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中的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文学作品解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印象、随感式的，另一种是“深度解读”。前者不需要很多理论准备，更多地依靠悟性和平时的知识积累；后者则必须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将其用于作品的分析阐释。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学语文文本解读中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学语文中的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学语文中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1：

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

摘 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70周年中，中国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是我们中华民族都熬过来了。自从1977年9月恢复高考制度，中国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学生的教育开始慢慢关注，直到今天，中国教育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国家对于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这些年中，对于教学教材的选择和教材的内容也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审核，选择收录的是符合、有利学生的观念形成和知识吸收的内容。本文就是通过看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来了解鲁迅，和通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收录文章来看中国教育的变化。

關键词：鲁迅;中学语文;教材;语文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这些年中，对于教学教材的选择和教材的内容也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审核，选择收录的都是符合、有利学生的观念形成和知识吸收的内容。本文就是通过看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来了解鲁迅，和通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收录文章来看中国教育的变化。

一、鲁迅简介

鲁迅本名周树人，在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曾经在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但是在日本学校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想起故乡的情况，从此弃医从文，“鲁迅”就是他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布时给自己起的一个笔名，后来“鲁迅”成为了人尽皆知的一个响亮姓名，很多人都只知“鲁迅”而不知“周树人”。鲁迅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等等，众多称呼名称都不足表达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鲁迅家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鲁迅的一生有了很深的影响，鲁迅父亲和祖父在那个传统年代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张自由读书和实践，让鲁迅走出了传统教育的毒害，对于后来鲁迅文章的文风和选材等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历史回顾

鲁迅的作品最早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鲁迅刚刚在国内的文坛开始发声，为其他人所知。中国的一些私立或者是著名的学校开始将鲁迅的作品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其中就有《故乡》、《轮雷峰塔的倒掉》、《鸭的喜剧》、《兔和猫》等等，这些作品在语文教材的出现就代表了鲁迅在那个年代的文坛地位和超高人气。

在1950年的中国，中华人民政府第一次编版了第一套统一的语文教材——《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在当时的年代，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在这时的中学语文教材一共收录了鲁迅作品16篇，其中《祝福》、《呐喊》等等优秀文章都成为后世中学语文教材的编版的保留作品，从此，新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收录内容必定就有鲁迅先生的一席之地。但是，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编版中，由于鲁迅先生的作品在国内政治环境的左右，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很严重的政治化倾向，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在最后1952年的中学语文教材的收录内容上就取消了鲁迅先生的《鸭的喜剧》、《最先和最后》等四篇优秀文章。这个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活动，造成中学语文教师对于语文教学中收录的作品介绍有了公式化、标准化的介绍，语文教学方法参考“苏联”的四步教学法。在这样动乱的年代，即是鲁迅先生这样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的作品都无法逃脱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工具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苏联创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在那个阶段，鲁迅先生的《鸭的喜剧人》被当时的读者理解为中国和苏联友好合作的记录，鲁迅先生也因此被人们推举为中国和苏联友好合作的先行者。终于在1956年新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编版完成实行，新中国语文教材建设的第一次改革在中国全面实施，语文的教学也因此走了新的征程，在这次改革中，语文的教学目地得到了明确，建立起了属于自己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在这次改革中的中学语文教材的收录内容上一共收录了鲁迅先生的14篇优秀作品，这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收录内容更加注重文学特质，也更加肯定了鲁迅先生的文学水平。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稳定，鲁迅先生的文学地位在文坛中不断上升和稳定，并且得到了当时毛主席的关注和肯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可以得到鲁迅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向都是超前的。在1957年国内大动乱开始，对于文化的传承和教学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学语文教材的收录内容多次变更，删减，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的收录和解读的指导思想却没有改变，鲁迅先生的作品再一次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辗转流传在各个阶级斗争当中。在2000年新编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增加了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鲁迅自传》等等优秀作品，直到近代，鲁迅先生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收录内容中必不可少。也许我们没有经历过鲁迅先生那个年代的经历，但是鲁迅先生在作品传达的思想确是我们遥不可及的高度，现在的文坛新秀对比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不可相提并论，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对于中国的民族性和对于整个人性的高度洞察力和思考力，都是我辈无法企及的高度。

结束语：鲁迅先生对于新中国的发展、社会的改革、乃至人的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性。少年不懂鲁迅，再回首才知其中深意。鲁迅先生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的收录内容，都给了我们年轻人不少的思考和人性的思考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初中语文老师如何向学生讲述鲁迅先生的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本文通过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回顾，来看看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艳芳.1937-1949年中学国文课本中鲁迅作品选编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2]张亚弟.中学鲁迅选文教学中的写作渗透研究[D].喀什大学，2018.

