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形势政策论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朝鲜半岛形势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朝鲜对外贸易政策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汇率和关税调整等改革举措，使朝鲜的对外贸易取得一定的绩效，但朝鲜对外贸易在未来多大程度上改善朝鲜的经济困境，除本国因素外，关键取决于能否获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第一篇：朝鲜半岛形势政策论文

浅析当今朝鲜经济政策与外商投资的机遇

[关键词]朝鲜经济政策;“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家;机遇

自新冠病毒疫情席卷世界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因国际社会对朝经济制裁仍未松动，且疫情不得不封锁国境数月，这显然对刚有起色的朝鲜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然而，朝鲜似乎已经习惯于承受各种压力，在困难中仍坚持走自力更生之路。近期丹东一新义州的鸭绿江新桥朝鲜段的工程已落地，新义州正在加紧铺设沥青工程。这意味着疫情之后的中朝经济关系会出现新的机遇。

中朝两国关系步入新时代，两国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出现新的模式，尽管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最终目标在于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力争构筑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双边经济关系。

在两国贸易收支不均衡的情况下，两国间的贸易保持持续发展态势，说明两国的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当然，从表1中可见，2018年的交易额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而出现的不可逆现象。

朝核问题对两国的经济关系造成了不和谐影响，具体而言，即朝鲜2013年的第三次核試验和2017年的第六次核试验。2013年那次实验，中国第一次向朝鲜表达了强硬反对立场，采取了限制中国游客赴朝旅游等措施;2017年中国赞同联合国制裁朝鲜，并于9月28日发布“商务部、工商总局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关闭涉朝企业的公告”。

其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2015年正式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间合作领域。而朝鲜至今未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给予实质性回应，而是集中精力调整内部的经济管理方式。

2017年11月，朝鲜以第六次核试验为契机宣布核武力建设完成使命，2018年4月，宣告“并进路线”告一段落，将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此举预示着国家大战略的转移。金正恩在一年时间内连续4次来华访问，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打破了僵局，两国的友好关系逐渐恢复。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建设路线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6月访问朝鲜，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再次强化，表明因核问题出现僵局的政治外交关系得以恢复，两国对双方的经济合作达成了共识。

中朝关系的历史变迁给我们如下三点思考：首先，中朝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受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其二，中朝两国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层面均有不可分离的战略关系;其三，中朝关系与从前不同，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

2020年，“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复谢口信。习近平表示，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指导两党两国有关部门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新时代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朝关系没有被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或者一时的政治利害关系所左右，它是以长期的政治外交关系为基础建立的战略“同盟”关系。即使出现某些误解或矛盾，但两国因地理位置、历史特征、执政党关系、国际政治布局等因素很难相互分离，这种同盟关系必将持续很长的时间。中朝关系的这种局面给两国未来的经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着重分析朝鲜近几年实施的经济政策以及随之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朝经济合作前景和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机。

一、朝鲜的经济政策与发展现状

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执政已近十年，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武试验和民生持续关注，引起了各种广泛的猜测。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逐渐升温，而强调自力更生的朝鲜似乎产生了对制裁的免疫力。在对朝制裁最严厉的状况下，朝鲜试图在逆境中竭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朝鲜社科院李基成教授的发表研究数据显示，朝鲜在受到制裁期间，GDP保持在3%以上的增长(2016年3.9%，2017年3.7%)。这说明朝鲜通过内部调整激发生产能力，挖掘增长因素，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成就得益于朝鲜采取的实用性经济政策，使朝鲜的经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反而出现正增长。

总体而言，金正恩在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早期在先军政治延长线上推出的核武力与经济两手抓的大方针，到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的转变，显现出逐渐适应到“安全落地”的变化过程。

首先，朝鲜经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经历了试验期、普及期和确定期三个明显的转变过程。

试验期大致为2012年到2014年上半年。2012年6月28日，朝鲜对内导入了“朝鲜式经济管理体系”，重新调整国家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方式，在部分工厂和农场进行试验，调动生产积极性，给经济活动注入了极大活力。对外经济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打破常见的政策，罗先经济特区和黄金坪一威化岛经济特区成立与中方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委员会，把管委会主任交由中方担任等大胆举措，期待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

