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第一篇：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论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专业：木家

姓名：烟火不寂寞指导老师：

论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提起长征，想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提起长征精神，想必每个人对它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都有一定的学习和领会。虽然长征这个事实已成为历史，但它的时代意义和它创造的精神财富却一直都在，也时刻在提醒和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更警示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它不仅写入了我们中华名族的发展历史，更是我们中华名族难得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华名族的一份子，我们应时刻牢记长征精神。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长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更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年在长征途中，参加长征的中国红军不畏征途艰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表现出了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也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高尚品质。

长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远征的首次胜利的。在长征途中，中国红军所经历的困难险阻是艰苦卓绝的，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千山万水只等闲”这种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精神让红军战士最终战胜了一切敌人和所有困难，最终获取了伟大胜利。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就是为救国救民，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牺牲生命都无所畏惧的奉献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

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就是为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惜一切，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始终坚信心中的信仰并且为之奋斗一生，对信仰和自己的祖国无比忠诚，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不得已时，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护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整整78周年了。78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

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在甘肃会宁顺利会师，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它不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了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也挽救了整个中国，挽救了中华名族，使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远征中积累总结出来的伟大精神--长征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丰碑上和全国人民的心里。回顾革命历史，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总结长征革命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长征中的革命精神。

在当代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更应该学习、研究长征精神，学习红军长征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统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持严守党的纪律，紧密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的高尚思想品德;坚持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坚持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发扬长征精神，对于我们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维护党的统一，要全心全意为中华名族的复兴而奋斗。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维护党的统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更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和必须前提。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崇高理想的精神支柱。时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动摇自己的信仰，在危险面前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保证，也是我们中华名族不断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更是我们中华名族屹立于世界的最大支柱。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具备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思想品德，这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的根本和基础 。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在当今如此复杂的发展环境下，我们国家应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合力，争取在党和国家的预期之内建成小康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富的奋斗目标。学习和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时刻牢记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不断发展和提升自我，最终实现中华名族的复兴之梦。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长征虽然已经过去78年了，但是长征不朽的精神和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每个中华儿女，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重要法宝，是抵制腐败现象的有力武器。同时，长征精神又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用长征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青少年一代，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新的长征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二篇：长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上）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全党同志，包括社会上的广大的朋友、群众，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历史，并且从中总结出一些对我们今天时代具有参考、学习意义的一些精神，对我们提高党性修养，包括个人的身心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很有帮助的。

我想先跟同志们讲一讲，长征是一份宝贵的精神，完全赋予了非常褒义，也充分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从客观的历史出发，八十年前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工农红军来说，可能就不好说了。当时离开中央苏区，包括其黄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他们离开自己本身的根据地，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是不得以，因此我们如果要从当时的历史客观背景来看，实际上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是一次严重的灾难，是由于党中央领导层的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困境。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呢?那就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最后把这样一场严重的灾难，变成了全党、全军、甚至全国人民，一份宝贵的财富，也就是长征精神。

我们刚才说，当时离开根据地的时候，实际上不知道到哪里去，那就是撤，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讲，那就是逃跑，逃到哪里去，还没有目的地。 由于党中央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使党和红军在革命中陷入一种困境，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是一种绝境，但同样为什么讲我们党伟大光荣呢?是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迅速地摆脱了困境，最后到达陕北，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重新的出发点，使本来是一个困境的一个拦体，一个绝望的状态，最后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大希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光荣、正确。

好，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也就是说我们把长征这段历史，从这样的几个阶段来讲。

一、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第一，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

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要进行长征?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历史的背景往前拉，拉远一点，也就是说不是坚守的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已长征，这是战术上，也就是战争上的失利，那追本纠源，为什么会战争上的失利?也就是说，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一)王明的上台与左倾错误的危害

第一，王明的上台与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王明的上台，形成了党内长达四年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大家也来了解一下，王明这个人。

王明本名叫做陈绍俞，1904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1920年考入安全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入党。同年秋天，去莫斯科。大家看一下，他的成长的背景。第一，1904年出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属于00后，比毛泽东同志小十一岁，比李大钊同志就小十五岁，比陈独秀就小二十五岁。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年龄阅历来讲，王明年轻得多。他是1925年入党，然后去了莫斯科。因此，我们可以把王明，也就是陈绍俞，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家做个比较，陈绍俞的出生和参加革命的时间，显然晚了许多。他是以一个涉世极浅的青年学生的身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绍俞缺乏第一代革命家苦闷、彷徨、寻求的深刻思考经历。这就导致客观上影响了陈绍俞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比第一代革命家显得浅薄多了，他的阅历说明其缺乏那种实际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练。陈绍俞和与其有相似成长背景的人，后来陷于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

1925年到达苏联了以后，陈绍俞一方面从书本上学了许多的马列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苏共党内阴暗面的东西，特别是错误的党内部斗争，给了陈绍俞一些重要的影响。陈绍俞本人在这些斗争中又成为既得利益者，因此，使得他的虚荣心和个人英雄主义逐步的膨胀。

为什么说陈绍俞是苏共党内当时斗争的既得利益者呢?陈绍俞是1925年年底去的莫斯科，1926年的9月份，因为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人的赏识，很快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局的书记。

1927年一月到八月，也有半年多的时间，陈绍俞还陪同米夫专门访问中国。在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米夫作为上级组织的一个领导者，那是威风凛凛，所以王明跟在这样的一个共产国际莫斯科来的领导人身边，那当然也有一点点狐假虎威的味道。而且陈绍俞在莫斯科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党的历史上说的二十八个半人，也就是他们以拥戴王明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小团体。

