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第一篇：书法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书法与语文教学的连通关系探讨

摘 要：中国的传统书法是一门艺术，源远流长，在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重大，更与语文教学关系密切，其作用不可估量。进行书法教学的策略更是形式多样，方法各异。

关键词：传统书法;艺术;语文教学; 关系密切

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不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国际上，学习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热潮从古至今，经久不衰。规范、清晰、美观的文字书写早已列为中国人才的特别是教师的第二大基本功。在这里，我谨就在书法与语文教学的连通关系进行探讨。

一、书法教学与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

叶圣陶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书法教学在极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顽强的意志力，较好的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

书法能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修养和性情。《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字教学要重视对学生写字姿势的指导，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养成良好地书写习惯。学生书写好坏，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一定的学习能力的优劣。因此拥有良好的书写习惯潜移默化了学生的学习习惯。书写是学习的基础，是学习的基本功，同时字迹的端正优劣也直接影响了语文成绩。书写同时也考验一个人的耐性，必须要有“静下心来，沉入下去”的良好性情。因此，各科特别是语文学科要重视和抓好学生的书写习惯，这无论对学生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要的意义。培养学生正确的书写姿势，培养学生正确书写的习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修养性情，是学好语文的关键。

一个人如果养成了练习书法的习惯，将终身受益。这种益处不仅表现在一笔好字能让人产生强烈的精神愉悦，更重要的是在于能促进一个人良好的学习品质的形成和对性格的巨大影响。

二、书法教学与语文成绩的提升

首先，在书法练习中，学生会接触到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书法了解的理解这些作品，并通过书法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激发对文学作品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从而提高整个语文的学习效果。

其次，书写端正美观的可以为考卷加分，书写错误潦草的会造成考卷扣分。作为一名教师，在多次的阅卷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感觉：面对一篇作文，评价它的最先的依据是作文的书写而不是它的内容。如书写恶劣，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作文的其它方面有所忽视，或干脆以这种感觉代替对作文的评审，造成作文的偏审或误审，而一手漂亮美观的字无疑给作文打分赢得高分。虽然教师们都承认这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的行为中，却不能摆脱这种心理的支配。但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书写对于考试作文的意义。

再次，书写认真、严谨的同学对待语文学习必然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这样的学习态度也决定了语文成绩的优劣。

三、书法鉴赏与文字艺术的美育功能

首先，鉴赏历代名家手迹、墨宝，可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同时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思想感情，从而激发他们的求知的欲望。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以及近年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保存完好的碑贴、铭文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学习书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奇诗美文，结合飘洒俊逸或典雅庄重的书法作品，足以使人在五彩缤纷的文学艺术的宝库中流连往返。

再次，对书法的练习和欣赏，对学好语文有直接帮助。实践证明：经常练习写字，可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发散性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用娴熟的书法抄一句名言、一副对联、一首唐诗、一篇古文，这不正是学习语文的好方法吗?远的古代的不说，仅就现当代而言，许多文化大师他们同时也是书法高手。他们每个人都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书艺超群，二者相得益彰，令人敬佩不已。

总而言之，写一手漂亮的汉字，懂得一些有关书法的知识，能从审美的角度欣赏汉字，是语文学习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而且影响学生对其他各科功课的学习。

四、开展书法教学的几点策略

首先，每位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有一定的书法修养。我们的语文教师虽不能做到象古人一样琴棋书画样样都精通，但万万不可不通传统的书法艺术，写一手好字，尤其是粉笔字，总是应该的。反之，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字写得很丑，板书杂乱无章，学生也就不愿意看，也就影响到教学效果。

其次，语文教师应结合学生的语文学习，对学生进行书法教学。从低层次的角度来说，书法就是写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说某某人的字好，而不是说某某人的书法好。书法教育应该从小学起就要重视，书法教学还应该从基础知识开始，逐步提高。教学中要向学生讲清楚汉字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笔划、书写的注意事项、执笔方法、汉字书写笔顺以及书写正确姿势等。在书写作业和作文时，以及在考试答卷的过程中，要做到字迹清楚，笔划不多不少，格式正确，标点鲜明。字迹要力求美观，做到横平竖直，疏密匀称，比例适当，偏旁部首，变幻参错、重心平衡。书面力求书面整洁美观，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于写得好的同学，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适当的鼓励表扬;对于写得差的或态度不端正的，要予以耐心教育，适当引导，必要时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们养成严谨良好正确的书写习惯。还要向学生推荐一些古代的碑、贴以及近、现代名家的作品让学生临摹学习。对于有此专长的学生要指导他们学会剪辑报刊，收藏书法作品。

