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2024-05-25

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通用6篇）

篇1：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寺院经济模式研究

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副主任；何方耀，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经济从空白到恢复，逐步走向繁荣，寺院数量已达3万多所，许多寺院已经基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汉传佛教寺院亦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道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道风建设、佛学院教育、社会弘法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寺院经济模式的巨大的变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融汇和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传统。古代的印度，寺院一般没有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性活动，其生存运作基本依靠官府及信众的施舍捐赠。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宗教传统、民族习惯及社会风俗的变化，寺院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禅宗丛林制度兴起之后，一改印度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新禅风。禅宗寺院外，一般寺院经济也由单纯的外来施舍捐赠，逐渐增加了寺院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形成了新的寺院经济模式。古代佛教寺院以地租为主，唐宋时期还形成了种植、浴室、碾硙、邸店、借贷等众多经营方式，因为寺院经营通常可以豁免赋税，有时寺院经济过于膨胀甚至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而遭致打击，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即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明清以后，寺院经济以施舍捐赠和地租为主，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之前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佛教名刹往往拥有丰厚的庙产，如镇江定慧寺有土地万亩，金山寺有良田数千亩，常州天宁寺亦有寺田8500亩，广州的光孝寺、大佛寺、长寿寺都拥有走过5千余的肥田沃土。又如武汉归元禅寺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代200多年间，共有信徒布施白银2900余两、黄金10余两购置了19处地产，寺院自己则花费白银210两购置了3处田产，所以田租收入是该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除通都大邑的名山古刹之外，一般乡村寺庵则靠经忏佛事超度亡灵等以维持生计。但总体上，历史上的汉传佛教寺院均有恒产，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由于有着雄厚的寺院经济基础，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菩萨精神，积极实践慈悲利他精神，致力于赈灾济困，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佛教寺院经济取之于社会并回馈于社会的传统。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给佛教寺庙经济以沉重打击，民国期间的动荡和战乱更使各地寺庙经济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佛教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寺院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寺院田产按土改法重新分配，寺院经济由传统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租、庄园经济模式向现代经营行的转变，除部分山区寺院经营林场、果园（如苏州灵岩山寺）和农场（如江西云居山、广东云门寺）外，多数寺院兴办了毛巾厂、麻袋厂、服装加工厂以及火葬场等，基本实现了自养。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开启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恢复的标志。1991年党中央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等内容。中共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协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门票经济成为汉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形式。汉传佛教寺院门票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文革”期间，有些有历史影响的寺院由文物局或园林部门等管理，开始收取门票以供旅游参观。“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这些寺院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后，为了实现“自养”，继续收取门票，其他一些寺院因处于旅游风景区等诸多原因也相继开始收门票。除门票收入外，信徒布施（寺院设功德箱、殿堂佛像修建化缘等）、宗教法事活动（以朝暮两堂功课随堂延生和超度佛事为主，也有大型的水陆法会等）、以及寺院经营活动等（包括素菜馆、佛经及法物流通处、卖香烛等）。

目前，我国寺院已有3万多所，在不同的寺院中经济情况大不相同。都市中寺院、佛教名刹与名胜道场以门票、寺院经营、佛事活动及信徒布施为主，经济情况比较好。然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在寺院经济中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大城市、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著名寺院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仅门票收入在2、3千万元以上的寺院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热点长三角、珠三角、江浙沪一带，甚至不乏年收入过亿的丛林大刹。以广东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恢复4座寺院到2012年1500多座名刹古寺遍布南粤各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寺院，不少因地处偏僻，寺院无固定收入，信徒捐献有限，生存极为艰难，有的寺院常住还被纳入低保救济的范围。加之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一方面僧才难以为继，一方面僧人多向都市及名山名刹集中。大量乡村寺院和地处穷山僻壤的小庙不仅难见僧人，而且也难免处于“抛荒”状态。如湖北省佛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佛教教职人员4000多人（认定备案近3000人），僧人多数集中在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之中，或在宗教历史名胜区，如黄梅四祖寺、五祖寺等历史名刹，而多数乡村小庙甚至都没有僧人居住；重庆227处正式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200余处为偏远乡村的小寺院，多数都没有僧人居住，有的仅有一两位僧人；广东的湛江和潮州地区只有1、2个出家人的寺庙占当地寺庙的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僧人，基本靠在家信众管理的寺庵也不在少数。

二、汉传佛教寺院所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30年来，汉传佛教寺院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回顾近现代佛教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可以说当代汉传佛教正处在黄金发展时期。目前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基本上是好的，在社会上树立了正面的形象，随着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四众在社会进步、文化活动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体上看，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界努力将取之于十方的善财回馈社会，积极从事于文化建设和弘法工作，努力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佛教寺院自古以来即具有双重属性，即宗教属性和社会属性，从佛教的传统理念来看，寺院财产取之于十方，亦用之于十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积极回馈社会。以慈善为例，据中国佛教协会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全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占全国宗教界捐款总额的62%。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透明度、公信力和号召力日渐增强，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佛教界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汉传佛教寺院管理的类型

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道风建设和寺院弘法利生事业都离不开寺院的有效管理，而经过“文革”浩劫之后，汉传佛教寺院的恢复和建设几乎都是在残垣断壁上重新起步，各地寺庙大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寺院。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各级党委统战部和政府宗教部门的帮助恢复和重建寺院；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除了政府相关部门之外，各种民间资本和地方势力开始涉足佛教寺庙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21世纪之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流行模式，兴建寺庙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种大型企业和商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入寺庙建设和管理，特别是那些风景名胜区的著名丛林，更是成为各种势力竞相投资的对象。因此，使佛教寺院的物业管理和经济管理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依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就管理主体的角度而言，当下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形式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七种类型。

（一）僧人自主型管理。即寺院由出家僧众根据佛教的传统和仪轨，选任住持、礼聘两序大众，对佛教寺院的各项事务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这既是我国相关宗教法规所规定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传统丛林制度一脉相承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寺管会，还是实行方丈负责制，其管理主体都是出家僧众，除在对外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行政部门的领导外，其内部的大小事务，人事、财务、物业、法事、寺院建设、对外交流、自养事业都由住持率领下的两序大众决策、管理。就人、财、物、资源、信息管理的自主程度而言，那些完全依靠佛教界自己筹资兴建的寺庙最具典型性（如湖北五祖寺、四祖寺，广东六祖寺、千佛塔寺），就汉地寺庙的总体情况而言，其自主的程度和职事设置或许有所不同，但僧人自主型管理是大多数寺院所采取的管理模式。