莫斯科学习结束之后，陈绍俞1929年4月份回国，从1925年去到1929年回来，

四、五年的时间，陈绍俞才回到国内。回到国内，党中央并没有让陈绍俞直接在中国领导机关工作，按理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考虑，让陈绍俞到沪东，也就是我们说的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去做具体的工作，让他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因为在基层工作，要到一些企业工厂去做工人运动，但是陈绍俞不安于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最后通过别的方式方法，调到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做一个编辑，即使这样，陈绍俞仍然感觉怀才不遇。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米夫那么重视，到了中共自己的党内，反而没人重视，没有给我很高的位置。 所以，使得陈绍俞觉得自己在中共党内受到冷落，这样一比较，陈绍俞就强化了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感恩心理。你看，还是人家斯大林莫斯科对我好。这成为陈绍俞处处以100%忠于国际路线自居，乃至把苏联国家利益和苏共利益摆在中国革命之上的直接的动机。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后来为什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那么就处处维护苏联，维护苏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930年12月25日，陈绍俞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管上海、江苏等几个省，存在时间不长，陈绍俞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博古这个时候担任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1931年1月7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大会是完全由共产国际米夫操纵下召开的，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对六届四中全会做了这样的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会议上面，陈绍俞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也就是进入党的中央领导层，是非常快的速度了。在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之后，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者，也就是最高领导人了，但是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下，因此，王明向共产国际申请，离开上海，前往苏联。

1931年10月18日，辗转到达莫斯科之后，11月10日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绍俞担任团长。这个时候改名为王明。也就是王明这个名字是从1931年的十一月份，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之后才改的。王明走了之后，那我们说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就没有影响了吗?没有，从组织来讲，自己能够遥控国内的党中央，王明临走的时候，也就是临离开上海的时候，决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团中央书记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也就是最高领导人了，博古年仅24岁。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形成，及其直接的执行者博古，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得以形成。这是给同志们交代的第一个背景。

(二)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中央苏区

那大家我们接着要讲第二个背景是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中央苏区。为什么要给同志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大家会问，如果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他靠发发电报、发号施令，恐怕影响确实要小一些。但是，为什么临时中央政治局要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来呢?那就是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党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大量的叛徒，包括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其中著名的叛徒有顾顺章，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实际上，特科是由他直接指挥。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总书记向忠发，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权总负责人卢福坦，这些人的叛变直接导致党中央机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党中央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于1933年的一月，博古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从上海，包括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了中央苏区。随着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等人到了中央苏区，那就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和到中央红军，也就是我们说的红一方面军，他是中央啊，中央苏区也是一个地方单位，党中央到了那就直接受党中央的指挥，这就对中央苏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最后导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我们接着讲第三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博古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博古，担任党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最高负责人的时候，年仅24岁，他是江苏无锡人，出生名门，原名叫秦邦宪，1926年也是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改了名字，化名为博古，博古在俄语里面是上帝的意思。1930年5月回国，1931年一月份任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四月份任团中央的书记，九月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1933年的一月，博古转移到了江西瑞金，也就是中央苏区。1934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总书记。

他创造了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么几点。一是年轻，做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是入党后实际工作只两年，就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我们这样来介绍博古同志，并不是说年轻就一定怎么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干得非常好。但如果因为自己年轻，缺乏实际斗争工作经验，这是客观的情况，如果能够虚心一点，像有实际工作革命经验的同志学习，比如当时的博古，能够向毛泽东等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军事领导同志学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假设，第五次反围剿会出现另一个情况，甚至不会有长征战略转移。

当然，历史假设是不成立的。就本身来讲，因为年轻，喝了一些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自以为是，就看不起毛泽东这些山沟沟里头的人。认为人家不行，自己行，读了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又这么年轻，又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大家想一下，这就是说，正是像博古后来到延安时期检讨了自己，博古同志认识到了错误之后，还是非常能够光明磊落，坦荡做检讨。

到延安的时检讨自己说，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也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最突出的一个历史细节来说明，当时年轻气盛，少年得志的博古为人处事，在这个方面的修养都比较欠缺。

他从上海刚刚进入中央苏区，到福建长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好在长汀养病。博古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到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谁打出来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打出了这么一片天地。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同志比你博古同志年长十多岁，在博古眼里应该是一个老同志了，而且人家毛泽东这个时候有病，在这里养病，你到了这里，而且有好心人提醒说博古同志，是不是去看一看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养病。大家听一下博古怎么回答，博古脱口就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

我想这个历史细节非常能说明，为什么最后党和红军会遭受那么严重的挫折、损失，本来在博古他们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在毛泽东正确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的英明领导下，中央红军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形成了中央苏区的鼎盛局面。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当时中央苏区总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在今天看来可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在当时，这可是一个不小数字。人口达到453万人，四百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在今天也算不上大城市，一个地区也不算，最多算中等。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根据地拥有四百多万人这是了不起的。而且我们当时已经有了党员，光中央苏区时期，就有了十三万人，也就是说，在博古等人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苏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博古为了推行他秉承的莫斯科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到了中央苏区后，马上就开展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异己。 首先，反罗明路线，把支持拥护毛泽东主张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打成王明路线，搞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谷(谷柏)，这些同志也是毛泽东同志正确的路线的忠实支持者，遭到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中央的排挤、打击。这是在组织路线上，政治上，排斥毛泽东同志正确的路线。