第三，开展书法教学学习活动。教师要自己带头示范，搞一些创作，使学生佩服。可以布置一些练贴、描红、临摹的作业，教师亲自批改，并加以指点。还可以组织学生认真抄写书本上的古诗古文，在班级进行交流、评比。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语文，同时还可以结合这项活动，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外，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老师与学生在一起交流思想，畅谈感受，也融洽了师生关系，加深了师生情感，从而有利于教学的管理和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四，营造一个有利于书法学习的校园文化环境。语文教师要配合学校抓好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应该在教室、过道、走廊、宣传栏、门柱、会议室、风景点等地悬挂一些书法作品，写一些有利于指导学生学习的格言、警句或者有利于提高审美能力的诗词、文章。

第五，聘请当地书法界知名人士担任顾问，请他们到学校、班级进行书法讲座，对老师和学生进行培训。可以经常举办中小学教师、学生书法竞赛，举行“中国传统书法与语文教学策略”的专题教学研究。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书法艺术展览或组织学生到名胜古去参观、旅游。这些举措对推动传统书法教学活动的开展与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样做，不仅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同时，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能使他们感悟到祖国传统书法艺术的魅力，看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激发他们求知欲，促进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二篇：硬笔书法与软笔书法的关系

因书写工具的不同，有些学生及家长认为毛笔字实用性不大，且书写时费时、费力，于是便出现只写硬笔，排斥毛笔的现象。这种观点和做法是片面的。

身正则笔正!其实硬笔书法写得漂不漂亮，最根本原因在于执笔和坐姿是否正确?小学

一、二年级是写字打基础的关键时期，班主任及家长应多关注孩子，多提醒孩子，及时纠正习字时的不良姿势。“头与书本一臂”，胸离桌边一拳”，“指距笔头一寸”。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根基扎实了，随着孩子一年年识字增多，审美能力提高，慢慢熟悉汉字的间架结构，字写得整洁漂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相反，很多小学生是怎么舒服怎么写字。例如：①拇指压着食指。这样拇指承受力太大，同样，中指受到挤压冲击，时间久了，会磨出杠茧;②腰和肩身歪斜。这样“竖”及“转折”行笔走形变向，整个字的重心不稳，整张作业的笔势如刮风一样，向一边倾斜;③曲膝翘脚二郎腿。这样字会如你的姿势一样蜷缩，不舒展。发挥不出字中主笔的作用„„错误的执笔与坐姿如不及时纠正，随着孩子年级升高，各科作业增多繁重，为硬付作业书写节奏加快，也就将错就错，形成模式，就不好改了。

很多家长利用寒、暑期给孩子报个硬笔书法培训班，十多节课，几百元。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学期结束时，你会发现孩子平时写作业还是那样，没有长进。孰不知，现在鼓吹的硬笔书法速成，只注重外在形式，教一首诗或几个字，反复练习，当时见效，却忽略了孩子的“病根”所在。其实，学知识、学技能和做事情都是相通的，往往“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见议家长在给孩子选择报班之前，先要了解自己孩子为什么写不好字，问题出在哪儿?无论软笔、硬笔，所谓“速

成班”根本是无稽之谈。正确的执笔方法与标准的书写姿势，并不是靠谁瞬间能改过来的。这就如老中医号脉治病，找准病根，耐心调理，过程虽慢，但结果受益。

学写毛笔字，站姿与坐姿都要求学生悬肘悬腕、头正、身直、肩平、足安。将其用笔要领融入到硬笔习字中，让硬笔书法正确借鉴一下毛笔书法的执笔及姿势，很大程度上会改善孩子们硬笔习字的不良习惯。软笔，含有水墨、浓淡、提按等丰富的技法，而毛笔性能软，富有弹性，更加讲究线条的力度与腕部灵活使转，这也对硬笔的书写力度及间架结构起到辅助作用。毛笔的艺术性与硬笔的实用性相结合，相辅相成，成效自显。

