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场文化（精选7篇）
篇1：中国古代官场文化
中国古代官场的回避制度
刘金祥
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的官吏职位是世袭的，即“世卿世禄”制，国家基本没有管理官员的制度和办法。秦朝建立以后逐步制定对官吏的任用法规，西汉景帝时探索实行回避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的使用首先在地域上开始加以限制。由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特点，尤其是宗法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左传》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当时“国家”的真实面貌，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封闭性分散性，封建统治者实行“仕官避本籍”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统治，不避本籍所成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瞻徇之弊”，使中央的政令、法令的执行不受干扰和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效能，减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到相对澄清。回避原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官制的一大特色，历唐宋不断健全，至明清基本完善。明清两代厉行回避制、“流官”制，全国除土司地区和规定必须由孔姓掌权的曲阜县外，其余所有县官都必须由外省人担任而且任期很短。在这套体制下，朝廷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官员回避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地区回避，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汉时期出台“三互法”，即“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唐朝规定不许任本籍州县官及本籍邻县官。宋代，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但有地产的亦需回避。北宋时正式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曾有诏文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30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可见北宋的地理回避制度以900里为限，其概数即为千里。北宋的这种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制度。二是亲属回避，是指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做官。如遇及，则官小者回避；同级官，后到者回避。亲属回避制度在清朝时期比较完善。早在顺治时，就已作出亲族回避的规定：现任三品以上的京官，其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官；父子、伯叔、兄弟不得共事，官位低者回避即调离另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补充规定，凡大学士之子弟，不得任内阁学士。这些规定，主要限定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乾隆时，进一步扩大应回避的人员，即外姻亲属被列入主要对象：要求在京的各部院满汉堂司各官员，有外姻亲戚关系者，如母之父与兄弟、妻之父及兄弟、本人之女婿、嫡甥等，若在同一个衙门任职，官职低者回避。个别特殊的部门，如军机处，又制定该部门的回避规则。此外，对部分特殊身份的人如盐商人员，亦有回避之规定：不准他们入选户部司员；如祖孙、父子、嫡亲伯叔、兄弟中有盐商者，其相关的亲属不得在户部为官；如堂兄弟以下远近宗族，即使无运本股份投入，但与盐商系同宗同族，也应引为嫌疑而回避。户部掌全国钱粮、土地及税收等。盐业为国家财税之源，亦在户部的掌握之列。避盐商子弟在户部为官，是防止其亲属徇私舞弊，防患于未然。以上，为京官回避制。当然，并不是所有部门与相关的内外亲属皆需回避，对此也区别对待。三是科场回避，即主考官及同考官的子弟不得同入试场，后来回避对象扩大到五服之内及亲姑、姐妹之夫与子，母、妻之亲兄弟子侄等。科场回避制度发端于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别头”是最明显的例证。到了清代，朝廷规定凡乡试、会试主考、总裁和其他考官的子弟均不得入场。雍正继位后，下诏令要求考官子弟应回避者别试于内阁，或仍在考场而另编座号，再派大臣出题阅卷，相当于宋代的“别头”。乾隆以后，科考选人回避制度更加严厉，回避亲属范围非常大。四是诉讼回避，即主审官凡遇有亲属诉讼案件，或主审官与当事人素有仇隙，此案须更换他人去审。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换推制”。诉讼回避立法首见于《唐六典》：“凡鞫狱官与被鞫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到了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也更加细致。南宋时期，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还要科以杖一百的处罚。此外，对部分特殊身份的人如盐商人员，亦有回避之规定：不准他们入选户部司员；如祖孙、父子、嫡亲伯叔、兄弟中有盐商者，其相关的亲属不得在户部为官；如堂兄弟以下远近宗族，即使无运本股份投入，但与盐商系同宗同族，也应引为嫌疑而回避。户部掌全国钱粮、土地及税收等。盐业为国家财税之源，亦在户部的掌握之列。避盐商子弟在户部为官，是防止其亲属徇私舞弊，防患于未然。以上，为京官回避制。当然，并不是所有部门与相关的内外亲属皆需回避，对此也区别对待，作出了不需回避的政策性规定。
为了确保回避制度的有效执行，明清政府规定候选官员向吏部投供验时，必须随缴履历亲供和同乡京官印结，如实填写原籍、祖籍、寄籍等情况，以及祖孙三代身份等等。官员领凭赴任后，所在督抚还得进行审核，“确查所指之省有无先行流寓、寄籍、置买田产，与本身父子胞兄弟、胞伯叔侄开设典铺，及各项经商贸易，及在各衙门协办钱刑等事，取具同乡官印结，声明是否顶替。”然后咨报吏部，“以凭核办”。违反回避规例，本人应该声明的而没有据实说明，或“故意掩饰，希图规避”等等，分别要受到革职、降级和罚俸等处分。有关主管官员若有“徇私瞻顾”，或“讳饰隐匿”、“扶同捏报”者，亦应受到革职、降调、降级留任等处分。
为了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行使，中国古代还实行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宋以后回避制度趋向严格。唐代宰相杜佑之子杜从郁被任命为谏官左拾遗，遭到御使反对而改任他职。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若案件牵涉仇嫌，主管监察官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者。回避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根本解决结党营私弄权的问题，但究其用意，仍应充分予以肯定，而且这一制度也十分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以避免官员的乡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官员任用的回避制度虽然强化了中央集权，但却严重压抑了地方自治活力：贯彻了朝廷旨意，但并未考虑民权民心与百姓利益，因此它能减少瞒上却不能减少欺下，其弊端积重难返后导致严重后果。因为这种制度下官员完全对上负责，这就特别容易出现“酷吏”，而回避、轮换制下官员没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限制，更容易滋生“短期行为”，为官一任，刮了地皮走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甚至为了哗上取宠、显示政绩以求早日升迁，还会匿灾不报、冒歉为丰、苛征钱粮、虐民媚上。同时由于“流官”难以熟悉地方事务，增加了行政成本。所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日益东渐，有识之士开始对这一体制进行反思。梁启超说：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戊戌维新派首先也激烈抨击封建的地方官僚政治制度。谭嗣同指出：“不得官于其乡五百里以内”的定制，使异地赴任的地方官在所辖之地因“疆域回隔，风俗攸殊”，“地非素习，人无旧识”，往往“视民如驿卒”，而民则“视官如路人”。1898年初，时已回国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在湖南襄助推行新政的黄遵宪，发表演讲时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称作：“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他们“入坐堂皇，出则呵道”，对百姓的疾难困苦毫不关心，百姓对其勤惰贤否亦不了解，官民相隔，主张分期组织各州县“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咸集省中学习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原本，讲办事之条理”，然后散归各地充任议员。
