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南海问题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菲南海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提要]南海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因牵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有关各国推动共同开发难度较大。21世纪初，中菲两国曾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磋商，但皆未获成功。近年来，受益于南海地区局势趋稳向好发展、中菲关系转圜以及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建立，两国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篇：中菲南海问题论文

南海法律问题研究南海问题的国际法考量

【摘要】中国与菲律宾对黄岩岛的相关问题，已经对峙近两个月了，由此可见，此类争端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免还会发生。中国若想在今后的争端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将此事件放在中外海洋争端日益剧烈的大背景下，并且中国若想获得未来发展战略机遇期，就不能仅寄希望于如动武、制裁之类的口舌之快。因此，此刻我们应更多的站在历史、法理、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去冷静的思考，同时应积极的公开讨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正式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依据国际法层面，通过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对南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作者自身的观点。

【关键词】南海；国际法；考量

一、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及相关背景分析

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企图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截至2012年5月10日，中菲黄岩岛对峙已满一个月。

黄岩岛是我国中沙群岛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岛礁，距中沙环礁大约160海里。马尼拉海沟是我国中沙群岛与菲律宾群岛的自然地理分界，位于黄岩岛以东。黄岩岛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其礁盘浅水区面积广阔，开发建设十分方便，经过建设后可以进出大型舰艇，同时也是渔船的避风良港。对于中国而言，黄岩岛是中国南海的东边门户，对菲律宾而言，黄岩岛距离其首都马尼拉仅300多公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利益驱使，以菲律宾、越南为首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先后对我国南海的某些岛屿宣称拥有部分或全部主权，并派军舰或飞机巡逻。可以说，菲律宾拥有试图霸占黄岩岛的机会，是由于南海乱局的出现。

一方面，中国对黄岩岛享有领土的主权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我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并将此岛屿其列入版图、实施主权管辖的国家。①早在1935年1月，中国就将黄岩岛作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列入了中国版图。此后，中国政府出版的官方地图均将黄岩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并不间断地将其归属管辖下。所以有关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公告及声明中都指出黄岩岛属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局、地震局、海洋局均多次对黄岩岛及附近水域进行科学考察。

另一方面，《巴黎协议》、《华盛顿协议》及《英美条约》等中都明确划定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本国的1927年及1990年的官方地图中都没有标注其版图中含有黄岩岛。但菲律宾之所以找到所谓侵占菲律宾的理由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菲方紧紧抓住“200海里”这一概念，简单把距离远近作为其侵犯我国领土的依据。因此于2009年3月，不顾中国反对，颁布“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及黄岩岛划入领土。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或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但专属经济区内他国领土的法律地位不容质疑。菲律宾显然将开发利用与海洋管辖权混为一谈，其主张和行为显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准则背道而驰。

二、有关解决黄岩岛等问题的方法及存在缺陷

（一）法律方法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坚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家间争端，但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解决诸如南沙岛礁领土争议这样的难题实属非常不易，因此，也可探讨利用法律方法解决此类争议。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即在最终解决领土争议和缔结划界协议前，有关国家应遵守如：谈判磋商、努力缔结临时安排、禁止单方行为等义务。但国际社会对有关国家的上述义务应从何时开始，却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若同一海域的主张发生重叠时义务开始；第二种是，开始谈判临时安排时义务开始；第三种，临时安排成立时义务开始；第四种，最终划界起后义务才应开始。作者认为，应采取第一种解释即有关国家从海域划界主张重叠时起，遵循上述相关义务。因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宗旨，若义务从谈判开始后遵循，则有可能导致某国在谈判开始前就会对争议海域的资源等实施单方开发活动。

（二）法律解决的前提与条件

因为国际法对管辖权缺乏强制力，所以若想使国际法院及仲裁机构拥有对问题的处理权，利用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就必须首先接受司法机关的管辖或缔结仲裁协议。针对此次争端问题，若想利用在相关国家间缔结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关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小。

对于国际法院来说，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的规定，做出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是争议双方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的前提条件，并且国际法院也只能受理法律争端的案件。其之所以将非法律争端排除在管辖权以外，主要是因为：国际法院没有强制管辖权，国际法内容常与现实缺乏协调性，因此国际法院即排除非利用国际法解决争端的事项，只接受和处理当事方均决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事项。

虽然相关国家要想将案件归于国际法院的管辖，必须事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但若一方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时，就会导致应诉管辖(forum prorogatum)的出现。应诉管辖指的是，争端相关国家在不知道对方国家是否同意把案件管辖权归于国际法院时，首先将案件置于国际法院管辖内（即提起诉讼），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意思表示，正式开始诉讼即将争端管辖权正式交予国际法院。然而，应诉管辖是使案件管辖权置于国际法院之下并开始诉讼程序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在《国际法院规约》内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仅仅得到了国际法院的案例确认。比如，1948年的“科孚海峡案”，该案是国际法院作出应诉管辖的典型案例。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家才能成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或应诉的当事者。因此，《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以及联合国会员国都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如果并非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想成为成为《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就必须通过安理会的决议。同时，《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及59条规定了国际法院适用的裁判准则。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可作为国际法院的裁判的主要准则，其他则为辅助准则。

至于判决约束力问题，存在一般情况及例外情况。一般情况表现为：《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明确规定，其判决仅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例外情况表现在：该规约第63条第1款规定，若遇到协约解释问题，且有除诉讼当事国以外的国家为该协约的签字国的，当立即由书记长官通知参与国。第2款规定，受前款通知的国家有参加程序的权力，但若该国行使此项权利时，判决的解释对该国具有同样拘束力。