我不赞成把《庞中华》、《司马炎》作为硬笔书法习帖，其中做作的东西太多，描头画足修饰的成份过于流俗。毕竟孩子们不是学写美术字，这一点要明确，选对教材，找准方向。再者，我不赞成孩子们“蒙纸印字”，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一定要临帖，临的同时，用眼看，善于观察，充分锻炼眼与手的协调配合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本人推荐唐人小楷《灵飞经》。此帖结字严谨，用笔精到，是唐代成熟之作，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上手很快。如今，很多大、中专老师已借鉴此方法临习，工作成效显著。

第三篇：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书法入画”之我见

新疆第四师七十一团中学 张影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是因为两者在使用得工具和材料上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用笔的要求，中锋为上是书法和中国画书写规则。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强调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着重于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书法用笔是一种融形式和内容为一体的兼有时空两维特性的情感表现体系。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书法入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形式自身的表现和自然物象在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中所激起的波澜。我们的视点将集中在宋、元、明、清这一段代上。

严格地讲，“书法入画”现象不仅仅限于宋、元、明、清这四个时代，即使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书画之间的渗透迹象。战国帛画，西汉帛画已具有用笔勾取的意味。而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木板画、木案画、砖画、纸画，就更具有书写的意味了。至于晋、隋、唐、五代时期诸名画家，用笔的书法意趣就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宋代之前，书法本身尚处在一个发展是过程中，书法中的表现意识尚在萌醒，因此，中国画从书法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属于一种技术借鉴，而在艺术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从宋代开始，各种书体都已健全，特别是行草的盛行意味着书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成熟是纯形式艺术，书法线条已经蕴育着强烈的表现意识。因此，在宋代以后，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原有“精神”意味是“入侵“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具有绘画观念的动摇，对”形“的鄙视，对”全对象之形骨“的怀疑。

在宋代，苏东坡提出著名是论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然在此之前，欧阳修也声称“古画画意不画形”，但是，把“轻形”的思想推到极致的却是苏东坡。苏东坡作为一位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人，自然对书法纯形式的情感表现有精深的体悟，他自己所具有的表现意识使作品《树石图》中物象的形体作出让步。

到了元代，便有赵孟頫那首无人不晓的“书法入画“的宣言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赵孟頫眼中，自然对象的形体无处不存在着书法用笔的迹象。这种书法意识向自然界是自觉投射，使整个自然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艺术表现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一旦用一个有书法意味的形式框架去理解自然的时候那么外界物象就有一个经过解体，并以书法用笔的形式特征重新构合的可能，这种重新构合的形式，就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

此外，元人钱舜举把隶书入画作为有无士气的标准，而倪高士大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在整个元代花坛，书法用笔意识基本和具象表现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观念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书法致使中国画艺术观念的根本改变起码以宋元两代作为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批评“以形论画”的同时，却赞扬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赵孟頫一边大呼书法入画，一边又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善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缪甚亦。”或许在赵子昂看来，士夫画之妙在于“与物传神”，而“近世”的士夫画其缪甚者，是由于绘画承受了过大的书法集大成者，书法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在表现和“物传神”二者的关系上却保持了中和态度。这一切，如果放在整个“书法入画”的渐次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进入明代，书法的表现意识对中国画坛的冲击日盛一日，在戴进、吴小仙、林良、吕纪、陈白阳诸名家的某些作品中，激荡是笔触已咄咄逼人。当发展到徐渭手里，强烈的表现心理致使狂草笔法大刀阔斧地引入绘画，雄悍磅礴，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在徐渭看来，绘画不能和“造化”比，也不应该去和“造化”比。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物质浓度淡化了，物象被类似张旭笔下的狂草一样的点线面解构和重构，什么山石、什么梅、竹、蕉叶，统统是一堆狂放的用笔。无怪翁方纲说，在徐渭眼中，“世间无物非狂草”。

徐渭开创大写意派，将狂草的精神注入中国画领域，意味着书法中表现意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取得压倒的优势;而董其昌则把书法表现的审美原则灌输到整个笔墨形式世界，使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从客观形象中分离出来，趋向于独立欣赏。他们二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明末清初中国画坛笔墨表现之风的兴起。