（二）政府主导型管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寺院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扮演了主要角色，或者寺院完全由政府职能部门所建，或寺院作为旅游场所一直由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寺院恢复开放时，便是作为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双重身分登记注册的。虽然有僧人驻锡其中，按照宗教仪轨举行宗教活动，但寺院的寺管会基本由政府相关人员组成，并负责寺院或整个景区的管理和决策活动。这种管理类型的典型就是广东陆丰县碣石镇玄武山的元山寺。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被视为旅游场所或旅游景观的组成部分。正如元山寺管委会汇报材料所说那样，“元山寺宗教文化是玄武山旅游景区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我们把玄武山定位为宗教旅游。海内外旅客到玄武山旅游、进香、朝拜是最基本的旅游活动，香火鼎盛，是海内外闽语系佛教信众信仰中心。”“进香、朝拜”显然是宗教活动，却被视为“基本的旅游活动”。将宗教活动和旅游活动视为一体，等量齐观，用管理旅游的方式来管理宗教活动，成为当地政府主导型管理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

（三）投资人主导型管理。即寺院由在家居士筹资兴建，本着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寺院建成后，法人代表和寺庵负责人都由投资者兼任，虽聘有出家人做挂名住持，但寺院中的出家人如同寺院所雇用的员工，只是负责法事活动，按月领取工资。筹资兴建寺院的法人代表既有商业人士，也有乡村的“大佬”甚至退休干部职工。这些寺院往往规模不大，以广东为例，主要分布在粤东粤西的乡镇，历史上它们就存在，但大多毁坏仅剩遗址，却被当地信众视为灵验之地，在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一些商界人士或当地“大佬”便筹资重建，作为投资营利的方式之一。如广东“普宁池尾的白水岩（寺），原为根通法师1949年前在此修行时所建，改革开放后申报开放，没有僧人，由那里的13个村轮流派大佬看班、收钱，聘请了一个僧人作挂名住持。还有揭东的源德禅寺，也属这一类型，名义上请光茂法师挂名住持，实为吴文蔡（已故）和他老婆管理、收钱。” 广东揭阳市东山区黄岐山凤内嘴口慈云禅寺也主要由在家居士管理，“香港的弘轮法师为挂名住持，实际操作的则为在家人，寺院里完全没有僧人。”广东汕尾海丰莲花山的云莲寺也属于投资人主导型。就广东的情况而言，这类寺院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粤东的潮州、汕头、汕尾、揭阳等地却相当普遍。

（四）政僧合作型管理。即政府相关机关与僧人共同管理寺院相关事宜，一般来说此类寺院设有寺院管理委员会之类的管理机构，管委会由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和寺内常住共同组成，同时，寺内僧人也按传统清规设有方丈和两序执事，寺内的法务或佛事活动通常由僧人管理，而寺院的物业、旅游、附属商业网点和殿宇建设则由寺管会管理、决策，在寺管会内政府相关部门拥有较大的决策权。这种类型的管理以广东肇庆市的庆云寺较为典型。庆云寺寺管会由政府宗教部门的干部和寺内常住共同组成，寺管会的正副主任由市宗教局领导和庆云寺方丈担任，管委会下面采取企业管理中的经理制，每一个部门经理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部门经理主要由在家人士担任。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管理体制，与寺院的恢复、重建的特殊经历有较大关系。庆云寺为广东省最早（1978年）恢复开放的寺院之一，在恢复之前寺院由云顶旅行社管理，庙里的僧人也如同职工一样由旅行社管理，整个寺院的重建、维修都是在政府的投资与主导下完成的，后来成立的寺管会也由政府相关部门起主导作用，1993年，一部分挂单僧人企图架空洪慈方丈，上访游行，寺内僧众内讧争斗，在政府宗教部门的强力干预下得以解决。这样在管理体制上这种政、僧合作式的管理模式便延续下来。

其实，各地寺院在开放初期，在寺庙的管理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影响，以广东为例，如韶关的南华寺、潮州的开元寺、广州的六榕寺都存在相同的情况，只不过在以后的调整中完成了体制转变，形成僧人自主管理的体制，而庆云寺、顺德的宝林寺等寺院则形成了政、僧合作的管理体制，并延续至今。

（五）僧商合作型管理。即寺院由建设寺院的投资商和驻寺僧人共同管理，僧人负责寺院的教务活动，投资商则组成管委会负责寺院的财务、人事、物业和基建管理。这类寺院常常由从事商业的居士或信众团体筹资兴建，聘请出家僧人管理寺内的佛事活动。寺院的法人往往由在家居士（筹资兴建者）出任，管理寺院相关业务，聘请僧人为寺院住持，负责教务活动。这样便形成了商人（俗人）管理事务、僧人管理教务，僧商合作经营的管理体制。这类寺院就总体而言所占比例不大，就广东的情况而论，主要分布在粤东地区，如揭阳市的藏莲寺、侣云寺，潮州的松林古寺等寺院就属这种管理类型。

（六）家庭包办型管理。即俗人经营管理、以经忏法事为主要业务的 “夫妻庙”或“父子庙”，主要为分布于福建、江西南部和广东梅州地区的香花庙，且为数不少。以广东的梅州为例，现在的梅州市除了千佛塔寺、佛光寺、石林寺、万福寺和丰顺、平远等县的一些寺庙外，绝大多数小庙都属于香花寺庙。这类寺庙一般来说规模都比较小，由夫妻或父子管理，世代相传，其法事活动主要是给当地民众提供各种类型的宗教性服务，包括红白喜事上的念诵祷告、经忏法事，各种节庆上的祈福还愿、神祇祭拜活动。其活动虽然以佛教的面目出现，实为一种民间信仰。这类香花庙在广东梅州和福建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相传起源于明代），今天这类寺庙虽然逐渐减少，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广泛存在。除了梅州地区之外，在粤东、粤西地区的乡镇也存在一些俗家人经营的“夫妻庙”。

