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经济深度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从1980年央视的《观察与思考》初现雏形，1993年开播的《焦点访谈》标志着电视深度报道在我国的成熟。本文以《焦点访谈》为例，选取其节目案例，分析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开播一档电视深度报道，对于电视台本身、社会群体以及政府的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电视经济深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视经济深度管理论文 篇1：

大数据融合实体经济：实践与启示

人类正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重要的生产要素，被视为21世纪的“钻石矿”和“新石油”。近年来，随着《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的相继落地，我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日益加深。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5月26日，习近平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把握好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机遇，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处理好数据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的挑战。

数化万物，智在融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同时，具有爆发增长、海量集聚、多样复杂、真实价值等特点的大数据，必须回归、融合实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贵州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作为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的大数据发展走出了一条弯道取直、赶超跨越的创新之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贵州经验”。原本偏居西南、山多地少、贫穷落后的贵州因青睐大数据而风生水起、享誉中外，而时下万众瞩目的大数据产业因贵州而乘风破浪、价值彰显。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贵州大数据企业从2013年的不足1000家增长至2017年的890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100亿元。全球前十名互联网企业有8家在中国发展，其中7家落户贵州。国家教育部、公安部、中科院、三大运营商、华为、腾讯、苹果、高通等数据资源相继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交易所会员达到2000余家，流通交易规模累计达到3亿元以上。2017年贵州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为33.8。

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大数据正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随着“千企引进”“千企改造”的加快实施，贵州初步构建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格局，助推一批传统企业加快了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传统企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迄今，贵州已有1600多户企业实施转型升级，完成技改投资逾1000亿元。

期间，贵州邀请西门子、阿里巴巴等全球上百家大数据企业，组成“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队”，为实体经济量身定制318个解决方案，涵盖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

位于贵阳经开区内的航天电器，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运用柔性智能制造模式，实现了提质增效。2017年，产品整体合格率由78%提升至96%以上，月產能由200万件提升至300万件，产品研制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

而贵州50强企业之一的贵阳海信经过20年发展，正在从传统制造企业逐步向智能电视智能制造企业转型。4年前还只是普通的人工流水线作业的贵阳海信，通过大数据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如今已实现从下单到生产到送货全过程数据打通的大数据链，实现产品制造全过程可追溯、可查询，形成了海信独具特色的大数据+智能制造模式。

早已家喻户晓的传统制造企业“老干妈”搭上了大数据顺风车，通过建立大数据运营中心，对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和营销、质量检测和监管进行精准分析、精细管理，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标准，有效拓展了国内外市场，企业产品远销72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2月，贵州又提出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重点围绕各主导产业，以应用为核心，深化云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创新融合，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各环节优化重组，持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培育壮大新业态，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由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向数据驱动、知识驱动转变。

按照目标要求，2018—2022年，贵州每年建设100个融合标杆项目，实施1000个融合示范项目。到2020年，带动5000户实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20000户实体经济企业运用云服务开展融合，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达到30%。到2022年，带动10000户以上实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达到33%，引导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实体经济企业融合升级全覆盖。全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水平大幅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运营效率和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明显提高，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大数据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不断深化

2014年，“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近年来，除贵州之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天津、重庆、山东等多个省份都从政策支持到产业引导上对大数据发展进行了部署，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全国发展得如火如荼。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而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大数据白皮书（2018）》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4700亿元，同比增长30%，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进入快车道。

大数据应用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从互联网、电信、金融等热点行业向交通、医疗、地产、文化、工业、农业、体育、教育等传统领域渗透，促进生产、管理、服务模式变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超过了32%的企业已经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开展了大数据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旗下的赛迪智库今年4月发布了《2018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对十大行业的大数据发展水平做出评估。报告指出，2017年，综合基础环境、数据汇集、行业应用等因素，大数据发展水平行业排名由高到低为金融、电信、政务、交通、商贸、医疗、工业、教育、旅游、农业。

大数据企业逐渐尝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带来的“甜头”，摆脱了“有海量数据无用武之地”的困境。利用大数据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市场需求分析、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与物流管理、能源管理、智能客服、市场营销、精细化管理等多元服务，不仅有效拓展大数据企业的目标市场，进而成为大数据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且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在这基础上随着融合深度、广度的增强以及市场潜力的不断挖掘，产生的新数据和新需求又会促进大数据企业的更大发展，形成了产业链的良性循环，甚至可以打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

譬如，针对公路货运痛点，贵州本土企业“货车帮”历时3年打造了覆盖全国的公路物流互联网信息平台。现在，“货车帮”与国内另一家公路物流企业“运满满”合并组建满帮集团，平台实名认证司机用户已达520万、货主数量125万，每天运费交易120亿元。企业还以历史交易数据和行为数据构建用户征信体系，衍生出卡车销售、二手车交易、贷款服务等一系列增值业务。

