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进程范文

第一篇：城市的发展进程范文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

http://.cn 2006年11月09日 11:27 《中国金融》

-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我们注意到，您近期指出“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那么，能否请您阐述一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相关关系?蒋正华：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程的重大因素。可持续发展问题已被提到了世界各国首脑桌前，并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基本要素。近年来，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节约型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环境问题而提出，见诸国际文件则开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很多，至今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出的解释是，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内容比较含糊，各方面可以按自己的认识加以解释，被各界广泛引用。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我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极为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党和政府就从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多重压力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了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中，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保护自然资源，二是保护生态环境。营建健康城市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市化是各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国民经济总量增大、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和信息化的实现，中国城市快速扩展和城市促进现代化的进程也将保持强劲的势头。

在新世纪之初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战略任务，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落后。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只有28%。同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30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同时，城市化的推进，可以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动力。

记者：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迅速，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在城市化发展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蒋正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工业飞速发展，GDP总量高速增长。但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给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带来许多方面的困难。近年来，我国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要素过度向城市转移，农村现代化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矛盾的凸现促使我们在城市化发展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应确保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用城市化带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相差很大，城市化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样，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浙江，城市化是分散型，县域经济各具特色，强县林立;在江苏、山东则形成板块型，有明显的强势城市群;在广东，城市带优势明显，正在形成大珠江三角区，外向型特色鲜明;在环渤海地区，因北京与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带动，许多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均在此设立了总部或办事机构，显现特殊的区位、行政优势;在东北和西部，正在逐步形成地区性的经济、社会中心，资源、人才优势刚刚显现，多项国债项目正在有力推动这些地区发展。因此，要从国情出发，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并在2050年之前使中国城市化率从现在的36%提高到70% 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城市化率平均约增加近1个百分点(即每年约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为此将付出巨大的城市化成本，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加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以下的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第一，化解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改善城市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提高人的素质和创造能力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复杂任务。

第二，消除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从现在起到2050 年之间，中国城市要全面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对城市管理水平、科技发展、决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最近几年能源弹性系数上升，已有数年大于或近于1)。

第三，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 的右侧逆转：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在新的世纪中，必须迅速扭转城市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态势，加速通过临界顶点并转向生态环境总体变优的右侧。

第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城市化也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建设好发展环境。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加强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要求。只有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完善，城市才能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集聚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实现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是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新世纪中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平衡，最终达到改变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所有这些，都将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只有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采取适当的对策，才能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

立足我国当前现实，要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的途径，其本质是开拓不同于传统线性经济的生态经济，倡导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循环经济在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取得巨大的成功，以资源节约、实现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并纷纷采取相应的举措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循环经济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明确指出，我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第二，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当前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有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相对忽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往往造成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要克服政府的这种倾向，最重要的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会团体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却又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非排他性服务的政府。政府必须将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发展生态经济，防止短期化的发展战略。

就我国现实而言，要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是大力推进政府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主要任务，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二是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三是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

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

第三，要推进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从制度上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之外，无疑是完全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涵义的。改革以后广大农民逐步获得了向工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的机会，这不仅构成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支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我国社会公正的不断发展。

但就当前现实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城乡差距和区域失衡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全面显现已成为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严峻现实。从实质看，推进城市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合理调整城乡的发展，让农村居民拥有进入城市平等享受城市文明的机会，使农村现代化可能在城市化带动作用下加快发展。因此，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本身就是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推进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一切针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让农民能够凭借土地权利实际参与并分享城市化的利益;全面强化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进城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记者：就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在走城市化发展道路上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正华：我国已经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是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性决策，具有历史性意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经过上百年的城市化过程，凭借着丰富的土地资源，才