既然笔墨形式成了中国画的中心问题，那么清代以降的画家们务必在笔墨形式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们看到，首先有石涛和尚对笔墨形式问题做的广搏深邃的思索。他把“一画”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太古无法，太补不散，太补一散，而法立亦。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者，众有之本，万物之根„„”他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点苔等问题，他的某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书法意趣，纯粹的形式节律，点线面的交织完全趋向一种抽象的形式构合。如《为苍公作山水卷》，直接以用笔、用墨表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此类的作品还有《万点恶墨》山水横卷。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中国画艺术从呱呱堕地之时，就是一种表现艺术，中国画从来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因此，它无疑不属于再现性艺术。就现在的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来看，上述的观点似乎无可置疑。但是从逻辑上讲，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未必必然属于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因为非写实性并非不可能是由于技术上限制而违背了写实的本意。在古人眼里，绘画不过是“存形”、“写真”的手段。譬如，晋代陆机有言：“存形莫善于画。”另外，中国画向来被当作理论教化的工具，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因此，形象首先是一个具体所指，在具体指向的基础上，方可展开教育的功能。可见，形象的描述旨在一个伦理的意义，而目的不在形象本身。围绕如何理想地刻画形象，中国画论中最激烈的讨论是“写形”与“写神”孰为根本的问题。然而，“神”寓于“形”，离“形”“神”不能独存，“写神”不过是对“形”进行了特征性的把握。

笔墨是构成中国水墨画现代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笔墨”是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认识“书法入画”中，我们体验到中国水墨画传统中继承和开发“书法入画”这一命题，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书法的“点”、“划”构成，达到“四维空间”的视觉效果。有如“音乐”和“舞蹈”一样，在“点”与“划”中能感受到节奏、旋律，可以讲是在可视性二维静态平面上是维一的艺术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水墨要从传统中走出来，不仅不能丢失“笔墨”，而且正待于中国水墨画艺术家进一步地开发展。

因此中国水墨画既要画又要写，只有“画”才能在形象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有“写”才能使作品的味道纯正。 “写”、“画”结合才能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

第四篇：让语文教学与书法有机的结合

秭归县一支笔中学向传新

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沉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同时汉字是中国人的又一重要的身份表征，正如黄色的皮肤一样，是增强中华凝聚力的重要纽带。至于书法艺术更是中国的国粹。所以，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需要加强书法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师，应当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书法，让书法与语文教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清代文论家刘熙载认为“字如其人”，他在《艺概;书概》中把写字提到了一个人的才志的高度。他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对个人来说，写好文字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书面交流的工具，字迹工整漂亮，让人产生愉悦之情，增加阅读欲望;反之，写的近似“鬼画符”，需阅读者“破译”，不仅破坏阅读情绪，而且达不到与大家沟通的目的。细想，人们把写的字看作是人的“第二门面”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写的字不好，一个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就会“丢分”。2008年全国高考考试大纲对作文的书写，明确写明：“每一个错别字扣1分，重复的不计。”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那就是汉字书写出现了危机，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语文教学中的书法教学，到了不容忽略的程度。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应当注重书法，将其与语文教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提倡语文教学应当与书法有机地结合，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借字载德，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尤其是我们的汉字，更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中学阶段的写字教学，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中学生整体素养的提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语文教学中，应该融汇写字教学，借字载德，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学生由于受年龄、认知能力、阅历等方面的制约，对汉字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及汉字的艺术美不甚了解，我们应当让学生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外型最优美、内涵最丰富、最具有创造性、最具有艺术美、最能给人以想象的的文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文字，只有汉字的书写演变成为一门艺术，而且在国际艺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有人自豪地说汉字是我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而且，种种迹象显示，汉字继英文之后，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脑语言，汉字有希望成为国际文字。从而让学生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并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无比自豪。

语文教学讲究审美，讲究情操的陶冶，而书法与之完美的结合，正好能实现这方面的目标。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能力。我国汉字笔画安排巧妙，字形变化多姿，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比如笔画有顾盼、对称、和谐、向背之美，字形有俊秀、洒脱、凝重之美等。练习写字可以感受点画美、字形美、墨色美和气韵美，从而不断提高审美能力。在书法教学中还可以向学生讲述一些古今书法名家的生平事迹或趣闻轶事。我国书法界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学书先学做人。古代许多著名书家不但书艺精湛而且人品高洁。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王羲之为老妇书扇，颜真卿忠直刚烈，柳公权豁达大度，郑板桥体察民情等。这些史传佳话随同他们的书法名作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并闪着耀眼的光华。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字虽写得不错，但人品不佳，人们厌其人，而恶其字，最终人书俱废。通过讲述这些，可以引导学生向人书俱佳的书家学习，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塑造自己美好的心灵。字如其人，心正则笔正，并结合书史的典型范例进行教育。由于这类熏陶的结果，加之书法艺术本身的引导作用，结果是受过书法教育的学生道德素质明显高于未上过书法课的学生。