作者：温如茂

中学语文中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2：

现代文学批评方法与中学语文文本解读

【摘 要】文学作品解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印象、随感式的，另一种是“深度解读”。前者不需要很多理论准备，更多地依靠悟性和平时的知识积累；后者则必须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将其用于作品的分析阐释。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学语文文本解读中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具体运用中要注意必须从作品的特点出发，要有针对性；根据文体选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借鉴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使用中要有所变通。

【关键词】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 中学语文 文本解读

文学作品解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印象、随感式的，这种解读不要很多理论准备，它更多地依靠悟性和平时的知识积累；还有一种就是从某种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入手的“深度解读”，这种解读必须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将其用于作品的分析阐释。两种解读各有所长：前者更自由、随性，解读者可以随意在文本中寻找有兴趣的话题；文学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印象、随感式的解读往往凭直觉就能发现文本中深藏的艺术特色；这种解读方式较适宜用于对当下新作品的解读，而文学经典大都经过反复解读，这种方法就很少有用武之地。后者从文学批评方法入手，需要一定的理论修养，也较难把握，但它往往更具理论性、深刻性，即便久受关注的文学经典，从新方法、新角度入手往往也能别开洞天，找到新的观点与认识。

中学语文教学的对象是中学生，鉴于他们理解能力不强，很多教师在文本解读时使用更多的还是印象、随感式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中学教材收录的大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这些作品历史上大都经过反复解读，仅凭灵感和直觉很难发现新的东西。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从西方引进了很多新的理论与批评方法，例如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等，这些方法大都有深厚的哲学和美学根基，是西方学者在对文学的深入研究中引申出来的，同时它们在西方文艺界也经过反复使用，已经比较成熟，如果能用之于中学语文文本的解读应该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中学语文文本解读中它们的作用也常常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孔乙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目，自这个小说诞生，就不断有人从各方面对它进行分析阐释，然而小说中有一些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如鲁迅在小说中选择了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作为观察生活的视角，孔乙己的故事都是通过小伙计之口讲述的，按理说小伙计对孔乙己的印象就应当是读者对这个人物的印象，两者之间应当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小伙计眼里，孔乙己迂腐、可怜也可笑，他对这个人物充满了轻蔑。在小说中，孔乙己曾善意地教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他说“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而小伙计则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他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又好笑，又不耐烦”，对孔乙己的这个要求充满了轻蔑。在众人嘲笑孔乙己时，小伙计也是笑得很开心的一个。在鲁迅小说的人物谱系中，小伙计即便不是杀害弱者的凶手、帮凶，至少也是一个无聊的“看客”。但是小说整个看过来，读者对孔乙己的印象却与小伙计有很大不同，在读者眼里，孔乙己固然懒惰、迂腐、虚荣，还有偷盗的恶习，但是他善良、真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对孔乙己的感觉与其说是憎恶、轻蔑，不如说更多的是怜悯与同情。放在“五四”大背景上，孔乙己更像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在一部小说中，叙事人对主要人物的认识为什么会与整个作品的价值态度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对这样的问题，仅仅使用传统方法，从主题、人物关系的角度很难给出正确的解释，而如果引入叙事学的方法，就可能解开《孔乙己》中这个关键的疑难问题。

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尝试用叙事学方法解读《孔乙己》中存在的这个问题。王富仁认为，在《孔乙己》中担任叙述任务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小说严格按照这样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眼光（意识）看他周围的世界，看待包括孔乙己在内的所有其他人物”[1]。但是严家炎对此提出异议，他指出：“一篇短短的《孔乙己》竟能引起读者异常复杂的感受，就与作者安排了一个可以悄悄移位的叙事者有关。过去许多研究者的文章，以及中学语文课的教学提示，都把《孔乙己》的叙事者说成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这种说法不确切。如果叙事者真的是十二三岁的酒店小伙计，那么孔乙己给予读者的印象就会简单得多。”他认为《孔乙己》的叙事者既是一个少年，“也是个成年人”[2]。

