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共和国贵族政制浅析

2022-09-11

如今的威尼斯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 她以其独特的地貌和秀丽的风景闻名于世。然而, 那足以令其成为宪政史上的明星的独特政治制度, 如今却鲜有人谈及。在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屈服于拿破仑的铁骑之下后, 曾一度被称颂为“威尼斯神话”的贵族共和政制便长久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尽管在此之前, 威尼斯共和国已在亚得里亚海北岸铸造了长达五个世纪的辉煌历史。美国宪政学家斯科特·戈登教授认为, 威尼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得益于其独树一帜的政治制度, 而这种制度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对权力的控制与约束,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本文旨在对威尼斯长期稳定的贵族共和政治的产生条件和运作方式进行剖析。

一、威尼斯贵族共和政制之产生

在讨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之前, 我们首先必须对威尼斯的地理、经济和文化等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因为正是这些条件催生了威尼斯政制的独特个性。

(一) 威尼斯共和国概况

威尼斯位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地中海亚德里亚海湾北岸, 该地区一个由澙湖和上百座岛屿组成。自公元五世纪起, 为躲避蛮族入侵, 大批罗马难民逃亡至此, 成为威尼斯的第一批居民。而在此之前, 由于战争需要, 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各地方军队长官手握大权。因此, 作为意大利行省的一部分而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威尼斯, 在最初发展的几个世纪里也继续保持了以总督为核心的政治格局。然而, 自公元九世纪起, 威尼斯人逐渐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控制, 并在经济和政治上谋得了独立地位。本文所讨论的威尼斯共和国, 确切地说是指从1297年贵族共和政体正式确立开始, 直至1797年为法国所灭亡的这段时期的威尼斯城市共和国。

商业在威尼斯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是商业的兴衰决定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商贸于威尼斯兴起, 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位于东西地中海交界处的威尼斯拥有发展水上运输和建立海军的天然条件。“在大西洋周边的民族掌握大型航船技术和海军射击技术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 威尼斯共和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而且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在陆路运输方面, 位于东西罗马帝国交界处的威尼斯同样是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香料一般由威尼斯和其他海滨城市输入意大利, 再经波河平原进入中欧。”[2]北欧的进出口贸易大部分也是经波河平原和威尼斯进行的。正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 威尼斯累积起了雄冠欧洲的财富。据1455年的数据显示, 威尼斯当年的商业税收达到了80万杜卡特, 分别达到了同年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四倍, 教皇区的两倍, 与整个西班牙王国持平[3]。我们甚至可以说, 威尼斯之所以会卷入16世纪初的那场“神圣同盟战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临近诸国对威尼斯的嫉妒而引起的。

此外,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 威尼斯共和国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素有“意大利璀璨明珠”之称的佛罗伦萨。自活字印刷在15世纪中叶诞生于欧洲后, 威尼斯的出版业迅速崛起, 至15世纪末威尼斯城已拥有了超过一百家出版社, 印刷出版意大利一半以上的书籍。16世纪的威尼斯又涌现出以提香、乔尔乔内、贝利尼等人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在著作方面, 威尼斯倡导记实风格, 孔塔里尼的《威尼斯共和国和政府》和保罗·萨尔皮的《特伦托会议史》是经验主义写作风格的代表, 如今, 这些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史料。

然而, 也是在这个时期, 威尼斯经历了与热那亚和康布雷同盟等数次残酷的战争。四次热威战争最终以威尼斯的胜利而告终, 热那亚———威尼斯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落败奠定了威尼斯的东西地中海贸易枢纽地位。尽管威尼斯于康布雷同盟战争中遭到了以教皇国为首的联军的残酷打击, 其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 但它却在极短的时间得到了复兴。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何种处境, 那令威尼斯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始终是欧洲各国的表率, 即便是在商业重心逐渐迁往荷兰和英国的16世纪以后, “威尼斯神话”依然难以撼动。

