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寺院经济研究

西藏寺院经济研究（精选四篇）

西藏寺院经济研究 篇1

1 以大的寺院为核心, 形成向外辐射的商业圈

清代内蒙地区许多寺院一般位于交通要道或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上, 寺院附近都设有市场。寺院庙会长期以来就是物资交流的场所, 商业贸易十分频繁。另外内蒙的草原上有定期集市, 这些集市也往往以寺庙为中心聚集。一些大的喇嘛寺院, 当时都是所在盟旗宗教和商业活动的核心区。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曾对甘珠尔庙集市作了记述:“沙草荒凉, 人烟寥落, 忽开一大市场焉。人则索伦、额鲁特、布特哈、新旧巴尔扈各旗、喀尔喀各部。内而燕晋, 外而俄罗斯, 各商以万计。畜则驼马牛羊, 以数十万计, 货则金、玉、锦绣、布、帛、菽粟、轮舆、鞍辔, 凡蒙旗日用器物之属, 无弗备…市银, 近或杂以俄钞…蒙古旗族终岁所需, 均于此时购备”。通过材料可以得知当时的客商来自内蒙各地, 甚至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的外商。商人用来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牧区所需的生活日用品, 购进的则是牧区的牲畜和畜产品。庙会期间交易的商品种类丰富、齐全;交易的规模和数量庞大。牧民们将牲畜和畜产品搬运到市场, 用以换取一年所需的日常用品。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 也有少量卢布。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俄商在内蒙地区活动的频繁、活跃。清代的多伦, 它是以汇宗寺、善因寺为核心形成的新兴城镇, 宗教特色极为浓厚。汇宗寺、善因寺位于城的中心, 周边是商贸集市, 呈同心圆分布。道光至光绪年间, 商贸兴旺, 鼎盛时期, 光是寺庙周边的大小商铺多达4000余家。牲畜皮毛、绸缎布匹、烟酒糖茶、靴帽鞍具、蒙盐药材、五金杂货等各种物资在此集散。资金、物流的周转十分频繁。通过“寺院贸易”多伦生产的铜壶、蒙古靴、毡帽、马鞍具等少数民族用品, 远销青海、新疆、西藏和东北地区。通过“寺院贸易”发展起的甘珠尔庙、多伦都成为内蒙东部地区重要的集散地, 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由于牧区以游牧生活为主, 生产落后, 生活简陋, 生活品需求少, 销出区外的商品总值大于购进, 这也是内蒙“寺院贸易”的一显著特征。

2 商品交易集中在庙会和节庆期间

喇嘛寺院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宗教仪式。如祈愿大法会, 蒙古民族传统的那达幕大会, 也通常与庙会同期举行。届时牧区人们会从各地聚集而来, 这也是各地商家贸易的黄金时期, 有“金八银九”之说。携带布匹、绸缎、酒烟茶糖的商队接踵而至。如:海拉尔西南的甘珠尔庙每年8月的庙会。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庙会期间的总交易额达200万银元, 占整个巴尔虎贸易的60%。甘珠尔庙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唯一的货物集散地, 丰富了当地蒙古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而促进了当地集市贸易的兴盛。“寺院贸易”的繁荣, 也间接拉动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的发展, 使甘珠尔庙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唯一的货物集散地。

3 “旅蒙商”发挥了媒介的作用, 并且依附寺院的权势, 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

