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追溯

历史追溯（精选十篇）

历史追溯 篇1

关键词：清代,宫廷服装,图案追溯,色彩传承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服饰图案及其色彩一直都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图案的设计、色彩的选择来源于生活,因此也从客观上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从这一层面讲,服装图案及其色彩的发展演变记载了特定时期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在服饰图案的设计和色彩的选择上已经达到了中国历代服饰设计巅峰的清代服饰势必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轨迹,这自然与其服饰图案和色彩选择的历史继承性密切相关。

一、清朝宫廷服饰图案及其色彩的历史起源

服装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之一,早在中国原始社会便已存在,并成为动物与人的显著区别之一,可谓历史悠远。但由于受生产力的限制,这一时期的人类都是使用动物的皮毛来做衣服。这一时期的衣服没有特定的图案,颜色也十分单调,仅是动物皮毛的原始色,对清代宫廷服饰影响甚微。直至后来商周服饰条纹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服装甚至是清代宫廷服装的设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期才出现有关服饰图案最早的文字记录,但这一记录便可表明当时服饰制作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据文字记载,商周时期的丝纺和绣染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出现了提花织物,为后来服饰色彩的变化提供了契机,这点现已得到验证。1975年陕西宝鸡西周墓中发现的铜器上便明显带有丝织物和刺绣的痕迹,刺绣痕迹上附着的颜色十分艳丽鲜明,这便可有力说明当时的西周已经掌握了颜料制作技术并将其运用到了服饰图案制作当中,这便为后世服装设计甚至是清代宫廷服装的设计提供了技术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商周时期的服饰图案出现了以回纹、菱形纹、云纹和雷纹等几何图形为主的图案,线条感较强,而清代宫廷服饰在图案设计上也或多或少地沿用了这一传统。但纵观中国历代服装发展史不难发现, 清代宫廷服饰的图案和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是继承了汉宋元明时期的服装元素。

汉代是我国丝织品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时的服饰图案设计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获得了创新,织锦图案得以产生。而织锦图案主要是以吉祥文字作为图案的主旋律,如“万事如意”等蕴意美好的图案开始出现在服饰图案中,从而形成了新的装饰之法,服饰的颜色也艳而不媚、丽而不俗。而通过研究清代宫廷服饰便可得知清代宫廷服饰也喜欢将文字纹运用于服饰的装饰之中,如文字纹样中的喜字纹在清代宫廷服饰装饰中便大受欢迎。通过对清代宫廷服饰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清代的宫廷服饰十分喜爱将喜字纹与龙纹搭配使用, 以表双喜临门之意,这便是清代宫廷服饰图案对汉服图案的历史继承,与此同时,清代宫廷服饰色泽比较艳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了汉服的影响。到了宋元时期,服饰的风格便与之前的朝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缘由便是这一时期“理学”思想盛行并波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因此当时的服装设计也不可避免地深受这一思想影响。理学崇尚简朴,因此,当时服装的设计样式变化较少,色彩以素雅为主,从而给人一种质朴、自然之感。除此之外,由于宋朝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政治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宋廷总是委屈求和、江河日下,于是宋人多闭口不谈政治,进而转向山水游乐。 正因如此,宋代的服饰图案就明显受到皇家画院花鸟写生画法的影响,当时服饰图案以花卉为主,纹样造型严密,折枝花便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服饰图案。这一时期的服饰图案主要是植物纹,而花纹又居主导地位。不可否认,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宫廷服装的设计。 清代的宫廷服饰除了运用文字纹之外还广泛地使用植物纹。如植物纹样中的仙桃纹在清代便广受欢迎,因为仙桃亦称寿桃,其纹样蕴意着延年益寿,故颇受清代宫廷服饰所推崇。再如花纹中的牡丹纹也常见于清代宫廷服饰之中,这既是因为牡丹花富丽饱满给人以富贵之感,更是因为历史的继承和文化的积淀,才使得清代宫廷服饰对植物纹如此钟爱,但这一时期淡雅的服装色彩对清代宫廷服饰影响较小。相反,元代的服装色彩对清代宫廷服饰影响更为直接。出于民族喜好,元代统治者对金及与金相关的物件颜色十分喜爱,因此这一时期的黄金饰品随处可见。同时,受这一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的服装色彩也多为金色,十分耀眼,而清代宫廷服饰尤其是皇家国戚的服饰在色彩选择时主动地汲取了元代的服饰元素,因此,清代宫廷服饰也多有黄色系的存在,以彰显帝王风范。到了明朝,其服装设计更是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在前人基础上,明代官服不仅保存了之前的等级图案,还进一步发展了新的官服——补服,以补子图案来识别官吏的品级。补服中以莽服和龙袍等级最高,除此之外,补服还以绣鸟和绣兽来区别文武官员,可见当时宫廷服装设计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便直接影响了后来清代宫廷服饰的设计。当然,明代宫廷服装也沿用了汉代织锦图案,用吉祥文字、符号、 寓意、象征来传达美好之意,这点也继续强化了对清代宫廷服装设计的影响。

纵观中国服饰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服饰自原始社会到宋元明时期,其图案样式逐渐由原来的单一图案发展到后来的复合型图案,繁复性日增,只有到宋代时期才出现了短暂的裂痕。而服饰颜色也是逐渐由原来的原始色发展到后来的混合色,色彩日渐丰富饱满。而清代宫廷服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服装史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离不开其对中国历代服饰元素的借鉴和汲取,所以说正是中国悠远的服饰文化史赋予了清代宫廷服饰丰富的内涵,成就了清代宫廷服饰的地位。当然,清代宫廷服饰能如此夺人眼球也与其独特性息息相关。

二、清代宫廷服装图案色彩的继承与创新

受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响,清代的宫廷服饰图案也多以植物纹样、动物纹样、文字纹样为主并与云纹和水纹相交辉映,共同构成吉祥图案,这明显是汲取先人样式而形成的固定图案。如动物纹中的龙纹和仙鹤纹历来颇受中国人所喜爱。龙纹在中国古代便象征着权贵与至尊地位,原来的龙纹本供皇帝专用,随着时代变迁,清代的皇亲国戚便能够配有不同意义的龙纹。而至于清代的一品文官服饰则用仙鹤纹来修饰,以表娴静、贤德之意。由此可见,清代宫廷服饰图案的形成的确与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清代宫廷服装图案的形成和色彩的选择也明显带有自己的喜好和禁忌。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在清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一时期的服装制度的庞杂度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服装设计除了继承前人的服装设计元素之外还增添了其特有的元素,补服新图案的出现便是例证。清代的补服除了继承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元素之外还增添了许多禽类和兽类的图案以此来彰显文官武官的区别。如清代的文官服饰从一品到九品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雁、白鹇、鹭鸶、鸂鶒、鹌鹑、练鹊。 而武官的服饰从一品到九品则依次是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七品和八品公用)、海马。由此可见,清代宫廷服饰的图案在历史继承过程中还明显带有自身的阶级性、符号性和民族性,从而使得清代的宫廷服饰图案最终得以传统性和创新性定型。而至于清代宫廷服饰的颜色选择也明显具有自主性,从而彰显出了满族的民族审美性。满族人们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同时以狩猎为主,而人们着白色装则便于狩猎。正因如此,满族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便积淀下了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经验,进而影响了其宫廷服装对白色的钟爱。当然,这与白色本身蕴意着纯洁平和也不无关系。入关后,清朝便统一了服饰,这时的宫廷服饰便开始采用多种颜色来设计服装, 而蓝色也逐渐凸显出其重要性。清代宫廷服装的蓝色名称就有数十种,如石青、元青、石蓝、砂蓝等,当时还存在一种“三蓝绣”,是由不同蓝色搭配而成,而这些蓝色元素的运用在宫廷服装中十分流行, 可以说除皇室外,宫廷中人的服饰均以蓝色系为主。而蓝色早在满族入关之前便是其民族服饰的主要颜色之一,这便为其进关之后蓝色的选用做了铺垫。基于此,清代宫廷服饰对蓝色的选择反映了满族人对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将其审美心理进行了外化。除此之外,清代的宫廷服饰还有选择性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色———黄、青等,进而丰富了清代的服装设计,并为后世的服装设计提供了诸多借鉴。

清代的宫廷服饰无论是在图案设计上还是在其色彩的选择上都表现出了一种和谐之美,究其根源,其设计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清代宫廷服装图案纹样一般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服饰图样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创新,从而使得该时期的服装图案兼有传统与求新之美。而至于该时期服装的颜色选择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五色———黑白赤黄青,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黑象征水、白象征金、赤象征火、黄象征土、青象征木,清代服装如此设计便强调了色彩变化间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清代服装喜用正色,并且善于配色晕色,进而使得清代的服装达到了形神合一的完美结合,这也正是清代服装得以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吴卫刚.服装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2]刘珊珊.清代宫廷服装图案的艺术性探究[D].河北大学,2013.

[3]杨素瑞.清代宫廷服饰色彩考析[J].丝绸,2014(5).

