然的“违规”现象却达到了互惠互利的双赢结果, 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行业特性分析与政府对策

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牵涉到公共利益, 所以政府管制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一) 出租车不属于自然垄断行业

所谓自然垄断, 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 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或联合起来提供多数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一家公司 (垄断) 或极少数企业 (寡头垄断) 的概率很高。我们把这种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成立的垄断或寡头垄断, 称为“自然垄断”或“自然寡头垄断”。显然出租车不存在资源稀缺性也不存在很高的技术限制。事实上出租车经营属于典型的个人分散性劳动, 有个人经营的特点。在承包制经营中司机与出租车公司没有必然的联系, 除了缴纳管理费用, 其余完全自负盈亏, 这时出租车公司垄断的结果是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和局部超额利润的产生, 政府有必要打破这种垄断。

(二) 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和关于管制的建议

政府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现象而对出租车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 却恰恰从根本上导致了行业问题的多发, 政府逐步放松管制、提高管制效率是一种历史趋势。然而放松管制不等于无为而治, 政府的角色亟待转变。

首先政府应该逐步放宽对个人进入出租车行业的限制, 将管制的重点放在审核司机素质和统一车辆标准上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个人经营者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 成为平等的个体在出租车消费市场上与已有的出租车公司进行充分的公平竞争, 逐步削弱甚至消除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势力。其次, 政府不应将出租车数量限定在充分竞争水平以下, 一定程度上市场中黑车的数量反映了供给与需求的差额, 政府以车辆过多阻塞交通为由限制出租车的数量, 使其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而黑车的增加不仅加重了道路交通负担还增加了事故频率, 可谓得不偿失。再次, 政府可考虑将原有的硬性价格改为价格范围限制, 不同的经营主体可在此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定价, 已达到充分竞争的效果。

最终, 打破现有的出租车公司垄断格局将是政府一些列管制政策的共同目标, 出租车公司不再独享高额垄断利润, 而是通过市场竞争让利于司机, 让利于乘客, 才能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三、总结

以上建议分别对应于目前管制政策的各个方面, 在具体实施改变的过程中, 政府可以从改变出租车数量上入手, 以现有黑车量为参考向市场投放出租车牌照, 并以公开拍卖的方式优先开放给个体经营者, 当出租车行业有利可图, 原黑车主可能选择从事正规出租车经营行业。当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政府可召开公开价格听证会, 以制定合适的价格范围, 之后各经营主体制定价格, 经物价部门批准后, 由政府备案并向全社会公开。

摘要：出租车行业并非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行业, 也非具有网络特性的自然垄断行业。然而在现实中政府通过数量管制使出租车数量低于竞争性水平, 出租车公司以特许经营权获取高额利润, 导致出现打车难、拒载、黑车泛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没有充分竞争是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一切以调节价格为中心的手段都治标不治本, 政府转变角色, 打破垄断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出租车,价格管制,自然垄断,特许经营权

参考文献

[1]罗伯特.S.平狄克, 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高远, 朱海洋, 范子英, 张弘,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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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国栋.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城市车辆, 2009 (5)

[4]黄婉意.出租车运价上涨引发的一些经济学思考[J].技术与市场, 2007 (10)

食品安全与卫生领域的政府管制研究 篇9

关键词：食品的安全 食品的监督 安全问题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3）18-0055-02

1 引言

食品的安全属于一个发展的新型理念，乃至在相同的时段各个国家当中也会由于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以及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等等多种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了不一样的要求标准。它由于影响度的广泛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重大，逐渐地被人关注。在我国，自三鹿奶粉添加“三氯氰胺”以来，安全状况令人着实担忧，特别在近几年来“地沟油”、“瘦肉精”之类的话题频繁出现，更是让人们对其失去了信心。