谈及“寺院贸易”就不能不提一类人“旅蒙商”。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 旅蒙商活跃在东起海拉尔, 西至阿拉善定远营的广大内蒙土地上。在内蒙所有较大的旅蒙商户都以寺院上层喇嘛做后盾。每年春季, 一队队的商队满载着内地货物而来, 他们将内地商品贩到牧区, 如绸缎布匹、烟酒糖茶、粮食杂货、靴帽鞍具、金银珠宝等宗教用品和奢侈品;购进牧区牲畜、皮毛、木材、药材、盐、碱和土特产。一些大的旅蒙商还在各寺院商业点建立大的商号、分号等连锁机构, 商业资本急剧膨胀。此外宗教上层人士经商, 一般是通过有关系的旅蒙商出销外地, 或是联合开发投资入股参与分红。从1914年开始, 五当召在石拐地区同漠南公司、大矿业有限股份公司、广兴矿业有限股份公司等联合开发煤矿, 寺庙从中分得红利11成, 每年约得分成:煤40多万斤, 现洋10余万元。这样就形成了以寺院上层喇嘛为代表和“旅蒙商”相结合的商业垄断集团。经济实力雄厚的喇嘛寺院也单独进行商业投资。库伦旗的三大寺庙 (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 在库伦镇、沈阳、海拉尔、开鲁、奈曼等地开设商行七、八处, 经营皮毛、绸缎、布匹、粮食, 此外还出租房屋500多间, 还有酒厂1处、银号1处, 年收入达数百万银元。此外还有科左中旗莫力庙在通辽等地, 开设商号、赌局、烧锅、当铺等10余处, 俨然已发展成为一综合性的商业集团。

但旅蒙商对内蒙地区贸易的超经济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凡入牧区每次利润都在几倍到十几倍以上, 愈深入牧区获利愈厚。他们利用牧民消息闭塞, 交通不便, 生活日用品奇缺, 采用欺诈哄骗的手段进行不等价交换。但不可否认旅蒙商对促进广大内蒙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 满足牧民生活必需, 开展物资交流等起到了媒介和催化剂的作用。

4 寺院房地产及其经营方式

寺院的房地产主要以租赁为主。由于寺院本身所处的就是城镇商贸繁华地段。位于城镇商贸黄金地段的寺院类似今天的中心商务区。如呼和浩特、多伦诺尔、阿拉善的定远营、库伦旗的多数寺院在其周围或城内其它街道都拥有不同面积的地铺、铺面。喇嘛们看到了这其中的商机便出租地铺, 寺院从中获利丰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据清末的统计, 汇宗寺章嘉仓出租房7处, 锡力图仓5处, 阿吉雅仓4处, 甘珠尔瓦仓5处, 默尔根诺门汗仓5处, 吉隆仓2处, 诺颜却尔吉仓3处, 大吉萨仓20处, 桑对仓3处。各寺院出租的地铺数量不一, 最多的有20处, 少的也有2处, 很显然房屋租金已成为寺院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于呼和浩特寺院房地产收入, 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在他的文章中记述到:“…根据地段的不同, 每方丈土地的月租在三百文到两千文之间。空地的地租就便宜得多, 约为七十五文到五百文, …这样各个召可以得到的租金有三千五百两到一万或一万五千两。” 通过这分材料反映当时租金的高低差别很大, 主要由所处地段决定, 因而各寺庙的房屋租金收入差距很大。

5 寺院涉入金融信贷领域

近代内蒙地区寺院大多有经商放债资金, 而且资本雄厚。寺中的喇嘛和宗教上层人士, 大多拥有放债资金。他们在任期内, 经常向辖区民众放高利贷或直接进行商业投资。喇嘛寺院发放高利贷, 针对的人群有一般官员、贫民百姓, 也有喇嘛。借债的数额大, 最高的为107000文, 最低的也有1800文, 借贷的利息高, 利息最高达36%, 最低亦有10.1%, 嘉庆年间的利息较高, 平均为31.34%, 道光年间的利息有所降低, 平均为21.3%。

注:忒莫勒:《清代呼和浩特宁祺寺部分蒙文档案管窥》。

6 寺院贸易能够促进内蒙地区商业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首先能够吸引消费群体。蒙古族普遍信仰喇嘛教, 寺院是他们经常去朝拜礼佛的场所, 这样无形增加了寺院及其周边的人流量和客流量。其次是巨大的购买力。寺庙是喇嘛和上层宗教人士的居所。繁多的佛事活动、僧众日常的生活, 对宗教用品和日常生活品的需求量很大, 此外上层喇嘛也是奢侈品的消费群体。所以寺院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大户。再次寺院经济实力雄厚, 本身就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有能力开展各种商业投资, 或是单独经营。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作用, 是不容忽视的。另外类似于今天“中心商务区”的作用。寺院一般位于城镇中心。城市商业聚集, 贸易繁华的地段都分布在寺庙周围, 而这些街道和店面的所有权都属于寺庙。寺院房产出租生意促进了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最后寺庙做为综合性的商业集团, 它的贸易活动也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如交通运输业、宗教用品制造业, 金融业等等。使寺庙无形中成为各种资金、物流的集散地, 这对商业城市的形成至关重要。

