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符号

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符号（精选十篇）

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符号 篇1

关键词：建筑,装饰,文化,语言,思想

中国古建筑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 几千年来勤劳聪明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让后世赞叹的优秀建筑:宏伟的宫殿、神秘的宗教寺庙、肃穆的陵墓、宁静的园林……这些不同的建筑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多彩的画卷。这些精美的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和审美性, 同时也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人文精神。这种文化与人文精神仍值得现代设计加以继承与发扬。建筑虽然是一种造型艺术, 但建筑与绘画、雕塑不同。它不能像绘画、雕塑那样用笔墨、油彩在画布、纸张上任意涂抹, 亦不能像雕塑家那样对石料、木料、泥土任意雕琢和塑造。建筑首先是为人所造, 供人所用。即建筑要满足人的各种物质活动需求, 在此前提下, 同时满足人的精神活动需求。而建筑要满足人的精神活动需求, 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建筑上的装饰来表达。因此, 可以说建筑装饰, 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 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1 生命与繁衍意识是中国建筑装饰语言中最基本的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悠久, 艺术风格与技术手法独特, 不仅具有丰富的外在形式美, 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它体现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哲学观念、文化意识、感情气质和心理素质。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经历几千年历史演变, 凝结了中国人的智慧, 是古代建筑工匠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所以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文化内涵, 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密码, 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就无法解读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文化的内涵。

所有的文明中都将宇宙的起源作为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来回答。宇宙如何生成、宇宙的构造乃至演变是人类最基本的世界观。人类各种文明成果、文化形式都离不开对世界观的表达。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部源头经典之一, 而易的思想是“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建筑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读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的文化内涵自然离不开《易经》。《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太极者, 阴阳混合混沌未分;两仪者, 阴阳也。中国传统文化追溯宇宙的起源, 将宇宙形成的最初“一秒”描述为混沌化分阴阳。阴阳交合始生万物, 生的还能再生, 从而生生不息。

这种由混沌化分阴阳, 阴阳交合而生万物, 万物生生不息的观念, 正是传统文化对宇宙起源的高度概括。而万物依着一定的法则生生不息, 最终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的核心。

宇宙的起源是宇宙的生, 生生不息是宇宙繁衍的基本法则。因此生命与繁衍是宇宙中一切生物的本能, 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

中国古建筑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 充分体现了这种阴阳五行的世界观, 具体则体现在生命与繁衍的意识。

2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归根到底是以生生不息为特点的阴阳观念, 该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题材和主题。下面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 来解读华夏民族的文化内涵。

2.1 阴阳的对立统一

在出土的汉唐墓葬的壁画、帛画及画像石中, 女娲、伏羲是数量最多的画像内容之一。特别是人首蛇身画像内容大体相同, 伏羲与女娲以手相拥, 蛇躯的两尾交叠, 暗示阴阳交合, 表达生命的延续和再生。两人头上有圆轮一, 象征日;两人尾下有月牙一, 内画玉兔, 象征月, 表示宇宙阴阳的基本构造。女娲一手执规, 伏羲一手执矩, 以示规天矩地, 把握阴阳变化的规律 (见图1, 图2) 。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中, 认为世界是阴阳的、阴阳是共生的, 所以在建筑设计和装饰中处处体现了这种阴阳的对立统一。

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东侧有石制的“日晷” (见图3) , 西侧则对称置放着一个内装“嘉量”的石亭子“嘉量楼” (见图4) 。日晷用日影测量时间, 象天, 为圆形, 象征着阳;嘉量用于测定空间体积, 象地, 为方形, 象征着阴。这两种礼器寓意着阴阳的和谐统一, 是帝王统治天下的象征。因为国家的统一, 首先是建立在阴阳和谐的基础上, 是天地的一统。皇权只有能与宇宙时空建立联系, 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中国民居正屋前的中间位置, 都要设天地之位。两边对联写着“天高悬日月, 地厚载山河” (见图5) , 这是百姓生活中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的反映, 而这个美好的祈愿要靠遵循阴阳、顺应天地自然变化来实现。

2.2 阴阳对立统一思想在建筑语言中的运用

1) 有关鱼的图案。

在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会见到很多鱼的图案,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自然的模仿, 期盼丰收的寓意。但中国传统文化是写意文化, 写的是《易经》, 不是对自然客体的模拟, 而是要表达阴阳五行, 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从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 到今天建筑装饰上的连年有余, 其中有关鱼的图案都是太极图中阴阳鱼的符号 (见图6~图9) 。

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直接指出阴阳的本质, 以及阴阳相交化生万物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中有很多对称的植物动物形象, 其实它们都是传统文化的阴阳符号。如“鱼戏莲”中的鱼、莲图案。鱼动, 动为阳, 喻男;莲静, 静为阴、喻女;莲多子喻连连生子, 也是阴阳相合、男女相合、生命繁衍的文化符号。

因此,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形象归根到底要表达的思想是:混沌宇宙母体之中孕有阴阳二气,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不息。人类亦是天地所化生的万物之一, 从而形成天人合一、万物同源的思想。

2) 有关“子”的符号。

半个世纪以来写实主义理论一直是我们认识和解释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模式。所以认为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大量的牛、马、羊、鸡、猪、女娃喂鸡、女娃戏鸟、兔子吃白菜、老鼠吃南瓜 (如图10所示) 、老鼠啃葡萄 (如图11所示) 等题材, 都是反映百姓的劳动生活, 其主题是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和对收获果实的喜悦。如“老鼠吃南瓜”“老鼠啃葡萄”, 写实主义版的解释是:由于今年南瓜葡萄大丰收, 请老鼠们来吃吧, 似乎只是为了表达劳动之后对大丰收的喜悦心情或是对丰收的祈盼。

其实, “老鼠吃南瓜”是《易经》中“复卦”的写意表现 (见图12) , 艺术性地表达了阴阳相合、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 寓意着子孙繁衍、生命延续。

