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篇：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摘 要：对行政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从宪制的角度来看，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来看待行政法，则主要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从对行政法的本质的把握来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发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行政法治原则、适度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程序性原则、责任行政原则。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管理

一、要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比较正确的深入的把握，必须先知道行政法是什么，或者说行政法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但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行政法。一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认为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单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过于微观，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不能对行政法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宪制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能够对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对行政法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这种视角又过于宏观，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指导性并不一定很大。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这主要是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同时，行政管理的视角又能够弥补法学视角的过于微观、宪制视角的过于宏观之不足。因而，单从这三种视角的任何一种出发，都难以对行政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需要把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

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而只是在一种现实的行政管理范式内所进行的局部改变，也可能带来政府的社会角色和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A].政法评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休斯欧E.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

胡 宇

第二篇：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

【内容摘要】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其不但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在行政审判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从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发展来看，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运用并不像民法基本原则运用那样清晰明了并广泛适用，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学理上的不统一性和适用时缺少法律依据性使得地方法官难以正大光明的适用，但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开始运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审判案件，法官们在适用基本原则时也从遮遮掩掩的“犹抱琵琶全遮面”开始变得坦坦荡荡、游刃有余。本文从近十几年来的行政司法案例入手，分析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现状，并对我国目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提出以及给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 行政法基本原则 司法适用 行政诉讼 案例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正当性

新《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实施至今已经将近两年多了，但若从1990年10月1日的《行政诉讼法》算起，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不断的深入研究，行政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不断的发展才在今年孕育出新的《行政诉讼法》，新行政诉讼法虽然仍是毛病多多问题多多，但其对之前行政诉讼制度的改进，对我国行政制度的完善具有很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些都是十几年来行政司法不断实践的结果，其中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关注点，且不断加强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中的直接运用也是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在行政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那就必须对行政诉讼法中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正当性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探讨的理论前提，只有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具有正当性，其适用的建构才有意义。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之法理正当性

从法理的视角看，任何一个法都有三要素，即原则，规则和概念。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是法律在个别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般性指示或者说一般性法律思想。这说明原则应该是一种标准和规范，具有指导作用，其下位的规则必须以该准则作为制定的依据，由此可见法律原则在法律中的地位。因此，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行政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具有统领全局的基础性准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精神和灵魂。因而，作为具有最高地位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在司法中的适用就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其次，法律原则要借助司法活动而具体化。基本原则作为纲领性原则具有较大的弹性和兼容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以规范性文字固定下来的具体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司法实践的问题，其具有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和模糊性与滞后性是成文法不可忽视的局限，因而运用基本原则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也显得尤为必要。这一理论在所有部门法中的将基本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当中具有普适性，如民法基本原则中“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

1 [4]

[3][2]

[1]

的例外情况之一就是为了克服具体法条所带来的缺陷。

(二)行政法本身的特殊要求基本原则在司法中适用

作为隶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成文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判例数年来一直不属于中国正式的法律渊源，相比起中国，德国和法国的大陆法系特征更为明显，但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是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德国和法国在行政法领域都是以判例法为主，甚至在法国现今主要的行政法原则和规则都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在司法实践沉淀下来的经验，判例在行政法律领域已成为法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其正是靠着法院的行政判例来构建其行政法大厦的。这些都表明行政法适用成文法本身比其他法律更具有局限性，因为行政法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统一的行政法典，这是由于行政事项复杂多变决定，而其法律关系复杂多变，价值利益选择冲突远非刑民法之所及，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应该学会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去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适用基本原则也是由行政法本身的特殊性决定。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功能

1.作为弥补行政法漏洞的依据。所谓网密则僵，网疏则漏，由于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和行政事项的不确定性，再完善的行政法规都无法囊括行政诉讼的方方面面，而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精神和灵魂，直接体现了行政规则的价值取向和立法目的，填补了行政法规的不足甚至空白，既指导行政执法，又在较大程度上规范司法实践。所以允许法官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既有的法律精神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裁判来补充立法，填补空白是完善行政诉讼的必要措施。

作为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同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诉讼中，即使某些行政案件可以运用具体条文进行裁判，但是由于立法技术以及立法语言文字本身的表意功能，成文法规则也经常出现模糊和不确定，这时法官运用该条文时必须对该条文进行解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法官在一份裁判文书中必须详细说明一个案件为何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该条文，这里面就当然包含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应该以基本原则为基点进行合乎立法本意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路径不仅能够使法律推理结果与法律目的相一致，还能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对法条进行理解和推理，这样才使得法官的判决合乎正义，合乎理性。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一)从理论高阁走向司法审判前台