7 结语

“寺院贸易”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 在内蒙地区一直延续下来, 刺激推动了内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易活动由最初的集中在庙会期间, 逐渐发展成长期的、固定的、大规模的交易场所直至演变为商业城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寺院贸易”有它的局限性。随着清末政府对喇嘛教政策的转变, 即由原来的扶持鼓励转变为抑制, 相应的寺院获得的国家财政资金也越来越少。加之寺院经济自身的恶性膨胀, 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败。屋漏偏逢连夜雨, 在清末全国商业贸易萧条的大背景下, 所有的“寺院贸易”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经济的窘迫, 甚至濒临破产, “寺院贸易”发展的春天也一去不复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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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经济的发展 篇2

研究现状： 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然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佛教。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佛教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但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及其困苦。时逢魏晋玄学思潮兴盛，社会**，佛教与汉地文化开始契合亲近并在汉地社会各阶层扩大发展的机会，于是逐渐演变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局面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可以暂时缓减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大量的劳动人民开始信仰佛教。于是佛教的影响由上层走向全社会。佛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对于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也乐于支持佛教的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渐渐在中国大地开始扎下根，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与发展：佛教寺院经济基本上可以分为寺属土地、寺属人口、寺属财务三个方面。下面们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土地的获得

最早的寺院地产由是僧人自行开垦的。史籍记载北方寺僧垦田，始见于公元四世纪初。北魏平阳郡(今山西临汾)武阳人法显，三岁时入寺做沙弥，“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刘稻”。，他们种的是汾河谷中的水田，晋僧释道恒说沙门“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见当时寺僧垦田自耕，已是常见的现象，但僧人自垦毕竟不是当时寺院地产的主要途径，寺属土地的获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国家的赐与

帝王崇佛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赐田给寺院，南方最初开始于刘宋，北方始见于北魏，都稍晚于寺僧自耕。宋元嘉二年，文帝赐田瑾县阿育王寺，田在寺东五十里处。《梁书》载梁武帝造大爱敬寺，赐田八十顷。为了营造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严而巧取豪夺。他在钟山西侧为其夫建造大敬爱寺，强迫世家大组中书令王骞（qian）出卖其曾祖父王导的赐田。王骞不卖，武帝大怒，不尽以低价购买，还将其左迁外藩，贬为吴兴太守。

北方赐田以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今山西）为早。该寺北魏延兴二年(472)初建，太和十八年(494)重修，次年将距寺150里的一处山地，“特赐寺庄”又北齐天保初，文宣帝在邺县天城寺受戒，赐额“合水寺”，赐以山林，“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国家赐田给佛寺，有奉佛与开垦土地的双层含义不论南方北方都一样。

2、社会人士的捐赠

社会人士的捐赠也是寺院土地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帝王带头佞佛，官僚贵族也不甘落后。如刘宋车骑将军范泰立抵园寺，并施“果竹园六十亩”，南朝高门何胤病危，也不忘遗嘱“田畴馆宇，悉奉众僧”这是当时高门大族施地寺院的例子，而当时地方民众无论南方北方都以乡里集众施田为多。东晋义熙(405-418)年间，慧远弟子法安至新康(今湖南宁乡西)，数百乡民“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北方乡里是同宗合施。宗姓一族为主的里人共同施地，多者50亩，少者10亩，所施土地有宅田、麻田、白田等。这些都是清信人士自愿施舍给寺院的例子。

寺院逐渐的拥有了大量的土地，故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即有“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民产，广占民宅”的情形。而且寺院的土地多是地质肥沃膏肤良田。如《广弘明集》载北齐时，“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而寺院土地的大量拥有，为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是隋唐之际寺院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而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也为寺院附属人口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寺属人口的获得（度僧、依附人口）

