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管制论文范文

2022-05-10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施工管制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介绍经济管制的理论基础和我国传统管制理念,论述发达国家的管制理念变迁,最后分析我国管制理念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

第一篇:施工管制论文范文

从管制成本角度论析政府管制的有效性

政府管制是政府运用其特有强制力的一种行政行为,每一项政府管制行为的背后都需要财政投入。本文从政府管制的成本角度分析管制行为的有效性。不计成本的管制是徒劳无效的,一旦出现“政府失灵”,那么政府管制本身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就不能凸显。与此同时,在对政府管制成本分析基础上,笔者试图探讨今后政府管制实施改革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政府管制;管制成本;有效性

刘 俊(1963—),男,江西永丰人,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27)夏 盰(1979—),女,江西上饶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硕士(上海 200062);黄莉玲(1968—),女,江西南昌人,江西航空技术学院院长。(江西南昌 330000)

政府管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已经有着很长的历史,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着其它行政行为所不具备的优势作用。美国的政府管制被公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制最成熟、效果最明显的,也因此为许多国家仿效。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的变革运动。因为每一项政府管制行为的背后都需要财政投入,有时候政府在达到指定目标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更有可能是即使付出高昂代价也未能产生所需要的服务数量或质量。因此,政府在进行管制行为时理应有成本——收益分析观念,把成本与收益作为衡量管制效率、效益的依据,慎重考虑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怎么管的问题。

一、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管制”一词源于英语的Regulation,其含义是“控制、规章和规则”。政府管制是由经济学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它是管制经济学中一个常用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将其定义为“政府用来控制企业行为的法律和规定”,反映的是一种政府与社会经济个体的关系,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施加直接的行政干预。

公共利益方面理论学者认为,政府管制的目的是控制被管制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和劳动者随意使用权力,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一定的理性的比较,这样的管制在经济上是富有成效的,而且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体现了政府管制既是经济性的管制,同时也是社会性的管制。

总结起来,政府管制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行为进行的调控。这包括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行为,对企业行为进行经济性管制,还包括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社会公平而采取的社会性管制。

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证明,政府管制是一种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如果正确使用,它既可以有效的弥补市场不足、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能够保障公民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政府制定和实施管制政策的必要性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政府管制是解决垄断问题的需要。政府管制可以克服自然垄断的缺陷,能对资源起到优化配置的作用,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与效能。(2)政府管制可以防止过度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如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管制措施。(3)政府管制可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性的问题。此外,在应对国际国内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中,政府管制可以发挥直接控制经济波折和加强社会稳定的功能。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支撑与实证支持,许多国家的政府管制得以不断发展,范围与内容不断扩大,且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

二、政府管制有效性的体现

1.有效的管制结果与过程

政府管制的结果必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维护社会公正,能有效地实现政府管制的经济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否则政府管制行为就是失败的。衡量一个管制方案好坏的标准就只是管制的结果。另外,政府管制除了强调结果,还应该有有效的管制执行过程,这就要有行之有效的政府管制执行体系。一个有正确战略和可行性的执行体系是实现政府有效管制的必备条件。

2.有效地代表公共利益

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管制的根本目的,代表公共利益应贯穿于政府管制的始终。政府管制是政府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由此政府管制的目的不是实现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只能是实现公共利益。政府管制制定过程要综合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决不能只从特定利益群体角度考虑,尤其是不能从制定者个人利益得失出发。政府管制要代表公共利益,首要的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管制不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保护,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妨碍了公民基本自由的实现则有违政府管制的初衷。

政府管制还应当考虑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在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要保护弱者的利益,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容易引起社会心理失衡,导致动荡的局面。

3.有效、合理的政府管制规则

政府管制规则的制定应当具有合理性,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政府管制是低效的,会使政府管制的既定目标难以达到,从而成为无效管制。要做到政府有效管制,首先要正确划分政府职能,做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分清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尽责地履行好职权。其次,制定政府管制规则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包括设计新规则的成本、实施成本、清除原有的管制规则以及新旧规则之间的冲突而带来的成本等,此外还存在可能的隐形成本。收益包括公众对新规则的评价、在新规则下资源配置提高的效率等。通过建立可测评的政府管制成本——收益指标系统对政府管制绩效进行评估,有助于对政府管制进行合理的决策。