1.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在具体条文中主要体现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中。《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都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程序上的规制。虽然目前在其他行政领域没有正当程序原则的直接体现，但是显然正当程序原则应渗透于整个行政法领域，并成为法院直接进行判案的依据。1999年兰州市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从正当程序理念推导出被告有程序上告知厉害关系人的义务;1999年刘文燕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学位证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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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校在授予学位时属于行政行为，该行为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原则，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应当履行告知，并听取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义务;2001年冯某诉常熟市房地产管理局注销产权证案——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重大变更的，应当在之前适用告知程序;2004年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若行政机关要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通知并听取相对人的意见;2006年陆佐延诉上海市闸北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纠纷案——为保护被拆迁人和承租人的利益，房屋拆迁决定书应送到相关厉害关系人。事实上正当程序原则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五个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典型案例中被直接或间接适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逐渐成为常态。

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其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信赖保护原则作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迹可循：1992年吴希碧诉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侵犯其经营自主权——行政相对人基于行政许可所获得的信赖利益不得随意被撤销;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学位证书案——学校虽对相对人作出退学处理，但在其后的两年一直允许相对人继续在学校以学生身份学习生活并进行注册、补助金、完成实习和毕业设计，相对人因此取得的信赖利益不可在毕业时被拒绝颁布学位证。

3.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比例原则一直是衡量行政行为必要性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来源，而比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1996年汇丰公司诉哈尔滨规划局行政处罚纠纷案——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所要求的手段超出了行政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两者之间不合比例因而其处罚决定被撤销;2001年凤凰公司诉武汉市规划局行政处罚纠纷案——行政机关的处罚与其目的不相称;2002年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行政机关在处理事故时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状况，其所实施的行为在方式和目的上具有合理性因而被诉讼请求被驳回。比例原则作为均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空间越来越大，用该原则衡量行政行为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变迁

1.从上面各个原则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我们的法院一次次地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了审判的依据，从而使一直被视为理论研究成果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后台走向了司法实践的前台。通过这十几年间的案例可以发现若说一开始法院在刘燕文案中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显得比较“羞涩”，接下里的冯某案也是一种间接适用，但在张成银和陆佐延案中法院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已直接在判决书中引用正当程序原则对该案进行判决。正当程序原则通过这些个案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正名已经不断向行政法的其他领域扩张，其已成为一种法条式的原则在司法实践领域中被人们所接收，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里

[7] 3

的“领头羊”。

2.信赖保护原则从著名的田永案开始到后面的一系列其他行政领域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的新的思路：一是当高校授予学位时其是作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该行为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二是相对人基于行政行为所获得的信赖利益具有法律的保障性，不可被随意撤销和更改，行政机关对之前行为的否认和撤销若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该撤销是合法的也必须补偿相对人。事实上在1992年吴希碧诉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的判决文书中虽然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认定行政主体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判决撤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法院并没有在判决中明确写出来，而是通过一种逻辑推理的论证方式来判断，那个时候我国的行政法体系不完善，理论研究也不成熟，但是法官在司法判决的时候已经有了萌芽意思，到1999年田永案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中明确说明了信赖保护原则，从而奠定了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3.比例原则最开始是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一项原则，其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尤其是行政决定时选择用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含义，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近年来比例原则这种思想逐渐被运用到行政诉讼中，其实质其实是对行政行为的二次检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比例原则，但当其未遵循时法院将运用司法的力量来对该行为进行比例原则的审查。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比例原则最初较多在房屋拆迁或处罚中适用，后来逐渐在其他类型的案例中适用，其维护的权益主体也从通过比例原则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到通过认定行政行为符合比例原则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这说明法院在运用比例原则上越来越游刃有余。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问题

我国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擅长和习惯于运用具体条文裁判案件，对于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原则的适用一直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行政法这样的公法领域让法院脱离成文法的框架运用基本原则自由裁量在现实中一直有很大的困难。可喜的是多年来各地方法院不断探索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直接运用，最高人民法院还不断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对部分案件进行公示和承认，这样的做法不仅抚平了作出判决的法官惴惴不安的心理，更是告知社会大众和行政机关这样一种新的判决方式已被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所承认。然而，虽然十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适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现状还有很大差距，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统一性

虽然法院在判决中会运用“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来裁断案件，但这些原则在法律上一直都没有被正名，行政法基本原则不像民法基本原则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其在学理上至今都未像民法基本原则那样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及构成仍然没有形成统一，这就导致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适用时无法像民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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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那样正大光明坦坦荡荡。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明确是其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前提，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和条文会使得法官在判决时适用它产生很大的阻力。因此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产生这样一种困境：当成文法在某一领域出现空白尚不足以规范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时，人民法院究竟依据什么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法官在判决时适用行政法基本原则常常会被人认为该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信服，因而我国后来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往往是由于先前有相同或相似的案例可以援用法官才敢于在后来的判决中适用。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仅局限于部分领域