开始对农业发展给予支持。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又处在发展的初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自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进行科学、周密的分析，深入细致的策划，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综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城市化各有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共同的特点是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建立适应本国条件的体制和机制。失败的城市化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盲目扩大 城市规划，在城市边缘形成对比鲜明的贫富差别，经济发展失衡，社会生活失序。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大国，在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加大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投入，以转变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这是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的有力支撑。根据中国的特点，经济发展中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发挥工业的关键性作用都是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农村每名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有5亩左右，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最少的日本平均劳动力耕地的一半，除去已为工业和城市吸收的大量劳力之外，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中国的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都不能供给粗放型的高速发展和铺张型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必须走城乡协调，互相支持，提高效率，关注公平的道路。在当前，尤其要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新世纪的头五年，尤其是近

三、四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景气上升周期，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计划。随着形势的发展，实践中有许多地区已经在突破设想的城市化框架。新世纪新阶段，城市发展要有新思路，城市改革要有新突破，城市开放要有新局面， 城市建设要有新措施，城市现代化建设要迈上新台阶，城市建设还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潜力长期受到压抑，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我们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资金、人才。加强信息技术交流，加快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加快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加强地区性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升整体水平，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借鉴国外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既要汲取一些国家城市无序扩张在资源和环境上付出巨大代价，一些国家过度城市化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片城市贫民区等深刻教训，少走弯路;又要学习一些国家针对问题适时实施以城乡规划为主题的公共干预政策，一些国家以都市圈为核心的空间聚集发展，一些国家注重缓解大都市地区过度集聚、消除城乡差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成功做法，科学确定中国的城市化方针和道路。

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未来相应的中国城市化目标的成功实现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篇：国内外生态城市发展进程及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交通拥挤、土地紧张等城市问题纷至沓来。严峻的城市环境现状迫使人们反思以往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理念。城市人在不愿放弃城市便利舒适生活的同时，又希望拥有乡村宁静恬淡的生活。人们的这种意识，可以认为是生态城市思想的萌芽和原始动力。这种思想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逐步形成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城市的理念理论体系被正式提出，并逐渐发展完善。当前，世界上普遍认为生态城市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最优途径，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新的聚居模式。

1、中国生态聚居思想的发展历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关心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我国古代一般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称为“天人关系”。《易经》的作者提出了“天人合一”、“物我齐一”的自然观，赋予“天”以“人道”，即“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这种观点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既要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又要注意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与自然建立起和谐发展的关系，这就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原则。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也相当早，是世界公认的城市发源地之一。我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约在春秋之际，中国就基本上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在古代风水学中普遍涉及的“天人合一，负阴抱阳，坐南朝北，背山面水”，以及合理布局土地等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古朴的自然生态观的体现。这一模式影响着我国几千年来城市建设发展的生态模式，支配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应用。这些思想虽然有些观点也包含了一些封建的因素在内，而且也没有形成系统，但在本质上，这些古朴的观点还是体现了生态价值理论的，很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它对我国古代和近代城市建设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它也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们的前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近代，我国在20世纪初在生态城市思想与实践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后，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停滞不前后，我国现代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追踪国际的先

进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我国取得了迅猛跃进。到9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理论为指导的相对完整的城市建设理论与方法体系。

在学术、政策上，1972年我国参加了MAB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并当选为理事国;1978年我国建立了MAB研究委员会;1979年成立了中国生态学会;1982年，在首届城市发展战略思想座谈会上，提出了“重视城市问题，发展城市科学”的重要思想，并把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生态系统研究列人1983—1985年的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4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全国城市生态学研讨会”，被认为是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同年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成立;1986年我国江西省宜春市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初进行试点工作，这可以认为是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次具体实践。1988年生态城市领域的著名专家王如松教授出版了《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一书，对生态城市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年王如松、欧阳志云的《天人合一:山水城市建设的人类生态学原理》一书从战略高度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实践中，在江西宜春市开展生态城市建设试点之后，我国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又先后分四批开展154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其中生态省2个，生态地、市16个，生态县(市)l29个，其他7个。1996年，威海市提出了“不求规模，但求精美”的城市建设指导方针，并实践于“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态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活质量文明化”，的总体生态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中。新世纪以来，上海、广州、厦门、宁波、哈尔滨、扬州、常州、成都、张家港、秦皇岛、唐山、襄樊、十堰、日照等市纷纷提出建设生态城市，海南、贵州、山东、吉林、安徽等省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奋斗目标，并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其中，中德两国开展的“扬州生态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合作研究就是一例。最近，在2006年4月，建设部筹划编订《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列人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课题。在2006年8月7日，国务院在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也表示，要将天津市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些都表达了我国人民对建设新型生态城市的美好向往。建设生态城市，将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

