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家之风范文
刘云山强调: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调研之风实干之风
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弘扬良好学风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8日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弘扬良好学风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习、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调研之风、实干之风，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参加座谈的有来自中央党校省部班、高级研修班、中青一班的学员代表和教师代表，大家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的重要指示，结合落实中组部《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就如何进一步弘扬良好学风，讲认识、谈体会、提建议。刘云山在认真听取学员和教师代表发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学风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开局就是从抓作风入手的。近段时间来，全党对改进作风、端正学风形成了共识，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气象。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学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最大的学风不正就是不重视学习、不注意学习，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习与运用“两张皮”，学习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克服不良学风已成为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问题。
刘云山指出，弘扬良好学风首先是大兴学习之风，学习者智、学习者胜，学习才能生存、学习才能发展，选择了学习就选择了进步，要在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使学习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鲜明特征，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成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要树立问题意识，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以辩证的态度对待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解决问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作为培育和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途径，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实践中学习，在总结经验中提高。要坚持正学风与转作风、改文风一起抓，大兴苦干实干之风，大力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讲管用的短话，讲来自基层的实话，讲富有活力的新话。
刘云山说，党校要把学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坚持从严治校，严肃校风校纪，在弘扬优良学风方面作出表率、走在全党前列。凡是到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都是学员，所有学员都没有等级、没有特权，不能让人代学、陪读，更不能拉关系、搞小圈子，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赵乐际、沈跃跃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
来源： 新华网 2013年03月28日 19:00:29
第二篇：反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
张本正
●奢靡之风盛行，会腐蚀人的灵魂，衰退人的意志，助长炫耀攀比之风，进而滋长拜金主义、浮躁情绪，危害社会风气
●追求奢靡，不仅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根治奢靡之风首先需要从思想根源上探究
●只有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我们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兴起清廉之风
狠刹奢靡享乐之风、树立清廉为民之风、永葆艰苦奋斗本色，是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奢靡之风的盛行，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也危害公信、败坏风气;不仅弱化了党自身的凝聚力，也消解着社会的“精气神”，必须大力整治。如何认识并铲除奢靡之风，以兴清廉之风?记者就此访问了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张本正教授。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记者：中宣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制止奢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引来社会舆论热议好评。奢华挥霍、铺张浪费，不仅脱离国情、劳民伤财，而且广受诟病、为群众深恶痛绝。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奢靡之风被列为“四风”之一，必须在工作和实践中坚决破除。在今天，奢靡之风有哪些表现和危害?
张本正：奢靡之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铺张浪费、好大喜功。有的地方热衷于办庆典、举盛会，广邀宾客、大请明星，动辄花费巨额经费。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兴建各种人工景点等。其二，讲求排场、攀比斗富。有的党员干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公款消费大手大脚，出行要求警车开道，住宿讲求星级标准，办公场所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车辆越配越多、越配越高档。其三，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却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甚至腐化堕落。从本质上看，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当享乐主义的思想外化为实际行动，便是形形色色的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的危害不可小觑。毛泽东曾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干部奢靡，挥霍的是人民的血汗钱，透支的是党的形象和威望，败坏党风政风，降低党自身的凝聚力，弱化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奢侈享乐会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导致资金大量投入非关键性和纯消费领域，也会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不满甚至对立，引发各种矛盾问题。同时，奢靡之风盛行，会腐蚀人的灵魂，衰退人的意志，助长炫耀攀比之风，进而滋长拜金主义、浮躁情绪，毒害社会风气。
奢由心生，根在思想