2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2.1 《食品安全法》中存在的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其实就与“食品安全”的定义有不可推卸的联系。国家的质检部门的领导曾经就说过“三聚氰胺不是乳粼常规的检验项目，一般情况不会就其进行检验”，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国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就规定我国的国家认证认许监督管理委员会，委任给中国有关认证和认可协会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们对我国现存在的乳液制品产业的标准，展开了整理并且重新的整改了有关的制定，对于这种监守自盗的形式着实令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假如《食品安全法》当中可以利用一些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广义的定义，就会对所有的只要是没有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明文规范的添加剂实行添加，都应当属于犯法的行为，那么用制定法律的观点就可以防止这项的事端。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就时刻的提示我们，事情发生之前的所有关于牛奶的收购站就没有设立监管部门去有效管理。因为监督管理主体的行政的级别都没有区别，我国的卫生部的整体上的协和与其他的部门相互之间的协调有着问题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国设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行政的级别上高于其他的各部委，但是更好的来协调五个部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2.2 食品安全有关信息披露的政策不合理有效

首先就是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同步。告前分段的管理制度下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各监管部门在一些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上，往住根据自己所掌掘的信息数据制定标准，容易造成食品安全范围内的信息被分散与没有秩序。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披露不同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分阶段式的监督管理体系造成的。在目前存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下，大多数有关部门按照不一样的法律规则，根据不一样的监管角度和环节进行监管。其次是食品安全信息发布渠道不完善。日前政府信息发布染通不畅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现行的信息发布渠道落后，另一方主要是负有监督管理能力能力的相关政府部门利用合理有效的渠道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非常少，因此不能够为人民逐渐增加的食品安全的法律意识的需求提供保障。大众商业性的媒体常常会为了获取更多的的支持率而不根据实际情况真实的来披露一些食品安全有关信息。这样就理所当然的制造了信息披露的混乱，致使消费行质疑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

2.3 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结构不合理

我国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实施的是分层次的监管方式。对于一种食品，在食品的生产以及进入市场的阶段会存在着不一样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监管。我们国家当前能够执行关于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有：卫生行政部门，食品监督管理局，质监部门，农业部门，公安部门，经贸部门，海关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商务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海洋渔业部门，环保部门等。我国的这些部门，对于不一样的食物产品、相同的食品的不相同的时间段施行监督管理的职责。我国的这些行政部门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性的从属关系，这种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些部门在施行自己职权的时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同时这种独立性的存在对于监督管理施行职权之间的协调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不太整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这样存在的因素可能就会导致我国各种行政部门相互之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权的不协调。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较多重复性的设置将会直接性的影响关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的效率。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当中，绝大部分的具备着社会管理权利的部门都存在着一定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职权。食物产品能够要从最初的种植到人们的餐桌上需要经过各个相关监督管理的部门的安全监管。像这样的监督管理方式，增长了食品能够进入食品消费市场的时间，不仅仅增大了对食品的监督管理的成木的投入，并且在提升食品能够进入市场的效率没有多大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增大了食品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投入。这些因素的存在肯定会降低有关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的效率。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总体之间不存在着直接性的管理和监督的联系，这样会导致各个监管主体之间在施行自己的职权的时候欠缺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因此很容易导致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结果的出现多种形式。

3 合理有效改善我国有关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制度的提议

3.1 更好的改善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们国家在2009年修订并且发布施行了关于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食品安全方面上的基础性法律法规的欠缺。同时一定的水平上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法律的接轨更加的接近了一歩。可是我们也应该正确的看到，我国现存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国目前除了2009年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法》，我国其他的有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比较陈旧不太完善的，与国际水平上的法律法规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我国在这方面仍然需要深化完善和合理有效的细化。因此我们国家的政府行政机关应当吸取和参考国际上先进国家的有关经验和法律体制，加强研究和分析国际上先进的关于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和理论，同时我们国家要基于我国自己本身的基本国情，根据我们国家之前的法律法规条理，建设好以及完善好具有我们国家具有自己本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在增强相关食品的安全法律法规制定的同时，同时要对我国原来存在的法律法规施行更好的填补和有效的完善。为了推动我国法律的整体上的统一，最大程度上的减少和解决制定法律法规与执法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对我国现存的法律法规当中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方面的问题施行合法有效的整理，以此来更好的解决我国法律体系当中存在的混乱局势。另外，制定立法用来回避相关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立法的过程当中参与相关部门的利益，所有那些与制定立法当中有关联的问题的政府行政部门必须都要予以回避，为立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提供更好的保障。