2、西方国家的生态城市发展历程和研究概况

西方的生态城市思想的出现晚于中国，不过其生态城市的思想极其丰富，也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寄托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理想

型城市的向往。古罗马建筑师威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总结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城市建设经验，主张应从城市的环境因素来考虑城市的选址、形态和布局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在城市用地的选择上也体现了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的思想。中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的建城思想也反映出朴素的生态意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一书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实现城市的合理布局。美洲的印第安人村落的建设也反映了朴素的生态城市的思想。

而早期“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与城市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宜布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工业成为城市社会的中心，人类居住区在迅速发展，同时工业革命业带来了很多以前没有的问题。过快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在掠夺式的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地球上各种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

19世纪以来，针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生态问题，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相继提出“生态城市”的观点和相关研究。1820年欧文提出了“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

《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其“自然、低密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批早期的花园城市。他的思想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有相似之处，本质上是对一种美好的人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德国人韦伯的《城市发展》，英国人吴温的《过分拥挤的城市》等，也都是该领域很有影响的论著。20世纪初期，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1915)中，把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为研究生态城市奠定了理论基础。1916年，美国人帕克在其《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建议》一书中，将支配自然界生物群落的某些规律，如竞争、共生、演替等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开创了城市环境生态研究的新领域。1933年，《雅典宪章》规定“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人类居住、工作、游憩、交流四大活动功能的正常进行”，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城市有机综合体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丹尼斯·米都斯等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为代表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形象地阐述了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对世界城市化、工业化与全球环境恶化的担优，更加激起了人们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兴趣，生态城市研究也进人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

及至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6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综合研究”(MAB第11项计划)，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明确提出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生态方法来研究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生态学理论的

广泛应用与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落的规划建设与研究。“生态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崭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一提出，就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它不仅反映了人类谋求自身发展的意愿，也反映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提高。并且7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城市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

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伯克莱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

(International Eco-city Conference)，与会的12个国家70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根据生态学原则建设城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包括伯克莱生态城计划、旧金山绿色城计划、丹麦生态村计划等，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和自然系统的各个方面，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1992年在澳大利亚的生态城市阿德雷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地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也举办了未来生态城市全球最高论坛。1996年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Rebuilding Program)”。1997年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国际城市生态学术研讨会也将生态城市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同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组织通过了关于“生态城市”的宪章，提出了通过城市规划来实现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此后，有关探讨“生态城市”的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的书籍、会议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生态城市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

生态城市实际建设也逐步成为全球城市研究的热点，很多世界著名的城市先后开展了这方面实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有明确的生态建设目标和指导原则，都比较重视实际效果和公众参与。国外的生态城市规划在确定整体目标外，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力量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城市在生态城市在建设的初期可能并没有考虑朝着生态城市的目标进行，只是从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出发的，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市，是从解决交通问题人手进行系统的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些城市规划年限较长，如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参照“影子规划”方式，其设计时间跨度将近300年。

总的来看，现阶段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特点可大致概括为:(l)制定明确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和指导原则;(2)强调资源的再利用、生活消耗减量和垃圾循环利用的3R原则;(3)促进地方社区的公众参与，提高市民的生态意识。

