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环境污染论文

2022-05-12

小编精心整理了《重大环境污染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从应然性角度讲，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行为也应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从实然法律规定来看，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犯罪的，不宜按本罪定罪量刑。鉴于罪过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仍然是当代法治国家不可轻易动摇的刑法根基等原因，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不应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第一篇：重大环境污染论文

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及其对环境政治学的重大发展

[摘要]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政治与环境的联姻,并从政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以及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是恩格斯对于环境政治学的重大贡献。我们要充分认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为指导,促进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关键词]恩格斯;环境政治学;环境友好型社会

[作者简介]方世南(1954—),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政治学研究。(江苏苏州21500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06AKS001);苏州大学211工程第三期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0-02-02

Engels's Though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ANG Shi-nan

Key words: Engel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尽管将政治与环境结合起来并运用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从政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的环境政治学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在现代,伴随着人们对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深刻反思,环境政治学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真正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说明政治与环境的关系并推动环境政治学理论创立与实践运用的,除了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外,还突出地体现在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上。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具有内在同一性,是对环境政治学的重大发展。认真梳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并正确认识其思想对于环境政治学产生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运用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指导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具有内在同一性。注重政治与环境联姻,并从政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以及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是恩格斯对于环境政治学的重大贡献。

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与马克思政治环境思想具有内在同一性。对于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应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的角度看,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的主体是马克思本人,是马克思运用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环境,研究人与自然界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体意识和他研究环境问题所形成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还包括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恩格斯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的出版说明中指出:“要确定登载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是出于卡•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弗•恩格斯的手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文章下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产生这种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文章看来好像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这一点可以由恩格斯在1885年5月写给施留特尔的信得到证实,信上这样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当时写的文章和我所写的几乎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之间是有计划地分工的’”(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5卷:XXXI);“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0卷:13)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虽然存在着一些区别,但是从总体的角度看,由于立场、志趣和见解的一致,他们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乳交融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前后德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发达的省份——莱茵省。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上信奉唯心主义。在亲身参加工人运动以及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他们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两大重大转变。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见,他们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以及对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完全一致。这次会晤以后,就开始了两人几十年的毕生创造性的合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在马克思居于伦敦、恩格斯居于曼彻斯特的一段时间里,两人的通信非常之勤,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300多封。正如列宁后来所说:“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995第1卷:95)在长达40年的交往中,他们共同著书立说,创造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崭新的科学理论。所以,这个理论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他们所创造的学说体系。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理论”、“新世界观”,有时也叫“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逝世后,由于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的崇高威信,人们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两个人创造的理论只写上一个人的名字?对此,恩格斯于1886年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个理论的绝大部分指导思想的最后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以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4卷:242)如果将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实质上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思想,是冠以马克思个人名称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政治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群体意识。其中,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是交相辉映和互为补充的,构成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或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思想。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环境问题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恶化,并没有成为他们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以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意识,注重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关注着社会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是生态学或者环境学方面的专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和系统的研究环境问题的专著,没有使用过环境政治学的名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深切地懂得“人-自然-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系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人类史以及人类劳动史与自然史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美好的制度是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友好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这些思想正是环境政治学的重要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为全人类解放而工作”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始终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解放、人的解放和全人类的真正解放问题,但是,在如何理解社会解放和人类的真正的解放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一个边注对它做了一个说明,即“真正的解放”涉及“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等内容,以之与“哲学的解放”,即“一般人、惟一者、个人”等内容形成对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真正地从理论上思索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时,不仅从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与思考,而且是把自然环境概念作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提出来的,将它当做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自然形式”与“自然基础”。而这恰恰体现了环境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正像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离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单独地研究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对于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环境政治学的思想。人们只要认真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思维超前和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博大精深的环境政治学思想。由此还可见,尽管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最早从环境政治学的角度提醒人们,考察政体的差别性不能忽视对于政体施加影响的各种自然、生物、社会心理等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孟德斯鸠、拉采尔、普列汉诺夫等人更体现了环境政治学的学者形象,他们主张政体、法律以及社会心理、社会精神的形成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都取决于自然环境、气候和土壤;政治系统分析论者伊斯顿也站在环境政治学的立场上,主张研究政治现象、政体的差别性以及政治系统的变动性需要注重环境因素的影响,需要将政治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实质都表达了环境政治学的基本理念。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对于环境与政治的关系、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以及人类解放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答。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注重政治与环境的联姻并从政治与环境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相信以及揭示政治的本质与规律,真正促成了环境政治学具备科学形态,恩格斯博大精深的环境政治思想是对环境政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大贡献。

二、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予以科学说明的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了环境政治学的理论渊源。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环境政治学说成是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分支学科,将环境政治学说成是西方绿色社团和绿党的理论专利,将西方目前活跃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冠以环境政治学家或生态政治学家的美名,其潜台词是环境政治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缘。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应该说,不管是采取承认的态度还是不承认的态度,西方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或主要观点,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环境思想的影响,都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恩格斯环境思想政治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予以科学说明的思想,体现了丰富深刻的环境政治学的主要观点,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限于篇幅,笔者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十个大的方面:

第一,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的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的存在物,人和人类社会既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又能够反作用于自然环境,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认识人的本质,就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性。恩格斯这一思想突出表明只有充分认识人和社会既不能脱离环境,又能反作用于环境,才能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予以正确的说明。对于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本质的说明,其重要前提条件是对于政治活动的主体——人和人类社会以及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的说明。恩格斯认为,一方面,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人和人类社会具有能动性,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环境。恩格斯说:“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4卷:245-246)。恩格斯认为,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能力,表明人是强者,但是,正如人永远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也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人作为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的主体,始终是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人和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环境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如何推动人和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历程进行了生动具体的论述。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于人具有能动性、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环境进行了论述:“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3卷:456-457)恩格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又能够反作用于自然环境的思想,既坚持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唯物史观,同时,又提示人们,人和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对于人的本质不能作形而上学的孤立的、片面的和抽象的理解,即是说,各种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预设前提和必要条件是自然环境,否则,无法真正地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第二,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活动都与自然环境构成普遍联系之网,这种普遍联系之网是认识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本质与规律的宏大视野。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972b第3卷:359)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的认识不断得到加深。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指细胞、能量转化和进化论的发现。——编者注)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972e第4卷:246)恩格斯是在宇宙是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视野内来考察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他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物质的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由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1972f第4卷:347)正是世界是作为有机整体而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推动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恩格斯说:“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1972a第20卷:662-663);“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1972b第3卷:376)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思想,正是现代环境政治学的重要主张,即要求人们认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需要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从“人-自然-社会”构成的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三,用过程论的视野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有着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须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过程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点,恩格斯具有丰富的过程论思想。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972e第4卷:244)恩格斯将人的发展看做是整个自然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1972f第4卷:270-271)由于自然界是发展着和变化着的,“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1972f第4卷:267)因此,恩格斯要求人们必须以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自然界。他说:“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1961第22卷:364);“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1972e第4卷:217)所谓发展变化的眼光,就是阶段性、过程性和可持续性的眼光。恩格斯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1972e第4卷:217)也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上升和下降的历史,需要人类认真地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在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与社会的动态进程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第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具有客观的规律性,这种客观的规律性是能够被人类所认识的,因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能够预见和把握的。首先,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界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事实。他说:“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1972d第3卷:701)其次,恩格斯指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他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972e第4卷:247);“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1972b第3卷:349)恩格斯认为,人作为比一切生物都强大的强者,就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他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1972f第4卷:384)由于人类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为自己服务,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适合人在最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个性和才能的美好制度下生活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实现的。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1972b第3卷:455)再次,恩格斯以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能够建设人与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1972f第4卷:334)恩格斯认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1972e第4卷:243)他进而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1972f第4卷:317);“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4卷:28)恩格斯将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着的规律加以认识,是环境政治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诠释和深度解读的重要观点,对于长期以来将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割裂开来研究,从而也无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倾向,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价值。

第五,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生体,处于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之中,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警示人们,人类必须善待自然界,人类只有与环境协调并达到和谐相处状态,才能避免因激化人与自然矛盾而遭到自然报复的现象。恩格斯认为,人类只能顺应自然界,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办事,人类如果物欲膨胀,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不适当地干预自然界,就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既严重地破坏自然环境,到头来也严重地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干预自然界时指出:“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会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 3卷:518)森林是地球之肺,是人类的摇篮,是生态和环境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可走出森林后的人类却不停地砍伐、毁坏森林,使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时,对人类破坏森林的行为痛心疾首。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细心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内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且在雨季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草原上。”(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 3卷:517-518)他严重地指出:“实际上,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972f第4卷:300)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恩格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4卷:383-384)为此,恩格斯告诫人们:“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972f第4卷:383-384)所以,幻想改变自然规律和随意征服自然是极端天真、幼稚和错误的。恩格斯运用自然界报复现象,实质上揭示了人类与环境不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这说明在各种自然灾难的背后,都有人类对于自然不友好的深层次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与政治动荡的结果、政治决策的失误、政治路线的错误等等。而将环境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自觉地从政治的高度保护好环境,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使人类免遭自然界的报复,这是讲政治的实际表现,是衡量推动政治发展、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第六,环境问题是深刻的政治问题,环境危机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近代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驱动是近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集中分析了近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恩格斯采用摩尔根关于人类史前史各文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理论,认为“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4卷:23)恩格斯指出,在文明时代以及以后的发展阶段,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城市与乡村的分化与对立,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土地的高度利用以及毁林造田和将草原开垦为农田,引起了生态的破坏和环境问题。但是,真正使生态与环境问题成为重大的时代问题的是近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不顾环境承载力而拼命地追求高额利润的结果。恩格斯以英国为例指出,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英国,环境问题并不严重,但是,进入机器大工业以后,就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他说:“一句话,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283);然而,“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285)恩格斯指出,随着纺纱机的出现和大规模的推广运用,实现了整个纺织工业,其中包括梳棉、纺纱、织布、漂白、染色、印花等各个领域的机械化。与此同时,推动着机械制造工业、冶金工业、采矿工业、采煤工业、玻璃工业、制陶工业、制革工业以及造船工业等迅猛发展。由于资本的逻辑就是利润,在利润的驱动下,工厂大量地利用农田,村镇不断地转变为城市,小城市不断转变为大工业城市,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使城市环境越来越糟糕,空气污染、河流和地下水的污染等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些观点是恩格斯运用环境政治学理论,对于资本的逻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进行政治透视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第七,工人阶级是环境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环境恶化对于工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恩格斯认为,深受生态与环境问题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278)英国工人阶级在为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遭受到的却是环境污染之苦。他说:“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303)他通过亲身实地考察,详细地描绘了英国工人阶级在恶劣的环境下的生存状况:“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307)恩格斯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影响到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他说:“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500)恩格斯进而揭露了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对于财富的贪婪。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564)将环境问题与资产阶级的本性联系起来考察,以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意识,这体现了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强烈的环境政治意识。

第八,从政治制度上看,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人类出现重大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实施根本变革。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迪人们,研究环境问题必须运用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深入探究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刻政治根源,而这要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寻找原因。与马克思环境政治思想的形成一样,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基础上的。恩格斯认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惟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资本主义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极其不当的“统治”、“征服”和“掠夺”,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弊端是“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却会因垄断而遭受损失”(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613)。这种损失当然包括环境所遭受的损失在内。恩格斯进而指出:“如果土地能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末谁也不会付地租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而且在每一个场合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卷:608)获得超额利润是资本的逻辑,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环境的灾难。恩格斯指出:“当一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1984:307-308)恩格斯认为,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对于经济再生产过程、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思想意识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实现彻底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揭露和分析,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只考虑眼前利益和直接利益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恩格斯,1972c第3卷:519-52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现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更……。”(1972c第3卷:518-519)