（三）国际层面法律方法的缺陷

首先，由上文可知，若想合理运用国际法（通过在国际层面上合理利用相关法律方法来解决相应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需要通过合理的运用国际法院对于国际争端的相关管辖原则与制度来进行调节，当然前提是需要得到相关方同意），即首先需要对《国际法院规约》中的第36条的规定进行相应的阐释。若相关方依据36条的规定，作出其选择性的声明，则对于国际法院所行使管辖权进行了认可。由此可知，菲律宾政府在1972年1月18日，向国际法院提出了有关管辖问题的接受声明，但是其对于与“海洋”和“陆地”有关争端问题的管辖权做出了保留。这表明了，菲律宾政府在针对有关的与“海洋”、“陆地”有关的管辖权争端问题上，国际法院因为其未予认可而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管辖。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与中国之间，也并没有任何就《国际法院规约》的第36条相关规定所作出的相关选择性的声明。所以，在南沙的相应岛礁与领土争议问题上，若需要适用《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以谋划通过国际法院来行使有关与南沙岛礁相关的领土争议问题进行管辖，并作出相应的裁决，是不太可能且困难重重。

其次，中、越、菲等国均为《公约》的成员国，是否可以从利用国际海洋法法庭来解决南沙岛礁领土之间的争议问题，值得探讨。由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属事管辖”以及“管辖权的选择”三方面。其分别规定于《公约》的第287条第1款、第288条、第291条、第298条、第305条第1款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的第20条。

虽然我国于1996年就对《公约》进行了批准通过，但是我国政府却从来没有选择适用过与《公约》第287条的相关规定对相关争端问题进行解决。且我国政府于2006年8月25日，依据《公约》的298条相关规定，对涉及“领土争端”、“海洋划界”与“军事活动”等几方面问题所发生的争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相关的书面声明，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公约》第15部分第2节的有关国际司法与仲裁管辖的相关规定不接受，从而表明了我国政府就这些所涉及的问题排除了进行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的可能性。对于上述的声明我国政府也没有做出撤回，则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南沙岛礁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不具有可能性。

总之，通过国际层面利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岩岛领土争议问题存在一些无法消除或克服的障碍，因此，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定相关国内基本法解决争端。

三、完善法律方法的几点建议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多边、双边或是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有关海洋问题的制度都不完善并且难以修正，因此，若想正确处理及积极应对有关海洋问题的争议，就必须要制定各国国家有关海洋发展的的战略以及完善海洋体制机制。对于我国而言，作者认为，制定海洋基本法是确保中国保障上述措施实现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我国于1996年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就对制定相关制度例如建立海洋法等基本法律提出了目标和要求。目前，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于中国制定海洋法，完善海洋发展战略及体制都极为有利。

作者认为，我国若制定一部完整的海洋基本法必须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首先，在本部法律中宣告我国海洋政策，即将我国建国以来针对海洋问题实施的政策予以汇总，并对外予以宣传与解释；其次，为了使海洋事务处于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状态下，必须设置相关的管理机构；再次，为实现利用、管理及保护海洋资源的目的，必须公布国家开发海洋的重要领域，从而加强对管辖海域的管理及调查活动，强化国际海洋合作等。最后，此部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些列的原则及制度，包括，协调开发、利用与保护原则，确保海洋安全原则，促进海产业健康发展原则，海洋事务进行综合协调管理原则；积极参与并协调国际海洋事务原则等。

由于中国的海洋基本法有助于将中国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予以宣传，因此，其对于别国来说，更有助于他们了解我国的立场及态度。并且中国的海洋政策具有连贯性的特点，是对以往政策的汇总及总结，其不会给他国造成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海洋基本法的内容主要是对政策性的宣言，其可以很好地处理海洋基本法与现存海洋领域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现存海洋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四、结语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纵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这个时期又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拐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机遇与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因为机遇处理不好很可能变成挑战，同样挑战应对得当也可能转化成新的机遇。在黄岩岛事件等一系列南海争端中，中国仍需要保持和平姿态及政治善意，但作者认为，我国既不能委曲求全，也不能好勇斗狠，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即运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尽快制定我国国内海洋基本法相结合的方法，确保争端尽快解决以及最大程度的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注释：

①据史料记载，早在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在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这至少说明，在元代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黄岩岛。

参考文献：

［1］巩建华.中国南海海洋政治战略研究——论南海争端中的中国作为［J］.太平洋学报，2012.3.

［2］汪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争端的解决［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6.