3、我国生态城市可行的发展方向及具体对策

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是致力于城市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致力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同步化，致力于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关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相比，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起步较晚，经济、政策上支持不足，成功的经验也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在一段时间内，过于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的功能结构单一化，生态基础差，这为生态城市的建设增加了不少难度。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只有在工业化城市的基础上，通过生态化改造和提升工业科技化和信息化，并尽量减少工业化所带来的弊端来进行改进和建设。当前，我们所追求的生态城市不仅是“天蓝、水清、地绿”这些形态上和形象上的目标，还应是城市生态功能的健全，以及这些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良性的生态机制，使城市的生态形象和生态功能统一起来，协调一致，从而使城市真正走上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投人大量的政策、社会、经济、科技、经济和公众的参与等。我国目前的远期规划年限一般在20—30年左右，而这种全面深人的规划在20—30年内往往难以实现，会出现铺的摊子过大，效果差，造成急功近利的现象，最终会导致规划目标不能全部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可行的对策主要有:

1.优先利用城市周围先天的自然环境。对城市周边区域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加以改善和合理利用。开辟城市生态走廊，加强对城市地区自然和生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合理安排绿化用地及生态预留地。新规划的城市应预留出一定比例的空地用于绿化，老城市应结合城市危改工程等，预留出一部分区域用于绿化，对于有历史文脉的遗址或建筑应加以保护，开发时可以适当加以结合。

3.推进生态节能住宅区建设。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对城市生态的健康发展有驱动作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条件及其周围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一般建议新建普通住宅区绿地比例不应低于35%，高档住宅区不应低于50%。

4.城市中的工厂要实现清洁生产，逐步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生产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等只有达标后才允许排放，各类垃圾必须经无害化处理后安全从城市运出。鼓励工商业采用有利于生态环境城市发展可持续的时常、工艺与方法，开发、销售生态产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5.要尽量使用清洁能源，逐渐改变我国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采用低能耗的先进工艺和技术，降低城市活动的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

6.合理规划卫星城镇，控制大城市规模。我国目前很多城市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瓶颈，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小城镇是比较明智的策略。小城镇在规划时要注意生态绿化工程和绿化设计和养护，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和高水平施工相结合。

7.编制和修订科学可行的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制定和改进合理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随着人们对生态城市认识的不断深化，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也要与时俱进，尽可能与我国的国情相符合。规划时要坚持以人为本，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8.加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力度。公众参与在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支持生态建设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生态城市目标的重要保证。

当前，与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相比较，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关生态城市的理论、规划思路、设计方法和管理机制尚在探索之中，需要多学科专家的积极参与，并力求理论和实践的新突破。我国城市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之路，必须坚持高标准的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管理、高起点的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这也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篇：统筹城乡发展，推进集中居住，加快城市化进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广大农民要求改善生活环境、融入城市生活、享受现代文明的愿望日益强烈。全国上下都在探索“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的路子。由于历史上的“重城轻乡”，以及多年来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上的严重脱节，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乡村建设相对散乱、基础设施依然短缺。我们为了保证以后的建设不走回头路，不造成浪费，不给后人留麻烦，紧紧抓住泰州大桥北接线、231省道穿越村庄腹地、需要动迁的契机，开展实施集中居住，力争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把区域内的自然庄台合理地集中居住，建设成为农村新社区，使全村人民共享现代文明。

一、我村目前现状

我村由原乔杨、联和、栾王三个建制村合并而成，总面积3.7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944亩。全村共有23个居民小组，910户，3026人。目前居民生产生活的主要特点是：

1、居住点分散零落，户均占地面积大。

目前，我村居民点分布在9处，平均户均占地约0.98亩。泰州大桥北接线、231省道建成后，居民点分布将会非常分散，达到14处。

2、大多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

全村910户农户中，纯工(商)户344户，占总户数的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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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工亦农户498户，占总户数的54.7%，纯农户68户，占总户数的7.5%。