在经济上，开展查田运动，实行极左的政策。什么极左的政策呢?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种极左的政策，实际上造成了根据地大量的对立面。 在军事上面，博古不懂军事啊，他不懂军事怎么办?他就拿个洋人来。这个时候还真来了洋人一个——李德，李德是从共产国际那边莫斯科来的，李德是德国慕尼黑人，曾经在莫斯科的陆军大学学习，1933年9月底，也就是比李德晚一些到，到达中央根据地。李德是德国人，他所学的军事都是针对欧洲大地的一马平川，欧洲大平原，他对中国，尤其是江西这样的山山水水特殊的国情是不了解的，地形地貌是不了解的，再加上语言文化等原因怎么能依靠他呢?但是博古，我们为什么说这些人是教条主义者呢?教条地来看问题，教条地认为李德肯定比毛泽东厉害，毛泽东没有进过军校。那是从所谓的书本知识而言，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党军史上的，今天看来是一个大笑话，把自己的队伍让给一个洋人去指挥。这实际上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通病，狐假虎威。因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来的，是洋人，所以就用洋人来吓人。我认为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通病。博古这样，王明这样，动不动用共产国际、洋人来吓人。但是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共产国际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组织体制下，这一套还挺管用，也就能吓到人。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直接掌握军事指挥权领导下，本来我们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包括第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那么惨呢?作为对方，蒋介石在总结经验教训，蒋介石这个时候总结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然后提出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战术也发生了变化，采用彻底封锁的作战方式，即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联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这是蒋介石的新战略。

蒋介石汲取前四次军事围剿失败的教训，开始提出新的战略。按理说，敌变我变，敌人的战略变了，我们红军的战略也要随着调整变化，但是很遗憾，我们不仅没有变，反而退了，也就是说由于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的战略战术反而回到更加落后，更加不利于红军的一种战术。比如说，博古李德提出什么战略战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索取一寸土地，那就打堡垒战，阵地对阵地。通俗点来讲，就是让我们的红军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去硬碰硬，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拼不过他的，这从战略上就是一个失误。前面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能够胜利呢?那就是我们成功的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游击战，大家看，这是很显然是战略战术上的倒退，这是我们讲了一下第一个内容，讲了一下随着王明的上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直接导致党中央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危害。

我们交代这个背景，那下面，接着讲第二个大部分，由于王明的上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最后给党中央和中央苏区带来极大的破坏，于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下)

二、漫漫长征路

走上慢慢长征路，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大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慢慢长征路。

(一)长征初期战略的错误与失利 第一点是长征初期战略的错误与失利。

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从时间上来讲，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主力有五个军团，我们大家熟悉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还有九军团，还有其他的一共五个军团。连中央军委机关、后勤、所有的人员加起来8.6万人，开始长征。

开始长征的时候，把这8.6万人合编组建成为两个纵队，一个纵队叫做红章纵队，一个纵队叫做红星纵队。

在长征路上，因为我们说起初他的战略导致的失利，因为是大班加势的，也就是8.6万人浩浩荡荡、坛坛罐罐、老老小小，所有的东西都带上，行军当然是非常缓慢。

国民党蒋介石在长征的途中，在我们可能所经过的路线上，已经设下了四道防线，我们10月10号出发的，10月22日突破第一道防线，11月8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到15日，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2月3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10月、11月、12月，连续作战，那我们来看一下，长征初期我们的伤亡情况。红军通过第一道防线的时候，损失比较小，我们伤亡有三千七百多人。通过第二道防线的时候，损失九千七百多人，将近一万人。第三道防线的时候，损失达八千六百人，也可以说将近一万人。损失最严重的是第四道防线，也就是湖南湘江之战。损失达三万零五百多人。 大家看，前前后后8.6万人，最后只剩下三万多人。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次，其中为了掩护主力撤退，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三军团的十八团，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全军没有了。红三军团十八团，也就是一个整团的编制没有了。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也全部没有了。其中，三十四师的师长陈树香同志，也就是二十多岁当师长，因为受伤被敌人抓到了，晕过去了。敌人打算把他放在担架上，打算把他抬往长沙，去邀功请上，但是陈树香同志在担架上醒来之后，不顾伤痛，绝不做俘虏，忍住巨痛，自己把胸膛流出来的肠子绞断，最后英勇牺牲。所以我们在讲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我认为不仅仅要看到我们党经历的失败，从今天来说长征精神对我们有什么当代价值，我们就要看到，在失败中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为了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精神，是我们今天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学习的。如果按照原来左倾教条主义博古、李德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党中央、中央红军可能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结果。

1934年的12月17日，通过第四道封锁线之后了，在贵州的黎平县城，进行了修整。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的主张，不能去湖南西部湘西，不能去跟二六军团会师，实质上，二六军团也离开了湘西，所以你看，这就是教条主义者，他还以为二六军团在湘西，我们去湘西，而蒋介石人家就知道你红军的长征的意图要去湘西，在这个路上已经布下了包围圈，你还去，那不是送死么?所以毛泽东同志坚持认为，不能去，这个可能也历史给了我们党和红军一个机会，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这次的黎平的政治局会议，所以博古他又不懂军事，他也说不出什么道道，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主张才得到认可，我们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朝着贵州，1935年年初，攻下遵义。