记者：中央关于作风建设“八项规定”出台后，奢靡浪费现象受到极大遏制。但是在少数单位，要求禁止大吃大喝，有的就把海参鲍鱼转入“农家乐”;要求禁止超规格接待，有的就把机关招待所装修得堪比星级酒店。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为何总能暗度陈仓、依然故我?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张本正：追求奢靡，不仅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奢由心生，根在思想。因此，根治奢靡之风首先需要从思想根源上探究。其一，社会价值观、荣辱观有偏差。有的人荣辱不分、黑白颠倒、美丑扭曲，把奢华当作“时尚”，把节俭看成“落伍”，在消费上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其二，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陋习的影响。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也遗留下来一些文化糟粕和陋习，比如，好争面子、爱讲排场、兴建阴宅、藏娇纳妾等。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对这些思想弊病和陈规陋习进行了大力整治，营造了新风正气。但在新形势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一些糟粕和陋习卷土重来，助长了奢靡之风的蔓延。其三，忧患意识淡化，自满情绪滋长。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始松懈，盲目乐观、骄傲自大、故步自封，缺乏忧患意识，形成了骄奢淫逸的作风。少数党员干部产生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理，办事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认为花费多、标准高、排场大才能显政绩、有影响。其四，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内涵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就是“吃粗粮、打补丁”，现在生活富裕了，不需要这样了。其五，节能低碳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一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追求富裕后的奢华浪费，加之在这方面宣传教育不足，全社会节能低碳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
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5年内党政机关不得新建楼堂馆所。从198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楼堂馆所管理暂行条例》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一再严控，但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星级招待所等，使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是不是说明，反对奢靡之风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
张本正：是的。反对和制止奢靡之风，需要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制度意识。要着力强化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强化有法必依、敬畏制度的理念。二是党政机关要发挥好示范作用。力戒奢靡之风，党政机关带头是关键。在评价干部官德时，不仅要看他在秉公用权、廉洁自律上的表现，也要看他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上的表现;在考核干部政绩时，不仅要看他做了多少工作，还要看这些工作的实效和成本。通过严格执行制度，切实把勤俭办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处事律条，用党风政风的转变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制度落实。狠刹奢靡之风，不仅要形成包括预决算制度在内的刚性制度约束，在财务科目上细化、公开公款消费明细，还要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实行严格的检查纠治，确保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弘扬延安精神，大兴清廉之风
记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了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创造了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伟业，这对当前我们反对奢靡之风有什么重要借鉴意义呢?
张本正：“延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9年秋天，延安马列学院派四个人到杨家岭去接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认为这种迎来送往的做法要不得，共产党人不能养成不正之风，他倡导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风气——延安作风。而与之相对的所谓“西安作风”，是指当时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和奢靡之风。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耗费大量钱财摆宴席，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番茄请他吃饭。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党风政风，陈嘉庚不禁感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在新时期弘扬延安精神，有利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坚决同包括奢靡之风在内的一切不正之风做斗争。邓小平曾感慨：“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只有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我们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兴起清廉之风，从而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军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记者：反对奢靡之风，目的是为了大兴清廉之风。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您觉得应该采取那些举措，使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在党员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呢?
张本正：反对奢靡、艰苦朴素，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是为政清廉的题中应有之义。唯其清廉，才可抵物欲横流，才可成百毒不侵，才可树清正形象，才可引万众归心。大兴清廉之风，一是要注重教育引导。必须把塑造党员干部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扫除奢靡之风的基本举措，把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等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大家深刻认识奢靡之风的危害性，进而利用道德的内省力量筑起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为扫除奢靡之风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要推进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作为反对奢靡之风的治本之策，形成科学可行的长效机制。在深入分析奢靡之风的多发领域、易发人群、突出环节的基础上，查找制度漏洞、体制障碍，根据实际建立健全提倡厉行节约、制止铺张浪费的制度体系。三是要善于抓住重点。反对奢靡之风是一项持久繁重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处理好全面与重点的关系。从当前看，既要坚决反对和消除形式各样、方方面面的奢侈浪费行为，也要突出重点，抓住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带动更大范围的治理效果。四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加大扫除奢靡之风的监督和惩治力度，对发现的奢侈浪费行为，要坚决依法依纪严肃追究、严格处理。