寺院户口最大的来源是度僧，北魏前度僧权操纵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可以迁自向寺院索取度碟（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在南北朝时期，赋税和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却有“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的特权，寺院已然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对于那些编户齐民来说更是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于是贫苦农民更是纷纷带着自己的钱财和土地加入到寺院的门户下来求得寺院的庇护。在投靠寺院后，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仅有土地的使用权，渐渐的就发展成为寺院依附性的农民。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据统计魏晋僧尼有77000人，到北魏末年，短短50年的时间急剧增加到200万人约24倍。南朝的梁，北朝在北齐时达到顶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只是寺院的领民而已。南朝梁时“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北朝亦是“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裨子，年大私度为弟子。”可见，当时的寺院除了私度僧尼，拥有广大的僧众外，还有庞大的附属人口。另外，北魏佛寺普遍配置的寺户即浮图户，他们一部分来自重罪犯，一部分来自官奴。沙门统昙耀在奏置僧抵户时，还奏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抵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样寺院就拥有了“佛图户”和“僧抵户”来供养寺庙僧侣。

总之，大量的寺属人口的存在，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无偿劳动，为后来寺院经济的繁荣及寺院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寺属财产的获得

在寺院经济形成发展初期，寺院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土地和寺院附属人口，而且寺院也能获得钱、布、帛等实物财产，这也是构成当时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武帝本人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就三次共用钱一亿万来为梁武帝赎身。梁武帝及其臣下还以大量钱财施舍给寺院，如中大通五年(533)，他亲至同泰寺讲说《摩诃般若经》时，就施舍给寺中钱绢锡杖等物二百一十种，值钱一千九十万。太子施舍与寺中钱绢计钱为三百四十万，六宫施舍计钱二百七十万，臣庶施舍计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总计这次舍入寺中计值二千八百万左右，如裴植用“布帛数百赎免其母”。《魏书..裴植传》记载“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马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诸子各以数百赎免其母。” 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有此风俗，如《洛阳伽蓝记·正始寺》条云:“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以上所举都是信徒处于自愿而施舍于寺院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位居高官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他人捐钱物予寺院的事例也常发生。如南齐明帝甚至以百姓“卖儿贴妇钱”起湘东寺。而胡太后则更是“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寺。”

总之，国家民众各方面的财富既不断地向寺院输进，寺院财产便很快的富厚起来，而且寺院不同于俗界，无分产继承之事，所以寺院财富有积无散日渐增多。也正由于寺院在土地、寺属人口及寺属财产等方面的大量获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为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简析西藏寺院壁画的体育形象 篇3

关键词：体育；壁画；西藏寺院

藏民族文化艺术中最为珍贵的内容之一就是西藏寺院壁画，并在社会发展中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其蕴含的博大精神的内容为社会各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同时在西藏寺院壁画中描绘的丰富形象的体育活动图像，也将西藏民族的体育文化的发展记录下来，使人们在研究其体育史的时候能够以图解史，将西藏古代人民的文明史真正的展现出来。

一、寺院壁画是古代体育文化的主要载体

寺院教育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后重点开展的文化形式，而寺院教育中就包括了体育。在寺院壁画中有大量生动形象的图像描绘，且数量较多，如在布达拉宫、山南桑耶寺、阿里古格遗址等寺院中的体育壁画，都是西藏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将藏民族的尚武精神真实的反映出来。同时中原文化对西藏寺院壁画中的体育图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吐番的时候就开始与内地进行密切的交流。在公元848年吐番撤出敦煌时，对敦煌宝库进行了完整的保护，而且还建造了45个新的石窟。在元朝时期，人们对洞窟进行开凿的时候，发现洞窟壁画中描绘了藏汉六字真言、千手观音、大力士、菩萨等图像。另外在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之后，带来的陪嫁物品包括了杂技、住、食、衣等各方面的物品，在大昭寺壁画的修建过程中，于是描绘了体育活动中的摔跤、抱举石头等图像。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寺院壁画，通过寺院壁画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为后世的研究提供真实的、具体的史料[1]。

