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

论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精选3篇）

篇1：论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

知识经济时代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目前,称得起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国家还是少数.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迎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职业教育是由多元价值主体参与的.教育活动,其价值取向比普通教育更为复杂一些.为了使分析讨论精简扼要,我们就以社会、企业、学校、个人四个方面的需求作为探讨的重点.

作 者：杨玉杰  作者单位：大庆石化公司培训中心 刊 名：中国科技财富 英文刊名：FORTUNE WORLD 年，卷(期)： “”(8) 分类号：G71 关键词：知识经济   职业教育  

篇2：论行政处罚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

证据,就其反映的案件事实和证明手段而言,是一个中性的含义,其价值在于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不含有主观的价值取向,但证据法律制度作为人所设计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规则体系,本身却承载了一定时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制度化了的价值目标。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和封建时代的法定证据制度是落后的、愚昧的、反科学的,现代民主文明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有利于实现公正、社会效率、保障人权的理性证据制度。

1 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一:效率

效率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其追求的目标是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将效率一词运用到行政法领域,行政效率即是指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取得行政效果与所耗费的人财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对行政机关来说,就是要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资源取得最大的行政管理效果,对相对人来说,就是要用较少的纳税满足自己最大的合法权益要求。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使广大纳税人的税收得到更有效的应用,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同时,讲求效率,还有助于克服政府部门办事拖拉、吃拿卡要等官僚作风,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2 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二: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程序正义是相对于实体正义而言的,它是指实现实体公正的方式、方法的正义性。但它具有独立的价值,不纯粹是实现实体的手段,相对于实体公正甚至具有优先性。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曾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种形态: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指只涉及而不问结果的程序的正义性,如赌博或者游戏规则,只有规则本身的正义和合理问题,其结果谁赢谁负是无所谓正义不正义的;完善的程序正义指包括着衡量结果是否公平并能保障结果公平的程序,如切蛋糕者取最后一块蛋糕的规则;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包含着衡量结果是否公平的标准,但没有保障结果公平的完善的程序,如诉讼程序。[1]罗尔斯的分析,突出了程序相对于结果的独立性问题。

3 行政处罚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三:以公正为基础,兼顾效率

3.1 理想的模式:

程序公正和效率兼顾程序公正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但人们往往注意了他们的对立,忽视了他们的统一,二者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一方面,效率决定了公正。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才能满足人们对各种美好价值的需要。公平自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在一个效率很低、生活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公平却不大可能为大多数人所乐意接受。有意义的公平只能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公平程度的提高必须着眼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以至于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前后一贯的否认效率的价值作用。另一方面,程序公正能有效的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程序公正所体现出的对公民权利的重视,能有效的促进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积累更多的财富。程序公正限制了政府权力的滥用,从而避免了因行政违法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人力消耗。正像英国学者威廉·韦德所言:“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限制看成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的其所。正因为他们主要是维护公正的原则,可减少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不怀偏见并适当的考虑了受影响的那些人们的意见而做出的决定,将不仅更可接受而且质量也会更高。公正与效率并行不悖,只要法律不过分苛求。”[2]

3.2 现实的选择:

以公正为基础,兼顾效率公正和效率价值是行政处罚证据制度构建的追求,但由于人的能力的局限,使这两者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难度很大;再者,价值冲突是法律实践中的一种常态,此时必须有一个选择或取舍。笔者认为,在制度设计和法律实务中,应坚持以程序公正为基础,兼顾效率。因为:(1)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需要公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贫富差距在中国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社会不公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呈现出疲软现象,维护社会公正已经是一个十分现实迫切的话题。党和政府在新世纪建立的和谐小康社会,主要的一个特征即是公平正义,社会这个大的环境需要公正。(2)行政处罚的特点决定的。行政处罚是通过惩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这种侵益性行政行为,潜藏着侵害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危险,但为现代社会管理所必需。法律对此必然采取审慎的态度,根据违法的程度,规定了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等。简易程序针对案情简单、危害不大、对当事人处罚较轻的案件,体现了效率的要求。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则主要针对案情较大的案件,注重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追求程序的正义性,对证据运作的各个过程都做出了严格规定,有效的平衡了公民权和行政权。(3)以公正为基础、兼顾效率是对法律价值比较的结果。某一证据资料,只要具有关联性,就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不论这个证据材料是怎样得来的,但立法者意识到,如果允许人们不择手段的收集证据,其对社会秩序和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破坏将大大超过查明案件真实的价值,所以立法者赋予证据的合法性特征,当案件的实质真实和程序合法发生冲突时,宁肯舍弃实质真实而维护程序正义进而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但由于效率在行政程序中的重要地位,行政处罚证据制度必须兼顾效率,在许多法律和政府规章中,都规定了案件查处的时限、证据保全的期限、案件内部审查的期限等;要求行政机关收集或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须与案件事实具有相关性,也是出于效率的考虑,因为,允许当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出示任何证据,必然会造成案件被拖延的情况。

摘要：行政处罚证据是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它的价值取向应该与整个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一致,在此基础上,行政处罚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处罚证据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行政处罚,程序,证据,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0-83.

篇3：论知识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

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被认为是现代各国反垄断法的鼻祖。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反垄断法确立了适用除外制度这一重要规则。在适用除外制度确立后，其价值取向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必然要符合反垄断法的总体价值取向。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其内涵包括如下两点：

一、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我国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曾指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涵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这一结论不仅适用经济法，更适用于反垄断法及适用除外制度。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指那些超越了特定群体、特定地域而且涉及范围较广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学看来，尽管垄断是作为竞争的消极方面而存在的，但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竞争的消极方面正是垄断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居于垄断的企业可以把更多的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实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可以说科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垄断并非像人们所相像的那样可怕，相反在某些产业领域内其对社会的贡献要胜过垄断自身具有的弊端。事实上，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在某些领域里需要避免过度的竞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进行竞争无益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更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比如在某些经济领域中，过度的竞争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牺牲了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到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某些关系国计算生且成本极高的产业，如银行、铁路、保险等行业，应允许存在一定的垄断状态或行为，在上述领域排斥“过度竞争”，提倡和保护规模经济，让“自由竞争”和“个体效益价值”暂居次要地位，必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有序运行。

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增强本国企业与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反垄断法上的适用除外制度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当今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不仅仅是科技与企业间的竞争，更是一种国家利益间的争夺。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这就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增强自身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对某些行业和领域的垄断网开一面，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金融、军工、能源、铁路等行业。因此，对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经营非但不是坏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能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的国有化进程也是一个有力证明。

二、社会伦理道德利益

人们在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从法的价值层面上来说，伦理道德是衡量法的“善”、“恶”的价值标准。中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人们所有的行动都在受着道德的制约与评价，即使所有的制定法律也概莫能外。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也同样如此，道德与法律很难划分出准确的界限。博登海默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假定所有或大多数社会都以某种形式将法律规则与道德准则区别开来，但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的划出上述两类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的。”“法律的制定者们经常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在不公平竞争法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变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加强与精炼，同时伴随着进行这些变革的还有一种信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正是这种道德对反垄断法的“加强与精炼”，使得道德从另一个角度对反垄断法进行理性考量，也正是基于这种法律理性考量，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才规定某些特殊组织和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等应严格遵守职业操守，不得进行过度的价格竞争，并且认为这种竞争例外有利于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利益。这也正是反垄断法中适用除外制度所体现出的社会伦理道德利益。

综上所述，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价值取向必然与反垄断法本身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即通过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适用除外制度的选择与变化也必然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经济政策相适应，如为了谋求经济社会的根本性改革，实现自由公正的经济社会并同时推进缓和规制的改革，日本于1999年废除了限制企业公正自由竞争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国海.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研究[J].法商研究,2007(5).

[2]张道庆.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理论基础[J].河北法学,2004(10).

[3]孙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构建与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J].法学评论,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