(二)遵义会议及之后的凯歌行进

1月15日到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今天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在我们整个的长征史上是一次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了，从而使党和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后一路凯歌行进，到达陕北。当然，这是有一个客观背景的。为什么能够让毛泽东同志出来呢?如果说共产国际跟中共仍然保持着电台的联系，那就不一定了。而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莫斯科跟我们党的电台联络中断，中断的原因是因为同样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地下电台，出现了叛徒，被敌人破获。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斯大林就没有条件了，因为电台联系不上了，就没有条件来对中共党内的事务进行指手划脚，摆脱了这样的一个束缚。我们党就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才得以出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坏事变成了好事。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层做了调整，第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了。第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实际上把博古、李德，尤其是把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拿过来了，就不用这个洋人瞎指挥了。如果让这个洋人继续瞎指挥，非把我们红军拼光了不可。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当时的决议表述是这样表述的，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之后，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那毛主席的分工是什么呢?决议的表述是这样的，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一个协助者，周恩来同志是拍板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周恩来同志有良好的党性修养，另外，也在实际的军事智慧斗争中，周恩来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他的那一套军事智慧艺术高明，因此，慢慢的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直接在一线指挥。所以，我们就熟悉的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我们党尤其是红军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军事指挥下，从1935年1月19日到5月9日，四渡赤水，来来回回，现在贵州那边有四渡赤水纪念园，四渡赤水是军事节奏，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通过四渡赤水，我们就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然后一路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党中央就顺利到达陕北。

(三)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在长征的过程中，我们要讲一下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也就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会师是1935年的6月份，按理说，无论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还是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那是历尽艰险，能够跟自己的兄弟部队能够会师壮大力量，摆脱困境，那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随着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看到党中央中央红军衣衫蓝缕，面黄肌瘦，那是因为党中央中央红军一路打打杀杀，再加上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的指挥，遭受很大的损失。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这里是养的兵强马壮，但是我们说长征精神跟今天的当代价值，觉得从张国焘这样的一些反面的例子身上，实际上是对我们今天也有启发意义。红四方面军再兵强马壮也不是你张国焘的，陕甘苏区也不是你张国焘的，那是党的，但是，张国焘没有这样的修养，他认为我张国焘把四方面军带得这么大一支队伍，兵强马壮的队伍，陕甘苏区又是不开辟的，所以张国焘就拿这些来跟党中央讨价还价，向党伸手要权，要位置。当时是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1935年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把张国焘增补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是张国焘不满足，后来，党中央作出让步，让张国焘做了红军总政委，这是周恩来同志让出来的，张闻天同志打算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周恩来同志也提出说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他，但是毛泽东同志经过反复的考虑，认为总书记这个位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一旦让给张国焘，他发挥起总书记这个职务的特殊性不得了，这样的话就让他当总政委。满足了张国焘的这个要求，红

一、四方面军就改编成为左路军、右路军，同时北上，这按理说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来的决定，张国焘在表面上会议上也表示同意，那毫无疑问，那就两军同时北上呗，是吧?但是，9月8日晚上，实际上是9月9日凌晨，张国焘又发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他们除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拦下，还要毛泽东等人也拦下。那大家想一下，本来北上的路线，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你张国焘就这样公然违反，对抗党中央。而且张国焘这种私下的组织行为，甚至可能危害到党中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就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北上。过了草地，然后就往北走。

三、落脚陕北

(一)意外发现 1935年的9月17日，攻占腊子口，腊子口一打开，于1935年9月20日，党中央进驻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普。我们开头说了，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目的地并不明了，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明确说我要去陕北，到达哈达普，准确的时间是1935年9月20好，到达哈达普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才得到一个很好的修整的机会，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吃一点好的，每个人发一块钱大洋还是两块钱大洋，去头发理一下洗个澡，去改善一下伙食。毛主席就让身边的同志去邮局看看，把所有能找到的报纸找过来。作为最高统帅，要关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在那些报纸里头，毛泽东同志就从晋阳日报上读到了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光晋阳日报那不行，又看到大工报，大工报是民间人士办的报纸，不是官方的报纸，他应该是比较客观，大工报也说，陕北有共产党，有刘志丹的军队。通过这样的分析，中央领导人才确定往陕北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对先期到达的长征到达的一部分队伍进行改编。

从长征出发8.6万人，到这个时候七千多人，10：1都不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七千多人到达，那就往北走，9月27日在榜罗镇，这次就非常明确，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二)到达陕北

1939年10月5日到7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就基本上到达陕甘了，翻过六盘山，天高云淡，一片开阔。所以毛泽东同志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毛主席就写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 我们大家可能熟悉，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里有一句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不了解长征史的同志，和在社会上的群众，就可能会去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就可能看到这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以为是说八达岭长城，那完全两码事，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去过宁夏的盆阳县，也就六盘山下的一个县——盆阳县，那个县里的同志告诉我，实际上不到长城非好汉，说的就是我们盆阳县的原民长城——古长城，毛主席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看到这里的长城遗址，所以说，你看我们翻过六盘山吧，没有到长城走到这里的，没有看到古长城的不是好汉。说的是人家那个地方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所以你看，我们通过学习一些党的历史，对我们增加一些这样的历史知识都非常有帮助，否则的话，你可能就会驴头不对马嘴的以为是说八达岭的长城。