柳工集团有一个智能云服务平台，可以实时监控全球6万台机械设备的状态。设备的拥有者、管理者、使用者以及服务者和客服中心，均能在自己权限内获得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由安装在机械设备上的车载智能控制器采集到数据后，通过物联网、卫星定位、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新一代技术，上传到“柳工智能管家云服务平台”。柳工集团进行数据分析后，就能了解到每台机械设备的状态，实现对其智能化管理、远程服务管理等，提高设备利用率。如今，柳工90%以上的装载机、100%的挖掘机安装了智能管家。

佳格天地公司开发的农业大数据平台“耘镜”，以卫星影像和气象数据为核心，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建立算法模型，来提供高效精准的农业大数据服务，助力农业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用户通过个人电脑、智能平板或手机登录“耘镜”系统，就能实时了解或预测天气变化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及时进行或者调整农事安排、农机调配、农药喷洒等活动。发生自然灾害，能通过遥感数据进行农作物核保定损，助力农业保险。

比如灌溉，相比粗放的大水漫灌模式，“耘镜”可以通过卫星来观测每个地块上植物的生长状态，以此计算作物实际的需水量，再结合精细气象模型给出的未来降水预测，最终给出一套针对每个地块的最经济灌溉方案。到了农作物收获期，“耘镜”还可以判断出不同区域作物的成熟度以及预期产量，农业生产者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高效的人机调配。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启示

启示一：融合是大势所趋，是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最大特征、价值所在和根本出路。只有融合，才能让数据释放价值、爆发力量。同时，融合也是中国实现数据驱动、创新驱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迫切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都可以在与大数据融合中找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路径，拓展创新发展的空间。

启示二：欲实现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必须先在思想理念上融合，不能为了融合而融合，要充分认识到融合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价值。融合不是高不可攀，不是形似而神不似，融合是政府、企业、社会共同的追求，是多赢共享的取向。其次，要共同加快推进应用融合、生态融合，让大数据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关键在政府重视和引领，核心在企业参与和创新，重点在软件开发应用，导向在解决问题和转型升级，目的在高质量发展和惠及民众。

启示三：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这当中就会产生对于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大需求，各傳统行业都需要通过大数据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强大实体经济需求的催生下，大数据技术就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这样才能推动大数据产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启示四：推动深度融合，培育大数据产业体系是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各地想把大数据技术融合应用于实体经济、拯救传统产业，必须通过引进或培育等方式，建立适合当地产业结构和特色的大数据产业体系。例如，贵州不仅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重要数据资源项目，而且自主培育的满帮、白山云等一批本土标杆企业快速成长壮大。目前，贵州已初步形成包括数据存储、清洗加工、数据安全等核心业态，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关联业态，服务外包与呼叫中心、电子商务、大数据金融等衍生业态的大数据全产业链条。

启示五：必须尽可能开放共享数据才能使大数据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据统计，中国的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数据开放度低，而且呈割裂状态，数据质量不高，数据资源流通不畅，数据价值难以被有效挖掘利用；企业手中的数据也呈现垄断现象，数据积累普遍分散、不足，很难真正让大数据供需自由对接，制约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现在，全球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逐渐摸索出大数据交易的一些规律，促进了大数据交易的发展。大数据产业和规范有序的市场交易相结合，可以打破数据的垄断，盘活各类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促进大数据的积累、挖掘和社会化利用。

启示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并非虚拟概念，而是具象的具有发展前景的新经济体系。大数据可以让司机不再用“土办法”找货，快速实现供需对接，货车不再空驶；大数据可以实现精准营销、风险管控、决策支持、效率提升、产品创新；大数据可以挖掘消费者需求，高效整合供应链；大数据可以让农业依据未来商业需求的预测来进行农牧产品生产，降低菜贱伤农的概率；大数据可以让交通畅通便捷高效运行，降低运行成本和事故率；大数据可以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等等。但大数据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万能的，需要与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抱团取暖，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

作者：牛禄青

电视经济深度管理论文 篇2：

电视深度报道《焦点访谈》社会作用探析

内容提要：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从1980年央视的《观察与思考》初现雏形，1993年开播的《焦点访谈》标志着电视深度报道在我国的成熟。本文以《焦点访谈》为例，选取其节目案例，分析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开播一档电视深度报道，对于电视台本身、社会群体以及政府的作用。

关键词：电视深度报道；社会作用；《焦点访谈》

所谓深度报道，指的是系统而深入地描述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追踪其来龙去脉、阐释其因果联系、揭示其本质意义、探讨其发展趋势的一种高层次的报道方式或报道体裁。而电视新闻报道，则是利用电视媒体这一独特的平台，对新闻事件展开系统而深度的分析、调查。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这种从国外引进的电视新闻节目形式，一直到1993年的央视《焦点访谈》开播才渐渐开始走向发展正轨。