第二、用字养性，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锻炼学生顽强的意志。习惯是人们经过一定时间形成的惯常行为。它一旦形成，具有稳定性、社会性等特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书写不规范，而且书写质量差，我想与广大的学生家长和我们一部分老师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汉字的书写能力已是无关紧要”的思想认识有关。殊不知一种好的书写习惯的养成，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水平，同时有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促进学生整体学习成绩的提高。因此，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理所应当也包括良好书写习惯的养成教育。

狄更斯说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而现在的学生缺少的不是智慧，更不是物质保证，而是顽强的毅力。写字很苦，不仅手累、身累、心更累，但要写好字，必须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练习;写字很枯燥，每一个汉字都是点、横、撇、捺、折等笔划的重复展现。但写字虽然枯燥、乏味，又不能就此不写，特别是在严冬酷暑的日子里，每写一回字，都可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了在学生中养成一种良好的书写习惯，不仅应当把汉字书写的基本姿势和要领如“头正、身直、足开、臂安”、“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书桌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等知识给学生作讲解，还应当要求学生：练字时不在乎数量的多少，也不在乎速度的快慢，一定要讲究质量。要求学生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写的，它代表了自己的最高书写水平，而不是为应付老师的作业。为调动学生汉字书写练习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汉字书写责任感。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法家，中小学生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免除这些毛病。”郭老的话肯定了写字对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个性及道德情操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这些非智力因素对于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试想，语文教学最讲究教书以育人，若不提倡写字的“横平竖直”，又怎能鼓励做人的“堂堂正正”?以楷书为例，楷书字体端正，用笔讲法度。在写字过程中，很多学生怀有追求楷书的“正直”和认同楷书风格的心理，写好每一笔画和每一结构单位，把每个字写得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富有活力。“字愈精神人愈灵”，受楷书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就会具有楷书的品格。绝大多数写字好的学生品学兼优，是和写字影响分不开的。另外，学生写字时，坚持正确的坐姿、执笔和运笔，始终保持桌面写字环境的整洁，并成为习惯，会对他们的精神面貌产生积极影响。汉字“以形写意”、“拼形表意”的特点，自古就有引发伦理教育的功能。教“诗”字，可讲“诗言志”，进行与志有关的教育;学习“信”字，可联系“人言为信”，进行人格和道德关系教育。

举两个学生为例：其中一个是认真刻苦的女生，做事一丝不苟，其写字也体现出来，写字的基本要求都能做到，但有一个小问题，带撇捺的字都写的角度过大，有些字如“全”等在上部的这样写可以，但比如“桌”字底下的撇捺则不能分的角度过大，否则会使字软趴趴的没力气。我们给她写了不同的几个字比较说明，再写就好多了，其实是她的性格上太柔弱，通过纠正写字这一小点问题，我们发现她渐渐的变刚强了，走路有力气了，坐在座位上时挺直胸膛，与人交往时不再怕，很有自信。这样一段时间后，其他字也写的好看了。事实表明聪明的她通过写字，真的在这些方面才提高了上来。另外一个例子是一名男生，单亲家庭的孩子，其父脾气暴躁。他写字时所有的竖画向左斜，横画朝右上戳，整个字倒是挺结实。我们就耐心的调理，向他说明，要按田字格中心的竖线方向写好所有的竖画，横线方向写好横画，鼓励他矫正，有点进步就表扬。半年多下来，他写的字竖画基本上垂直了，他的脾气性子也不那么狂躁了。

第三、正面引导，让汉字书写的重要性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有关专家认为，学生不重视书法，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值得反思。随着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普及，一些教师已经很少在黑板上写板书，而用多媒体课件替代。很难想象他们教的这些学生中，日后有人走上教师岗位，还会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写板书。当然，另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来自于某些新闻媒体的炒作，并得到不少学生的认同，那就是21世纪人类将进入电脑、网络时代，办公、写作等将全由电脑完成，毛笔字甚至钢笔字已经逐渐失去它的实用基础，老年人练字消遣消遣还可以，青少年浪费大量时间习字没有必要，根本不需要用笔写字，写好写坏无所谓。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市场，也导致部分学生不重视书写，不肯在写字上下苦功。更有人宣称：字写得再好也不如用电脑打印出来的端正清秀。这些都影响了学生写字的兴趣和积极性。