老鼠, 是指十二地支中的子 (子鼠) , 代表阳, 是《易经·复卦》中一阳来复的一阳。南瓜代表阴, 是指《易经·复卦》中的五阴。老鼠与南瓜两个形象合起来正是《易经·复卦》的写意, 表达一阳来复。一日有十二时辰, 而子时的一阳来复是一天的开始;一年有二十四节气, 而冬至的一阳来复是一年的开始。一阳来复正是阴阳转换的关键点, 天地完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得以生生不息。

人亦如是, 重视并保护好此关键点的一阳, 才能保证人类完成生生不息的循环轮转的能量储备。故而中国人的养生特别强调睡子时觉, 而冬至节也是传统的重要节日。《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 君子安身静体, 百官绝事, 不听政, 择吉辰而后省事。”意思是在天地阴阳转换的节点, 人要休养生息, 连朝廷都放假休息, 更何况其他商旅, 也要停业。因此在冬至习俗中, 就有家家团圆祭祖聚餐, 至后来又有吃饺子 (交子) 的风俗。

这才是中国人在生活中、在艺术上、在家宅的门廊上要重点表达的思想, 是对生活的指导, 而不是简单地对丰收的庆祝。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体系是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统一的体系, 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在建筑上的艺术表达。它描述了生命的起源和运行法则, 提示人们在阴阳五行世界观的指导下生活起居。

白酒 中国民族文化的符号 篇2

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先生首先倡导的“中国酒道文化”，在白酒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沈怡方先生借鉴“茶道”而创新的一个中国白酒文化的新观念。“酒道”，应该也是酒文化的核心，其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广泛而博大的。“酒道”是以酒为媒，通过品酒、赏酒来表现一定的礼节、人品、意境、美学观点和精神思想的一种饮酒艺术。它是酒文化与精神的结合。“酒道”还是以酒为媒，增进感情，抒发情怀的渠道。

“酒道”的场所，就是“酒道馆”，是展示和弘扬酒文化的“道场”。那里既是一个文化场所，也应该是一个品酒、饮酒的饮食场所。在“酒道馆”，可以品酒、品艺术，也可以小酌慢饮，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在“酒道馆”，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也可以谈谈生意，论论感情，在高山流水的音乐背景下，在一整套细斟慢饮的服务仪式下，给人一种文雅、轻松、自然的氛围享受。“酒道馆”应区别于饭店。饭店以品赏美食为主，佐以酒品；“酒道馆”以品尝美酒为主，佐以小菜。

随着洋酒的流入，引进的是一种更时尚化的饮酒观念。健康饮酒、文明饮酒已成为现代人的新理念。在许多新兴的饮酒场所比如夜场、酒吧或其它娱乐场所都难以找到白酒的踪迹。这些现象，对白酒界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警示。白酒不能躺在历史上吃老本，不能只在史书上找依据，也不能只在古老传统上作文章，应该以文化创新、产品创新跟上现代和时尚的脚步。

浅析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符号表现 篇3

一、符号学理论

现代符号学研究, 萌生于二十世纪初, 发展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 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符号理论的中心, 他认为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必须是能指和所指的双面体。巴特也曾说:“能指构成表达面, 所指构成内容面。”能指是符号的表现层面, 表现出它可感的一面, 被称为“符号形式”;所指是符号抽象的内容面, 是抽象的、不可感的、常常被称为“符号内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被称为“意指作用”。实施意指作用的过程就被称为符号化的过程。以语言为例, 语言之所以成为符合, 是由于语言既有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形式, 即语音, 也就是能指;又有与语音紧密结合的抽象的内容, 即语义, 也就是所指。

二、建筑设计与符号学

1. 符号学与设计

设计与符号学关系密切。设计的英文Design, 也有做记号的意思。

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 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 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 通常来说, 可以把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号, 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 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

2. 建筑设计的符号意义

建筑设计作为精神文化, 潜移默化地唤起人们的审美情趣, 通过造型、装饰这些符号表现出来的象征或隐喻, 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人文精神与宗教意识等, 是物质和精神、功能和艺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

建筑设计通过对建筑造型、装饰、用材、空间按照特定要求进行构思, 并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其功能的要求和观念的“物化”。因此, 建筑作为一种符号, 其外观形式对应着语言符号学中的能指, 构成建筑设计的表达面;而建筑的功能、空间对应着语言符号学的所指, 构成建筑设计的内容面。

符号的价值在于它所包含特定的信息和含意, 我们的建筑设计要通过符号元素来表现出设计的时空概念和文化内涵。索绪尔曾经指出, 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 在任何既定情境里, 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 必须由整体出发分析这些彼此联系的要素。建筑视觉符号系统的基础是建筑的造型、色彩、装饰和材质, 设计师设计一座建筑, 首先是从造型、色彩、装饰和材质方面, 与消费者进行交流, 然后进行设计信息的表达, 但是单从形态、色彩或是材质的某一方面, 是不能完整的表达一座建筑所要传达的信息的, 只有从整体出发, 将四者和建筑空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进行建筑符号的编码, 建筑内容才能完整、充分的体现出来。

三、以符号学知识浅析故宫的设计

1. 规模和造型

自奴隶时代起, 中国古代统治者那种君临一切的自我意识就是非常强的, 为了突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 竭力在建筑美学上加以表达。以明、清两代的故宫为例, 在利用建筑烘托帝王的崇高与神圣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是对全城作了非常讲究的规划设计, 以规整、恢弘为基调, 将这些宫殿沿南北中轴线排列, 并向两旁展开, 南北取直, 左右严格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紫禁城内, 而且南达永定门, 北到鼓钟楼, 贯穿整个城市, 气魄宏伟, 规划严整。周围以大片民居的低矮、灰暗衬托它的崇高、辉煌。这种巨大的反差, 突出了帝王的至高无上, 以及尚“中”之美的设计思想。

在这里, 规模宏伟的宫殿作为符号, 所负载和传递的信息更多的是要强调建筑的“所指”——规模和造型, 作为表现皇权至高无上的符号代码。

2. 建筑的色彩

建筑的外部形态虽然是构成建筑文化价值的主要符号载体, 但建筑外部形态本身又是建筑色彩符号的载体。建筑色彩符号具有建筑表现层面的视觉效果、物体审美含意的创造, 承担了建筑视觉符号的“能指”意义, 同时, 在人类精神世界里还有着丰富的内容含意——所指, 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含意的创造, 具有“表情达意”、“联想”和“象征”的功能。