（七）政商僧三方合作管理型。即政府相关部门、大的商业公司和寺庙僧人三方或共同参与寺庙的建设和扩建，或将寺庙纳入名胜风景区并作为景区的核心部分进行管理，三方合作，共同经营管理，利润三方分成。如陕西的法门寺、海南的南山寺、佛教四大名山（峨嵋、五台、九华、普陀）的一些寺庙就选择了这种方式或者曾经是这种方式。这种模式是在世纪之交才兴起的，往往是由政府出面规划，商业公司出资经营，寺庙僧人则被迫卷入其中，这其中以重庆的温泉寺最为典型。这种模式虽然兴起不久，但由于受开发旅游、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驱动呈现迅速扩展的趋势，尽管国家宗教局等十部门于2012年正式出台法规，严禁寺庙“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但这种三方合作经，以企业经营手法管理寺庙的模式仍然或明或暗地在各地悄然进行。

无论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关键看其是否符合管理对象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事实上，这7种管理体制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如政府主导型和投资人主导型这样的管理模式，从佛教寺院的管理传统和政府宗教法规政策来看，它不太如法或合法，但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如广东陆丰的玄武山元山寺，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这两周之内，前来寺院烧香拜佛的海内外信众和游客多达十余万之众，长长的车龙从寺院一直延伸到高速公路，其场面之壮观、人员之庞杂在全省寺院中无出其右，在全国范围内也颇为罕见，如果不是政府的直接管理，仅靠寺内的十几位出家师傅，肯定是无法应付，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群体踩踏事件。正是因为寺院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直接管理中获得较大的经济回报，因而也调动了其认真管理、全力以赴的积极性，以致元山寺开放30年来，基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这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不无因果关系。再如投资人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其寺院多在经济落后的贫穷山区，那里信众众多，但却没有正规寺院，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寺院则仅剩遗迹，而当地信众一时难以筹集足够资金重建寺院，一些从事企业经营的佛门居士发心筹集巨额资金，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庙宇重建，建好之后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主导寺院的管理，对寺院的重建和管理都起过积极作用。

但对最近兴起的政、商、僧三界的联合开发模式，我们觉得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因为这种由商业主导的捆绑式开发，对寺庙的建设和管理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造成的后果也特别严重，对这种模式和现象应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拟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凡是存在的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7种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先后出现，有其自身的因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过其正面作用，正因为这些不同的管理模式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因此，在许多寺院得以延续至今，这种多元管理体制和不同管理模式事实上一直存在，尽管饱受批评和非议，却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与其时空环境有密切关系。

从辩证的角度来说，管理的多元性既说明了社会环境渐趋宽松，也说明了佛教寺庙管理上的多变与混乱。而这种多变与混乱在当下唯利是图的商业大潮的裹挟下，使寺庙管理出现了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佛教寺庙的发展也是如此，而就我国行政部门的传统而言，习惯于制定统一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全国一盘棋，上下一个口径，简单明了，操作方便。但在当前情况下，身处不同环境中的寺庙却情形各异，问题迥别，在管理上形成7种模式，因此，在寺庙管理上也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根据具体情况、因应具体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规约，采用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我们根据当下汉族地区寺庙的实际情况，对其管理体制进行类型划分、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就是希望既要看到各地寺庙的共性，更要了解其个性和特点；既要看佛教寺庙发展的良好态势，也要正视其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制定管理条例、实施管理规则时处理好统一标准和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每一个管理规约都具有其明确的实施范围和适应对象，走出一纸规约通行天下的僵化模式，在统一管理与多元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我们的管理思维跟上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步伐，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应病与药。

篇2：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研究现状：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然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佛教。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佛教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但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及其困苦。时逢魏晋玄学思潮兴盛，社会**，佛教与汉地文化开始契合亲近并在汉地社会各阶层扩大发展的机会，于是逐渐演变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局面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可以暂时缓减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大量的劳动人民开始信仰佛教。于是佛教的影响由上层走向全社会。佛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对于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也乐于支持佛教的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渐渐在中国大地开始扎下根，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与发展：佛教寺院经济基本上可以分为寺属土地、寺属人口、寺属财务三个方面。下面们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土地的获得

最早的寺院地产由是僧人自行开垦的。史籍记载北方寺僧垦田，始见于公元四世纪初。北魏平阳郡(今山西临汾)武阳人法显，三岁时入寺做沙弥，“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刘稻”。，他们种的是汾河谷中的水田，晋僧释道恒说沙门“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见当时寺僧垦田自耕，已是常见的现象，但僧人自垦毕竟不是当时寺院地产的主要途径，寺属土地的获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国家的赐与

帝王崇佛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赐田给寺院，南方最初开始于刘宋，北方始见于北魏，都稍晚于寺僧自耕。宋元嘉二年，文帝赐田瑾县阿育王寺，田在寺东五十里处。《梁书》载梁武帝造大爱敬寺，赐田八十顷。为了营造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严而巧取豪夺。他在钟山西侧为其夫建造大敬爱寺，强迫世家大组中书令王骞（qian）出卖其曾祖父王导的赐田。王骞不卖，武帝大怒，不尽以低价购买，还将其左迁外藩，贬为吴兴太守。

北方赐田以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今山西）为早。该寺北魏延兴二年(472)初建，太和十八年(494)重修，次年将距寺150里的一处山地，“特赐寺庄”又北齐天保初，文宣帝在邺县天城寺受戒，赐额“合水寺”，赐以山林，“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国家赐田给佛寺，有奉佛与开垦土地的双层含义不论南方北方都一样。

2、社会人士的捐赠

社会人士的捐赠也是寺院土地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帝王带头佞佛，官僚贵族也不甘落后。如刘宋车骑将军范泰立抵园寺，并施“果竹园六十亩”，南朝高门何胤病危，也不忘遗嘱“田畴馆宇，悉奉众僧”这是当时高门大族施地寺院的例子，而当时地方民众无论南方北方都以乡里集众施田为多。东晋义熙(405-418)年间，慧远弟子法安至新康(今湖南宁乡西)，数百乡民“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北方乡里是同宗合施。宗姓一族为主的里人共同施地，多者50亩，少者10亩，所施土地有宅田、麻田、白田等。这些都是清信人士自愿施舍给寺院的例子。

寺院逐渐的拥有了大量的土地，故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即有“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民产，广占民宅”的情形。而且寺院的土地多是地质肥沃膏肤良田。如《广弘明集》载北齐时，“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而寺院土地的大量拥有，为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是隋唐之际寺院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而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也为寺院附属人口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寺属人口的获得（度僧、依附人口）