三、政府管制有效性的障碍分析

正如前文所分析,有效的政府管制应该是建立在管制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以防止高成本管理行为对公民利益的损害。政府管制是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和干预,并尽可能地提供最大化的公共福利。然而每一项政府管制行为的背后都需要财政投入,管制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政府行政效率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成本因素可能会成为政府有效管制的障碍。以下就政府管制可能出现的成本进行分析:

第一,政府管制常规成本。

管制从开始酝酿直到放松甚至解除这种管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包括政府管制立法、政府管制执法、法规的调整与修改、放松或解除政府管制四个阶段,政府在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我们还要看到,这一系列过程当中,政府管制可能会发生许多隐性成本,那么这些隐性费用就是政府管制应该尽可能避免的。

政府无论制定什么政策,目的都是使其更好地行使管理职能,按照行政法控制权力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防止行政权力的行使者滥用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是使行政权能有效运作,使行政活动充分发挥效能。这一目的同时也表明政策在确保政府行使职能时应尽可能使管制成本最低,防止高成本的管理行为对公民利益的损害。政府管制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那么管制的经济合理性应该是建立在效率标准之上的。所谓效率,就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例要合理,干预的必要性在于它能否补偿市场失败所产生的效率的损失。因而,政府管制实施过程中就应当尽可能地做到低成本高产出。

第二,管制会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为了防范管制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来加以防范。例如审批,不能在一家完成,而要涉及多个部门,避免权力集中而被滥用。据报道,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说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事中的监督成本,如查账,需要投入不少的人力、物力才行。事后的处理成本,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投入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这样就产生了反腐成本,这些成本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管制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损失。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垄断造成的,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良好的目的,希望管制者能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拥有了管制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有人必然会借此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身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导致社会的净损失。权力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大,对权力的监督就越难,管制者腐败的积极性就越高。如果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要控制反腐成本关键就是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

第三,政府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管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就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管制,管制就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为什么越管制,管制就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地不完善,管制是多么地好,多么地重要,糊弄老百姓。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是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利。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证明许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都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新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这样看来,不论是管制者还是被管制者都有推动管制行为膨胀的倾向。

四、政府管制的改革发展趋势

管制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也付出了代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财政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规模的膨胀。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普遍滞胀,金融投机现象越来越严重,经济波动不断加剧;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导致的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使用给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显示,政府管制成本已经超越了可直接量化的经济指标,大量的成本埋没在隐形的、非直接的管制结果之中,这种负面的效果比高额的管制成本所形成的危害更严重。例如,在典型的福利国家,收入再分配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公民的公益心下降,社会动力机制匮乏等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由于大量超出预算,迫使政府不得不大规模举债,造成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濒临崩溃。近年来,我国的国债发行量也曾一度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目前我国依靠政府投资来维持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得国债发行总量逼近警戒线,如此继续,势必会对后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但是,还得看到市场经济再发达,也离不开政府管制。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市场规则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如果盲目地放松管制,不仅会破坏市场必要的秩序,还会造成制度缺位,为不正当的市场投机行为提供新的制度空间,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的政府管制改革,不能盲目地放松管制、取消管制,而要实现政府的有效管制,提高管制效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改变管制重点。管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换政府行为的重点和焦点。对于我国目前而言,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进而进一步放松管制无疑构成了政府管制政策的基点。政府管制的边界只在平衡市场的失灵,以及那些社会不愿管、不能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而政府放松管制的策略之一,在于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培植、促成足以替换政府职能的社会行为主体,譬如,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直至达成由市场、社会与政府三方形成的均衡。从全能管制到有限管制,应该是中国政府管制的一段合理的演变过程。严格界定管制领域,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从而降低管制成本。

