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很多学者围绕入境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在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进入新世纪以来入境旅游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对今后有关中国入境旅游的研究有所裨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论文 篇1：

辽宁消费结构演进趋势与升级方向

[摘 要]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且消费领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依照时间纵轴和消费结构演进规律展开，通过分析辽宁消费结构升级不同阶段的特征，从收入分配、民生改革、消费环境三个视角对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因素进行解读，并结合“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的智能、绿色、健康、安全四大消费升级方向，为破解辽宁消费结构未来往哪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如何升级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演进；辽宁

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看，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利益，最终都要通过消费来实现。这不仅体现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且消费与社会再生产其他环节也只有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不仅如此，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理论，社会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组成，因此，从支出角度衡量GDP，消费需求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有关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消费需求政策的出台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发展战略，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至今，我国也一直在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由“扩大内需”到“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再到“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这说明不同时期国家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消费需求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导向。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主流”，从“卖全球”到“买全球”，中国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消费升级时代，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必将对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金融结构，乃至宏观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面对目前消费日趋复杂多元和追求个性化的背景，在研究如何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拓展消费空间。关注消费者的消费取向与消费行为的变化，从而正确引导消费、指导生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都是值得考虑和关注的问题。

一、辽宁消费结构演进与变迁

（一）城乡消费主体结构的演进

消费主体包括社会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城镇居民消費和农村居民消费、脑力劳动者消费和体力劳动者消费、不同收入水平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不同地区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以城乡居民消费为例，采用城乡居民消费率指标考察辽宁城乡消费主体的变化趋势，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用来反映一国或地区内居民消费水平的状况。

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为61.7%，1997年辽宁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但通过图1看到，辽宁居民消费率仅为41.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了20.2个百分点。2015年，辽宁居民消费率为36.3%，与1997年相比辽宁的居民消费率数值不仅没增加反而下降了，说明辽宁居民消费率偏低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率偏低代表辽宁居民消费总量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再通过图1辽宁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曲线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曲线的对比，明显看出，2012年城镇居民消费率才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趋势较明显，而且城乡间居民消费率绝对差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可以认为辽宁居民消费率下降主要是由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所导致。

2016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辽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73.8亿元，比上年增长7.7%，但较全国10.6%的增长速度低了2.9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11575.2亿元，增长7.2%，而全国的增长速度是10.5%，辽宁低了3.3个百分点；乡村零售额1198.6亿元，增长13.4%，比全国11.7%的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了，虽然目前辽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但未来农村居民消费空间广阔，消费潜力大。

（二）消费形态结构的演进

消费形态结构是指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实物商品消费支出与非实物商品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而非实物商品消费即服务性消费，服务性消费主要用来满足居民对享受和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在居民整个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服务消费比重的高低，不仅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服务业是后工业时代的标志，未来居民在信息、旅游、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性消费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形态结构是以实物商品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当人均GDP处于1000到3000美元时，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对照发达国家服务消费的三个阶段，具体来看辽宁省，随着辽宁人均GDP的较快增长，1997年和2007年，辽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1000和3000美元，分别达到1052.5美元和3428.6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辽宁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由于受到统计口径的限制，以下分析将选取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用品和服务4个指标来考察辽宁服务消费水平。

由图2辽宁2006-2015年十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可以看出，辽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持续增长，因而随着居民消费逐渐向服务性消费领域倾斜，辽宁消费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发展态势，服务消费在提高辽宁总体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城乡间居民消费层次差异仍然较明显，而且农村居民不仅服务消费支出总量低于城镇水平，服务消费支出增速也明显低于城镇。

（三）消费支出结构的演进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下根据恩格尔系数考察辽宁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

