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税与增值税论文

摘要：“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但其对地方生产总值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以199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通过对营增比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营业税与增值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营业税与增值税论文 篇1：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背景下的变化与对策

摘 要：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最早于2011年11月17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而正式推行。其后，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全国多地展开试点并将进行全国推广。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税收负担将发生一定变化。本文结合当前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对“营业税改增值税”给国际货运企业带来的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营业税 增值税 国际货运代理税收负担

1、前言

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最早于2011年11月17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而正式推行，并于次年的1月1日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行业率先实行。其后，“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广东、福建、浙江、天津、北京等省市先后被纳入到“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应该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情况为更大范围推广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参照，为这一结构性税收改革的全国推广做好了铺垫。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的税收负担及相关事项也将发生一定变化。长期以来，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服务业——代理业”这一税目缴纳5%的营业税，而按照“营改增”的试点方案，国际货运代理业则将被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辅助服务业缴纳6%的增值税。但与此同时，由于增值税的进项税具有可抵扣属性，因此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面临的增值税额比之前负担的营业税额会发生变化——如果取得增值税发票的外购服务所占比例较大、可抵扣的外购服务适用增值税率越高，则企业税收负担就越轻；与此相反，则企业的税收负担就较重，甚至可能大大增加企业税负。由此可见，“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不利的一面。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以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经营的具体实践，对营业税改增值税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和变化进行解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因而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产生的变化和影响

正如上文所言，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企业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因此本部分我们将分两种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2.1、“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企业产生的积极变化

首先，营业税改增值税有利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避免重复交税。实践中，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利用遍布于各地的代理机构网络从而为客户提供各种广泛的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将面临较多的外包环节，因此造成对其重复征税现象较为严重。而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通过层层抵扣，税务部门将只对企业的增值部分进行征税，从而消除了对企业进行重复征税的弊端，这样有利于减轻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税务负担。

其次，某些“低征高扣”部分事实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负。目前在我国增值税的四级税率（6%、11%、13%和17%）中，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执行6%的低税率政策。而根据税务规定，如果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采购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的服务，则进项可抵扣11%，而如果采购一般纳税人的固定资产，则进项可抵扣17%，等等。尽管这种抵扣税率高于征收税率的状况仅在部分程度上存在，但它仍然起到了降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税负的作用。

再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有利于提高国际货运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相对而言，增值税的征收方式和征税手段都要比营业税更完善且更加科学。实践中，我国增值税的征收采用了较为发达的“金税工程”信息系统，同时配合严密的专用发票管理方法。因此，通过“营改增”有利于提高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并有助于完善相关账务资料管理。

2.2、“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首先，税率由5%上升到6%，增加了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税收成本。尽管存在“低征高扣”等形式，但我国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中的大部分却很少直接与运输企业发生业务往来，因此抵扣税率对于一些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来说事实上仅是理论上的存在，并不能真正为其带来税收上的好处。

其次，发票数量多且不够规范，容易带来问题。其一，实践中，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通常开票数额较小而开票量较大，如果每笔业务均按现行的增值税发票管理模式，则将大大增加企业的相关工作量，并带来较大不便。其二，由于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和受试点区域限制等原因，特别是今年8月1日，“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将在全国物流行业正式推开，取消了过渡期的差额增税政策，非增值税专票都不能抵扣，造成当前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很多成本支出均难以作为进项税抵扣，因此企业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通常要比理论额低很多。其三，新安装的防伪税控的开票系统不能开具美金发票，只能备注，各企业的会计政策不同所造成的汇率口径不一致，使得在美金账务处理问题上会存在一定的汇兑损益，造成企业额外增加财务费用。

再次，“营业税改增值税”也增加了对收入和成本的预测及掌控难度。“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收入和成本是分开确认的：收入的确认是根据发票开具时间或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时间，而成本和进项税额的确认则是依据收到的发票金额和开具时间。这样就造成了收入和成本确认时间上的差异，从而增加了企业对收入和成本的预测及掌控难度。

3、相关对策建议

3.1、合理选择服务供应商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之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应尽量直接选择增值税率较高的服务业提供商。而如前所述，这样将有助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增加进项税抵扣额度，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例如，在同样支付拖车费用的情况下，企业就应该直接选择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交通运输公司，而不选择货运代理企业作为服务采购对象，这样就可以为其增加11%的进项抵扣税率。