2.管制管制者。只要政府进行管制,客观上就存在管制失败的风险,就存在如何防止管制权力的专断与腐败的问题。因此,管制管制者即管制主体必须同时受到管制。理论研究证明鉴于“经济人”普遍的自利性,管制者与管制对象结成同盟共同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寻租、设租行为,出现行政腐败甚至政治腐败的可能性是存在。从实践的情况看,这一点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支撑。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没有任何的私利、私欲,管制者在信息不对称、法制约束缺乏、责任意识淡漠的情况下,随意决策以及短视、短期的政策行为都有可能造成管制失败或者导致不必要的管制费用增加。政府管制要实现有效性,就需要管制管制者的有效性,那么解决的根本就在于管制管制者的制度创新及其创新的有效性。

3.管制者的专业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深度的提高和交易活动的高度复杂化,对政府管制提出越来越高的知识要求。作为管制主体,应当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管制的需要。建立一支具有专业化知识的管制队伍,能够面对不断变化、日益开放的市场,收集管制过程中的信息,及时应对政府管制立法、政府管制执法、及法规的调整与修改,有利于政府在管制过程中费用的减少,更有效地执行政府管制。

4.建立对政府管制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机制。按照管制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对现有管制规则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以废除和调整那些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同时在制定和完善各种规则过程中,为避免管制部门被管制者俘虏和政企利益同盟操纵立法,必须建立制度化的立法审查机制,提高人大对政府的立法机构在立法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力度,保证立法过程与程序的公正性,加强权力的制衡,增加利益协调的程序性权威。另外,在执法过程中尽可能地防止政府与管制对象之间矛盾积累和问题拖延,建立对执法行为的法律监督体系,以限制行政管制的权力,防止管制权力的滥用。要做到这点关键是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总之,政府应该真正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且时刻树立管制成本意识,尽可能地避免管制失败,不断研究如何优化管制,有效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行为。

[参考文献]

[1]谢罗奇.市场失灵与政府治理——政府经济职能与行为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陈芳,屈锡华.论政府的管制成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J].公共行政,2005,(3).[3]王悦荣.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改革探析[J].山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4,(2).[4]张维迎.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成本[EB/OL].http://www.cec-ceda。org。cn/channel/zwy/contents/1424.html.[5]杜雷,朱玉知.论政府管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有效管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6).

【责任编辑:刘清荣】

作者:刘 俊 夏 珺 黄莉玲

第二篇:基于管制变迁视角探讨管制理念的发展

摘 要:介绍经济管制的理论基础和我国传统管制理念,论述发达国家的管制理念变迁,最后分析我国管制理念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

关键词:管制理念;小企业;灵活性;人性化

一、导论:经济管制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政府管制理论认为,在公共物品、自然垄断、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行业中,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造成的公共物品“搭便车”现象、外部性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不完全竞争引起配置非效率和生产无效率、信息不对称带来市场的道德风险,以及出于规模经济性考虑由单一企业提供产品而可能引发的垄断现象等,应由政府对这些行业中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社会公共机构(即政府)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即管制行为。维斯卡西等学者认为,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布雷耶尔、麦卡沃伊认为,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管制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或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立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可见,一般对管制的定义均重点强调其统一性与强制性。

行政管制强调管制政策及其实施的统一性,从行政法视角看,是平等对待、公平行政的要求。但对行政过程的观察表明:同一个管制性的规章、政策、标准等,对不同对象,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即管制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对象间呈现非均衡的分布。一般来说,大企业、组织和实体具有更强的承受管制成本的能力和资源,而较小的实体则很难承受高昂的管制成本。因此,大型实体有时可能利用管制政策,排斥和打击潜在的较小的竞争者。此种情况下,管制政策应当对较小的实体和组织予以必要的"灵活性",这不仅是实质性公平的要求,也是现代行政管制过程精细化和人性化的体现。