寺院户口最大的来源是度僧，北魏前度僧权操纵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可以迁自向寺院索取度碟（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在南北朝时期，赋税和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却有“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的特权，寺院已然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对于那些编户齐民来说更是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于是贫苦农民更是纷纷带着自己的钱财和土地加入到寺院的门户下来求得寺院的庇护。在投靠寺院后，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仅有土地的使用权，渐渐的就发展成为寺院依附性的农民。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据统计魏晋僧尼有77000人，到北魏末年，短短50年的时间急剧增加到200万人约24倍。南朝的梁，北朝在北齐时达到顶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只是寺院的领民而已。南朝梁时“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北朝亦是“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裨子，年大私度为弟子。”可见，当时的寺院除了私度僧尼，拥有广大的僧众外，还有庞大的附属人口。另外，北魏佛寺普遍配置的寺户即浮图户，他们一部分来自重罪犯，一部分来自官奴。沙门统昙耀在奏置僧抵户时，还奏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抵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样寺院就拥有了“佛图户”和“僧抵户”来供养寺庙僧侣。

总之，大量的寺属人口的存在，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无偿劳动，为后来寺院经济的繁荣及寺院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寺属财产的获得

在寺院经济形成发展初期，寺院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土地和寺院附属人口，而且寺院也能获得钱、布、帛等实物财产，这也是构成当时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武帝本人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就三次共用钱一亿万来为梁武帝赎身。梁武帝及其臣下还以大量钱财施舍给寺院，如中大通五年(533)，他亲至同泰寺讲说《摩诃般若经》时，就施舍给寺中钱绢锡杖等物二百一十种，值钱一千九十万。太子施舍与寺中钱绢计钱为三百四十万，六宫施舍计钱二百七十万，臣庶施舍计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总计这次舍入寺中计值二千八百万左右，如裴植用“布帛数百赎免其母”。《魏书..裴植传》记载“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马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诸子各以数百赎免其母。” 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有此风俗，如《洛阳伽蓝记·正始寺》条云:“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以上所举都是信徒处于自愿而施舍于寺院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位居高官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他人捐钱物予寺院的事例也常发生。如南齐明帝甚至以百姓“卖儿贴妇钱”起湘东寺。而胡太后则更是“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寺。”

总之，国家民众各方面的财富既不断地向寺院输进，寺院财产便很快的富厚起来，而且寺院不同于俗界，无分产继承之事，所以寺院财富有积无散日渐增多。也正由于寺院在土地、寺属人口及寺属财产等方面的大量获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为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篇3：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佛教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要确保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寺院经济的开展中就必须有健全的收支管理制度, 以保证有限资金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从历史来看, 佛教寺院早期一般实行“三纲制”, 即设立寺主、上座、维那具体负责僧团与寺院的管理, 也包括寺院的财物管理。唐宋以降, 佛教丛林制度形成, 建立了以住持为核心、东西两序为弼辅的管理制度。寺院财产的管理也变为主要由东序知事负责。寺院丛林制度发展至近代, 虽然寺院所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复杂, 但寺院的财产管理基本还是沿用了唐宋以来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寺院农林业、工商业以及寺院服务等经济的日益发展, 加之香火、捐赠等收入, 寺院的收入也日益多样化, 所以, 之前与丛林制度相对应的司库制度已远不能满足当前寺院经济的运作和管理了。因此, 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 才能保证当前寺院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当前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笔者把寺院经济的收入管理分为寺院自养经济收入管理和捐赠收入管理两个方面。

1. 寺院自养经济的收入管理

这方面的财务管理主要包括寺院从事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和宗教服务等收入的管理。当前, 大部分佛教寺院都建立了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 并且对寺院经济中的每一项收入管理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比如, 寺院经济中所有经营所得的现金和支票收入都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入账, 由寺院设立的财务处统一管理, 并且要建立银行存款、现金等账户, 做到逐笔登记, 日清月结, 严格管理账户。另外, 所有实物如旅游纪念品等经营所得收入须先由寺院库房清点核对, 然后确认入账价值并填写缴款凭证, 最后交财务处核收入账, 进行统一管理。有的寺院如上海真如寺在完善寺院财务管理制度同时, 对各项收入管理还做了具体规定:其一, 门票收入管理。门票要编号印制, 售出要按编号顺序, 售出款项每天当日交出纳, 由出纳出具收据, 月终结算, 售出总金额减去成本, 得利润作为收入中之一。其二, 法物流通收入管理。购进法物要有发票, 销售法物每天终了或次日款项要交出纳, 出纳出具收据, 月终盘点, 法物数量再由会计结算销出金额减去成本, 求得利润也作为收入中之一。第三, 宗教礼仪服务收入管理。收入金额全部交出纳, 由出纳出具收据, 月终会计结算总收入。

2. 社会各阶层的捐赠收入管理

有学者曾指出, “巨额捐赠几乎成为各个寺庙动产收入的主要构成。而于一般平民百姓的零碎捐助, 就更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了。”[1]特别是随着工商业的发达, 寺院来自工商阶层人士的大量捐赠更是多如牛毛, 无以统计。因此,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将这部分收入管理好, 自觉接受信众和其他组织机构的监督, 就显得非常重要。《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并给捐赠者出具财政部门印制的收据或本场所统一印制编号的收据, 加盖本场所印章。接受的捐赠应当及时入账, 捐赠的是实物的, 应当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核价入账。”举例言之, 如上海真如寺在捐赠收入管理中, 统一把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的捐赠, 均列为“香金收入”科目, 并可另立明细账。具体管理如下:香金收入 (包括现金、存折、外币) 均由出纳签收入账, 且所有香金收入, 均须出具收据在“事由”栏内注明来源;节日和平时开放香金柜必须由两人以上共同开启、清点, 开列清单一式三份。清点人清点后分别由负责人、出纳和清点人各执一份, 如有必要, 并可在香金柜上使用两把锁, 由两人分别掌管;香金柜中现金当日连同清单交出纳, 由出纳出具收据交开启清点人员;香金柜中外币, 应在清单上列明与现金同时交予出纳, 由出纳在现金收据上注明外币种类和数量, 并另行立账记录, 各类外币兑换按国家规定处理;香金柜中的贵重物品 (黄金及其他饰品) , 清点后开列清单及时会同保管人员装入编有顺序的信封, 注明内装物品的名称形状数量, 加封后由开启及保管人员共同签章, 连同清单交保管人员, 在返回开启人员的清单上签章, 保管人员应立账记录, 贵重物品的保存期不得超过一年。信众非投入香金柜乐助费, 一律出具收据, 乐助款直接交予出纳的由出纳开具收据, 其他人收取乐助的由收取人出具收据, 然后将乐助款连同收据中的记账凭证联交出纳入账, 出纳应在收据的存根联上签章表示款项收讫[2]。