3.2、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最新政策规定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实施需要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有一个适应和转换的过程。在此期间，将有许多新的相关政策规定出台，包括一些有助于企业降低税负的优惠政策等等。对此企业应该及时、迅速的获取有关政策信息，这样既有利于抓住优惠机遇从而降低企业税务支出，同时也有利于避免“营业税改增值税”完善期间企业面临的罚款和滞纳金等风险。

3.3、合理选择抵扣增值税的时机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可以通过适当选择抵扣增值税的时机来避免提前缴纳增值税税负。具体来说，在实行了“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事先进行必要的增值税纳税筹划，结合当期的增值税销项税费额度，合理选择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采购和时机，从而实现销项税和抵扣税的相互配合。此外，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还应当把握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机，以实现进项税额的全额抵扣，等等。

4、结语

总之，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来说不但可以避免重复交税，某些“低征高扣”部分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税负，并且还有利于提高国际货运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且随着国家对营改增政策的不断完善，势必为国际货运企业创造出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增强企业发展势头，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霍英华.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过程中的相应变化[J].华章.2013（2）.p67.

[2]刘锡山，刘轶男.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影响和对策[J].交通财会.2012（12）.p61-65.

[3]任琳.浅谈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影响[J].中国外资.2012（7）.p87-88.

[4]袁宇鹏.如何发现利用滞纳金减免调节税收进度的问题[J].中国审计；2010（15）.P26-28

作者：魏燕丹

营业税与增值税论文 篇2：

营业税和增值税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

摘要：“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但其对地方生产总值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以1996—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通过对营增比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一，“营改增”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二，“营改增”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其三，“营改增”对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的省份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经济增长 营业税 增值税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2年起至今，“营改增”经历了由上海试点到全国推广，由部分行业扩展到全部服务业。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但是各个省份的情况各异，不同的服务行业所面临的税收情况差异较大，使得“营改增”效果仍然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境下，需要从深层次考虑“营改增”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现阶段，由于“营改增”在全国推广的时间较短，还无法详细说明“营改增”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汤蕴懿和闫强，2014）。因此，利用历史数据，厘清增值税和营业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对论证“营改增”政策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营改增”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改进也尤为重要。并且，“营改增”之后地方和中央在增值税的归属上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何？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解答。鉴于此，本文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其一，“营改增”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营改增”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或是具有什么特征的省份会受益于“营改增”。

二、已有研究评述

在我国，针对“营改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营改增”的可行性及其经济影响。在2012年“营改增”政策试点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税负结构的存在的问题上，虽然税负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尚无定论，如有学者认为税负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高（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汤蕴懿和闫强，2014）。而马拴友（2001） 、李永友（2004）、郭庆旺和吕冰洋（2004）、刘军（2006）、何茵和沈明高（2009）、李涛等（2011）的研究却发现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减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政策。但税收结构中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弊端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如重复征税、限制第三产业发展、削弱我国产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等（贾康和施文泼，2010；刘中虎，2013）。因此，营业税和增值税改革势在必行。

所以后续的研究不再关注“营改增”的可行性考证，而转向对“营改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研究。就“营改增”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而言，安体富（2013）认为“营改增”在短期内会减少政府财政收人，而在长期则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和税源，缓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寇明风（2014）认为“营改增”会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加大地方财政压力。许梦博等（2016）则通过构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短期来看，“营改增”会减少财政收入，而长期来看，改革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周彬和杜两省（2016）认为“营改增”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不等于全国财政收入减少，试点阶段短期内“营改增”对全国财政收入甚至有增加的效果，由于营改增后地方税收失去营业税主体税种，中央应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注重建立激励相容的财税体制，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并且调整后的分税制应该继续保持一定的弹性，不宜采取全国“一刀切”模式。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关注于营改增对公共债务等的影响（张晓娣，2015）。

在“营改增”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周克清和毛锐（2014）认为“营改增”可以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葛玉御等（2015）认为“营改增”提高了包括城乡在内所有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缩小了城市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但“营改增”扩围对城市家庭的收入分配效应大于农村。孙正和李学军（2015）的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试点改变了既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所得份额下降，企业、居民部门所得份额提高。

在企业层面，现有文献关注与企业进出口、劳动分工、税负等多种视角，如王艺明等（2016）认为“营改增”对进出口的影响可分为“增/减税效应”、“税负转嫁效应”以及“进项税抵扣效应”，而总效应的正负取决于试点后试点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或小规模纳税企业的比例，以及其试点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陈钊和王旸（2016）认为“营改增”改革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但在不同行业“营改增”带来的后果存在显著差异；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营改增”后企业的税收状况（潘文轩，2013；李绍萍，2014），如邹筱（2016）则发现“营改增”政策执行后，物流企业税负先涨后降，物流企业适应政策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政策的执行将促进物流业发展。