恩格斯告诉人们,环境问题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受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类历史上一切劳动都涉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过程。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因此,这个过程产生的种种问题,无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自然应当被看做是这个特殊社会制度的产物。消灭私有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才能消除商品生产,“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那时,人们生产产品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需要,也就可以做到合理地控制和调整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972b第20卷:307-308)。恩格斯的话启迪人们,研究环境问题,不能就环境论环境。即是说,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能忽视政治体制和机制对于环境问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区别于西方环境政治学的最根本的一个重大观点。

第九,从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高度看,环境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是在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进程中逐渐解决的问题,自然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表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两大提升”和“两大和解”。恩格斯关于人的“两大提升”和“两大和解”的思想,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美好愿景以及最终目的。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恩格斯谈到未来社会的走向时曾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经历两次提升:“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4卷:228)。恩格斯所说的“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揭示的是“人的物种提升”;而“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则揭示了“人的社会提升”。这两种提升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所谓“人的物种提升”,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和主导性的地位;所谓“人的社会提升”,则表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人的两次提升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优化人的生存环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

人从自然界以及人从社会中的“两次提升”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两大和解”的过程。恩格斯在1844年2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私有制最初的结果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人的活动又分成了彼此敌对的劳动和资本,指出“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1卷:612),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1卷:603)恩格斯进而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状况:“在敌对的利益关系被消灭以后,主体的竞争,即主体在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等等上的竞赛,就会被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并被归结为迄今为止只有傅立叶一人作过一些说明的竞赛,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1卷:614)恩格斯将“自然-人-社会”看做一个整体,将解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对矛盾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基本向度。两大提升与两大和解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有机整体,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解决好人与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也要依赖于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1961第20卷:307-308)。

第十,自然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的结果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飞跃。恩格斯关于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描绘了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步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即人类自身友好与人类与环境友好的统一,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结价值追求。必然与自由、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问题,是从古希腊以来思想家们一直殚精竭虑、争论不休的问题。恩格斯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思想建立在扬弃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对于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黑格尔作了精辟的论述。黑格尔的必然与自由的观点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关于必然与自由观点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他在扬弃人类思想史上的必然与自由观点、特别是在扬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必然与自由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法哲学》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于意志自由的价值与功能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他认为,自由是个人不断地把自身中的普遍物展现出来,从个人至家庭至市民社会而后至理性国家,终于得以在最普遍之物中体现其个体性,黑格尔将这种自由称为具体自由,以区别于卢梭及康德的形式自由。具体自由正是在必然性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由与必然是紧密联系着的,既不能离开必然去认识自由,也不能脱离自由去认识必然。自由就是在必然基础上产生的。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超越和升华。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深刻诠释。对于黑格尔的自由与必然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3卷:153)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想引入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友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境界,而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条件,是人类进入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的社会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在更高基础上的统一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真理性与价值性高度统一的社会,是人类的意志达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高度统一的社会,是人的素质全面提高达到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否定和超越,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等整体文明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此进行了展望:“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3卷:758)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分野以及价值判断尺度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不能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表明人类还只是处于必然王国阶段。而当人类正确地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处于这样的状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等整体文明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将会呈现出社会的物质财富高度涌流、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化极大发展、每个人都能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从必然王国阶段跃迁到自由王国阶段。

三、充分认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为指导,促进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缺乏应有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存在着一个环境政治学的空场。西方一些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无端的攻讦,如“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是生产力主义”(斯克里摩斯基语)、“马克思只有经济危机理论,没有生态与环境危机理论”(本•阿格尔语)、“在环境保护上,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害的了”(帕斯摩尔语)、“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本顿语)、在马克思那里“无法找到多少对保护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唐纳德•沃斯特语)等。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态势,促使西方许多学者纷纷将环境问题作为重大问题,将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促进了环境政治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环境政治学又成为西方绿党的纲领和绿色运动的思想武器,这些情况,更加使一些人产生种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关于暴力和革命的所谓红色的理论,而没有关于生态与环境的所谓绿色的理论。我国也有一些人认为,研究环境政治学可以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从西方环境政治学那里引进研究成果,以推动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不以事实澄清这些错误认识,不深入地挖掘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就不可能建构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为指导,促进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这些年来,随着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研究的展开和向深度的拓展,不少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并不存在着所谓在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空场,一个将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等作为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个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等作为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块整钢的“完整而无片面性弊病”(列宁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深重的环境危机上,也“不能没有马克思”(德里达语),不能没有恩格斯。我们可以充分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大精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其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并在正确地协调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成功地度过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我们之所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现代环境政治学的先驱,主要事实根据在于,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的许多主张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讲”的基础上的“接着讲”。这种“接着讲”尽管有现代特定的语境和特定时代所需要的特定内容,但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环境政治学上的“已经讲”的内容以及深刻性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以及将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进行比较分析充分地证实这一点。

长期以来,传统政治学表现出了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学对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的分析框架,只是局限于单一的和线性式的思维模式,脱离了政治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只是局限于封闭的和狭窄的政治领域和政治范畴内分析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以及决定这些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也就无法真正科学地说明各种政治斗争、政治矛盾以及政治纷争的内在原因,不能科学地说明政治发展的动力以及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传统环境学或生态学也只是从自己领域出发研究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方式,不能深刻地说明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本质以及解决的方法与途径。与这种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传统政治学以及传统环境学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相反,恩格斯的政治学与环境思想是辩证的全面的政治学与环境思想,他是从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是从社会有机体是复杂系统出发,将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现象的内生变量以及对于政治本质的认识从单一的和封闭状态的政治领域导引到处于紧密联系着的“人-社会-自然”这一开放的大系统中。将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有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有力地推动着人们对于政治领域认识的深刻变革以及推动着人们对于政治现象与政治本质、政治规律认识的观念更新,促使人们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达到对于政治现象以及政治本质的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对于政治发展规律的总体性把握,也能够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实质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和方法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从时间上来说,要比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应用得早得多;从理论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说,也是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无法企及或超越的。