第三篇：四害之风
《四害之风》观后感
观看《四风之害》纪录片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针对性、教育性极强的警醒 片，该纪录片对于改进不良的工作作风，不断加强党风、政风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狠刹奢侈浪费之风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这是一部深得民心、党心的优秀纪录片。作 为一名党员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旗帜鲜明地反对“四风”，积极强化为民、 务实、清廉的意识，积极贯彻落实省科学院提出的《中共黑龙江省科学院党组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
做“勤俭节约、
。
反对奢侈浪费”的表率， 积极查找和整改自身在“四 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 形象工程的形式主义 ; 重要性。 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认识“四风”的危害，增强扫除“四风”的自觉性，把学习教育、理 论武装放在首位，着力解决好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当 前群众最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是损害党群关系的主要根源。 解决好四风之害的问题，就能使我们党的作风和党群干群关系有大的改观。如果轻视“四风”问 题，让其长期存在和蔓延扩散，必将腐蚀到党的肌体，阻碍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和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在我国的党员干部中还存在一些害群之马，有一些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搞政绩工程、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尊重群众，不尊重科学的官
僚主义以及一些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纵观历史的进程，凡是朝代更替的 时候，凡是多年执政的老党大党垮台的时候，往往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盛行的时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清“四风”的危害，一定要认识到根除“四风”的必要性和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深刻的认识到“四风”的危害，同时结合《中共黑龙江省科学院党组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 求细化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坚持解决突出问题、突出实践特色、服务群众、学习教育的原则，认 真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时刻与中央和省委保持一致，做到认识到位， 紧密联系实际。
下面我结合自身工作情况，说明一下对“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理解。 1 、想要看清楚自己，多照镜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照镜子，保持自身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良好形象。古人云“以铜 为镜，可以正衣冠 ;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一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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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干部，要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先进典型、群众所需所想，对照改进作风要求看清自己， 认识自己。身上存在哪些优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 身上存在哪些缺点，下一步着重改掉。 2 、纠正自身不足，从正衣冠开始。
在“正衣冠”之前要照镜子，其目的就是为了看清自己，正好“衣冠”，让自己的“衣冠”
端正。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 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 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纠正存在的错误思想作风和工作方式方法，不仅让自己“五官端正”， 更要养成“一身正气”。 3 、身上存在不足，要清洁自己，洗洗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身上或衣服脏了，就要洗，要不心里就会很不舒服。如果党员干部的 思想被一些不良习气浸染了，变脏了，就要洗洗澡，否则将会使其变得更脏，会侵蚀一个人，使 其背离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勤“洗澡”，把自己思想上的污点，全部洗掉。 对于自身在照镜子和正衣冠时没有发现的问题，要走进群众中，大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这样 才能洗得干净彻底，真正成为一个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好党员、好干部。 4 、身体出了毛病，就要治治病。
一个人的身体有病了，就得到医院去治，这是谁都懂的道理。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思想 作风要是有病，将会影响一个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未来。党员干部要是有病了，主动“诊治” 身上存在什么“病”，做到自查与群众帮助相结合“对症下药”，清除不良思想作风，要按照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 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按照中央、省委、省科学院关于“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查找自身不足，更加纯洁 自己的思想、更加坚定共产党员的信仰，更要在实际行动中，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身份，进一步在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诠释和科研工作方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2013 年 8 月 6 日 3 我办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专题片《四风之害》 ，该片通过大量反面事例、详尽的数据对比，阐 明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危害。