而在“营改增”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方面，由于“营改增”实施时间较短，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投入产出表或CGE模型进行分析，如田志伟和胡怡建（2014）的研究发现“营改增”扩围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只能提高经济总量，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但这种方法难以体现税制改革过程中的税负动态变化，且投入产出表每隔五年更新一次，难以真实反映“营改增”的真实影响（汤蕴懿和闫强，2014）。另一部分研究则着重分析营业税或增值税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茵和沈明高（2009）的研究认为，营业税和增值税对中国经济增长都具有抑制作用；刘海庆和高凌江（2011）的研究则发现营业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增值税则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综上可以发现，营业税或增值税对经济增长是抑制作用还是促进作用，现有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因此，“营改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大多以国家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但现实中由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并不像地方GDP加总可得到国家GDP，地方税收加总和国家税收总额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营改增”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鉴于此，本研究将使用我国31个省或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营业税和增值税结构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整理

（一）模型构建

为考察“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本文以Arnold等（2007）的研究为基础，根据扩展的Solow—Swan（1956）新古典增长模型和Lucas（1988）内生增长模型，首先引入包括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公共政策变量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内生增长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KαHβ（AL）1-α-β （1）

其中Y为GDP，K代表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L为劳动人口，α为产出对物质资本的偏弹性，β为产出对人力资本的偏弹性，A为衡量技术和经济效率水平的指标。鉴于本文主要考察“营改增”等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参照刘海庆和高凌江（2011）的研究，本文将A分解为纯经济效率和内生纯技术进步水平两个因素，其中纯经济效率受到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影响，而内生纯技术进步水平则仅为时间的函数。

专注于“营改增”政策变量，本文引入两个变量进行衡量，其一为税收总额，作为整体税收政策的控制因素；其二为营业税和增值税的比值，即营增比。“营改增”政策的直接结果体现在营业税征收的减少和增值税征收的增加，即营增比的增大。因此，使用营增比衡量“营改增”政策具有较高的科学性。鉴于此，模型（1）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Y=AKαHβLxTαxδYzε （2）

其中Tax为税收总额，Yz为营增比。X为产出对劳动人口的偏弹性，δ为产出对税收总额的偏弹性，ε为产出对营增比的偏弹性。对模型（2）两边取自然对数，并进一步考虑面板数据的时间和截面特性，可以推算出一个包含税收政策的理论模型：

LnYit=LnAit+αLnKit+βLnHit+xLnLit+δLnTaxit

+εLnYzi（3）

（二）数据整理

本文将使用1996—2013年的中国31个省份和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①。GDP、投资总额、劳动力和税收总额等数据均来自中宏网，营增比由每个省份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比值表示。对于人力资本的测算，本文使用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力资本积累，其计算公式为：H=ΣEiQi②。广义人力资本存量考查的是经过教育系数加权后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较于使用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将人力资本因素与劳动力因素进行分离，进而分别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徐瑛等，2006；龙翠红，2007）。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现有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相同根单位根检验方法，代表性的检验方法包括LLC检验、Breintung检验和Hadri检验；二是不同根单位根检验方法，代表性的检验方法包括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为确保结果的稳健型和有效性，本文将采用LLC检验、Brein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和Hadri检验六种检验方法对GDP、资本总额、劳动力、人力资本、税收总额和营增比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显示：LnGDP、LnK和LnYZ的一阶差分，以LnL、LnH和LnTAX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认定LnGDP、LnK、LnYZ为一阶单整过程。

（二）计量检验

鉴于LnGDP、LnK、LnYZ均为I（1）过程，而LnL、LnH和LnTAX均为平稳序列，因此不能进行协整检验与直接对原序列进行回归，我们对式（3）中的LnGDP、LnK、LnYZ作差分处理，以△LnGDP为因变量，构建出模型（4），以考察“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LnGDPit=λit+α△LnKit+βLnHit+xLnLit

+δLnTaxit+ε△LuYzit+μit （4）

其中λit为常数项、μit为随机误差项。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需要首先进行模型设定。一般而言，单方程Panel Data模型的三种情形：一是在横截面上有个体影响，有结构变化的变系数模型；二是在横截面上有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的变截距模型；三是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的混合回归模型。通过计算可得， F2=1.5809，大于5%的F分布临界值1.2345，拒绝适用于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而F1=1.6478，同样大于5%的F分布临界值1.2493，拒绝适用于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模型（4）适用于变系数模型。