在恩格斯看来,环境问题蕴含着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环境问题要与变革政治制度特别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与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所主张的环境运动只是一种观念运动和精神运动,不需要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最根本的政治变革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在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家看来,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占有,使社会显现出精神的贫困和衰退,所以,只有通过政治和教育的手段重建符合环境政治学要求的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追求和践行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这表现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认为这种理论是超越西方“左”与“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体现出“向前方”的政治理论,但是,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辩护的政治理论,充其量是一种主张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绿色的主题着手进行改良的政治理论。

由于环境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制度安排不当、政治利益不均衡以及政治决策失误导致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国际上出现的环境问题则是体现着国际利益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按照西方环境政治学开出的药方,只是要求人们确立生态观念,倡导基层民主,从事绿色和平运动,强调女性权利,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社会责任以及主张分散化等方式和手段,就能解决环境危机。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难以奏效的。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环境政治学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人们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活动中,促进环境问题向着好转的方向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危机。在环境政治学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早已出场,在全球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大环境政治学的先辈和主角,从他们的声音中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答案。在我国更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政治思想为指导,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处于农业大国,环境问题还没有作为“问题”而进入科学认识的领域。而我国的政治学则是一种坚持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斗争政治和阶级政治,政治学与环境学是两股道路上跑的车,是根本绝缘的。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工业化与资本的逻辑使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对于今天的环境问题要予以科学的说明,必须将环境学与政治学加以联姻,从环境政治学的高度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看到,一切环境问题实质上都与政治问题有关,都需要将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系统中进行分析。将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联姻,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这种联姻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必然的联姻。环境问题处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决定环境问题的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多种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即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问题突出反映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统一。自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不管什么样的阶级、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都必须依赖的客观条件;社会因素则是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过程中亦即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环境问题就是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自然和社会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着的有机系统,因此,自然因素成了社会因素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在属人的世界里,自然因素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环境问题从现象上看,是自然界发生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的自然界的变化问题,是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问题。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清楚地发现,环境问题同样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不是游离于人类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东西,相反,政治归根到底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着的政治。政治是最关注人、呵护人、促进着人的身心愉悦和全面发展的。与人类的生活实践发生着功能与满足关系的生物圈,必然会向政治领域延伸,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圈。当前的环境危机虽然发轫于生态领域,但是它直接波及人类的政治领域,无论是对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在的环境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比以前的军事冲突还要严重和突出。环境危机导致人类生存空间的恶化,对人类的健康和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会将人类引向一个无绿色的坟墓。就国内政治来说,环境危机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会引起国内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满,使现有的宪法和政治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执政党和政府陷入政治上的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以及整合性危机。就国际政治来说,环境危机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成为引起国际冲突和新的战争的重要原因。现在,环境安全或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因此,环境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或异己的变化,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人文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决策者的政治思维、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方面发生的偏差以及人们在错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下不适当地干预自然界的结果。环境危机从其本质上看,是人类政治制度的危机、政治决策的危机、政治实践的危机、政治行为的危机以及政治文化危机等交织在一起的一系列综合性的危机所导致的并发症。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法,则包含着深刻的政治诉求、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看,是将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作为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即将人与环境友好作为人与社会、人与人友好的自然基础,将人与社会、人与人友好作为人与环境友好的有力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需要政党与政府具有强烈的环境政治意识、环境政治文化,需要制定出科学的环境政策,实行正确的环境法治,需要公民从事积极的环境政治参与。从国际政治上看,需要坚持环境安全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国际环境治理,建设环境友好型世界。从这些方面来看,以恩格斯环境政治思想为指导,促进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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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方世南

第二篇：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两个基本问题

摘要：从应然性角度讲，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行为也应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从实然法律规定来看，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犯罪的，不宜按本罪定罪量刑。鉴于罪过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仍然是当代法治国家不可轻易动摇的刑法根基等原因，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不应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故意犯罪;严格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中直接针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规制的法条主要是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污染环境事故案件最常运用的法条也是这一条，关于该条内容的理解历来是环境刑法学的研究焦点之一。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学界在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对本罪的主观方面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本文对此提出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求教于同仁。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是否包括故意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否包括犯罪故意，学界在这一点上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却仍然有意实施，过失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种观点是《刑法》修订后初期少数人的主张，由于明显不符合刑法解释的原理，其结论也难以为社会所接受，因而现在持此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多。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过失，故意不能构成本罪。②这种观点是目前见诸于国内各高校刑法学教材中的通说。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既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③这就意味着，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客观上实施了法定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行为，就可以本罪定罪处刑。

应该承认，如果严格按照解释学的原理来分析《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本罪主观方面只有过失，不包括故意。其根据是显易而见的。本罪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而本罪的基本法定刑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也只有七年有期徒刑。对照一下《刑法》分则其他条文就可明了，这是我国立法者对所有造成重大事故的过失犯罪所采用的通用立法原则。如果对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犯罪行为也处以这样轻的刑罚，就会明显违背《刑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是严重损害刑法正义价值的，这样的荒谬结论显然不是立法者所能够允许的，也是社会大众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正是前述第二种观点能够成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的基本根据。

然而，第三种观点的提出也并非毫无道理。其基本理由在于现实社会中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人，对于能够因此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有时不但是明知，而且可能持着放任甚至希望的心态，因而会形成犯罪故意的主观心理。例如，1988年曹某承包了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乡泗安村一家濒临倒闭的村办小厂——向阳化工厂，为了牟取暴利，曹某故意派人向当地水体中广泛抛扔含剧毒化学物品氰，其对因此会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显然明知，主观上显然出于故意。这种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么，如果对于这种行为不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又该如何处理呢?