3.2 建设良好的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政策

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含义是指有关主体将对与食品的安全相关的各类表面性和隐藏性的信息进一步的集合、解析、整理，同时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公布，以实行职责的告知义务或者向其提供多种多样的刺激和鼓舞，从而更好的能实现引导大众的消费、规定有关食品安全的方式以及完善好食品安全的产品质量的目标。信息披露制度己经成为世界上用来增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一项主要的措施。例如，美国已经形成了从联邦到各地，分工比较明确、全方面的信息披露的主体；日本在信息披露制度领域也排在世界的前几位。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我们国家应当需要正确的了解和认知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且应当将其并入到那些常规性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方式。

3.3 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以前的老旧管理形式，主要是依赖着政府行政部门的力量来完成监督管理，只是信任国家政府监督管理的实力和可以相信的程度，过度的依赖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是很难来保障合理有效的监督管理的。我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强和完善食品的安全监管机制：

3.3.1 建立和健全分段监管的责任体系

我们国家当今尽管是实施的监督管理方式是分阶段的监管体系，可是事实上与结合的监管方式存在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我们国家能够建设出来我们自己的分段监督管理责任体系，比如：建设各个级别的政府部门对自己所管理的范围内关于食品安全负主要责任的责任体系；建立分段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等。

3.3.2 提升我国社会中多模式的监督体系

我国当前形成的关于食品的安全方面的社会上监督管理体系，于发达国家监督管理体系相比较还是却在很多不足之处的。不过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也在持续性的增大社会多模式的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改善，比如，我国吉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部门利用聘请一些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的方式，同时与公安派出所相互协作，建立有效的警务协作体制，建造一个能够辐射全省城乡范围的食品安全社会力量监督管理网络平台；我国的浙江省在增大增强食品的安全监督管理的体系当中更多的聘请一些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督员，并且是我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方式来确立该项制度的省份。

另外，我国社会上有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协会以及一些民间的组织和发达国家相比较的话能力较薄弱，行业协会是连接政府行政部门和食品生产企业的纽带，行业协会的作用是相当的重要。因此，我们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推动关于食品类方面行业协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在有关行业协会的建设当中，第一要务必让行业协会的职权和政府的职权分隔开，不要让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着所有事项，这样不仅能够表现出行业协会的公平公正性，而且又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行业协会的独立性；第二，应当更好的利用专业性的人才组成对食品的安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的的团队，并且利用一些专业性强的人员对组织内部的人员选择和招聘。

4 结语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句话自古至今向人们证明了国家政府部门及相关部门对广大人民的承诺。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出的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使得消费者能吃上放心食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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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逸吟，殷泓.三位一体，强化食品安全监管[N].光明日报，2011.（015）.

医药行业的政府价格管制效率评价 篇10

目前,我国药价普遍认为太高、不合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国家药品体制政策和市场竞争状况有关。如:进口药品高关税,医院“以药养医”等。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纠正市场缺陷,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直接干预,加大对药品价格监管力度。而在国家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令的第二天,上百家医药企业就决定上书国务院,建议改变“以药养医”机制。一边是患者抱怨降价形同虚设,另一边企业又抱怨降价将药企逼上生存困境。事实说明,政府价格管制成效并不大。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政府在加大对药品价格监管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又为自身利益虚抬成本,披露不真实成本信息,导致药价虚高;说出管制中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而管制的监督成本十分昂贵,且管制者的管制信息并不完备,从而导致管制的低效率。

国外和我国政府对医药企业与药品价格的管制大都集中在文字描述,用模型分析得很少。本文基于我国政府对医药企业管制存在信息不对称,从政府加成成本定价出发,建立政府管制模型和企业策略模型来分析政府管制失灵和药价虚高的原因。