以故宫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太和殿为例。太和殿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重要场所, 显著特点就是黄色的琉璃瓦, 红色的砖墙。

黄色, 在我国自古就被认为是尊贵的颜色, 唐代, 被规定为代表皇室的色彩, 其他人不能采用。红色, 在我国一直被视为美满喜庆的色彩, 意味着庄严、富贵, 远在周代, 宫殿建筑就普遍采用红色, 并流传后代。再者, 宫殿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所, 必须处处显示“至高无上”、“尊贵富有”, 加之“五行”学说认为, 土为黄色居中代表中央方位、国家, 因此故宫屋顶多为黄色;而火能生土, 火为红色, 所以宫殿柱子和墙都用红色, 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因此, 故宫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 是红墙黄瓦, 而皇子居住的宫殿则是绿瓦, 其他的还有蓝、紫、黑等不同颜色的瓦当, 都是以等级和不同用途而定, 象征意义的所指功能极强。

3. 建筑的装饰

故宫宫殿建筑的岔脊上, 都装饰有一些动物, 重脊的排头是一个骑凤凰的小人叫“仙人”, 其后是一排小兽, 最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兽头, 叫做“垂兽”。“仙人”与“垂兽”之间的小兽统称“走兽”, 走兽的排序有严格的规定, 数量的多少是依宫殿的大小、建筑的等级而定的, 最多可达九只, 并随着建筑等级的降低依次从最后一只往前递减。故宫以太和殿岔脊上的走兽数量最多, 而且是中国古建筑中唯一有十个走兽的特例。其它殿上的小兽是按级递减, 中和殿、乾清宫等都是九个, 坤宁宫为七个, 东西六宫为五个, 一些琉璃门顶上仅有一至三个。

骑着凤凰的“仙人”, 又称真人或冥王。传说这位仙人是齐闵王的化身, 民间有“日晒闵王, 走投无路”的说法, 据传东周列国时的齐闵王, 被燕将乐毅所败, 仓皇出逃四处碰壁, 走投无路, 危急之中一只凤凰飞到眼前, 齐闵王骑上凤凰渡过大河, 逢凶化吉。在屋檐的顶端安置这个“仙人骑凤”还有绝处逢生, 逢凶化吉的含义。

选择这些神话动物作饰件, 首先是为了突出殿宇的威严, 其次还象征着消灾灭祸, 逢凶化吉, 剪除邪恶的寓意, 希望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这些重脊上装饰用的小兽, 体现了古代建筑符号可感的一面, 也就是“能指”。

走兽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符号, 具有“能指”的一面, 也具有“所指”的一面, 即符号内容——实用功能。因为屋檐有一定的斜度, 脊瓦便有下滑的可能, 故在交梁上需用多个铁钉加以固定, 为掩饰铁钉不美观的痕迹并保护其免受雨淋而生锈, 匠师们便在钉帽上加饰了这些琉璃小兽。屋脊上的这些走兽都是基于功能需要加以美化而形成的, 体现着理性与浪漫的交织。

结语

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为古代建筑设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 人们通过对建筑符号的形态、颜色所传达的设计思想和意义的研究, 使人与建筑的交流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 将为古代建筑领域的研究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摘要：在我国, 建筑设计有着几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 本文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 通过分析语言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的意义, 探索我国古代宫殿建筑设计中的符号学意义, 为符号学理论在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中国古代的青楼文化 篇4

关键词： 青楼；青楼文化；诗词创作

引言

青楼一词，原意为“青漆粉饰之楼”。 起初所指并非是妓院，是华丽的屋宇，或是豪门大户的代称。在人们的意识中，富丽堂皇的豪宅与奢华艳丽的生活必然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青楼的意思逐渐就与娼妓有了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唐代开始，青楼的本意被其引申之意所代替，成为了烟花之地的专称。

一、青楼文化的历史发展

妓女最早出现在商朝时期，名为巫娼。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立了拥有700多名妓女的国家级妓院，这就是官妓的首创。这个国家妓院应该算是中国的首座青楼吧，也可以算是青楼文化的开始。管仲将妓院国有化既能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收入又有利于社会安定。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

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为主人唱曲，抚琴，献舞，在宴请宾客时提供娱乐节目等。家妓的存在就是为了取悦主人。毫无疑问，要成为家妓就必须具备较为全面地艺术素养，要经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因此可以说，家妓其实也是中国乐舞艺术的表演家和传承者。然而，即使家妓具备了如此优秀的艺术素养，对于主人来说，家妓依然只是权力财富的附属品，并没有值得尊重的地位。主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关系，可以对家妓进行买卖甚至是决定其生死权。

私妓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私妓在唐代发展兴盛起来，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唐代长安城里最有名的烟花之地位于“平康里”，也就是现在的北门附近。在当时南方的经济中心扬州，青楼行业的发展一样非常迅速。相比于北方长安的大气奢华，南方的青楼文化更加绚丽多姿。到了宋朝，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瓦子”。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资本主义逐渐萌芽，外来事物的进入，青楼文化到了明朝时期就开始出现一些低俗不雅，赤裸的金钱交易现象了。到了清朝，这时的青楼已经不再是过去高雅调情的青楼了。妓女们不再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佳人，客人们也不再是风流倜傥，诗酒怡情的才子。八大胡同成为首都北京烟花之地的代称。在这样的胡同里，充斥着金钱与肉体交易的欲望，传统的青楼文化早已不复存在。

二、青楼文化存在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青楼文化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的，反过来，青楼文化也对社会生活，国家及私人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意义与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应该是文学艺术，诗词歌赋创作中的青楼文化了。诗人与妓女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文人的艺术创作也来自于诗酒怡情的雅致生活。因此，本文探讨的青楼文化意义主要也是从青楼文化对古代诗歌艺术创作的角度所进行的。