二、我国传统管制理念

市场管制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商品经济一度十分发达,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交换空前发达、商人活动十分频繁,传统市场开始初兴。政府的市场管制政策也随之兴起,市籍制度开始确立,市场管理体制形成了初步体系。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太高,商品经济再次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中国传统市场再度兴盛起来。在城市,商品交易突破了“坊市制”的限制;在农村,大批草市纷纷兴起,“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商业发展的范围大为拓展,商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政府的市场管制制度逐渐加强和完善。这一时期,西汉之后逐渐废弛的“禁榷制度”重新确立起来,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系统的商税制度,市场管理制度也日趋严密和完善。首先,随着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商并重”的思想传播开来。政府对于市场的管制必然要考虑商人地位的合法性,以及如何规范商人的行为和圈定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政府市场管制的目的由单纯的限制工商业发展,过渡到了规范市场行为。“商税院”较唐代的市署已经从执着“力”到追求“利”。其次,随着“生产-交换”中流通环节的不断延伸,政府亲自干预一切的管制成本过高及管制效率低下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在农村草市镇的兴起,全国性的区域市场初步形成,以及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的迅速发展下,已经使得政府的集中决策易于导致无效率,而分散决策的市场可以弥补政府的有限理性。因此,政府管制在设置上由直接管制向间接管制过渡,在“生产-流通-交换”的某些环节中放松了管制,开始了“自由市场”的方式,在市场准入和市场价格管制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渐被政府认同。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信息的甄别问题凸现出来,相应的政府管制也就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政府对于非禁榷品的产品质量设立了严格的管制。可以看出间接管制可以解决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困难。不可质疑政府市场管制也达到了最终获得商业利益和限制商人资本的目的。宋代的禁榷制度较之前更加“无一目之漏、一孔之遗”了。

从唐宋关于市场管制制度的演进中,可以发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个由“直接管制”向“间接管制”演进的制度变迁;也是一个由“集中决策”的政府管制模式,向集中决策与市场的“分散决策”并重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理念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注重管制的灵活性,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朝称为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三、发达国家的管制理念变迁

(一)美国

美国是最早发生管制理念变化的国家之一。美国较早注意到要对管制的统一性和灵活性进行统一,针对这种要求,国会于1980年9月19日颁布了《美国管制灵活性法》(Regulatory Flexibility Act)。要求联邦管制机构在管制活动中要特别考虑管制规则对小企业等其他小实体的影响,尽可能地减少行政管制政策给他们造成的不适当的、不成比例的负担。1996年,又制定《小企业管制实施公平法》,对《管制灵活性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正。

(二)法国

作为欧洲实行市场经济的典型国家,法国在保护小商业、鼓励自由竞争方面的做法也有很好启示。1986年,法国政府颁布政令,进一步明确规定法国实行经济自由、完全竞争自由和价格自由。为保护小企业,明确规定"市场主体具有平等地位"。另外,反对不正当竞争,严禁破坏消费者、供应者的关系,防止大企业损害小企业。要求所有的供货者要向购买者提供货物的价格指数、收据、销售的一般条件等,所有的商业关系要透明化,以保证小商业企业不受大企业的侵吞。破坏了这些原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按民法、刑法处理。一系列措施使管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三)日本

作为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近年管制理念也越来越趋于灵活。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首先,行政保护弊端日益突出,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和保护变得不再必要,其次,随着日本贸易盈余不断扩大,其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第三,国内外价格差扩大。最后,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这些问题暴露了日本规制型市场经济的局限性,阻碍着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日本开始了放松规制的改革。

1986年4月,中曾根内阁发表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日本政府首次将放松规制作为政策的主题,提出“原则取消、例外规制”。1988年12月,日本临时行政改革促进审议会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放松公共规制的答询》,指出应重新认识公共规制。1990年,日美发表了《日美构造协议最终报告》,根据双方协议,日本放松《大店法》中有关规定,并强化实施《禁止垄断法》。1995年3月,村山内阁决定实施《规制缓和推进计划》,该计划涉及住宅、通信、流通、运输、金融、证券等诸多领域。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日本在禁止垄断、保护小企业利益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管制目标更加合理,管制行为更加理性。