另外也有人认为：“叙事者既不是王富仁先生所说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伙计’，也不是严家炎先生所认为的是个‘成年后的小伙计’，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启蒙、自我成长的叙述者，他随着叙事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的价值立场。他的视角和声音是行动发生时的视角和声音，也就是说，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随着故事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3]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正确使用叙事学概念，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得到解释的。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叙事人”并不是单一概念，它可以再分出“视角”和“声音”两个部分，“视角”表示谁在“看”，“声音”表示谁在“说”，而“在许多作品中视角与声音并非完全一致，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则是叙述者的，叙述者只是转述和解释人物（包括过去的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这种现象无论是在讲关于他人的故事还是在讲关于自己的或包括自己在内的故事中都存在”[4]。在文学史上这种“视角”与“声音”分离的现象是经常能够见到的。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与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都存在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说，《孔乙己》的叙事“视角”属于小伙计，但是“声音”中既有小伙计的声音，也有作者的声音，而正是后一种声音引起了叙事者与整个作品在价值立场上的差异。

其次，在小说中叙事行为的主体并非仅仅属于叙事人，其中“隐含作者”也在发挥重要作用。所谓“隐含作者”，就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的“隐含替身”，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如韦恩·布斯所说：“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5]隐含作者代表的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意思。

在《孔乙己》中，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隐含作者”在发挥作用。小说中一直是小伙计在“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还是受到“隐含作者”的控制。小说中的情节经过精心剪裁，例如，孔乙己对“偷”和“窃”的辩解显示了他的迂腐；给孩子茴香豆显示了他的善良；他腿被打断，盘着腿来到咸亨酒店，在掌柜嘲笑他腿被打断时，他哀求的眼光则显示了他的可怜与无助。小伙计的叙事虽然是客观的，也显示了小伙计对孔乙己的轻蔑，但这个叙述本身却唤起了读者对孔乙己很深的同情。另外，小说中的有些话，像“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以及“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这样的话也不是十二三岁的少年能说得出来的。

《孔乙己》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经典性的短篇小说，历史上曾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对这类作品用印象、随感式的方法很难进行深入解读，而使用现代批评方法则可以深入作品的肌理，从理论高度进行深入阐释。即便在中学语文作品的解读中，这种方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中学语文教学是个特殊领域，作品解读是教学活动的一个环节，不同于一般的鉴赏与批评活动，同时中学生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因而在教学中使用现代批评方法与一般的作品解读既有相似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注意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1.使用现代批评方法必须从作品的特点出发，使用这些方法要有针对性。

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有切入作品的特殊角度，一个作品如果不具备相应特点，或者解读者对这个特点没有深入的认识，就不具备使用现代批评方法的条件，使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应当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例如鲁迅的《祝福》就是很适合叙事学阐释的文本，这个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通过叙事干预对素材进行了改写，把一个命运悲剧转换成“礼教杀人”这样一个具有突出启蒙意义的主题。为了做到这一点，鲁迅在叙事上做了精心布置。其中包括选取“我”——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叙事人，这样以“我”为纽带就在作为受害者的祥林嫂与作为压迫者的鲁四老爷之间建立了联系，同时它也为小说提供了“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视野，正是在“我”的视野中，祥林嫂的死才变成了一个“礼教杀人”的问题。小说还使用了一个“套叠式”结构，即作者将叙事分成“现在时”和“过去时”两个层面。作者使用这种叙事方式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较随意地剪裁材料，压抑祥林嫂故事中命运悲剧的成分，提升其中“礼教杀人”的主题。通过这种叙事干预，鲁迅有效改写了祥林嫂一生悲剧的主题，即把一个命运悲剧写成了一个“礼教杀人”的悲剧。在《祝福》这类小说中，叙事干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就特别适宜用叙事学的方法予以阐释。中学教材中有些小说在叙事上没有特点，就不适宜使用叙事学的方法进行阐释。

2.根据文体选用不同的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批评涵盖了众多方法，这些方法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文体有一定的对应性。其中有一些是基础理论，并不适合用来阐释作品，例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有的是从文化或心理学角度涉及作品，像神话原型批评、女性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批评和精神分析等，这一类方法适宜于文学的各种文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可以使用，而有的批评方法就只能对应于特殊的文体，例如，叙事学研究叙事问题，而诗歌是抒情的，叙事成分比较少，就不适宜使用叙事学方法。原则上讲，散文也有很多叙事成分，但是散文是纪实的，散文研究使用叙事学方法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而英美新批评更多地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来自作家，而是来自文本中的字词，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细读”研究作品的文字和修辞，探究各部分的关系。这种批评方法虽然也适宜于文学的各种文体，但更适合于诗歌的分析、阐释。