［3］蔡高.论解决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余敏友.南海诸岛争端国际仲裁的可能性［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作者：汪筱苏 刘海裕

第二篇：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挑战与努力方向

[提 要]南海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因牵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有关各国推动共同开发难度较大。21世纪初，中菲两国曾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磋商，但皆未获成功。近年来，受益于南海地区局势趋稳向好发展、中菲关系转圜以及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建立，两国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菲双方需尽量排除外界干扰、审慎拣择区域，充分发挥机制化磋商的作用，并采取灵活的商业合作模式，方能使两国在南海有关海域的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行稳致远。

[关键词]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菲关系

[文献标识码）A

共同开发是中国南海政策主张的重要内容。受益于南海地区局势持续趋稳向好发展，特别是近期中国和东盟各国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以及2016年底以来中菲关系转圜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建立，当前正是推进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有利时机。若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将不仅对进一步巩固发展中菲关系、降低“南海仲裁案”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也极有可能带动其他相关国家效仿跟进。因此，研究推动两国共同开发的可行性和面临的挑战，颇具现实意义。

一、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现状

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据统计，南海的石油资源储量约在200亿～300亿吨油当量之间，天然气储量约20万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待开发油气藏之一。由于油气资源属于战略性资源，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采也一直是有关各国的重要关切。

对于中菲两国而言，双方主要对礼乐滩盆地和西北巴拉望盆地的油气资源开采存在管辖争议。其中，礼乐滩盆地完全位于南海断续线范围内，近年来的勘探结果表明礼乐滩盆地的南部坳陷区域具有良好的油气开发前景。西北巴拉望盆地位于菲律宾西南部海域，由西巴拉望盆地和北巴拉望盆地两个部分组成，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1]西北巴拉望盆地一部分位于断续线范围之内，另一部分位于断续线范围之外。1979年，菲律宾在该海域发现尼多油田，随后又相继发现多个中小型油气田，目前累计探明石油储量1. 41亿吨油当量，天然气地质储量1. 299亿立方米。[2]

菲律宾是一个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2016年，菲律宾原油进口量高达7877.2万桶，而菲律宾国内原油产量仅13.5万桶。[3]为了减轻能源进口所带来的压力，摆脱对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过度依赖，菲律宾政府不断加大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力度，积极寻求与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共同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1]菲律宾一直将西北巴拉望盆地作为海上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域，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但取得的实际效果远不够理想，成功案例较少。如位于巴拉望岛西北80公里海域SC38区块的“马兰帕亚气田”，由壳牌石油菲律宾勘探公司、雪佛龙马兰帕亚公司和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控股共同开发，潜在天然气储量765亿立方米（约合0. 55亿吨油当量），于2001年10月正式投产，开采期限25年，是菲律宾历史上投資规模最大的商业开发气田项目。由于“马兰帕亚气田”按计划将在2025年关闭停产，菲律宾急于寻找新油气田。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曾公开表示， “马兰帕亚气田”将在不到10年内耗尽，为此菲律宾将致力于与中国讨论有关海域的油气联合勘探事宜。[2]

礼乐滩盆地被公认为油气资源富集区。2002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公开对外招标，在南海划分出一个包含礼乐滩盆地在内的PCR-1区块，随后再次对这一区块进行多次细分，形成多个子区块对外招标，其中就包括一个名为GSEC-101的区块。2004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访华期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共同签署了《南中国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同意在礼乐滩盆地附近开展油气资源前期勘探合作。随后，越南方面也加入该协议，三国石油公司于2005年3月在马尼拉签署了为期3年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所选定合作区域正好位于GSEC-101区块），开展了一系列海上务实合作。[3] 2008年底，协议第一期合作到期，三方需要探讨开展第二个为期3年的合作方案。然而，菲律宾议会却以“礼乐滩盆地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该区域范围内的海洋资源开发涉及菲律宾国家主权权利”为由，拒绝批准第二期方案。随后，菲律宾议会于2009年通过《领海基线法》，宣称对位于其西部海域、中菲具有争议的部分南沙岛礁拥有“主权”，并明确界定了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1]以这部《领海基线法》作为基础，菲律宾当局将GSEC-101区块变更为SC72区块单独对外招标。英国弗洛姆能源公司（Forum Energy）于2010年通过竞标取得该区块的勘探许可，并在该区块发现了一个世界级气田“桑帕吉塔”（ Sampaguita），其潜在天然气储量高达566亿立方米。[2] 2011年，弗洛姆公司开始在SC72区块进行勘探活动（因中方反对而未能实际推进），菲律宾政府分别于2015和2016年两次延长其在礼乐滩天然气勘探项目的执行时间。

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菲律宾政府基本排除与中国在南海的共同开发，鼓励本国石油公司单方面前往礼乐滩进行实地勘探。2011年6月，菲律宾能源部启动第四轮能源承包项目，允许外资勘探的15个区块中第三、四区块均位于断续线范围内。[3]由于中方强烈反对，菲律宾的招标活动未能得到西方大型油气公司响应。为此，2012年，菲律宾菲莱克斯石油公司开始与中海油接触，商讨在SC72区块的共同开发事宜。双方前期磋商进展较为顺利，然而就在双方即将签署合作协议的最后时刻，菲律宾政府突然要求在合同文本中加入所谓的“开垦协议”内容，即按照所有者和开发伙伴的方式明确双方角色。[4]这等于是要求中国承认菲方对SC72区块的主权权利，导致磋商就此“流产”。2013年，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其第8项诉求[5]直接涉及油气资源开发问题。针对争议较大的SC72区块，菲律宾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礼乐滩是菲律宾大陆架的一部分，菲律宾在礼乐滩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完全是正当行为，符合国际法规定，没有侵犯中国的主权权利。[1]菲律宾的说法颇有瑕疵，但仲裁庭的最终裁决却支持菲律宾这一诉求。[2]