《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初就定位为一档舆论监督类的新闻节目。因为是一档舆论监督类的电视新闻节目，其选题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自然就有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再加上央视将《焦点访谈》这档节目放在了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这个时间段可谓是黄金时段，所以收视率自然也高。

电视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已经在我国的新闻报道领域发展成熟的报道形式，对我国社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通过其监督功能、传播信息功能、解释专业知识等功能，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同时电视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功能性十分强大的电视报道形式，在节目制作、播出、接受反馈的过程中，也对媒体自身、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发挥监督功能，提升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

《焦点访谈》通过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利用暗访调查的方式，揭露了大量的社会阴暗面。每当这些“揭黑”节目一播出，总能引来观众的一片叫好。这说明媒体揭露社会阴暗面，能在受众心理树立起强大的公信力，从而提升媒体自身影响力。

上表是抽取2017年2月《焦点访谈》节目单中节目内容与舆论监督有关的节目表。2月份是农历正月，媒体的舆论监督显得更为重要。

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环境复杂，总有一些看不见的钱权交易在见不到光的地方进行，比如政府官员腐败、不法分子侵害人民群众的权益等。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一个月内，《焦点访谈》就通过深度报道的形式揭露了某些不法分子利用慈善的名义来谋取私利、网络诈骗洗钱、买卖公民信息的源头等。

而“地沟油”事件、“毒奶粉”事件等曾经一度轰动全国，《焦点访谈》作为一档以舆论监督为主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节目，对这些事件的揭露起着重要的作用。《焦点访谈》在2011年至2013年，用四期节目详细介绍了“地沟油”的产销链条、地沟油的流向、新型“地沟油”的兴起等等。这些节目的播出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能够让大众清楚地分辨地沟油和正常食用油，了解地沟油的流向；对于工商部门来说，帮助他们揭露了地沟油的生产、销售链条。对于地沟油的揭露，媒体起了重要作用。

电视深度报道通过发挥媒体监督功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曝光和监督，对节目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起到了提升作用。

中央电视台是我国的国家电视台，自身的公信力当然是十分强大，而央视的《焦点访谈》因其节目特点，也有着广泛的公信力，这对于一档新闻类节目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强大的媒介公信力，能够让一档节目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也正是有了如此强大的媒体公信力，央视的《焦点访谈》也才能一直发展到今天。

二、保障信息通畅，维护群众利益

受众是新闻信息流传的终端，是信息的最终接受者，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同时又是信息、媒介及传播效果的最终检验者。所以受众在整个信息传播环节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信息能否被受众接受、认可以及最终的信息是否对受众有用，关系着信息发出者，也就是大众传媒的直接利益。

首先，保障信息通畅。电视深度报道具有其传播范围广、选题接近民生等特点，因此电视深度报道对大众有着直接影响。保障信息的通畅是媒体的职责之一，在当今强调民权的社会，公民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而媒体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传声筒，需要明确的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特别是在国家重大事件、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政策变动的时候，公民对知情权的需求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些时刻，各大媒体都会对这些事件作报道，但是电视深度报道因为其深入调查的方式，能给受众提供更加深入、更为明确的信息。

上表是选择2017年“两会”期间《焦点访谈》的节目内容与“两会”关键词对应表。“两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焦点访谈》的关注点与“两会”关键词重合，可以说明其对于传递国家重要政策信息的功能。

由表2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在2017年两会期间，用两会特别节目的形式，对两会中提出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新政策和新办法做出了详细解释，观众通过收看节目，可以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变化。

其次，通过曝光不法分子的行为来维护群众的利益。媒体通过调查监督维护当事公众合法权益的案例早在2005年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维护公众利益的民心工程”系列节目就开始了。通过深度的调查采访，维护了弱势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作为一档电视深度报道节目重要的职责之一，通过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也在公众中树立了节目的权威，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度。

通过《焦点访谈》的报道，其实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即使自己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观念对于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民权益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对于电视深度报道这样的节目，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功能，這对于一档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来说，行使了其基本的权利，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

三、引导舆论，监督社会

媒体与政府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个特点在我国显得更加明显。我国的大部分媒体都是官方的媒体，媒体作为政府的耳目喉舌，发挥着塑造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形象、宣传政府新政策、帮助政府监测舆论环境和引导舆论等作用。所以媒体与政府的联系是密切的。而电视深度报道这一独特的新闻节目形式，在帮助政府管理社会、制定政策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作用。

舆论的偏向会对政府执政、国家治理、人心安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在社会上流动的民间舆论场，另一个是官方掌控的官方舆论场，官方媒体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帮助政府将民间舆论场引导到与官方舆论场一致的轨道上来。