纵观过去十几年的案件可以发现对于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大部分都是相同和类似的案子，当然根本原因是因为前述所说的没有统一明确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然而主要还是因为对于之前没有案例的案件法官“不敢判”。如“正当程序原则”仍然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案中;“信赖保护原则”还是局限于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却也是在房屋拆迁案中比较多。如田永案虽然开启了学生诉高校的模式但目前也仅限于这种模式，类似于这种模式的如公务员和行政机关的纠纷、无行政主体资格实施行政行为时的可诉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国法官至今仍习惯于“遵循前例”而缺乏创造，事实上我国法官总是缺乏一种安全感，这种状态只有在裁判时紧紧抱住具体条文的“大腿”才会消失。但是在我国缺少成文法固定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背景下，若法官没有“创新意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扩大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领域适用，那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很有可能会停滞不前。

(三)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不够全面

前述已说我国现今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大部分案件还是在“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事实上这三个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则，实质只是根本原则的子原则。而至少在学界达成一致的作为“帝王”原则的“合法行政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几乎无迹可寻，但是只有真正将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原则运用到行政诉讼中才算是真正将行政法基本原则纳入了司法适用的领域，而这样的纳入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局限于部分领域和部分类型案件的现象，因为该两大原则作为根本原则涵盖行政法的各个领域，任何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可以运用该两大原则进行裁判，任何一个行政诉讼行为都可以运用该两大原则进行审查。例如合理行政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已明确规定在行政处罚中法院可以审查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但是法院却很少直接在判决中直接引用该原则进行裁决。

四、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问题之解决

(一)在形式上和学理上统一行政法理论

我国行政法没有一部成文的行政法典，行政法的法律体系是各个分散的单行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等，其对于基本原则的规定也散落在各单行法中，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单行法里面都有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也不是每个基本原则都能再单行法中找到具体的法条体现。因此应当制定一部统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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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典，或者至少也如《民法通则》一样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这样的一般规定，如此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在该法典中被明确认可，其他单行法应当在通则的指导下制定，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以及法院的行政诉讼也应当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准则。这样我们就在法律上确定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从而避免其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尴尬。

(二)建立统一的判例制度

虽说制定一部统一完善的行政法典或行政法通则至关重要，但法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我国现今的状况要走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时间，因而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立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统一判例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判例制度一直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正式法的渊源，我国并没有判例制度，但在行政法领域建立判例制度比其他部门法更为迫切。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就是通过行政判例来构建其行政法体系的，前述的论证已充分说明在行政法领域建立统一的判例制度有多么重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典型案例已经有了判例的萌芽，但这么多年的“典型案例”并没有形成正式判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始终没有将案例改为判例，使得这些案例的地位颇为尴尬。事实上最高院的典型案例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法律漏洞，使法律规范具体明确，对各级法院的裁判和导向作用，这些案例被认为具有司法权威性。可以说过去十多年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进步这些典型案例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应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典型案例”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状态中进一步走向名正言顺的“判例”。

五、结语

行政法基本原则不仅仅是我国行政立法的指导原则，还应当是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精神准则，更应该成为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从理论高阁走向司法审判的前台应是我国行政司法审判努力的方向。近十几年来一系列案例的出现说明我国行政诉讼正朝这个方向迈进，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领域越来越广泛，适用频率越来越多，在裁判文书中有越来越明确运用基本原则判决的裁判词。但如此也更加暴露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问题，法院无法全面准确适用基本原则，不敢对其他基本原则有其他创新运用，社会大众和行政机关对法院直接运用基本原则裁判案件的接受程度还不够高，这些种种都意味着必须要在行政司法领域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保障和规范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援引，那就是建立统一完善的行政法典并通过建立统一的行政判例制度才能够使整个司法系统确立基本原则适用的准则。 [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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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小编推荐）

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它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第一，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一种“基础性规范”，是产生其他具体规则和原则的规范。 第二，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并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规范。

第三，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一种普遍性规范，它对行政关系进行整体的宏观的调整、规范.

第四，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指导、调整整个行政执法行为，而且指导和调整行政法的整个立法行为。

第五，行政法基本原则不仅对行政法的立法、执法起宏观指导作用，而且在一定的场合也直接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确定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在行政法调控行政权的历史长时期中形成，并由行政法学者所概括归纳的。

一类主要是调整行政实体关系的，称为“行政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 一类主要是调整行政程序关系的，称为“行政法的程序性基本原则”。

第二节

行政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五个) 依法行政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越权无效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 比例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意是指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拘束。

在我国，依法行政原则主要包括下述要求： 依法行政的“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规定行政。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依法律规定行政，而依法律规定行政又首先要求依行政管理法的规定行政.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对行政相对人依法实施管理。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我国宪法第33条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行政法领域，这一原则要求： 第一，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人格. 第二，行政机关应积极履行职权，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自由. 第三，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得侵犯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 第四，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应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

三、越权无效原则

越权无效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为，一切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不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我国行政法对越权的解释较窄。 越权(超越职权)包括下述四种情形： 其一，无权限。 其二，级别越权。 其三，事务越权。 其四，地域越权。