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对华政策大幅调整。2016年10月杜特尔特首次访华期间，中菲两国领导人重申南海争议问题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要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由直接有关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3]这为中菲在新时期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对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杜特尔特多次表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开发有关海域资源。2017年7月，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强调菲律宾期待中菲之间开展联合石油勘探，并暗示最终将会以合资项目形式落地。[4]同年9月，菲律宾能源部长亚芬索·古斯在第35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表示，菲律宾与中国将在巴拉望湾西北高岸的SC57区块联合勘探油气资源，合作方案业已确定。据悉，SC57区块合同覆盖面积达72万公顷，位于南海断续线之外，将由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与中海油及玉石能源公司共同开发。[5]针对外界较为关注的SC72区块，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由于中菲在该区域存在管辖权争议（与SC57区块情况不同），双方在启动共同开发之前需要在国际法原则指导下讨论法律实体问题并订立书面合作条款。[1] 2018年8月，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表示，菲律宾已经为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联合勘探专门成立了技术工作组（ TWG），期待两国尽早签署合作协议。[2]總体而言，杜特尔特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中菲关系“解冻”，为双方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菲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菲关系发展状况和南海总体趋稳的局势使得两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具备了潜在可能性。然而，双方仍有必要厘清各自对“共同开发”的具体内涵、法律依据和必要条件的认知异同。

首先，中菲两国在共同开发的内涵认知上存在差异。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共同开发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开发主张重叠区域的自然资源而达成政府间合作协议，以期共同行使对此区域的管辖权，并为争端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3]对此，有菲律宾学者认为两国现阶段对该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如巴通巴卡（Jay Batongbacal）指出，中国所指的共同开发立足点在于争议海域的确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其英文表述为joint development，所涉及的范围既包括SC72区块，也包括SC57区块；而菲律宾则更偏向于使用joint exploration来表示两国正在开展的海上务实合作，更加强调资源的共同勘探，而并非全面的开采利用，所涉及的范围基本限于SC57区块。[4]

其次，中菲两国对于共同开发的国际法依据存在差异。一般认为，共同开发的国际法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所述“合作原则”[1]及“谈判义务”[2]，另一方面是基于《公约》所述“临时安排”措施[3]。这是很长一段时期里中菲两国开展共同开发磋商对话的主要国际法依据。然而，由于南海仲裁案裁决支持菲方主张，导致菲律宾国内不乏有人认定其为菲律宾今后处理南海争议和共同开发问题的重要依据。杜特尔特也一度表示不会放弃南海仲裁案裁决，认为这是菲律宾的“历史性胜利”，并提出将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对其加以利用。

最后，从双边层面而言，推动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还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双方须承认在南海存在海洋划界争议，并要有履行合作原则与谈判义务的意愿。中菲曾就妥善处理海上争议举行过多次磋商，达成过一系列共识，并在双边文件中多次予以确认。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不再只知仲裁而不晓合作，中菲关系及有关合作顺利推进。其二，双方愿意禁止单方面开发行为，并同意作出不影响各自主张的“临时安排”。杜特尔特政府并未积极推动单方面开发，外长卡亚塔诺还公开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开发。[4]南海仲裁案期间，中菲之间几乎所有的高级别对话机制都陷于停滞。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与中国积极探讨建立对话机制。在由两国领导人倡议设立的中国一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平台，有开展中菲海上务实合作的专门研讨，这实际上也是“临时安排”的一种体现。

综上，现阶段菲律宾政府对共同开发持较为积极态度，只要其国内政局保持相对稳定，中菲南海共同开发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菲律宾学者对与中国在南海进行共同开发表示理解与支持，如皮特洛三世（ LucioBlanco Pitlo III）指出，共同开发并不涉及有关争端的解决，菲律宾不应排斥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根据菲律宾相关法律，菲律宾政府可以直接启动公开招标程序，授权本国和外国企业参与服务合同（Service Contract）的竞标，以服务合同方式开展合作，减小国内阻力。[1]然而，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消极声音，其理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共同开发可能违反菲律宾国内法律。按菲方有关法律规定，其“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应置于国家的全面控制和监督之下，菲方在资源共同开发合作中必须持有至少60%的股份。第二，菲律宾尚未捞到足够“好处”。有菲律宾学者认为，菲律宾现政府仅有的一点成绩就是中国有条件允许菲律宾渔民回到黄岩岛海域捕鱼，但这还远远不足以换取菲律宾同意与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共同开采油气资源。[2]为此，有人建议菲律宾政府授权本国石油公司针对SC72区块成立相应的专门子公司，然后采取合资的方式邀请中方入股，但这样等于是要中国间接承认菲方的主权权利（中方显然无法接受）。还有人建议杜特尔特直接修改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允许其他国家参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油气资源开发，降低准入门槛，但这一方案在菲律宾国内面临不小阻力。[3]

纵观中菲两国关于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磋商进程，中国始终对推动两国共同开发持积极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菲律宾政府的意愿。阿罗约执政前期，受益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以及中菲关系良好发展，菲律宾能够响应中国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阿基诺三世政府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的政策，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政策，反复炒作南海问题，导致中菲关系跌入谷底。杜特尔特执政后，中菲关系迅速转圜，双方就共同开发达成共识。

三、关于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的几点看法

在当前南海局势日趋稳定、区域合作氛围愈发浓厚的背景下，中菲双方应把握良好机遇，加快推进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尽早取得前期合作成果。

（一）保持相对稳定的南海局势和良好的中菲双边关系是推动两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前提。客观而言，中菲现阶段之所以能够就南海共同开发进行磋商，主要得益于2016年底以来两国关系的转圜和南海局势的相对稳定。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相比于“南海仲裁案”期间已经明显降温趋稳，有关各方逐渐回归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议的正轨上来，中国和东盟各国不仅积极努力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项规定，近期还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已经形成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这些都为下一阶段进一步推动海上务实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反过来说，共同开发虽并不能彻底解决有关国家间的争议，但通过这种磋商合作，可有效降低争端相关方之间的敌意，减小发生冲突的机率，进而促进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1]