西方公平观的历史追溯哲学论文 篇2

摘要：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当前，西方社会的社会公平思想理论深厚、派别林立，这与西方古代丰富的社会公平思想是分不开的。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时代，公平思想从萌芽状态发展到成熟，公平思想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且代表了人类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理想。

论文关键词：公平,公平观,西方,启蒙思想,契约论

想要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公平观的实质，必须理清西方哲学家的社会公平思想的发展脉络。他们的思想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是西方当代社会公平观点的理论渊源，为当代社会公平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环境和思想基础。本文主要讨论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公平正义思想的萌芽;古希腊时期公平思想的系统发展，主要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思想;启蒙时代的公平思想发展，主要是以卢梭等为代表人物的契约论的公平思想。

一、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作为德性存在的公平思想萌芽

古希腊前期各个学派林立，思想交错发展。在公平正义领域，虽然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但是在多个学派已有了萌芽。在古希腊，“公平”与“正义”同义，为justice。在古希腊的史诗《劳动与时令》中，诗人赫西阿德在诗中劝说他的弟弟，应当获取应得的财富，不取不义之财，从而把正义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结合起来。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曼德最早用哲学语言论述了“公平正义”——“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实践大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偿。”毕达哥拉斯用数来解释正义，重要的是他是西方较早把社会与公平联系到一起谈论的。他意识到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赫拉克利特认为斗争体现了正义;德谟克利特的思想相较有所发展，把正义分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两种含义;而梭伦则从其政治目的出发，最早在正义的概念中引入“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含义，并提出了城邦正义观。梭伦认为，正义的社会必须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以法律为依托，寻求矛盾双方的平衡点。正如他在诗中写到“:我持大盾，保护两方，不能使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智者派提出国家和制定法起源于契约，其基础也就是正义，这无疑是契约论的先导;当然其中也有反方向的逻辑即“强权即公理”，特拉西马克曾说过：“凡是对强者有利的就是正义。”

古希腊前期的思想家最大的贡献在于意识到了公平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理论立场创造了理论研究框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方向。

二、古希腊时期——作为原则存在的公平思想探索

从哲学高度看待社会公平问题，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早期思想的集大成者，面对当时参差不齐的道德思想和政治决策，他提出“正义(公平)是一种美德”。他将正义与德性、理性结合起来，并强调法律的正义性，他最后的命运便是对“守法即是正义”的最好诠释。

柏拉图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正义思想，虽然柏拉图也没有给“正义”下准确定义，但他以“政治理想”把他的公平思想展现出来，已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柏拉图谈论“社会正义”的政治角度具体表现在社会分工角度，他把等级的维护视为公平，认为公平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他把在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前提下运行的社会状态归为一种“和谐”，也就是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专心干本行业而不互相干涉的`时候，他认为这种和谐是正义的。“正义作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德性，在于每个部分执行自己恰当的职能。”所以在罗素看来，在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含义中，没有平等的观念。他创造并力图实现的“理想国”，虽然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由于历史条件无法实施，但其中无处不彰显着“社会公平”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给“公平”下了定义，并且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分类。亚里士多德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个角度来论说公平，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法治传统，认为守法或违法是评判公平与否的标准。亚氏基于个人和城邦把公平分为两种，公平之于个人表现为一种德性，是“全德”、“至德”;公平之于城邦就是社会原则，它关系到财产分配和人际交往关系，因此它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公正是最重要的伦理德性，人脱离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同时也是“为政的准绳”，是城邦秩序的基础。

追溯“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 篇3

然而新的视角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市民社会这个词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观念，但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对此学者们似乎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是热衷于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或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结果导致了用一个曲解了的市民社会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如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单纯以经济活动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或是从国家结构中分离出来的公共领域，是与国家或政府相对立、或是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所谓社会自治领域。

这种曲解有一个历史的根源，就是大部分学者以为，市民社会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居民群体。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市民社会的起源无疑应追溯到古代希腊，同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莫大的干系。

严格说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同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公民权(citizenship)这个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就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了，因为现代西方公民权的观念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英文中的civil和civility这组词源出于拉丁文中表示“公民”和“公民权”的一组词，如civis(“公民”)、civitas(“公民权”、“公民社会”)和civilis(“公民的”)，而后一组词又同古希腊文中的Polites、Pohteia和Politikos相对应，其含义也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希腊文中“公民权”(πoλιτεια)一词的词根是Polis，即“城邦”。也就是说，公民权和城邦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希腊，城邦或国家(Polis)首先是一个公民集体。即是说，城邦是由公民(Politai)组成的。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一个公民群体”，即指此而言。在古代希腊，市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实际上，希腊文中的Politeia一词本身就有以城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意思。公民是城邦的主体，在城邦中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并享有一定的权利，而这首要的就是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给公民和城邦下定义时说：“当一个人有权担任官职，或议会成员，或陪审团成员时，我们就认为他是城邦的公民，而当一个公民群体大得足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时，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城邦。”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公民权和政治参与的权力是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又说：“人从天性上来说是个政治动物。”这句话的希腊文原意是说，人从天性上来说是生活在城邦里的动物。这也就是说，公民只有生活在公民群体即城邦中才具有意义，离开了城邦这个公民群体，公民也就不成其为公民了。

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古代希腊，市民社会也就是公民社会。而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只是在古典城邦制度的确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地的贵族统治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普遍激化，并引发了社会下层为争取社会与政治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进行的争斗。古典作家的文献记载表明，尤其是在古风时代，城邦内部的争斗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城邦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争斗导致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贵族阶层的权力得到削弱和限制，同时，以中小农为主的社会下层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利以及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这种变革的结果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便产生了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城邦制度，同时也确立了公民权的观念。在斯巴达城邦，公元前七世纪前期的莱库古立法标志着斯巴达城邦制度的确立。通过立法，建立了城邦的政治体制，规定城邦的权力机关为元老会议，由二十八名贵族和两个国王组成。但是莱库古还规定，元老会议的决议必须经过人民(damos)亦即公民的确认。为了满足社会下层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莱库古将斯巴达人所占领的美西尼亚领土划分成平等份地，分配给斯巴达人，分得份地者即成为城邦的公民。与此同时，他还在城邦的公民群体中推行一种共餐制。凡斯巴达的男性公民都必须集体用餐，但每个公民必须将其份地的一部分收获上交城邦，以供共餐之用。共餐制是斯巴达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它与其独特的军事制度一起形成了公民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十分明显，公民的份地又是这种共餐制的基础。通过这样的改革，莱库古从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两方面定义了公民权。公民拥有平等的份地，同时有权参加城邦的共餐，因而也有权参加城邦的社会与政治活动。

在雅典，城邦制度确立的标志是公元前六世纪初的梭伦改革。在改革以前，一个封闭的贵族阶层(eupatridai)统治了雅典城邦。他们对下层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夺，许多农民陷入债务，甚至因此而失去自由，被卖身为奴隶。这种严酷的现实引起了下层农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梭伦被推举为立法者(nomothetes)，以调和社会下层和贵族统治阶层的矛盾。他在上台以后，进行了全面的立法，先是废除下层农民的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并将贵族强占的土地归还给下层农民。接着他又按土地财产的多少将公民分成四个等级，赋予每个等级相应的政治权利。此外，他还建立了城邦的一些管理机构如四百人会议和人民法庭。梭伦的这些立法，同样从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限定了公民权。债务奴隶制的废除保障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债务的废除和归还土地给农民的措施改善了下层农民的经济地位，同时确立了公民拥有土地的权利。公民等级的划分一方面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一方面又把政治权利和土地财产联系起来。虽然政治权利的分配仍然不是民主的，但即使是最贫穷的第四等级也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即参加公民大会和投票的权利。对公民群体的限定亦即公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标志着雅典城邦制度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把梭伦看成是雅典城邦的建立者。

由此看来，希腊公民社会是在城邦制度的确立过程中形成的，它也是城邦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希腊城邦中，公民群体是城邦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体。表现在政治方面，公民有权参与城邦的直接管理，参与城邦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公民通过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人民法庭直接管理城邦。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凡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出席公民大会。它也是最高立法机关，并对城邦的所有重大决策进行直接投票。五百人会议相当于城邦的常设政府机构，其成员从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中抽签选出，任期为一年，不得连任，而且任何公民一生中担任五百人会议成员不得超过两次。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公民都有机会成为五百人会议的成员，从而直接参与城邦的日常管理。人民法庭是公民参与城邦管理的另一重要机关，它有权对违反城邦利益的政治案件作出裁决，其裁决方式是由陪审团成员直接投票进行判决。陪审团成员的总人数达到六千，全部从志愿公民中抽签选出，因此人民法庭实际上是公民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又一个重要机构。在贵族政治的斯巴达，公民大会同样对城邦的重大决策进行投票。所不同的是，公民大会不是唯一的决策机构，和它同等重要的还有由贵族组成的元老会议。虽然如此，贵族元老会议的决定也还必须取得公民大会的赞同。此外，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还通过共餐制和集体的军事训练表现出来。共餐制是斯巴达公民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基础，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其目的就在于培养一种公民群体的集体意识。实际上，斯巴达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即十分注重公民群体集体意识的培养。所有斯巴达儿童从七岁开始，都要集体生活，经过严格的集体教育。这种教育制度和它的共餐制在公民群体中培养了一种平等的观念，因此斯巴达公民把自己称为“平等的人”(homoioi)。在经济方面，公民享有土地所有权，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希腊城邦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农业为经济特征的社会，因此土地所有权在公民权的观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不能拥有土地和房屋，他们只能租用土地和房屋。另一方面，公民的土地所有权使得农民阶层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亦即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主体，用著名古代史家M.I.Finley的话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后世也极少出现”。

无论是在政治观念上还是在政治制度上，古代罗马人都深受希腊人的影响。拉丁文中的civitas一词同古希腊文中的Politeia相对应，其含义也十分相近，意即“公民权”和“公民群体”。同时它还直接用来表示“国家”，与respublica的意思相近。反过来，罗马人所说的“国家”(resPublica)一词也含有公民群体之意。根据西塞罗的定义，resPublica亦即resPopuli，这两个词的直接意思指的都是公民群体的事务。西塞罗更进一步解释道，国家应该顾及所有公民而不是部分公民的利益，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国家事务，而且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套为所有公民接受、同时制约所有公民的法律之基础上。显然，在罗马人的观念里，国家和公民群体是等同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西塞罗也相信，公民的最崇高职责是参与政治生活。在罗马历史的早期阶段，政治权利为贵族阶层所垄断。但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平民阶层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同贵族阶层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结果到公元前三世纪，平民阶层获得了与贵族阶层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亦即完全的公民权。同古代希腊一样，古代罗马的公民权也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的内容。公民大会是公民行使其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它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同时选举各级官员(包括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两名执政官)，并授予他们行使其职责的权力。此外，国家官员没有处死任何罗马公民的权力，只有公民大会才拥有这样的权力。到公元前三世纪前期，主要由下层平民组成的平民大会也得到国家的认可，并获得了立法权，成为罗马政体的一部分。在经济上，公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同时可以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各种补贴，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补贴。显而易见，公民群体是罗马国家的主体，也是罗马城内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而这个公民群体同样包括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在内。因此可以说，古代罗马的市民社会亦即公民社会。

