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解释适用与立法再完善

2023-02-23

一、引言

实质上, “留置权”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有着极为明确的定位, 因国家在出台有关“留置权”的法律条文规定时, 经过了系统周密的考虑, “留置权”并非简单的“担保留置”, 而其确定的是一种具备特定物权归属特性的物的“留置”, 避免了在担保合同或相关担保法律规制执行受阻时所出现的问题, 从而有效维护了我国《物权法》的权威特性。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来看, 《物权法》等法律内容的格局越发大气, 为社会的稳定贡献其内涵价值。从本质上而言, 我国诸多有关“担保”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物的留置”等法律条款的制定, 其追求的大多是一种实质性的平衡与权利的维护。因此, 在特定的环境中, 需要凭借法律内容来不断协调二者间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 进而维系我国法律环境的良性氛围, 保障我国当前社会体制的有序运转。从实践过程来看, 《物权法》当中的“留置权”制度的明确具备较高的价值, 保证了国家法律体制强大的威慑力。

二、文献综述

我国法律中对于“留置权”的规定较为系统完善, 但仍有一些争议存在, 通过研究具体的案例中发现, 有关《物权法》中“留置权”的内容其司法解释较为模糊。国外许多国家对于“留置权”的研究较为深入, 这是与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成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相对而言, 罗马法中的“留置权”制度的发展历程较为曲折, 但这同时也意味该国对“物权”的内容十分重视。罗马法学家很早时便书写了有关“物权”的文献内容, 由于早先的诸多法律内容的制定都源于海上运输, 在当时, 保罗在其著作《告示评注》一书中提到:“如若船只遇险, 船上的货物投掷到海中, 则货物损失是货物所有人、船长以及其它货物出租人所共同承担。与此同时, 当损失货物的所有人应对船长提起出租之诉, 则其便有权利扣留其它乘客的船上货物, 当乘客将其应分摊的部分损失份额交情以后, 便可以申请其货物的所有权。”这便有了“留置权”的基本雏形。

实际上, “留置权”的出现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 “留置权”还被视为程序性的制度, 并未将其与其它法律制度相提并论。这样一来, 便极大地削弱了“留置权”的法律属性, 而且, 也为后期“留置权”的解释适用的复杂性埋下的伏笔。尤里安在《学说汇纂》中指出:“只有通过留置才能获得费用的偿还。”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 “留置权”的提出有着一定的基础, 其相关内容的适用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扩大。

保罗在《萨宾评注》中主张:“如若你因为借用物而付出了相应的费用, 则享有了‘留置权’, 进而可以知晓的内容便是, 你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留置该物。但当该物之前的所有权人将该物从你处盗走, 则你可以保留对其提出盗窃诉讼的权利, 这样看来, 该物相当于担保质押, 直至费用偿还于你, 才能令该物的所有权归还至之前的所有权人手中。”实际上, 担保费用的存在, 质押权的判定便有了依据。

我国《海商法》第二十五条对船舶“留置权”首次作了规定, 据此规定的内容来看, 存在一定的歧义, 尤其是对于船舶“留置权”的界定问题, 导致了一系列实际问题的产生, 从总体情况来看, 很多学者主张的船舶“留置权”只有两种, 即修船人的船舶“留置权”和造船人的船舶“留置权”。但实际上, 这是对我国最初出台的《海商法》第二十五条船舶“留置权”一种误解, 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只有上述两种船舶“留置权”, 是因为他们把《海商法》第二十五条第 (2) 小点中的内容误当作了船舶“留置权”的概念。

我国在2007年对“留置权”的内容做出了合理的调整, 相对于调整之前, “留置权”在《物权法》中所处的位置更为明显, 国家相关法律部门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与“留置权”有关的争议点予以明晰, 尽管现行的法律体制有所改善, 但“留置权”的解释适用原则的阐述却未发生质的飞跃, 如若遇到实际问题, 则相关的《物权法》中“留置权”的相关法律内容则可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这便是《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解释适用性出现争议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研究内容

(一) 在《物权法》背景下对“留置权”制度的思考

从理论上来看, “留置权”, 即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抑或是法律规定占有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如若债务人没有履行合同内容或违反法律条文规定时, 则占有财产的债权人则可行使其“留置权”, 留置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而且, 若债务人的给付款项时间超出约定时限或债务人拒绝履行法律、合同义务时, 债权人也有权利行使留置权。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留置财产经折价、拍卖等方式出售时, 债权人对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由此可见, “留置权”是一种体系架构较为缜密的物权担保方式。“留置权”所具备的属性较为明显, 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 我国《物权法》中“留置权”的“物权性质”在先, “留置权”是一种物权, “留置权”系以“留置物”为标的的权利, 其效力直接赋予具体的“留置物”之上, 因此, 相关的权责关系将于“留置物”的状况息息相关;其二, 留置权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担保物权, 它是以担保债权为受偿目的的物权, 涉及到物的权利归属问题, 也就是说, 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留置物的交换价值, 从而获得留置权的行使权利;其三, 尽管留置权通常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 但该项权利具有极强的法律属性, 是一种法定权利。此外, 留置权本身具有不可分性的特征, 从其具体的内涵来看, 留置权的不可分性可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方面, 留置权所担保的内容是债权主体内容, 涵盖债权的全部, 不能因任何缘由将债权进行割裂;另一方面, 留置权的拥有者能够对留置物进行处置, 并可以保留行使该项权利, 其它主体则不能够以任何名义对留置物的所有权人的权利进行剥夺, 留置权同样不可以被分割开来。