二、寺院壁画中的体育文化解读

（一）布达拉宫

布拉宫壁画中主要描绘出的体育活动有投钱和博戏、跳高跳远、摔跤、射箭、赛马、游泳等。如在布达拉宫的《博戏图》这幅壁画中，主要描绘的场景是盛夏季节，在林内有树阴的草地上，人们在其搭建的帐篷内玩掷骰子游戏和藏牌游戏。其中玩藏牌游戏的需要四个人，玩法和汉族地区的麻将相似。另外在布达拉宫的宗角禄康的壁画中所描绘的投钱比赛，在比赛场地中三名运动员都是用单手执钱，向裁判指定的坑中进行投钱运动，而其他的人则在一旁做准备工作，这种投钱博戏娱乐活动指西藏贵族之间进行的；布达拉宫中描绘的跳高和跳远的壁画，参与运动的人们都是赤膊、穿着缀有穗子呈丝网状的裤衩，而且壁画中描绘的跳远的人都在努力向沙坑中起跳，与现代跳远技术的姿态大体一致，其跳远的距离的测量也是由裁判手执量尺进行远度测量。其描绘的跳高的画面是有两人拉直一条细绳，运动员利用长杆撑起跳过细绳，类似于现代撑杆跳高运动；在布达拉宫的壁画《布达拉宫庆典图》中将摔跤、射箭、赛马的场景生动的展现出来，在该壁画的上端主要是英姿飒爽的骑手扬鞭勒缰，通过这幅壁画能够给人一种可以听到马蹄呼啸而过的声音。在壁画的下方描绘的是骑手在骑马的过程中进行射箭的比赛，前第一个骑手拉满弓箭准备射靶的时候，后一位也在后面准备就绪，通过观看这幅壁画能够使人产生紧张激烈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射箭比赛在古代就已经成熟，且射箭手也具有高超的技能；布达拉宫的壁画《赛泳图》中描绘了人们在河水里进行跳水、侧泳、自由泳、仰泳等游泳活动的情景，在这些游泳活动中还有“花样游泳”，即带有瑜伽功特色的游泳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布达拉宫的壁画中蕴含了丰富的古代体育文化信息[2]。

（二）桑耶寺

在西藏的桑耶寺中描绘的图像展现出了杂技、赛跑、摔跤、抱石等古代体育文化。如在桑耶寺壁画的乌孜大殿杂技中，描绘了人们能在做硬气功、平衡动作、双人倒立、高杆倒立等行为，都与先进的杂技体育活动相似，可以看出西藏在古代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些体育活动，其具有悠久的体育历史；而在其描绘的赛跑景象中，共有14个人，每个人都是裸上身，穿着的短裤也是宽松式的，共有绿色、白色、红色三种颜色，好像是有三组选手进行比赛。画面分布呈一条直线，运动员争先恐后的奔跑，而旁边的人则呐喊助威、踢腿大笑、忿然不平、争吵等，惟妙惟肖的表现出竞赛中的紧张和小矛盾等，另外还有裁判手拿信号器等，可以看出在古代时候西藏的赛跑比赛就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比赛规则、比赛服装等；而在其摔跤壁画中主要有12个人进行比赛，被两两一组分为6个小组进行比赛，在每组的双方成员中，其着装也存在颜色的差异，都采取不穿上衣、下装红、白的短裤，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比赛的双方都是拼尽全力，有的胜负已决、有的一方将另一方摔倒在地、有的扭打在一起、有的处于劣势的选手正努力挣扎等等，另外还有穿着藏式长袍的裁判，并拿两个标志1、2的牌子，从这幅壁画中可以看出摔跤在藏族的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得到了广泛的传承，是藏族人民体育竞技活动中主要的活动[3]。