在中国古代，回避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结党营私弄权的问题，但鉴于其避免官员形成乡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最初用意，仍应充分予以肯定。不容否认，这一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篇2：中国古代官场文化
(1）礼是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2)礼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范(3)礼是国家制度，治国的工具。
礼仪起源众说不一，其中礼起源于祀神之说被广为接受。中国的礼仪习俗形成最早,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兴盛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而文字只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产物。而且礼仪最早产生于祭祀活动,礼仪形式一出现就受到神权的保护而迅速扩展,几乎充斥在原始人的所有活动中。礼仪规则的推行不仅靠舆论的力量,而且依靠神权的后盾。因此 ,礼仪在中国出现后很快即走向成熟。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就是靠成熟的礼仪系统来传承文化,通过集体的舞蹈、歌唱、祈祷等各种礼仪活动,把生产的操作、知识的传递、信仰的感应融汇进去。人们就是在这种礼仪的活动中,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知识、信仰。文化的积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通过礼仪的传承达到的。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需要革命变革，又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和正常的秩序。建立这种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用各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行社会控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控制，没有控制就没有秩序。礼是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它不仅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规范，而且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循的伦理规范。它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指导，使人从内心接受礼的精神、遵循礼的要求、符合礼的规范。它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就是礼仪大国，古代礼仪与现代礼仪的分类都有很多种，小到穿衣吃饭，庭血缘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亲密的关系。古代刑律中规定的“十恶”当中，跟家庭，尤其老人有关的就有两项:一个是叫做恶逆，一个是叫不孝。可见古人对家庭礼仪的重视和维护。孝顺的种子其实深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庭礼仪中，除了对父母的孝，还有对兄弟的情，正所谓“兄良弟悌”。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婆媳、妯娌之间如何融洽相处一直困扰着我们。“礼”在这之间起了很大作用。现代人可以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典故中了解古代家庭礼仪的一些常识。这些我们现在苦苦追求的答案，古人早在千年以前就告诉了我们。古人说“天、地、君、亲、师”，除了血缘至亲，老师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是有特殊地位的。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现在的很多学生已经忘记了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只知道自我为大，我行我素，其实他们已经开始一点点抛弃了我们承袭了千百年的精华，这一点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何使得当代的学生重新燃起对“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种尊师重教的观念，是我们的教育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良师应该尊敬，益友也应该珍惜，这就是所谓的良师益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国古代对待良师益友的例子数不胜数。
现在的中国，礼与礼仪已经被区分开来了，礼是只概括的笼统的说法,是所有礼仪，文化，意义的总称，而礼仪则是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中应当注意的各项准则，当今社会的礼仪的分类很多，比如商务礼仪，社交礼仪，用餐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家庭聚会礼仪，校园礼仪，会议礼仪，涉外礼仪，婚丧礼仪，礼品礼仪，办公室礼仪等等等等，我们再拿其中的一项礼仪来举例，比如，用餐礼仪中就有，坐姿，手势，吃相，座位的顺序，谁先吃，应该吃哪到菜等等又有繁复的规则。其实工作生活中，每一个场合都有相应的礼仪，我们只能不停地学习，然后在相应的场合做好应该做的。
当代的社会交际礼仪大多都用于了人际关系的交往，商场上的沟通和人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像以前一样的将礼仪完全的融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很多人还是觉得在外面需要遵守礼仪，而在家里和熟人面前就不用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表里不一，言行举止的差别大的人物，这就是当将礼仪只是狭隘的理解成为了社会交际礼仪的缘故。其实礼仪并不仅仅是社交，更是我们深化自身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应该注意到的，与生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论文
院系：生态环境工程学院
班级：12级环境科学
姓名：马佩云
学号：1200602015
篇3：古代官场应酬史
权力与应酬
权力与吃喝应酬, 有时是个“鸡生蛋, 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 吃喝应酬是常态, 几成官场规则, 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 就做不了官, 掌不了权。同样, 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 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 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 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 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 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 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 自古便有。早在周代, 《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 “凡王之馈, 食用六谷, 膳有六牲, 饮用六清, 馐用百有二十品, 珍用八物, 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资的丰富而愈发繁复, 最盛大的当数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 百官均要参加, 还可以携眷, 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 直至清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 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 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 即离任后三年内, 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 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 “饷馈皆百姓出”, 所谓“花公款”, 成了“花公众的钱”。