（二）把握有利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区域是推动共同开发取得突破的关键。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是推动争议有关各方愿意磋商共同开发的关键动因。一方面，从中菲两国的能源结构上来看，两国对外能源依存度逐年遞增，原油进口压力较大，都希望通过自主勘探开发摆脱对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原油价格目前维持在65美元/桶上下，仅仅略高于全球海上油气开采的成本均价58美元/桶，这使得任何一方单边推进南海油气开发动力不足，而西方大型油气公司也不愿涉足这一领域。[2]此外，考虑到当前中菲关系以及菲律宾对共同开发的积极态度，两国如若能在近期签署正式合作协议，[3]无疑将推动双方南海共同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在共同开发的地点选择上，划定一个明确的争议区域将有助于共同开发协议的达成，而争议区域的划定并不会影响各自的权利主张。[4]短期来看，由于菲律宾已经对外公布SC57区块是中菲共同开发的潜在区域，因此该区域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长期来看，由于SC57区块位于断续线之外，中国参与该区域的开发主要是基于积累互信的考虑，并非争议区域共同开发。因此，寻找一个争议区域推动共同开发是两国的长远目标。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礼乐滩是最适合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潜在区域。[1] SC72区块完全位于礼乐滩盆地内，且中菲越三方曾于2005-2008年完成了对该区块的前期三维地震勘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菲律宾已经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将SC72区块的服务合同授与英国弗洛姆能源公司，这便意味着中菲两国在推动该区块共同开发前，必须处理好“先存权”问题。

（三）机制化磋商是确保共同开发实际进展的有效手段。有越南学者认为，近年来共同开发之所以进展缓慢，原因在于有关各方没有将其与现有机制直接挂钩，没有将共同开发列为固定议题。[2]实际上，早在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有关各方便已明确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与交通安全等领域探讨或开展合作。若南海局势依旧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完全可以考虑将共同开发议题列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机制之中。同时，中国一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也是推进双方共同开发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双方就如何开展海洋油气合作的具体方式进行了交流，并明确此类合作不影响两国各自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立场。[3]

（四）灵活的商业合作模式是推动共同开发的必要选项。越南为了吸引其他国家参与“红宝石气田”（Hong Ngoc Ruby）开发，曾允许马来西亚石油公司（ PETRONAS）拥有该区块高达85%的股权。[4]因此，菲律宾如提出股权方面的要求，中国可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适当考虑“让利”，比如在合作前期同意中菲双方“四六”分成的合作方案（共同开发“临时安排”中的利润分成并不影响各自主张和立场），打消菲律宾国内对中国拥有“控制权”的质疑，降低推动双方合作的阻力，尽快推动与菲律宾的共同开发取得突破。

（五）排除外界干扰是推动共同开发的重要保障。中菲共同开发说到底还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事，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避免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扰。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个别国家的不当举动和介入行为，往往会导致共同开发进程受阻。中菲双方需要在政治上达成一致，排除可能出现的外部干扰。从两国自身而言，也需要自我约束，正确引导国内舆论氛围。中方要特别关注菲律宾国内的反对声音，不久前菲律宾国内部分政治势力故意炒作中菲在“宾汉隆起”海域的科考合作，将原本不涉及任何争议区域的海洋科考合作渲染为对华“出卖”权益，直接导致菲方宣布禁止所有在该海域的外国科考项目。

（六）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方能令共同开发行稳致远。南海共同开发的目标在于推动能源资源的开采合作，但前提是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反会影响地区稳定。[1]从长远来看，一个和平稳定的南海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因此，在处理中菲共同开发问题上，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稳步推进磋商谈判进程，确保双边关系和南海局势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1] 姚伯初、万玲、刘振湖：“南海海域新生代沉积盆地构造演变的动力学特征及其油气资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46-547页。

[2] 李金蓉、方银霞、朱瑛：“南海南部U形线内油气资源分布特征及开发现状”，《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37页。

[3] “2016年菲律宾石油进口额下降13.5%”，商务部网站，2017年3月2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 yjl/j/201703/2017030253 8525.s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1] MarkJ.Valencia，South-East Asian Seas： Oil Under Troubled Waters，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36.

[2] 张骜：“开绿灯！菲媒：杜特尔特己批准菲律宾与中国联合勘探南海”，环球网，2017年8月17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8/1113 8695.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3] Wu Shicun，Solving Disput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China Sea：彳Chinese perspective，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2013，p.164.

[1] 安應民： “论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模式选择”， 《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129页。

[2] 康霖： 《大篇章·三沙扬帆正当时》，南方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3] 李国强：“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7页。

[4] 李金明： “中菲礼乐滩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前景分析”， 《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第83页。

[5] “中国非法干涉菲律宾享有和行使主权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对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权利。”参见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The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v.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Philippines' Memorial - Volume I，https：//files.pca-cpa.org/pcadocs/Memorial%200f%20the%20Philippines%20Volume%201.pdf.（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1] PCA，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 Philippines' Memorial - Volume I.