由图3显示的1985-2015年辽宁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8.1%，城镇居民家庭由温饱进入小康型；2001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39.7%，城镇居民家庭开始由小康升级为富裕型。对比农村的情况，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6.5%，农村居民家庭由温饱进入小康型；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9.6%，农村居民家庭开始由小康升级为富裕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14年辽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同时达到28.3%，不仅首次恩格尔系数的数值相等，而且两者都达到历年最低值，升级为最富裕型。一定程度上说明，2014年辽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达到一种平衡，但并不意味着辽宁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的完全消除，因为恩格尔系数本身要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才适用，从而也使得学术界对恩格尔系的衡量标准提出质疑，甚至提出恩格尔系数悖论。再由于恩格尔系数仅考虑了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而对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其他因素并没有纳入考虑中来，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肯定2014年城乡居民家庭28.3%的恩格尔系数，它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辽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四）居民衣食住行的消费层次升级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家庭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服务、医疗保健、其他消费支出八大项，用各项消费与消费总支出的比值作为消费结构，可见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家庭的消费内容、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重要指标，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消费结构也会随着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结构、收入结构等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与消费结构的界定相对应，可以将消费结构升级描述为由“吃、穿、用”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转变，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的转变，由贫困型、温饱型向小康型和富裕型的转变。

而消费层次的升级则是指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上述这八大类消费项目的支出占比之间会出现变化，同一类消费项目的支出也存在着层次的区分。以辽宁城镇居民家庭分别在“食品、衣着、居住及交通和通讯”的支出为例，201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食品消费性支出6092.46元，占消费性支出28.26%，衣着消费性支出2065.55元，占消费性支出9.58%，居住消费性支出4416.13元，占消费性支出20.49%，交通通信消费性支出2768.95元，占消费性支出12.84%。对比200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为38.84%、衣着消费支出占比为10.6%、居住消费支出占比为11.39%、交通和通讯支出占比为9.99%，其中，居民“出行”消费层次的变化是消费结构中最明显的变化。2015年辽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21.1辆家用汽车，较2006年的1.56辆增加了13.5倍。家用汽车消费的上升，也大大促进和带动了辽宁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以上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经历的“从有到精”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消费层次的升级。

综上所述，由辽宁消费结构演进、变迁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辽宁城乡居民整体上仍然是以传统的消费模式为主，消费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点，使城乡消费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辽宁居民这种量入为出、调低预期的消费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消费結构升级。

二、辽宁消费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

（一）收入分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居民能否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目前，辽宁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收入水平低和收入差距大。这两大问题不仅制约了辽宁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消费率的提高，也延缓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1.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辽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26元，增长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

2.辽宁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间、区域间以及行业间。从绝对数值上看，辽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间的差距由2000年的3002元增至2015年的19069元。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例如，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大连市与最低收入的朝阳市相差5910元，而到2015年最高收入的沈阳市与最低收入的铁岭市之间的差距已扩大到15954元。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农、林、牧、渔业，交运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等竞争性行业。2015年辽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达到100595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为14286元，两者工资水平相差7倍多。

（二）民生短板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31个省市GDP增长速度，辽宁GDP增速为-2.2%，是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省份，受到辽宁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财政收入下滑，公共服务业领域的财政支持存在较大压力，导致改善民生的难度逐渐加大。2015年辽宁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125.6亿元，比上年下降33.4%，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617.8亿元，比上年下降9.1%。其中，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为3.4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占GDP比重为0.98%，住房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0.66%。通过对辽宁养老、医疗、教育、就业、住房五大重点民生领域的剖析发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养老金缺口成为各市面临的突出问题，财政负担加重。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市、甚至偏远农村的教育、医疗的资源非常紧缺。由于缺少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老百姓生病往大医院扎堆的现象依然很普遍，社区医院没有真正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有的作用。再有，受到前几年房价上涨过快的影响，同样使居民背负了较重的还贷压力。在就业领域，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存在，结构性失业严重，这些民生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消费环境不佳制约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其《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的需要形成了人的行为动机，提出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因此，源于人的需要层次的升级驱动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也正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反思，面对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我国居民为何热衷于海外购物，导致大量内需外流，消费需求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究其原因，一方面，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供给，即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产品供给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旧的产品供给结构没能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在于消费环境，居民不愿在国内消费甚至不愿在省内消费就是由消费环境不佳造成的，由食品安全、假冒伪劣等问题带给老百姓内心的无所是从和没有安全感，正是我国目前在促进消费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也阻碍了居民消费信心。因而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提升消费品品质，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