翻过六盘山之后，我们这里讲一个细节长征第一批到达陕甘的七千多人，这都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但是，翻过六盘山之后，时间是11月15日晚上，我们的红军队伍在行军途中，经过六盘山山下的山村时又饥又渴，红军战士们看到很清澈的泉水，大家就去喝。但是喝了之后，一夜之间三百多红军战士，不知不觉中就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命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了解这种地质结构，实际上是水里头含有氰化钾。三百多红军战士因为喝了含有氰化钾的水，不知不觉中死掉了。这本来是作为一个命案一直在调查，但因为是自然情况，一直到1989年，这个命案才告破，解放军驻宁夏的汲水团通过分析，水里头含有大量的氰化钾是致命的，今天我们大家当然知道氰化钾的厉害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才到达陕北的吴起镇。9月29日，毛泽东同志随林彪的一纵队进入甘肃的通威县城。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实际上毛泽东主席这首诗，应该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个诗意的高度的概括。这是红军长征的过程。

四、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启示

最后，我们得出几点当代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长征这段历史，学习长征精神，对我们今天当代有什么价值?我想我们可以概括这么几点。

(一)干革命和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长征历史告诉我们，第一，干革命和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1936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山西交口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这个话是在我们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得出来的经验总结，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我们说，在整个的长征途中，因为我们党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当然，我们党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受共产国际的控制，受党内像王明这样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推行，最后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我们居然让李德一个洋人来帮自己的军队，他让来指挥我们的红军，今天我们看来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毛主席后来1963年的时候跟外宾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为什么说遵义会议重要呢?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这个我认为是长征精神对今天的当代价值之一。

(二)共产党员必须顾大局，守纪律。

第二，共产党员必须顾大局，守纪律。

这里我们结合党的长征历史来看，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上，博古不适合担任总书记，那让谁来担任呢?当时大家讨论是让张闻天、洛甫同志来担任，在职务变化上，博古同志在之前虽然犯过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博古同志在对待这样的问题上，应该说能够服从中央的决定，能够顾全大局，很坦然地把总书记的位置让出来。我觉得体现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这是正面的。

反面的有不讲政治规矩、政治纪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内的领导地位，由他来指挥红军，按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但有些人，包括像林彪这样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他不理解。按理说普通的战士不理解发发牢骚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应该理解中央的意图，当时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红军，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采取的是大迂回的战略，也就是说快速的运动，大激动的那种战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不跟敌人纠缠接触，天天走路不打仗，那走得累死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普通的战士发发牢骚都没问题，都可以理解，甚至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你要去做战士的解释工作，但是林彪不理解的情况下，他还去搞非组织活动，去写信要求中央撤换毛泽东。当时聂荣臻同志坚决不同意，林彪写好了信，要聂荣臻同志签字，聂荣臻同志不签字，聂荣臻同志当时就批评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

在长征途中，更厉害恶性的例子当然是张国焘的野心膨胀，最后甚至分裂党和红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张国焘会走向反面成为叛徒呢?实际上跟党性修养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长征历史、长征精神告诉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说的团结意识、看齐意识、大局意识，这是第二。

(三)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第三，长征的历史和长征精神还告诉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要有政策和策略，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具体的工作中要体现出政策和策略水平。这样的话，我们党的事业才会比较顺利，否则的话，可能就会由于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失误，最后导致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要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为什么我们在中央苏区最后站不住脚了?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有极左倾教条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误。什么失误?刚才我们讲到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误。肉体上要消灭地主，那不就逼得他去走向，跟你的个人方面去了么，在经济上消费富农，实际上也让富农走向自己的独立面。所以我们在长征的途中，在通过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实际的领导地位之后，我们党的政策和策略基本正确，尤其是在长征途中少数民族政策的策略的正确，我们每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都颁布严厉的政策，比如说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速的习惯，严厉的反对侵蚀、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这样的政策和策略，让我们红军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戴，包括给我们的后勤帮助。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彝海结盟”，这是成为民族团队的佳话。

(四)对革命事业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

第四，长征的历史和长征精神告诉我们，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总书记多次强调过党内同志要有勇于担责的担当精神。

我们大家来看，本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责任，应该是在李德、博古的身上，但是李德、博古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肖劲光，推给刘伯承，而且对这些同志采取降职处理，甚至审判、打击。比如刘伯承同志，李德、博古采取简单的组织打击方式，把刘伯承同志由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降为红五军团的参谋长，采取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去检讨自己。还有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了损失惨重，你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博古，这个时候更需要冷静反思，但是说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少年得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就沉不住气、斤斤计较，想到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我可能会受到什么处罚，这个时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博古从他个人出发，拿出手枪来指着自己比比划划，那么大家想想枪一旦走火是不得了的事情，这能开玩笑么?所以你看，人家聂荣臻同志，年龄大一些，经验丰富一些，这个时候就跟博古说，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你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你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要说这是不好的，那我们说最后长征能够取得胜利，是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负责任，周恩来同志是最突出的例子。

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推卸责任，而是永于负责，勇于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光明磊落。所以，最后仍然赢得党内和红军内的绝大部分同志的对周恩来同志的拥护。所以你看，正面反面我们这样一比较，就可以比较得出了，这种党性修养。

长征离今天已经八十年了，也快一个世纪了，但是我们认为，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长征精神对于当代的共产党人，仍然还有学习借鉴启发的意义。

第三篇：论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时代价值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49周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雷锋在亿万人民群众心中，始终是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精神始终是全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标杆。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精神产品，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应如何体现其与当前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应如何适应时代要求丰富和发展学雷锋内容和形式，实现雷锋精神的与时俱进?