有人以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乱的黑暗年代, 官员越热衷吃喝, 其实不然。官员应酬吃喝之风, 与政治是否清明基本无关, 有时盛世反而更为流行。比如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宋朝, 就是官员吃喝风最为流行的年代。《宋史》记载, 宋朝设有“旬设”之制, 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 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 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 名为“公使苞苴”, 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即称“公使钱”。名臣范仲淹曾解释过公使钱存在的合理性, “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 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 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 或加宴劳”, 认为这一切都基于公务, 让来往公务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这些制度使得官员动用公款吃喝成为常态, 宋孝宗时的平江知府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款请客, “一饮之费, 率至千余缗”。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钱状》中记载, 庆历三年, 仅渭州官府官员, 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会。《朝野杂记》记载, 两宋时各衙门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 号为上下马, 邻路皆有馈, 计其所得, 动辄万缗”, 也就是说, 不但有得吃, 吃完还可以拿礼物。仅仅扬州一地, 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花费了十二万缗, 一缗等于一千钱。苏轼也曾慨叹扬州的接待之“高大上”, 称“八路舟车, 无不由此, 使客杂还, 馈送相望”。北宋时, 杭州已极为繁华, 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 杭州当地还得专门安排一名官员负责接待, 大名鼎鼎的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就疲于应付接待任务, 甚至称这里是“酒食地狱”。时人曾这样描绘宋朝的公务接待:“送故迎新, 交错道路。受迎者, 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 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 谓之忠义;省烦从简, 呼为薄俗, 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此外, 宋朝还曾有“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 皆准公筵”的规定, 即官员下乡工作时可以公款吃喝。
也有人以为吃喝应酬都是贪官才做的事情, 能臣干吏估计不好这口, 文人型官员可能会自恃清高不屑为之, 其实这种观点大谬。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当数北宋宰相吕蒙正, 他因母亲被休, 年少时饱受歧视, 靠个人努力考取状元并一路扶摇直上。他成功拜相后, 大有凤凰男的姿态, 生活极为奢侈。清人笔记中曾说他最爱鸡舌汤, 每日后院宰杀的鸡堆积如山。此事真伪并无定论, 不过吕蒙正毕竟是一代名臣, 遭遇外界提醒和抨击后, 立刻收敛, 回复了原先的节俭状态。关于这个“鸡舌”的典故, 前几年还曾被安在唐代官员李绅身上, 指他生活豪奢, 尤其爱吃鸡舌。李绅曾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等要职, 拜赵国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还是那首小孩也会背的《悯农》,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 提示大家要爱惜粮食。不过他与鸡舌的故事并未见诸史料, 估计只是以讹传讹, 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风气, 生活豪奢倒不会假。
有制度, 难约束
对于公款吃喝, 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 并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如汉景帝时就曾立法, 要求官员到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若接受宴请, 必须自己掏钱买单, 否则将免官。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 他规定若官员在地方巡视时吃掉一只羊、喝掉一斛酒, 就“罪至大辟”, 也就是判处死刑, 同席吃喝者也有协从罪名。
五代之时, 有买宴之风之说。“五代之时, 不特方镇入朝买宴,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927年) 三月, 幸会节园, 群臣买宴, 则在朝之臣亦买宴矣”。换言之, 不仅仅地方军人和官员要买宴, 朝中大臣们过来陪吃, 也得自己掏腰包。直到后周时, 太祖郭威才为此举画上句号, 他拒绝了官员侯章的“买宴钱”, 表示“诸侯入觐, 天子宜有宴犒, 岂待买邪!自今如此比者, 皆不受。”买宴表面上看是将公款吃喝的花销转嫁给了官员, 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国库开支, 但熟悉官场运作的人都清楚, 官员有各种办法可以将之再度转嫁, 比如回自己单位报销, 或者转给下级买单, 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 也可以通过横征暴敛或者索贿将之讨回。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 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 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 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 “诸道守任臣僚, 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 而用妓乐宴会者, 杖八十”。《职制敕》则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 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从这一点来说, 前述的“旬设”制度甚至有点“高薪养廉”的意味, 希望借助公款吃喝的制度化, 规定时间与规格, 以此限制公款吃喝的次数。湖州知州刘藻在任上“专事筵宴, 库帑告竭”, 被降职罢官, 前文提到的“一饮之费, 率至千余缗”的王希吕、范成大与胡元质等人, 也被宋孝宗“怒而诎之”。
宋代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曾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 (所谓进奏院, 即藩镇节度使的驻京办) , 而且还有后台, 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回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 用所得买酒设宴, 还招来乐妓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 立即指使御史弹劾, 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 并被赶出京城。