四、信赖保护原则

“禁止反言”(estoppel，也译“不准翻供”)。基本含义是:一个人提出或陈述了某种事实或意见后，别人以他提出或陈述的事实或意见为依据作出了某种对他不利的行为，他不能再否认或收回原已提出或陈述的事实或意见，即使这种事实或意见有误或不真实。 行政法引入这一原则并赋予这样的含义：行政机关一经作出某种行为，特别是赋予相对人一定权益的行为，其后不得任意变更，即使这种行为违法和对行政机关造成了某种不利。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

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主要有四点：

其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

其二，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授益行政行为后，事后即使发现有违法情形，只要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等)造成的，行政机关亦不得撤销或改变，除非不撤销或改变此种违法行政行为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其三，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决定前，应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认定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确实大于行政相对人将因此损失的利益时，才能撤销、废止或改变相应行政行为。

其四，行政机关撤销或改变其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造成的，要对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废止或改变其合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撤销、废止或改变导致相对人损失，要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

五、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广义比例原则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项：

其一，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不利的行政行为时，只有认定该行为对于达到相应行政目的或目标是必要的、必需的，才能实施。

其二，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确认实施该行为可能取得的公益大于可能损害的私益，才能实施。

其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在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择其成本最小的、收益最大的、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案实施。 狭义的比例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手段必须对称和相适应。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超过目的需要的过度的措施，应尽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节 行政法的程序性

基本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行政公开原则 行政公正原则 行政公平原则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广义的正当程序原则指整个行政法的程序性基本原则，包括行政公正、公开、公平原则，也包括行政程序制度中所要阐释的行政程序具体原则(非基本原则);

狭义的正当程序原则仅指相当于英国行政法中“自然正义”(natural iustice)和美国行政法中“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它包含两条基本规则： (1)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2)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

本节所阐述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狭义的正当程序原则，其要求主要有下述三项： 其一，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 其二，说明理由。

其三，听取陈述和申辩。

二、行政公开原则

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允许新闻媒体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

行政公开原则的要求主要有下述四项： 其一，行政立法和行政政策公开。 其二，行政执法行为公开。

其三，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为公开。 其四，行政信息、情报公开。

三、行政公正原则

行政公正原则是行政法的另一基本原则。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而实现这种要求的重要保障则是公正的行政程序。

行政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依法办事，不偏私;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

程序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单方接触;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

行政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依法办事，不偏私;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

程序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单方接触;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

其一，依法办事，不偏私。

其二，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 其三，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 其四，不单方接触。 其五，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

四、行政公平原则

公平主要是指平等对待，是相对于歧视而言，而公正主要是指公道正派，是相对于偏私而言。 行政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

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平等不是绝对的，行政行为也不可能绝对地、无条件地对相对人一律平等。

第四篇：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这些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包括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

(一)处罚法定原则

这项原则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第三条规定，其具体要求有四：第一，对公民和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定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第二，行政处罚必须由有权设定行政处罚的国家机关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设定，并以法定的程序制定、公布;无权的，不得设定;有权的，也不得越权设定;不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第三，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案例《经两级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错在哪里?》);其他机关或者组织必须经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授权或者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委托才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第四，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定程序进行。

【案例《经两级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错在哪里?》】

基本案情：

1997年10月17日(赶场天)罗某乘坐公交车运两筐仔鸡170只到某地销售。刚下车，工商行政管理所的市场管理人员即要罗某缴付市场管理费，罗称出行时带的钱除购买人乘车的车票外，又没有料到鸡筐占地方也被要求购票，所以身上无钱，待卖鸡后缴付，工商所人员不信，发生争执，"当即责令当事人到工商所接受调查"，工商人员都关门走了，让当事人单独坐等数小时(没有吃中饭)其后作了询问笔录，要罗取钱来接受处罚，"最迟不能超过15点半"，并将鸡暂扣，罗拒绝在询问笔录及暂扣通知上签字。

罗一去不回。当日下午四点工商所动笔写报告，送往约十公里的县城，经局长审查同意将鸡变卖。下午五点四十分在暂扣清单上注明，"下午五点半处理结束。"

10月20日经办人报请立案，21日批准立案，10月25日呈报处罚意见，26日领导批准同意处罚。10月27日给当事人处罚告知，当事人拒绝签收，10月28日通过邮寄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11月11日核审机构核审同意处罚，当日打印处罚决定书，于11月13日下午三时送达当事人。(应先审核，再报局长批，再告知)

处罚决定书陈述"两箩筐小鸡未按行规(归)市要求摆放在„„菜市内出售"，认定"出售的小鸡没有畜禽检疫证明，其行为属于《贵州省集贸市场违法违章处罚暂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属违章行为"，并根据该条"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出售未经检疫的家禽。(已变价处理，"责令停止出售"无实际意义)