央视的《焦点访谈》通过三个方面来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其一是充分重视舆论节目的选题原则和策划。《焦点访谈》的特点之一是选题贴近民生，这档节目的选题都是群众特别关心的话题和事件，在深度报道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将舆论引导穿插其中。比如在报道每年两会的节目中，会将政府的宣传政策一并报道，以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其二是群众关心的信息源头，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看到的新闻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宣传色彩，很多受众面对新闻，都觉得无味、空洞，这就使新闻失去了应该具备的价值。

而今天的《焦点访谈》，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为何能成为群众爱看、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它体现了“群众关心”这个关键要素，它一直在倾听群众的呼声、表达群众的意愿，化解疑团和矛盾，力求平衡，视观众为真正的上帝，努力成为“千百万大众的代言人”。其三是真实性，《焦点访谈》 尊重“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原则，“让事实说话”所具有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也让节目具备了更多的事实依据和价值观点。

媒体可以引导舆论，以此来帮助政府监督社会、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一是通过暗访获取不良商家的作假证据，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二是通过调查取证，来揭露政府官员腐败，维护政治领域的正常秩序。

除了政治反腐方面，政府能够在电视深度报道的帮助和配合下及时而又有力地把“老虎”“苍蝇”清理掉，在监督市场经济方面，电视深度报道也为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广大民众提供了便利。例如，关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焦点访谈》就做过好几期节目，深度分析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原因。不管是农产品价格还是国民经济发展，通过媒体的报道，都能让国家相关部门做出相关的政策调整。

结语：1980年央视播出了《观察与思考》，从此拉开了我国电视深度报道的历史序幕，从此以后电视深度报道在我国正式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发展进程。这二十年期间，电视深度报道出现众多优秀代表，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北京卫视的《今日话题》、东方卫视的《新闻观察》等，这些节目的出现可谓把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推向了发展的高峰期。

这些节目的出现，让我国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电视深度报道的学者，电视深度报道也开始成为新闻学领域的研究对象。《焦点访谈》作为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的佼佼者，因其独特的传播平台以及自身的一些特点，现在发展成为了电视深度报道领域中不可替代的一档栏目，而《焦点访谈》也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東伟.新闻创新从理念开始[J].沈阳：记者摇篮，2004，（8）.

[2]龚立堂.提高舆论公信力，增强舆论影响力[J].信阳：新闻爱好者，2004.

[3]童兵.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之二 主流话语权旁落之忧――党报传播力解剖――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J].上海：人民论坛，2012（9）.

[4]高原.焦点访谈舆论引导艺术对新闻评论工作的启示[J].福州：新闻传播，2014（2）.

作者简介：周鹏，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焦若薇，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新闻史，跨文化传播。

作者：周鹏 焦若薇

电视经济深度管理论文 篇3：

中国电影产业的“二次改革”

【摘要】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实现的情况下，遵循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导向，有必要针对中国电影产业“一次改革”受制于现实局限而未能有效解决的那些关系到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进一步协调好电影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提出以“二次改革”概念为核心，观照当前电影体制改革与政策变迁，尝试建立起“电影体制”“电影政策”“电影产业”“电影法律体系”融合为一体的深度关切电影艺术创造与电影宣传监管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的现代化治理模式。

【关键词】中国电影产业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次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电影产业不仅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也是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载体。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少直接对本国的电影业进行管理，而是大多通过电影立法、实施电影分级制、颁布相应的财税及融资政策、授权行业协会等手段进行电影管理。欧美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包括法律界人士，都对本国的电影产业政策发展进行过相应的研究，对电影产业政策的研究也是国外电影产业研究的一大板块。但是对电影产业政策进行系统性整体研究的则比较少，国外学者对电影产业政策的研究多从商业和市场功能着眼，主要结论散见于电影产业的商业模式与市场营销领域的研究。而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研究电影政策的较少，代表性成果有美国学者利特曼所著的《大电影产业》，论述了美国电影审查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国内关于电影政策的研究多散见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及电影产业研究当中。这其中，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动态研究较多，但是对于电影产业政府管理政策的系统研究还基本属于空白。清华大学尹鸿在他的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到了电影政策的作用及其与电影产业的关系，如发行政策对电影发行的影响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对于国外电影产业政策的研究，也散见于文化产业研究或是国外电影体制研究中，如毕佳、龙志超编著的《英国文化产业》一书的第四章“英国电影产业”，论述了英国电影政策和行业组织。还有朱玉卿的《国外电影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综合研究》简要论述了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通过电影法或电影法规保持电影的良性发展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电影分级制度。

由于目前我国电影立法的法律文件效力层级较低，狭义的法律层面立法文件仅有《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宏观管理主要还是依靠行政调控的手段。这些政策文件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政规章、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既属于政策又属于法律的外延。因此关于此类行政性立法文件的研究可参考电影政策研究的已有成果，例如《中国电影产业与政策发展研究》（何春耕， 2012）聚焦我国电影产业与政策发展的演变过程、特点与规律，对我国电影产业与政策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影视政策创新研究》（李继东， 2014）基于政治、历史和文化视角，剖析了全球化、全球传播、媒介融合、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变化及其对传媒政策的影响，进而对21世纪十多年来中国影视宏观政策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聚焦在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媒介融合政策三个层面，重点解读了电影、电视剧和网络视听等影视微观政策变迁及其问题。胡惠林教授的《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文献研究综述1999—2009》对近十年来我国提出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其中的电影产业政策分析采用数据可视化直观的呈现了1999年至2009年的电影产业政策及电影产业发展的总体概况。