宋朝还有个规定, 要求当权者“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即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 防止横征暴敛。《邵氏闻见录》记载, 宋仁宗有次病了, 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 但寻遍京城, 一无所获。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 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人, 家里也许有, 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 祖宗旧制, 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 当有之。”吕家果真有, 于是吕夫人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 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 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 直至灭亡。更值得思索的是,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 但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的密度却不亚于宋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 因此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 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他的制度建设直接影响了明代官场生态, 但遗憾的是, 这种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 法令中对腐败行为的制裁极为严厉, 动辄上升到杀头甚至灭门的程度,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 在朱元璋死后, 明代官员在腐败道路上前仆后继, 大贪频出, 各种五花八门的行贿受贿手段层出不穷, 几乎可以编一本《官场腐败大全》。吃喝风也随之盛行, 成为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而迎来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员不可避免的官场规则。文学家袁宏道曾在万历年间当过吴县知县, 才上任几个月, 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 说人人都觉得做官好, 其实做官真辛苦, 做知县尤其苦, 因为“上官如云, 过客如雨”,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
应酬吃喝依附于官场生态
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之所以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风气, 与官场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宗承灏曾在《灰色生存》中写道:“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 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 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 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 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 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概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 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 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在熟人社会里, 人情大过天, 官员无论是想升迁还是想自保, 都必须通过付出大量交际成本来维系人情。吃喝作为交际的必要手段, 与送礼一样, 就此成为通用的官场规则。
但与此同时, 历朝历代官员的俸禄大多不高, 要维系这种“灰色生存”, 就需要更多灰色收入, 这些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公款。比如明代, 地方官的主要收入其实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截留, 即俗称的“火耗”, 京官的主要收入则来自地方官的馈赠。清朝曾以明朝为鉴, 试图整顿风气, 明令京官去地方, 上级领导到下属单位, 出差费用一律自理, 地方和下属单位也不能宴请馈赠。可是清朝沿袭了明朝的低俸禄, 京官待遇尤其低, 因此外放或出差都成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地方官为了升迁, 也会尊重京官的“话语权”, 常年孝敬。二者相互作用, 形成了在皇权体制下根本无法动摇的利益链。在这种大背景下, 动用公款吃喝简直就是“小儿科”的行为, 何况, 即使官员自掏腰包, 这笔饭钱的来源大多也非正道。
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 此作也是后世研究官员灰色收入的重要资料, 如《灰色生存》和《隐权力》等书都曾将之引为资料。他曾在翰林院呆了六年, 三十七岁开始外调, 宦海浮沉, 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和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对自己的总结是:“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即使没有迎来送往, 本地官员彼此间也少不了各种宴会, 以联络感情。尤其是张集馨身为督粮道, 更不能占着肥缺不会做人, 所以必须在自己的收入里面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官场接待和联络。
篇4：儒家文化与中国式官场
官场是个道场。论语有言，学而优则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与中国官场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儒家官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宗教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潇洒任侠的孔子脱去了普通人的外衣，走向神坛，从孔丘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从此，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孔子被供奉了起来，这个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孔夫子在唐朝以后，有了自己的道场：文庙。他的故里曲阜成了圣城，他的弟子也随之成圣，他的家族成了中国最久远的世家，香火绵延三千年。儒家就此成了儒教。
儒家宗教化至为重要的一个推力便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官场变成了儒生们的名利场，儒教由此深入人心，并开始和中国原有的“敬天”、“祭祖”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农村的某些地方，有的人家还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里的“师”，就是孔子。
儒家宗教化，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官场的信仰，他们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按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法则来修身养性。
后面这“十六字”真言是中国官场偶像曾国藩的立身格言，他从前人诗词中集出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幅对联与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儒家的气度，也是古代为官的至高境界，近乎道，从乎圣。
王莽谦恭未篡时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提到这样一则故事。清乾隆间，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同演《长生殿》，国饰玉环，于饰明皇。于念堂属不敢尽情嘲媟，国庄容责于曰：“在官言官，在戏言戏，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此事久传为笑谈，假如国泰能如其言，在官言官，处处尽责，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关键在于，国泰和于易简做官如演戏，共同制造了乾隆年间的惊天贪腐案，亏空帑银200万两，最终落了个自裁的下场。
官场如戏场，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儒家的道德修养要求太高，在官场挣扎的士子们很难成为真正的方正君子。
汉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胡雪岩的大败局
官场如战场，朝臣争斗，看似表面谦和，实则步步杀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起步颇有中国特色：找到政治靠山，因人成事。