2、处以罚款450元"。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向县工商局申请复议。12月15日，县工商局复议决定维持工商所原处罚决定。当事人仍然不服，以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当事人又上访，二审人民法院再次裁定驳回。两审人民法院驳回的理由都是不应将工商局作为被告。当事人改以工商所为被告起诉，98年元月5日一审判决维持工商所行政处罚。98年10月15日，当事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并提出申诉，同日，最高人民法院致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请认真接谈，依法处理。1998年12月17日，经县工商局申请县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押黑白电视机、电吹风机、洗发液、铁火炉等各种物资，可折价合贰仟余元。存放于工商局，并认为当事人态度不好，给予拘留10天。1998年12月18日，当事人亲属到省政法委反映，政法委致函省工商局，将原印函的"请酌情处理"专门改为"请妥善处理"。随即，反映人持函来到省工商局。听了陈述，看了交来的材料，省工商局立即电话通知：

1、立即通知县局撤销处罚决定;

2、由县工商局与法院联系，请其立即放人(因与工商处罚、申请执行有关);

3、其他问题以后再议，(调卷复查)。 经几次催督，方才与法院联系，当事人实际被拘押七天。

本案的主要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查处畜禽检疫问题的执法主体。《贵州省集贸市违法违章处罚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出售未经检疫的畜、禽及其产品的，责令停止出售补检补验，视情节可并处三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进行处罚，而该规定的第五条则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定，对集贸市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查处违法、违章行为。

其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集贸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这条规定说明，虽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查处集贸市场中发生的违法违章经营行为，即法规规定由工商部门查处的有权查处。但集贸市场的违法违章经营行为并不是都由工商部门查处，否则就没有必要作第二款规定。法规规定由其它部门查处的工商部门就不能查处，这才叫依法行政。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理由，错误地认为可以查处集贸市场的一切违法违章经营行为，是断章取义，不符合规定的本意。

当事人提出，江泽民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是1998年1月1日起施行，案发时该法尚未施行，凭什么对其处罚。其实，既不能用后来施行的动物防疫法衡量当事人当时的行为，也不能用该法衡量工商所当时的处罚行为，而应该适用当时的有效法规。1985年2月14日国务颁发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明确，农牧渔业部门是畜禽防疫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条例规定的应处以罚款，但没有具体处罚规定。该条例的实施细则明确农牧部门的职权之一是负责"处理"防疫检疫违章案件，"处理"包括"给予行政处分或处以罚款"，1986年贵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畜禽和畜禽产品检验(疫)实施办法》则明确规定，农牧部门的兽医卫生检验(疫)人员和兽医监督人员的任务之一是对违反条例和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有权给予批评、制止、直至罚款，或报请有关部门处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农牧部门才是畜禽检疫违章行为的执行主体，工商部门不能对此行使处罚权。

二、未经当事人同意，将鸡变价处理，违反行政处罚程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明确，在办案过程中，"对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先行处理。"活鸡不属于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即使看成类同于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也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先行处理。否则违反行政处罚程序，有人提出问题：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先行处理，结果鸡死亡造成损失由谁负责?当然，这要根据过错责任来确定，当事人确实违法，应由工商部门对其行使处罚，不先行处理物品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自己负责;当事人不违法，或者其违法行为不该由工商部门行使处罚，不先行处理物品造成的损失由查处该案的工商行政机关负责赔偿。

三、弄虚作假，编造材料。阅卷发现，很明显，有些材料是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为应付行政诉讼)，也不论材料内容是否如实，没有原始文字材料而补编原始材料，补编行为就是弄虚作假，编造材料的内容不实，就更为严重，轻言之，为职业道德所不容，重言之是执法违法。

何以见得有些材料是编造的?

1、经详细反复询问案件审理过程，当事人陈述只有案发当天有一次询问笔录，而案卷中有两份询问笔录。第二份笔录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字"，记录格式不规范，通篇不是了解案情，而是回忆和"协商"解决办法，意在为工商所的行为作解释、美言，如工商所长说"我没吓你，没有吼你，是不是?""今天我在这里是不是私设监狱?"当事人答"今天我们是协商解决问题，不叫私设监狱。"用语也有漏洞，如：有一次"当事人未到，是她家交亲来的"，直接面对当事人谈话，怎么用"她"来表示?有一份"情况经过"，陈述10月17日案发到11月13日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全过程，其中并未提到10月28日的谈话。案卷装订编号作了涂改，证明此材料是后收编进去的。