二、寺院经济中的支出管理

古时丛林寺院, 三衣一钵, 粗茶淡饭, 百衲衣只求蔽体, 生活简单, 物质生活降至最低线。因此, 当时一个司库制度就能确保丛林寺院经济的正常运转。然而, 当今寺院在经济支出方面表现为越来越多样化, 不管是小庙的“量入为出”还是大寺院大丛林的“量出为入”方式, 寺院经济发展中对财务支出的管理日益重要。特别是当前许多寺院已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除了僧人的衣、食、住、行日常性支出和寺院工作人员工资开支外, 寺院建设、殿宇维修、文物保护、文教事业和慈善事业等支出是寺院经济支出中的主要部分。因这部分支出数额巨大, 对于不少寺院来说还不是那么轻松的。“根据1992年台湾地区宗教团体的普查报告, 台湾地区共计有2 238所佛教寺院、33 298名僧侣神职人员, 以及有登记的信徒人数为106 191名, 合计平均每万人拥有1.08所佛教寺院;寺院的支出规模仍以50万元以下居多 (66.4%) , 不过, 也有6.12%寺院的年度支出规模高达500万元以上;……而这也直接说明了每一所佛教寺院背后实则背负着育养常住僧侣庞大、沉重的经济生计压力。”[3]所以, 在寺院经济发展中必须严格按照寺院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支出管理, 节约开支, 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 寺院经济支出管理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上根据支出的不同情况实行民主管理, 接受僧众监督。需要听取信教公民意见的, 应当征求信教公民意见。

1. 寺院经济支出的宏观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 佛教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僧众的生活来源已经不是出自国家政府的财政拨款, 而是依靠经营农林工商以及从事宗教服务来实现生产自养。然而, 与中国在经济、社会地区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一致, 寺院经济也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寺院经济自然要比西部等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要好的多, 城市寺院相对乡村寺院, 各项经济收入也较多。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 寺院经济实力较弱的寺院在资金需求与供给不足上的矛盾非常突出, 而寺院经济实力较强的寺院往往又因为大力发展文教事业等出现财务赤字的现象, 所以, 建立相对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 对寺院的财务支出进行统一管理, 在保证日常开支的情况下, 集中所有资金确保大型宗教活动或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也即“集中力量办大事”, 解决寺院经济中的资金供求矛盾。再者, 对于寺院的经常性支出, 如水电费、办公费、僧人外出学习培训费等开支实行定额管理。由于这部分支出比较固定, 因此, 严格控制该项支出, 可以节约寺院经济的总支出数额, 把结余的部分运用到其他项目上。此外, 对于僧众的生活费以及教职人员、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支出实行定员管理。也即按照事先定制的标准准确统计该项支出的总额, 并根据支出标准的变化 (如物价升高) 适时调整支出数额。

2. 寺院经济支出的微观管理

从微观上来看, 寺院经济的支出管理应细化为更为具体的管理流程。如寺院因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日常办公所需现金或实物等费用支出须由经办人填写付款凭单连同原始凭证交主管负责人签章, 也可在发票背面由经办人、验收人、财务主管负责人同时签章, 方能领取。需要用支票方式支出的, 必须填写支票领用单并经财务主管负责人签字后才能领用。再者, 预定工资、奖金、福利等费用, 人数和金额如有变动, 需由主管负责人或其受权人书面通知财务。此外, 白发票不能报销。如在执行中确有困难, 须经办人员写明原因, 经主管负责人审批方可报销, 但也应该在金额较小、次数较少的范围内从严掌握。最后, 寺院添置财产价值在100元以下的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审批, 100元以上的由主管负责人审批, 超过500元的必须申报主管部门审批。

总之, 当前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应根据国家有关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结合自身特点, 建立健全寺院财务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库房管理制度以及会计制度, 并且各项开支要严格执行寺院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国家有关财经的法律法规, 科学合理安排寺院的资金, 从而最终使寺院经济以及佛教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上海真如寺释妙灵.真如寺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2006.

篇4：法门寺：寺院经济的缩影

四月底的关中，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田野里弥漫着麦苗的绿色和油菜花的金色，还间或伴有灿烂的桃花。而在巴士过了扶风县城没多远，另一种金色在远处张扬开来，司机也提醒乘客：法门寺就要到了。

但是这片金色的建筑却并非法门寺，虽然其名称叫“法门寺文化景区”。

记者登上法门镇一处建筑物顶点从空中看去，“法门寺文化景区”像是一条巨大的金念珠，如果把法门镇比作一个人形，法门寺就是这个人的头部，这条金念珠则扣在法门寺上面，并罩住了整个法门镇，一直垂到南面的田野中。

为了这个景区，法门镇拆除了8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拆迁户几乎占到全镇非农业居民的一半，此外还有数十亿的投资。——此前曾有媒体报道“陕西法门寺耗资50亿元人民币，修建专门供奉佛祖真身舍利的合十舍利塔”，此后陕西省宗教局副局长张宁刚辟谣说整个投资只有20亿元左右。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公司总经理刘兵则表示，法门寺文化景区一期投资在25亿左右，两期总投资为45亿。

位于景区中心的是由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家李祖原策划设计的合十合利塔，塔高148米，相当于50层楼高。2009年5月9日，“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合利安奉大典”将隆重举行。届时，将有海内外高僧大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知名人士、旅游界代表和佛教信众约3万人出席。这个隋唐的皇家寺院将迎来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庆典。

难以超脱红尘的寺院

合利塔的南端是一个可容纳10万人的广场，然后经由15D0米的佛光大道可步行到达南边的山门广场。在这半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中，除了法门寺南门一段为铁栅栏外，都是连绵的高大红色围墙，等到整个景区建成，包括现在独立运作的法门寺和法门珍宝馆都要被圈进这个围墙当中。景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5月8日整个区域就要全部封闭。

此前的3月20日，因为开发商搭建围墙堵塞了法门寺东侧的机动车出入通道，使得寺内的放生法会无法正常进行，引发了寺庙僧人的不满，数十名僧侣和施工人员发生冲突，推倒了围墙。法门寺一度发布《法门寺暂时关闭公告》称：“由于法门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强行在法门寺山门口砌围墙，设门卖高额门票，连寺院内部用车出人通道也要封闭，法门寺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决定暂时关闭山门。”事后经过政府的紧急协调，开发商道歉称是施工人员“理解错误”，不再搭建围墙，法门寺则于次日重新开放。