三、以消费结构升级助推辽宁经济增长

根据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和未来升级方向，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让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马车”动力更强劲，实现辽宁新一轮振兴，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按照四个着力的要求，最终破解辽宁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三个方面问题。

（一）明确消费结构升级方向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安全消费作为未来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

1.智能消费。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借助互联网平台的线上线下交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手机、平板电脑成了购物窗口。根据天猫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双十一”辽宁消费达到32.96亿元，较2015年的消费增加近8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4位。辽宁居民显示出强劲的消费能力，但要让辽宁消费潜能得到有效释放，真正为辽宁省的经济增长做贡献。辽宁应结合自身的优势产品和资源，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将辽宁特有的品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尤其借助辽宁在向智慧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通过B2B（经济组织对经济组织）、B2C（经济组织对消费者）、O2O（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等电子商务模式，为盘锦的大米、河蟹，岫岩的玉石，阜新的玛瑙，丹东的草莓、黄桃等辽宁优势产业、特色产品打开智能消费的大门。

2.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人们在消费活动过程中，对理性、低碳、生态消费模式的选择，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的适度消费行为。绿色消费作为未来的消费方向，引导我国绿色产品正在成为一种消费趋势和潮流，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由于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相联系，绿色生产决定绿色消费，因而把握绿色消费方向，一方面，辽宁应加大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推进太阳能发电、光伏产业、石墨烯产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绿色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引导辽宁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其实，日本的绿色消费理念值得我国消费者学习和借鉴，日本作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民众在政府的倡导下，树立了节约环保的绿色消费观念，形成了绿色消费模式。未来，辽宁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绿色消费终端补贴及政策引导等方面的经验来调整消费结构，以发展绿色消费助推消费结构升级。

3.健康消费。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保健意识开始增强，与健康相關的产品成为消费热点，居民对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健康消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从人口年龄结构趋势上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更需要人口健康寿命的延长，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面对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的背景，辽宁截止2014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名列全国第一，据此，辽宁应针对老年人口消费特点，适应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在产业发展方面进行及时调整、优化老龄产业结构。再有受到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影响，亚健康人群占有较大比重，这也要求辽宁加大对健康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研发。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健康中国”的概念，说明未来由健康消费催生的健康产业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4.安全消费。安全消费包括安全消费产品和安全消费环境两个方面，“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舌尖上的安全，尤为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其中，食品消费在消费支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食品消费层次的变化表现为，由“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讲究”、“吃的健康”、“吃的安全”，而在食品消费层次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开始屡屡出现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尤其农村居民食品的安全问题更是不容乐观。食品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将食品安全问题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如今居民崇尚安全消费开始引领生活潮流，像无公害有机食品、原生态农副产品等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严把生产、流通等领域的质量监管的关口，为百姓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二）推进辽宁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

1.提高消费能力让居民能消费。与消费主体的消费密切相关的是其收入状况，所以辽宁消费主体结构的演进、变迁主要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因此，调节收入分配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之源，为提高辽宁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优化消费结构，首先，要增加辽宁居民收入，特别是通过打赢辽宁扶贫攻坚战、棚户区改造等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收入来源上看，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构成，调节收入分配需要从拓宽居民收入渠道着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继续完善辽宁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快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十三五”时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仍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通过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以实现辽宁共享发展。

2.稳定消费预期让居民敢消费。辽宁不缺消费潜力，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382.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67.35%；农村人口占32.65%，但要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还需要继续完善社保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保障，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补齐民生短板，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而就业作为民生之本，鼓励创新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解决辽宁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2016年12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进展”。因此，辽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要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参照会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提法和新举措，并在习总书记民生思想的指导下，绘制辽宁共享发展的蓝图。