语文教师应当让学生明白，从社会交际角度看，近几年电脑、网络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我们国家无论使用人数还是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今社会还有90%的工作需要用手写。将来电脑、网络再普及，书写也不会被遗弃的。你可以有手提电脑，但打印机可以随时待命吗?有人说：正如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拥有飞机、轮船、火车与汽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人类仍需要用脚走路、跑步一样。我们是无法不用手书写的。此言甚妙!一语中的。学生对汉字书写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才会在练字上苦下功夫，达到写好字的目的。

于漪老师说：“由于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广阔，想得宽，想得深，也想得杂，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常常超越他的年龄，这就大大增添了教者的‘困’的程度”。语文教师只有知“困”而省，不断追求，才能形成“语文教育机智”。而把书法教学与语文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是解“困”的一个好办法。德育与智育兼顾，人品与字品兼得，何乐而不为?

第五篇：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虚实与疏密是有区别的，疏密多用在书法作品结字的点画安排上，在章法上虽然也要讲疏密，但更多地着眼于虚实的处理上。书法作品，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黑处是实，白处是虚，虚与实是对立的统一体，所以前人说“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书法家非常重视用虚白去突出黑的表现手法，“计白以当黑”是处理虚实关系的核心，所谓“运实为虚”，是在点画密集之处，要考虑到字写得空灵，必须实而不问。所谓“以虚为实”，是说在空白之处，不是没有内容，而是有笔意，笔势存在。要“笔断意不断”，于是“断处皆续”，气脉得以贯通。这是通常所说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章法变化的奥秘，就在于虚虚实实之中，纵观古代名家名迹莫不如此。

如何理解带燥方润，将浓遂枯

燥、润、浓、枯是用墨时的四种情况，要根据这四种情况写出四种笔画。“带”是指象带子一样的笔画，“方”是指方笔，“将”是指将要，“遂”是指就要。也就是说，写象带子的笔画要用燥笔，写方笔画要用润笔，墨将要变浓的时候就要写成枯笔

擫、押、钩、格、抵，谓之五字李煜拨镫

结字又叫结体或间架结构。启功先生曾指出，写毛笔字一要把握间架结构，二要练好笔画特点。间架结构比点画特点重要。间架好的字，笔画特点不突出，也还顺眼;反过来就不行了。因此，认真研究并把握好字的结体规律十分重要。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王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的盛游之事。全篇写的从容娴和，气盛神凝。被后世学书者尊崇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共计三百二十七个字，逸笔天成，而且变化结构、转换笔法，匠心独运而又不毫无安排造作的痕迹。这样的基于资质超群，功臣力深厚的作品，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书法，符合传统书法最基本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内恹”的笔法偏重骨力，刚柔相济，点画凝练简洁;在书写技巧上包含了无数变化之道，仅一个“之”字就有十余种写法，在传统的“中和之美”的格式上成为样板。千余年来，历代文人多以《兰亭序》为标准，笔耕不辍。人们习惯地把书法家写《兰亭序》的水准作为衡量其传统功力的尺度。

《兰亭序》不愧为博涉众美的经典之作，读其文、赏其书、品其趣，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原作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共234字(另有涂抹字30余个)。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卫恒的四体书势是，篆势，隶势，草势，古文

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孙过庭《书谱》墨迹多被后人研摹。其草书墨迹本身的艺术价值被人们所珍视，其文字内容的理论价值被人们所认可，对唐以后的书法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书谱》作为书法理论史上光芒四射的书学论著，从书法本质、书家流派及字体书体、书法功用及抒情性、书法技法、书学态度及追求、书法鉴赏等几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极富个性的观点。本人从《书谱》的精彩论述中深受启迪，现试析其中的鉴赏论。