在当前电影法律法规梳理及传媒法研究领域，相关论著主要分两个方向：一是对电影业各个环节的法律法规的梳理，例如《文化产业法学通论》（赵玉忠， 2009）梳理了电影领域包括制片、审查、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电影与法律：现状、规范、理论》（宋杰， 1993）介绍了截至1993年为止的现行有效的各种涉及电影的法律条款、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探讨我国电影立法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结合电影及传媒的属性对电影的行政管理体制及相关法律规范的介绍，例如《影视法导论———电影电视节目制作人须知》（魏永征，李丹林， 2005）从电影制作的层面来介绍有关业务活动需要遵循的跨各个部门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大众传播法学》（魏永征，张鸿霞， 2007）则更进一步在借鉴西方媒体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大众传播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不同媒介的具体法律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电影的行政管理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电影主管部门不再是电影业的直接管理者，而成了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科技等手段对电影产业进行综合管理的幕后协调者，由以前的单一化的行政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管理的道路。国内学者对于电影产业管理的研究，除了系统地分析电影产业管理体制外，大多从政府的行政管理、法制管理、经济管理等不同角度展开。对电影产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朱玉卿的《我国电影管理体制研究》，其中详细研究了我国电影管理体制的发展历史，各阶段政府管理的部門设置，以及各发展阶段存在的弊端。张居凤的《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管理思想初探》，从20世纪20年代电影产业的发展史入手，探讨了早期商业电影的特点和政府管理思想与行为。对于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管理有借鉴意义。于中宁的论文《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方法和基础》，归纳出中国电影管理体制的特点，并指出了当前电影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沈怡君的论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电影业发展的历史划分三个阶段，分阶段总结这一时期电影业的重要变化，并对重要的立法文件进行解读，其中重点分析了《电影产业促进法》。此外，杨丽娅等人发表的论文《中国电影业立法完善的法律思考》，从法律的视角，通过对当时国内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结合中国电影业的现状，阐述了建构、完善电影业立法对保障、推动电影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目前电影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盲区和误区，并针对电影业法律制度创新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当代中国电影历经从“意识形态管制”到“适度放松管制”，从“单一文宣事业”到“承认多元属性”，从“市场化改革”到“产业化转型”的若干重大阶段性改革之后，在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后，在当前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活跃最开放的文化产业核心层的电影产业依然面临如何能够持续有效地把产业政策、产业制度、产业品牌等生产力要素进一步推向电影产业改革纵深处的问题。

如果说“适度放松管制”“承认多元属性”与“产业化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电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成的“第一次改革”，那么在此次改革过程中已经逐步触碰到而又拘囿于改革推进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而被迫浅尝辄止或暂时悬置的那些更为深层次的难点重点就必然要在“二次改革”过程中继续深化改革，破解老大难问题，进一步解决好困扰中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壁垒、制度弊病与产业顽疾，从而提出一个以“依法管理”为核心诉求的“二次改革”核心目标，以期能够在进一步激发中国电影产业的文化创意活力，从而进一步打破垄断、明晰产权，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生产力与竞争力的提升对于国家整体文化产业战略实践的特殊意义，从“管制”到“放松管制”再到“依法管理”，从“一次改革”到“二次改革”，当代中国电影产业作为国家文化产业“先行先试”的示范领域，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为国家主导下的文化艺术管理提供充分的实践经验、体制保障与智力支持。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文化的产业经济价值与核心竞争力不仅关乎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生产力的更生创新，也关系到国家文化产业战略的全球竞争力。

二、“一次改革”：从放松管制到产业化转型

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也是一个“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反复对话、妥协与平衡的历史动态过程。电影领域很长时期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我们信奉“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从电影艺术的群众性、电影艺术的宣传效果普遍性、国家电影体制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发展等方面，都可见当代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性的积极意义。作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宣传事业的一部分，当代中国电影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很长一段计划经济时期，为更充分高效地发挥电影事业的意识形态功用，当代中国电影的生产与传播被纳入到一个高度集中，讲究题材规划与主题先行的计划流程中，在获得了政治教育与文化宣传成效的同时，电影业的创造积极性、生产自主性与流通市场性也被相应遮蔽。以至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影事业体系与重启电影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著并日趋加剧。