一个月后，记者在法门寺采访时，有关方面都不愿再提起此次冲突。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法门寺和法门镇宝馆都不愿意实行一票制，在政府协调下法门寺勉强接受了，并且和景区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是珍宝馆和景区还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三方协议就一直没有生效，开发商为了赶进度就想先把寺庙周围的围墙先建好，因此引发了冲突。后来协调的结果是，以后农历初一、十五和寺庙有重大节庆时，持本寺皈依证的信徒可以免票进入。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位人士介绍说，比如佛骨舍利现在是由法门寺委托公安部门管理，但是合利塔竣工后没有通过公安验收，舍利到底怎么存放还属于未知数，将来开光后寺庙要对有关佛教礼仪进行监管，要派出僧人入住进去，这个协议也还没有达成。

对于协议中门票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位人士表示并不是很清楚，“据说要优先还贷款。”

在凤凰网进行的网络调查中，80％以上的网民都对法门寺的“推墙”表示支持，并且反对对寺庙进行商业开发。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佛教寺院当然无法和经济脱离关系，但是寺院直接涉足经济活动，却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才有的现象。在原始佛教时期，出家僧侣严格遵守不经营、不持有财物的戒律，每日食时到城中乞食。现在在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国家，基本上仍保持了这个传统。

但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却遇到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较寒冷的北方一日只吃一顿饭已经较难做到，而且汉族文化传统中认为乞食是卑贱的行为，许多信徒更愿意布施财物乃至土地给寺庙，再加上一些戒律的翻译滞后于佛教的传人，因此佛教团体在中国的发展渐渐产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传统，除了极少数严守小乘戒律的僧人外，绝大多数寺院乃至僧侣个人都不再靠乞食为生，并且主动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得从事各种佛教活动的资金。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其经济形态也有着不同的阶段。在刚传人中原的时候，佛教僧人以外来的胡僧为主，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僧团，其生活主要靠官方和官僚贵族的供养，佛教场所之所以称为“寺”，就是因为接待第一批外来僧人的“招待所”被仿照鸿胪寺命名为“白马寺”。

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时代的动荡加上部分统治者的鼓励，使得寺院数目和出家僧众人数都急剧增加，也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寺院。这些寺院开始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财富以田产为主，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朝廷勒赐，二是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他们自带部分田产建置寺院，招集僧徒，耕种土地。三是城市寺院兼有经营活动，有的经营工商杂业，有的开当铺。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僧人给田三十亩，女尼给田二十亩。朝廷正式承认了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了，所以寺院经济急剧膨胀。据日本僧人圆仁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广东的南华寺也有山田千顷。右台殿中侍御史辛替否在描述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时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法门寺所在的长安地区，是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包括法门寺在内的许多寺庙，都是主要依靠皇家供养生存。比如西安的大兴善寺，是隋文帝开始建设新长安城(当时称大兴城)时就在“九五之位”同时规划、同时施工的，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则是当时的太子李治为了替去世的母后祈福而出资建立，并钦赐给玄奘作为道场。

法门寺作为佛指舍利的所在地，也同样是在皇家的荫护之下。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合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在法门寺门口的宣传板上，还记载着20年来重要领导人和外国政治家到这里参访的情形，一次，当时的住持还对某前领导人说：“唐代有八位皇帝来过这里，您就是第九位了!”

庄园式的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才能为创造发达的佛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条件，并

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并不断发展。一个独立的寺院经济，也产生了类似家族的“传法继承”关系，并形成比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所以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都诞生在隋唐时期，其中多数诞生在长安的官方寺院里。

但是寺院经济的膨胀也对世俗统治势力构成了一种挑战，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除了佛道之争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财富控制的争夺，灭佛的重要举措就是让出家人还俗成为纳税人，将寺院的土地收归国有，将佛像融化铸造铜钱。

就是在大型寺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简陋寺院，大大超过了国立寺院的数量。它们大都处于山乡僻野，多由各类逃亡的流民组成，可以称为“灰色”寺院。也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寺院里诞生了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禅宗。经过多次“灭佛”后，其他佛教宗派都一蹶不振，只有植根民间的禅宗一枝独秀。禅宗寺院经济形式以农禅经济为特色，主张僧人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使有雇工、开店等经营活动，也都是独立进行，极少依附朝廷资助和豪富的布施，这就使得其对官方的依附性更弱。

在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整体进入了衰微期，寺院经济也繁华不再，除了土地和信徒供养外，一些寺院更靠念经忏、放焰口等法事获得收入，而且寺产私人化的陋习也成为积弊。20世纪初期，太虚大师提倡佛教改革时，就把“教产改革”列为三大内容之一，可惜没有能够落实。

文革期间佛教经历了一系列浩劫，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宗教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一些被没收的寺院又归还给佛教界，但是很多都已经是千痊百孔。为了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佛教，许多寺院都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经济收入。少林寺无疑是这其中走得较早也是走得最远的一个。也因为此，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成了最具知名度以及争议最大的僧人，被冠以“博士、CEO、MBO、政治和尚、精英和尚”等一系列头衔。

释永信的一位皈依弟子对记者说，许多事情不能算到释永信头上，“师父最开始也就是要解决僧众的基本生活，然后能把几十年毁掉的重建起来。后来越做越大，也就身不由己了，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很多业务上的东西都是交给几个台湾来的有经验的信徒打理。再加上后来政府、周围的村民都参与进来，就更复杂了。”

门票与围墙

无疑，当地政府对于少林寺的“经济发展”是持欢迎态度的，所以才会有奖励宝马的举动。而且欢迎少林寺的还不仅是河南当地政府。去年11月，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和少林寺签署协议，让少林寺“托管”当地的四座寺庙。

对这次“扩张”，释永信说：“少林寺的管理模式核心是重文化、重教育、重地缘、重慈善，禅修与武术并重等，少林僧人的人驻将为当地带来精神文化，提升知名度，带来人气。”而官渡区区长刘跃进则直言不讳地说：目的是利用少林寺这一全国著名品牌及少林寺成功的管理模式，为官渡聚拢人气，促进经济繁荣。