虽然其个人能力出众，但能有合适的舞台供其发挥，和他的后台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为什么其能在短时期内聚敛巨大财富，最后让人对其财富地位愤愤不平。
政治经商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样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和某一政治人物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官场本身巨流暗涌，风险极高。因为没有谁能在官场长青，所以胡雪岩的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商业生命的一个主线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权斗争，故事也就随着两人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展开。
因此成事，也因此落败，当左宗棠李鸿章相争时，作为左宗棠得力助手的胡雪岩，也就成了李鸿章一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当时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李左势同水火。左宗棠是胡雪岩的政治靠山，胡雪岩是左宗棠的经济后盾，两者利益休戚相关。
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官场中纵横捭阖的能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以致于在政策风险加大之时，仍然一味扩张，固执地做庄，对旗下的钱庄、当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对付左宗棠得先拿胡雪岩开刀，而此时的胡雪岩却有如风雨飘摇，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李鸿章动动动手指，一击则溃。
纪晓岚的双重人格：
大学士、倡优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在官场上的进取心有时令人瞠目结舌。西汉重臣主父偃贫困时便立下豪言壮志：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一入官场，身不由己，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家天下的古代中国，臣子荣辱不过是帝心一念之间。
有一朝显达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一朝潦倒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万历首辅张居正在世时，圣眷正隆，权势滔天，等到死后失了君心，连尸体都要扒出来受戮。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刘郎是路人。范进中举之前，在其老丈人胡屠户眼中不过是只“癞蛤蟆”，中举之后，立刻就成了“文曲星”。《红楼梦》中元春回家省亲，就连她的老祖母贾母都得跪拜相迎。
在这种统治秩序之下，如果皇权空前强大，知识分子便很难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清朝才子纪晓岚身为大学士，因为向乾隆谏言，乾隆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这一点，司马迁也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篇5：中国古代孝文化
孝，千百年来是中国社会维系着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一直信仰：百善孝为先。孝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数千年。
孝随着古代时间的推移，意义和内涵也慢慢变得不同。
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到了西周时期，孝的原始意义有些淡薄了，随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孝,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衍射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人们对自然、神鬼的认识趋于理性化,人们对先祖的祭祀活动由繁趋简,家庭形态的确立,使得赡养父母成为家庭血亲关系间最基本的义务,善事父母成为当时孝文化最核心的内容。
各代大师也对孝文化有着不同贡献，孔子从人性出发,以家庭为单位,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深刻内容,提出了“仁”的思想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从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曾子将孔子的观点发扬光大,从理性的高度认为“孝”是人类道德之源,并把“孝”的内容个体化。他说“孝子之亲,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又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经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 孝”观念已经系统化、理论化。《孝经》的产生也标志着：“孝”文化的真正形成。
到了汉代以后，孝文化又走向了政治，“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从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或思想家则自觉地把孝文化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精神基础。
唐宋元明清时期“移孝于忠”,孝文化走向极致。这时的孝则被更多地解释为“忠君尊王”。统治者更加强调“臣忠”和“子孝”,而很少谈到“君明”和“父慈”,甚至提出了“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等愚忠愚孝的绝对化的原则。
传统孝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经过历代统治者、思想家的改造, 已经变成了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伦理规范。其中蕴涵有许多超越时空的普遍伦理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篇6：中国古代文化故事
周豫把鳝鱼放进锅里，让它们在冷水中自由自在地游，锅下用小火缓缓地加热，水温一点点增高，鳝鱼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慢慢就会被煮熟。据说这样煮出来的鳝鱼没有经过被宰杀的挣扎，肉质不会紧绷，味道最好了。
汤煮开了，周豫掀开锅盖一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锅里有一条鳝鱼的身体竟然向上弓起，只留头和尾巴在煮开的汤水里。这条鳝鱼整个腹部都向上弯在了水面之上，直到死了，仍然保持这个姿势而不倒下。
篇7：中国古代酒文化
社会管理学院 12级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林志涛 201205110105
中国古代酒文化
摘要：酒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国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关键词：白酒；酒具；酒文化。
一、白酒的性质及性能
酒是多种化学成份的混合物，酒精（学名乙醇）是其主要成分。除此之外，还有水和众多的化学物质。酒精无需经过消化系统就可被肠胃直接吸收。酒进入肠胃后，进入血管，饮酒后几分钟，迅速扩散到人体的全身。酒首先被血液带到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疏导，辛者能发散、疏导。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温阳祛寒。另外酒为谷物酿造之精华，故还能补益肠胃。
过度饮酒有害健康。酒中乙醇对肌体的组织器官有直接毒害作用，对乙醇最敏感的器官是肝脏。连续过量饮酒能损伤肝细胞，干扰肝脏的正常代谢，进而可致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过量饮酒影响脂肪代谢，肝脏脂肪合成增多，使血清中甘油三酯含量增高，发生甘油三酯血症的可能性增大。此外，长期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危险，还会造成记忆力衰退，智力下降等不良后果。酒精对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影响最大。酒进入人的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后，会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可把饮酒后的心智状态分为畅意、微醺、失控和烂醉四种。少量饮酒能疏肝解郁、宣情畅意，令人神清气爽、通体舒泰，有益身心健康。饮至四、五分时，似醉非醉，血流加速，血脈扩张，人进入一种无拘无束、情绪兴奋、积郁一空、飘然羽化的解脱状态，这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在摆脱现实的悲苦与烦恼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即所谓“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醉来赢得自由身”。此时思路开阔，思维活跃，最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饮至七、八分时，神经麻木，神智迷忽；反应迟钝，不能自控；身非己有，言不由衷。此时信口开河，容易失言；意志薄弱，举止失常；不守原则，随意承诺；失去记忆，容易误事。甚者惹事生非，引发暴力，影响家庭和睦，危害社会治安。如果饮至九、十分，则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哭笑无常；语无伦次，不识归途；甚者人事不省，危及生命。