二、我村开展集中居住建设的做法

1、以人为本，统筹城乡，逐步推进集中居住区建设

我村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泰州滨江主城区”建设步伐，提出了“以规划为龙头，以集中居住建设为抓手，以政府扶持为激励，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的工作方针，促进居民集中居住点的建设工作，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以已建成入住的集中居住一期工程为基准，从2010年起，力争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把全村区域内的自然、零散庄台逐步实施集中居住，建设成为农村新社区，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全村人民共享现代化文明生活。

具体工作目标分为两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确保重点工程的施工进度，确保动迁工作顺利进行。我村多方筹资，组织资金4000万元，启动集中居住二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部投入使用，让村民在动迁之前就能看到搬迁后的新房，减少乃至消除动迁纠纷和矛盾，让政府放心、村民安心，确保不给重点工程添一丁点麻烦。二期工程中，逐步完善配套公共设施，在集中居住区内建成1800㎡的便民服务中心，先期已经建成污水处理厂并通过省级验收，建成超市2个，标准化卫生服务站1个，村民健身广场4处，争取建成幼儿园一所。确保在五年内完成零散庄台的集中居住。

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全村所有不在集中居住区范围内的自然

庄台逐步合理撤并至集中居住点，建成政府放心、村民舒心、社会满意、人人向往的城市化农村。

2、贴近百姓，扎实做好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工作

我村成立了集中居住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班子成员全部分工到工地现场，通过一期工程建设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村民增强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参与。

3、体现科学发展观，循序渐进，明确规划原则和建设模式 集中居住区建设是百年大计，我村的规划开放超前，规划执行要严肃权威，做到一次规划，分步实施。

一是体现前瞻性。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的关系，根据“适度集聚、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区内社区管理、文化娱乐、教育设施、健身休闲、商贸服务、医疗卫生等六项公共设施一步到位，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给水、污水处理、排水等管线全部地埋敷设。

二是体现科学性。通过专家咨询、公示、村民听政等渠道，广开言路，问计于民，反复比选，好中选优，让村民看到成效，得到实惠。

三是体现稳定性。我村集中居住区规划组织了专家论证，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严格按程序审批，坚持循序渐进。

4、广泛宣传，试点推进，赢得广大村民的支持、参与和配合。 集中居住区建设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实事工程，好事要办好，要争取村民的理解支持。我村通过广泛宣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村民的共同参与。教育村民告别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提

高建设美好新家园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形成了“人人关心、个个支持、家家参与居住区建设”的良好氛围。以先期建设的一期工程作为示范区，全面推开集中居住区建设。

5、妥善处理好集中居住区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以及城市化后农民的生活保障等。

一是严格控制集中居住区建设用地。实施集中居住区建设以来，我村不再审批原地翻建，对居住条件确实困难、急需翻建房屋的村民，我村采取宅地置换房屋的形式，村民拆除原住宅，将原宅地交还村集体，由村在集中居住点安置同面积的住房，超出面积的部分补贴成本价。到目前为止，运行态势良好，根据原有住宅的面积不等，村民可在集中居住点免费或最高出资不超过15万元就可以在拿到一套标准高、配套设施齐全、面积近300㎡的住房，搬进集中居住点的村民都很满意。

二是做好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资金筹措工作。

我村建设集中居住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村集体经济和村办企业的投入，同时还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驻村企业主动向村提供无息借款，用于推进村庄集中居住。建设施工企业垫资一部分。对动迁户以及搬迁户愿意投入资金到集中居住区建设工程中的，村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3倍支付利息结算，为了保证群众利益和建设成本的最小化，我村至今没有接受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

三是充分尊重农民的生活习惯，计划在集中居住点东侧为集中居住后的农民按人口安排蔬菜地。

四是规范股份合作社的经营，对合作社经营活动守望监督。多方拓展经营渠道，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确保资产保值升值，使农民的收益得以持续地实现和增长。