3.借鉴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使用中要有所变通。

现代批评方法提供的往往只是一些原则，在阐释具体文本时必须做一些变通，例如英美新批评重视细读，强调通过语言的分析发现文本隐含的意义，提出了“复义”“张力”“悖论”“反讽”“隐喻”等概念，但是在文本阐释中，也不必恪守这些概念，可以从细读出发，以作品为根据寻找其深层次特点。

例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一首“含义模糊、充满歧义”的诗，诗人要表达的是他在世俗幸福和理想追求之间的选择，最后还是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在分析这首诗时可以借鉴新批评的基本原则，从文字的关系中寻求对其主旨的阐释。

这首诗在语言上最有特点的是第一、二节中连用的三个假设句：“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所谓“假设”，说明这是诗人还没有做到的，只是计划和希望做到的事情；“从明天起”也说明他至少“现在”和“现在”的以前没有做到，而诗歌假设的都是属于世俗生活的内容：“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诗歌中这几个假设句的使用，明确说明了诗人与世俗生活的隔膜。另外在语言上需要注意的是第三节的转折句：“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几个句子给那些生活在“尘世”的人送上幸福的祝愿，但诗人自己的选择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文字的意思来看，作者选择的还是追求理想之路。

使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如果机械地恪守某概念、原则，不能灵活变通，就很难收到良好的阐释效果。

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大都包含相当丰富甚至深奥的内容，学习与掌握有较大难度，但是其中具体的概念、方法掌握起来却相对简单，中学教师在文本解读中使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大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把相关概念、方法讲清楚就可以了，并且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将现代批评方法引入中学教学，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同时又能让学生接受理论思维训练，在两个方面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03）.

[3]李长中.交流悲剧与自我成长式叙述——《孔乙己》的叙事学解读[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8（04）.

[4]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美）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

作者：张卫中

中学语文中的现代文学论文 篇3：

让生命附着于文学之上，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中

时光飞逝，转眼间，吴福辉老师也迈入耄耋老人的行列了。回忆起跟随老师读书的岁月，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近些年，因为在国外工作，没有去拜访老师已经很久了。好在当今世界媒体发达，通过各种渠道隔三差五总能看到老师的身影。从照片和文字看，老师依然充满活力，身健笔亦健，时光仿佛没有给他留下痕迹。我想，这大概与老师开朗的性格有关，同时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文学研究的结果。以前听系里老先生们讲过，专注做学问其实就是“练功”，心无旁骛，凝神静气，在读书和写作中独享身心愉悦，不仅有益于健康，更利于精神的提升，胸怀更为宽广，境界更为高远。吴老师的“年轻”就是此种理论的最好例证。老师所挚爱的是文学，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文学始终如影随形，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一个人最大的幸运是，他的兴趣和他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我最爱的是文学，我的工作是文学研究，所以，我很幸运。”当年轻学者问起做学问的“秘诀”时，老师常常不假思索地回答：“做文学研究必须热爱文学，让文学附着于生命之上，让文学研究融入生命的体验。”这是老师的心得体会，也是他的人生写照，文学与生命早已融为一体。

文学伴随成长：从上海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

凡是跟吴老师相识的同事或学生，都知道他出生在上海，少年时随父亲工作去了鞍山，在那个天高地远的东北矿山读书、教书、成家立业，为祖国的重工业基地贡献了最美好的年华。通常这样的经历常常被演绎成一个为时代抛弃、充满委屈的落难故事。但是，在老师那里，从未听到过他对那段岁月的抱怨和不平，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满满的美好回忆。即便是讲到当年一家四口人的蜗居，老师也是兴致勃勃地说：“每天晚上，家人都睡下之后，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坐在火炉旁边读书、写作。我的第一篇论文是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发表在《辽宁教育》杂志上，那是省里的教学研究刊物。”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在那个“读书无用、闹革命的时代”，在偏僻的生活资源严重匮乏的东北矿山地区，居然有一位如此敬业的语文老师，每天孜孜以求潜心研究如何上好语文课、如何做一个最好的班主任，仿佛那所中学是与当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局势隔绝的世外桃源。我猜想，那里应该也不是世外桃源，是因为老师从父辈身上继承了老上海人的专业精神，也是因为老师对文学的挚爱。正像老师自己的描述：“在教好语文课之余，尽量找文学作品来读，不仅阅读中国文学，也读俄罗斯等外国文学作品。除此之外，尝试着写一些文学研究的文章。”显然，在那片荒芜的土地、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因為有文学相伴，吴老师没有虚度光阴，既出色完成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工作任务，同时靠着自修成长为一名业余文学研究者。常言道，所有的机遇都青睐有准备的人，这话用到吴老师身上恰到好处。当“文革”结束，老师搭上最后一班车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跟随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读书，从此，走上专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至今已41年。