然而，古代罗马的情形同古代希腊并不完全相同，它不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基础的小城邦。通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罗马人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但其所征服的绝大部分人口并没有罗马公民权，只有居住在罗马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罗马人才享有全部的公民权，才能参与罗马国家实际的政治生活，这个公民群体形成了罗马的公民社会亦即市民社会。不过，罗马人并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僚体制来管理其所征服的广大地区，而是让分布于帝国境内各地的城市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同时管辖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到罗马帝国时期，这些城市按其不同地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作coloniae和municipia，另一类称作civitates。coloniae最早是由罗马公民定居的殖民点，而municipia最早则是拥有自己的政体和官员的城市，它们部分享有罗马公民权(但没有选举权)，同时必须履行罗马公民的义务。这一类的城市有着同罗马类似的政体，同样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和各级官员，使用与罗马相同的官名，同时设立自己的市政委员会。civitates则是除coloniae和municipia以外的大小城市，其城市政体多种多样，有些模仿coloniae和municipia，有些则是自己的政体。到罗马帝国时期，全部意大利都获得了有限的罗马公民权，即没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权。因此，意大利的municipia和行省中的municipia地位并不完全相同。无论如何，所有coloniae和municipia都有自己的公民群体，他们在自己的城市内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因而相对于这些城市自身来说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它同样带有公民社会的性质。civitas一词所代表的是享有一定自治权、拥有自己的公民群体的城市，但这里civitas所强调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的公民群体，它不仅包括城市本身的居民，还包括城市所辖的农村居民。由于罗马帝国各地的历史背景极不相同，因此各civitas的政体也不尽相同。在帝国东部的希腊化地区，各civitas都保留了希腊城邦式的城市政体，而在拉丁化的西部，其政体多模仿罗马的政体。虽然如此，所有civitates都拥有自己的公民群体，并有权从中选举自己的官员和市政委员会，其公民虽然没有罗马公民权，但有权参与地方的政治生活和市政管理，在自己的城市中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个civitas也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它同样也就是公民社会。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逐渐进入中世纪，城市生活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庄园制度，农民变成了没有自由的庄园农奴，市民社会也随之消失。从十一世纪开始，城市首先从意大利和尼德兰地区开始复苏。但这时的城市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已有很大不同，后者首先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且总是包括它周围的农村地区。而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首先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并且同它周围的农村隔离开来。实际上，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兴起主要归功于商人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商业活动的增加首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集市，随着大量商人的迁入，这些集市的所在地就逐渐发展为城市。随着商人阶层的壮大及其经济实力的加强，他们开始为争取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斗争。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首先获得了自治权，并建立起城市自治政体。其市政长官由选举产生，并且沿用古代罗马执政官的称号。其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城市也纷纷争取到自治权，建立起自己的自治政体，许多城市甚至同教俗封建领主签定宪章，使城市的自治权得到保障。虽然各城市的自治政体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即每个城市都由一个市政委员会管理，其成员和城市官员均从城市的公民群体中产生，公民通过行会或公民会议参与城市的管理。显而易见，中世纪城市自治政体的基础仍然是它的公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一词所指的就是它的公民群体。因此，当H.Pirenne说，中世纪的城市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它本身就是一个个体，但却是一个集合的个体”时，他所指的“集合的个体(collective individual)”就是城市的公民群体。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城市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有着相同之处。公民享有人身自由，并有权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这同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依附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但公民群体的范围有所限制，只有在城市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人才能获得自由(亦即公民权)。城市的公民群体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对城市本身而言，它同样等同于公民社会。但这个公民社会只是局限在城市范围之内，它不包括其周围的农村地区。

这样，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市民社会有很大不同。虽然它的基础同样是公民权，但由于城市同农村的分离，由于公民权只限于孤立的城市之内，而不是普遍的权利，市民社会不再包括农村地区的居民。到了西方历史的近现代，随着城市和农村区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二者之间界限的模糊，同时由于公民权扩大到农村地区的居民，市民社会的范围再次将农村居民纳入其范围之内。它的界限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包括地域范围的限制，而是完全代之以公民权为基础。公民群体主要是一个政治群体，其社会与政治权利为国家政体所规定，它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它的公民社会。

总起来说，市民社会是在西方制度化政治体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群体，同制度化政体一样，它最根本的基础是公民权及其观念。制度化政体是建立在公民群体的基础之上，它保障公民的政治与社会权利，并且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因而就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生活为纽带的公共领域。希腊城邦是制度化政体的原型，同时也孕育了最早的市民社会。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虽然罗马国家实行的是贵族政治，但其政体仍然以公民群体为基础，属于制度化的政体。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权和教会统治打破了制度化政体的传统，市民社会也随之消失。到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复苏使得市民社会再次成为可能，就在于城市内实行的是制度化政体。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城市产生于封建庄园制度之中，由于制度化政体仅仅局限于一些城市，因此，其市民社会也不是普遍意义的市民社会，而是特定历史情形之下的市民社会，其覆盖面受到特定地域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并不具备典型意义。实际上，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复苏的初期阶段，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各国制度化政体的确立，它才得以发展和完善。由此说来，似乎很难简单地用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观念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演进。

历史追溯 篇4

有人认为，兰台为宫中藏书之所，兰台人的职责是整理藏书。的确，兰台藏书极为丰富，几乎收藏了历代所有图籍。难道所藏的只有图书吗？东汉时藏书之地达数十处之多，京城中就有麒麟阁、天禄阁。兰台为何不叫“阁”而称为“台”，它和其他藏书之所又有什么不同？兰台内部区分为“内阁”、“外台”，都为藏书还须内外有别吗？至于说兰台的职责限于整理藏书，即使把整理的含义扩充到校对、编纂、注释，也用不着设置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何况，兰台并非出版机构，许多书籍都是由教育机构———太学出版的。为什么兰台具有远高于太学的崇高地位？

有人认为，兰台是朝廷的监察机关，具有监察百官的职能。这与前一种看法相去甚远，还似乎相互抵触。其实也有道理。从历史渊源看，自黄帝以来，历代都设有史官（或称卜人），还有左史和右史之分，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也有监督王公大臣言行之意。自秦汉以来，史官被称为御史，赋予弹劾官吏的职权。西汉设御史府，东汉改府为台，设监察百官的御史台，赋予更大的权力。如果说兰台为监察机构，那么它拥有那么多藏书有何用呢？引进那么多擅长写作的人才又派什么用场？对兰台的不同看法谁是谁非？为解开笼罩于兰台的迷雾，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东汉初机构设置的原委。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认为，在恢复汉室的战争中，许多功臣虽立下汗马功劳，但治国还得依靠饱学之士。于是实行“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对功臣给予高官厚禄而去其实权，最高官职“三公”（司徒、司空、太尉）都空有虚名。

“三公”以下设以文吏为主的办事机构，即尚书台、御史台和司隶校尉，职位虽低于“三公”，但并不属于“三公”管辖，使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尚书台是皇帝发号司令的执行机关，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御史台是权力稍次的监察机构，接受百官奏事，察举官吏违法。设御史中丞一人，与尚书令平起平坐。下设与尚书平级的兰台令史，据应劭《汉宫仪》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司隶校尉是纠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其下有各地刺使，纠察京师百官和各郡官吏，东汉时权力扩大，据杜佑《通典·职官》载：司隶校尉“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百官朝见奏事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专席并坐，被称为“三独坐”。

兰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其下设的兰台令史是御史中丞下最高官职，相当于西汉的御史，与尚书台的尚书平级，但不像尚书分管那么明确。兰台令史究竟分管那些事务？我们只能从一些迹象中找寻线索。

首先，名为兰台令史，加上了一个“史”字，不仅表明与尚书令并非平级，而且表明还负有史官的职责。东汉没有像西汉那样的御史府，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的太史令，但修史任务由谁担任呢？修史还禁止私修，官修史书的责任只能赋予兰台。班固的《汉书》就是在他担任兰台令史以后基本完成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有关兰台记载：“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征诸兰台，斯兰台之职。······自章（帝）和（帝）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可见，兰台有汇集历史档案的职责，从章帝、和帝以后，其档案图籍的丰富超越了原来的“档案馆”———东观。

其次，兰台还接受公卿、百官、郡吏奏事，这些奏折要采取不同方式转奏皇上，或批复，或发文，还需草拟文书，经皇上过目后才能下发。所有文书材料，当然需要存档备查，有的重要文书要出自兰台令史之手，当然就需要善于写作的人才。

再次，兰台在朝见、祭祀、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负责监察仪式。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御史中丞执行监察职责，应有所凭借，比如，祭祀的时间、地点和规矩，应有历史资料可资遵循；封侯拜将应有功勋、业绩、履历等有关记录；甚至对百官监察、升降等也需有关证明材料。可以推断，兰台掌握了全面的历史资料和人事档案。据史载，兰台有“内阁”、“外台”之分，一般地说，内外有别，是否和保密程度有关？应该是内阁保存保密程度高的档案，外台保存保密程度低的档案，这也算是合理的推断吧！

兰台的组织结构和官员配置、分管不详，我们只能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了解到，一些人曾做过兰台令史或与兰台有密切关系。班固（32—92），字孟坚。在汉明帝当政时，因修史被告发下狱，其弟班超偕母进京营救。显宗批阅了班固史稿，不仅免其罪，还将他官拜兰台令史，在兰台任职近30年。傅毅（？—约90），字武仲，以善于写作著称。他对明帝招揽人才政策未能坚持到底有感而作《七激》，以寄厚望。明帝逝世后，傅毅作《显宗颂》以表彰其功绩。章帝继承明帝遗志，博招人才，傅毅被封为兰台令史。贾逵（30—101），字景伯，经学大师。章帝刘煜见五彩雀聚集皇宫，众人不知其名，于兰台召见贾逵，他奉诏作《神雀赋》，深受赞赏，官拜郎，后升任侍中等职，成为皇帝近臣，曾与兰台令史班固、傅毅等共同校典秘书，并推荐不少文人，成为皇帝与兰台沟通的纽带。李尤（1—26），字伯仁，颇具文才，有《七叹》、《哀典》等诗赋文章，深受贾逵赏识，称赞他“有相如，杨雄风”，向和帝刘肇推荐，李尤官拜兰台令史。孔僖（？—88），字仲和，鲁国人，孔门后代。章帝当政时游学太学，议论《春秋》等史籍，对某些帝王有“画龙不成反为狗”的评语，被诬陷告发。他上书肃宗，剖析诽谤的由来，肃宗不仅不加罪，反因其才华，封为兰台令史。元和二年（85）春，章帝刘煜东巡狩猎，孔僖随行并陪同视察孔子故里，接见20岁以上的孔门弟子60多人。班超（32-102），《后汉书》在其传记中，记载了他从戎建功前曾和兰台发生关系。明帝和其兄班固有一段对话：“显宗问：‘卿弟安在？’固：‘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封官和罢官何等轻率！由此难免怀疑其记载的真实性。兰台虽机构庞大，而兰台令史的官员不过数人而已。班超虽擅于书法，在文学上却并无建树，怎能和其兄平起平坐？可能是范晔在写《后汉书》时搜集到班超曾进兰台的史实而作出误判，揣想不过是由“临时工”转正，做了个小官员而已。所谓“坐事”可能是不安心抄书，不守纪律而被除名。