2、关于变卖鸡的问题，有多份材料，其中必有伪证。下午四点开始写报告，送往十公里的县城找局长审批同意变卖，然后请物价局派员去估价，出具估价结论书，加盖物价局印章，日期仍为10月17日，其中"7"字明显涂改，不仅有擦痕，而且笔迹颜色与其他字迹颜色不一。再找畜牧站给158只鸡补检(注明死亡12只)，出具"准予出售"证明，也加盖了公章，再请法律事务所到现场，出具"见证书"(未盖章，复印件)，证明卖给三人，又分别与其中两名买鸡人谈话，作两份"见证笔录"，内容涉及工商所变卖鸡的起因，经过，包括当事人不交管理费，超过限定时间不回去接受处理等等，这就隐含着，先将情况告诉买鸡人，再由买鸡人说出来制作笔录(也是复印件)，到"下午五点半处理完毕"，前后只一个半小时，来不及完成这么多工作量，有人辩解说，用汽车接送人。断言用汽车也来不及，则辩解说，通过电话联系行不行?真是不打自招。尤其两份"见证笔录"，询问人相同，记录人相同，时间完全相同，一分钟不差，可见是弄假见拙。

诸多联想

此案引发诸多联想，现择要讲述几点浅见。

一、需要理顺审核、审批、复议三者的关系。案件审核是法制机构对本单位办案机构所办案件的一种监督制度，称之为同级审核制度。案件审批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所办案件在正式处理前的监督制度。案件复议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所办案件在处理后的监督制度。如果是工商所具体经办，而以县级工商局名义行使处罚的案件，工商所处于办案机构地位，由县级工商局法制机构审核，仍属同级审核。而本案是以工商所名义作出的处罚，也经过县局法制机构审核，已超出同级审核的范畴，又不是代表县局审批，复议的具体工作也由该法制机构办理，决定维持原处理。当然，对审核同意处罚的，复议中思维模式与审核时一样，就不易发现存在的问题，即使发现了，没有极大的勇气和正确的态度，也就不能正视、承认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复议就成了走过场，起不到监督、纠错的作用，因此，工商所办理的案件不宜由县局法制机构审核，而由工商所法制人员审核，需要报批的，由县局业务对口机构签署意见或代县局审批为好。

二、经人民法院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如果确有错误，能否撤销?如何撤销?回答是肯定的，应予撤销，也能撤销，当然，行政机关无权撤销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能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错误行政处罚(然后，人民法院据此撤销其判决)。

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原则，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在行政复议期间内当事人申请复议的，可按行政复议程序办理。当事人未申请复议，或超过复议期限的，可按行政处罚监督程序办理。《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主动改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第四十六条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当或者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权予以撤销、变更或者责令改正。"《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第六章"执法监督"，其中第五十条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现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有错误的，应当责令其纠正，或者直接予以撤销。"

三、执法者更应懂法、守法。要懂法就得学法，而且要学懂，切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断章取义，而应该字斟名酌，才能了解法规的真正含意，应用时才会得心应手。

依法治国，首先要要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法办事，然后才是百姓依法行事。如果执法者自己不懂法，不守法，却抡起处罚是大棒治别人，难道不感到脸红，心跳吗?

四、严明政纪，才能真正树立工商形象。案件并不复杂，从强制执行到现在，经过两次春节，跨越三个年头。为什么纠错那么难?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主要靠纪律。对执法违法，知错不改的，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能促使更多的人严于律己，依法行政，取得群众好评。如果有错不改，听之任之，日积月累，势必影响工商形象。

五、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中，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只想到一个"罚"字;要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一切多为老百姓想一想。

(二)公正、公开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是此项原则的法律依据。

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具体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要前后一致;作出的处罚决定应与相对人应受的处罚成比例;符合行政惯例等。程序公正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在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这一原则是通过回避制度、调查制度、听证制度(案例《处罚程序不合法 质监局被判败诉》)等一系列客观的制度实现的。

【案例《处罚程序不合法 质监局被判败诉》】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了一起企业不服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案，质监局由于执法程序违法而被判败诉。

2002年9月30日，河南省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人员对河南省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经销的商品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销售的“五粮液”酒防伪标签无暗记标记，涉嫌假冒，遂当场对该公司的177瓶“五粮液”酒进行了封存，并在公证人员的现场公证下提取酒样品，经中国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鉴定为假冒五粮液产品。之后，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剩余的176瓶“五粮液”酒予以登记扣押。由于此案涉及货值金额和社会影响较大，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法将此案移交给该局上级单位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同年11月26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确认该公司经销的“五粮液”酒系以假充真产品，已违反了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规定，将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要求该公司在11月28日前将陈述意见送到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并说明如要求公开听证，应于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到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送达告知书的当天就用邮政快件邮送了陈述意见，同时提出公开听证的申请。可是次日，即11月29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就向该公司送达了(豫焦)质技监罚字[2002]第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1、责令停止销售以假充真的“五粮液”酒。

2、没收176瓶以假充真的“五粮液”酒。

3、并处该公司以假充真“五粮液”酒货值金额二倍罚款94560元。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处罚决定不服，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没有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督权，处罚决定无任何依据，程序违法，剥夺公开听证权，处罚决定内容违法为由，向焦作市解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2年11月26日给孟州市乐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11月29日就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没有给该公司3日的时间提出公开听证，其行为违反了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程序违法。遂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豫焦)质技监罚字[2002]第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公开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让相对一方当事人了解有关的情况。公开原则是通过表明身份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体现的。