[2] PCA，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of 12 July 2016，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2086.（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6年10月21日，http：//www.finprc.gov.cn/web/zyxw/t1407676.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4] 张骜：“菲律宾总统：中菲将在南海联合勘探石油对话己在进行中”，环球网，2017年7月25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 017-07/1 1028 879.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5] 古斯： “菲中南海勘探油气只待总统一个签字”，菲律宾《世界日报》2017年月9月28日。

[1] 洛克：“菲总统府：南海联合勘探，菲律宾可以控制中国”，菲律宾《世界日报》2018年3月6日。

[2] 卡亚塔诺：“菲律宾己正式知会中国成立联合勘探工作组”，菲律宾《世界日报》2018年8月12日。

[3] Gao Zhiguo，“The Legal Concept and Aspects of Join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Ocean Yearbook， Vol. 13，1998，p.112.

[4] Jay Batongbacal，‘'Philippine-China Joint Development Talks Still At An Impasse， DespiteGreen Light，”AMTI， April 13，2018， https：//amti.csis.org/philippine-china-joint-development-impasse.（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1] 《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1、3款规定，联合国之宗旨包括“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促成国际合作”。参见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o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2] 《联合国宪章》第33条第1款规定：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分别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作出规定，强调“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参见《联合国海洋公约》有关条款，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5.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4] 卡亚塔诺：“菲中各划南海红线若中国逾越红线菲就宣战”，菲律宾《世界日报》2018年5月30日。

[1] Lucio Blanco Pitlo，“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nalysis，'’EurasiaReview，

March 21，2018，http：//www.eurasiarevlew.com/21 032 018_joint-development-in-the-west-philippine-sea-analysis/.（上網时间：2018年8月20日）

[2] Prashanth Parameswaran，“The Danger of China-Philippmes South China Sea Joint Development，”The Diplomat， July 27，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 7/07/china-philippine-south-china-sea-j oint-development-visit/.（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3] Aaron Jed Rabena，“Feature： Duterte's Push for Joint Explo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Offshore World， February！，20 1 8，https：//www.b airdmaritime. com/work-bo at-world/o ffshore -world/1514 - feature- duterte- s-push- for-j oint-exploration-in-the-south- china- sea.（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1] Emily Meierding，“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Rivals，”Energy Research&Social Science，Vol.2，20 1 7，p.69.

[2] 康霖、刘刚： “如何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破冰”， 《世界知识》2016年第20期，第33页。

[3] 洛克：“确定！中国最高领导人年内访菲，菲律宾或献上这份‘大礼’”，菲律宾《世界日报》2018年8月10日。

[4] R.Beckman，C.Schofield，I.Townsend-Gault，T.Davenport and L.Bernard，“FactorsConducive to Joint Development in Asia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South China Sea；”in Beyond Territorial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 Frameworks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2013，p.425.

[1] Zou Keyuan，“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New Approach，”The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aw，No.1，2006，p.99.

[2] Truong-Minh Vu and Huynh Tam Sang，“Joint Development Possibilities in the SouthChina Sea：A Vietnamese Perspective，”East Asian Policy，Vol.6，No.2，20 1 4，pp. 117-119.

[3] “中国一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外交部网站，2018年5月1日.http：//www.mfa.gov.cn/web/wjbxw_673019/t15 34825.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20日）

[4] 康霖、陈相秒、万秋波：“2009-2012年期间越南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解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第90页。

[1] Leszek Buszynski and Iskandar Sazlan， “Maritime Claim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South Clu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No. 1， 2007， p. 166.

作者：康霖 罗传钰

第三篇：南海问题与中国经济安全

摘　要：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之争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中国应该采取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这些手段主要有：重视南海的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资源;增强中国军力，保证航线的安全和加大外交的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

关键词：南海;南海问题;经济安全

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对外贸易的频繁，现代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金融风险的增大和经济竞争的加剧，促使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更是如此。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分析;各国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但对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论述还较鲜见。本文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系。

一、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南海问题主要是指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主权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第二个问题从属于第一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以划分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故第一个问题是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南海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一是经济因素。南海资源丰富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对有关争端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升了南海的价值。三是中国因素。海洋意识的淡薄和自身力量的制约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经营。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地区有关争端国的海域之争，而且，背后还有大国背景，南海地区是多种国际政治力量交汇的地区。南海问题不仅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济和地区安全问题。

南海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多方占领。越南迄今为止共占领中国南沙岛礁29个之多，是侵占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菲律宾非法将我国4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版图，并占领9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83年8月和1986年10月以军事演习为名侵占了弹丸礁、光星仔礁和南海礁，此外还将27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划入其版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虽没有侵占南沙岛礁，但分别侵入了我国传统海域5万和3万平方公里。中国台湾省控制着南沙群岛最大岛屿太平岛，而中国是南沙群岛的合法拥有者，却只占有7，个岛礁。这样南海海域形成了6国7方纷争的局面。

第二，扩充军备。越南基于海洋战略利益的计量，比较早地实施海洋战略，着手打造强势海军。最近，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报道，越南海军正在建造30至40艘400吨级的军舰，并计划投入38亿美元，在越南东北部建造一座占地3000公顷和可停靠4万吨级战舰的大型军港，2006年2月1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已下令购买无人间谍飞机数架进行海洋侦查和监控，以保卫其海疆。新的间谍装备将会使菲律宾“情势觉察优势以便在非法活动发生时迅速有效的介入”南海争端。马来西亚把军队的职能由镇压国内暴动调整到保护专属经济区和领土上，声称以捍卫其在南海所谓的“主权”。尽管马来西亚军费预算相对低一些，但已把相当一部分用到它所侵占的原属于中国的岛礁上。