五是积极组织全体村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医疗保险(合作医疗)，特困户和低保户由村集体给予适度补贴，确保全村人口应保尽保。

六是不断开展农民技能培训，逐步实现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民非农就业。继续扩大意杨栽植面积，发展意杨深加工企业，以解决文化层次偏低、不能外出务工经商村民的就业问题。获取的利润专项用于对弱势群体、60岁以上人群的关爱、帮助，以及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我村集中居住建设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我村通过集中居住点建设实施以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推进村民居住集中点建设，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

由于历史沿袭的分散、零乱的居住方式，造成农村散、乱、差，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许多农民住宅已经经过多次改建，从草房到瓦房，从瓦房到楼房，再从楼房到别墅。重复建设普遍存在，既影响环境，更浪费资源。通过集中区规划建设，可盘活存量土地资源，集中居住后的户均占地不超过0.3亩，仅此一项我村住宅用地可节约近700亩。

二是推进村民居住集中点建设规划，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提升品位。

传统的散居形式，使村镇建设难以统一规划，即使有了规划也难以真正落实，基础设施难以配套，脏乱差的现象普遍存在，通过农民居住区建设，便于集中处理各类污染，改善人居环境，使农村早日成为经济繁荣、布局合理、配套齐全、环境优美、富有特色的新型社区。

三是推进村民居住集中点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共享现代文明。

人是城市化的主题，也是城市化的目的，如果农民不接轨城市文明，那么就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市民。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对农村传统的一场深刻变革。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农民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实现城乡联动发展，共同繁荣。

第四篇：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众听周知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听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间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听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二也就是说多数少、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二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更进一步观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1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世纪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少、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二这一阶段的区域发

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

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在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一种突然爆发的4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之一在于，长期积蓄的矛盾，使得今日城市化的举步维艰。解放以前，由于战争、外患内乱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滞后了。解放以后，由于反城市化战略、二元分割的户籍政策，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由于矛盾长期积蓄，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解决长期积

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当然，此种差距并不是今天形成的，已有长久的历史。毛泽东早年分析中国社会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就好比地质上同断代层的横截面，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来说，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人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一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一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

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人城市的基本动因。再加上，我们曾经长时间地阻止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听以，一旦放开闸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应当会如山洪倾泻一般，即

所谓“蓄之愈久，其发必速”。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悖逆，反之亦然。此乃困境之二。相比较之下，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社区结构就要平衡得多，因此，其城市化对策也就容易得多。

第五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

一、总述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导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国情。

二、城市化所引发的问题

刻意引导城市化在环境、社会、经济、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地，使得人口大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证据稳定。同时会倒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社会问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外来人口难以进入

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和地区间都是呈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不充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制约上，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自由，限制着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户口。由户籍制度引发的歧视性制度障碍。城市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对外来户口的歧视，使得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拥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土地制度为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设置了壁垒，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摆脱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身份上真正的转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困难，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 进入以后难以生存发展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我国66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面临水资源问题。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质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3、 发展不均衡

贫富分化加剧和城市贫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城市贫困者在短期内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导致温饱难以维持。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

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现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放宽大中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自由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土地经济效率。使农民从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那些想脱离土地的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相应利益，解除其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

3、对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和监督执法。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开拓新的清洁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对于土地资源，要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建设用地调控，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改进土地总体规则;实现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与协调。

4、加强平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 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在解决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对重大危机的应对机制。建构起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如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督检查机制。坚持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以检查促整改。针对查出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对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别是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的、不间断的安全技术检查，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点段进行专项治理，并检查验收。加强综合治理年度检验工作。营造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普通市民应该强化风险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并积极参与和支持风险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营造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环境。

5、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应在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分别确定这些地区城市化的目标、重点及实施途径，实行多种模式，切忌一刀切。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同时以大城市为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依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从完善城市体系的角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建立“城市区域经济联合体”。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先实现规模化，再实现内涵化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