进入北大读书时，吴老师已入不惑之年。未名湖畔，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接受了最好的学术训练。短短三年，分秒必争，尽量多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原始报纸期刊、作家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听吴老师讲过，为了抓紧时间多读书，且不说节日和周末不曾休息，即便是寒暑假，也很少回家，仿佛要把前40年没读过的书全部读完。从“读书”来看，吴老师赶上了好时代，至少那时没有学术成果量化指标，找工作也不会被要求发表C刊文章，可以安心读书，夯实自己的学术根基，奠定一生的学术研究路向。

吴老师不止一次回忆北大读书的情形。从吴老师的叙述中，感受到他和同学们专注读书的快乐，还有同学间纯真的情谊。那是一个人才涌现的好时代，同一届同学日后无一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优秀的学者、领军人物。而唯有王瑶先生门下的弟子们学术成就最高，相互之间感情最好，四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所谓“内讧”的传闻，可谓“零绯闻”集体。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时说过：这是一本很齐整的书，集体合作能够做到“不露痕迹”实在不容易。由此可彰显出吴老师和他的同学们之间的深厚情感，因为相互了解、接近，所以才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在吴老师自己做了博士生导师之后，常对我们讲：“王先生不主张在读书期间发表论文，强调多读书，坐稳冷板凳，毕业之后再发论文不迟。”吴老师希望像自己先生那样要求自己的学生，但是，吴老师非常理解当下年轻学者的不易。虽然当今学术界不像国外学界描述的那么恐怖——“不发表就死”，但是，量化指标的确是压在研究生和学者身上的沉重负担。吴老师的学生们很难找到老师在北大读书时的忘我状态，也做不到心静如水地阅读和思考，不得不为稻粱谋去努力完成量化指标。所以，回望吴老师的北大读书岁月，不禁充满羡慕和敬仰，羡慕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敬仰那一批前辈学者对学术的敬畏和真诚。

总之，自从到了北大，吴老师时来运转，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当时良好的学术氛围，开启了不折不扣的学术人生。接下来的40年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专心致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块园地里深耕细作，结出累累硕果。

创造经典：文学史写作和研究

吴老师称自己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人。这倒不是说，他只写文学史，而是表明一种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当然，吴老师和钱理群老师、温儒敏老师合著的那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之无愧是文学史著述中的翘楚，其影响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同类论著。在当今这个文学史“泛滥成灾”的年代，《三十年》再版50余次，累计发行130万册，不可不说是个奇迹。这本文学史既是学术价值极高的论著，也是一本优秀教材，无论是结构的设计，还是文学史观，以及文学史叙述，均为上乘，可圈可点。《三十年》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三位老师驾驭现代文学的非凡功力，还在于他们对最新学术成果的及时回应，不断修订，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岁月沧桑，自1987年第一次出版至2016年最近一次修订再版，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学术和文化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但，《三十年》仍未过时，依然坚挺地屹立在学者和学生的书架上。

作为一位文学史家，吴老师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三十年》的奇迹之外，吴老师独立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作。2019年，《插图本》英文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之做序，向英语界读者隆重推荐：此书“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富于判斷力的学识广受尊重。有鉴于文学史的范式日益僵化，吴福辉多年来一直在探求更新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代表了他最具有启发性的尝试”。“它大胆地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漫长且旁逸斜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上溯至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它没有设定一个整齐划一的时间表，反而承认现代会在任何特定的历史节点到来，这些节点是诸多新的可能性的竞技场，其结果不一定反映最好的可能性，甚至不一定反映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吴福辉教授写作这本书的环境，这种处理方式乃是一项壮举”（见王德威著 季剑青译：《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英译本序》）。

《插图本》是不同于《三十年》的“另类”文学史，王德威老师称其为“一项创举”。他不仅指涉结构和形式的新颖，并且敏锐地发现了形式之下新的文学史观。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插图本》是对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回应，吴老师在综合诸多同事新的研究成果之后，重新归纳和提炼，打破线型历史脉络，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新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吴老师从不回避通俗文学的重要价值，直面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力图在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物质生产和文学生产相互交错勾连之中，尽可能逼近真实地描绘出一幅立体的现代中国文学地图。事实证明，吴老师的“创新”成功了。这得益于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正如他的为人处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宽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看待文学研究和人世，不排斥“新”，也不拒绝“异”，擅长有选择地吸纳他人之长，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时代保持同步。