四、我国管制理念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地出现,微观经济管制也相应地越来越重要。但是,我国的经济管制具有重统一性而轻灵活性、人性化程度低等特点。虽然引起政府管制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大企业和组织而引起的,并非由小实体造成,但管制规则和相关法律一旦出台,却以统一标准适用于这些小实体,这对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实体来说,无疑承受了繁重的、不成比例、甚至不必要的负担。这种不区分管制对象规模、资源与实力的做法,轻则严重伤害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阻碍创新和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限制很多先进技术和工序的引进;重则使很多小实体无法生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或造成管制政策实施中的困境,降低管制资源的效率。

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小企业面临产业进入壁垒难以突破的障碍。目前我国垄断市场的经济性进入障碍严重,因为高昂沉淀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大部分自然垄断行业初始投资大,实力薄弱的小企业很难进入。在资金融通方面,商业银行倾向于选择行业前景好、效益好、风险相对低的大中型企业作为贷款对象。由于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要比大中型企业低,融资的交易成本比大中型企业高,而融资规模又往往较小,因而对商业银行来说,缺乏贷款的规模效应。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绝大部分银行并未因利率上限放开而去营销小客户,相反其贷款目标依旧置于追逐大中型优质客户上。融资难仍是困扰小企业的一个问题。

(二)发展方向

1.解除管制与重新管制并行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经济管制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垄断行业,而是绝大多数行业,过多的管制不但束缚了企业活力,还容易助长寻租活动,造成不同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地位不平等。因此,解除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进入等方面的管制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但解除管制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都不管,重新管制是保证解除管制成功的关键:第一,集中经济管制重点。政府从最不适应管制的领域和环节退出,集中精力和财力,在需要政府管制的环节加强管制,如产品质量,服务等环节。第二,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管制方式。在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驻我国,并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和领域形成控制态势的情况下,经济管制作为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管制方式应根据我国实际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与相关的产业政策相协调,为培育我国本土企业参与竞争能力提供条件。

2.促进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相协调、互动作用

成熟的经济管制模式及较为完善的反垄断法,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管制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提供了市场和制度基础。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长期不对等的竞争地位,使得我国难以通过简单宣布消除市场禁入政策,就能在短期内出现与在位垄断企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此,还需要相应的经济管制政策,通过形成竞争主体间平等竞争地位以形成竞争性的基础产业;同时,也需要有效的反垄断政策,以防止垄断企业垄断地位的延伸和巩固。通过促进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的相协调、互动作用,促进有效的市场竞争的形成。潜在进入的竞争威胁能阻止垄断行为的产生,促使垄断厂商制定适当价格来获得平均利润,而不是制定垄断高价。这样也可以给小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可以将重心从管制价格或者是市场进入限制等方面转变到为市场竞争扫除障碍,废除各种竞争壁垒,建立能够自由进出的可竞争市场,通过给小企业以政策倾斜或帮助,使其参与到垄断行业的竞争中来。

3.改革管制规章和政策的制定程序以考虑小实体的灵活性需求,成为客观而紧迫的需要

其核心是要求管制机构在规则制定时考虑小实体的特殊情况,征求小实体意见,并具体分析管制规则对小实体造成的影响,从而努力做到不给小实体造成不必要和不成比例的负担,以尽可能全面而有效地达成管制目标。同时,对于正在实施的法案,也有必要审查其是否给小实体带来不必要或不成比例的负担,从而决定其是否应继续适用,或者修改、废除。例如,可以降低对小企业在会计、核算和咨询方面管制标准的实施成本,使小企业有能力承受,不会因此而影响生产;赋予商业银行更多通过风险溢价覆盖高风险贷款的自主权、给予其相应地鼓励政策,银行也将愿意贷款给经营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小企业,从而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五、结束语

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管制理念变迁对中国具有很大启示意义。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环境中,数目众多的小企业和小实体处于明显不利的态势。政府管制性政策,例如出口管制、标准管制、金融管制等,对小企业和实体所带来的成本和影响,往往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准入门槛的抬升和管制成本的高昂,使市场竞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在中国,大型企业和实体往往与管制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甚至利益关系,这可能导致大企业通过政府管制而打击、排斥竞争者的情形,而小企业则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在政府管制过程中引入对弱小企业和实体的法律保护和政策倾斜,保证小企业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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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琳