做过兰台令史的文人中，最负盛名的要算班固、傅毅二人了。他们兰台共事、文职随军、盛年殒命，命运相似，从史料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和谐之处。但是，三国时魏帝曹丕所作《典论·论文》中作为文人相轻的例证提到二人的关系：“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批评貌似公允，实则对班固的才华和人品都有所贬低。班固除史才外，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两都赋》文史结合，才华横溢，远在傅毅之上。班固说傅毅“能属文”已肯定了其长处，“下笔不能自休”，在写得痛快淋漓之时打也打不住，这既是傅毅写作中的优点，也是缺点，给班固扣上“文人相轻”的帽子似乎武断，把家书搬出来说事也有失厚道。我们不深入讨论、评判其是非，从文中可侧面看出，写作能力是作为兰台令史的重要条件。

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征讨匈奴，却把文人班固任命为中护军，傅毅任命为司马，共同参谋军事。班固的随军出征与其弟班超的投笔从戎颇为相似。永平十六年（73），班超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奉命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抗匈奴，当鄯善国王犹豫不决时，他亲率36勇士夜袭匈奴使者，使国王臣服于汉。他又以高超的政治谋略，劝使疏勒、于阗归附，为再通西域立下奇功。窦宪也许更看中班固的才华，这次北击匈奴也的确取得了重大胜利，出兵鸡鹿塞，联合南匈奴，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出塞三千里，直达燕然山（今蒙古国抗爱山），随军的班固作《燕然山铭》，刻石记功，然后还军。永元三年（91），窦宪又将北匈奴困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出塞五千里，彻底击溃北匈奴。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却于永元四年（92）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获罪自杀。傅毅英年早逝未受牵连，班固却免官入狱，被洛阳令陷害，饱受折磨，惨死狱中，终年61岁，留下尚缺“八表”、“一志”的《汉书》遗稿，令后世叹惋不已。

综上所述，与其说兰台类似于藏书馆，不如说它类似于档案馆，丰富的藏书不过是其档案的组成部分罢了。兰台的任务大体包括文书草拟、档案保管、监察弹劾和国史编撰，比一般档案馆有更高的权威。不过在发展的进程中，其监察职能有所淡化，至少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所淡化，从而增添了兰台的书卷气，减少了其官衙气。

御史台习惯地赋予兰台这个称号，是因为其楼台亭阁之间广种兰花，还是因为文人聚集之处以兰花喻其高雅，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这可不必详加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兰台是一个清水衙门，它是文人学者向往和尊崇的地方，兰台人展现的风采和创造的业绩彪炳史册，兰台遗风万古飘香。直至当今，档案工作者还以“兰台人”自居和自豪，许多档案杂志，还开辟了“兰台经纬”、“兰台风采”、“兰台快递”等栏目，兰台世界》杂志也是以此命名。

参考文献

[1]景卫东, 张效延“.兰台”一词由来与档案保护技术的渊源历史[J].档案学通讯, 2004 (1) .

历史追溯 篇5

中国食品追溯讯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了《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该《办法》，若食品出现严重安全风险，食品生产者应在知悉后24小时内提交书面召回计划，并立即实施召回。

食品召回制度的颁布是顺势而生的。上个月出现了几件食品安全大事，先是“麻雀抢食宜昌码头散落大米成批死亡”的消息，再到“福喜使用过期变质肉重加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害着国人餐桌安全，给中国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如何减少食品安全事故，让我们吃的更健康安全，又成了时下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福喜过期肉事件之后，各个省市迅速反应，严格查找有使用过期肉生产产品的餐饮店，并迅速封存了相关食品。这个时间算下来也耗费了一周时间。在此时间内，又有多少过期肉被消费者吃到肚子我们都不得而知。这说明，食品召回的时间上还是不够快速准确。

有了食品召回制度我们远离问题食品又远了一步，但是如何让食品召回做到快速准确，在食品发生安全事件的时候，政府、企业、商家可以迅速反应，减少自身损失的同时，能够快速把消费者与这些食品隔离开呢?答案就是食品追溯体系。食品追溯就是对食品进行从原料到生产到物流全程跟踪，这些信息都在包装上小小二维码里面体现出来，食品信息全程透明可追溯，问题因素大大降低，想要遮掩食品信息变得困难，一旦食品发生问题，可以针对问题批次食品追踪，在哪里，有没有售卖，还有多少，可以迅速进行分析，召回，这样能有效降低问题食品带来的危害。

历史追溯 篇6

20世纪的音乐既然失去了以往的优美、抒情、动听的感染力色彩 (本文只阐述严肃音乐的风格, 当然20世纪也有优美的轻音乐与通俗音乐等等) , 20世纪的现代音乐以其怪异、不协和、杂乱著称, 但是形成这一风格的动因是什么?值得当代的音乐工作者做深入的思考。马克利斯在《现代音乐概论》中指出:“艺术, 作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像生活本身变化一样, 也必须变化。柴可夫斯基和普契尼的旋律是19世纪的一部分;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巴托克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不再生活在那个世界, 他们必然要前进, 要发现能表现现实的声音, 这种声音就像曾经表达了过去时代的大师们的声音一样有力。”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追求新颖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 其次是战争因素的洗礼;再次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另外还有经济因素的操控;科技进步的催生;当然, 政治因素也是导致现代音响产生的重要缘由。

由于以上诸因素导致了19世纪末以后音乐发展的形式突变, 序列主义、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原始主义、电子音乐、偶然音乐、拼贴音乐和组合音乐等不同流派和表现形式的“现代音乐”由此而产生。

一、追新逐异——现代音乐的根本

十九至二十世纪, 文化艺术的创作普遍存在着追求新颖和变化的心理, 是二十世纪现代“新”音乐产生的根本原因。创新是人类的本能, 也是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加快, 导致了作曲家们创新的心理要求加剧。艺术贵在创新, 一直是艺术创作的主导宗旨, 但是在二十世纪这种创新意识却表现得更加明显。

传统的音乐发展至后浪漫主义时期, 语言的丰富性已经使得近现代音乐家望而却步, 无法企及, 音乐在十九世纪末, 传统的音乐语言已经在瓦格纳的笔下发挥的淋漓尽致。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体裁丰富多彩, 和声手法不拘一格, 内容表现千变万化, 配器与织体层次分明, 音乐表现力十分丰富。传统的音乐创作手段己经造就出了许许多多千姿百态、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对于二十世纪的音乐家而言, 创新已经不能在局限在原有的音乐语言之中, 那么, 他们选择了完全的颠覆, 其实颠覆传统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推翻已有的音乐形式, 甚至是传统音乐美学观, 让听众感受到以往从未有过的音响就是创新。

从音乐创作方面来看, 面对二十世纪的音乐家, 他们所能选择的就是推陈出新。十二音颠覆了以往的大小调体系;整体序列主义颠覆了传统的作曲法则;数理化的逻辑思维再次成为现代音乐创作的重要方法;“点描法”微分音“音块”等独特的织体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和声写作;用“无声音乐”和“偶然音乐”来反叛传统音乐的形式和美学内涵;用极端的“孤芳自赏”式的创作视角来反叛传统音乐中的“为他”美学观。

如此种种, 造就了新音乐的不断打破听众的思维想象, 不断的给人以惊讶、瞠目之现象, 二十世纪的音乐语言在此不予做褒贬之评论, 此种另辟蹊径之方法促成了当今新音响的产生与发展, 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新”“奇”的音响概念。

二、饱经沧桑——现代战争的杰作

1914年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1939年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简称二战。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 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 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 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 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苏中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给世界各国带来空前的灾难, 死亡、疾病以及经济损失难以计数, 给人民带来极大的恐惧。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对法西斯发动的“非理性”战争深恶痛绝, 由此而对作曲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 带有逆反心理的作曲家开始变得的躁动, 不安与极端, 这一时期的作曲家们自然而然地“热衷于理性化”, 热衷于通过更严密的逻辑、理性与控制, 来恢复被破坏了的各种秩序, 来建立精神自由与理性复兴的象征。

诸如十二音序列的倡导者勋伯格、潘德列斯基等作曲家的明显的带有战争思维的阴影。勋伯格所做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潘德列斯基的《广岛罹难者之歌》等作品都是具有极端的躁动性与战争的映射思维, 所创作的音响也是难以被当今的大众所接受的, 此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也是现代音乐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通过本文对现代音乐的产生条件分析, 主要的原因来源于作曲家内部的变革思维与外部的诱导因素, 二者合力促成了当今现代音乐的“嘈杂”与“躁动”。现代音乐的发展也将经历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逐步的变革与深化, 在目前多元化的音乐背景下, 我们应该理性的认识其音乐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应该允许多元化音乐的存在。音乐的发展必定有其分工的存在, 既有担任传统创作重任的作曲家, 也应该有不断探索创新的“音乐科学家”1。在未来社会的进步之中, 必定会有更多、更新、更奇的新音响产生, 在每种新音响产生的背后, 必定也有这诸多的产生因素, 这是每一个音乐工作者所应当去发现与挖掘的, 只有如此, 才能引导我们更加理性、深刻的理解音乐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姚恒璐.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分析.[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02

[2][奥]鲁道夫·雷蒂.调性·无调性·泛调性——对二十世纪音乐中某些趋向的研究.[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08

[3]汪成用.近现代和声思维发展概论.[M].音乐艺术编辑部出版.1982.11

[4]郑英烈.序列音乐写作基础.[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07.