吴老师的眼光始终没有偏离前沿课题，但他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仿佛属于“老派”，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论从史出”，从史料出发，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使在西方理论狂扫中国文坛和学术界的那几年，吴老师和他的同学们也不曾为之所动，以不变应万变，坚定而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事实证明，这不是保守，而是每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应有的姿态。西方理论固然重要，但吴老师们由于时代的原因，深知自己的“局限”，不愿生吞活剥那些“贩卖”过来的甚至语句不通的理论译本，更不愿故弄玄虚、不懂装懂，做高深状以吓唬人，他们宁肯下笨功夫，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对问题予以升华，提炼出有说服力的观点。40年过去，经过时间的淘洗，吴老师的论著并没有因为缺乏时髦的“术语”而失去思想的光芒，反而是那些充满似懂非懂的西方理论术语的文章和书，渐渐被读者抛弃。原因是，随着学者整体外文水平的提高，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越来越接近准确，重新检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西方理论书籍，发现其中有太多的误读和翻译错误。今天的结果，恰好证明了他们那一批前辈学者治学态度的严谨，以及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论从史出”的写作并不比搬用西方理论来得容易。读吴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文章，不能不叹服他们对原始报纸杂志和作家作品的熟悉程度。他们熟悉每一个时期的每一种文学现象，了解每一个作家的人生故事和文学创作全貌，可谓烂熟于心、如数家珍。跟吴老师聊过天儿的人想必都有印象，无论是点评时政，还是漫谈日常生活，老师拿来做比较、做论据的例子，几乎全部来自现代文学。有作家和文人的真人真事，也有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和事儿。当下和历史、真实和虚构，在老师那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他的生命状态，文学和文学研究早已化为他生命和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论从史出”仿佛是一种“老派”研究方法，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驾轻就熟。如果没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经历，没有足够丰富的阅读量和宽广的视野，就难以在浩瀚无边的史料中准确地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诠释，而不至于出现偏差，甚至得出荒谬的结论。学术界不乏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学者，他们热衷于发明各种“概念”和“理论”，借此引起轰动效应，乍一看，新意迭出;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是，热闹几年之后，其中的漏洞渐渐显露出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纵观新时期以来这四十年间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再读的著述，仍然是那些既有扎实的史料又有合乎逻辑的论述、能够给人以启迪的部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它们朴实无华，不炫技、不张扬，经得起读者的考察和时代的检验，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

“精神故乡”：《沙汀传》和京海派研究

吴老师的北大硕士毕业论文将研究对象锁定在1930年代左翼和京派的讽刺小说上面。1990年出版的《沙汀传》是其硕士论文的延续。沙汀不属于“鲁郭茅巴老曹”行列的大作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选择这样一位传主，颇有吃力不讨好的可能。但是吴老师有兴趣，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流派研究属于开生荒地的前沿课题，也是因为老师对天府之国怀有特殊的情感，对那方土地充满了好奇，具有强烈的探索愿望，希望能够透过沙汀的研究进一步了解那里的人和文化。

《沙汀传》的价值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概因为沙汀不是大作家，传记也因此受到连累，令人遗憾。读过《沙汀传》的人都不得不赞叹，这是一本难得的优秀之作，是传记文学的突破。此书丰富的原始资料自不必说，重点是吴老师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方法论的自觉性，超越了传记本身的价值。为了写作《沙汀传》，吴老师不止一次到四川收集资料，访问沙汀和沙汀的家人及同事朋友，走过沙汀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由于资料足够丰富，此书得以多角度呈现沙汀的生活面貌和复杂的人生历程，深刻地揭示出沙汀文化性格形成的原因。吴老师精准地捕捉到成就了“沙汀”的几种因素，包括川北地域文化的浸染、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家庭成员和社会交往的影响。沙汀作品之所以生动和传神，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独特的川北地域文化因素，比如茶馆文化、奇异的民风民俗、袍哥社会结构、私塾教育及乡镇风貌等，构成了沙汀作品的内在特质。吴老师称沙汀是深具“恋乡情结”的“土著文化人”，川北是沙汀的精神故乡。找到了沙汀的精神故乡，也就找到了沙汀创作的源泉，吴老师在书中对沙汀说，他每一次离开故乡、回到故乡，都完成了生命的一个圈。