(二) 贵族共和政治之产生

和当时的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 贵族、平民和奴隶组成了威尼斯社会。然而威尼斯社会的特殊性首先在于, 从人口比例上看, 威尼斯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形社会”, 即中产阶级涵盖了社会的大多数人口, 极富或极贫人口则是极少数。自建国以来, 威尼斯贵族人数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总人口量的5%左右, 他们始终是威尼斯人中的极少数;其次是庞大的平民阶层, 1450至163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 这一部分人口比例高达81%-87%[4];剩下几乎不到10%的人口由乞丐、奴隶等组成, 他们位于社会的底层。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 这种中间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结构样式是比较容易达到一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状态, 既保证了贵族阶层“少数人统治”的有效与直接, 又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底层“暴民”骚乱的危险。[5]

当我们依照职业对威尼斯的人口进行划分时, 又会发现威尼斯是一个相当纯粹的商人社会。威尼斯的贵族有三种不同的来源, 除来自意大利半岛的传统土地贵族外, 另有一部分是通过经商发家致富而获得贵族头衔的商人和在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军人。对土地贵族来说, 由于威尼斯特殊的地理环境———几乎没有可供耕作的土地, 建立起像其他欧陆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庄园是不可想象的, 仅有的土地收益只能来源于这些贵族原先的封地。而在意大利本土成长起来的贵族, 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因此, 威尼斯的贵族群体的特殊性在于, 土地的占有并不是获取贵族身份的唯一条件, 财富的积累同样能够带来身份上的尊荣。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威尼斯贵族身份极大的流动性。在1297年“关闭大议事会”之前的几个世纪里, 尽管贵族占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 但这一身份却是流动的。很大一部分威尼斯贵族同时也是商人, 他们亲自参与商事活动, 并以此为荣。且即使共和国于1297年决定开始限制“新贵”人数, 贵族从商的趋势却从未受到过任何遏制。其次是威尼斯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中又包含了占人口总数5%-8%的“原住市民”和其他从事贸易、手工业或其他行业的平民。原住市民是指在威尼斯居住满25年且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市民群体, 他们参与共和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6]此外的其他绝大多数市民均投身于贸易事业或从事与贸易相关的工作, 如纺织、造船、码头搬运等。

从威尼斯共和国的人口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出, 商人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数, 且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甚至渗透到统治阶级之中。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威尼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的高度一致, 于是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政策的制定便体现出强烈重商主义色彩。“威尼斯的外交策略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投机性, 并完全致力于商业利益的追求。”[7]这便是共和国能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各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潮流之中坚持特立独行的原因。

此外, 我们又不得不再次提及威尼斯在地理位置和所处历史时期的幸运之处。位于意大利半岛、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交界地带的威尼斯, 不仅没有沦为罗马教会、日耳曼人和拜占庭三股势力相互碰撞下的牺牲品, 反而成功地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商品的集散地———无论是通过陆路还是水陆, 它都是欧洲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枢纽。

最后, 请允许我对威尼斯贵族共和政制的产生条件进行一下总结:其一, “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形社会结构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二, 由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促使威尼斯政治制度的构建以维护自由、防止专制为目的。其三, 威尼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时期使其独特的政治制度有了充分发展的空间与时间。

二、威尼斯贵族共和政治之稳定性

在剖析威尼斯共和国政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全面地审视“威尼斯神话”的真容。为什么在主权学说席卷欧洲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 贵族共和政治却能够在威尼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我们对威尼斯的政治制度进行细致地观察之后, 便能够发现, 答案就在制度本身。

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体系体现了一个典型的贵族制政体。占人口比例极小部分的贵族阶层垄断所有高级职务, 是共和国的统治者。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意大利并不罕见, 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锡耶纳这样的城市共和国在意大利星罗棋布。然而, 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 威尼斯的特殊性在于其贵族共和政体惊人稳定性。相比之下, 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另一个商业与手工业中心, 其境遇可谓是大相径庭。当佛罗伦萨于15世纪末推翻了梅第奇家族的独裁统治后, 曾出现过一段极其短暂的共和局面 (尽管此前该城也以共和国自居) , 然而仅在十年之后佛罗伦萨便重新落入了梅第奇家族的控制之中。当佛罗伦萨最于1569年最终成为托斯卡纳公国的首府时, 其共和国的历程即使是在名义上也走到了尽头。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认为, 贵族制向寡头制, 再到民主制、暴民制、君主制、暴君制转变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是这种政体循环论的实践。威尼斯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这一“规律”, 关键在于它有效地遏制了贵族政体向其他任何一种政体的转变。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恰当的分割和有效的控制来进行的。