3.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让居民愿消费。“双十一”已然证明了辽宁居民的消费能力，那么为促进辽宁消费结构升级，必然需要构建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后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首先，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产品要优化，产业要升级，需要“工匠精神”。我们常说，“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商道酬信、业道酬精”，这就要求辽宁企业顺应形势，主动作为，打好辽宁品牌战略这张牌。其次，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2016年我国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自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后，其占比逐年增加。根据《2016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教育、文化、娱乐、养老、健康、信息等服务消费未来前景广阔，因此以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来培育新消费增长点成为必然趋势，而辽宁是个工业大省，并不是服务业大省，这就需要辽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能力。最后，针对消费环境不佳的问题，加强市场监管，保护居民消费权益和消费信心。

注释：

数据均来自《2016年辽宁统计年鉴》及《2015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

[2]陈启杰等.中国后工业社会消费结构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5.

[3]曹晓峰等.辽宁蓝皮书：2016年辽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4]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需求结构升级转换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EB/OL].新华网，http？押//news.xinhuanet.com/2016-04/26/c_1118744344.htm.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新华网，http？押//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htm.

[7]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1月26日在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N].辽宁日报，2016-2-1.

责任编辑 宫秀芬

作者：王波

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论文 篇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入境旅游在我国旅游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很多学者围绕入境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在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进入新世纪以来入境旅游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对今后有关中国入境旅游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入境旅游；研究综述；展望

F2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入境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成熟程度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入境旅游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相关理论研究的进程。通过CNKI检索，共有1093篇入境旅游相关论文，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为我国入境旅游研究提供参考。

2 我国入境旅游研究综述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来源进行分析，旅游类核心期刊约占23%，旅游高等院校学报约占35%，其他期刊占42%（如图1所示）。这说明大多数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权威性，能够代表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入境旅游的研究方向。

2.1入境旅游规模空间分布研究

目前，国内外主要利用规模分布理论、区位理论以及核心-边缘理论对旅游发展空间差异、旅游规模分布规律、旅游地空间结构模式进行研究。例如朱竑、陈刚强等人根据中国各省市的入境旅游人数，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及其内部结构的特征与变化。周玉翠、马耀峰、钟静等人则主要是从省际层面或客源地市场结构等方面对入境旅游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或定性的描述。

2.2入境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能够准确把握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很多，刘长生（2006）认为影响中国入境旅游的主要因素是客源国的经济条件，其他旅游目的地旅游价格水平，游客在中国旅游的成本等。王硕琦等（2012）对我国入境游有代表性的客源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入境旅游人数需求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殷书炉（2009）指出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文化交流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最为明显 。

2.3入境旅游收入的实证研究

入境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影响入境旅游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意义重大。万荣国（2007）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进行了多因素分析，得出入境旅游人数对入境旅游收入水平起决定作用的结论。孙玉环（2006）利用X-12-ARIMA季节调整方法，把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序列具体分解为长期趋势因素、季节变动因素及不规则因素，并对各构成因素作了简要分析。李微（2012）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会产生影响，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

2.4入境旅游消费结构研究

研究入境旅游消费结构，有助于获取旅游者消费水平，促进旅游产品结构调整，使旅游经济结构合理化，为开拓旅游市场提供思路。李一玮（2004）认为我国入境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料消费多，精神资料消费少。当然，还有一些学者选取了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例如贾英（2008）通过对中国6大热点城市的入境旅游消费结构进行横向及纵向比较，得出如下结论：（1）不能孤立地、绝对地以旅游消费结构为指标来衡量地区旅游产业的成熟度；（2）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旅游业的发展通常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3）旅游消费结构的演变状况反映了旅游业对地区其它产业的相关带动作用。