利用佛教来发展经济，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偏爱，山东省汶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1995年发现了佛牙舍利，地方政府投资2亿多元打造了占地1200多亩的中都佛苑景区，包括宝相寺最区、150米宽的礼佛大道等等。而江西某贫困县为了投资建寺庙甚至扣发全县公务员的工资。近年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号称发现各式各样的“合利”，然后开始投资修建各式各样的佛教文化景区，这被许多人讽刺为“借圣地变胜地”。

如果少林寺是寺庙自发经营的典范，因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而更知名的无锡灵山则是政府+商业运作的典型。这个在佛教史上本来默默无闻的地方，从兴建88米灵山大佛开始，到现在梵官落成，借助持续的运作和宣传，已经被称为“100年来最大的新佛教圣地”，这背后同样是政府的强力运作，数十亿的投资，还有已经被围在一个小角落的祥符禅寺。位于佛教发达的江浙地区，灵山无疑有着更大的财源，第三次佛教论坛结束的次日，这里曾一度涌入近十万名游客。

就在地方政府看到了金光闪闪的佛像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中国逐步进入了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民众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央政府也渐渐认识到了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但要发挥这种作用，显然更多的是要靠人的因素而非钱的因素。过多的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接触和了解佛教。比如，与一些佛教、道教圣地高额的门票相对的是，国内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包括一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内，都是完全免费开放的。

早在2004年，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就曾递交两份议案，主旨为如何更好开放佛教寺院，希望能免除寺院门票。当时他曾表示：包括少林寺在内，目前我国主要佛教活动场所周边都被有关旅游管理部门开发为旅游景区，并收取门票，而一些地区把许多和佛教活动场所无任何关联，甚至是游客都不感冒的商业项目强行列入到所谓的联票当中去，引起了普遍反感。

时至今日，少林寺的门票仍然以“嵩山少林景区通票”形式收取着，门票价格100元，包括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三皇寨、初祖庵、二祖庵、十方禅院、达摩洞共8个景点，事实上，一日游的游客很少把这8个景点全部去完的。

对于佛教寺庙取消门票，法门寺监院贤空法师深表赞同。“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佛教寺庙都没有门票一说，寺庙买门票是当代才有的事，”他对《世界博览》杂志记者说，“从世界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宗教活动场所都是没有门票的，在国内看，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也是没有门票的，为什么佛教寺庙要卖门票呢?”

“其实就是在中国佛教内部，卖门票的寺庙也是少数。”他强调说，“像学诚法师任方丈的其他寺院都取消門票了，陕西这么多寺庙，现在收门票的也只有大雁塔和法门寺。如果说之前30年许多寺庙收门票是为了获得重建的资金，现在佛教的发展应该进入以培养人才为重心的时期，再收门票就弊大于利了。”

贤空法师承认，现在门票收入在法门寺的收入中占到很大比例，但是他说，假设明天就可以取消门票，“出家人从来也不会饿死的。”

“佛法讲不度无缘之人，但不能不度无钱之人，”他说，“收门票就关闭了许多人接触佛教、了解佛教文化的大门。何况佛教的寺庙本来就是属于众生的。”

但是他也无奈地表示，虽然现在门票是寺院自己收的，收不收却不是寺院能决定。“就算我们自己不收了，别人在外面砌道墙，还是一样地收，你有什么办法?”他似乎有感而发地说。

确实，现在的寺院经济与历史上一样无法完全超脱红尘，也无法真正独立自主，而且像法门寺、大雁塔这样的寺院还面临着古代寺院所没有的问题，宗教、文物、旅游等部门都对其有管理权。在一些地方'如北京灵光寺、镇江焦山寺，寺庙更是被公园包围在中间，如同将来的法门寺。

篇5：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2010年01月06日 10:34凤凰网华人佛教【大中小】【打印】共有评

论2条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梵刹继起，香火旺盛，信众如云，然而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之下，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有的地方香火旺而道风衰、信众多而正信失、梵刹盛而佛法微，如何规范当代佛教的寺院和道风建设，使佛教真正走向兴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楼宇烈先生提出“三境”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所谓“三境”，一为“净”，二为“静”，三为“敬”，这是当代佛教寺院建设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一为净，所谓佛门净地，佛国净土，干净是佛教寺院的根本特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北齐灵裕法师曾作《寺诰》，指出寺有十名，一曰寺，二曰净住，三曰法同舍，四曰出世舍，五曰精舍，六曰清净园，七曰金刚净刹，八曰寂灭道场，九曰远离处，十曰亲近处。这十种异名也表明了寺院的性质与特征，其中尤其强调清净。寺院的内外环境必须保持整洁干净，一尘不染，给人一个良好的视觉形象。如今人欲炽盛，环境破坏严重，世间的杂染越来越厉害，很多人都希望暂时远离染污的世俗社会，到佛门净地来获得身心的清净。如果寺院本身无法保持干净，就会使来者大失所望，达不到他们来寺院的目的，甚至对寺院的形象和佛教的本质有所怀疑。另外，对尚未解脱者来说，都是心随境转，由境生心，由清净境生清净心，由杂染境生染污念，长期生活在一个污染的环境之中，很难保持心念的清净。保持一个整洁的环境，对于出家人和修行者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对这样一个最简单、最起码的要求，绝大多数寺院却无法做到。我们经常看到寺院内外有不少垃圾，寺院的厕所往往臭不可闻，没有冲水设备和有效的保洁措施。更有严重的是，乌烟瘴气竟然成了寺院的标志，一方面经常看到喷云吐雾的烟民随意往来，无人约束，另一方面，浓烟滚滚的香火更是随处可见。污浊的空气，杂乱的环境，哪里像一个佛门净地？

保持环境清净并不难，也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关键是要真正加以重视，并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措施。外在环境的污染问题很严重，但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外界的环境背后，隐藏着一颗颗染污的心灵。有些寺院不仅不加劝阻，还千方百计诱使信徒和游客烧所谓的“高香”，以此谋利。以环境的污染、信众的健康损害、民财的糜费、寺院的安全为代价，来换取一时、一己的私利，以利欲熏心之辈来掌管梵刹净居，佛教还有什么希望？

禁止香火应该成为佛教寺院的定规，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还是基于安全的考虑，都应当如此。很多寺院都是有悠久传统的古刹，不仅是佛教寺院，还是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只是贪一时之利，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佛教圣物和国家文物被毁，其损失不可估量，这样的教训不知有多少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佛教千年的传统，也是信众的信仰需要，对此不应当禁止。传统之中优秀的当然要保持，不合理的就必须进行变革。应当告诉信众，香以表信，只要有一颗虔敬之心，用一瓣心香敬佛就是最好的，心若不诚，烧多少香、花多少钱都没有用。