（三）阿里古格遗址

卓玛拉康寺院是阿里古格遗址的主要寺院，在这座寺院中的壁画，有一幅描绘出了身着铠甲的、双手持兵器和盾的士兵景象，在画面中有的士兵打坐、有的习练拳术，根据其拳术的特点，可以看出与印度的打斗术、内地的武术有相似的地方，南拳风格显著。而在另一幅描绘行为各异的武士画面，能够看出在古代人们已经开始习武练兵[4]。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藏寺院壁画中蕴含的体育文化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在西藏的地区的布达拉宫、桑耶寺等寺院中描绘的壁画中，可以看到摔跤、射箭、游泳、赛跑、杂技等体育活动，通过其具体的壁画内容，可以透漏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对寺院壁画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更多的古代体育文化，将传统的体育文化发扬光大，促进西藏地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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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寺院藏书发展研究述评 篇4

一、我国宋代寺院藏书的形成原因

1. 社会文化原因。

中国古老而久远的文化传统为宋代藏书文化特别是宋朝的寺院藏书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这也是导致中国宋朝佛教寺院藏书得以较快发展并迅速体系化的外在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文武并重为发展目标, 相当重视文化保存与文物古籍的保护, 曾一度花费大力气去修复和完善古典书籍。在较长的历史演化中, 普遍的规则是:宋朝的创始者们在用武力取得政权之后,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领悟到, 武力并不能使人民得到屈服。对此, 他们采用以文为主以武为辅的统治手段, 以求得人民对其统治的普遍认可。以文为主的思想使他们意识到将经籍文献加以利用的重要性, 这一理念被统治者不断贯彻, 进而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势。另外, 宋朝在建立之初, 采取一些宽柔的政策以休养生息, 使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相对稳定, 这时政府就有能力去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也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编撰和典藏书籍, 用以宣扬其以德治国的理念, 进而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可见该因素对宋代图书典藏的影响是多么重要。所以, 在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之前, 商周时代即已经有了政府典藏图书的习惯。之后随着秦始皇的统一, 多民族大一统思想形成, 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丰富的文化环境为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外在条件。

2. 社会安稳情况。

社会的安稳状况对经典书籍的集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政策等都影响了一个时期的藏书制度。宋代佛教中的寺院藏书发展也是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太平盛世时期, 社会安定国富民安, 寺院藏书在量和质上就有相当的发展;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不断, 寺院藏书毁坏严重遭难重重。自宋朝以来社会比较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 佛教文化也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在宋代, 因为统治者的提倡, 全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宗教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宗教文化的兴盛, 其中对佛经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宋朝时期就曾有过官府组织的大型翻译经文和典藏经书的活动。

3. 社会经济原因。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 经济就是它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的坚实程度直接影响着寺院文明的繁荣程度。纵观寺院藏书的历史, 很容易就会明白, 经济越是繁荣, 寺院藏书就越丰富, 经济越萧条, 寺院藏书就显得越稀少, 有时还会出现倒退现象。在宋代寺院藏书除一部分是官府提供以外, 大量的书籍都是需要自行雕刻出版或自行购入的, 这些都是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撑的。历史上, 南朝的统治者特别信奉佛教, 曾大量地兴建寺院, 并赐给书籍田产。宋代的寺院经济特别发达, 这都是源于统治者的免税免租政策。寺院书籍的另一种来源是凭借信奉者的捐助。大量的善男信女捐献的善款都是寺院取得书籍的资金来源。

4. 寺院招揽人才的原因。

自古以来, 很多著名的高僧在出家之前或之后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涵养, 也曾或多或少地留下过为人称道的优秀作品。这些书籍涉及面广内容丰富, 其间除佛经外还包含了四书五经、兵家、法家、医家的经典。仅以佛经为例, 中国僧人撰著的数量已是相当大。在宋朝仅道性高僧就为皇家道场创作了许多的佛经。据相关资料表明隋朝大藏中, 中国僧人著述达一千一百三十七卷之多, 占总数六千一百一十九卷大藏中的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 佛门自产生以来就是以清净为最, 许多文人墨客厌恶与社会的烦恼, 来到寺院进行清修, 也会留下相当一部分经典作品, 这也是宋朝寺院藏书的一部分重要来源。