对于这种情况，目前能够选择的处理方法无非有三种：一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予定罪，这显然于理于法都行不通;二是按《刑法》规定的其他故意犯罪主要是按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定罪处刑(曹某最后就是被法院以投毒罪判处死缓)。如果说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还不存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情况下，这样的判决尚有合理之处，那么假若此案发生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生效之后，仍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本案进行判决就显得很勉强了。因为这种行为是通过长时间持续地向水体抛扔含毒物质，使水体中的含毒物质不断累积，逐渐达到对水质的污染效果，从而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安全的，这是典型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它与以一次实施就能够同时造成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特征的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有质的区别。在《刑法》已经将破坏环境资源作为一类犯罪在分则第六章中专门加以规定，特别是将重大环境染污事故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犯罪予以专列的情况下，再对这种行为按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显然欠妥。而且，如果对于过失实施这种染污行为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刑，而对故意实施这种行为的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从而在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实际并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仅因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不同就变更犯罪客体的性质，这显然有违犯罪构成基本原理。在前两种选择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的处理方法就只剩最后一种了，即将《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和故意，这既能够对故意行为定罪处刑，同时也克服了第二种观点的上述缺陷。这也正是第三种观点主张者的主要论据之一。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包括在同一犯罪中就等于承认了学界有人主张的混合罪过形式(而这种观点并没有为我国刑法界所认可);同时，这会导致对重大环境污染故意犯罪处罚上的明显偏轻甚至畸轻，从而违背刑法实质公正价值的要求，在造成相当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看来上述三种处理方式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刑事立法存在缺陷，没有对故意造成严重污染事故的行为进行恰当的规制。也许立法者确实认为对于故意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可按其他故意犯罪处理，但如此就忽略了行为之间有本质不同这一事实。因此，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及时修改法律，在《刑法》第338条中分两款对故意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和过失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犯罪进行分别规定，对前者规定更重的刑罚，对后者则仍保留现在的规定。这样，既使定罪与行为本质保持一致，又能够作到罚当其罪。在这方面，有学者已提出了具体的立法修改建议④，建议的内容虽然不一定十分妥当，但其思路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在立法尚未修改之前，对于故意造成污染事故的犯罪行为应如何定罪，看来只能在第二和第三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虽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尽完美)。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按其他故意犯罪来处理故意造成污染事故犯罪，这样做虽然会导致罪名与行为本质不相吻合并与犯罪构成原理不一致，但毕竟能够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而更有利于刑事判决实现实质正义。

二、污染环境犯罪是否应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具有专业技术性强、过程复杂、行为隐蔽等特点，这导致对其主观罪过证明方面存在困难，所以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引入国外比较流行的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原则的呼声比较强烈。⑤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严格责任是指并不依赖于造成危害的实际过失或者故意，而是建立在违反了一种保证某种事物安全的绝对义务基础上的责任。严格责任最常适用于高度危险行为或者产品责任案件中，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副面影响的出现，严格责任立法开始出现于事关公共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新领域，进入20世纪后这种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据有关资料，目前英国法律中涉及严格责任的罪名有8000多种。⑥美国法院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概念，但实践中真正对无罪过者定罪的情况很少，通常至少要求过失;法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严格责任原则。⑦其实，完全不要求任何主观罪过的严格责任(也称为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因过于苛刻而可能有违公正，因而在现代国家中很少被采用，现在接受严格责任的国家所采纳的是相对的严格责任，即并不是不要求行为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而只是不要求起诉方证明这种故意或过失的存在，其只要证明有污染的客观事实就可以了，同时被告方可以举证反驳以证明自己确实没有罪过，从而免除刑责。可见，所谓严格责任，只是证明责任的一种倒置，而非真正不要求罪过。

归纳我国学者提出的主张在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原则的理由，无非有以下五种：第一，环境污染犯罪人的心理状态通常很难判断、证明困难，通过严格责任制度将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方既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有效地打击这类犯罪，又能使潜在的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从而更好地预防犯罪。第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对人类社会产生现实或潜在甚至长期重大影响的犯罪，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可逆的，且难以消除和恢复。人们往往很难准确界定排污者的主观心理态度，行为人又经常凭借技术优势排污并以无法预见后果为理由逃避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环境。将严格责任原则引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保护人类世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自然环境资源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将严格责任原则引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够解决刑法学界对该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的争论。⑧第四，如果对实践中出现的难以认定污染者主观罪过的情况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以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来代替刑事责任，就明显违背了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的要求，由此不仅使被害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失去保护，同时也放纵了犯罪。实行严格责任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第五，对污染环境犯罪规定严格责任在西方国家立法中有广泛的体现，英、美、法、加拿大等国在其刑法中都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规定了严格责任。⑨

上述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立，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或者不是完全可靠的，我国《刑法》中不宜引入严格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1.无论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目前主张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还是西方刑法学中所强调的“无罪过不罚”原则，都坚持认为刑事责任必须建立在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可责性这两个基础之上，反对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这不但是对古代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进行否定的结果，也是现代刑法之所以获得正当性的根基所在。如果不存在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责任自然就不成立;即使有客观危害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相对的意志自由，其不知或无法选择自己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那么对其进行刑事责难也缺乏道义基础。刑事责任不同于其他法律责任，其主要实现方式以剥夺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为代价，事关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最关键的利益，因此，它的追究必须建立在明显的正当性基础之上，而在现实社会条件下，这种正当根据主要在于特定社会所承认的道义，这种道义责任和主观上的罪过内容是密切相关的。在缺乏主观罪过心理的情况下，允许国家对一个公民施加刑罚的刑法无疑是残酷的，也是专制的，其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更谈不上现代法治国家对人权的保障。同时，对这种无罪过的行为适用刑罚根本达不到预防同类危害再次发生的功效，因而也不符合刑罚的目的。罪过原则是区别法治国刑法与专制国刑法、文明刑法与专制刑法的一个主要标志，如果放弃这一原则，我们的刑法就失去了它的当代价值。正因为如此，即使采纳严格责任的国家也并不是真的不要求任何罪过，相反，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行为人至少得有过失，只不过起诉方推定这种罪过已经存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才会允许被告举证反驳，如果被告能够通过证据否定这种推定的成立，那么同样不能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罪过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仍然是当代法治国家不可轻易动摇的刑法根基之一。