第三篇:出口管制系列之四德国出口管制及中德高科技合作走向

2012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中德是重要合作伙伴,双边经贸往来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处于中欧合作前列。2011年,中德贸易额已达1691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三成。尽管如此,中德经贸合作仍受到欧盟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近段时间以来,我国领导人密集表态,呼吁欧盟放宽管制。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就在汉诺威中德工商峰会上表示,中德友好合作前景可喜可期,中方愿意进口更多德方产品,希望德方积极推动欧盟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

德国出口管制体系概况

德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出口管制。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公司向伊拉克、利比亚及其他国家大量非法输送事件被曝光,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德国未尽全力防止非法输送事件的发生。德国因此于1989年至1992年间强化了其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扩展贸易处罚体系。迄今,德国基于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维护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维护德国外交安全的目的,已建立起规范严格的出口管制体制,在世界各国中极为突出。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

德国以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健全著称。联合国决议、北约政策和欧盟法令及决议是德国出口管制法律政策的基石。德国于1961年先后出台了《战争武器控制法》、《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和《对外经济条例》,明确规定了国家实施出口管制的产品范围、措施、企业申报义务和主管部门审批标准,并详细列出军品及两用物项与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目前,德国对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还遵从欧盟《第428/2009号欧盟理事会决议》的规定。

(二)严密的许可制度

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下属的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德语缩写为BAFA)是德国负责出口管制的职能部门。BAFA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促进和能源等事务,专注于制定联邦政府出口管制政策,发放出口许可,进行技术评估,并开展国际机制交流与合作。BAFA发放三种不同类型的出口许可证。(1)单项许可/最高限额许可。即一次许可仅对一个或多个物项基于一个收货方的一份订单有效。(2)集合出口许可(SAG)。在特定情况下对特定出口商颁发的许可。(3)通用许可。适用于特定国家和项目,也适用于欧盟通用出口许可(CGEA),但附加了BAFA规定的条件。已申请通用许可的物项不能再申请单项许可。BAFA颁发的通用许可均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出口商或经销商无需专门申请,但需要作为使用者在第一次出口或转运前或之后30天内备案。

(三)高效的执法体系

BAFA和海关是德国出口管制的执法部门。执法主要涉及最终用户管制、边界管制和海关刑事侦查服务三方面。

最终用户管制。德国要求所有许可申请必须提交最终用途证明,由最终用户或委托人对最终目的地和用途进行声明,主要有官方最终用途证明、私人最终用途证明和国际进口证书。如外国政府为最终用户,须提供最终用途证明,如私人公司法人为最终用户,除提供该国政府的国际进口证书外,还必须提交私人最终用途证明。此外,某些情况下,BAFA还要求提供交运证明(DVC)。

边界管制。德国所有出口必须向海关报关并履行程序。海关部门负责预防包括打破禁运在内的违反出口管制的事项,主要通过地方金融部门检查出口公司,对其进行监控,并通过海关服务部门进行检查。出口报关书通常提前提交给国内的海关办公室,最终报关结果,包括出口许可(如果需要),将在货物离开德国后由边境海关核查。对于信誉良好的出口商还规定了简化了的出口报关程序。

海关刑事侦查服务(ZKA)。海关刑事侦查服务的出口管制职能主要是引入侵入式监管力量,通过加强计算机系统功能,更好的与BAFA合作。ZKA总部设在科隆,有许多创新性的计算机跟踪和监控功能。ZKA可通过网络与德国海关各地的办事处相连,将所有办事处的文件汇集于单一数据库,对某种产品的已知最终用户是否与武器发展相连做出信号提示。

(四)全面的管制清单

德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基本执行欧盟《第428/2009号欧盟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同时,德国《对外经济条例》还规定了C类为两用物项清单。该清单不仅将欧盟428/2009号理事会决议附件I完全覆盖,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物项。目前,C类第一部分包括650个物项,主要涉及核原料,厂房及设备;化学品,微生物和毒素;原料加工;一般电子产品;电脑;电信,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器;航空电子及导航设备;海洋和船舶技术;动力系统,航天器和相关设备。