历史追溯 篇7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IP已成长为美国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少IP出站后在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创新型企业担任重要学术职务,创造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科研成果。研究IP制度在美国的起源、发展及现状,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起源原因

IP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其起源的准确时间并无明确记载。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初期IP与科研助理边界不清晰,IP的概念未形成统一共识。IP诞生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与当时美国的经济、社会、法制等方面快速发展息息相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如下四点:

1.1 研发实力的快速提升赋予企业培养IP的能力

二战以后,源自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创造了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一批高新科技,极大改变世界,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与进程。这个时期,学科分化与学科交叉两种趋势相互依存、相互并存[3],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科技被发明和应用。包括细分学科、交叉学科、尖端学科在内的新学科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发展,颠覆了原有的学科模式。企业作为直接与市场接轨的阵地,由于有市场化、产业化的科研项目作为依托,对新学科的发展比高校更为敏感。当高校仍专注传统理论科学,尚未在第一时间对部分产业化学科作出反应时,企业已快速布局,大幅提升自身的研发实力。同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研发工作,着力构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1950年为例,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为27亿美元,企业获得14亿美元,占52%[4]。多种有利因素之下,企业逐渐具备本领域博士后的培养能力。例如20世纪中叶的贝尔实验室,不仅研发出太阳能电池、激光理论和通讯卫星等重大成果,还在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因此,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和细分学科、交叉学科、尖端学科等新学科的发展,巩固了美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为IP培养打下扎实根基。

1.2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赋予企业培养IP的动力

作为知识产权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历来重视保护学术科研人才的智力成果。20世纪中叶,美国集中修订一批法律,进一步构建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社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学术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其中,《商标法》自1946年颁发以来,20年内进行7次密集修订,不断根据社会变化调整条款内容,使《商标法》与时俱进,更加吻合时代发展需求。1950年,美国通过《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对财产获得增加了相关规定,完善反不正当竞争体系[5]。1952年,《专利法》进行重大修订,首次规定发明专利权应包括非显而易见性,奠定美国现代专利法的基本框架,此次修订也被认为《专利法》70年来三次重要修订中的一次[6]。应该说,20世纪中叶是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法制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为适应新的体制,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队伍,创造一批归属于自己公司的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而不是依赖外界的研发力量。

1.3 日益高昂的人力成本与博士毕业生大幅增加催生企业借鉴博士后制度

二战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美国高等教育迈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博士教育为例,20世纪中叶起,全美博士毕业生大幅度增加。1920年至1945年间,每年毕业博士从560人增至1629人,年均增长率为4.35%;而在1946年至1966年间,每年毕业博士从1988人激增至17865人,年均增长率达11.02%[7]。大量博士涌入就业市场,给就业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由于高校岗位僧多粥少,不能满足所有博士的就业需求,因此企业就成了博士的重要去向。

另一方面,人力成本的支出也让企业不堪重负。根据美国Pay Scale统计数据,不管是高校还是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临时工”性质的博士后薪酬都比同单位正式岗位少20%以上。因此,当博士大幅增加时,企业选择用博士后制度来延长对博士毕业生的考察期,并付出更少的薪水,可谓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

资料来源:根据Doctorate Production in United States,1920-1962[M]:WA:NAS,NRC,1962:1整理所得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Pay Scale网站(http://www.payscale.com)数据整理所得

1.4 激烈的人才争夺决定企业变革人才引进模式

随着企业研发实力增强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企业在奖项评比、专利申请、论文发表等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与高校不再是从前的依赖关系,而是演变成竞争关系。在20世纪中叶以后,为保证各自在研发上的竞争力,校企双方对人才的争夺趋于激烈,其中包括在当时属于高层次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与博士后。博士后虽然不是长期性岗位,但兼具“培养”与“使用”的特性,对博士毕业生有着较大吸引力。企业通过提供与高校近似的工作环境、岗位和更为优厚的薪酬待遇,加以合作导师、科研基金等物力、智力资源配套,对IP的独立科研能力进行培养,使其具备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的能力,获得了优秀博士毕业生的亲睐。因此,当IP这种新型制度问世以后,企业在与高校的人才争夺战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

2 发展阶段

根据美国IP体制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2.1 萌芽期(20世纪50至60年代)

1945年以后,美国博士毕业生人数大幅增加,致使越来越多的博士进入企业寻求岗位。1958至1960年,首份工作在企业的博士毕业生为3960人,而1964至1966年则增至5499人[8]。然而,当时对博士后的定义并未形成共识。博士后分为官方资助的Postdoctoral Fellowship、Postdoctoral Traineeship和用人部门聘用的Postdoctoral Employed[9],前两者未涵盖IP,而灵活性最强的Postdoctoral Employed的边界却未明确。美国行为科学家Bernard Berelson(1962)指出,博士后是除学位攻读者和常规教员(Regular Faculty)以外的第三类人,但是他将访问学者、研究助理等也算作博士后[10]。带有官方色彩的美国研究委员会(NRC)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1958-1966》、《Summary Report 1968: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等报告将在企业工作的博士都算做IP,以致计算出的IP有几千人。对博士后和IP的定义不清,导致IP与科研助理边界不清晰,使得当时被认为的IP并非真正意义的IP。但是,IP这一概念在当时已被提出,一些在企业工作的年轻博士已经具备了IP的部分特点。

资料来源:根据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1958-1966[M]:WA:NAS,1967:81-82整理所得

2.2 形成期(20世纪60至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官方机构重新审视博士后的定义。NRC博士后教育负责人Richard B.Curtis(1968)指出博士后是暂时的,可以继续接受教育与培训,通常但不必须有合作导师的指导[11]。美国国家科学院(NAS,1969)认为,博士后应具备有合作导师指导,一般任期为1-2年,继续接受用人部门的培养等特征。随着博士后定义逐渐规范,IP的边界也日益明确。根据新的标准,全美IP仅占15000名博士后的0.4%,约60人。NAS(1969)对42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17家招收IP,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尔实验室、Avco-Everett实验室和Mitre集团,但除了贝尔实验室,其他企业招收都不超过3人[12]。因此,真正意义上的IP诞生于60年代,这也是形成期的最主要成果。虽然当时大多数企业未接受这种新型用人方式,但部分企业的先行先试为IP在未来的大面积铺开奠定了扎实基础。

2.3 快速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1980年左右开始,IP在美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从1981年的221人增加至1997年的1663人,年均增长率为13.5%,占博士后比重从2.3%增至6.9%。绝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意识到研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而IP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一些知名企业纷纷在这个时期建立自己的IP体系,例如IBM的IP招收可追溯至1977年;基因泰克于1990年建立IP制度[14]。在《Enhancing the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2000)一书中,NAS选取了40家博士后培养顶尖单位进行研究,其中包括3个企业,分别是礼来制药、微软和派德药厂,而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3家企业已不见踪影[15]。政府也越来越重视IP,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支出的IP培养经费增加至170万美元/年[16]。校企联培博士后也在这个阶段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罗格斯大学与辉瑞、罗氏等企业合办的RPIF(Rutgers Pharmacy Industry Fellowship)于1984年创立;UNC与葛兰素史克等企业合办的项目DPET Fellowship(Division of Pharmaco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Fellowship)始于1981年[17]。快速发展期的最主要成果就是IP的量变,它不再是一个新兴事物,而是美国大中型创新型企业较为普遍的人事制度[18]。

资料来源:根据Enhancing the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M]:WA:NAP,2000:128整理所得

2.4 成熟期(20世纪末至今)

如果说“量变”是快速发展期的主要变化,那么“质变”就是成熟期的主要成果。随着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愈加稳固,优秀创新型企业的研发实力进一步提升,在研究内容、研究氛围不断靠近研究型大学,也使得IP与高校博士后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通性。充足的研发基金、优厚的经济待遇、卓越的学术团队、精准的前沿课题、相近的企业与个人利益成为IP培养的核心优势,被企业使用得越来越好,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企业逐渐摸索出适合各自风格的IP培养模式,多数能在理论性与应用性、学科的单一性与交叉性、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实际工作的灵活性融合上做的比较出色,将IP制度推向新的高度[19]。以始于1999年的IBM Goldstine Fellowship项目为例,海外生源超过90%,超过七成进入高校终身教职体系工作,且晋升率为100%。目前,IP占全美比重约10%,总数约为7000至10000人。其中在生物医药行业最为普遍,根据生物企业协会对200家生物医药企业的统计,90%招收IP。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创新型企业均设有IP岗位[20]。

3 基本特征

与高校博士后一样,IP具备博士后的基本特征:具有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超过5年,有合作导师,是一份为期2年左右的非固定职业,兼具被培养与被使用的特点等。然而,IP在培养单位、目的等方面又有着与高校博士许多不相同的鲜明特征。

3.1 招收

IP的招收主要由企业的专门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门负责,部分未设立正式IP岗位的企业,由导师直接负责招收事项。企业一般会在公司网站、招聘网站发布招收信息,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制药、工程科学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产业,人文社科等方向则几乎没有IP[15];高校博士后在学科招收上分布较为均衡,不同学科均有招收需求。IP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创新型企业密集的区域;高校博士后则没有明显的地域分布规律,因为美国不少高校分布在中小城市。从生源质量上看,多数优秀博士更愿意选择在高校就业,因此IP的生源质量弱于高校博士后。

3.2 培养

美国IP以企业单独培养为主,校企联合培养为辅。高校博士后培养主要依托国家资源,包括NSF、美国卫生研究院(NIH)颁发的博士后奖学金,或科研基金中一部分用于高校博士后培养;而IP的培养经费主要来自企业。从研究课题来看,IP主要依托与市场结合度较高的研究课题进行培养,而高校博士后研究的基础课题更多。由于工作属性差异,IP的“项目制”、“科研大团队”特点明显,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的方式为主,而高校博士后“单打独斗”更加普遍。由于企业的私有化性质和市场化性质,IP的培养经费主要由自身支付。由于拥有企业资源和活泼的氛围、团队创造力、与产业的直接接触,及与企业直接的共生关系等优势[19],IP本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将得到优化,在理论性与应用性、学科的单一性与交叉性、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实际工作的灵活性融合上做的比较出色。同时,部分IP作为项目负责人,拥有一定人员调配权和资金使用权,负责项目的整体设计并带领研发队伍整合资源、化解矛盾、匹配力量、组织协调,对他们成长为技术带头人有较大帮助[21]。

3.3 就业

美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较为稳固,研发岗位较多,因此大多数IP流向企业工作。尽管如此,高校仍是IP出站后的首选,因为未必可以找到合适的高校岗位,部分IP才退而求其次驻留企业。部分例如辉瑞、基因泰克等大型企业将IP定义成一个纯培养岗位,不支持IP留企工作,使得IP外流现象不少。根据经验,研发实力越强的企业,培养出的IP水平更高,至高校工作概率越大。

3.4 管理

美国没有类似我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因此IP完全由企业自行管理。有些企业将管理权限设置在人力资源部,有些会设置类似“博士后办公室”的专门部门进行管理。从业务来看,IP分布在有研发业务的职能部门。除了企业导师对其进行学术指导外,部门经理在具体工作上也对其进行指导,而考核、绩效等日常管理工作一般也由部门经理完成。