2.5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是有关入境旅游研究的一大热点，很多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庞丽等（2006）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入境旅游和各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而邓淇中和王慧琴（2011）则运用面板单位根、异质协整和因果检验等方法，重新检验了入境旅游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各截面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都有正方向的作用。

2.6入境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入境旅游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关系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蒋小娟、廖林萍、高新、向金利、李鹏等人对我国入境旅游存在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作了阐述，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1）市场营销不力；（2）旅游产品老化、单一；（3）从业人员水平低；（4）旅游企业管理体制落后；（5）全国入境旅游发展不均衡。对应的措施包括：（1）扩大文化交流，加大海外旅游营销力度；（2）加强市场调研，积极开发多元旅游产品；（3）建设高质量的旅游队伍，提高旅游服务质量；（4）依托新技术，推进旅游企业管理模式创新；（5）加强和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缩小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

3 我国入境旅游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3.1加强多学科、多角度研究

旅游学是一门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本身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在研究入境旅游时，应跳出旅游的角度来谈入境旅游，而应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入境旅游。如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入境旅游对加强我国人民和外国游客之间的友谊，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入境旅游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国家形象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3.2研究内容应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注重入境旅游的经济性研究，研究内容比较单一，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开拓创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新的内容。入境旅游是一种社会现象，研究内容应该紧贴实际，坚持以人为本，今后不妨多关注新形势下入境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行为模式以及市场变化等方面的内容。

3.3要注重采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入境旅游

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主观性强，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因此应该打破现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多采用数据分析、实地调查、数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入境旅游的现状、发展特点以及对未来进行预测，为实践提供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方向。

3.4运用新技术对入境旅游新形势进行审视

入境旅游是一种具有高度关联性的经济消费活动，市场调查对象又是高度流动性的游客样本，旅游市场调查具有很大难度。因此，需要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新技术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来处理海量的样本数据，为境外游客的预测预报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和信息载体。

3.5加强跨国、跨区合作和持续性研究

对入境旅游发展规律进行宏观把握，仅仅依靠少数几个人合作是不够的，必须寻求跨区域甚至是跨国合作。此外，在对相关论文检索中，发现很多学者在入境旅游这个领域发表的论文仅有一篇，这说明他们并未作持续研究。而入境旅游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研究内容复杂的领域，这就需要广大学者锲而不舍的去创新、去挖掘、去整理，为推动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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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晓玲

我国消费结构研究论文 篇3：

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

〔摘要〕本文采集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级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价格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2011年各个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衣着类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对价格变化却不敏感；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呈跳跃式增长，而且受价格影响较大；收入水平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投入和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消费；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调整制造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消费结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几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

〔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居民消费需求这一研究议题日益引起重视，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内需驱动不足问题愈来愈突出的情况下，对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以及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等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有助于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促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很好的决策依据。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消费结构是指消费中不同商品或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用品、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等八个支出子项。居民消费结构是经过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各环节运行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联合国划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之一。考察消费结构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优化消费结构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拉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深远。我国经济正经历着由投资拉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变，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稳健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增加居民消费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但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居民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仅为408%①，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消费政策，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①根据《中国统计数据2012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二、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穆月英、笠原浩三、松田敏信（2001）选择了两阶段消费需求系统模型对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别建立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通过两者的比较分析，进而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系统加以考察。〔1〕范金、袁小慧（2005）通过建立上海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AIDS模型，从动态角度研究了上海城市居民消费行为演化的动态特征。〔2〕周津春（2006）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地区差异、市场发育、家庭规模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3〕袁志刚、夏林锋、樊潇彦（2009）利用AIDS模型探讨中国省际层面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问题。〔4〕Li Baoku， Zhai Cuixia and Bao Weimin（2010）研究了中国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特征。〔5〕孙凤（2002）认为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影响巨大，并通过ELES模型展开了估计。〔6〕还有不少学者运用ELES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自价格和交互价格弹性、边际预算份额等（如赵英会，2010；曹泽洲，2010；陈秋玲、曹庆瑾和张阿丽，2010；晏艳阳、沈楠和马洪帅，2011；章立东、王世群，2011；陈启杰、曹泽州、孟慧霞、王平，2011，等）。〔7〕樊茂清、任若恩（200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对能源、电、食品、消费品、消费服务等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性。〔8〕赵跃杰（2010）也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检验。〔9〕

