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在贵州的组织与发展

2022-09-10

一、同盟会成立前的背景及贵州分会的组织发展

19世纪中叶以来,西力东渐,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与政治观念也随之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实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清政府通过丧权辱国的条约得以苟延残喘,将巨额赔款的负担转嫁给农民,从而加重了对社会底层的剥削。“黔省既封建势力所把持压榨,民不堪命”,社会阶级,民族矛盾日显尖锐,反抗清政府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整个贵州陷于贫愚弱乱的现象”[1],从而促进了反清革命思想的传播。贵州新式学堂和报刊的出现,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和组织革命活动的中心,爱国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张铭、平刚以修学和革命为目的,发起组织科学会,“明宣排满之旨”[2];陆军小学也组织历史研究所,“在思想上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摧翻清王朝的统治”[3];张百麟发起组建之贵州自治学社,初以宣传立宪为职志,后逐渐转向革命,为同盟会贵州分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并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领导的角色。

关于同盟会在贵州的组织与发展这一问题,除在有关贵州革命的著作及文章中有所涉及外,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贵州作为同盟会发展革命的主要阵地之一,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有贵州籍志士加入。尽管早期加入同盟会的贵州人士不多,但他们积极为革命奔走呼号,联络贵州革命团体,创作报刊杂志,为贵州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是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加盟者数百人”,其中就有贵州籍留学生平刚、于德坤。[4]同盟会在国内成立分会并任命主盟人,“复推其党务于各省”[5]。同盟会贵州分会的主盟人即为平刚、于德坤二人,于德坤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平刚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黔省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除于、平二人外,还有漆运钧、王孝端、蒲剑、陈学钊、朱沛霖、胡肇安、保衡等人。[6]他们在同盟会中任职,并“频寄书报刊物宣传品等回黔,引导同志”[7],在贵州发展同盟会会员,发挥了贵州革命团体与东京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作用。平刚与张铭曾组织有革命团体科学会,举事失败之后,大部分科学会会员魏维新、胡成九、文崇高、彭述文、乐嘉藻等加入同盟会贵州分会。1907年,张百麟组织贵州自治学社,起初“日以君主立宪相号召”,后来受同盟会的影响,“转而赞成革命”。[8]1908年经平刚介绍加入同盟会,“戊申年,余(平刚)在东京时张石麟(张百麟)写信给我,托转达中山先生,愿将自治学社加入东京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唯为避免清廷注意,仍保留自治学社之名,以便活动。[9]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后,自治学社社务逐渐发展,社员逐渐增多,到辛亥革命前夕,社员遍布全省,“当时贵州全省,府、厅、州、县共六十四个单位,而自治学社分社,即占四十七单位”“总计全社社员,共一万四千余人”。[10]“自治学社取政党步调,形式上虽与同盟会殊趣,精神上实为同物”[11]。贵州自治学社的活动已成为同盟会领导的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贵州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贵州自治学社的革命活动及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建立

贵州自治学社正式成为同盟会支会后,“在公开的方面,广泛号召社会,以合法地位,分途与政府、社团交往,在秘密的方面,则积极策动革命运动。”[12]创办《西南日报》,在自治之名的掩盖下,大力鼓吹革命。此外,自治学社还派员到全省各地秘密宣传,“造谒耆老绍绅,贤豪魁桀,语以政乱国危,非结合团体,不能救亡,发言流涕,闻者莫不感动。故经过之地,分社随以成立。”[13] 自治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有唐尔慵、任可澄等官僚、士绅、富商集团组成的立宪团体,实际上是康梁领导的维新改良派在贵州的一个支流,对自治学社的存在和发展甚为不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治社凭借其迅速扩展的社务,在斗争中逐渐不断扩大其影响。时国内形势急剧动荡,清政府的统治面临危机,清廷为自救实施新政,筹备立宪,各省设立谘议局,自治社积极参与选举,“凡新政机关,几无不有自治党员之足迹”[14] ,几乎控制了新政的各个部门,形势上取得压倒立宪派的优势,为革命的组织和宣传铺平了道路。

1910年以来,全国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又于次年继续发动了广州起义。四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震动了邻省贵州,“川路风潮南下,波浪所及,草木皆兵,人民异常惊恐,传闻成都已破,贼盗四起,黔中大吏派兵赴遵堵截,乱民又不日将到,城内四乡,愈滋纷扰。”[15] 而此时贵州民众的起义也更趋激烈,“仅公元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群众斗争即达七十三起。”[16] 在全国形势的感召下,平刚返黔,与张百麟商议整顿革命事宜。自治学社积极发动组织哥老会,分派各地哥老会的首领到各方联络,与各地会党取得联系。并训练乡兵,作为自治学社自己的武装力量,“筹全省为五路,每路各设一指挥,担任训练、联系、运动、窜出按各事。预定龙昭灵指挥东路,傅佐卿指挥南路,宋仁瞻指挥西路,廖谦指挥北路,本社直接指挥中路。”[17] 。其次,联络新军、陆军小学等武装力量。1911年春,贵州自治学社决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18] ,计划分五路进行。新军运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官赵德全“每夜必与同志聚谋,着着进行”,各级官长“分担责任,劝导目兵,陈种族大义。”[19] “大约三、四个月,新军中的革命空气,遂高涨起来,为九月起义创造了成熟的条件”[20] 。陆军小学,原就有革命思想的传播,“自治社员陈康、江務滋、周凤文、廖谦、邝龙俊等早已奉命运动,成效显著”。[21] 其他武装力量如巡防部队、征兵营、巡防等,均分别派员接洽。此外,自治学社还积极与省外的联系,“钟昌祚于辛亥夏已代表西南日报北上,拟联络各省民党有所活动”[22] ,蔡岳、杨寿钱、安健、张泽钧、彭述文、李泽民等分别在上海、北京、日本等地活动,“目的在接纳外援,以广声气,同时暗中访问各地民党同志和同盟分会,交换革命经验,筹划革命联络”[23] 。1911年武昌革命的消息传来,贵州群情激奋,革命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学社诸首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适应革命的需要,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成立总揽起义计划的十人委员会,以干部会作为起义最高法令机关,下设三个委员会,即军事委员会、民政委员会、和交涉委员会。起义部署完毕后,11月3日晚,新军、陆小等武装首先发难,各界群起响应,“兵不血刃,竟将省城轻取到手”[24] ,贵州成功反正。