酒的功能要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酒是美好物品的象征，是表达心意、寄托情
感的媒介。第二，酒具有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作用。第三，酒具有兴奋作用。第四，酒具有亲和作用。第五，酒具有麻醉作用。
二、白酒的起源
在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史记》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中国酒的原始发明者到底是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酒究竟源于何时，源于何方呢?虽然没有有形的文字记载，但在民间具有天才想象力的老百姓却把酒的发明归功于神，从而诞生了许多与酒有关的美丽动人的传说。
1、酒星酿造说
中国民间流传“酒星造酒”的传说，把酒星当作天神，说酒是天上的酒星酿造的。代窦革在《酒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意思是酿酒的起源与宇宙的生成有关。现代天文学家通过宇宙光谱分析发现，宇宙外层空间存在着酒精分子，这些酒精分子是如何生成的？这个至今仍是个谜。酒旗星是中国古天文学中用来确定某颗星的一个专用名词，酒星究竟在哪里？据《晋书·天文志》说，在“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轩辕，我国古星名，共十七颗星。酒旗星就在它的东南方。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周记》一书中，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创造之一。古代诗文中也常提到“酒星”或“酒旗星”。如号称“酒仙”的大诗人李白《月下独酌&S226;其二》一诗中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的诗句。东汉末年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自称的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的语句，反对曹操禁酒。此外，古人还有“仰酒旗之景曜”，“拟酒旗于元象”的诗句，都提到天上有管酿造的酒星。酒，是酒星之作，这是古人的一种想象，这是由于古代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以为人世间的一切，包括美酒都是天上的星宿主宰的，地上的一切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就产生了“酒星造酒”的神话。
2、猿猴造酒说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对“猿酒”有不少的记载。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溢死之。”《清稗类钞·粤西偶记》中也说：“粤西平乐（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人关于“猿猴造酒”的记载，听起来近乎荒唐，其实倒很有科学道理。我们知道，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后，由于受到果皮上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而生酒，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猿猴在捡到发酵的野果后，偶然地尝一尝，觉得别具风味，于是，从捡拾进而将野果采下来，放在“石洼中”，让它受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发酵，而后再享用，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猿猴的这种“造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带有酒味的野果”，与人类的“酿酒”，是有质的不同的。但不管怎么说，猿猴造的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可以说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酒了。
3、仪狄作酒说
仪狄造酒说始载于《世本》。《世本》是秦汉间人辑录古代帝王公卿谱系的书，书中讲：“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认为仪狄是酒的始作人，后来又衍生出西汉人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魏二》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东汉人许慎在撰《说文解字》“酒”条中，也记载了“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到三国时，蜀汉学者谯周著《古史考》也说“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将仪狄奉为酒的发明人。当然，很多学者并不相信“仪狄始作酒醪”的说法。在古籍中也有许多否定仪狄始作酒的记载，有的书认为神农时代就有酒了，也有说帝尧、帝舜时就有酒了，这神农、黄帝、尧、舜都早于夏禹，可见仪狄始作酒是值得怀疑。最初的酒绝不是有意制造，而只能是无意中发现的，如前所述，是粮食和果品自然发酵形成的。粮食，水果在一定温度下滋生出酵母菌，就会变馊，到一程度，恰好就是酒味。晋朝人江统的《酒诰》中就指出了这个秘密，他说：“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事实上酿酒方法的创造发明，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
4、杜康造酒说
“杜康造酒”，在民间也广为流传，特别得力于三国时代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而推广，诗中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这里，杜康已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了，人们都因此把杜康当作了酿酒的祖师爷。杜康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自古到今扑朔迷离。《说文解字》中说，“少康，杜康也”，少康是夏朝第五代君主。宋代窦革认为，杜这个姓，是周朝才有的。周武王灭纣建周后，把商代豕韦氏封于杜（今西安市东南），其后裔在周宣王时做官，称杜伯，为周宣王所杀，子孙逃至晋国，才以封地杜为姓。因此，如果有杜康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春秋时代人，最早不会在周朝以前。可见杜康出世太晚，不可能是酒的始作人。
但是，有一点却值得注意，《说文解字》“帚”条文中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明确提到杜康是“秫酒”的初作者。这个说法，很可能比较符合实际。我国最早的粮食栽培作物是黍、稷、粟、稻，后来才有高粱。杜康很可能是周秦间一位著名的酿酒大师，凭着他对高梁的认识，开始用它的种子酿酒，留下的高粱秸则制成箕、帚等工具。由于高梁是极好的酿酒原料，酿出的酒味道不同凡响，格外美好，杜康之名也因之鹊起。宋代《酒谱》的作者窦革也是这样推论的。
三、酒的分类于酒具
1、分类；
现代人按生产工艺划分为自然发酵酒（果酒）、榨制酒（黄酒）、蒸馏酒（白酒）三大类。酒也是按照上述顺序依次出现。又按照品饮文化将酒分为果酒、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5类。
“酒龄万岁”说，所指的是果酒。果酒的年龄其实不止万岁，原始人过着采摘、渔猎的生活，采摘的野果要设法储存，在储存的过程中，水果自然发酵，果酒也就问世了。在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储酒的器具，有“具”也就有“据”。酒龄万岁之说也就由此立论。果酒是以各种富含糖分的水果，如葡萄、梨、桔、荔枝、甘蔗、山楂、杨梅等为原料，采用发酵酿制法制成的各种低度饮料酒。果酒的历史在人类酿酒史中最为悠久，史籍中就记录着“猿猴酿酒”的传说，但那只是依靠自然发酵形成的果酒；而我国人工发酵酿制果酒的历史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是在汉代葡萄从西域传入后才出现的。汉武帝通西域后，葡萄开始在内地种植，东汉时葡萄酿制之酒已有之，唐诗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恰似葡萄初酦醅”（李白）句。可见唐时诗人和葡萄酒已是缘份甚深。马端林所著《文献通考》、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中均有葡萄酒的记载。唐宋时期葡萄酿酒在我国已比较通行，此外还出现了椰子酒、黄柑酒、桔酒、枣酒、梨酒、石榴酒和蜜酒等品种，但其发展都未能像黄酒、白酒和配制酒那样在世界酿酒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传统的风格。直到清末西方葡萄酒传入后，张士弼先生创张裕葡萄酒公司，标志着我国果酒类规模化生产的开始。