青楼是古代诗人的精神避难所，他们在这里借酒消愁，借诗抒意。封建社会后期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仕途上壮志难酬。这时，青楼里的声色之乐就成为诗人逃避现实的一方天地，能够暂时忘却事业的失意。

与此同时，诗人们也发现青楼里的女性莺歌燕舞，婀娜多姿，无比完美动人，是能够增添情趣，激发艺术创造心境的一种力量。这也就拓宽了古代诗歌，艺术创作的题材范围。不少唐朝诗人都创作了妓女题材的诗歌。宋词与青楼文化更是密不可分。我们所熟知的著名词人柳永和他的青楼题材诗词在中国古代诗词文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元朝时期，文人与妓女一样，都处在社会的底层，没有地位，生活艰辛，任人摆布。因此元朝的文人也有了许多妓女题材的文学创作。清朝时期，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描写，青楼变得不再高雅。随着青楼的没落，绚丽梦幻的青楼文化也日渐衰亡了。

青楼艺妓不仅是诗人创作灵感的来源，也是诗人文学作品的吟唱者和传播者，青楼成为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创作场所和传播途径。古时的娼妓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做到“色艺双绝”。因此她们就需要学会吟诗作对，这样才能与诗人，文人达到和谐的交流和精神的共鸣。妓女吟唱传诵诗人的诗词，诗人也愿意为妓女进行词曲创作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就使得古代文人与妓女，诗词文化与青楼文化密不可分了。

总结

娼妓从先秦时期开始出现，经过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青楼文化景观并且与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联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青楼名妓，她们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职业层面，成为一定时期青楼女子形象的写照。青楼文化对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文人墨客与妓女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金钱消费关系，更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今天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青楼文化时，应该摈弃先入为主的否定态度，主动去发现这一种诗酒怡情，活色生香文化中的闪光点与人性光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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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柳素平.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东岳论从.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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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定璋.松花笺写洪度诗——论唐代娼妓的诗歌.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9（5）.

中国古代的酒文化符号 篇5

西方明确提出和阐释意象的是意象派诗歌 :“强调依靠直觉去捕捉生活中的意象,抒写人们对具体事物的色、声、味、形等各种特质的直接感触”。意象派认为诗歌创作要“对于所写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要用直接处理的方法 ;绝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没有作用的字 ;关于韵律,按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意象派诗歌表现出对意象的高度重视,甚至认为“一生中能描述一个意象,要比写出成篇累牍的作品好”。而根据庞德“一个意象就是瞬息间呈现出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以及“正是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受,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和感觉”等说法可知,意象派对意象就如此前的象征主义寻找“客观对应物”一样 , 将矛头指向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诗风,他们的诗歌创作甚至以意象的累加重叠为尚。

中国古诗意象和言意、意境范畴对举,这都可理解为一种达意之策。从“言”到“象”再到“境”,可看作符号载体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由此角度,可把意境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最高形态,其指向由意象构成的意义空间,“境”可超越实在之“象”,指向象外之“境”。因而,中国诗学美学之意象就是“意”附加于“象”之上并最终达到二者有机融合的过程,亦即作为物符号之“象”的符号化过程。在此首先应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之意象有一历时性形成过程,即“意”之附着于作为符号载体的“象”有一个历时性形成过程。比如熟知的“梅”“兰”“竹”等意象最初作为纯然之物而存在,落入人之意识中经过历代文人的洗练运用而逐渐承载固定的情感内涵和情绪氛围,逐步完成其符号化。在此过程中又践行了符号化之片面性原则。如对“梅”进行符号化时会将其诸多特点忽视而只择其开花时令——严寒的冬天这一特性加以突出。对符号的接受以及由此基础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进而完成整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国古诗意象在其形成中对接受阐释者已经进行了一次限定。其次,“象”符号化的过程,意象之“意”、象所携带之“意”还经过了双重的限定。其一,中国古诗意象中之“意”有其文化之意,即特定诗歌意象的形成背靠的是整个中华文化系统,它绝非孤立割裂的“意”;其二,其意义形成机制还包含如读书人、传统士大夫等特定群体的判断取向。

从源流来看,西方传统中的“image”即所谓“意象”。雷蒙威廉斯《关键词》:“英文词image的最早意涵源自13世纪,指的是人像或肖像”并进一步说到‘image’这个词蕴含了一种极为明显的张力——在模仿 (copying) 的概念与想象,虚构 (imagination and the imaginative) 的概念二者之间”。意象派诗歌的意象接近其起源义亦即对“象”“形”的注重。从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来看,意象派诗歌之“意象”少了“意”的凝聚生成过程,因侧重“象”之罗列而有平面直白的特征。正因如此,对这些意象的接收阐释就至关重要,甚至对意义生成起决定作用。没有接受者的按照“诗意”的方式的接受阐释,这些意象或会流于辞藻堆砌。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对意象迭加并置的热衷在其对中国古诗的翻译改写中表现很明显。西方意象派所谓“意象”更具共时性特征,更适合被称作“语象”“物象”“形象”——这也是英文中“image”一词的应有义,而从象之符号化来看,其失却了片面性原则,对“意象”做整体式的不加限定的任意展示,颇有粗暴地将意象抛予接受者的嫌疑,但从符号接受角度来看却给予接受者更广阔的阐释空间,由之而来的则是对符号接受者的元语言能力的高要求,否则会使阐释滑向随意武断或意义虚空一极,造成符号载体与所指对象的分离脱节。在此或出现对意象存在的质疑——既然意义全在接受者,那么“意象”为何还要存在?这正是后现代艺术包括后现代诗歌的追求。对符号载体的虚化、抛弃逐渐变成后现代艺术的准则之一。如约翰·凯奇(John cage)演奏的钢琴曲《4分33秒》完全否定了符号载体存在必要性。意义全由解释而生,而对意义之解释又由伴随文本、链文本——如演奏厅布局、钢琴本身演奏题目等决定。这和后现代诗歌对“意象”的解构极其相似。由此可知西方意象派诗歌由“意象”出发却又难免对之进行解构。