朝鲜在2013年3月31日正式宣布把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举路线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战略路线，一边抓紧搞核武力建设，一边搞经济政策的大调整。朝鲜对国内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整的试验情况严格保密，外部世界的媒体则集中聚焦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方面的新闻，而不了解经济政策调整的实际情况。其实，朝鲜政府对工厂和协同农场的自主经营权的下放，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普及期是从2014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处于决定全面搞活经济建设之前的阶段，朝鲜用四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和普及。

从对内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在2014年5月30日，金正恩通过与党政军干部们谈话的方式，把已经试验两年多的“朝鲜式经济管理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提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责任制和农村圃田责任制，启动经济循环机制。具体而言，包括赋予企业等生产主体经营权、计划权、生产组织权、产品开发权、品质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合营及合作权、财政管理权、定价权等12种经营权限。

从对外经济的角度看，2013年朝鲜开始连续推出若干经济开发区，将过去仅有的中朝边境和北南交汇处的4个经济特区迅速扩大为22个经济开发区，平均每个道有2～3个开发区。尽管这不能认为是全面改革开放的举措，但在国内施行的经济政策的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与能够吸引外资的措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布局。

2016年对朝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5月6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隔36年重新召开，会上制定了国家经济发展未来5年的战略，提出了以自强力为基础的经济强国建设目标。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明确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给工厂企业吃了定心丸，对提高实际产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确定期是从2018年4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至今。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并进路线”的使命已经完成，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此举国上下全力以赴重视经济的政策终于公开化。朝鲜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全力投身到经济强国建设的“战线”上，此举对朝鲜来说应是划时代的节点。

金正恩在2019年4月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经济建设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心任务，具体指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任务。这也向外商传递了朝鲜的商机即将到来的强烈信号。开城工业园的韩国投资商们纷纷表达了重新复工的强烈愿望。在中国也出现了不少企业家对朝鲜经济关注度急剧升温的迹象，近两年中国企业家商务考察团越来越多，每年有2000～3000人去朝鲜进行商务考察和商务洽谈，足以说明中国企业的经济敏感度。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离朝鲜最近的丹东曾出现过房价一时暴涨的现象。

其次，朝鲜国内经济领域的变化有目共睹，其明显的变化是工厂企业的设备运转率大大提高，企业的外事权下放到所有企业，也就是说国内企业更方便与国外企业进行接触。不少企业负责人经常出差到国外，寻找合作伙伴，还邀请外商到朝鲜的工厂企业参观洽谈，进行设备的更新和新产品的开发。

竞争已经变成所有企业和部门以及每个员工必须面对的事情，设定目标进行评比成为常态。信息获得的渠道相互保密，注重人才挖掘和调用，企业自己研发更多产品，同时可以自己定价、自己销售，诸如此类现象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城市的建筑热潮最为突出，平壤的街景已面貌一新，仓田大街、未来科学者大街、黎明大街等新建成的街道吸引世人眼球。元山的马息岭滑雪场、元山—葛麻海岸国际旅游区的建设，三池渊国际旅游区的建设，阳德温泉国际度假区的建设，以及像新义州、惠山、罗先等地也有许多新建筑群拔地而起;2020年的5月1日顺川磷肥工厂竣工剪彩等。

城市生活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平壤街头有3000多辆出租车昼夜穿梭，城市公交和地铁的车辆更新也很显著。更引人注目的是长途客运和物流的车辆明显增多，平壤的很多地方都设有去外地的大、中、小巴士的临时客运站。过去很多依靠农贸市场供给的现象也发生了改化，像光复商业中心、大成百货商城、第一百货店等商业城里出现了大型超市，形成了新的流通渠道。在这些大型超市里陈列的几百种食品大部分是朝鲜自产的商品，数量品种多样化趋势明显，足有1000多种食品在柜台上供消费者选择，说明朝鲜的食品率先实现了国产化，老百姓逐步摆脱了对供给制的依赖。