（一）从电影观念之争到承认电影的多元属性

当代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一次改革”是从“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中开始起步的。执政党和国家重新评估了对文艺政策的掌握水平和落实程度，重新贯彻在“二为”方向前提下的“双百”方针，对包括电影事业在内的文艺工作指导思想与总体规划进行调整，从而进一步解放了文艺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电影创作生产的重回正轨，电影与生俱来的“商业性”也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大潮中逐步地苏醒并快速地进入当代中国电影的新一轮发展高潮中。80年代中期就曾经集中出现过当时称之为“娱乐片”的创作热潮。当时的中国电影创作在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之后，客观上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伴随着艺术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中国电影无论是在创作题材的多样化，还是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或是在电影语言的探索方面都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力度和热情，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电影界；而另一种趋势則是在“艺术为政治服务”不再作为电影创作的权威信条的同时，中国电影在追寻和探索的热潮中日益把“艺术性”作为了衡量电影创作价值的唯一参照。这种趋势由于当时的创作界、理论界对于“电影语言现代化”以及“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空前热情而日益强化，遂导致了其时大多数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观念普遍持“艺术至上”的态度。这实际上是电影创作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对电影“艺术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强化，客观上表现为观众对于相当一部分主流电影创作产生了接受心理上的隔阂，而另一些所谓的商业娱乐电影则赢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同。电影创作界、理论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现象背后所潜藏着的对于电影观念理解上的片面和模糊。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事业”与“产业”的新一轮辨析就从对电影观念的辨析开始了。

1984年电影导演谢飞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关于电影观念的发言，他引用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谢飞认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的电影，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依附于企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电影的这一个商品属性，研究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研究观众心理学及电影市场信息，才能保证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据此，谢飞提出了“三个改变”，“首先，应该在电影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总体规划上来一个变化。”“其次，我们电影创作人员和理论、评论界的观众也应该改变一下，要全面地认识电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电影创作、制片、发行中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变大锅饭的现状。”[1]应该说，谢飞提出的“三个改变”已经涉及到要从政策、创作、观众、市场等各个层面重新全面地认识电影，不要一味推崇艺术性，更不要盲目轻视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这种电影观念上的转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电影作为大工业时代的独特艺术类型所具有的多重属性和多元功能，片面强调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把电影艺术的发展引向死胡同。于是，为了再一次对电影进行“拨乱反正”，“娱乐片”大讨论适逢其时，并且成为电影产业性质讨论的前奏。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对于电影产业性质的讨论还主要是集中在理念探讨方面的话，那么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考察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但是， 90年代伴随着已经启动的电影机制改革，围绕电影观念问题的讨论依然非常热烈。就在世界电影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电影理论界又展开了一场“电影是什么？”的大讨论。1995年，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在当年的《世界电影》第1期上发表文章《电影万岁》说：“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首先’和‘其次’这个次序至关重要，因为电影既然首先是一件工业产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商品属性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搞电影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就理所当然了。电影既然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的需要就必然要服从商业的需要，即为数巨大的消费群体的需要，而不是什么非世俗化的、‘属而和者仅数十人’的艺术。质言之，电影的艺术是为商业服务的艺术，是使一件工业产品更乐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的关系一旦被切断，电影便无法生存，也就不存在什么艺术了。”这篇文章的鲜明立场与观点，引发了笃信“艺术性”的中国电影理论界的震动。尹鸿在1996年第2期《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一文，他肯定“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他说：“当把电影的工业本位、商品本位作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提出，并试图利用电影商业化进程占领电影理论的话语霸权地位，甚至嘲笑和否定电影的艺术本位观、用利润指标凌驾于电影的艺术指标之上，最终用电影商业观来取代电影艺术观、用电影商品性来支配电影艺术性时，这种观念对中国电影和电影理论的消极影响却不能不被估计到。”

这些观点的鲜明对立所折射出的无疑还是电影观念的分歧。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是，对电影的多维审视已经不成问题，而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更具根本性，即在电影的多元属性中，电影“首先是什么”和电影“其次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提问方式？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电影观念决定电影实践，也决定着对于电影艺术的价值评判。“电影首先是什么”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电影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说，电影就是娱乐品。电影从西方一诞生，她就是作为娱乐品而出现的。中国电影由于曾经把电影的宣传功能放大到了极致，导致了电影功能发生异变，由娱乐品变成了宣传品。电影娱乐片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一些作品走上了圖解时代政治甚至政策的道路。而其娱乐本性常常被忽视，国产片失去了大量观众。由此，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作为一个行业整体在外片的不断冲击下，渐入低谷。“电影首先是什么”流露出的是当时的中国电影理论界急于解决电影的定位问题，从而为处于低迷状态中的中国电影业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的急迫而焦灼的情绪。而要发展电影产业，就必须承认电影的娱乐属性和商业属性，这无疑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定位问题进行了一次及时的正本清源。

从政策、创作、观众、市场等各个层面重新全面地认识电影，不一味推崇思想性、艺术性，更不盲目轻视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这种电影观念上的转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电影作为大工业时代的独特艺术类型所具有的多重属性和多元功能。