一、雷锋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质

所谓雷锋精神，就狭义而言，是对雷锋的言行和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崇高品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就广义而言，它已经升华为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的精神价值。雷锋精神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奉献精神”。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二是“傻子精神”。 就是不计较个人待遇，不计较个人辛苦，不计较个人得失。集体在前，个人在后;他人在前，自己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三是“钉子精神”。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

四是“艰苦奋斗精神”。雷锋出身贫苦，深知生活的艰辛。因而，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五是“螺丝钉精神”。雷锋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五个方面的精神概括起来，其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雷锋精神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型人际关系孕育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

1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对人的精神价值提出了新要求，这种新的精神价值要求集中表现为：突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弘扬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之，这种精神价值就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阶级立场为基本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雷锋的出现，正是这个新的社会和新的时代各方面条件孕育的结果。雷锋精神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真实反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最核心的东西，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雷锋精神反映的正是这种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利益关系;从政治上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性质。雷锋精神反映的正是人民行使掌管国家权力的主人翁意识。可以说，雷锋精神所体现的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的代表形象，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民的新特点。

二、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30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与雷锋时代有了巨大的区别。经济方面，由单一的计划经济演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方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文化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利益结构日益分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和多元价值文化已经形成。在这种历史变化的脉络中，以下两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下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雷锋精神，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中，是否已经过时?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社会是否相容?

抛开雷锋精神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把雷锋精神所涉及的问题化约为关于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雷锋精神强调的是利他而非利己，利群而非利我，亦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此而言，雷锋精神似乎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市场社会的价值观不相容。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的理性“经济人”，正如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因此在市场经济中，自利或利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市场经济是按自利或利己原则运行的，是由“经济人”的自利或利己动机驱策的经济。这似乎与雷锋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动机是矛盾的。但市场经济的自利或利己原则又包涵利他的一面。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在交换中必须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一是相互交换规则，即有支出必须有收入;二是自愿交换规则，即任何交换，任何权利的相互转移都必须是交换各方出自自愿，不能出于被迫。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完全以自利或利己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在市场交换过程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利心，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经济活动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实际进入的是一个“合理竞利和互相需要的体系”，其自利或利己的动机会受到制约，纯粹的“利己”或“自利”是不可能的，每个经济主体必须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是互利共赢，经济主体要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满足他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更好地满足他人的需求，谁能更好地为他人服务，谁就能获得较多的利益，为此经济活动主体必须有为他人服务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否则只能获一时之利，无永久信誉和利益。市场经济在客观上仍然要求服务的观念、精神和行为。因此，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是互利的，而非自私的或自利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互利属性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相容通的。

显然，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简单对立的、矛盾的，而是相融通的。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并未过时，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此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不是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问题。那种所谓的“雷锋精神过时论”是不可取的。但任何社会价值观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雷锋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谁也无法阻挡时代发展的车轮。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孕育出来的雷锋精神，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诠释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深入地结合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包括利益关系发生的变化，来深入地剖析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寻找雷锋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的共同点。当今

时代，是一个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相对应的人际关系，已很难简单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概括和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互利性的物质交换，人的精神需求就无法得以满足。利益既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又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对利益的追求推动人们进行各种活动，进而推动人本身的发展。这就必须让人在服务他人、社会的同时也能从社会上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所以人们在发扬雷锋精神时，应该考虑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必须兼顾利我与利他，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就此而言，雷锋精神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需要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雷锋精神所追求的“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也不能再简单的理解为单纯个人的无私奉献，个人无限牺牲，而应阐释为在集体中实现个人价值、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中提升集体价值，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双赢互动。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个人的自我价值目标不是孤立地存在的，社会价值目标有赖于无数自我价值目标的有序整合。只有以自我价值目标促进社会价值目标，以社会价值目标带动自我价值目标，才是雷锋精神的真正价值理想。雷锋精神正是体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三、市场经济时代如何弘扬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相通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目标是一致的，时代呼唤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在当下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形势与过去截然不同。新形势下要有效地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丰富学雷锋的内容，创新学雷锋的形式，让雷锋精神与时俱进。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学习雷锋必须立足于以下两点：

首先，必须立足于层次性，在把握雷锋精神的基本方面，继承雷锋精神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的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本身是一个有层次、多元化、动态的结构，而不能是单一的结构。在今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个人利益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全体成员再片面提倡、宣传“无私奉献”实际效果不佳。在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要使雷锋精神得以实现、扩展和延续，成为一个动态的持之以恒的过程，雷锋精神应该是有层次的、动态的。学习雷锋精神应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对于广大的党员干部及先进分子，可以提倡、鼓励其发扬和实践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而对一般的党员以及一般民众，主要是提倡和鼓励其发扬雷锋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利”的团结协作精神。同样，对雷锋精神的认知、学习和宣传，也不能单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舍已为人”等无私奉献思想上，而是应该在提倡奉献时将“利己”或“私利”定位在合理的范围，从过去的主要宣传、学习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到主要宣传、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利”、“团结友爱”的团结协作精神。