朝鲜近几年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旅游行业，因为旅游不属于制裁范围，每年有不少的外国游客到朝鲜旅游，其中主要是中国游客。据传赴朝旅游人數每年都在显著增长，2018年突破20万人次。朝鲜的旅行社增加到26家，旅游商品和旅游设施正在大幅改善和提高。

再次，朝鲜在积极改善外资引进环境。其实，朝鲜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其投资环境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层面去观察。从政治层面看，朝鲜国内一贯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地下资源、水产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比较丰富;从文化层面看，中朝两国具有不少相似性，注重传统友谊;从法律层面看，各类外商投资法规齐全，投资优惠政策和保护投资利益的条款均有详细规定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朝鲜法律层面的完善程度，“经济特区法”和“经济开发区法”明确了投资奖励、税务优惠、特惠政策、手续简化、提供便利等诸多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朝鲜税金种类与中国很相似，优惠幅度比中国略有优势。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交易税、财产税、资源税、地方税等税种都有明确规定。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朝鲜在1974年就全面取消了税法，上面所讲的税务制度只适用于外资投入的合营、合作企业。

最后，简要分析一下朝鲜的经济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两方面的因素是朝鲜引进外资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是国际环境的改善与否;二是国内经济政策的深化程度。国际环境的改善目前仍不能过于乐观，但只要朝鲜专注于经济建设，一定会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的信息，国际社会的反座也会有所改变。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些存在的问题和朝鲜国内政策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性，这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投资眼球以期增加信心的问题。

其一，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朝鲜的投资合作比重占90%以上，历来中国企业关注朝鲜的资源领域，对朝投资的80%集中在朝鲜的矿业，未能实现产业均衡分布。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制裁仍未解除，加上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经济政策了解有限，对朝鲜的各种法律条款的疑虑仍未消除。当然也有市场规模小，当前购买力有限，外汇结算的风险依然存在等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如当地的交通、电力、通讯等条件仍然比较落后，陪同制度和客户间会面的手续比较繁琐等。

其二，朝鲜一贯强调自强力，即朝鲜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对外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朝鲜实行的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即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朝鲜仍旧是计划经济。当然，不搞活对外经济，不与国际经济接轨是很难整体改善物资基础和改变技术落后局面的。当前的另一个难题是朝鲜出口创汇的“孝子”——矿产被限制出口，导致外资很难流入朝鲜。所以，中国企业只能以短平快的手法注重眼前利益，而无法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其三，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法规有“外国人投资法”和分类的具体法规，如《外国人企业法》《合营法》《合作法》等。但在朝鲜实际上很少有外国独资企业，合营企业也很有限，朝鲜国内多为合作企业。合作法规定，合营企业是共同投资、共同管理的模式，而合作企业是双方投资后由朝方独自经营的模式。合营企业依照税法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经营成本明显提高，为了降低这些经营成本，许多朝鲜企业都愿意选择合作企业。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很难接受这种只投资却不能参与经营的模式，所以，朝鲜的企业得到外商的大规模投资难度大。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据说朝鲜近期正在修正已有的对外经济法规，使其更能体现国际化程度。

目前，朝鲜似乎进入了冷静面对现实的阶段，并为此做好了应对的准备。2019年12月28日～31日，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在平壤召开，宣布当今局势下要开展“正面突破战”。其主要意图是动员国家所有的力量和政策，扫除一切经济战线上的困难和障碍，争取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预测，朝鲜将在一段时期内高举自立富强、自立复兴的旗帜，增强自强力，开展经济强国的建设。

朝鲜所说的“自强力”“自力更生”是不被外部压力所左右的力量，只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建设的目标，而对外经济关系只是强化自身力量的补充。目前朝鲜非常希望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可是不被国际社会接纳，除非弃核。朝鲜用几十年的代价获得的核武器不会轻易放弃，于是在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朝鲜再走自力更生之路是其所能选择的唯一路径。

每年的元旦，金正恩的新年贺词都倍受国内外关注，因为新年贺词时效性强，可以准确传递朝鲜当年的时政及奋斗目标，提出具体的经济改善措施。2020年比较特殊，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来替代新年贺词，决议里明确了党的经济发展方向，继续强调由内阁作为经济战线的总指挥，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纳入正常轨道。