5. 寺院建筑的建设。

中国佛教的传入基本上是同寺院的建设同步的, 只有拥有了固定的传播场所才会形成一种信仰, 一种文化。汉传佛教倡导的是僧人集体修行制度, 于是寺院就成为了僧人生活、修行的集体场所, 僧人对寺院的依赖也逐渐加强。寺院的另一个优势是其稳定性较强, 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收藏文化典籍的最佳场所的原因。历史上, 许多次的王朝更迭, 社会动乱都没有对寺院藏书进行过破坏。其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寺院对藏书的保护。

6. 寺院藏书制度的完善。

中国古代寺院藏书自成一体, 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寺院藏书的单独性、独自性。在宋代, 寺院藏书的管理体系完全是以寺院文化为主, 其记录、收藏、编撰及整理都是由专有僧人完成的, 藏书的典藏也是有专门的藏经阁。早在隋唐时期, 寺院藏书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 寺院大多建有专门的藏经阁或藏经院。另外, 寺院的藏书一般仅供本院僧人或长老借阅, 一般不会向外出借。藏书还配有专人管理和修缮, 以确保书籍的完好。

二、宋代寺院藏书的构成

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 到宋代时期寺院藏书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藏书种类, 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佛经大藏、佛经大藏之外的单开本译撰经书、本土高僧撰著本、疑伪经、宣扬教义的通俗文本、寺院文书、梵文经书、其他佛教典籍等等, 形式多样而内容丰富多彩, 并逐步形成了围绕大藏经书为核心的藏书体系。除去大量的佛家经典之外, 还收藏有四书五经、天文、医学、地理、风俗等方面的书籍, 还有数量不一的梵文原本或副本存在, 这也是独具特色的寺院藏书的组成部分。

三、宋代寺院藏书的特点

随着汉传佛教的不断发展壮大, 寺院藏书也随之水涨船高。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佛教文化逐步发展, 寺院藏书在量上有了较大规模的积累。因为大量著名僧人的不断涌现, 使得寺院藏书在内容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出于对信徒考虑, 寺院还会自行出版经书以供施舍之用。有时候信众也会抄写经书以表示对寺院的捐赠, 这些都是我国宋代寺院藏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四、宋代寺院藏书的发展

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这一阶段寺院藏书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开始迅速发展, 信奉者不断激增。佛教影响力不仅仅存在于民间, 也开始涉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 并占据了重要地位。此时, 外来的高僧纷纷来到中国, 带来了大量的佛教经典的文献, 随之被汉传佛教抄录或翻译并大量收藏。隋唐时, 佛教文化达到鼎盛, 寺院藏书也随之兴盛。当时, 寺院星罗棋布, 佛经如山, 著名的僧人也很多, 佛教文化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于此形成对应的是寺院藏书, 其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汉化的特点, 藏书在数量上也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以大藏为主的寺院藏书体系, 并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宋朝时期, 统治者一改之前的抑佛政策, 不但停止了前朝毁坏佛院的政策, 还特别支持僧人游历讲学, 曾资助行勒等一百多人去西域取经。之后又组织编撰了大量的佛经, 并修缮了因战乱所导致的佛教寺院藏书。之后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 加之人们思想水平的禁锢, 寺院藏书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

这一时期, 因为契丹等少数民族特有的黄教信仰, 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崇尚佛教的风气, 特别是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中就专门建有关于宗教的职位, 他是全国宗教信仰的指导。因为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势, 都信奉藏传佛教, 所以对佛教的支持很是到位。同时出于对统治的需要, 各国统治者都会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收集佛教经典文献, 大量的印刷以御赐给各地寺院, 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宋代寺院藏书的发展。这一时期是古代寺院藏书的承前启后期。此时的寺院藏书延续了隋唐的藏书风格, 并以印刷术为依托, 大量地出版经文, 并被广泛地传播于全国各地区, 有力地推动了寺院藏书的发展, 并为之后的藏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寺院藏书的发展不仅仅是我国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整个藏书文化起到了补充说明的作用, 还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形成, 人们宗教信仰的左右及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十分具有肯定意义的, 特别是对现代藏书体系的建立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寺院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其中又以寺院藏书影响最为深远。从古代藏书组成上来看寺院藏书、官办藏书、私家藏书及书院藏书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关键词：寺院藏书,发展,宋代,主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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