孙氏云：“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作者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关于文艺评论的一段内容，以美女之容和龙泉之利，比喻书法评论家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卓越的艺术成就、高深的艺术素质，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书法作品的优劣。如果评价的言论说得不合情理，是因为受到评论者自身鉴赏能力和学识水平的束缚。笔者认为，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孙氏提出了对鉴赏者资格的确认，应建立在“鉴赏者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孙氏鉴赏论的基本观点所在。

接下来，一段“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镖，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作者又以自己竭力作书，取力作，向当时被认为善于鉴赏或德高望重的贤士请教中屡受讥讽的遭遇;再偷梁换柱，假托名家却意外地得到褒奖为例，说明鉴赏者与惠侯喜欢赝品、叶公惧怕真龙没什么两样。这段文显然是作者对当时的鉴赏风气恶劣，甚至已经达到了真假不分、是非不明、黑白颠倒的地步的抨击与批判。由此引出，伯牙因知音难觅，不复鼓琴，自有其中道理的结论。也是作者自觉时风愈下、知音者稀、怀才不遇的一种慨叹!笔者认为这段论述，作者从侧面对鉴赏者提出了“道德水准、政治品质”的客观要求。如果一位鉴赏者本身不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鉴赏观，就很难对艺术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再加上鉴赏者不从自身能力出发，导致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现象出现，被鉴赏作品的作者因此而蒙冤受屈也就是在所难免了。

下一段“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忘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则不足以为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作者用蔡邕识琴和伯乐相马的典故说明二者皆精于鉴别、具有独到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鉴赏角度，不会滞留或局限在常人耳之所闻和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内。紧接着用两个假设，衬托出了高明鉴赏家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意义。进而，用老婆婆因为羲之在她所出售的扇子上题了字，开始极不情愿，见有利可图后，却又登门请求题字;一个门生得到羲之题字的几案如获至宝，其父却将墨迹刮掉，引得儿子极端懊恼的两个小故事，鲜明地再现了“知与不知”“懂与不懂”两种相反的背景所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人会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遭到诋毁或受到委屈，而在理解自己的人那里得到吐露胸中块垒或一展艺术才华的机会”这样极富辩证关系的结论。继而深入剖析：既然因不了解、不懂得造成的过失或遗憾，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此，用庄子概括“自然中的菌类不知道一个月的终始、蝉儿不晓得四季更迭的自然规律”和老子描述“见识浅薄的人闻见高深玄妙的哲理就报以庸俗无知的笑声，倘若不笑，倒无法突出玄妙哲理之深幽了”的理论，阐明自己的鉴赏论。最后发出“怎么能够拿寒冰冻雪来责怪夏日小虫无知呢”的感叹。

孙过庭《书谱》中的上述三段文字，是孙氏“文艺鉴赏论”的全面概括，对于今人的文艺鉴赏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孙氏不仅阐明了书法鉴赏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即：思想素质、艺术素质及其相关素质等，而且从鉴赏水平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说明了像蔡邕、孙阳(伯乐)一样的独具慧眼的鉴赏者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正价值。

我们作为有志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书法鉴赏能力，才能有目的、有侧重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习内容。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高低与其综合素质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左右着其鉴赏能力的发挥。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提高鉴赏水平，才能做到眼高手高，不断进步。推而广之，如果每一个人的鉴赏水平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鉴赏水平也就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也是提高全社会书法水平的必由之路。

如今书界赛事频繁，大奖赛的评委们的鉴赏水平，尤其国展级的评委鉴赏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书法界的鉴赏水平。数以万计的参赛作品，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被淘汰出局，一小部分的书法尖子作品，又在评委们一轮又一轮的品评鉴赏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可见“国展级”赛事评委的鉴赏水平对书法作者的进步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对书法事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水平的鉴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判断书法优劣、发现书法新人和推动书法事业发展的重任。

另外，具有较高创作能力同时又具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书法教育工作者仍然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担负着普及书法知识、培养书法人才、完成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推动书法事业进步的重任。

让我们每一个致力于书法研究之人或书法爱好者，都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修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尤其是初学者应从盲目的学习转入有选择有目的的学习。我们确信，对艺术有了科学的探索、艰辛的付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成功的喜悦。

虽然，我们做不成蔡邕和伯乐，最好也不要做埋怨羲之的老姥和刮字的门生之父。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擅长今草，现代林散之、余任天先生亦精此道;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故有此别论。