1911年11月4日贵州光复后,由平刚草拟军政府组织大纲,16日通过组织大纲修正案,正式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推教官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周培艺为行政总理,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宪政派头目任可澄为副院长,暂定枢密员七人,由张百麟、任可澄、平刚、杨昌铭、陈元栋、周培艺、乐嘉藻出任,后刘显世、戴勘,彭述文等陆续加入。由此可见,军政府虽由自治学社所把持,但宪政派趁机混入革命政权之中,“军政府中从枢密院到各部部长人选,除了自治学社骨干外,遴选了部分宪政派头面人物”[25] 。早在军政府成立前,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在发表讲话中就指出,“同志们务要不念旧恶,应采取宽大包容的政策,争取宪政预备会的人员出来与我们合作共事,把贵州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财政等筹备完善,才不枉各位同志这一番热沈义举。”[26] 对宪政派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对新生的军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反映了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这也是同盟会成立初期的缺点和不足。

三、同盟会在贵州的发展演变

中华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经历了多次改组,最终发展演变为国民党。贵州军政府成立初期,尚能通力合作,共图革新,然不久宪政党“恐惧之心方定,夺权之念又生”[27] 。他们离间自治党的关系,暗中广罗党羽,收买人心,计划相机起事。利用军政府援川援鄂之机,贵州城防空虚之时,大肆活动。1912年,立宪派发动“二·二”政变,改组军政府,后引滇军入黔,组织军都督府,革命政权被倾覆,开始了滇军唐继尧统治贵州的时期。唐继尧在宪政党人的支持下,摧毁革命组织,捕杀革命党人。自治学社骨干张百麟、黄泽霖等惨遭杀害,大批革命志士遇难。部分重要成员周培艺、黄德铣等人逃往重庆,他们纷纷上书北京政府,陈诉冤屈,贵州绅、学、军、商各界也纷纷致电,以期北京政府能主持正义,为革命党人昭雪,然而并未奏效。贵州自治学社成员大多被杀害,散居在外的幸存者,或四处奔走,或与国民党取得联系,重新投入革命活动中,而贵州省内的自治社社员,在宪政派的强压下无所作为,同盟会在贵州的活动受到重创。

国民党成立后,派贵州籍党员于德坤、胡德明来贵州组织支部。北京稽勋局亦派贵州籍人员刘潜、徐龙骧来贵州调查辛亥革命中有功人员的勋绩。唐继尧控制的军都督府与立宪派官僚相勾结,暗中破坏国民党在贵州的组织,派人将于德坤、胡德明等人杀害,袁世凯却对之置之不理。1913年,国民党发起全国竞选运动。宋教仁曾派贵州籍党员李鼎成以筹组全国垦植协会的名义,到贵州活动,秘密接触自治学社社员刘警黔、肖健初、董威伯等,意图复兴同盟会在贵州的活动。然而不久,袁世凯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唐继尧则继续破坏国民党在贵州的组织,跟踪追杀李鼎成,又捕杀刘警黔于安顺,逮捕董伯威入狱,肖健初趁机逃往江西。1915年,肖由江西潜返安顺省母,仍被刘显世追杀。宋教仁重新组织自治学社,振兴国民党的理想最终破灭。自此以后,直至1920年刘显世下台为止,贵州始终无国民党的组织及活动。从中亦可看出,国民党成立初期,受各方势力的阻挠陷害,在贵州的组织活动是异常艰难。

以上为同盟会在贵州产生、发展、失败及演变的过程,在引导、组织贵州革命力量,推动贵州革命方面发挥了了重要的作用,在贵州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学社的革命活动并不是完全受同盟会支配的,“当时的同盟会革命方略,是在沿江沿海交通方便人口集中的地方起义。而贵州地方认为条件不够,未直接派人前来指导组织。”[28] “贵州革命党无形中与同盟会本部失去联系,起义时又为异军特起之自治党,其一切策略步骤,自不尽如本部预定之方略。”[29]因而贵州革命基本上是由自治学社发起、领导的,贵州自治学社虽为同盟会的一部分,以同盟会贵州分会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但没有完全受同盟会的控制,自治学社在制定革命策略,发动革命力量及组织革命政权上自成风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盟会组织的涣散。

摘要：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从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统一的革命组织,起义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贵州亦成为同盟会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同盟会贵州分会的成立及组织活动,不仅对贵州的成功反正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对贵州省乃至全国的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同盟会,贵州自治学社,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