东西方诗歌意象的巨大区别既因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因各自的思想传统根基不同。中国古代诗文注重主观感悟,如中国古代诗文评中“妙悟”“兴味”等范畴,都是对符号发送者之意的重视和对接受者阐释意义的限制。在此传统下,中国意象在形成过程中就体现出对“意”的重视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之“意象”非作为纯然之物的“象”,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即在符号化过程中,为“意”而存在,并在不断地接受阐释中又进一步将意具体化、稳固化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科学传统影响到诗歌创作,便重客观描摹刻画,有对“形”的偏爱。其次,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和理论家对中国古诗存在误读。庞德翻译并改写中国古诗汇成《神州集》(《Cathay》),美国意象派女诗人埃米洛威尔 (Amy Lowelll) 也与人合译了一卷中国古诗《松花笺》(1922)。然“汉诗的至处在于那种可言不可传,可解不可解的朦胧恍惚之情感境界,分析的、逻辑的理和事,不是汉诗的特点”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并不了解中国古诗之奥妙及诗歌意象的意义生成机制与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之联系,以一种割裂眼光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物象”的罗列和展示,并命之为中国古诗之奥妙,却不知意象诗之“意象”走向了对“象”的偏爱和陈列,将意象肤浅化。此外意象派诗歌之意象还受到直觉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些都使之对意象有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理解。

总之,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意象派诗歌都有对意象的重视,但在符号学视阈下,二者的意象在符号生成机制和符号化意义接受阐释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按此思路进行中西意象比较,或许对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当代诗歌意象研究也可提供帮助。

摘要：无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还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的意象派诗歌都表现出对“意象”的重视,中西方也都有相关理论探讨。然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又导致两者所谓“意象”的巨大差异。本文拟从符号学视阈探讨东西方诗歌中之“意象”在意义生成机制、符号的接收与接受阐释上的分别。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篇6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不仅吸取和融合了祖国母体文化中的各种思想营养, 同时也吸引了外国异质文化中有益成分。所以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复形态。但是由于其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同一社会共同体中，受共同历史背景的制约,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精神贯穿始终, 这种共同文化基本精神犹之乎灵魂, 贯穿于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 渗透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 把中国思想文化凝结为一个整体, 为思想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中国思想文化具有哪些基本精神呢?简而言之, 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基本精神：1.天人合一2.家族本位3.协和万邦

1、天人合一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 反对将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天人合一”虽然语出北宋张载的《正蒙》, 但“天人合一”观念则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报”, 即祭祀上天的意思。“天人合一”的“人”主要指相对于自然界的人类。“天”的原意指人头, 后引申为头上的空间, 泛指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 特别是道、无、一、元、气、理、阴阳等理论, 这些理论是“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依据和支点。物质起源于“无”, 产生于“一”, 生命依赖于“气”。道是物质运行的规律, 存在于客观世界,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老子》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 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一”是太始元始, 是宇宙的原质, 也就是元气。“二”指阴阳, 阴阳二气相互激荡, 化育而生成万物, 阴阳反映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三”指冲气以为和。宇宙起源的基本程序是道 (无) —— (气) ——二 (阴阳) ——三 (和气) ——万物。戴震也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把阴阳五行与“道”联系起来，认为阴阳五行是“道”的实际表现形式。“五行”相生相克, 相互依存, 彼此制约, 是生态平衡的基本机制。“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既对立又统一, 相互依存制约和斗争, 取得统一就可实现动态平衡。

2、家族本位

家族本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 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 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

农业生产劳动才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劳动以前的中国古人采集和狩猎同一般动物从自然界里觅食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农业生产不但使中国的黄河流域在石器工具时代能率先进入文明, 也使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石器工具毕竟简单、落后。石器文明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和想象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必须由许多人组成一个基本单位在一块土地上进行集体劳动, 才能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被淘汰出局。大家族以它在血缘关系上的优势, 同时具备能够适应石器工具的落后农业生产, 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生产凭借经验, 有成功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只能是年长者的家族家长。所以家长权威的形成不仅是血缘辈分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获取财富的生产劳动中的领导作用。自然血缘关系的家长权与生产管理分配的领导权相结合, 形成家族成员对父系家长由衷崇拜和绝对服从的习惯和观念, 家长领导管理家族成员的方法规则之家法则成为中国最早期法律的渊源, 家族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和权利单位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中国家族本位和孝的观念的形成和确立。夏商周春秋时期中国疆域的诸多国家实际是由许多父系大家族联合组成的宗族国家, 国是家的联合体, 这些宗族国家的国法实际上是对当时的社会习惯与各个大家族家法的综合与提炼, 家法是国法的理论基础, 国法是家法的演绎和派生。

3、协和万邦

睦邻友好的和平战略是古代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流，古代中原王朝在强盛时代也极少发动对外战争。对外战争大多是采取防御政策, 即使有进攻, 也是以攻为守, 而不是出于掠夺目的。战争获胜后, 便多班师回朝。对于肯称臣降服者，中国政府往往对其采取厚往薄来政策。

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形成原因：首先，儒家思想的礼让精神儒家不主张武力争夺, 强调道德修养，君子动口不动手;在做人方面, 认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在儒家思想熏陶下, 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自豪, 文化温和, 注重心灵礼仪教化，因此, 中国的文化基因爱好和平, 讲礼貌, 喜欢宽容, 提倡温、良、让与和为贵, 有文质彬彬, 兼容天下事物的博大精神。

其次，中国特殊的地理方位限制了对外扩张思想的产生。自商周以来, 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 是天朝上国。这种心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古代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陆界基本以河流、山脉、沙漠、戈壁等自然物体作为分界。东临大海, 西部及北部内陆有沙漠高山横亘，与西亚之文化地域, 往来不易。

最后，中国具有长期的农耕文明历史。农耕文明重安定, 轻征战。中国古代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 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 中国的农耕文明具有以下一些文化特点:第一, 生产具有连续性, 专注程度高,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不崇尚暴力，热爱和平。第二, 农业需要定居, 定居产生安土重居的思想, 缺乏带冒险的进取精神。第三, 原始农业除了仰赖天时外, 主要靠农人的勤勉, 一般不与外界交换什么, 与外界的联系是松弛的。第四, 中国古代官方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重的是农业税收, 因为农业要灌溉, 土地要丈量, 因此要求安定。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2]、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M].三联书店出版.