2.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确实需要刑事立法大力保护，然而，环境利益的价值是否真的能达到比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其他任何法益价值都更大的程度，因而需要采取一些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殊原则或手段加以保护?这个结论恐怕很难成立。例如，国家安全的价值不会比环境的价值小;公共安全的价值也不一定小于环境价值，恐怖活动犯罪对于社会的危害不一定就比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性小。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我们将严格责任原则引入环境犯罪时，也可以将这种严格责任引入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如果真地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在环境犯罪方面打开一个口子，允许对无罪过者进行惩罚，也就意味着作为我国现代刑法基石之一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自此受到了挑战和动摇，接下来人们就可沿着这个缝隙继续向前拓展延伸，将这个口子不断扩大，在更多类型的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其最终结果就是彻底毁掉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刑法原则，重新回到客观归罪的老路上去。这个结局是现代法治国家怎么也难以接受的，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人们所无法承担的。

3.诉讼效率是刑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实行严格责任确实有利于对重大污染环境事故案件的及时查处，并节省司法资源，然而，对于实体刑法来说，效率并不是它要追求的唯一价值甚至不是其主要价值，除效率之外，公正、人权、自由更是现代刑法所追求的主要价值，我们绝不能为以牺牲公正、人权、自由这些主要价值为代价来片面追求所谓的效率。实行严格责任可能会导致确无罪过者受到刑事制裁，因而有损刑法的公正价值;同时，让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又与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由控诉方承担有罪举证责任的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的要求相背离，而这一原则是保障刑事诉讼中公民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犯的重要屏障之一。因此，实行严格责任无疑会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降低，从而为公诉机关的滥诉打开方便之门，致使越来越多的人遭受证明自己无罪这种烦恼的折磨。

4.环境犯罪手段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对本罪行为人主观罪过内容的判断难度可能确实会大一些。然而，难以判断毕竟不是无法判断。根据犯罪构成要件主、客观关系的原理，犯罪主观罪过并不是纯粹的行为人的主观想法，而是支配行为人实施相应客观危害行为，从而外化到客观世界之中的主观罪过。因此，行为诸多客观事实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反映相应主观罪过心理的信息，只要司法人员认真分析案情，综合判断，总是能将行为的主观心理内容给揭示出来。我们不能为了避免这种判断的困难和麻烦，就随便挑战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损害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其实，不论哪些犯罪，其主观罪过的判断、认定都不是容易的，如对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故意内容的区分、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存在的认定等，在许多情况下都需要司法机关花大力气才能弄清楚，难道我们也需要在这些案件中引入严格责任制度?事实上，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司法实践中真正由于主观罪过判断困难而导致无法定罪，从而使有罪的人逃避刑事追究的个案十分少见，当起诉方将相应的客观事实确证后，其中往往就包含着对主观罪过判断的证据支持，因此，接下来从中进行正常的逻辑推理，就不难找到与其相对应的主观罪过心理。这种推论只要被告方无法通过辩护加以推翻，其往往就成了定罪的根据。尽管主张引入严格责任的学者十分强调污染环境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困难，但我们至今仍难以找到实证的根据，即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到底有哪些案件、多少案件因没有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而使有罪者逃脱法网。因此，这种主张的可靠性自身也是一个需要继续证明的问题。

5.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极个别情况，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人要证明其主观上存在犯罪故意或过失确实十分困难，因而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于是如果不实行严格责任，就可能无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似乎对社会是不利的。然而，在现代刑事法治框架下，因证明有罪困难而放走可能的有罪者并不是非常反常的事情，“疑罪从无”原则恰恰是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它体现了现代刑事法治谦抑、宽恕的一面，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我们能够允许在其他要件证明有困难时采取有利于被告的选择，为什么就不能在污染环境犯罪中证明被告主观罪过确有困难时也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何况，不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不等于就豁免了被告的全部责任，对于污染环境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即使不能证明行为人有过错，也仍然可以要求行为人进行民事赔偿，因为民事责任是承认无过错责任的。这里又涉及国家对环境保护手段的多重性问题。我们不能用刑法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而需要将刑法与行政法、民法以及其他措施协同动作，进行综合治理，对极少数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通过追究其他法律责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惩治和预防作用，并可将不定罪的负作用减小到最低限度。如果由于极少数案件的需要而轻易引进严格责任，就可能造成整个现代刑事法治基本价值基础的严重损害，为小利而引来大害是功利原则所不能允许的。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会存在缺陷，对于这种缺陷，我们是想法加以弥补甚至在不得已时予以忍受，还是要用另一种制度加以替换，这需要对各种可能选择进行利弊分析、权衡，而不能轻易作出决定。这里还涉及对刑法功能的正确认识问题。刑法是保障法，具有补充性特征，社会问题不能事事都要依赖刑法来解决，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刑法。我国目前环境事故频发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监管不严、权力腐败的因素，如果行政监管能够及时跟上，其他法律手段能够得到充分运用，有很多事故是能够得到预防的，并不一定要由刑法出面。

6.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确实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但它们所适用的对象多是需要处以罚金或轻微自由刑的微罪案件。这和西方国家刑事立法对犯罪只定性、不定量有关系。西方国家没有罚金与罚款之别，只要是某一性质的行为，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是犯罪;只要是需要国家强制缴纳金钱的，都属于微罪范围。严格责任犯罪的“另一个正当化理由是严格责任并没有造成什么不公正，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犯罪(real crimes)’，只能把它们称作准刑事违法(quasi-offences)，或者‘违反(violations)’行为。定罪并不会带来像对于真正的犯罪那样的耻辱。所用刑罚方法通常都是轻刑，一般是用罚金”⑩。然而，这样的微罪在我国根本不称其为罪，而是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处理。在我国刚刚能够入罪的危害行为，在他国可能已经不属于微罪，从而不能适用严格责任了。我们应当正视中外立法在犯罪概念方面存在的这些区别，不能轻易将国外适用于我们不称其为犯罪的那些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认定的严格责任原则盲目拿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主观罪过的原则。