郑板桥善六分半书，是书法中的一种字体，是成份较多的一种“杂体”，郑板桥集篆、隶、行楷八分于一炉，意在八分和篆、隶、行楷之间，故自称“六分半书”。清朝蒋士铨赞郑板桥书法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这是说郑板桥的隶楷参半成六分半书，笔法中间以画法行之。 明朝宋啬《书法论贯》提出事艺书法，须明确“十二门”要点，即：

一、澄神，

二、执笔，

三、用腕，

四、正锋，

五、临摹，

六、结构，

七、方圆，

八、疏密，

九、迟速，

十、纯熟，十

一、气韵，十

二、统论。俱采前人之精论，集以供学书者参悟。

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草书形成于汉代，从汉到唐，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如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和孙过庭《书谱》，狂草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东汉末期，张芝被誉为草圣，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宋代黄山谷的《李白忆旧游诗》堪称狂草的佳作。 唐代一朝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南北朝魏碑楷书和唐代楷书，是中国楷书艺术的两大派系，代表着中国楷书风格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风格美。当代书学界有识之士曾对二者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魏碑)如璞玉，粗糙而自然;后者(唐楷)如名器，精美而雕琢。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

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而魏体正是保留了大量未被扬弃又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充满了生气和奇趣.”(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这段论述，可谓当代书法学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尊魏卑唐”及其流风的矫正作出的重新品鉴.唐人顺应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晋人楷书和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楷书艺术，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格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唐楷“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但这“法”不是消极的东西，更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法，就是法度、规则、书法的形式规范。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晋人作书虽然注重法度，但他们是循理生法，用法潇洒自如.唐人则循法求古，用法谨严，在法度的范围内抒情达意，

书法被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追溯唐书尚法之源，应该说是从隋开始的.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这位王羲之的七代孙，一生专嗣右军书法。在书法实践上他示人以“永字八法”.此法在当时及后来成为书人学习楷书的准则，无疑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开了唐书尚法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政治时局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盛唐士人更是一洗六朝玄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代之以胸襟宽广、意气恢宏、充满了蓬勃向上的豪情.诗歌与书法是他们最适宜表达胸中壮气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然而，格律严整的唐诗风范是与尚法的书风相通的.

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是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人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道美”的要求;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唐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高潮，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土壤里;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法论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人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如此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气虞世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楷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樱“于书得欧、虞、褚、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是唐书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圆满“唐法”.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萃老求墨妙亭诗》中称:“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人骨如秋鹰。”初唐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古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学晋人书 法，结合初、中唐诸家笔法，自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唐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伤、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体，最典型地代表了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

这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一段著名书论。由于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而受到后世的推崇。

“晋人尚韵”，即是说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那时的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肖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注：耐，能字之意。)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是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

“唐代尚法”，即是说唐代书法总体倾向都是重视法度，唐代书家对前人的书法进行了总结，在书法结体和用笔方面实行了规范化和精微化。如有欧阳询《三十六法》和《八诀》，唐太宗《笔法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怀灌《用笔十法》和《玉堂禁经》，林韫《拨镫四字法》，以及最受后人推崇的《永字八法》和《五字执笔法》等。因此，唐人的楷书表现出大小相等，上下齐平，用笔应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在崇尚法度的风气之中，出现了森严雄厚的“唐楷”和豪放的“狂草”，体现了唐帝国开拓向上的精神。

“宋人尚意”，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苏轼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亦说：“老

夫之书，本无法也，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米芾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董逌亦说：“书法贵在得笔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经所传者尔，其于古人极地不复到也。”这些就充分表明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元、明尚态”，即是说元、明时期的书法时尚，偏重于摹仿，注意在字的形态上下工夫。书法潮流在元、明时代进入了一个复古时期，大凡学书者纷纷效仿晋人，而求之于刻帖。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即是认为字的结体形态可以随时代而变化，而古人笔法应恪守不变。赵孟頫的这个主张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元、明两代的书人大都是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书貌，形成了书法仅注重在字形上刻意求好的总趋势。

当然，梁巘这里提出的尚韵、尚法、尚意、尚态，主要是对这几个时期书法特征的概括，并不是说韵、法、意、态在这几个时期里是隔绝而不相通的，如在“尚法”的唐代，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那样尚意的作品。晚明时，傅山、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的书法，是不能用“尚态”来评价的。宋代黄庭坚的书法不仅有“意”，而且也重“韵”。只是它们没有代表时代的主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