(三)相对人参与原则

其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二条关于相对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的规定。申辩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相对人参与原则的集中体现。在当场处罚程序、普通程序和听证程序中，相对人享有申辩的权利(案例：《行政机关妨碍举证行政处罚被判撤销》)，有利于行政机关客观公正地裁决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行政机关妨碍举证行政处罚被判撤销》】

据2003年10月15日《法制日报》报道：

在行政诉讼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被告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其中有一部分是对原告极有利的，被告为掩盖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违法问题，只出示对其有利的证据，拒绝向法院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例如，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审理何希光诉汕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上诉案中，被告以原告何希光随身携带38736元美金和15800元港币和原告供述这些美金和港元是用于倒卖的证据，认定何希光随身携带38736元美金和15800元港币进行倒卖。但何希光在一审、二审中多次向法庭陈述，其收容审查期间，被告先后提讯其21次，只有最后一次他承认其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的，前20次均未承认是用于倒卖的，而是说，这笔外汇是其父从新加坡托人带回家乡建房用的，或说其母从香港多次带入境内，准备在深圳购房用的。法庭到其收容审查地查到提讯记录登记表上明确记载了被告提讯原告21次。被告只提供最后一次提讯笔录，拒绝提供前20次提讯笔录，并且未说明任何理由。法庭以此推定原告前20次提讯中均未承认其随身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并由此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判决予以撤销。

在该案的处理中，广东高院是以被告汕尾市工商局妨碍举证，适用事实推定规则，判决被告败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规定：“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其基本含义是：原告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一方有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如果被告不向法庭提供，又没有正当理由，在此情况下，法庭可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该条规定，是基于诉讼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以及在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相互负有真实义务所作出的。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告处于管理者的优势地位，可以利用行政管理的权力收集证据，而原告处于被管理者的弱势地位，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收集证据。从该案来看，如果要原告提供其作过未承认随身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的陈述证据，是根本无法提供的，这种情况下，法庭采取妨碍推定的规则，才能有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性。

本条规定属于因待证事实无直接证明，从而适用推定的一种形式。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一是原告提出被告拥有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二是被告拒绝提供，且不能说明正当理由。这里的“拒绝提供”，是指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应该举证而不举证的情形;“正当理由”是指法律规定的可以不提供的理由。具备上述两个事实条件，法庭便可以依职权适用推定，认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成立。

【由上述案例启示，要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2]21号)》对实施行政处罚的制约】

(四)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原则

该原则是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这一原则要求行政处罚的轻重程度表现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相对称，重者重罚，轻者轻罚，处罚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过轻则不能有效地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过重则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违背公正原则。

(五)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我国行政处罚的特色。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通过处罚教育违法者和广大公民，从而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教育是处罚的基础和目的，处罚是教育的手段和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六)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法律依据。在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是：

1、对同一违法行为，一个机关已经给予罚款处罚的，其他机关不得再次给予罚款处罚。

2、如果一个机关已经给予罚款以外的其他种类处罚，如暂扣许可证或者暂扣执照等，其他机关是否可以再次给予相同的处罚，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过罚相当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一个机关已经给予处罚的，其他机关不应再次给予相同的处罚，否则，就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3、至于是否可以给予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一般来说，一个机关给予的处罚已经足以纠正违法行为的，其他机关不应再给予其他处罚。如果一个机关给予的处罚还不足以纠正违法行为，则其他机关可以再给予其他处罚。因此，其他机关决定给予的处罚应当是前一个机关无权给予的处罚，如果前一个机关有权给予的处罚而没有给予，说明该违法行为不必给予该种处罚，则其他机关不应给予此种处罚。

【案例《究竟是不是“一案两处”》】

案情：

当事人田××，男，38岁，个体粮油经营户。

当事人于1999年8月27日从河南华光制粉有限公司购进"云燕"牌高筋面粉60吨，9月5日，在运往兴义途经顶效火车站时，顶效开发区工商局以"无合法手续贩运粮食"为由将当事人的面粉12.4吨暂扣。9月6日，兴义市工商局又对当事人已运往兴义库存的32.55吨面粉，以其行为违反国务院第244号令及市府[1999]52号文件规定为由，实施暂扣。

后经兴义和顶效工商局查明，当事人田××持有粮食部门颁发的"粮食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从河南华光制粉有限公司购进的该批面粉有全国统一的随货同行单据和发票。但是当事人田××购进面粉的发票上使用的名称为"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经查明兴义市粮贸公司无田××此人，兴义市粮贸公司也未委托田××办理面粉购进业务。田××是未经他人允许擅自使用他人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面粉交易活动。于是兴义市工商局和顶效开发区工商局分别于1999年12月20日和1999年12月29日依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给予当事人2万元和1.5万元罚款。当事人田××不服顶效开发区工商局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为兴义市工商局已给予了2万元罚款，顶效工商局再给予1.5万元罚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案不两处"的原则，于2000年元月5日向黔西南州工商局申请复议。