7.虽然有些发达国家引入了严格责任，但至今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拒绝采纳严格责任制度，构成犯罪要求主观罪过仍然是当今世界刑事立法发展的主流。例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79年制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在其为准备1991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而起草的国际罪行法典中，都要求相应的国际环境犯罪必须包括主观罪过要件。可以说，“从国际刑法领域来看，破坏环境方面的犯罪，其主观方面一般都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11)。从各国立法来看，坚持罪过原则是刑法的主流趋势，日本、德国、俄国、瑞士等国都是如此。这些发达国家都曾深受环境污染之苦，但它们至今都还不承认严格责任，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途中，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没有充分理由必须接受严格责任原则。

注释

①周道鸾：《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第691页。

②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84页。

③陈永忠、陈录：《试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构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④有学者建议将现行《刑法》第338条整个条文设计为：第一款，“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款，“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参见段启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学术界》2008年第2期。

⑤主张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如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王玉杰：《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陈嫡、陈勃：《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探讨》，《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⑥⑩C.M.V.Claarkson,Undersanding Criminal Law, 3rd.Sweet & Maxwell,London,2001,p135、137.

⑦参见郭菁菁：《浅析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犯罪中的应用》，《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

⑧参见陈嫡、陈勃：《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探讨》，《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参见易海辉、杨惠宇：《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相关问题及其完善》，《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11)祁红兵：《浅论我国刑法上的环境犯罪》，《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张绍谦

第三篇：珠三角城镇化发展重大资源环境约束探析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辨识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对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安全和保障公众健康至關重要。分析认为，珠三角城市群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复合型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地表水环境压力突出、海洋污染隐患凸显、土壤污染趋重蔓延、生态退化后果堪忧、“垃圾倾城”频发、土地资源趋紧、能源依赖性加剧等。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群发展较为突出的地区，总结其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是开展该地区战略环评的基础性工作，对其他地区或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环境;资源;城镇化;珠三角

DOI： 10.14068/j.ceia.2015.05.004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惠州和肇庆9个地市，面积约54 754 km2。珠三角城市群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锐意改革，率先开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珠三角城市群以不足全国0.5%的国土，聚集了全国4.2%的人口，创造出全国9.3%的经济总量，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6%提高至2013年的84.03%。当前，珠三角城市群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区域协调、有序、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辨识珠三角城市群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对促进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保障公众健康至关重要。

1 珠三角产业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城市群率先在全国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GDP迅猛增长，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建立了世界制造业基地[1]，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近年来该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呈现明显放缓趋势，GDP增速由2000年的13.7%下降至2013年的9.4%。

珠三角城市群“簇群”经济特征明显，初步形成了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但各地市经济发展仍不平衡，东西两岸、内外圈层和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深圳两个核心城市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GDP占珠三角城市群总量的近50%，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惠州、江门、肇庆等城市的发展程度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间，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以外向型产业、“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驱动，增长方式粗放。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劳动力、产业双转移”、“双轮驱动”战略的实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取而代之的是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2-3]，为城市群各地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腾出了空间。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高速发展所伴随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和交通运输需求不断增大都给区域资源环境带来沉重压力，复合型、累积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2 生态环境代价不容忽视

2.1 复合型大气污染形势严峻

珠三角的大气污染源较密集，多种大气污染物在城市间相互传输;随着空间集聚、时间积累，不同污染物之间可能发生协同效应，生成危害更为严重的二次污染物[4]。产业转移、适度重型化等战略的实施，使高耗能行业产值比重有所上升，2012年达22.7%，且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城市群周边的韶关、清远、茂名、云浮、梅州和潮州等市，对区域大气环境潜在影响较大。

据2014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珠三角各市大气环境质量年达标天数比例在70.2%～95.6%，平均81%，首要污染物主要为PM2.5，其次是臭氧和NO2，如图1所示。区域内以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为特征的大气复合污染日益突出，高浓度的细颗粒物水平和高水汽含量是该区域能见度恶化和霾天气频繁出现的直接诱因[5-7]。虽然珠三角区域PM2.5平均浓度比全国低33.9%，比京津冀低54.9%，比长三角低29.9%，但是臭氧浓度自2005年以来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和长三角。大气环境问题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2.2 地表水环境压力突出

在推进《广东省碧水工程计划》、《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3—2020年)》的基础上，区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局部水环境压力仍较突出。据2014年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全省仍有16.1%的水质断面达不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8.1%的江段受重度污染，珠三角河网片区城市内河涌污染严重，水体黑臭现象十分突出。

珠三角城市群的供排水格局较混乱，全省近40%的水污染负荷高度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市，能够利用的环境容量有限，尽管近年来污染减排成效显著，但“微容量、重负荷”的问题依然突出，龙岗河、坪山河、观澜河等河流以及城市河涌水质改善任重道远。

城市群各地市之间相互影响，2014年全省约有两成跨市交接断面达不到水质要求，深圳市流出的水质达标率仅为13.9%。跨界水污染由于涉及上下游问题，往往牵涉多个城市，城市群之间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的缺失导致跨界水污染矛盾尖锐[10]。

2.3 海洋污染隐患凸显

随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发展向惠州-深圳-珠海-江门沿海一线推进，入海污染负荷持续增加，海洋环境质量压力巨大。珠江口近海是珠三角城市群入海污水的主要接纳海域。据2014年广东省环境质量公报，全省67个近岸海域水环境功能区中，有3个受重度污染，均位于珠江口海域。

珠三角近海富营养化突出，近10%的功能区海水水质呈重度或严重富营养状态，赤潮成为威胁近海环境的重要生态风险。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期间，广东省海域共发生赤潮57次，累计面积达到1 945 km2，主要集中在集中珠江口、大亚湾、大鹏湾等海域。