（二）从适度放松管制到全面产业化转型

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电影面对着一个“WTO之后”的现实语境。加入“WTO”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进程，当代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转型战略加快了步伐。2003年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的重要一年。2002年开始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行业的改革，在2003年不仅得到全面的延续，并且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制度经济学通常认为，“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诱因的角度，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微观主体为追求潜在利润而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制度变更；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指政府为实现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而通过政策法令实现的制度更替。”[2]事实上， 2003年以来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充分借助于这种“政府强制力”，在不同场合都表明了电影持续走产业化道路的坚定立场。

自此，一些本该属于市场的权力开始充分下放到市场当中，许多非国有资产单位拥有了以前不敢企及的权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需要，给电影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突出解决妨碍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某些关键性问题。2003年，广电总局相继推出了《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试图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资格准入门槛，吸纳一切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参与电影产业；拓宽电影融资渠道，调整并完善电影融资政策；搞活电影流通领域，促进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减少政府审批程序，促进产业快速发展；鼓励电影产品创新，让电影产品更好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这些改革举措都彰显了电影主管部门立志将电影从事业走向产业的决心。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改革和发展的高度，更是对未来一个时期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宏观的目标和要求。

同时，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历程也表明中国电影的主流始终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在电影题材的选择上注重表现现实生活，艺术上体现本民族的情感方式和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开掘，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寻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逐渐确立了中国电影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交织在“现实主义”与“文化本位主义”主流话语中的当代中国电影其内在的呼应“全球化”的表达冲动与积极塑造自身国家文化形象的自觉担当都使得国家电影事业亟需在一个并不平衡的文化传播场域中尽快寻觅到自身的定位与影响力来源。而电影工业的产业经济原则对于电影艺术的个性塑造与电影文化的品格彰显，都发挥着越来越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纵观中外电影历史经验可以看出，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存在的。电影作为艺术现象的存在，也是以经济条件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前提基础上，当代中国电影才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

因此，作为“一次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重新实现产业化。电影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实践过程中资本活跃度高，创意集中度高，人才密集度高，产品精细化度高的重要领域，一直承载着传承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文化，集聚经济成长新动力，打造经济发展新模式，塑造国际交往新形象的重要使命。

三、“二次改革”：电影市场经济的依法管理

中国电影产业的“二次改革”是在已经启动并依然在进行中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趋势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经历了针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事业的“精兵简政”“权力下放”与“产业化转型”的改革，其改革主线是国有电影体制的市场转轨，目标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匹配的电影文化产业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规模以及更有成效地释放中国电影产业的经济效能。“世界各国对媒介产业的规制主要有两种主导模式，一是市场化模式，二是国家垄断。虽然欧洲与我国等许多国家当前采用的是兼具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双轨制，但从媒介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化模式更具主流性。”[3]因此“二次改革”就是从当前到未来某个时期，以初具规模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式与管理方式的改革转型为主线，在完成“一次改革”后，在当前电影产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实现的情况下，遵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协调好电影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之间的不适应性，从而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真正形成激发创意、打破垄断、明晰产权和自由竞争的新发展态势。

（一）当前电影业的内部压力与外部挑战

当代中国电影历经从“意识形态管制”到“适度放松管制”，从“单一文宣事业”到“承认多元属性”，从“市场化改革”到“产业化转型”的若干重大阶段性改革之后，在改革开放40年后，在当前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活跃最开放的文化产业核心层的电影文化产业将如何持续有效地把产业政策制定、产业制度建设、产业品牌经营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是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产业应对内部压力与外部挑战的必然反应。

例如，近年来某些电影制片企业的急功近利行为所导致的“阴阳合同”与“偷漏税”等问题屡见不鲜，而随着互联网企业纷纷介入电影产业的制作端，以“明星高片酬”和“滥用特效技术”为代表的无限度提高电影制片业“门槛”的现实问题已经几乎让中小规模的常规电影生产制作难以立足，而传统意义上的“编剧”也大有不断被所谓的“IP炒作热”替代的趋势。

再如，近年来在电影业的发行放映领域，“赢家通吃”的“保底发行”逻辑甚嚣尘上，似乎只要资金充裕，就可以抢到任何占有优势的发行资源。而实际上这些“通吃”的“赢家”在发行市场上又总是服务不到位。它们凭借资金实力，不断在市场上推行所谓“低价票补”的发行策略，严重误导了电影消费者，更严重伤害了老老实实做发行的利益，也使得电影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不得不被变相压缩。2016年虽然出台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但是放映单位的“偷漏瞒报票房”事件却似乎有增无减。加之电影放映领域以“金钱头脑”取代“经济头脑”的追逐利益的短视行为造成了电影产品在“供给侧”出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出现了“唯节假日”和“唯档期”的排片现状，而在有限的排片时间段里，“只唯大片”的现象比比皆是，放映空间严重失衡，很多影片不能享有基本的上映周期，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也从根本上无视电影是文化艺术产品的基本艺术规律。