如果说川北是沙汀的精神故乡，那么，上海既是吴老师的出生地，也是他的精神故乡。吴老师11岁离开上海去东北，39岁离开东北到北大读书，应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属于东北。但奇怪的是，尽管吴老师在东北生活了28年，可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依然是“上海人”，与东北相去甚远。少年时期短短11年的上海生活經历，在吴老师身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深深地印刻在他心底。1997年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以下简称《漩流》）是吴老师的“返乡”之作。透过这本书的写作，吴老师完成了一次寻根之旅，在梳理海派小说历史脉络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故乡上海和上海人的文化品格，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漩流》第一次准确定义“海派”、海派文化、海派小说的内涵和外延，第一次全面观照海派小说的整体面貌，第一次深刻揭示了海派文化和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漩流》从上海都市文化的历史变迁说起，阐释海派小说和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之关联，肯定海派文化和海派小说的“现代性”特质，同时又客观地分析了海派文化的商业气息、功利性、中西杂糅、传统和现代纠缠的种种习性。

《漩流》奠定了吴老师作为海派文学研究第一人的地位，自此，“海派文学”作为一个流派获得了承认。在《漩流》的带动之下，围绕“海派文学”研究的各类书和论文纷纷问世，至今绵绵不绝。吴老师说，《漩流》是他写作最顺畅、花时间最少的一本书。书的篇章布局合理、完整，论述清澈、明了，文字既严谨又灵动，一气呵成，读起来颇有酣畅淋漓的感觉。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写得又快又好，一方面是因为吴老师像写作其他书一样，资料充足，胸有成竹;另一方面是因为吴老师在写作中注入了生命的体验，正像他自己所说：“写《漩流》时，我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我家里亲戚们的各种样貌，一一浮现在眼前。”因为熟悉，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漩流》倾注了吴老师对故乡的感情，虽然他并不回避海派文化中的“糟粕”、海派文人的“劣根性”，也不认为海派小说是中国一流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这不妨碍他对上海的感情，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上海人的血液。

吴老师常说自己是“南北人”，从南到北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吴老师对“京”“海”文化的敏感性。由于《漩流》的巨大影响力，有时候吴老师的京派研究会被忽视。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吴老师是第一位将“京派”作为一个流派来研究的学者。1982年，吴老师发表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形成——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便是明证。1987年在《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中，吴老师对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创作题材和整体面貌做了全面的归纳和概括，指出“京派”的文化特征是平民性、民族性和“乡土性”，“京派作家多笃厚、通达、从容，其小说往往和谐、圆润，表现出一种纯情美”。这些论述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从此，迎来了“京派”作为一个流派研究的热潮。

如今，“京海派研究”不仅是现代文学界，也是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重要的关注点。吴老师在《漩流》的最后一章，将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两极进行对照和评估，引申出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南北、中西、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的对立与统一，其中的矛盾、冲突和调适是中国文化的永恒命题。当然，“京—海”架构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论。

回顾吴老师在区域文化、流派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不难看到老师的学术格局在不断扩展。早期对左翼讽刺小说、京派小说的研究开启了从“流派”切入，对某一类文学现象的整体思考。《沙汀传》关注到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发生的重要作用。《漩流》则突破了区域文化的格局，放大眼光，从中国都市文化的发生、发展中看待都市文学的历史演变，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京—海”架构的大叙事之中。循着老师走过的学术之路，看到的是老师的视野越来越开阔，格局越来越大，正如他的人生。这一类研究之所以精彩，更具个人性，是因为老师注入了情感，不仅是在做学术研究，更是书写生命。

“责无旁贷”：《丛刊》、学科建设、教书育人

1981年，吴老师北大硕士毕业，原本可以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但他放弃了这个仕途光明远大的机会，选择参与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时负责刚创刊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按照当下一般人的价值标准评判，放弃一个进中央、走仕途的好工作，势必感到遗憾。但吴老师不但从未后悔过，反而得意于自己的选择，可以永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一辈子跟自己最爱的文学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幸福的了。