“四风”是违背我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最 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四风之害》让人深受震撼和教育，很有警示教育意义。这
部专题片也是在思想上对大家开展老龄工作的一次再动员、 再推进。 《四风之害》 引起大家
警醒和自省，我们要以此为镜，认真对照反思，进行深刻的思考，深入查找突出问题。 片中一些领导干部无视自身的四风问题倾向，最终走向人民群众对立面、锒铛入狱的例子 发人深省、 让人深思。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取得胜利，
建立起新中国，就是因为深得民心。可如今，有的部门、有的官员，在工作中吃拿卡要， 大耍衙门作风，群众办事，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官僚主义之风盛行，损害的是党群
关系，损害的是民心，此风不除，我党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将不复存在，长此以往，我们 党将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被群众这个原本载舟的水把我们颠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党的形象、严 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已经成为我党存为的关键，必须坚决除掉这“四风” ，四风之害已如洪
水猛兽，除“四风”已刻不容缓，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抓住“四风”之害，就能使 我们党的作风和党群干群关系有一个大的改观。反之，如果对其轻视小视、见怪不怪、听 之任之，
让其长期存在和蔓延扩散， 必将酿成
“千里长堤蚂蚁群之患” ，
严重腐蚀党的肌体， 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解决“四风”之害，即是一场非打不可的“大仗” ，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
今后要从我自身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 自己坚决不做。全面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之害”方面存在的问题强化为民、务实、清廉的 意识，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 、做“勤俭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表率，积极查
找和立即整改自身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 修、大扫除，克服老龄办清水衙门与己无关的思想，认真梳理“四风”问题的基础上，进 一步征求老年人、基层老龄工作者和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 性和系统地制定整改措施，并且抓落实，真正解决问题，促进老龄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此次观看警示教育片，我受到了很好的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深刻教育，今后要在实际工 作，
结合教育实践活动，
认真查找自身在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不足， 带头抵制 “四风” ，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做群众拥护、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党员、好干部。
第四篇：时代之风
座霸男成“大V”，网企岂能罔顾责任
高铁霸座男孙某居然成了网络“大V”，分别在新浪微博和今日头条以“高铁霸占座位事件当事人”“高铁‘座霸’事件当事人”的名头开账号，并被有关网站“加V”。成为“大V”后，孙某迅速发声，不仅“点评”自己被列入限制乘火车“黑名单”，还“声援”涉嫌性侵的某企业家，俨然一副名人架势，令人大跌眼镜。
本应闭门思过的孙某，前几日又表演坐轮椅，还喊话“龙哥，帮我推一下，感谢一下滴滴。”调侃昆山案和滴滴顺风车案，实难让人相信其“真诚悔过”。联想他事后在网上火速注册多个“座霸”账号，是否有靠“臭名远扬”吸睛吸金的打算?
对这些不知羞耻、不守规矩、挑战公共秩序的人，理应予以严厉斥责，更应让其接受教训。激浊更要扬清，通过批判“反面教材”，才能向更多人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可令人惊讶的是，对孙某这样的跳梁小丑，个别网站很“重视”，不仅授予“大V”称号，更主动为其站台。
面对网友质疑，新浪微博回应，为排除冒充的可能性，已对其“验明正身”，压根儿没提为何授其“大V”。末了，补一句“不代表站方认可其观点”。如此揣着明白装糊涂，能给网站“免责”么?
在某些网站眼中，“大V”究竟应代表怎样的形象?或者说，怎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大V”?传播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传递社会正能量，也可能沦为负能量的扩散器。难道，遵纪守法、遵循主流价值观、具有正义感、弘扬正能量、有社会责任不应该是底线?“座霸”孙某符合了哪一点?
毋庸讳言，在某些网站眼里，“大V”代表着流量，可以吸引大众眼球，推动营销事件，激活粉丝经济。网络的普及，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可作为网站经营者，给哪些人更大的“话筒”，体现了“三观”。
相比之下，个别网站有意“调高”孙某的音量，说明他们只求流量，罔顾网站作为公共媒介，应严守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甚至，在有关部门永久关闭一批造谣生事者的账号后，一些网站仍为其提供马甲，助其死灰复燃。
总书记指出，要压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互联网企业必须明白，唯有坚守国法人情、公共秩序的底线，才能把正方向、行得稳;只有不断供给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产品及服务，才能赢得可继续发展空间。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三俗也许能收获一时的关注，但终究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
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奋斗之帆
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新起点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前行道路充满挑战和坎坷，如何才能做到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日前，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宣言”的文章《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总结回顾战风斗雨的历程、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号召亿万人民“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奋斗之帆”。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永立潮头，唯有奋斗者能乘势而上。回看历史，是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推动“中国号”航船行驶到更加开阔的水域。建设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的先辈克服重重困难，用艰苦奋斗换来新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两弹一星”、大庆油田、粮食增收，一个个成就的取得无不浸润着无数汗水和付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突破桎梏和束缚，极大释放社会活力，从按下红手印的小岗村，到“鸡毛换糖”的义乌，再到催生创业浪潮的中关村，敢于吃苦、善于创新、勇于奋斗的中国人，用智慧和双手书写发展奇迹。总结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个结论愈发清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创造的。