与此同时，在进行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时，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同样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本研究因选择了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进行研究，接近全样本，而全样本较为适合固定效应模型（李子奈和叶阿忠，2008）。因此本研究将使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计量回归。

变系数模型的计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R2和DW值分别为0.7014和1.9349，模型拟合程度均较好，且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虽然混合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营增比对GDP的整体影响显著为负，但从表4的混合回归模型结果可知，在不同省份，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一，在31个省份和直辖市中，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在绝大部分省份均为负值，但仅在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和河南9个省份显著，并且在上海，营增比对GDP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二，即便在9个显著的省份，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大小也不一致，具体而言，营增比对GDP的负向影响由大到小分别为山西、内蒙古、贵州、山东、河南、陕西、新疆、黑龙江和上海。

（三）按省份性质分类的进一步检验

由上文的回归结果可知，营增比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省份之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省份在区位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为探究省份之间营增比对经济影响的差异，并为“营改增”政策制定和推广提供针对性建议，本文进行一下两个方面的进一步检验。其一，考察中东西部省份差异，以更为直观地比较地区差异；其二，按照产业结构特征进行分类，从而比较营增比的影响差异。

1、分地区比较

遵循已有研究区域划分的共识，将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进行分别检验营增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东部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海南、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天津和北京14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内蒙古、四川和重庆8个省份，西部包括陕西、宁夏、甘肃、贵州、广西、云南、西藏、青海和新疆9个省份。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营增比对东中西部省份的GDP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东部省份而言，营增比和GDP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和西部省份，营增比和GDP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营增比对中部省份的影响程度大于对西部省份的影响程度。

2、按二三产业比值比较

为反映各省份之间产业结构差异，本文将各个省份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值的高低分为中高低三个类别，并分别使用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回归结果显示，营增比对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的省份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对于二三产业比值较低的省份，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二三产业比值中等和较高的省份，营增比对GDP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二三产业比值越高，即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第三产业占比越低，营增比对GDP的抑制作用越强。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营改增”对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作用大于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增值税税率过高、中间投入比率偏低、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较长和获得增值税抵扣发票存在困难等问题导致某些企业税负不减反增（潘文轩，2013）。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课题组《2012年一季度上海服务业重点监测企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上海试点地区由35.7%的企业反映税负有所增加。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营增比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一，营增比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在31个省份和直辖市中，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在绝大部分省份均为负值，但仅在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和河南9个省份显著，且营增比对GDP的影响大小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二，“营改增”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实证结果显示“营改增”中西部省份的经济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省份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反倒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其三，“营改增”政策对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的省份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二三产业比值越高，营增比对GDP的抑制作用越强。

鉴于此，针对“营改增”改革实践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要充分考虑“营改增”改革的地域差异。由实证检验的结果可知，营增比对经济增长在不同地区会产生差异性较大的影响，说明“营改增”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改革。由于不同省份在经济发展状况、税收实践等方面的现实差异，营改增试点地区的经验推广到新的地区可能并不适用。鉴于此，在加速推及“营改增”进程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域差异，处理好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短期与长期、部分行业试点和全部行业推行的不同效应。在“营改增”推进进程中，在保持整体一致的情形下，制定各地区差异化的税收补贴等的具体税收政策。

二要根据省份产业结构情况实施针对性的“营改增”改进政策。现阶段，“营改增”的促进作用主要出现在第二产业较为突出的行业，对于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显现。因此在继续推进“营改增”的同时，系统分析“营改增”对服务业的影响机制。以便于做出在促进第二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营改增”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应该考虑中东西部省份的差异，按照各个区域的差异，指定差异化的税收分成等进一步的“营改增”改进策略，防止“一刀切”的政策实施进程。

注：

①由于部分省份1994年和1995年缺失部分数据，本对这两年的观察值进行删除处理；另外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使用计算三年平均值增长率的方式进行补齐。

②其中H代表狭义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即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i表示教育层次，可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Ei代表受教育程度年限，常设定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5年、初中8年、高中（含中专）11年、大专及以上学历16年；Qi为各级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说起[J].中国税务，2013（6）