黄酒是中华民族的特产，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酒，其起源与我国谷物酿酒的起源相始终，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开始使用谷物作为酿酒的原料。它是以糯米和黍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压榨而成的低度原汁酒，酒精含量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十八之间。因多数品种均呈黄色或黄中微红色，故名黄酒。自古以来最为著名的黄酒即“绍兴黄酒”，又名“绍兴酒”。黄酒以其储存时间越长，其味越感醇厚芳香甘甜，故有“老酒”之称。“李白斗酒诗百篇”所饮之酒，就是黄酒之类。
作为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的中国白酒（其他五种是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和金酒），其制造工艺远比世界各国的蒸馏酒复杂，原料也是各种各样，特点各有风格，特殊的风味则更是不可比拟的。中国白酒的酿造发展至今，生产出的白酒酒色晶莹透明，香气宜人，五种香型（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兼香型）的酒各有特色，香气馥郁。《本草纲目》认为蒸馏酒元时始有之，但此说已被考古成果所推翻。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了宋代的蒸馏器，该器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蒸馏制酒器，可见蒸馏酒至迟在宋代已有之。经过蒸馏工艺后酒的度数大大提高了，可以燃烧，故称之为烧酒。唐诗中有“烧酒初开琥珀光”（白居易）；“自到成都烧酒熟”（陶雍）等句。直至上个世纪中叶，烧酒、白酒均是蒸馏酒的称谓。烧酒在元代得到了推广，明时大兴，酿造之法《天工开物》中记之甚详。清代烧酒业发展得很快，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江苏洋河大曲、四川泸州老窖、安徽古井贡酒„„皆于酒林中各树一帜，名闻遐迩。
啤酒是以大麦和啤酒花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有泡沫和特殊香味、味道微苦、含酒精量较低的酒。虽然我国在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啤酒厂，但史书记载我国早在3200年前就有一种用麦芽和谷芽作谷物酿酒的糖化剂酿成的称为“醴”的酒，这种滋味甜淡的酒虽然那时不叫啤酒，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类似现在的啤酒，只是由于后人偏爱用曲酿的酒，嫌“醴”味薄，以至于这种酿酒法逐步失传，因而也就有了啤酒是否是舶来之物的争议。药酒、补酒大多是在酒中加入中草药，浸泡后不但色味俱佳，而且有祛病、健身的功效，实为酒中之佳品。从酒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无疑大大丰富了“酒”的内涵。药酒、补酒之中不乏名酒，竹叶青、五加皮、菊花酒、国公酒„„均久享盛名。
2、酒具
酒具原是指制酒、盛酒、饮酒的器具。近代大工业化制酒工艺产生后，酒具一般指盛酒和饮酒的器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具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具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今人目不暇接的酒具。酒具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反映着酒俗的演变，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最原始的酒具是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像贝壳、葫芦、动物的犄角等，在石器时代已有之。典籍上曾记载，形容古代盛宴“觥筹交错”的觥，最先即是用兽角制的原始盛酒器。尔后利用坚硬的瓜果外壳制饮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用葫芦的外壳制成的酒瓢，这是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原始饮具。从文字学角度切入，觚、觥、觯、觞等酒具均有个“角”字，瓠、瓢、觚等酒具均有个“瓜”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正式的酒具。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酒具是陶制酒具。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发掘了众多的形制不同的陶土烧制的酒具。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质酒器有268件之多，占出土器物的26.4%。由此可见，酒在当时已占有重要的位置。
至商代时，由于酿酒技术的逐渐发展成熟，已能用各种粮食制出不同品种的酒来，加之青铜文化相对发达，祭祀盛行，青铜酒具应运而生。而且生产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饰之美，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奴隶主阶级举行祭祀宴饮的“礼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一种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长勺氏”、“尾勺氏”等专门以制作酒具为业的氏族。酒具的种类也发展到盛酒、温酒、饮酒、贮酒等各种类别。这些酒具形制端庄厚重，式样沉雄敦实，古朴美观。器身多以“饕餮纹”、“夔龙纹”、“鸟兽纹”、“蝉纹”装饰，造型神秘狞厉，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不可侵犯。其中模拟自然界动物的立体形状造成的酒具，又表现出奴隶主阶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吉祥的渴盼，以及祈求神灵凶物保护的心情，如虎形酒具、羊形酒具、牛形酒具、象形酒具、鸮形酒具等。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青铜酒具逐步向古朴、鲜明的漆器酒具发展过渡，形制有樽、杯、壶、缶、舟等各式酒具。至汉代时，漆制的酒具已十分精致。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放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隋唐时代，随着瓷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瓷制酒具逐步取代了其他质地的酒具，成为最普及、日常应用最为广泛的饮酒器具。
瓷器与陶器、漆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了陶器、漆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开始使用桌子，饮酒不再“坐床”而是“就桌”，因而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宋代人喜欢将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宋代与唐代相比酒具均变得更加小巧。小盅、小盏、小瓯雅致玲珑，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唐人狂狷喜豪饮，宋人内敛爱小啜；其次是宋代烧酒含酒精度更高了，小酌、小啜即可入酩酊之乡。宋代制瓷业空前繁荣，南方如冰似玉的“青瓷”、北方如霜似雪的“白瓷”竞相辉映，出现了大量色泽温润、绚丽、晶莹如玉的瓷制酒器。宋以后不但瓷的发展业已定型，酒亦发展成烧酒独尊，故酒具的形制成稳定之势。明清时，瓷制酒具更是精彩纷呈，工艺水平日臻完美。尤其是青花瓷酒具绘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使饮酒者在传杯换盏之际，同时也得到文化的熏陶和美的享受。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具，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具。金、银、锡所制成的酒具古已有之，明时又出现了景泰蓝酒具，玉制酒具的历史更为悠久，可上溯到汉代甚至石器时代。由于玉质珍稀昂贵，只为上层有权阶级所拥有。唐代的夜光杯，用祁连山老玉雕琢而成。玉酒具做工精细，式样美观，有墨绿、鹅黄、羊脂白等不同颜色，色泽温润绚丽，花纹天然，光亮透明。元代的盛酒具玉瓮，用整块巨大的杂色墨玉雕成，周长5米，瓮体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玉瓮重3500千克，可盛酒30石，是中国最大的玉酒具。当年成吉思汗征战拓疆，就用它来盛酒庆功，赏赐战将。清代的饮酒具九龙杯，杯中雕有盘曲的蛟龙，九尾缠结，杯底有小孔与九尾相通，注酒入杯，九尾也满盛酒液，注酒过量，酒液自然下泻。这一奇妙的设计，既起到节饮的作用，又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精神，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