其次，必须立足实践性，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行为中。雷锋精神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中它的价值才能够凸现出来，才能被实现、发展和升华。可以说雷锋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见精神，这种注重实践，从小事做起为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本体提供了现实载体，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注重实践性要求我们不能把雷锋精神简单的抽象化、概念化，而是要让雷锋精神回归现实，回归人性。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需要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真心为民;新时代学雷锋，注重的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行动，而不是观念世界抽象的概念。要把学习雷锋精神的实质同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新的学雷锋的载体和形式，真正把雷锋精神渗透于道德实践活动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力戒形式主义，使学雷锋活动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人们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升华。

总之，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实现学习雷锋的时代化、大众化、常态化，是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要求。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充实活动内容，拓展活动领域，创新活动形式，丰富雷锋精神的思想内涵，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雷锋、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使雷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第四篇：论伟大的长征精神

●伟大的长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胸怀目标、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心系群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撼人心灵、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历史神韵。

●在全民族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朝着远大理想不懈追求的坚韧力，有利于增强朝着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朝着美好前景开拓新路的创造力，有利于增强面向世界赢得发展优势的竞争力。

“红军不怕远征难……”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伟大、壮观、神奇的一页，已经翻过整整70年了。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而且培育了与日月同辉的长征精神。伟大的长征精神，凝聚着我们党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卓绝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着我们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特有优势，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长征精神都是鼓舞和激励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向着美好未来胜利进军的一面旗帜。

伟大精神力量谱写的英雄史诗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高擎熊熊燃烧在华夏儿女心头的革命火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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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长江以南奠基于大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的战略任务，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作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震山河、撼心灵的英雄史诗，是党率领红军将士以伟大精神力量谱写而成的千古绝唱。

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物质条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始终要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用自己特有的精神力量形成革命的优势。长征作为中国革命无比艰险的一个缩影，它必然要成为党和红军的伟大精神力量最生动的写照。在人类战争史上，红军长征是绝无仅有的神话般的伟大创举：历时最长，从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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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千回百转两年时间;行程最远，纵横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青、甘、陕、豫、鄂14省，穿越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总行程6.5万余里;考验最为严峻，天上每日有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途中还有自然环境造成的难以想像的无数艰难险阻;战斗最为频繁，先后打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有100天在打遭遇战，先后突破四道封锁线，击溃敌军400多个团;献身最为悲壮，红军将士在衣食匮乏、休憩无所、伤亡不断的情势下，翻过皑皑雪山，趟过滔滔急流，走过茫茫草地，以血肉之躯铺平通向胜利的道路。毫无疑问，一条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就是一条浸透热血的红飘带，就是一条凝结革命意志和品格的红飘带。试想，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装备低劣、缺衣少食的红军将士，怎么能够战胜凶顽的反动军队，怎么能够征服险恶的自然环境，怎么能够从人们无法想像的艰难困苦中拼杀和奋斗出来?

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长征途中，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赖以谱写英雄史诗的伟大精神力量，是激情与胆识、勇气和智慧的完整统一。在中国革命史上，敌我双方展开的任何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决斗，都表现为既斗勇又斗智的过程，表现为指挥者主观指导能力的竞争。长征中，我们党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将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结合起来，把反“围剿”失败的战略退却转变为北上抗日的战略进军，始终占据着政治上、道义上的制高点。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著名的《八一宣言》更是把民族救亡的决心昭告天下。这种将自身命运系于民族安危的抗日主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在军事上，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红军正确把握客观规律，坚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打”与“走”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置蒋介石40万大军于股掌之上;红二方面军声东击西，转战乌蒙，使十几万敌军东奔西转，徒劳无功;红四方面军灵活用兵，机动歼敌，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长征作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党和红军用伟大精神力量托起的历史丰碑。长征的英雄业绩和不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世界。多少年来，中国和世界上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人们，无不为红军长征的伟大创举所惊羡，无不为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极度焕发的伟大精神力量所仰慕。被喻为“民族魂”的鲁迅，把红军长征看作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高度赞赏了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炽烈的热情、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像是一次假日远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赞叹，红军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最高体现

7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集挑战、搏斗、考验、洗礼于一体的革命大熔炉，它不仅锤炼了我们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伟大的军队，陶冶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而且还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撼人心灵、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历史神韵。

——胸怀目标、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忠贞，对共产主义事业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党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愈挫愈奋、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参加长征的广大红军将士，始终抱定“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终满怀着把中国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正因为有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红军将士在铁流万里的长征途中，忠贞不渝地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朝着远大目标冲锋向前。“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面前，红军将士始终保持着笑谈明天的革命乐观主义。尽管他们开始并不知道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他们深信：“只要跟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他们甘愿吃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这样一支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精神支柱的革命队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长征是红军将士同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凶恶的反动军队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搏斗。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红军将士始终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敢于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在同反动军队的殊死较量中，红军将士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令人叫绝的战争奇观。在岷县战斗中，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连续进攻，使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守敌挂旗乞和。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将士奋勇杀敌，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使蒋介石领受了“奇耻大辱”。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22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以无所畏惧的勇气谱写了无往不胜的壮歌。正因为有了红军将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才有了长征这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是红军长征最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灵魂和精髓。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初期，尽管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明确的，但具体的战略立足点和行动路线，则又必须根据战争形势、沿途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和变更，而不能搞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教条主义。红军长征由初期陷入困局到后来踏上坦途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教条主义的过程。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揭开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新篇章。以此为转折，红军队伍在战略全局上一改被动受挫的严重局面，开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自遵义会议到长征胜利结束，每一个战略方向的合理选择，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科学确定，每一套战略战术的正确实施，每一次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无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精神创造性地开拓新路的结果。