从文献回顾的情况来看，首先，尽管研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的成果非常多，但分析中很少考虑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消费结构是研究居民消费的基础，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尤为重要。在全国层面研究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文献并不少，但只有少数文献对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探讨，如赵卫亚（2003）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变系数Panel Data 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层次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10〕陈建宝、杜小敏和董海龙（2009）结合杜森贝利的消费函数和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中国城镇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显示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不相同，并估算了这种消费倾向的具体值。〔11〕晏艳阳、沈楠、马洪帅（2011）运用ELES模型对2004-2008 年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各消费项目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等进行了测算。〔12〕总之，对我国城镇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在不同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特征及其变化展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主要方法包括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Stone，1954）及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LIUCH，1973）、几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ADIS，Angus Deaton； John Muellbauer，1980），也有部分文献运用了面板数据模型、Rotterdam 模型、超越对数模型（translog model）等展开研究。

关于ELES模型与AIDS模型，臧旭恒、孙文祥（2003）通过比较分析指出，尽管ELES和AIDS模型都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但AIDS模型更直观、准确地表现出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更深刻地体现出结构分析的思想和方法，AIDS模型也因此成为消费结构分析的得力工具。〔13〕范金、袁小慧（2005）同样认为AIDS 模型具有更明显的优势：能对任何一种需求模型给出一个任意的第一位近似值；能正确满足选择公理；能完美地聚合消费者而不通过调用平行线性恩格尔曲线；有一个由家庭预算数据构成的功能形态；能通过在固定参数上的线形约束进行同次性和对称性检验。〔14〕本文赞同这一评价，因而选择运用几乎理想的需求系统及与其相应的AIDS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用品、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其他商品和服务等七大类商品或服务上的消费支出特点及变化。

三、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国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从内容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

总体上，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01%，之后下降到05以下，2000年降至04以下，为394%，2010-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363%和362%，与1978年的575%相比，2012年已下降21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结构处在不断升级过程之中本文数据除直接注明之外，均引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或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图1），这一下降趋势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中均呈现出来，各收入层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最高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进入最富裕序列；中等级以上收入水平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低于40%，达到富裕序列的标准；即使城镇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水平家庭，2010年的恩格尔系数也分别为4732%和4615%，显示处于小康水平这一阶段。

再分别考察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家庭在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用品、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子项上的消费支出变化及特点。在衣着消费支出方面，中等偏上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及最高收入家庭都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而其他收入水平家庭在衣着消费支出方面表现出稳中有升的特点（见图2）。

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方面，所有家庭在2002年和2003年连续出现下降，且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下降幅度越大，但之后一直表现得非常平稳，且略有上升（图3）。

健消费性支出的份额更大，而收入水平更高的家庭，在医疗保健消费性支出上的比重反而更少，如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从2009年开始，各收入水平家庭的医疗保健消费性支出均出现下降趋势，最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下降更明显，2010年占比仅58%，这与我国医疗制度改革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图4）。

2008年尽管城镇居民家庭在交通和通信上的消费支出出现下降，但总体上看，自2000年开始，所有居民家庭在交通通信服务上的消费支出都保持着长期增长态势，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如城镇最高收入水平家庭、高收入家庭及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在交通通信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幅度更大（图5）。

从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关于居住消费的支出情况来看，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居住消费支出占比一直较大，比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从2001-2010年占比始终在10%以上，而中等偏上家庭、高收入家庭及最高收入家庭，除个别年份居住消费支出占比超过10%（如2003年上述三类家庭居住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1033%、1003%