[2]陈钊，王旸.“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3）

[3]寇明风.“营改增”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4（48）

[4]李涛，黄纯纯，周业安.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11（4）

作者：王钒

营业税与增值税论文 篇3：

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产生的影响与看法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逐步在上海市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作为重大的税制改革，对于企业而言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产生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本文从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背景与任务出发，对于其预计的影响与后续问题展开探究，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关键词】税制改革 营改增 税收

自1994年的税收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流转税制一直是以增值税为主体，营业税与消费税平行的统一制度。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我国实行了完善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措施。初步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渐解决了劳务税收与货物之间的政策不协调这一痼疾。当前，营业税与增值税之和约占到全国总税收的四成，可以说，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据了解，继上海后，北京、天津、深圳和江苏均以申请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工作。因此，对该项税制改革的影响与问题的探究必将成为税制体系研究的重点。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产生的影响

首先，增值税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税种，作为一种流转税，它主要对我国境内所销售的货物及其相应的加工修配与进口相关的单位或个人，就其获取的货物与劳务销售额以及进口金额实行的一种税款抵扣。现行的税率为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由于消费税是一种价外税，税额多由消费者所承担。对于小规模的纳税人，则分为商业与工业两类，其税率分别为4%和6%，但由于实际情况中难以准确区分，因此本次改革中对于开具普通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不再区分工业与商业的税收档次，该税率一律降为3%，且不涉及征税的重复性问题。

营业税是指对于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与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的单位或个人，就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根据不同行业分类，其税收税率不同，例如：娱乐业为5%至20%，交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通信业为3%，服务业与保险业为5%，在抵扣问题与重复征税问题方面，根据营业税的征收规定，由于营业税的征收重直接以营业额与相应行业的税率相乘得到应缴税款，因此上述两点在实际税收工作中不再存在。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于重复征税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改革之后，增值税新增11%与6%两种低税率。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为了给予企业一个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既定要求。改革之后，有不少的企业确实在实际经营中减轻了赋税的压力，但也有部分企业受制于内部运作与经营操作方式，缴纳的税额不减反增，这就要求企业在税制改革中，应当积极合理的规避风险，享受新税制的优势。

总体而言，营业税改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减轻了企业的纳税负担，降低了其纳税总额，这一点，也对应了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可以大幅拉动出口增长规模，新增就业岗位，对于GDP的增长也可达到0.5%左右，对于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十分有利。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思考

（一）理性看待降价问题

从政策内容上推断，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企业的纳税总额有所降低，生存环境更为宽松。因此，不少人从税收的传导作用出发，对于物价水平的下降持有乐观的态度，但从事实来看，我们应当理性看待税制改革后的影响，由于部分行业抵扣纳税部分难以实现，纳税负担反而加重，直接会造成增值税的转嫁，最终的负担还回落到消费者头上。另一方面，由于物资成本与劳务成本的提升，多数企业的税收减少部分与前者抵消，维持住当前的物价水平就实属不易，因此，对于物价水平的整体下降的说法不可盲目乐观接受。

（二）国税与地税的税收分配问题

作为共享税收的组成部分，营业税与增值税在国税与地税之间的分配问题也引人关注。当前，增值税中75%收归中央，其余由地方税务部门获得。营业税则是地方税种，所得税收均有地方税务部门管理，也是地税收入的龙头。在税改之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涉及的分成问题值得政府部门尽早考虑解决。总体来说，应当保持财政体制的稳定性，之前属于地方性收入的税收额，仍归地方所有，之前的营业性税收政策亦可延续，并在具体抵扣工作中协调好国税地税的关系，适度调整税收分配政策，做到稳中有变相得益彰。

（三）对企业影响有苦有甜的问题

从总体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确能够消除税收的重复征收，减轻企业的分担。但在具体落实中，难免有部分的行业与企业由于自身问题无法在税改的甜头中分到一杯羹，有些企业反而苦不堪言。具体来看，由于企业的行业归属与经营发展规模问题，税收的增减不一的情况难以避免。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部分应当推行过渡性的扶持政策，并针对小微企业落实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放，以实现税款的合理抵扣。

三、结语

当前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还只在试点之中，难免会出现消极的影响，与税改初衷背道而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但从长远来看，营改增必定能够扩张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增强其经济实力。税制改革的落实与完善，可谓任重而道远，如何具体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这些工作还需要政策制定者与财务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文贵.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跟踪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2012-11-01.

[2]贺芳红.营业税改增值税对试点企业的影响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3-08-05.

[3]高瑞华.关于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几点看法[J].会计师，2012-10-25.

作者：郭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