但这些酒器在酒文化中影响不大，只可显示身份地位、富有程度，使用价值也不高。
古代不同形制的酒器简介：
杯：饮酒具。状似舟，但为弧形耳，俗称“耳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曾出土了成套精致的漆耳杯。本身刻有“君幸酒”、“君兴食”的铭文，说明耳杯当时不仅作饮具，还作为盛放食物的盛具来使用。至我国南北朝时，耳杯逐渐被碗、钵等取代。
壶：盛酒具。原始的酒壶用陶土烧制，并仿葫芦状形制制成。商代的酒壶为扁圆形，带贯耳（管状耳）和圈足。周代壶多为圆形、长颈、大腹，并有壶盖。壶身两侧有兽头辅首衔环耳。春秋时酒壶有扁圆或方形壶。壶盖上有莲花瓣状的饰纹，圈足下雕有伏兽。战国时的酒壶又有圆形、方形、扁形、瓠形等多种。汉代时又称壶为“钫”、“钟”等。
樽：古代盛酒器。其形状有的似鼎，但身下三足较矮，并在腹部有双环，这种器物的铭文都称“酒樽”。另外，还有一种圆筒形带盖，底部有三个短足形状的樽，形似古代的“奁”，但其铭文书“温酒樽”。从中可看出樽还可作为温酒器具。约至唐代晚期，樽作为酒具逐渐被替代。
角：古代酒器中的盛酒和温酒器。由青铜材料制成，形似爵而无柱，两尾对称，有盖。出现于商代和西周初。《礼记·礼器》载：“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宋代尚有沿用。《东京梦华录》载：“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平角酒，八十文一角。”《水浒传》第三回也有：“鲁达先打四角酒”，“吃了两角酒”的描述。
勺：古代盛酒器中舀酒的器具。由青铜制成，形如有曲柄的小斗。《仪礼·乡射礼》载：“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勺。”《觥记注》载：“勺者，挹酒之器，容一升，与杓同。”
觥：古代斟酒器。青铜制，器腹椭圆，有流及鋬，底有圈足，有兽头形器盖，也有整器作兽形的，并附小勺；盛行于商代、周初。
羽觞：又称“耳杯”，古代饮酒具。因其身呈椭圆形，两侧有对称的半月形耳，状似鸟之双翼，故名。盛行于东汉两晋时期。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使用较多、较为著名的为青瓷羽觞。区：盛酒器。圆口、扁圆形腹、方形圈足的壶形盛器。器物铭文上篆刻“区”字，俗称“扁壶”。
卮：饮酒具。圆筒状带把手和盖，有三个小足，状如有把手的杯子。
舟：饮酒具。椭圆形，平底，腹部两侧各有一环形耳。因其状如小船而称其为“舟”。至战国后期时，舟逐渐由杯取而代之。
缶：盛酒具。圆身，大腹，有盖，腹部装有四个圆形，状似壶。
四、酒礼与酒俗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自三代以来，礼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古代的礼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酒行为自然也纳入了礼的轨道，这就产生了酒行为的礼节—酒礼，用以体现酒行为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乃至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这里所说的“礼”，即指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等。中国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征先生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我国自古有“酒以成礼”之说。
史前时代，酒产量极少，又难以掌握技术，先民平时不得饮酒。只有当崇拜祭祀的重大观庆典礼之时，才可依一定规矩分饮。饮必先献于鬼神。饮酒，同神鬼相接，同重大热列、庄严神秘的祭祀庆典相连，成为“礼”的一部分，是“礼”的演示的重要程序，是“礼”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和“礼”完成的重要手段。到了西周，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周公曾严厉告诫臣属“饮惟祀，德将无醉”。只有祭祀时才可以喝酒，而且绝不允许喝醉。酒，在先民看来，与祭祀活动本身一样，都具有极其神秘庄严的性格。
酿酒只是为了用于祭祀，表示下民对上天的感激与崇敬。若违背了这一宗旨，下民乍行饮用起来，即成莫大罪过。个人如此则丧乱行德，邦国如此则败乱绝祀。这就是“酒为祭不主饮”的道理。而后，由于政治的分散，权力的下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关于酒的观念和风气也发生很大改变，约束和恐惧都极大地松弛淡化了。即使最初严格规定“饮惟祀”，那“祀”所礼拜的便是天、地、鬼、（祖先）、神。而这种酒祀，在三代以后虽然仍保留在礼拜鬼神的祭典中，可非祀的饮酒却大量存在了。
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浓，《酒戒》、《酒警》、《酒觞》、《酒诰》、《酒箴》、《酒德》、《酒政》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完全把酒纳入了秩序礼仪的范畴。为了保证酒礼的执行，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
中国古代是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天下”。其中强调的是礼仪、等级，尊卑、长幼之序，天地至尊，祖先至长。君乃国之主，父为家之主。礼序之道体现在饮酒之道中，君先饮，臣后饮，君臣可共饮而不可对饮，父子亦然。溯其因，饮酒之始时，生产力低下只能如此。在铁制工具的冲击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酒之为序、为仪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发展为“俗”。酒由礼序、礼仪发展成礼俗，说明酒已能为世人所共享。序、仪成俗的过程中，无疑是对序、仪的扬弃过程，能成俗者与时俱进，与世俱新。经过数千年的筛选，酒礼已融入年节、时令之中，并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农耕民族的节日均和时令有一定联系，不论节日还是时令，大多离不开酒。丰收后有余粮才能酿酒，有酒喝也就意味着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最悠久、最隆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汉武帝时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辛亥革命后，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在春节众多的习俗中，饮酒是非常重要的。腊月二十三有“过小年”之说，要举行祭灶活动。三十晚上要祭祖。这两项祭祀活动中都要在供案上置酒，然后行礼致祭。祭祖后吃“年夜饭”。席间要向长者敬酒，相互间也要举杯祝酒。春节饮酒，最初也是出自辟恶驱邪、祛病强身这个功利动因。根据中医典籍和风俗志书记载，春节饮用屠苏酒，“不病瘟疫”，饮椒花酒（椒柏酒），“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庚信的“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是春节酒俗内涵的精辟之言。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初唐之时已经有了元宵夜相聚宴饮的习俗。火树银花，宝马香车，再加上美酒佳肴，歌舞丝竹。在这张灯结彩的节日里，不仅市面上的各家酒肆里酒客云集，买卖兴旺，黎民百姓家也多设宴以庆佳节。清明节与酒的关系也很密切。古人一般将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为一个节日，有扫墓、踏青的习俗。清明扫墓时要举行祭祀，在坟前酹酒致奠。清明节饮酒有两种原因：一是寒食节期间，不能生火吃热食，只能吃凉食，饮酒可以增加热量；二是借酒来平缓或暂时麻醉人们哀悼亲人的心情。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人们为了辟邪、除恶、解毒，有饮菖蒲酒、雄黄酒的习俗。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这个节日里，无论家人团聚，还是挚友相会，人们都离不开赏月饮酒。月与酒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多少诗人既嗜酒如命，又以月为魂。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登高之时要饮菊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