[3]、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

[4]、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中国和平出版社.

[5]、姜义华, 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M].重庆出版社.

中国古代服饰的林业文化诠释 篇7

一.林业文化的启蒙作用

在人类使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草裙遮身蔽体之时便已开启了服装历史的序幕, 成为现代服装的始祖。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由花木兽皮制成, 虽然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所致,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正是由于林木在人类文明初创阶段所占的重要地位, 才令这件看似稀松平常之事在人类心中埋下林业思想的种子, 奠定林业文化影响中国古代服饰之基础。

诸多资料表示: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 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 到了周代渐趋完善, 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夏商周时期的服装多以丝、麻、葛布、裘皮、织锦等为主。在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一处新石器晚期遗址的考古中曾发现过一个被人工半割切过的蚕茧, 之后又在另一新石器遗址发现一块染成朱红色的麻布, 由此可知夏代已用丝绸、麻布作衣料, 并用朱砂染色。这些材料不但不易保存, 且极易磨损。此外, 当时的服饰图案主要以规则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作为装饰, 此时虽然尚未明确体现林业文化的内涵, 但作为自然观的表示符号, 这些花纹已经开始试图表述复杂的自然现象, 隐约透露出人类对包含林业在内的自然的无限崇敬。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科技水平水涨船高, 民众的主观意识更是不断提升。人们在对服饰纹样的追求上逐渐加入能够体现文化思想的元素, 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动、植物形体, 如:花、鸟、鱼、虫等作为摹本, 形象地抽取出来作图腾崇拜之用, 而后刻画在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物之上, 并且很快就在服装服饰上有所反应。据推测, 三皇五帝之“帝”取花蒂涵义, 预示农耕时节的来到。由于华夏族在每次祭典中均需部族酋长献花祭祀祖先, 以“禘”形容之, 所以之后各支领袖均以“帝”自居。此时, 林业文化已开始摩拳擦掌, 为登上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舞台做最后准备。

二.中国古代服饰在林业文化影响下的黄金时期

《孟子》曰:“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古人为了穿衣, 家家种桑植麻。众所周知, 桑树叶可作养蚕的饲料, 桑蚕丝则是丝绸纺织的重要原料。得利于制铁工艺的产生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桑麻生产量迅速提升, 与此同时, 服饰用料、纺织原料、染料和纺织品的流通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人们开始普遍采用丝织品代替细麻布作为服装服饰的基础材料。对林木的不断认识促使人们钻研与其相关的开发技术, 生产大量以林木为原材料的丝绸产品, 不但为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还间接带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 林木对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价值与贡献可谓不言而喻。除此之外, 林木在服饰图案上的运用也逐渐从自然物象的具体纹样演变成自然物象的抽象画。这表示, 此时的林木文化已从单纯崇拜、简单模仿进入到林业文化思想这一重要的转变阶段。

夏燕靖说:“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的服装面料以丝绸为主, 当时丝绸图案中的龙虎纹、对鸟纹、茱萸纹以及吉祥文字广泛采用……”。从出土的汉代织锦来看, 图案已很精美, 有云气纹、鸟兽纹、字形、几何形、人物骑猎纹, 在新疆出土的毛织物上则多葡萄纹, 这可能与当地所盛产的植物直接相关。各类鸟兽和花草树木等林业文化范畴内的事物被大量运用于服装的图案纹理设计当中, 充分反映当时林业文化氛围的浓烈程度。秦汉时期的林业文化在古代服饰染色领域也颇有建树。除早期已熟知的植物染色工艺以外, 人们开始大量使用植物性染料, 从出土的锦织中得知, 汉代对色彩的使用相当丰富。该时期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 尤其是匈奴族, 已熟练掌握提取植物色素的技术。西汉时的斋戒中, 出现有玄衣、绛缘领袖、绛等词汇, 玄、绛均指色彩的色相, 玄代表黑色, 绛意味着大红色, 衣、裤则与现代意义几乎无异。由此可见, 在尚未出现化学染色剂的古代中国, 服饰的色彩大都来源于各种植物。

而随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元朝代, 林业文化更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舞台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唐代的“图案装饰有飞禽走兽、花草和几何形, 形象生动, 艺术性比较高。”坊间艺人通过捕捉林业范畴中动、植物的美感, 或据实描绘或抽象提取, 将林业的艺术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宋朝之邻国——辽国地处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 在其国土范围内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虽然在生活环境和风俗传统等方面都与中原地区存在诸多差别, 但辽国在服装服饰方面却同中原地区一样受到林业文化的巨大影响。辽人喜爱绿色, 对林木充满无限崇拜, 青、绿是其服饰的主要色调。上至君臣朝廷, 下至黎民百姓, 无论官场或是民间, 着绿色服装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如:绿窄袍、绿巾、墨绿衣等, 辽人以更加直接、纯粹方式体现着他们的林业文化观念。

三.林业文化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地位进一步飞跃

明清时期的官员服装大幅度提升了林业文化的政治意义, 由此林业文化一举占据中国古代服装史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代官员平时上朝、办公所穿的常服上饰有以金线彩线绣成的鸟和兽缀于前胸和后背, 这是标志官员品级的徽饰, 统称“补子”。文官、武将的各级官员所用“补子”的绣纹图案均有严格规定, 不可乱用。明代规定:一品官至七品官衣袍上所绣之花大小不同, 八品官以下则无纹饰。补子上, 文官以秀丽的飞禽为标志, 武官则用勇武的猛兽做展现。文官一品官为仙鹤, 二品为锦鸡, 三品孔雀, 四品为云雁, 五品为白鹇, 六品为鹭鸶, 七品为癏癐鸟, 八品为黄鹂, 九品为练鹊;武官一二品为狮, 三四品为虎豹, 五品为熊罴, 六七品为彪, 八品为犀牛, 九品为海马。清代时, 虽然花翎顶戴马蹄袖的官服与明代乌纱帽团领衫的官服大相径庭, 但是官服补子上的徽饰依然沿袭明代规定, 只略作改变而已。在皇室服饰中, 林业文化同样发挥巨大影响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植物染色外, 清朝皇帝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不仅如此, 清朝皇帝常绣“卐”字, 或绣万年青花与灵芝头所组成的纹样取“万事如意”之意;在配饰方面, 常于葫芦颈上系彩带, 与“卐”字合并组成“子孙万代”文饰, 又因葫芦属爬蔓植物, 可连续接果, 所以兼具连绵繁衍子孙, 香火永恒不断之意;佩戴所用荷包之上常绣的纹饰亦有“菊花” (九月初九重阳) 、“葫芦阳升” (冬至节) 等。。