1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药品价格管制的研究

国外有文献[1]集中阐述了西班牙的偿付标准药品价格管理体系:一个企业的药品原则上可以以任意价格在西班牙销售,但如想得到西班牙医药保障体系的偿付报销,则必须申请列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与政府部门谈判,决定其药品销售价格;而对专利药和仿制药分别采取不同的定价制度,对新药价格,政府希望企业能够大体与欧盟国家持平,如果价格控制得不好,政府则可使用否决权来调控新药价格。有的文献[2]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评价体系:首先将经济学评价数据递交给决策机构来决定偿付类型,再由“定价委员会”决定提出建议价格,但最终价格将与制药公司协商决定,一般会低于经济学评价的建议价格。有的文献[3~4]介绍了德国的参考价格体系,一般是从药理学或治疗学上具有相等功效的一类药品中,选择最便宜的一种作为参考,将其价格作为该类药品报销标准;如果患者选其他药品价格超出标准,其差额由自己支付。有的文献[5]研究了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NHS),英国规定药厂净收益占投资额的17%~21%;最高利润不能超过目标利润的25%,超过时,药厂就要使药品降价或将超额利润回归社会。有的文献[6]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药品价格基本不进行直接干预,药品价格由制药公司和一系列不同购买者,包括批发商、零售药房、HMO(健康维护组织)、保险公司、医院和联邦政府进行谈判确定,政府对药品价格基本不进行管制,完全由厂商自主定价。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从国家对药品价格宏观管理和调控的角度,对药品宏观定价进行研究[7~10]。有的文献[1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管制的起源,得出管制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管制并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且管制者的管制信息并不完备,因此管制可能是低效率的,管制本身也可能失灵;有的文献[12]详细论述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管制和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包括制定良好的激励机制、补偿机制、信誉机制、保障机制、管理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及政务信息公开、医疗机构改革、品牌和服务等措施。有的文献[13]讨论了政府应对价格竞争采取何种态度是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并将价格竞争分成三大类,认为政府对价格竞争应持谨慎态度,只有确定某种价格竞争有损于社会福利时政府才应加以管制,这样最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福利。有的文献[14]则通过建立模型从实证对价格竞争产生的机理作出了一定分析,认为价格竞争是竞争对手行为互动的策略博弈过程,一般存在外部诱因、发起者动机与行动、竞争对手反击可能性这三个因素,在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互动中可以发现发生价格竞争的产业的一些共性。

2 我国的药品价格管制体系现状

2.1 药品价格的构成

我国药品定价属于管理学中成本加成的定价法,是以成本为中心的定价方法,即按照成本加上成本的一定百分比来制定商品销售价格。商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储运成本和共同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加成定价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忽视了价格的弹性作用,不利于企业获得最佳利润,影响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二是成本是变动的,成本本身受销售量大小、管理水平高低等因素影响,销售量又为价格所影响。成本与价格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如果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仅从自身算成本,成本可能居高不下,不利于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

2.2 政府直接管制的激励失效

实行政府管制的本意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出于企业追逐暴利和个人私利、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管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政府部门规模庞大,行政支出、管制费用不断上升,财政负担增加。而受管制企业客观上受政府保护,可以稳定地得到收益,因而漠视消费者需求,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同时,物价管理人员不熟悉药品管理,一些生产厂家借此虚报药品成分,虚增用量,抬高材料价格,谎报一些莫须有的费用项目,使得许多极不合理的“成本”披上合法外衣,因而政府管制形同虚设,甚至使那些暴利药品价格通过政府定价合法化。

政府管制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保护消费者利益,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维护企业发展潜力。但由于政府干预医药行业过多过细,不但规定定价办法,还要规定利润率、销售费用率、流通费率和折扣率等,把企业当成政府附属部们进行管理。直接管制定价,实质是一种政府与企业间的合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政府作为监管者处于信息劣势。因此,对企业的有效监管重点在于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与政府目标一致,直接管制定价法就是激励相容的,否则将导致激励失效。

2.3 药品定价体系的缺陷

(1)药品的价格体系。

药品作为商品,其生产都需要厂房、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等的投入,需要通过商业流通渠道,进入药品市场,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这是构成药品定价的基础。药品价格的形成与药品生产、成本、流通渠道、市场结构、经营、消费者行为、政府对药品进行管制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等有关,这些因素构成了药品的价格体系,如图1所示。