禁止香火，免除门票，可能会对寺院收入暂时带来一定的影响，但长久看来，对寺院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靠门票和香火钱维持是比较低级的经营手段，所谓靠门票来限制人数更是欺人之谈，想限制人数有很多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发放免费入场券。有的寺院不收门票，却越来越兴旺。因此用更合理、更人性化、更佛教化的方式进行寺院经营，让寺院的环境越来越好，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寺院经济也会越来越发达。

其二曰静。寺院不仅要干净，还得安静。远离红尘与喧嚣，享受幽静和安闲，这也是寺院最吸引之处。万语不如一默，百动不如一静，一个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修身养性，这也是佛教的优秀传统，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然而在现代的寺院，保持安静比保持干净还难，寺院已经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人山人海，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就是佛教寺院在节假日的典型特征，想找安静太难了。

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一则是现代寺院差不多都是旅游场所，当然是最热闹的地方，二则是中国人太喜欢热闹，大声喧哗，旁若无人，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寺院成为旅游场所，这是因为天下名山僧占多，祖师大德都选了风景最好的地方开山建寺，自然会吸引人，同时这也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必然结果，旅游与经济功能成了寺院最主要的功能。然而寺院的本质和主要功能为清修之地，神圣性应当压倒一切，不能将之完全变成旅游场所。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实在太喜欢热闹了，譬如人人都知道鞭炮危险，为此造成的安全事故不计其数，可鞭炮就是禁不了。中国人一说话，很容易把旁人吓一跳，以至于连外交部都发通告，劝告中国人到国外不要大声喧哗，免得让人误会和反感。喜欢热闹，爱凑热闹，不整出点动静不行，这种习惯比香火还悠久，简直是不可救药。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寺院不仅没有移风易俗，而且还有“同流合污”之嫌，佛教寺院也喜欢热闹起来，一办什么节日，寺院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同样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山摇地动，万众欢腾。

噪音对人的污染更加严重，人们可以闭目，却很难塞听。禁语、轻声细语应当成为寺院的传统，这也是尊重别人、尊重佛法、体现自身修养的表现。即使是唱赞诵经，也要适可而止，更不应加上扩音器，弄得惊天动地。

三曰敬。寺院是神圣之域，佛门圣地，此处不可有非份之想，越礼之行，必须以虔敬之心瞻礼。很多人不明此道，把庄严寺宇当成了普通的旅游场所，男女混杂，衣饰暴露，让人看着非常不舒服。这方面必须多加劝告和教育，给予足够的提醒和警示。游客如此也还罢了，更为难以理解的是有不少僧人言谈举止很不得体，不仅不能给人一个很好的榜样，还带了一个坏头。

中国文化传统特别强调一个敬字，先自敬，后敬人，上下相敬，这是最为体现人的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佛教同样吸收了这一文化传统，敬佛敬师，以礼相待。中国佛教还特别强调普敬，平等尊敬一切众生，这在三阶教、禅宗等宗派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虽不能说荡然无存，却也衰退了很多。首先是有些出家人不自重，思想不端，行为不正，举止不当，让人无从生敬。其次是现代人缺失了礼敬三宝的精神，对于佛法僧都缺乏恭敬心，尤其是对僧宝。由于世俗化的浪潮，宗教自身的神圣性越来越衰退，佛教也高喊人间佛教的口号，对于神圣性和超越性不敢公开提倡，很多人对佛教只是容忍而已，何谈恭敬。

不净、不静、不敬，这是现代寺院的三大弊端，不解决这些问题，寺将不寺，僧将不僧，佛将不佛，寺院的本质和功能都会扭曲。三境不仅是讲寺院的环境，也是佛教的修行体系。净即是戒，无欲则无染，无染则自净；静即是定，心中安静，一念不生，即是常定大定；恭敬为慧，了知众生皆有佛性，故能平等普敬一切众生，明心见性，自生恭敬。

如此外境与内心不二，三境在于一心。心中清净，一念净心，山河大地，十方国土，无不清净。心中安静，一心不动，虽旋岚偃岳，江河竞注，天崩地裂，劫成劫毁，而常寂然。心中恭敬，常存敬心，虽呵佛骂祖，非圣无法，行越常规，事存天然，而不碍乎礼，不失其敬。然则此乃宗门极则事，非中下之辈可妄效。

三境还与三教相应。释氏主净，持净戒，生净土，归净性，转染成净，出离杂染世间，趋向涅槃净域。道家主静，以清静自然为本，虚无无为为宗，致虚极，守静笃。儒家主敬，内存恭敬，外行礼仪，长幼有序，上下有别，修己敬人，彬彬有礼。三境体现了三教的精髓，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最简明、最精粹的概括和提练。

近来楼先生又示一联：净、静、敬，入佛境，缘、圆、原，归法源。今略述其意，所谓坚持净戒，一心清净，就必须万缘放下，只有不涉外境，心无攀援，隔断六尘，才能内外清净。同时还要随缘顺物，不与物违，才能不执不断，不即不离，一念不生，一法不舍。欲得境静心安，必须自性圆满，自性圆满，无所求取，自然无忆无念，无往无来，如此超越三世，如如自在，心常在定，无出无入。同时还要圆融万法，事事无碍，不离万境而心常自在。要想心中常存恭敬，必须求其本原，宗教的本质在于神圣，圣俗之分、人神之别是宗教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体认到诸佛的至高无上，认识到诸佛法力无边，妙相庄严，万德圆满，天上天下，无与伦比，才会真正产生恭敬之心，才能对之五体投地，赞叹归依。证得三境，自然得入清净神圣的佛国净土，得入寂静涅槃，进入佛境；悟取三源，自然探取万法之源，得入佛法源头，了知一味佛法。

三境说是楼先生针对当代佛教寺院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新学说，对于寺院与道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引起佛教界的重视。这一学说简明扼要，抓住了当代寺院存在问题的症结，可以说是应病与药，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很容易推广落实。

这一学说还有更大的意义和更加普遍的适应性，寺院建设需要三境，治家治国又何尝不如此。家里的环境当然要干净，同时也需要远离噪音和喧嚣，使人的身心获得安稳和放松，家庭同样需要敬，对长辈要孝敬，对晚辈也要尊重。三者具足才能保证家庭和谐。对一个国家而言，环境要干净，局势要稳定，人心要恭敬，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