总体而言, 中国历朝历代的服饰较之以前既有继承亦有变化, 不但对特定时期的精神面貌有所反应, 更体现了林业文化在中国古代服饰历史中的绵延传承。中国古代服饰努力实现形式美与自然美的融会贯通, 在选择材料、勾兑色彩和设计图案上, 均可找到林业文化留下的痕迹。林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古代服饰造成如此影响, 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始终与林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亘古不变的恒常关系导致人们在审美趋向、艺术概括与感受能力等方面自然而然地向林业文化倾斜。林业文化融合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引导中国古代服饰的产生与发展, 既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更成为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象征之一。

摘要：中国敬畏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 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同样有所体现。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中, 无论是材质、颜色的选择还是图案的设计, 林业文化的身影随处可见, 力求在衣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文沿历史脉络, 从面料、色彩、图案三方面分析中国古代服饰的设计意图, 探究林业文化对其萌芽、产生和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 阐明中国古代服饰在林业文化影响之下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林业文化,色彩,图案,影响

参考文献

[1]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1993.14

[2]夏燕靖.中国艺术设计史[M].辽宁美术出版社, 沈阳:2001.81

[3]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M].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2004.58-59

[4]胡迎建胡欧文.中国古代服饰色彩图案的文化诠释[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24-27

浅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篇8

根据考古研究, 可以得出早在两百万年之前, 中国这块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的痕迹, 我们称他们为原始人。考古学家不断发掘他们生存发展的整个流程, 打破了以往外来种族的各种说法。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起源很早, 同时能够保证持续的发展。在长达上百万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 在众多的各国文化里, 中国文化是主线最分明, 层次最清晰, 毫无间断的一种文化。在古代, 世界上留存着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则是其中之一。相比于古埃及, 中国文化虽然没有其发展那么辉煌, 但是经过几百万年风雨的洗礼, 王朝的更替, 时空的穿梭, 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完善自我, 发展自我, 吸纳各国优秀文化, 汇聚成一条历史文化的场合, 源远流长, 经久不息。

二、多元文化并存

中国处在亚欧板块的东部位置, 其东部靠海, 其与三个方向面朝大陆, 属于一块半封闭型的陆地, 但是正是在这块半封闭型的陆地上, 产生了多元性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的大陆面积很大, 其整体面积能够与欧洲大陆的总面积相抗衡, 因此中国文化在这篇广阔的大陆上得到了施展空间。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可以看出, 在这块土地上, 出现这各种文化的交织, 而不是一种文化唱主角的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 楚汉文化、儒家文化、中原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等, 各种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互相融合, 互相吸收, 共同发展, 直到现在的中国56个名族都有着同一种文化, 即中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文化多年以来只是在一块半封闭的大陆中发展, 缺少和它国文化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同时, 中国文化又是吸收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中国文化的最终形成归功于多元文化的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中华文化主要诞生与黄河流域,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黄河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 其由多条水系汇聚而成。在黄河支流流经的地方, 有着各种广阔的盆地与平原, 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在山西的那部, 发展着唐虞文化。在唐虞文化之后, 又在陕西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的中下游一带, 出现了夏商周的文化, 华夏文明逐渐在中原地区建立。华夏文明发展迅速, 并且相当发达。在随后的周朝成立后, 其继承了华夏文明中的优良传统, 并且对其进行了发展, 大致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即继承。同时因为周朝文化传播的面积很广, 受众的人群众多, 导致这种文化能够在多民族文化入侵的形势下, 仍然能够保持其统领性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地理优势, 使得华夏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 完善自身, 保证自己不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

三、农耕占据主体地位

中国的海洋文明起源很早, 相比于其它国家技术也发展较快, 早于欧洲很多年就出现了指南针、橹、舵等航海工具。同时经过劳动人民的不断辛勤劳作、开发, 中国形成了两条著名的丝绸之路, 即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 海洋文明却没有成为主要的文明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相反, 随着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 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到达了顶峰, 至此以后, 中国便坚持闭关锁国, 固步自封, 航海技术很快就被欧洲各国赶超过去。相比于农业文明, 中国的海洋文明并没有对历史格局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扮演了一个配角。与海洋文化相比,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相对比、互相吸收与包容变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推动中华文化的不断向前。我国的农业文化起步很早, 先辈们最初接触农业文化是从捕鱼、狩猎开始, 到随后的耕种、放牧, 农业文化逐步趋于成熟。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差异, 我国逐渐形成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其中农耕文化一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流文化, 游牧文化同其它文化一起, 为农业文化提供帮助, 共同推动中国农业文明的进步。

四、融会贯通, 不断开放

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其要保持自身不断的发展、壮大, 就需要同外界保持物质和信息的联络与交换, 否则将会固步自封, 最后走向终结。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可以用三个字来总结, 即“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主体民族向少数名族的开放。历史的发展伴随着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征服, 作为主体民族其在政府的过程中, 不断吸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充实自我, 以宽容的心态面对每一个侵略者, 保持了自身农耕文化的稳定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学派间的不断吸收和融合。在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学被推倒了一个极高的地位。汉武帝这一做法只是肯定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但是并没有否认其它学派也可以竞相发展。同时, 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吸收道家、法家等优秀的思想,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的开放早在商朝的时候, 我国的青铜文明就突破地理的限制, 同西亚草原文化进行了相互的交流, 同时不断拓展自己的交流范围。随后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张骞出使西域、玄奘东渡、丝绸之路、马可波罗的中国行等, 无一不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繁荣,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明对异域文明的开放。

结束语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其以一颗宽容的心包容了世界各种优秀文化, 在吸收优秀文明的同时, 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虽然我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事件, 但是仍然没有间断中国文化的发展。相信在未来, 中国文化能够更加的灿烂辉煌。

摘要：我国因为地大物博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各种文化的竞相发展。而如今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顺利完成, 就需要能够真诚地对待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了解其特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四个历史特征, 即历史悠久, 从无间断;多元文化的并存;农耕文化的主体地位;融汇贯通, 不断开放。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特征

参考文献

[1]赵光远.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版:第4页.