第三，联合对华。在国际关系中，力量弱小的一方常常通过联合或结盟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共同对付强大的第三方。联合方式通常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几个国家处在一个国际组织中，以组织的名义共同与第三方对阵;二是在某一国际争端中具有共同利益的两个或多个国家暂时联合起来应付第三方，协调行动。而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未必有共同的利益，甚至有矛盾冲突。第一种联合的形式就是以东盟组织的名义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博弈。东盟以“一个声音说话”加强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与谈判的实力。第二种形式的联合主要是东南亚争端各国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建议和联合开发资源。

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南海地区是日本重要的运输道、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能源来源地之一。南海地区的航道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日本防卫厅早就表明了南海的重要性，它认为南海海域在运输资源到日本的地位非常重要，该地区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的关键。因此，冷战后，日本积极“南下”关注南海问题。印度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明显增长促使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政策，意在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扩大其在南海的“利益范围”。日本和印度介入了南海问题的共同的手段有：加强与东盟的军事上和安全上的联系，大肆炒作南海问题，使之国际化和复杂化。美国是影响南海问题走向的大国。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是欲通过南海问题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其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消极中立变为积极介入。美国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军事渗透。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多，演习的目的越来越清晰，即直接针对南海问题。这种意图集中体现在“卡拉特”演习。该演习的设想是“某一地区性大国”派兵占领了南海上有争议的岛礁并封锁了南海上的国际航道，美国应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要求，进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维护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自由。2004年1月美菲举行的Balikatan-04的演习，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演习地点首次出现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二是首次把演习的目的定为抵御外来入侵。

南海问题发展的趋势表现出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南海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隐藏着中日俄印和东盟等大国和组织的博弈格局。南海问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国际化，而是说国际化程度轻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和国际化趋势就会进一步加强。当前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对策主要是：正式确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方针;由坚持双边谈判到双边与多边并行，推行灵活务实的对策。这些对策并不是放弃南海主权，而是暂时冻结主权问题，以待日后解决;同时也说明，中国从大局出发，着眼于维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从而免受南海问题的影响。但事实是，中国这些友善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有关争端方的理解。它们竞相占领原属中国的岛礁，大肆掠夺中国的旅游、渔业和石油资源。南海主权问题不解决，中国现实对策很难执行。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求解

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以及恢复南海主权和中国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南海政策困境客观上也促成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

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东盟地区安全作用的加强和美国的“积极关注”加剧了南海问题的不确定性。基于成本一收益的理性衡量，多方竞争的态势多为自身利益计，使求解南海问题有了更多的政策选择，这又给域外大国的渗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二、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从涵盖的内容上看，经济安全可以分为狭义的经济安全和广义的经济安全：狭义的经济安全指的是，当一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某些事件的威胁和影响的时候，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而这些事件可能是国外的突发事件、原发事件(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或人为事件;广义的经济安全则指的是，除本国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之外，还能够采取主动措施，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捍卫自身经济利益。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实质在于对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经济化，它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国家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

作者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维护本国根本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力量所损害的能力。一般而言，衡量一国经济安全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安全的运输通道;第二是获得充足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三是有效地开发海洋国土。所以，中国要保证经济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运输通道的能力，中国获得能源的能力和中国开发自己海洋国土的能力。

美国著名的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一是南海重要的运输通道;二是南海蕴藏的丰富的能源;三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不言而喻，21世纪南海和中国的经济安全有了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一)南海问题影响中国贸易运输安全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和紧密。这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不可能是完全封闭运行，不再完全是自己独立和自主的运转过程。外部条件和因素的变化都会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中国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能源供应线对日本和中国最为重要。日本每年从中东进口的18亿桶原油中有70%是经过这条航道运往日本。另外，日本出口欧洲市场的货物和对东南亚的贸易也主要依靠这些航道。现在中国依赖这些航道的程度已超过日本，中国有外贸量的87%是通过水路进行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南海地区的。中国有超过1/3的能源进口需要经过南海海域。南海可以说是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同时也是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的主航道。南沙群岛附近的航道也是美国西海岸与波斯湾之间的主要航道之一。所以，南海是世界上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使其蕴藏着潜在的危机。美国认为南海问题是继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之后的亚太地区的第三大热点问题。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认为，亚洲发生冲突可能源于两大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南海问题。更严重的是“所有这些涉及到的争端的国家和地区，都千方百计想使它们开采的海洋资源区域达到最大，并且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表示用武力来保卫它们近海的利益。此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加强了它们的海军、空军的能力。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一美国、中国和日本一都在该地区有着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南海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增大了中国对外贸易运输的成本，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安全。

(二)南海问题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可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有稳定的能源供应地，该地区能源丰富;二是能源运输安全。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交通要道的南海自然成为中国解决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我国石油运输以海运为主，且多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这条运输线。按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中国石油的80%以上将通过南海航线运输而来。随着亚洲石油需求增长，能源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亚洲国家的重视，国际石油贸易从波斯湾向东转移的趋势明显加强，南海运输交通线的重要性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