(2)药品定价程序。

2000年12月开始执行的《药品政府定价申报审批办法》,规范了药品政府定价的程序:

①列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首次上市销售时,由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向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价申请,如果是列入国家计委定价目录的药品,还应由省级价格部门审核后转报国家计委;未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专利及一、二类新药,通过产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初审后转报国家计委核定价格。

②对同一品种,原则上每年审定一次价格。在此期间,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药品实际销售价格等情况及时调整价格,生产经营企业也可根据市场供求和成本变化,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调价申请。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收到生产经营企业定调价申请后,组织专家评审,属国家计委定价的药品,审核定调价申报资料后,再上报国家计委。

③申请单独定价的企业,须向企业所在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和有关资料,包括证明该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和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类药品的有关资料,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初审后提出初审意见转报国家计委,后者组织专家对药品的单独定价进行论证,必要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公开审议。

(3)政府对药品定价时存在以下问题:

①定价中的成本问题。根据药品的政府定价办法和定价申报审批办法,药品定价一般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由生产企业申报药品生产成本,政府定价部门对企业申报的成本进行审核,多家企业生产经营的药品还要审核平均成本后确定定价成本。以定价成本为基础,按该药品适用的销售利润率确定参考出厂价或口岸价。以参考出厂价或口岸价为基础,按该药品适用的流通差价率初步拟定该药品的零售价格。通常情况下,还要对该药品与同种(类)药品之间的疗效和价格情况进一步比较和分析,对初步拟定的该药品零售价格适当修正再即确定该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可见,药品定价成本与药品最高零售价格的确定有密切关系。而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虚报成本现象,即使多家企业的平均成本也存在虚高。政府定价部门若想通过行政手段对数千家药品生产企业上万种药品成本进行比较准确的核定,并据此制定药品价格,不但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因此,企业申报药品价格就钻空子抬高成本价,使政府定价部门核定的该药品价格提高,形成“虚高定价”。这是药品,包括政府定价的药品,定价偏高甚至虚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政府价格决策缺乏科学性。药品的专业技术性很强,药品价格制定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的核定成本问题,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价格决策制度和程序。国外已经有运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来全面评价药物内在价值,用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来指导药品价格的制定;而我国才开始这方面探索,还没有成型的理论。由于制定价格不科学,政府定价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

由上可见,在中国药品定价体系中,政府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法和新药定价系统不完善等,产生了药品定价体系和方法的缺陷;若政府干预过多过细,又会影响企业自主权。而一些企业利用定价体系信息不对称加大各方面费用,虚报成本,提高申报价格,而物价部门现有管理能力和管理手段要真正核实药品成本有很大困难,产生了定价体系结构性缺陷。用成本加成法计算核定价格,得不到真实的数据和信息,因此成本很不容易确定。全国近5 000家制药企业,生产几十万种药品,如果医药管理部门一个个去核算它的成本,一项一项去对帐,监督成本将非常巨大,必然导致管制效率低下,因此药品价格监管艰难。

3 模型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政府与企业关于药品价格管制与被管制的博弈结果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政府直接管制定价激励失效,医药企业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第二,政府的成本监控失效,被管制的企业作为成本信息优势方会产生虚报成本的强烈动机。下面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政府直接管制的激励失效原因。

3.1 政府与医药企业的博弈模型

设DD为市场需求曲线,如图2,作线性假定为[8]:

其中:Q为需求数量;P为药品价格;a0,a1为常数。

假定成本随产量线性变化,单位成本C。政府决定产品提供的成本上限为社会剩余且为0,即:

企业的努力水平以e表示,e~[e1,e2];其中:e1为企业基本努力程度,e2为企业最大可能努力程度。在基本努力程度下,企业产品单位成本c,企业努力代价F。假定企业产品单位成本与努力程度反比例变动,企业努力代价与能力程度呈正比例变动,则:

政府目标为社会剩余的最大化,即:

可见,该目标决定于企业的能力程度,企业能力程度越高,成本越低,社会剩余越大。

企业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即:

政府实行成本加成的定价法,则药品定价为:

社会剩余函数为:

$$eST>0:企业努力程度越高,社会剩余越大。

企业利润函数为:

企业在成本加成的定价框架下选择能力程度:

一般情况下,药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小,消费者购买药品受价格的影响较小,即相对于a0与F在能力程度变化下对利润的形响而言,a1的影晌很小(极端情况下,如果需求完全无弹性,a1=0),因此。

从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在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框架下将选择较小的能力程度,不能形成对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继而导致社会剩余降低。因此,药品以成本加成的定价并非激励相容机制。

实际上,直接管制定价必须以成本为基础.而在采用成本基础定价时,由于成本的上升可以完全转嫁为价格的升高,企业的单位获利只是基于成本的简单加成,在缺乏弹性的药品企业生产中,不可能期望企业产生降低成本的动机。因此,直接管制定价的药品企业一般反应出低效率、高成本、高价格状态,远远偏离于政府管制的社会福利优化初衷。

3.2 直接管制定价的成本信息失真分析

直接管制定价的最大难点是管制者对企业真实成本的获取。作为成本信息优势方的企业,通过虚报高成本可以获得高利润;作为成本信息劣势方的政府要获得真实成本信息需要付出高额的监控检查成本。由于企业虚报成本形成的是社会剩余由消费者剩余转换为企业剩余,因此政府监控检查的目标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与减少监控净成本两方面。采用混合博弈分析可以明确政府监控检查与企业虚报成本的选择。双方博弈的收益矩阵见图3。

(1)企业采取的策略。

政府监控目标评判时,消费者利益目标权重r,监控净成本目标权重(1-r)。

企业可能选择的策略为:披露真实成本信息或虚报成本。在企业披露真实成本信息时,获得正常利润;在企业虚报成本信息而政府未能监控时,企业获得消费者剩余转移利润;在企业虚报成本信息而政府监控时,企业接受罚款D;

(2)政府采取的策略。

政府可能选择的策略为:监控检查或不监控检查。在监控检查时,如果企业披露真实成本信息,消费者获取正常剩余,政府支付监控检查成本-Ck;如果企业虚报成本,政府净支付为(D-Ck)。在政府不监控检查时,如果企业披露真实成本信息,消费者获取正常剩余;如果企业虚报成本信息,消费者剩余损失-Δπ,政府无监控检查成本发生。

(3)政府和企业混合博弈的策略。

设政府监控检查概率为x,企业虚报成本的概率为y。在一定的政府监控检查概率下,企业的无异选择为:

在一定的企业虚报成本概率下,政府的无异选择为:

由式(11)、(12)混合博弈均衡下,政府以的概率选择监控检查,同时企业以的概率选择虚报成本。

(4)结论。

根据均衡条件可见:政府监控检查的概率取决于企业的行为选择方式。利润转移Δπ越大,政府监控检查概率越大;罚没费用D越高,政府监控检查概率越小。企业虚报成本的概率取决于企业的行为选择方式;利润转移越大(对消费者福利损害越大),企业虚报成本概率越小(因此企业打“擦边球”的现象广泛存在);监控检查成本越高,企业虚报成本报率越大;罚没费用越高,企业虚报成本概率越小,高额的罚没成本将发挥“重拳”的威慑力。

影响企业虚报成本概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对消费者利益重视程度,即消费者利益权重r。根据均衡的企业虚报成本概率有:即当政府越重视消费者利益时,企业虚报成本的概率减少,极端的情况为r=1,政府以消费者利益至上为原则,不惜监控检查成本,y*=0,企业将不虚报成本;而政府越忽视消费者利益,看重净监控成本,企业将越可能虚报成本,极端情况r=0,政府监控检查只以预算成本为考虑时,企业虚报成本的概率只取决于检查监控成本与罚没费用:

因此,可以说,我国目前药品虚高定价现象,是市场和政府管制双重失灵的结果。鉴于在药品使用上既不存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也不存在完善的政府作用,我们必须逐步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让政府管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