[2]李春秋.历史文化的沉思.学苑出版社, 1990版:第26页.

中国古代的三伏饮食文化 篇9

据文献记载，把伏日作为节日约始于秦朝。大约到汉代，伏日与食俗才联系在一起。据《汉旧仪》载，“汉魏伏日有酒食之会”，说的就是饮酒聚会。“汉书》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按理，三伏日食羊不合时理，农家为何要在伏腊日烹羊斗酒呢?这一方面是羊肉有大补身体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人把“伏腊”作为节庆看待，所以要像过年一样庆贺一番。汉代除了民间这样做，宫廷也同样有伏日赐肉的宫俗。

三伏日吃凉冰可以说是最佳消暑食物了。我国早在西周就有伏日掘井藏冰的做法。约到晋十六国，出现伏日赐冰的宫俗。晋《邺中记》说，在彭德府临漳县有铜雀、金虎等三座井台，十六国君王石季龙曾于“井台藏冰，三伏之月冰赐大臣。”从此这种宫俗流传不息。唐代三伏吃冰的花色品种就多了，如长安就有“冰盘”、“冰瓜”等，豪富们甚至会举行“冰宴”。据《天宝遗事》记载：“杨家(杨贵妃家)直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围于宴席间。”虽然是盛夏，但个个赴宴者都冷得面露寒色。宫廷内还按地位高低赐冰镇食物。

宋代朝廷盛夏赐冰传承了唐代的传统，但宋代宫廷赐冰的对象很有限，只有近臣和史官才有受赐的份，其他官员只是放几天假而已。据《岁时杂记》载：“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百司休务而已。自初伏日为始，每日赐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又赐黄绢为囊的甜蜜一碗和冰面三瓶。近臣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受到特殊照顾是不足为奇的。但史官与近臣为什么有同样的待遇呢?原来宋代史官伏日不放假，工作性质不同，才有这样例外的待遇。

清朝，宫廷三伏赐冰已普及到每一位官吏。据清《燕京岁时记》说：“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顽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发冰票领冰还是历史上头一回，此次这种做法一直传沿下来。清代民间的三伏凉冰也是丰富多彩。《清嘉录》记载了江浙一带的农人三伏担卖凉冰的情景，其中冰镇食品有“杂以杨梅、桃子、花红之属，俗呼冰杨梅、冰桃子。”《清稗类钞》则记有北京夏日用“冰果”宴客的风俗。其文载：“京师夏日宴客，订盘既设，先进冰果。冰果者，为鲜核桃、鲜藕、鲜菱、鲜莲子之类，杂置小冰块于中，其凉彻齿而沁心也。其后，则继以热荤四盘。”

试论中国古代儒学文化中的人文化 篇10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

对于人的主体意义, 东方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 人道主义曾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柱, 它是在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 其要义是把长期处在神权统治之下的人的地位提高到神和自然之上的重要位置。站在封建统治者极力倡导的神权的对立面, 倡导人、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对大自然的破坏, 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对人类自身的无情的报复。

与西方人人文化思想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 是把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定格在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 他刻意于宗教或所谓神灵的寄托, 也不追求单纯大自然的知识体系, 而更多的关注人作为类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和谐, 以及在人们相互交往、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与塑造的个体道德人格。尤其是以儒家人文化为代表把关注的视角从一开始就落到人本身上。在论及人性上, 我国自古以来就流传“性相近, 习相远”, 这是出自孔子的《三字经》。这几句看似简单朴实, 其实隐含着孔子深刻的思想哲理, 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名句。我认为这里的

人文化影响

“性”是对人的本性的诠释, 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天性, 并不以善与恶来为其定性, 只是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 至于这种天性是什么, 相近到何种程度并没有过多地阐述。正是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作出非常鲜明的表述, “性相近”可以理解为无论贵贱贫富在人性上都是平等的, 从而使一种平等观在人们心中得以树立, 进而鼓励人们向“仁”的方向发展, 并树立了“君子、圣人”等不同成次的理想人格目标来引导人们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依据这种天性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体。孔子是“人性”理论的倡导者, 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性问题的叙述以及理解的基调。孔子的道德人格理论揭示出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达到所最球的理想人格, 达到伦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孔子是全人类的思想家。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 揭示并完整地把握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 包括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了客观的标准: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界限;同样, 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为界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 自然无为的道家, 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 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西方文化相比, 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所以, 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 它虽然创立于宗法封建社会, 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 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

二、儒学文化的人文化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 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族等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 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 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但也有人认为, 儒学忽略了人的个性。儒学经过了董仲舒到了宋明变成了理学, 理学后来到了明清, 变成了礼教。总的趋势是人文精神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削弱。人的自身价值越来越被忽视和压制, 在近代, 由于中国的落后, 使得大多数知识份子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 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家思想造成中国的落后局面,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这种思潮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中达到高峰, 从而导致儒家思想的逐渐衰落。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力争保留与发扬儒学文化的精华, 完善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儒学文化是中国及世界的瑰宝, 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 产生于秦汉时期的儒学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与支柱, 没有儒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没有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而儒学文化的人文化更意义深远, 正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儒学文化为我们营造出了浓厚的人文氛围, 它已是中国及世界文化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