(五)广泛的国际合作

德国积极参与多个国际不扩散公约和机制,以及欧盟针对出口管制的各项会议和外联拓展活动。德国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及瓦森纳安排的成员国。同时,德国代表欧盟参加与第三国的出口管制外联活动,参加了联合国为执行安理会1540号决议在越南和克罗地亚举办的研讨会,并在2011年与中、法、日、俄、美和新加坡举行了会谈。

德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变迁

德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但作为欧盟成员国,目前德国依据欧盟决议将中国列入17个武器禁运国名单。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德国武器生产商就与中国市场合作密切,二战前向中国大量出口武器。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武器市场实施了严格规定,限制德国发展、生产和转运武器,直到1984年,对德国发展武器的限制才全部解除。1989年6月,欧共体12国决定共同制裁中国。半年后,德国及其他国家相继取消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唯独留下了对华武器禁售问题,同时将高科技出口管制捆绑在一起。进入90年代,由于担心疏远中国,德国曾拒绝向台湾出售10台德国制潜水艇,但随后批准了用于美国制导弹的电子零部件出口至台湾。

进入21世纪,中德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相对武器禁运而言,欧盟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成为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2004年12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虽然德国国内对解禁有激烈的讨论,但他本人主张解禁的立场没有改变。与施罗德的“亲华外交”相比,现任总理默克尔搁置了施罗德“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政策。2010年7月,默克尔在访华期间表示此事关乎中国国内局势,与人权状况和百姓权益密切相关。9月,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致信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要求欧盟更加明确地对中国提出自己的“核心利益”,如要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欧盟必须提出“条件”,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放弃武力威胁台湾”。而这与中国“主张用和平方式统一,但同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相悖。

中德高科技合作发展可能走向

目前,欧盟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已严重限制了中国与欧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发展。2012年5月,李克强副总理在欧盟访问期间也指出,欧盟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是双赢,呼吁欧盟放宽管制。中德高科技合作与欧盟对华管制的松紧密切相关。尽管德国国内对放宽对华管制仍存争议,但德国是中国自欧盟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合作金额超过500亿美元。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局势的发展,近期,中德高科技管制与合作可能有以下走向:

短期内放宽管制难度较大

德国在出口管制方面遵守欧盟的决议规定。目前,欧盟在高科技合作方面对华管制主要基于四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国家安全和防范中国的考虑,二是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三是担心高科技可能从民用转为军用,四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短期内欧盟不会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但在一些领域会有一定松动。针对中德经贸而言,双边在低碳经济、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等非敏感领域的高科技会有合作机会,但在航天航空、深海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管制还将继续。

欧债危机或可成为助推器

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德双方都是双赢的选择。目前,在欧债危机笼罩下,欧洲经济集体低迷,成员国间经贸往来乏力,美国经济虽有复苏势头,但仍需一定时日。相比而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贸增长迅速。限制高科技出口不仅对欧盟经济雪上加霜,也不利于欧盟对新兴市场的开发。有测算显示,欧盟对华高科技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额至少可增加22亿欧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盟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为在特定领域放松对华高科技管制提供可能。

多管齐下求突破管制门槛

目前,中德经贸合作正处于最广泛、最活跃和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双方都抱有继续扩大经贸合作的良好愿望。在对华高科技管制难以放宽的形势下,多渠道广领域的开展合作,降低或突破管制门槛,或可成为有效途径。首先,节能环保领域可成为经贸投资的突破口。德国在节能环保领域拥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我国在节能环保标准和技术、生态城市规划以及生态园区建设等方面有很大的诉求,双方在节能环保领域的高科技合作会大有可为。第二,合作研发可降低管制门槛。“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德国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领域拥有先进技术。中德可合作研发,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绕开管制门槛,也对两国经贸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出口管制国际交流可促进双方加深了解。我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起步较晚,对外宣传与国际合作相对滞后,欧盟缺乏对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与政策的了解也是其难以放宽管制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德不断加深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交流与合作,2010年12月和2011年11月分别举办了中欧出口管制论坛,德国BAFA官员及学者与我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增强了对我国出口管制的了解。

作者: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