是不是"一案两处"：

在复议过程中，针对当事人复议申请中提出的"一案两处"的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究竟是不是"同一违法行为"。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同一违法行为"。理由是：

一、兴义市对当事人田××的处罚是根据当事人擅自冒用"兴义市粮贸公司"名称购进面粉32.55吨在兴义的违法事实进行的处罚，而顶效工商局的处罚是根据当事人冒用"兴义市粮贸公司"的名义购进面粉12.4吨在顶效的违法事实进行的处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两个违法行为。

二、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同。兴义市工商局和顶效工商局是各自具有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两个行政执法主体，不是同一机关给予同一当事人的两次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同一违法行为"。理由是：

一、通常所说的"一案两处"即是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本案中，两个工商局所查扣的面粉从表面形式上看是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不同机关查扣的，但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的实质来看，它都是以"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的名义购进的同一批运抵兴义火车站的货物，只不过是在货物从兴义火车站运往兴义的过程中，一部分已运达光义，另一部分还在途中，事实上是同一违法行为的物体运动形式。

二、两个工商局处罚认定的主要依据都是当事人提供的同一张购货单位为"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的河南省粮食销售统一发票随货同行联"，这就说明两个工商所认定的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证据是同一个。因此，应是同一违法行为。

三、兴义市工商局与顶效工商局虽然不是同一机关，但是同是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这一职权，两个局都以同一个违法主体的同一违法事实及同一证据各自给予当事人处罚，实质上就是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不应该单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数量这些表象概念来认定，应该从是否是同一违法事实，同一违法证据等实质问题来认定。

处理结果：

经复议查明，两个工商局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两工商局所办的案件因当事人相同，原查扣的是同一批进货的面粉，处罚的证据是同一个，因此，两案撤销后合为一案办理。具体调查办理由兴义市工商局负责。顶效工商局将案件档案移送兴义市工商局，由兴义市工商局以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名义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编后：

现实工作中，类似案例大量发生，我们在把握是一违法行为还是二个违法行为时，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违法行为实施过程中，违法行为人主观上是一个故意?还是二个故意?二是行为侵害的是一个客体还是二个客体?及社会主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三是违法结果造成了一个法律结果还是两个结果?四是实施一个违法行为，还是两个违法行为，只有综合四方面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才能正确判断违法行为的性质。本案显而易见的是同一违法行为只侵害了一个客体，即他人的企业名称专用权。复议结论正确。

此外，《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是"一事不二罚"原则，即同一违法行为不能给予二次以上罚款的处罚。一些案件，同一违法行为很有可能受到二次以上的处罚。如即受到一个机关的罚款，还可受到另一机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还可受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法言法语的使用，切记法律的周延性。

第五篇：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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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类：即共有原则和特有原则。

行政诉讼作为法院主持下的三大诉讼制度之一，其与其他诉讼制度有一些共同的司法原则，主要有：1)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3)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原则;4)两审终审制原则;5)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6)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7)辩论原则;8)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行政诉讼以解决外部行政争议为对象，而外部行政争议的最大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行政诉讼具有与其他诉讼不同的原则，主要有：1)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2)具体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3)不适用调解原则;4)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6)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等。本书重点介绍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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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即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经过复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既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向法院起诉。简言之，在我国，复议原则上不是进行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是否经过复议，由当事人自己选择。

把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必经阶段，即行政复议前置原则，是一些国家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根据是，在进行行政诉讼之前，必须穷尽一切救济手段;其实践意义是，由行政机关自我检查、自我纠正，既可以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也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还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

在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有以下几种关系：1)必须经过复议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是否经过复议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当事人选择;3)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由当事人任择其一;4)法律规定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5)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或者向国务院申请裁决，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中，由当事人选择是先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再向法院起诉，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是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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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有可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但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民法院地位，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中的起诉对象，而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的起诉对象。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虽然合法但不合理(即不适当)，都有可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行政诉讼法》考虑到法院的性质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在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而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原则上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和处理。

3.具体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当事人即使提起了行政诉讼，仍要按照具体行政行为所规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通过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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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行政诉讼法》同时也考虑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停止执行，否则将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第44条规定，在以下3种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要停止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申请法院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停止执行;3)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4.不适用调解原则。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既不能把调解作为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也不能把调解作为结案的一种方式。

《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是两种性质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赔偿诉讼无非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造成了实际损害;二是损害的程度如何。相应地，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也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是否赔偿;二是赔偿的数额。而这两个问题均不涉及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仅在于对损害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赔偿。因此，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行政赔偿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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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即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经过审理后，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司法变更权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 《行政诉讼法》既考虑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及保障司法权行使的有效性，又考虑到法定的权力分配关系，在第54条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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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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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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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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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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