又如，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内部，对“内容”与“服务”作为电影产业“软实力”的认识观念依旧落后。虽然在体制变革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电影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扩容并提升了一定程度的商业竞争意识，但依旧面临电影产品内容开发的创意枯竭和服务机制缺位的尴尬局面。而造成内容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电影业的制片领域对于内容创意保护与开发不力。

这些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大環境”的结构性失衡与“短板效应”已经充分表明产业内部以“电影企业”为主体的日益剧烈的竞争行为，“说明市场结构和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在弱化，而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更显重要。因此，在进行产业分析时，不仅要考虑企业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企业和产业绩效对企业行为和产业结构的影响。”[4]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一次改革”基础上的“二次改革”其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创意”与“管理”之间的生产力矛盾，是“实现渐进的、持续进行的变革”，而这种变革“要求放松和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放松首先意味着接受其他人发生变化，接受他人对现存政策和体制的挑战，即使表面上这些政策和体制暂时仍能很好地运作。其次，放松意味着授权资源和责任，允许别人开发其他不一样的替代方案。控制，是指监控和调整企业中不同团队、个人和部门的联合方式和关系，向系统重新注入多样性，或者把外围的团队重新整合到系统中。管理者不是引导变革，而是为变革提供大环境。”[5]

而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外部，互联网娱乐业的资本、技术与用户习惯的持续冲击以及域外好莱坞电影商品的市场竞争，国内电影文化环境与文化产业格局的营造与升级等，也都使电影产业充满不确定的产业结构失衡的挑战。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在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公共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之间建立起科学边界，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文化管理理论的突破，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合法性依据，文化体制变革因此会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6]

（二）依法管理是夯实电影产业基础保障的核心诉求

近十几年来，国内电影业的飞速发展已经使电影业的整体法律意识获得了明显强化。伴随《电影产业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的政策法规与行政指令的管制方式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依法管理迈出重要步伐。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电影文化产业的管理还必须继续推进健全法治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艺术与产业管理的法治体系。《电影产业促进法》以放权形式，解开了电影审查的权限，使得行业规范与国家强制力相结合，保证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为国内文化产业的“第一部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亟需补充完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因为从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角度出发，国内电影产业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产业的核心与前沿，依法保障电影行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与利益，具有极强的法制意义。其次，在现实国情背景下，不断探寻电影产业的相关法律条文所隐含的深层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电影产业“二次改革”的一个亮点，从而有力地对电影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更加实事求是的展望和对策。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国内电影产业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依据的管理模式普遍存在层级低，缺乏管理的规范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管理部门之间的部门利益导致的多头管理和矛盾推诿等，也造成了电影产业管理缺乏协调性和系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电影的行政管理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电影主管部门不再是电影业的直接管理者，而成了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科技等手段对电影产业进行综合管理的幕后协调者，由以前的行政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管理的道路。因此，“二次改革”保障电影产业有序高效发展，亟需建立依法管理的基础与体系。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必然是法治经济，电影产业走市场化道路，法治是核心价值。因此，在中国电影产业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行业自律”与“有效干预”之间，就必须做到立法先行，有法可依，依法管理，承认并保障文艺创作与传播过程中的人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解放人性，激发创造力，保障电影行业的自由平等竞争，并进一步明晰产权，实现包括电影在内的国家文化艺术事业与产业的科学发展，从而有效配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战略。

美国、日本、韩国都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无论是“好莱坞电影工业”，还是以“Netflix”为代表的美国新媒体大数据制作，以及日韩影视剧与动漫产业等，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构建影视文化产业法律支撑体系的实践经验。“美国的司法系统也对广播影视媒体发挥着重要的司法规制作用，联邦法院、州法院与联邦通信委员会、政府监管部门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7]实际上，美国电影工业之所以能够成功衍生出“银幕之外”的多元化的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法治经济”保障下的“电影版权”交易的高效、增值与多样性的结果。当前，全球“电影产业将继续对政府监管与审查、国际盗版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变革等相关议题进行关注”。[8]因此，来自发达国家的电影产业的某些全球治理经验在中国电影产业实施“二次改革”的过程中也是值得我们充分思考并加以借鉴的。

注释

[1]谢飞.电影观念我见[J] / /丁亚平.百年电影理论文选[A]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78.

[2]虞海侠.中国电影产业投融资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165.

[3]李本乾等.媒介经济与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165.

[4]高红岩.中国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7.

[5] （英）克里斯·比尔顿.创意与管理：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管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70-171.

[6]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80.

[7]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外广播影视体制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 16.

[8] （美）安澜·B·艾尔布兰.传媒经济学：市场、产业与观念[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140.

作者：沈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