和1236%，这与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渐升温关系密切），绝大多数年份居住消费占比均低于10%，且与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消费支出保持稳定不同，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最高收入家庭的下降趋势更明显（图6）。

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从2000-2005年一直呈现增长态势，但之后回落，尤其是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家庭下降的幅度较大，高收入家庭及最高收入家庭下降的幅度稍小一些（图7）。

城镇居民其他项目消费支出于2002年出现大幅下降，此后一直保持大体平稳。

四、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问题，我们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AIDS模型的原理，我们构筑不同居民家庭对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函数式（1）。考虑到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在（1）式中加入城镇居民收入组虚拟变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将城镇居民收入分为七个层次：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并加入六个代表收入层次的虚拟变量，在此基础上，（1）式被修正为可计量的实证模型：

wi=αi=Σjγijlog（pj）+βilog（X/P*）（1）

wi=αi+γi1log（pfood）+γi2log（pclothes）+γi3log（pendu）+γi4log（pmedi）+γi5log（ptrans）+γi6log（pedu）+γi7log（phouse）+γi8log（pother）+βilog（X/P*）+Σjλjzj+ui（2）

（2）式中wi依次代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用品、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其他商品和服务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份额；log（pfood）、log（pclothes）、log（pendu）、log（pmedi）、log（ptrans）、log（pedu）、log（phouse）、log（pother）分别为相应价格指数的对数；X为居民消费总支出；P*为Stone价格指数；zj为收入组虚拟变量（j=1，2，3，4，5，6）；ui为误差项。α、γ、β为待估参数。同样，（2）式需满足加总性、齐次性和对称性。

本文对（2）式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进行估计。考虑到可加性的限制，同时估计八个方程会引起共线性问题，因此在估计时我们删去了最后一个方程，其系数由其他方程系数计算得到。本文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12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各类商品消费支出变动的特征，以及2011年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各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其实证分析结果与主要结论如下节所述。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时间序列较长，我们对数据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协整是成立的，这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性。

1.食品消费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是国际上衡量国家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2011年我国城镇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4585 、04367 、04172 、03897 、03587 、03259 、02752。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我国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已达到小康标准，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达到富裕标准，而最高收入户达到最富裕标准。

实证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收入水平越高，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越低。而且，收入等级对食品消费份额存在着显著负向影响，即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份额随收入等级的提高呈跳跃式增长。这表明，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可能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此外，2011年各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的自价格弹性均小于1，缺乏弹性。这说明食品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其需求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而食品的交叉价格弹性均为负数，这表明食品与其他生活用品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当其他商品价格上升时，居民对食品的消费会明显地上升。反过来，对于各收入等级居民，食品价格对其他商品需求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稳定食品市场价格，对于整个商品市场的稳定繁荣有重要意义。

2.衣着消费

衣着消费作为总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等级的变化，衣着消费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上的物质享受，更加注重个人形象，因此在衣着消费上追求时尚和注重美观，消费支出随之提高。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类商品价格对衣着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对于各收入等级的居民，衣着类商品自价格弹性为负，而且其绝对值均大于1。这表明衣着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衣服价格下降，使得需求大幅增加。衣着对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类商品消费的交叉价格弹性均为正，这说明衣着与这些商品消费是互补品。除此而外，衣服对其他商品的交叉价格弹性绝对值均大于1，说明人们对衣服的需求容易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当其他商品价格发生变动时，人们会考虑调整衣着消费，因为衣着消费需求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享受型消费，调整起来比较容易，从而衣着的交叉价格弹性比较大。

3.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收入水平和低收入等级（虚拟变量）对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低收入城镇居民与最低收入城镇收入居民对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更高的收入等级与最低收入居民对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有显著的区别，且收入等级越高，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占总支出比重越高。这反映了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人们更加注重对家庭设备的选购。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舒适体面的生活，这生动地反映在人们对家庭设备用品的需求和服务消费上。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价格、交通通讯价格和居住价格对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份额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对于各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而言，均未随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价格、交通通讯价格及居住价格波动而明显波动。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生活必需品，因而对其消费支出不太容易受自身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