(一) 纵向的权力共享

1. 较强的阶级流动性

威尼斯贵族阶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 尤其是在1297年之前, 参加大议事会的人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倚靠财富或战功而为大议事会所接纳的“新贵族”。“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之后, 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8]而发生于1297年的“关闭大议事会”事件本身, 实际上反而大大增加了贵族的数量。在该年, 威尼斯大议事会决定其成员资格由特定家族世袭, 由此正式确立起威尼斯的贵族统治制度。然而大议事会确定贵族身份的结果是, 拥有参会资格的人数迅速上升至一千人左右, 而大议事会此前的规模仅为500人左右。1323年后, 威尼斯开始制订“黄金簿”, 用以记录所有贵族成员及其婚生子孙。根据黄金簿的记载, 威尼斯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仅有24个, 然而到16世纪, 该文件已记录了多达134个家族的世系。16世纪之后, 平民甚至可以100, 000杜卡特的价格购得“黄金簿”的一席之地。[9]由此可见, 即使是在1297年“关闭大议事会”后, 贵族和平民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

2. 开放公职与行业自治

“政府的很多岗位都是向广大市民阶层开放的, 市民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在政府开办的人文学院内学习行政管理技能, 之后便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各种公职。”[10]那些担任公职的市民负责共和国的公文起草、档案保管、法令传抄等各类行政事务。“大总管”是市民可在政府中担任的最高级职务, 担任这一职务的市民被视为“民众的总督”, 可享受同贵族一样用政府商船舰队运送货物的特权。[11]

此外, 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 威尼斯的行会组织由来已久。行会通过业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正式发布的“行会法”管理会员的商业活动, 维护会员利益和救济会员生活。这些规则一般规定了入会条件、会员权利义务和从业道德、专营权、调节商务纠纷的司法权限等内容。[12]因此, 尽管行会并不属于政府机构, 但它们却为威尼斯的贵族政府分摊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对行会本身来说, 这些管理职能相当于一定程度的“自治特权”, 而对整个威尼斯共和国来说, 却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共享。

(二) 横向的权力分割

1. 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多元化

威尼斯总督由大议事会通过反复进行抽签和秘密投票的方式产生。一次总督选举需要经过5轮抽签和4轮投票。[13]这种选举制度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在获得贵族阶层广泛参与的同时大大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其次, 尽管威尼斯总督是共和国的元首和外交代表, 却几乎不具有可单独行使的职权, 总督总是以与其他执政团成员共同行使职权的方式来动用权力的, 他的工作主要是参与主持会议和出席各种重大政治和外交会见活动。此外, 总督还受到公爵议事会、大议事会、元老院、检察官等众多机关和人员的监督。例如在1355年, 总督法列尔越过雷池, 妄想控制宪法, 但迅即被大议事会以“阴谋叛国”罪处死, 以至彼得拉克发出这样的感慨:“总督不是绅士, 甚至不是君主, 它是共和国光荣的奴隶。”[14]在对总督权力的重重限制之下, 总督一职在共和国后期已仅仅是荣耀的象征。

威尼斯大议事会在权力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 人事任免权是其最重要的权力。我们不难想见, 一个不加制度约束的贵族议会必然会充斥着门阀竞争和权力垄断。然而, 尽管威尼斯不乏历史悠久又地位显赫的豪门世族[15], 但却并未沦为某些家族手中的傀儡。大议事会繁琐的选举程序避免了家族势力的直接冲突, 并保证了选举结果不为少数家族所左右。其次, 对大议事会的人事任免对象年龄、出身、任职经验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如禁止担任教职的贵族同时担任威尼斯高级官吏, 一个家族至多只有一人允许担任十人团成员等等, 使一个家族难以在任何机关当中垄断官职。再次, 大议事会不具有任何执行权, 其本身的庞大规模也令其丧失了成为执行机关的可能性。通过这些规则, 威尼斯人有效地避免了贵族政体向寡头统治倾斜。大议事会是政府体系的基础, 却并非核心, 它的存在并没有使威尼斯成为一个议会主权国家, 权力是以块状的形式分布于贵族内部的。