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石油是先进工业国的血液。”由于现代经济对能源，特别是对石油的高度依赖，因此石油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同时石油在军事上也是重要的后勤保障。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看，石油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更重要的是，能源与经济安全有一种天然的、无法打断的链形关系。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一个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因此，能源安全成为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对外能源依赖的高低是与一国经济安全的威胁是正相关的关系，即对外能源依赖越高，该国受到国外的威胁越大。所以，一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如何将促使这个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维护经济安全。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南海陆架新生代地层厚约2000米～3000米，有的甚至于长达6000米～7000米。第三纪沉积有海相、陆相及海陆交互相，具有良好的生油和储油岩系。从长远看，南海深水石油储油潜力比东海、黄海都要大。南海石油潜力最大的地段是中国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大陆架一带;南海天然气资源相当丰富。我国10个主要的沉积盆地中，珠江口和莺歌海盆地资源丰度最高，在我国已发现的天然气储量中，南海西部海域占50%。南海可能储藏有丰富的未来能源——可燃冰。

冷战后，亚洲能源需求不断上升，从两个方面提升了南海的价值：一是与该地区相临的国家将毫无疑问地谋求最大程度地得到它的海底资源，以便减少进口依赖;二是几个亚洲国家的能源供给，几乎要通过南海运输，它们当然会千方百计地防止任何对资源持久流动造成威胁。这些因素结

合在一起，使得南海成为亚太地区能源竞争的焦点。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最新发布的2006年能源蓝皮书《中国能源发展报告》预计，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在2010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百分之五十。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安全是中国目前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同时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

南海争端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油气资源。中国不能很好地享有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油气资源，不得不舍近而求远，靠进口石油来解决自己的石油短缺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进口石油绝大部分必须经过南海航线，“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中国已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世界，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

(三)南海问题使中国不能充分地有效地利用南海

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在中国海洋国土中，南海面积最大。南海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空间，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目前，虽然南海地区总体局势稳定，但多方占领、开发无序、联合对华的态势、东盟各国的“逆裁军”形势和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而染指南海的现状，使得南海地区潜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趋势加剧了南海的不稳定。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南海。南海是中国主权管辖的蓝色国土。南海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对一个国家而言，都牵涉到安全保障问题。土地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块土地是战略要地，进可攻，退可守，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其次，即使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邻国和敌对国的缓冲地带;再次，土地本身是衡量国家实力大小的标准之一;最后土地上的产出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充分开发和利用南海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问题抑制甚至抵消了南海作为蓝色国土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作用。

三、应有的对策谋划和建议分析

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南海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当代中国的经济出现两个特征：一是能源的巨大消耗;二是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南海问题的顺利解决。中国应从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来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

(一)重视南海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丰富资源

现在南海地区虽然相对稳定，但是，另一种“冲突”在进行，即南海地区的争端国对南海资源的大肆掠夺，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地区引进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投资。目前，中国在南海的开发力度不大。因为按照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对一区域主权的行使，必须考量几个因素：一是最早发现;二是实际占领;三是经济活动南海诸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最早经营的，我们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这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我们实际占领的南海诸岛数量有限，并且在南海的经济力量也很弱。

首先，中国要和东盟有关国家联合开发南海。现在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较好，联合开发具有较好的基础。既然南海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可以先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从“高级政治”转移到“低级政治”上。其次，中国应加大自身对南海开发力度，综合国力的增强，海洋经济和海洋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海空力量的不断壮大等因素，足以保卫我们的海上各项工作顺利进行。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蓝色圈地运动”激烈展开。中国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争夺更多的海洋利益，分享应得的利益份额。西部大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是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两翼。

(二)增强中国军力，保证航线的安全

“国际间的文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有权利但无能力享有保障的文明”。50多年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巨大影响，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获得物质财富。但事实上是，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就只能是没有保障的存在物。“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子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

当然，不是说增长国家财富有过错，而是说不能忽视财富要适当地转化为军力，因为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财富的增长，而是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尤其是政治暴力部分的有效运用。对当代中国而言，增强军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是追求正当的海洋权利。1890年美国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从总结英法欧洲强国的历史兴衰中得出结论：谁控制海洋，并阻止别国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界强国。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从而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出现了和世界相联系的国家利益。近几年来，中国的海外利益受损事件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保证自己海外利益的能力亟待加强。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能保证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必须加强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外溢”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的经济安全需要中国军力的保证，确保中国南海航线的安全。

(三)加大外交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

南海地区是我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该地区存在的力量有以下三类：一是中国;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三是美日印等区外大国。目前的态势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联合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因此，“中国不得不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做好工作：第一层次，是与有关国家的双边交涉;第二层次，是在地区层面上与东盟的对话;第三层次，由于美日的插手，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不得不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连同台湾问题一道与美国打交道”。所以，这些力量的联合会极大地压缩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空间。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外交智慧，防止这些力量的联合。

首先，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谈判。依据争端国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激烈型，如越南和菲律宾;二是温和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因此，应区别对待。在坚持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到其合理要求，尽力达成如中菲2000年签署的《关于21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声明》类似的协议;也可借鉴中越北部湾划界的解决方式，即：同时签订《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其特点既解决了边界争端，又促进了两国合作，还可以达成如中菲越签署的被称为“南海范例”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其次，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东盟介入南海问题比较温和，体现了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的功能。中国可从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两方面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加强的范例。最后，搞好中美关系是关键。美国是影响南海问题走向域外大国，其亚太安全战略，尤其是其对华政策决定着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大和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增强，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变量，其解决的好坏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南海的战略与经济价值日益凸现，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而言久拖不利，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日趋明显。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其顺利地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责任编辑　徐家英)

作者：李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