新时代是奋斗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一枝独秀”。蹄疾步稳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有效推进三大攻坚战役，创新成果密集涌现，创造每年减贫1300万的脱贫奇迹……放眼中国大地，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样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人们，立足岗位、发扬奋斗精神。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甘当燃灯者的邹碧华、把科研事业作为毕生理想的黄大年、帮助10万农民脱贫致富的李保国……无数奋斗者砥砺前行，汇聚成时代发展的磅礴伟力，让中国人在追梦圆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挑战，奋斗是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的唯一选择。行百里者半九十。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值此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千万不能有“歇歇脚、喘口气”的念头，更不能被眼前的困难打倒、吓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靠什么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靠什么啃下利益固化藩篱的硬骨头?又靠什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说到底，还是要亿万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应当看到，越是伟大的事业越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奋斗往往是艰苦的、曲折的，甚至是长期的，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也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始终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奋斗之帆，中国的发展必将在破浪扬帆中驶往梦想彼岸;始终挺立顶风冒雨的钢铁脊梁，锻造永不懈怠的奋斗意志，无论什么样的风雨，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脚步。
网络平台不能只有“资本思维”
在郑州空姐遇害案发生3个多月后，浙江温州近日再次发生“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令人心痛。目前，公安机关已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犯罪嫌疑人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涉事企业“滴滴出行”也已宣布将在全国范围下线顺风车业务;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等单位第一时间约谈滴滴公司，责令全面整改。生命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任何时候都不容挑战。这起案件虽是极端个案，但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值得深思总结。
防止悲剧重演，平台企业是最重要一环。此次案件中，平台企业之所以饱受诟病，就在于事前没有及时处理与涉案司机有关的投诉，事中在与报案人和警方沟通时显得拖延、消极。企业以营利为目的，每一项决策和行为都要考虑成本、收益，本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人身安全这样的底线问题，企业“每天会接到大量电话，无法短时间内核实并作出回应”的理由却不能成立，只一味提高赔偿金额却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最后必然是悲剧重演。安全是所有产品性能和服务质量所构成的一系列“0”前面的那个“1”，一失全无。
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企业拥有大量用户、掌握海量数据，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调配能力与其它类型的企业不能同日而语。这一方面使得平台企业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一处细小的产品设计都可能影响到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也让平台企业在个人消费者面前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这两方面特点决定了平台企业必须肩负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加强自我约束，始终对公众诉求保持敏感，不能仗着自身体量大、用户多就任意挥霍用户信任。再大的企业也是消费者用脚投票投出来的，失去了对生命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敬畏，网络平台的用户规模再庞大、商业模式再讨巧、算法分配再新颖，也终将行之不远。
近年来，从网络送餐平台背后的黑厨房问题，到电商平台屡禁不止的假货困境;从共享单车无序投放扰乱公共空间秩序，到移动支付引发的安全风险，如果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只是一种极端情况，那么新兴技术衍生出的新模式、新业态实际上为监管部门带来了更广泛的挑战。当新事物、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重构了权利义务关系，需要我们及时对监管模式和规则设定进行调整、更新，以重建责任框架，消化新的社会风险。
这次滴滴顺风车事件提醒我们，随着各种新业态新经济形式的迅速崛起和壮大，互联网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监管部门需要建立健全必要的管控体系。网络平台打破了行业的边界、形成了资源的整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突破行为的边界、法律的底线;互联网催生了技术的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资本思维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只有各社会主体共同达成维护公共利益的共识，担负起肩头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才能把风险拒之门外。
新经济如何成为好经济?这是互联网经济向前发展绕不过去的必答题，也是今天社会治理的思考题。100多天里连续发生的悲剧，不仅是受害者家庭不能承受之痛，也是对涉事企业的敲打，对监管部门的提醒。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尽快采取措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 人民日报 》( 2018年08月27日 05 版)
第五篇：奢靡之风[定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
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8] 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 5卷1期，1994年3月;《晚明“祟奢”思想隅论》，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1991年6月。陈国栋：《有关陆揖<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卷2期， 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