4 成效与不足

4.1 取得的成效

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IP体制获得长足的进步。除了增加校企合作,促进博士后就业等以外,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培养一批优秀企业科学家。尽管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具备很强的研发实力,但其出发点是为了盈利,研究内容、目的与高校存在差异,企业科学家与高校教授的选拔标准与培养程序也不一致。因此,高校的博士、博士后到企业工作,仍需经过一个适应与磨合的过程。IP体制就是从企业实际工作角度出发,很好地将博士在高校期间的学术积累与企业的研发主题进行结合,使其成长为符合企业要求的企业科学家。相比高校博士后,IP也更愿意留在企业工作。以基因泰克为例,留守的11名IP中,1人晋升为Senior Staff Scientist,3人晋升为Staff Scientist(Staff Scientist系列是基因泰克最高的学术职务系列)。IP制度遵循企业科学家的培养规律,尊重企业科学家与高校教授培养的不同模式,从而因材施教,取得丰硕成果。

第二,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IP作为拥有高级智力优势的人才,从事面向市场一线的项目,同样需要发表论文、申请基金、研究课题,也因此取得不输于高校博士后的学术成果。如IBM的Goldstine Fellowship项目19名出站IP共被WOK数据库收录发表论文500篇,被引2344次,在本学科领先优势明显。7名留守基因泰克的IP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ence杂志发表论文3篇,在Nature杂志发表论文7篇,在Cell杂志发表论文5篇,非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以上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5篇。诸多学术成果的取得,为创新型企业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工作增加了动力。

第三,成为人才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对他国优秀人才呈包容态度,人才国际化战略也促进各国优秀人才加盟。然而,高校岗位僧多粥少,不能满足所有海外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因此,竞争性略低的IP便成为不少外籍博士的选择。事实上,IP的外籍比例非常高,不少一线企业的比重均占90%以上,较好弥补了美国产业界的研发人才缺口。此外,外籍IP比外籍高校博士后更容易在美国就业,长期扎根留美发展的比率也更高。由此可见,IP制度在美国人才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国企业研发工作注入了一阵强心剂。

4.2 面临的挑战

尽管美国的IP培养体系、培养水平领先世界各国,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IP不是优秀博士的职业首选。尽管企业通过提高待遇等方式吸引优秀博士,但仍不能掩盖部分企业招收IP困难这一窘境。高校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职业安全对博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这些都是企业所不能提供的。作为高层次人才,大部分博士后仍向往在更为正统的高校里进行科学研究,并将晋升为终身教授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因此,除IBM、微软等大牌企业不愁生源外,中小型企业只能招到未成功谋得高校岗位的“二等生”。此外,优秀的IP出站以后,仍会继续试图谋求高校岗位。NRC(1969)发现只有35%的IP出站后优先选择在企业工作,53%优先选择综合性大学,6%选择专业类大学,3%优先选择国家实验室等政府所属部门。以IBM公司的Goldstine Fellowship为例[12],19位出站IP中在高校工作的有14人,科研院所工作的2人,企业工作的3人,其中只有1人在IBM工作。相比而言,在高校工作的14人中,不乏斯坦福、MIT、普林斯顿等一流名校。尽管这从侧面证明了一线研发企业的IP培养质量[22],但也反映了人才流失的尴尬现实。当企业在IP培养中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与精力之后,却无法将人才稳定在自己的体系之中。

第二,不平等条约对IP权益的限制。企业作为出资方、培养方、使用方,在IP面前以强势的形象出现,毫无疑问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培养IP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在招收规模、课题选择、资源配置等方面,企业都需要考虑性价比及成果的可推广性,而并非为IP成长考虑。基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在成果鉴定、专利申请等方面都拥有主动权,IP的正当权益相对较难保护。双方签署的协议通常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培养例如在科研成果的归属鉴定上,由于双方的劳动成果边界很难划清,IP难以和企业“讨价还价”,只能被动接受企业制定的相关条款。此外,虽然IP拥有论文发表的权限,但企业往往要求在专利申请结束后方能发表论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担心IP将科研成果对外泄露,往往制定更为苛刻的准则。以生命科学行业为例,在与科研机构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中,57%的企业认为他们专有的科研成果曾被他们资助的研究生或IP对外泄露,88%的企业要求他们的学生和IP对合作的科研成果进行保密。部分公司甚至将IP看做是“劳务工”、“临时工”,使用重于培养,忽视了IP制度制定的初衷。

第三,企业的趋利行为导致在IP培养上的短视。市场化是IP培养的优势,但有时也会成为负面因素。作为博士后的一员,IP应具备博士后的所有特征。然而在实际中,“博士后”这一身份特点往往会被企业忽视。部分企业在人员类型上不对IP做特殊区分,使IP与其他人员无异。有些IP被分在具体业务部门,从工作内容、绩效考核上采取与其他员工相近的方式方法,虽有合作导师,但指导流于形式,谈不上培养;参与的研发工作学术性不足,缺乏理论价值,企业对其理论研究也未严格要求。由于企业的经济利益导向,其在课题项目选择上,往往忽视一些原创性大,周期长远,投入不菲,但对IP培养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转而选择一些见效周期短,对企业经济效益有直接推动的科研项目。此外,对高校博士后而言,他们申请基金继续完成有一定学术基础的科研项目概率很大,但企业并不能对IP的科研项目支持给出百分之百的承诺。因为企业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制定IP制度的初衷也是为企业盈利而服务。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性和滞后性,当两者在某个特定阶段利益不完全一致时,企业往往会牺牲IP的利益而照顾企业的其他利益。因此,IP的培养受经济形势的变化、产业行业的转型影响较大。

5 美国IP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尽管美国的IP培养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成功经验仍对我国的IP培养提供诸多可借鉴性。其特点主要如下:

5.1 企业主导与政府扶持相协调

一线创新型企业普遍高度重视IP培养。微软、IBM、礼来制药等大型创新型企业几乎都设有IP岗位,贝尔实验室甚至坚持该项制度已达半个多世纪。创新型企业在培养经费、合作导师、课题项目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使工程科学、化学、生物医药等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学科IP占比均超过10%,为美国培养了大批贴近市场前沿,兼具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研发人才。IP成为美国创新群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企业在IP培养中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是私有的,但政府在IP培养上仍有财政补贴,并配套相关政策予以扶持。

5.2 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美国IP制度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师资国际化。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企业汇聚了来自各国最优秀的研发人才。他们作为IP的合作导师,代表了世界企业界的最高学术水平。第二,生源国际化。作为全球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高校吸引着全球的优秀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目前,美国外籍博士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这部分人也成了美国IP的主要来源。第三,培养国际化。作为全球研发企业和跨国企业最为集中的国家,美国的IP有机会接触来自各国的科研项目,与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合作。部分跨国企业直接在海外建立若干实验室,使得IP可以直接在其他国家工作与学习,享受当地资源。但是,美国的IP培养主要还是为本国服务。IP培养体制因美国国情而生,受美国体制而导,依美国法律而行,形成了鲜明的美国特色。更重要的是,多数IP未来仍驻扎美国,继续在美国的科研学术界发展。

5.3 学术化与产业化相平衡

美国优秀创新型企业十分重视理论研究水平和原创能力,在IP培养上也较好执行了这一理念。优秀创新型企业与高等学校的研究内容、工作环境、理论水平十分接近,以致IP的培养方式与高校博士后有较多的共通性。IP通过发表科研论文、申请课题基金、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享受企业提供的校际资源,与高校的专家、教授有诸多的合作机会。因此,优秀创新型企业培养的IP回流至高校担任学术职务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IP的选题会兼顾企业的利益,重点考虑技术的可转化性和可推广性,兼具理论价值与经济效益,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5.4 培养成效显著

依托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学术团队,美国优秀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水平不输高校,甚至在某些学科领域更有优势。以国际学术大奖为例,贝尔实验室坐拥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微软先后5次获计算机学科的最高奖项图灵奖,基因泰克在2010年之后两获生物医学学科的最高奖项拉斯克奖,都证明了IP的培养土壤十分雄厚。加上严控招收及培养的各个环节,优秀创新型企业的IP培养质量完全可与国际知名高校相提并论。以基因泰克为例,留守基因泰克发展的11名IP中,1人晋升为Senior Staff Scientist,3人晋升为Staff Scientist;7人在Science、Nature或Cell三本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ence杂志发表论文3篇,在Nature杂志发表论文7篇,在Cell杂志发表论文5篇;以非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上述三本期刊发表论文15篇。

历史追溯 篇8

智慧肉菜追溯的由来

2009年1月28日, IBM首席执行官在白宫圆桌会议。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 建议美政府投资新一代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紧接着同年9月, 日本推出了智慧日本战略2015计划;欧盟于2010年制定了“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欧盟未来10年来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 其中“智慧型增长”是3项重点任务之一;澳大利亚于2011年6月发布了《国家数字经济战略》, 智慧城市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则在2012年11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目前, 我国已有154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其中列入省市“十二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已达50多个。随着城市信息网络综合承载能力的大幅提高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增强, 各智慧城市关注民生领域的项目迅速推进, 一批智慧物流、智慧城管、智慧公交、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等项目的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发展规划后, 我国新信息技术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这场变革就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以达到智慧、智能制造。我们结合城市肉菜追溯工作实际, 着力在这一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按照“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互联、集成、数据、创新、智能、转型等内涵要求, 率先在全国建设肉菜追溯体系中提出智慧肉菜追溯这一建设目标, 并在2015年底完成以中央、市级追溯管理平台为核心的, 以种养植 (殖) 、屠宰、批发、超市、零售、消费等为环节及“产销对接”30家核心企业的智慧型的肉菜追溯链的建设。确保在2016年建成全市400多个肉菜追溯链节点, 实现智慧型的肉菜追溯体系建设目标。

智慧肉菜追溯的设计

智慧追溯中, “智”是指肉菜追溯的智能, 强调在肉菜追溯中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慧”是指肉菜追溯管理的策略, 强调实施肉菜追溯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在长沙肉菜追溯体系建设中, 我们认真调研, 总结出第一、二批肉菜追溯城市建设中的市场二把秤、追溯数据人工环节操作多、追溯设备使用状态不清楚等等问题, 并据此提出了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 在顶层设计中突出“五新”理念, 即:新创新理念, 新追溯“创造”, 新技术研发, 新技术应用和新管理模式, 以突出创新的贡献率。同时, 我们在肉菜追溯体系“三自” (即:自动化及智能化, 自适应各节点环境, 自判断、自处理) 的基础上, 提出了将“追溯”、“管理”、“协同”三元素理念相结合的设计方案, 经湖南省商务厅组织、由商务部肉菜追溯专家和湖南省多位教授、专家参加评审后一致认为, 该顶层设计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部分功能国内领先。具体表现为:

1.全面智慧的感知, 各节点通过感知技术和云端服务等技术实现对各节点的全面整合和实时监控。全面掌握各节点追溯环境, 应用状态、方位等信息的全天候变化, 对追溯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处理, 并与各追溯子系统智能化集成, 促进整个体系高效运行提高。

2.在从各追溯节点到体系、各类宽带互联、有线、无线网等追溯中充分实现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全面互联互通和互动的整合, 实时监控、获取、反馈及智能化服务。

3.在整个体系中, 突出应用中实现智能和海量数据存储、计算、监控分析, 提高掌握追溯肉菜供应渠道、市场价格、百姓需求、生活消费等信息,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使肉菜智慧追溯实现物联化、互联化和智慧化相互融合, 高度协调并举, 共同提高肉菜追溯的管理水平。

因此, 智慧肉菜追溯将“互联网+”、感知技术、云计算、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与肉菜追溯运行管理理念相结合, 通过各节点智能化应用, 数据信息整合与统计分析, 各个方面的协同运作, 提升肉菜追溯设施动作效率和运行管理及服务水平。

智慧型肉菜追溯关键环节应用

智慧型肉菜追溯是在顶层设计中创新性提出体系建设“追溯、管理、协同”三大要素和追溯管理平台、追溯子系统平台、安全管理等多平台协作为一体的自动化、智能化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总设计思路。它面对肉菜追溯大数据、大容量、多样性、实时快捷、真实性的特点, 提出以智慧的理论规划城市肉菜追溯、以智慧的方式建设追溯体系、以智慧的手段管理追溯体系、以智慧的方法发展追溯空间, 使追溯体系更具有活力和先进性、创新性, 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智慧追溯的应用。

实现智能化的屠宰系统

为了实现智能化屠宰, 经过一年多的研发, 该系统攻克了在特定复杂环境下使用RFID (射频识别) 技术的难题, 设计了一种高效能、高安全性的数据传输和信号处理算法的动物RFID无源电子标签芯片;自主研发出多CPU架构设计以及高性能多标签识别的应用系统, 将单位成本控制在1.6元以下, 做到防水防潮、可回收重复使用, 使得应用RFID技术实现了在肉类追溯体系中从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的信息传输,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 在屠宰环节开发了三大模块 (生猪养殖场出栏管理模块, 生猪屠宰场入场、上线管理模块, 生猪屠宰生产线管理模块) , 建立了生猪出栏屠宰智能管理系统。在屠宰生产线上的每个挂钩上安装RFID芯片并与RFID无源电子芯片、激光灼刻机相关联, 对在生产线上的每头二分体生猪的猪表皮表面用激光灼刻出追溯信息和企业logo、质检章。这些追溯信息通过“互联网+”技术分别与肉类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专卖店、团体消费单位等追溯管理子系统相关联, 最终形成了从养殖、配送、屠宰、加工、批发、销售各环节、各节点的追溯信息自动采集、自动化传输、无缝隙对接的追溯信息链, 保障了追溯信息的完整性。同时在应用RFID技术时, 系统可以准确获取生猪在屠宰场圈舍中的静养时间、检验检疫、屠宰下线和分割、批发、配送等实时数据。

实现智能化超市肉菜追溯

在大型超市肉菜追溯体系建设中, 我市反复多次和超市总部进行技术对接, 建设成立智能化超市肉菜追溯子系统。其主要体现在: (1) 实现追溯系统与超市销售软件相关联。例如, 本市同位于湘潭市的步步高超市总部多次进行技术对接, 探索出了与超市总部实现系统对接的成功经验, 智能获取位于长沙市的16家步步高超市门店的进场数据和交易数据。整个数据采集过程无人工干预, 自动化程度高。 (2) 创新性地实现超市追溯查询。我们未采用常规的超市追溯电子秤打印追溯小票查询的方式, 而是探索出不配置追溯电子秤, 采用二维码标牌或在查询机中选择品种来实现追溯信息的查询, 这样结合实际的同时降低了建设成本, 且宣传效果较好。 (3) 实现追溯系统与超市销售软件对接, 使得追溯系统适用性、可持续性更强。追溯系统中展现出的超市进货和交易数据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对政府分析、掌握追溯信息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数据。

实现追溯设备的智能化管理

针对一些城市碰到的农贸 (菜) 市场经营户不使用、少使用追溯电子秤, 不打印追溯小票的现象以及市场内形成二把秤等诸多问题, 长沙研发了远程电子秤管理平台, 可对体系内所有追溯设备 (电子秤、手持机) 进行智能化、数据化监控、诊断、考核、管理。例如, 管理员可通过浏览器对系统进行远程管理, 获取追溯电子秤交易量分时统计排行、电子秤状态矩阵监测, 实时掌握电子秤的异常、离线、秤交易量异常等情况, 同时可通过语音和监控首页漂移式报警, 平台还能够就此考核农贸市场、专卖店电子秤使用等情况, 全面掌握体系内每台电子秤应用状况, 为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手段, 保障了追溯体系正常运行。

实现对各软硬件的智能化检测

应用中软公司研发的红云监控软件能够轻松自动的管理和控制长沙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环境中运行的十多台服务器, 监控CPU、内存的运行速率, 跟踪性能并及时掌握是否出现运算饱和、瓶颈等现象, 并允许对资源分类进行访问, 控制操作系统、中间件、应用程序等软件的运行情况, 实现一个中心监控服务器和一个或多个远程代理服务器组成的智能化检测体系, 自动发现在机器上的所有软件资源。在每一次扫描完成之后, 用户还可以把每个已发现的资源手动或自动添加到资源库。红云监控也能够发现、收集和存储度量, 监控服务器提供集中管理和数据存储、设置警告, 并在条件满足时发送邮件通知管理员, 在问题发生之前报警并纠正和修复问题, 实现智能化检测, 保证了追溯体系软件的正常运行。

实现追溯体系智能化安全管理。

我市运用智能化安全管理平台, 实现对肉菜追溯体系的智能化的安全防护, 对网络内的各市场节点, 数据流量等信息进行长期监控记录, 建立网络评分指标, 还可适时启动预警及控制等措施, 实现安全防护等策略智能动态管理。同时, 智能化的安全监测增加了入侵防御设备, 通过监测流向数据区的流量防御对其攻击行为, 并根据网络通信环境和入侵状况分析和抽取新的攻击特征, 从而更新特征库, 自动调整、定制新的安全防御策略, 自动扫描漏洞、及时进行漏洞库更新及下载补丁。平台智能化的安全管理还体现在通过内网分布的各种安全设备监测记录全网的数据信息、进行归一化预处理汇总, 利用智能关联分析实现对安全趋势的预判。总的来说, 溯源体系内建立的智能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既有从个体上采用的智能化监测、防护技术, 也有从设计建构上考虑的设备间的信息互通、相互合作, 形成智能化动态防御, 全方位展现出其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的智能化设计初衷。

通过云计算对追溯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长沙肉菜追溯体系涵盖了种养殖 (植) 基地、屠宰、批发、农贸市场、超市、专卖店、团体消费单位等400多家, 共使用4000多台追溯电子秤。按每台秤每天产生的交易数据200多条计算, 全市每天约获得近百万条追溯交易数据。它的产生, 一方面是大数据的数据化根基, 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数据通过定性分析可以转换成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基础。这些经月、年产生的海量追溯数据通过云计算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模型、评估模型, 以及业务分析、环境、统计数据、预测追溯数据, 使得政府及时了解掌握市场肉菜供应量、蔬菜品种、各环节流通食品价格、老百姓消费水平及同比, 增长等数据, 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还推动了商贸产业升级和质量的提高。今后, 该体系将更加灵活、便捷、安全、更具有吸引力, 并将成为政府管理商业化运作的资本, 为测评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民生食品安全、创建食品安全城市等提供重要依据。

结语

历史追溯 篇9

李建辉,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中国ECR委员会秘书长、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专家。对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及标准化、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移动商务、食品安全追溯、医疗卫生等领域有着丰富的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及管理经验。

2015年出台的新《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企业需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证食品可追溯, 我国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也陆续建立起了食品安全追溯平台。为普及食品安全追溯知识, 加深食品行业对追溯体系的了解, 《食品安全导刊》联合物品编码中心推出“食安大讲堂”系列在线课程, 解析食品安全追溯中值得了解的问题。10月13日,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通过“食安大讲堂”平台, 对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成立以来为建立我国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所做的工作进行讲解。

“向上一步, 向下一步”, 打造覆盖全供应链的追溯系统

20世纪90年代, 欧美国家相继发生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事件, 如二噁英、疯牛病等等, 因此欧美国家相继出台了法律法规, 对食品安全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实现食品可追溯性的要求—规定了在欧美国家市场中销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可追溯性是指食品生产加工的全供应链的过程中, 对产品各个环节的信息进行标识、记录和分享, 在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 进而做到供应链全程的追溯。

可追溯性的法规提出后, 对规范食品安全市场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全供应链中所记录的信息, 当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 可以及时查找到发生问题的产品以及其流通和销售的范围, 从而更准确、快速地发现问题、锁定问题, 并向社会发出安全预警, 这也为今后查找问题原因和产品最终召回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关注国际动向, 为中国追溯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于1991年代表中国加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一直在密切关注欧美市场政府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同时也及时帮助欧美国家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流程再造, 重新梳理、改进技术措施, 以满足法规的要求。作为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的一部分,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也积极关注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市场, 并从标准化、信息统一的角度, 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 并将追溯概念引入国内。在2000年前后,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通过多种方式 (包括培训、论坛、参与他人举办的活动、出版宣传资料) 向社会普及何为“追溯”,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工作让国内食品安全行业关注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并了解其解决问题的方法。

宣传过程中,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也和国际同步, 帮助企业进行了生产改造、流程梳理, 并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手段采集信息、记录信息、发布信息甚至共享信息, 使其在问题产品出现时, 能够很好地进行追溯和后续召回工作。

在技术研究、跟踪研究、对国内宣传普及的过程中,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也逐渐梳理了我国在食品安全生产行业的标准。从2006年起,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国家标准委在标准化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 申请并承担了一部分追溯标准的制定, 比如食品安全产品的编码和标识信息标准、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设计标准以及食品安全信息格式的标准、食品安全追溯评测的标准和食品安全追溯实施关键控制点的设置标准等等。除进行标准制定外,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还推进了社会宣传和教育培训, 并在多个地区启动“条码推进工程”, 结合全国不同地区特色产品, 为各地区建立实施追溯的示范系统, 希望通过先进的技术和标准, 帮助我国的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追溯。2012年,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的一个重点项目:食品安全追溯物联网示范工程, 结合多年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国际、国内跟踪研究以及应用示范的经验, 总结出更适合我国的食品安全追溯理论和技术模型。另外, 通过这个项目,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建立起我国国家食品 (产品) 安全追溯物联网平台, 目前已经开放了乳制品行业的追溯, 对我国1000余家奶粉原料及成品生产企业完成了数据采集。