(二) 浅析《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解释适用原则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针对留置权制度的研究内容较少, 与该项法律内容相匹配的专论文章数量有限, 而且, 体系化的专论著作更为少见。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了留置权的相关内容。为了更好地研究有关留置权制度的内容, 则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整理。从中可以了解到, 我国《物权法》中的有关留置权的规定与现行意大利等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就以意大利的法律规定来看, 法律中所规定的内容为具备“优先权属性”的留置权, 实质上, 该项权利为一种优先权制度, 相对而言, 我国留置权则是一种独立于担保体系规制的法律权利, 被明确赋予了“物的担保”的特性。

1.《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有关物的“占有形式”的争议与解释

在讨论《物权法》中的“留置权”问题时, 往往争议各方对“物”本身的“占有形式”要点出现了分歧, 债权人占有他人的动产, 需要以何种形式来执行, 成为了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 债权人需要对“留置物”有百分之百的实际控制权, 只有这样,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合同效力以及法律效力的发挥, 才能够令其行使“留置权”的这一理想化的目标, 基于此, 有人便认为“留置权”是可以以单独占有、共同占有这两种形式存在, 并且, 同时还可以对其进行直接占有或是间接占有。与此同时, 在研究的过程中了解到, 大部分专家学者对于“留置权”制度的法律处理较为关注, 其中, 我国一些站在传统立场上的专家学者认为:“留置物的占有必须是直接地、实际地对物的占有。”由此能够看出, 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角度来看, 有关“留置权”的行使是极为强硬且明确的, 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仍会出现分歧, 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便出现了有关《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解释适用性及相关内容的探讨。《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有关物的“占有形式”的争议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以及处理才能够将其彻底解决, 有关司法解释的问题仍需不断拓展。

2.《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有关“占有对象”的争议与解释

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 《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适用于较多、较复杂的法律境况中, 例如:产生于债权的行为, 以及合同双方或多方的关系处理等方面, 而且, 还对产生于物权行为的关系进行界定, 从而保障权益双方或多方的利益, 避免物权纠纷问题的产生。由此可见, 我国《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适用性较为复杂, 需要在具体的法律行为案例之中找寻答案, 但无可厚非, 这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沉积所形成的。在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形当中, “留置权人”的法律地位与“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大致趋同, 从本质上来看, 二者都对于“留置物”或“担保物”有处置的权利, 同时, “留置权人”对“物的所有人”的请求权近乎可以与债权请求权进行同质处理, 在法律上来讲, 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从我国立法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 国家法律的权威性需要各部分实体法的共同维护, 各项法律内容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 尤其是有关《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有关“占有对象”的争议问题处理, 需要给出明确的执行策略, 辅以调节社会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并给出正当的司法解释, 才能有利于我国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新时代环境中。

3. 探讨《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及我国立法体系的再完善

随着我国法律环境的日益完善, 社会更加稳定于和谐, 国家公民对自身在社会群体中的权责关系也日益重视, 与此同时, 诉讼法在社会体制框架中的内涵价值也随之明朗。实际上, 通过研究以往有关国家法律文献解析的内容不难发现, 针对我国《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及我国立法体系的讨论内容较为深入, 这是解决诸多法律问题的关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 《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似乎处于一种动态化的平衡状态, 在国家法律以及社会产业规制的限制之下, 体现出《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强大的法律适应性, 并且反作用与社会各领域之中, 为其正常、有序运作保驾护航。如若能够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好地将《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加以完善, 则更加有利于构建我国和谐的社会环境, 但还需国家政治领域的介入, 并运用适当的权责关系以及恰当的策略辅以完成。

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以及全球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 我国《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也需要做更为明确的司法解释, 从而有利于我国立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物权法》中“留置权”调整的大致方向在于, 将“留置权”置于系统的法律体制内部, 且作为一项独立的规制内容而存在, 这便增强了“留置权”相关法律内容的效力, 促使“留置权”成为对所有人提起的“物权”之诉的抗辩。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制内容来看, 无论是实体法还是诉讼法的出台与修正, 都能够对我国社会的平稳运行起到一定的作用。纵观我国乃至其它国家的法律体制发展历程, 可以明显看到有关《物权法》体系变更的内容逐步区域完善, 尤其是有关“留置权”问题的讨论需要得出确定的答案, 但这也是长期以来在实践过程中所摸索到的经验所致。理论上讲, 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的实体法应占据主导地位, 因其限制的内容较为具体, 且涉及的社会领域较广,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实体法并不能够起到主导诉讼法的作用, 而且, 诉讼法的执行力度要强于实体法。尽管如此, 我国《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相关内容有着它较高的存在价值与社会意义。《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调整令我国法律规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修正, 促使我国社会各方在实际工作中都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增强了国家“依法治国”的效力, 且提升了我国整体的实力。

摘要：《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是实体法体制变革发展过程中较为关键的部分, 我国于2007年对其进行调整, 将其调整至“担保物权”的内容之下, 独设一章, “留置权”制度的重要位置可见一斑。从国内外有关《物权法》性质的讨论文献中可知, 赋予“留置权”特殊的“物的担保”特性是不被认可的。《物权法》将债务人迟延设为行使“留置权”的条件, 其有关法律条文在债权人延迟“接受”的效果上不敢苟同。从法律体制的演进过程来看, 若想要维护法律的权威, 则需要采取剔除“留置权”的担保物权特性。本文就《物权法》中“留置权”制度的解释适用与立法再完善的相关内容进行讨论。

关键词：《物权法》,留置权制度,解释适用,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