4.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消费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收入水平和除低收入等级外的所有收入等级均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份额有显著性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低收入等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份额也有显著性影响。收入水平越高，人们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所占总支出的比重会增加，而且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所占总支出的比重呈跳跃式增长。这也反映出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还远远不够完善，医疗保障明显向高收入等级倾斜的问题。低收入群体“看病贵，看病难”状况亟待改善。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家庭耐用品、服务价格和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消费外所有商品价格对医疗保健用品与服务的消费支出份额都有显著性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耐用品、服务价格、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和服务价格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份额也有显著性影响。此外，从城镇居民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看，对于各收入等级，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自价格弹性比较大；而且收入等级越低，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自价格弹性越大。当然，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消费也很容易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这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健康观念淡薄，怕看病贵因而不去看病，且收入水平越低这种现象越严重的问题，同时也再次暴露出我国医疗体系和社会医疗观念的缺陷。

5.交通通讯消费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收入水平和除低收入等级及最高收入等级外所有收入等级对交通消费支出份额都有显著性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最高收入等级对交通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低收入等级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低收入居民和最低收入居民交通通讯的消费不存在明显差别。因为低收入居民和最低收入居民一般使用的都是比较便宜的交通和通讯方式，如自行车、城市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对交通通讯的消费很相似。中等偏下等级至高收入等级的居民对交通消费与最低收入等级居民存在显著差别，而且收入等级越高，交通和通讯消费占总支出的份额越低。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收入等级居民对交通通讯消费相对于高收入居民反而有很大程度的下降。最高收入居民可能因为工作和社交网络的关系，有更多的远距离出行需要，从而交通通讯的消费占总支出的份额相对比较高。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交通通讯价格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份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各收入等级，交通通讯的自价格弹性均比较大。随交通通讯价格的变动，人们的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在现代社会，对于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更多的是一种享受型消费，因而对交通通讯消费也比较容易调整。

6.文化教育娱乐消费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收入水平和除低收入等级外的所有收入等级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份额都有显著性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低收入等级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份额也有显著性影响。收入水平越高，人们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消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高，且随着收入等级提高，人们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呈跳跃式增长。这反映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上的享受。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文化教育娱乐价格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份额有显著影响。对于各收入等级，文化教育娱乐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均大于1；但是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文化教育娱乐的自价格弹性有下降趋势。文化教育娱乐作为一种享受型消费，其需求容易受价格影响；但是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其价格敏感性有所降低。这也说明文化教育娱乐产业有比较大的发展潜力。

7.居住消费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收入水平和所有收入等级除最高收入等级外其余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一般而言，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居住方面的开销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对于最高收入等级而言，住房消费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投资，因此高收入群体对住房的消费可能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份额有显著影响。对于各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居住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均大于2。这说明居住需求相当容易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住房市场中有相当多的投机性需求，从而导致住房需求的不稳定。

五、对策建议

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总体来看，未来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仍将处于继续从衣食等基本需求，向提高住、行水平和生活质量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鉴于此，首先应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服务业是增加就业、提高人均收入、降低收入差距、实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环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参见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新社北京2013年 5月29日电（记者 郭金超）。。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系数较高，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服务业能够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有助于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从而降低收入差距；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调整服务业结构，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对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放大效应，也会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其次，适应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应调整我国制造业结构，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过去几年，汽车和房地产的快速增长以及受其带动而形成的一批高增长产业群，充分显示了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住宅、轿车、轨道交通等社会基础设施、通讯及其他新型电子产品、文化娱乐、旅游、社区服务等将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并相应地带动建筑、建材、机械、石化、电子等工业部门的较快增长。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方观富和项俊夫为数据处理提供的帮助，当然文责自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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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