——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长征中，党领导红军队伍能够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能够克服无以复加的艰难险阻，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形成了无比坚强的革命团结。红军历来有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坚决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长征途中，曾发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广大红军将士以中国革命的大局为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维护和促进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长征期间，各路红军虽然独立实行战略转移，但在长征这个总棋盘上，又都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北上抗日先遣队红10军团以及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陈毅、项英部，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红

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作战行动，主动配合了红一方面军转战云贵川和北上陕甘。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也密切配合了红

二、四方面军转战北上。有的部队为掩护主力红军，不惜牺牲局部利益，孤军奋战到最后1人。在参加长征的各部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将士总是发扬舍己为人的团结友爱精神，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长征的胜利，正是红军将士团结战斗谱成的一曲凯歌。

——心系民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是党领导红军队伍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法宝。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多次调整和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确定，充分表明我们党自觉把人民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明确规定红军部队必须绝对维护沿途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实际行动遵纪爱民。长征路上，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主动关心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沿途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红军好，因而自告奋勇地做红军队伍的“靠山”，为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不少民众还直接参加了红军队伍。人民是革命的母亲。正因为有了沿途广大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才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御敌长城。红军长征的胜利，说到底是党和红军践行根本宗旨的胜利。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升华。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民族品格。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从一定意义上讲，靠的就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而红军将士以热血和忠诚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它所包含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念、胸襟和胆识、勇气和智慧，正是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伟大品格的空前张扬，是中国共产党人承继这一伟大品格的宝贵结晶。

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巨大精神财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红军将士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是长征在当代中国的延续，是异常艰巨而又复杂的事业。在新的征途上，不闻金沙水拍，同样要闯激流险滩;未见大渡桥横，同样要斩关夺隘。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是我们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力法宝。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尤其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整个民族朝着远大理想不懈追求的坚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是融为一体的。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严重压力，面临西方敌对势力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挑战，面临腐朽思想文化侵蚀加剧的严峻考验，面临改革发展新难题不断增多的严重风险。这就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铸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始终朝着既定目标顽强奋斗。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对正义事业忠贞不渝的执著追求。只有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才能以乐观自信的胸襟和态度，正确看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始终抱定强国富民的远大目标和志向，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和顽强毅力，踩着困难一步一步把现代化事业向前推进。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整个民族朝着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凝聚力。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战略机遇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趋突出，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在这种情势下，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来，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因为长征精神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维护和促进共同目标下的革命大团结，就在于参与长征的各种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觉围绕大局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弘扬长征精神，既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着眼改革发展大局，正确看待各种利益矛盾，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化解矛盾、促进团结和谐;也有利于党和政府按照实现共同目标的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不断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整个民族朝着美好前景开拓新路的创造力。“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勇于开拓创新，曾使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今天，中华民族尤其需要创新精神。由于我国要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现代化路程，因而发展的任务极其繁重，与发展相伴生的各种难题也异常突出，而要破解这些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仅凭老经验、老办法显然不行，而必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趋势，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切实拿出既有创造性又有实效性的新思路和新办法。由此出发，就很有必要把长征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和善于根据客观实际不断开拓走向成功的新路，是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核”。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消除本本主义的影响，摒弃狭隘落后的思维定式，自觉根据当代中国发展实际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在破解发展难题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有利于培育和张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整个民族更加自觉地朝着美好前景开拓奋进。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整个民族面向世界赢得优势的竞争力。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物质技术层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文化作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民族气派的进步精神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竞争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要使中华民族以更为强健的雄姿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更有必要重视发挥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先进文化的作用和威力。当年，长征精神曾使我党我军迸发出异常卓越的智慧，创造了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化劣势为优势的伟大奇迹。今天，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必将有利于增强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使全体人民迸发出强我中华、壮我国威的昂扬锐气;必将有利于在全社会极大地振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热情，不断加快整个民族攀登科技制高点的进程;必将有利于使举国上下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确看待和积极吸纳当今世界一些先进文明成果，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创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

我军是红军的传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长征精神永远不能丢，红军本色永远不能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是我军历史上又一次新的伟大“长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无数的“雪山”、“草地”要过。只要我们像当年红军将士那样，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奋勇拼搏，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70年前红军长征培育的伟大长征精神，必将激励我们面向未来开创新的伟大事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长征精神进一步弘扬起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英勇奋斗!

第五篇：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心得-弘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跨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动地的革命篇章。长征途中，红军不畏征途艰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表现出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是什么力量支撑并凝聚着他们，毫无畏惧、前仆后继地勇往直前?这种力量就是永存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长征精神就是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是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凭着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这种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就是要青年一代永记长征精神，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教育，而长征精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新时期创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温长征历程，传承并发扬长征精神，培育新的长征精神，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材不可或缺，对于构建和谐校园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少年在学习或工作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长征精神在青少年中的传承仍有必要。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精神，一方面它是以革命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是无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为国家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对大学生进行多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重视对他们进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而长征中体现的艰苦奋斗、为事业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代表“民族希望”、“祖国未来”的青年群体，他们是否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着眼教育实践，直面大学校园，深入思考大学在人文教育上的特殊使命，结合实际开展长征精神的培育，探讨大学人文教育的实现形式，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既责无旁贷，又刻不容缓。

在迈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道路同样曲折而漫长，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面临着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要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伟大胜利，需要新时代的长征精神，需要青年一代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