那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各个行业的学会纷纷成立或者恢复。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王瑶先生、唐弢先生、李何林先生第一代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负责现代文学学会领导工作，樊骏先生、严家炎先生第二代学者是学会的中坚力量。钱老师、温老师和吴老师毕业之后，跟随前辈老师们一起参与现代文学学科的调整工作。可以说，现代文学学会在这三代学者的努力之下，从创建到辉煌，度过了“黄金时代”。在众多学会中，现代文学学会被公认是最团结、最有凝聚力的团队，不拉帮结派、不建“山头”、不经营个人势力，这三代前辈老师们心里所想的和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吴老师讲过，樊骏先生每年都不惜花大量时间阅读一年中所发表和出版的现代文学学科的论文和著作，写一篇翔实、富于重要指导意义的综述，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现代文学的整体状况，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樊骏先生是一位学术素养极高的学者，但是，为了学科的发展，牺牲了个人的学术。这种奉献精神激励着吴老师和钱老师们，二十多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努力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从王瑶先生们，到樊骏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们，再到吴老师和钱老师们，这些前辈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是分文不取，没有任何报酬的。与今天的“学科建设”既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终极目标一致，为了使现代文学学科变得越来越好。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科建设”与物质利益密不可分，是否“优秀”由上级主管部门的评比决定。一个“学科”一旦被认定为“优秀”，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金将被注入，学科带头人将会名利双收。对照今天的现实，前辈老师们献身学术的纯粹令人感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吴老师一毕业即参与了《丛刊》的编辑工作，从编辑、编委、副主编、主编一路做来，见证了《丛刊》走过的风风雨雨。《丛刊》今天是身价不凡的C刊、现代文学学科的权威刊物。但是，为了坚守《丛刊》纯粹的学术性、高品质，三代前辈老师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牺牲。记得吴老师讲过，《丛刊》有很多次因为缺乏经费几乎停刊。经费短缺曾经一直是《丛刊》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收取版面费便能迎刃而解。但是，为了坚守纯粹的学术，为了保证刊物质量，无论多么困难，老师们都坚持《丛刊》不收版面费。

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评选第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旨在鼓励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在评奖的那幾天里，我负责评审会议的杂务，有幸目睹了整个评审过程。记得参加评审的有钱老师、吴老师、王信老师、孙郁老师、王培元老师等。他们认真阅读每一篇论文，然后进行讨论。从讨论中才知道其中有一些获奖者，跟他们甚至没有见过面。没有一位评委老师想要照顾自己的学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吴老师在退休之前，除了做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需指导博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吴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本科生和硕士生，直接担任了博士生导师，但是，吴老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秀博导。根据自己跟随吴老师读书的经验，了解到吴老师之所以是好老师的原因在于：第一，吴老师有做老师的天赋，他带学生毫不吃力，没有占用太多个人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吴老师曾经讲过，当年在东北矿山做中学教师时，他带的班花费精力最少，但是效果最佳。我想，这是因为他有出色的管理才能，用在培养学生方面，自然是得心应手。第二，因材施教，吴老师根据学生的个人素质确立培养目标。正像他自己所说：“我自认指导学生有一些不错的方法，我能够把差的学生培养成中等，把中等的学生培养成优等。”近20年的博士生导师生涯中，吴老师指导的学生不超过20位，但是，确实如他所讲，每一位在他的指导下，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提升。第三，循循善诱，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而不是命题作文。凡是读过博士的都知道，博士生确立毕业论文题目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确立一个好的题目，等于成功了一半。吴老师从来不给学生命题作文，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学生的兴趣点，不断启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去发现问题，帮助学生确立一个没有人做过的题目。第四，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吴老师根据学生掌握的材料，指导学生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建立论述的框架和拟制写作提纲。总之，吴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掌握了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包括阅读史料、发现问题、确立题目和论文框架、拟制详细的写作提纲，以及论述问题的能力。

吴老师生于1939年12月。1939年大概跟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有缘，像钱理群老师、李欧梵老师、洪子诚老师都出生在这一年。2019年，我在遥远的英格兰，很遗憾不能当面向老师们贺寿。通过各种媒体，看到了为几位老师祝寿的会议或者书，衷心祝愿几位老师身体健康、笔耕不辍。这几位老师为人、为学俱佳，德高望重，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学习。借此文章发表之际，向我的导师吴福辉先生表达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带我走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并让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对文学的挚爱、对学问的敬畏和真诚。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被体制化的学科”，当现代文学研究的书和文章成为被量化的“成果”，当读书和做研究是为了完成“项目”，如果还有人像吴老师那样将文学附着于生命之上、把生命附着于文学之中，那真可谓是奇珍异宝，难能可贵。

作者简介：李楠，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作者：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