元老院是共和国的决策机关。由于元老院允许其成员连选连任, 因此出现了部分贵族连续多年占有元老院席位的现象。此外, 执行委员会的存在大大加强了元老院的执行力。这一制度一方面保障了元老院的决策的稳定性和执行效率, 但在另一方面却成为了破坏权力多元局面的隐患。威尼斯外交家孔塔里尼注意到, “共和国的整个行为方式都是元老院的”[16]。然而, 威尼斯同样设计了一系列防止元老院权力无限扩张的制度。首先, 元老院成员来源相当复杂。除60名由大议事会选举产生的“专职”成员之外, 其他成员均来自不同政府机关, 代表不同权力核心的利益。其次, 元老院成员在入职年龄上的要求明显要高于其他机构。除了保证元老院成员拥有足够的从政经验之外, 还在于希望藉此避免年轻人对权力的野心。最后, 元老院制定的政策和政府人事任均须获大议事会成员的2/3、3/4甚至5/6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如果大议事会认为元老院的提案或提名不当, 可以驳回, 以示惩戒。[17]

位于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中心的总督、元老院和大议事会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使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内部的权力无法集中到一处, 而是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局面, 避免了寡头或君主政制的出现。

2. 个人权力的多层次性

威尼斯政府体系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错综复杂的机构设置。除了上述三个共和国核心机构之外, 威尼斯还设立了四十人法庭、十人团、检察官, 各类政府官员、军队司令官和驻外大使等, 这些职位的总量超过一千个。然而, 由于贵族在人数上的限制, 为填补这些职位, 不少贵族不得不身兼数职。如威尼斯于1539年设立的三名检察官中有两名来自公爵议事会, 另一名来自十人团;四十人法庭全体成员均为元老院成员;执政团中有三名成员同时是威尼斯的最高法官。实际上, 根据威尼斯的选举制度, 每一个高级官员必定同时也是大议事会的成员, 他们中的大部分同时也是元老院成员。

因此, 尽管威尼斯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政府体系, 各个机关之间有明确的职权划分, 然而由于贵族阶层在人数上的限制, 要使这套体系得以有效运行, 需要依靠同一个人在多个部门身兼数职来实现。于是, 个人所掌握的权力实质上也是多元的。这使得在威尼斯很难出现这样的局面:一部分人同时向某个权力中心倾斜, 而放弃他们本身正处于的其他权力中心。

就此, 我们终于可以揭开威尼斯贵族政制神秘的面纱。“威尼斯神话”这一提法, 隐含着古希腊罗马“混合政体”理想在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实现。与威尼斯雷同的是, “混合政体”的支持者们也设计了相当复杂的政府体系, 西塞罗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从表面上看, “混合政体”蓝图中的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之间的合作与掣肘与威尼斯不无相似之处, 我们甚至可以将它们一一对应起来:大议事会相当于古罗马民众大会, 总督可以视为执政官, 元老院的性质和组成也是相当的一致。然而, 威尼斯政制和混合政体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在“混合”权力之前, 是否先实现了权力的分割。“混合政体”对国家职能的划分并不等同于权力分割, “混合政体”并非建立在被分割的权力之上, 它仅仅是通过民众大会、保民官等机官的设置在纵向上暂时维持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权力平衡。然而在横向上, “主权”并未得到充分的分割。相较于古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 威尼斯政制的进步之处在于, 它不仅营造了平民与贵族和谐共享权力的局面, 还成功地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威尼斯的善政源于其对权力进行了恰当的控制, 而非少数人的英明统治。创造威尼斯神话的, 不是那一小部分贵族, 而是其独特的政治制度, 是其保持对抗的权力系统。

摘要：威尼斯共和国不仅是中世纪意大利最富庶的国家和东地中海的海上霸主, 还以其独特而稳定的贵族政治体制获得了“威尼斯神话”的美誉。近代意义上的宪政之所以能够在威尼斯这个意大利边陲之地初露曙光, 并维持长达数个世纪之久, 不仅是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使然, 更是因为威尼斯成功地实现了对权力的分割与控制, 它不仅营造了平民与贵族和谐共享权力的局面, 还成功地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权力中心的格局。

关键词：威尼斯共和国,宪政,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