珠江口咸潮入侵逐年加强，1993年、1999年、2004年、2005年和2011年均发生严重咸潮，且有向内陆入侵、上溯距离越来越远的趋势。虽然枯季采取上游水库调淡压咸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咸潮对珠三角供水的影响，但咸潮入侵的严重形势并没有改变，已对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态、节约、循环、绿色发展构成威胁[8]。

2.4 土壤污染趋重蔓延

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区第四纪海陆交互相分布有大面积毒害元素的污染区，其中Cd、F等元素污染物来源于三角洲沉积物源区，属于与三角洲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地质作用引起的污染。据调查，珠三角土壤中“三级和劣三级土壤”占22.8%，重金属超标占28%。此外，土壤“有机物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如持久性有毒有机污染物有机氯农药、氯苯、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等，在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土壤、农作物、底泥和灌溉水中普遍检出，危害人体健康。珠三角城市群实施“产业转移”后，原有工业用地土壤污染问题严重阻碍了遗留土地的开发利用，影响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2.5 生态退化后果堪忧

随着珠三角城市化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用地被大量侵占，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据统计，1996—2013年珠三角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加近1.9万公顷，占全省增加量的63.4%;农用地年均减少1.3万多公顷，耕地年均减少2万多公顷，尽全省减少量的近八成。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路网密度也不断加大。已有研究表明，在道路、铁路及城市化区域综合影响下，珠三角城市群是全国景观破碎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广州市及周边地区的破碎化程度较高。

珠江口滩涂资源占珠三角近海的四分之一，但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了滩涂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得滩涂面积不断减少[9]。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剧烈的人类活动使珠江河口岸线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八大口门河口岸线延伸呈现不同的时空特征。如磨刀门岸线平均每年向东南延伸226 m，伶仃洋西岸大角山至珠海金星铜鼓角年平均向东延伸190 m。珠江河口岸线的变化导致八大口门区域地貌轮廓形态改变、滩涂湿地严重萎缩、河口区红树林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降低。

2.6 “垃圾围城”处置艰难

珠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万～8万t/d，各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远低于实际产生量，大型卫生填埋场屈指可数，无害化处置途径亟待解决。广州日产生活垃圾1.7万t，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在2015年前陆续封场，目前规划有7座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厂，其中5座规划待建。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等城市的生活垃圾日均新增千吨以上，并以每年5%以上的规模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城市群现有及规划的垃圾焚烧厂约33座，其中由于邻避问题处于前期工作阶段的有12座。“垃圾围城”已是珠三角城市群不可回避的社会公共问题。

3 资源支撑能力不断下降

3.1 土地开发高度集约资源趋紧

珠三角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据《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情况》(2012年度)，在全国336个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结果综合排序中，位居前10名的有3个是珠三角地区的开发区，居前50位的8个开发区也均地处珠三角地区。然而，多年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粗放用地态势尚未得以彻底改观。2012年珠三角单位GDP达到8 726.2万元/km2，相比一些国家或地区2011年的单位产出水平，如日本(10 162.18万元/km2)、新加坡(216 185.1万元/km2)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147 633.14万元/km2)和上海市(30 469.37万元/km2)，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上存在着较大差距。

近20年来，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属于多中心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心城市的合理规模。作为中心城市的广州、深圳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62%和5.58%。东莞、佛山扩张速度甚至高于中心城市，城市建成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4%和 9.37%，主要得益于产业园区的大量布局。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惠州等组团城市的城市建成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1%、3.68%、3.79%、2.94%、4.03%，略低于中心、次中心城市。

大量农地资源转为建设用地为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传统发展模式使土地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土地资源紧缺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3.2 能源依赖性加剧

珠三角城市群的能源消耗主要依赖外来能源。据统计，广东省一次能源生产量近20年内大约增长了6倍，但占可供本地区消费的能源量的比例却逐步降低，从2000年的39.2%降低到2013年的18.0%，如图2所示。

珠三角城市群能源消耗总量逐年上升， 2005—2011年上涨幅度远高于城镇化率的增长速率。各类产业及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均有大幅提高。据统计，2013年广东省第一产业能源消耗量较1990年增长2.5倍，第二产业能源消耗量增长6.7倍，第三产业能源消耗量增长12.1倍，生活能源消耗量增长了8.9倍。“适度重型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区内高耗能行业比重有所上升。“十二五”以来，除佛山、东莞外，珠三角城市群其他各市的高耗能行业产值比重都有所提高。

由于珠三角城市群自有资源贫乏(广东省自产煤仅占总消耗的7%)，又处于国内煤炭供应链条的末端，在资源配置及运输方面处于劣势。未来区域发展的能源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剧。

4 珠三角发展战略环评启示

在当前形势下，珠三角城市群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总体上还处于历史欠账阶段，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之一。随着区域产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资源环境的“瓶颈”作用将日益突出。珠三角城市群的生态安全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其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的人居安全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将直接影响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扭转生态退化趋势、提升环境安全水平、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已经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任务。以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为主要抓手，优化、调整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路径和方案，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实现绿色转型，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是实现珠三角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上述区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珠三角发展战略环评应高度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根据区域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质量演变趋势，摸清珠三角资源环境承载现状和中长期资源环境承载水平的变化情况，重点关注该区域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与大气、水环境承载力可持续利用问题。

(2)判断珠三角产业升级转型、产业转移、广东自贸区、珠江-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生活消费方式转变等区域重大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战略对资源环境的累积性影响以及上述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影响态势，据此提出区域资源环境保护的战略性目标、原则、内容框架和重点任务。

(3)立足于构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框架，完善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跨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的协作机制，构建基于环境质量的生态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和管理体系，研究提出促进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Z].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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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晓宇. 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污染及城市间相互影响的模式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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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郭振任，袁麗蓉. 河口咸潮活动及其环境影响——珠江口咸潮上溯问题与对策[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