不断发现问题, 积极解决问题

现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监管也愈发严格, 全社会都比较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因此我国的部分优秀企业希望通过实现追溯来提升自身的产品竞争力, 并增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信心。为此, 国家各部门和行业协会做了许多工作, 建立了各自的追溯系统, 规模从全国性到专业领域平台不等, 在一些领域起到较好的效果。但李建辉也提到, 虽然现阶段我国的食品安全追溯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市场中存在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技术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多种追溯平台和工具, 对于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经营企业来说, 需要适应不同部门的要求。多样化的追溯系统本身在建立时没有统一协调的机制, 在信息的基础交换层面也没有统一, 各自建立后在局部范围内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在全国范围内应用时, 就会出现信息无法共享的问题, 对社会的监管和消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的过程造成了一些障碍。这些问题在追溯系统建立初期考虑较少, 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之后, 问题才逐渐开始显现出来。

很多企业将追溯作为一个营销手段, 起到树立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作用, 但追溯的根本作用不是营销, 企业不能因为追溯对其生产、销售没有促进作用而放弃进行追溯。李建辉认为企业应当对追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建立追溯体系时有几项原则必须了解并遵循:

(1) 追溯不是全能的, 追溯的最初目的是通过追溯能力, 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及时溯源问题、发现问题, 从而控制社会影响, 准确快速召回问题产品。企业作为追溯实施的主体有义务进行追溯, 政府只是提出要求并监督食品企业进行实施。

(2) 作为政府部门、专家部门和技术机构, 需要设立关于追溯的基础标准, 帮助企业在实施追溯、建立追溯系统的时候有可以依据的法规标准。

(3) 追溯是有成本的, 为了达到可追溯性, 企业在其生产各个环节进行信息记录采集, 通过系统上报到政府部门或者第三方平台。在此过程中, 企业会运用条码技术在产品上进行标识, 包括一维条码、二维码和电子标签, 将条码印制到产品上需要成本, 另外企业的流程管理及其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重新梳理管理模式, 也都需要成本。为了让食品安全得到较大提升, 付出成本是必要的, 但成本的提高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追溯经典——中华旗袍 篇10

一、服装就如同一种语言, 中国服装追求的境界

随着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气候的差异, 形成各民族不同的服装。一种服装就如同一种语言, 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有人说, 语言是思想感情的包装, 那么服装便是不同种族的人们更具体的文化包装了。中国服装一向以其多样的款式、精巧的工艺、鲜明的色彩、独特的装饰、巧夺天工的刺绣、细密精美的编织、吉祥如意的纹样、灵巧生动的饰物等, 无一不表现出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成熟和别致,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在一国的疆域里, 在同一时期内, 可以出现如此丰富、风格形式炯异的民族服装。中国服装单从衣物形态上看, 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然而将其与人结合起来后, 则更显示出特有的魅力。天子用冠冕服以亦重威;百官则以高冠博带、紫绶金章显示权贵;文人墨客的儒服雅步, 勾画正人君子的仪表与心态;珠翠罗绮、衣香鬓影、淡装浓抹, 都表现出了不同女子的姿容与风韵。用着装去更好的突出自身形象, 是中国服装始终追求的境界。

二、旗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 深受世界人们的喜爱

1. 旗袍的由来及传统款式。

旗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 也是各区域华人共同拥有并引以为自豪的服装, 又是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一种特色服装。对于它的优雅形象已经不仅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更得到了世界人士的爱戴和赞誉。对于旗袍这种具有十分典型东方色彩的衣装, 深得众人的珍爱, 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旗袍, 顾名思义, 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 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关外寒冷异常的天气, 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生活方式都是催生出这种保暖适体的服装的重要因素。1644年, 旗袍随着满族的统治者进入北京, 因满族人素有“旗人”之称, 所以他们所穿的袍服就被称为“旗袍”。其基本样式是:立领, 右大襟, 全身较宽松, 长袖, 上下直线剪裁, 下摆宽大, 不开衩。通常在领口大襟袖边下摆外, 镶饰刺绣花边或其他颜色的边。三百多年来, 除满族已汉化外, 至今蒙古族的妇女仍着长袍, 只不过是骑马方便而加缚腰带罢了。

2. 旗袍的历史渊源。

旗袍的演变历史在民族、观念、习俗、风尚的交织下, 充盈着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的张力。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而30年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说在此时, 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女装典型代表。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 和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 很快地从上海风靡全国各地。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实际上是30年代的旗袍, 旗袍比较适合中国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 尤其很受上海女性的欢迎。上海经常可以从画报、电影传媒中看到服装时尚, 还有月份牌、广告等, 都以时装美人为题材。旗袍的样式逐渐有了很大改变:衣袖从原来的长袖过肘变成短袖到肘以上, 再后来更短, 甚至到肩, 成为无袖了。衣长都在膝以下, 最长直到脚跟, 只有穿高跟鞋才能拖地, 显得亭亭玉立。

此外这一个时期也是旗袍面料极为丰富的年代。纺织品的大量进口, 从各类绸缎到棉布、呢绒、纱罗, 应有尽有。尤其是出现了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及丝绸以后, “透、露、瘦”的旗袍就开始流行。清纯可人、性感妖娆、端庄典雅等多种风格都可以在旗袍中显现出来。旗袍和西装进一步结合起来, 裁剪更多采用西式服装做法, 加胸省、腰省、垫肩。领和袖更多采用当时流行的款式, 领用西式翻领, 袖则有荷叶袖、开叉袖以及下摆缀荷叶边, 或缀不对称蕾丝等。更为时尚的就直接在旗袍外穿着西装大衣。

随着国际间的频繁交往、对话和文化交流, 服装潮流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中国旗袍受国际服装大潮的间接影响, 直线剪裁方式发展成曲线剪裁, 旗袍的形式上有所简化, 随着西人文主义思想的传入, 中国人也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型, 利用做褶、打裥, 完美地体现人体形态。

在香港、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旗袍始终是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而且成为婚丧、外交等正式场合的礼服。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凡晚会典礼仪式的主持人和礼仪小姐以及茶楼酒馆的接待人员, 也多流行穿着旗袍。如中央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董卿、朱迅、周涛等, 在主持节目时经常穿着合体又端庄的改良式旗袍裙, 一道对外展示中国文化、艺术的影视窗口, 主持人的这一穿着无疑也是一种对外展示, 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 展示中国服装的独特神韵, 也让在外的华人产生如母语般的亲切感。

旗袍这种具有古典文化风采的国粹在花团锦簇的时装之中, 反而超凡脱俗、出神入化, 具有一种独特魅力。特别是频频出现在一些友好邻邦宴会上更能表现女性们的气质和独特的风姿, 这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服装”, 是中国的“国服”, 是中国服装的经典。在近几年的影视中不可缺少的始终是旗袍的神韵。如张曼玉主演的“花样年华”, 她身着的十几件旗袍可以说是一个旗袍系列的展示表演, 表演中无不展露出东方女性的端庄、贤淑。因受此部电影的影响, 南京、上海等地区追求时尚的或是具有传统观念的女性, 都想在自己的衣橱添上一件旗袍。这能说是“老祖宗”的服装开始回潮?其实服装流行是周期变换的一种现象。形式上看似乎是“复古”, 实际上, 这种“回潮”并非复旧的翻版, 而是注入了时代的血液, 旧貌换新颜, 因为它是新时代、新观众、新舞台、新思想和新观念。

三、例举三款改良的旗袍, 更显女性的柔美曲线

举例一:将传统对襟、偏襟改良为曲线襟和不对称襟。曲线门襟更能显示出女性柔美的身材, 再加以手工一字盘扣进行点缀, 仿佛象一首正在演奏中的曲乐, 此起彼伏。曲线门襟变化的灵感来源于五线谱的音符。而不对称门襟的灵感则来源于时装, 使原先呆板的门襟富于时代感。

举例二:在腰节以下保留了传统旗袍的侧开衩。腰节以上则融入了西方晚礼服的露肩形式, 符合了21世纪服装的流行主题——性感。使旗袍即有东方神韵又具有西方气息, 是一款中西合璧的产物。

举例三:在裙摆上作出改变, 改变以往旗袍收下摆的形式, 融入近两年流行的A字裙的结构, 将小摆加放成A字摆。

列举的三款改良旗袍简单地从结构上看保留了一些传统的造型, 但在一些细节上又融入了时代气息, 富于它们时代感和流行趋势。因此这是一个既怀旧又有创新的改良。面料依然采用传统旗袍面料———锦缎, 锦缎缝制旗袍能显示出衣装的典雅、华丽, 更能显示着装的高贵。在缝制中, 可以镶嵌均匀、流畅的线条、滚边等手法, 体现出传统服装的精巧工艺。

21世纪的服饰革命, 除对艺术学和生理学有一定要求以外, 更加注重的是自我意识的体现。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现代服装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大融合。各民族服装均以兼容并存的态势发展。虽然当今服装造型各异, 但旗袍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存在着, 流动着, 前进着。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民族, 钟爱自己的传统服装。中国旗袍, 它存在的意义,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服饰”, 而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骄傲。中国人民拥有它, 亚洲人民拥有它, 世界人民熟悉它, 它永远是东方的一颗明珠。总之, 旗袍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装, 而并非已经湮灭失传的历史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 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加之可欣赏度高, 因而极富有收藏价值。现代穿旗袍的女性虽然不多, 但现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传统韵味, 同时又能体现时尚之美, 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摘要：一种服装就如同一种语言, 中国服装的款式多样, 精巧的工艺, 表现出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成熟和别致。旗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 也是各区域华人共同拥有并引以为自豪的服装, 又是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一种特色服装。作者对旗袍的年代和经典款式的追溯, 以及改良后的款式进行了描述, 从而表明旗袍这一具有古典文化风采的国粹在花团锦簇的时装之中, 反而超凡脱俗、出神入化, 具有一种独特魅力。

关键词：传统服装,旗袍,经典,改良

参考文献

[1]顾韵芬.服装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华梅.中国近代服装发展史[Z].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3]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编辑委员会.中国服装大典[Z].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