二、外商投资的机遇

朝鲜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给朝鲜企业带来生机，也为与外商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外商主要指的是中国企业家，朝鲜在2018年4月释放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信号，的确触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兴奋点。疫情之前很多手握资本、技术、设备和创业经验的中国企业家，密切关注朝鲜的经济动态。已有不少企业家前往朝鲜进行过实地商务考察，并进行各种商务磋商，看得出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前期准备阶段。

当今全力以赴抓经济建设的朝鲜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核心政策的中国，恰好给中朝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商机无处不在，我们可以从政策角度、现实角度、时间角度、互补角度来评估其商机的可靠性。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带来的机遇一定是长期的。中国、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东北亚物流网一旦形成，必将激活我国东北三省的对外经济活力。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批准的特区与开发区共有29个(5个经济特区、24个经济开发区)，这表明朝鲜想把对外经济合作从点扩大到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引进外资的愿望。

其实，珲春一罗先已经开通公路，丹东一新义州的新桥也刚刚落成。假如新义州一平壤的高速公路能开通，韩国的铁路连接中国，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经济圈。虽然，朝鲜国土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700万，市场价值其实并不突出，但是，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是一个连接韩国、日本乃至太平洋沿岸国家的重要战略通道。同时，朝鲜拥有优越的人力(朝鲜施行12年义务教育制)、物力资源，这是朝鲜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固有优势。反之，朝鲜利用“一带一路”政策或许可以破解制裁。加上北南关系再次复原，北南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台阶，朝鲜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指日可待的。

从现实角度看，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朝鲜向国际社会迈进一步，其内部发展条件就能明显好转，新的合作机遇必将出现。因为朝鲜的工厂企业经过几年的磨合已具备了较强的自主权，打下了一定的商品经济基础。朝鲜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从被动转为主动，朝鲜企业与外国合作的各种准备基本就绪。

未来中国企业对朝经济合作应集中在投资合作、技术合作、旅游合作以及边境贸易等领域。具体的合作项目会很广泛，尤其集中在电力工业、交通运输、旅游服务、农业、技术服务、科研等领域。其中，不受制裁影响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交流应率先复苏，朝鲜已完成生态旅游、海洋旅游、医疗观光等设施的建设。同时，边境贸易与合作、来料加工等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且今后会逐渐加大推进力度。农业和养殖业的合作前景也很乐观，尤其是肃川农业开发区和江陵绿色示范区的合作值得期待。

朝鮮拥有许多优秀的IT人才，而且平壤附近的平城地区已经有类似中国中关村的恩情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为今后吸引更多高科技产业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中国的民间资本对朝鲜基础设施加大投入，将扩大经济开发区、边境合作区、互市贸易区等领域的投资。当前是介入的最好节点。朝鲜经历了多次磨难，自然形成了抗压心态，而且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变化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朝鲜的工厂企业利用自主经营权敢于创新，认识到资本、技术、新设备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功效，于是他们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勇于投身到竞争当中。可以说竞争在朝鲜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手段，信誉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可以期待在朝鲜能够寻找到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曾经有很多人预言过朝鲜的发展潜力，但朝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主动，去迎接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

从互补角度看，与合作者的互补性越强，合作的成功概率就越高。朝鲜目前有国际合作经验的人仍是少数，但他们渴望与外商接触并寻找合作伙伴。中国的企业家们带着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商务经验和眼光去观察朝鲜市场，不难找到商机。等到两国的贸易趋于正常时，互惠互利将成为经济合作的“主旋律”。当然，要寻求投资的安全，做好投资前的各项缜密调研则十分必要。

中朝两国间的经济交往有很多互补性。朝鲜有对资本、技术和设备等的需求，中国有对朝鲜资源的偏好以及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愿景等，都说明两国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下一步就是如何保障投资安全的问题。首先要对朝鲜的法律规定和现行政策有彻底的了解，同时要对朝鲜的市场状况进行调研，捕捉现阶段朝鲜真正的需求点。当然，更要谨慎的是选择好合作伙伴的问题，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寻求合作伙伴。需要提醒的是，在朝鲜做生意一定不能忽略朝鲜国情的特殊性，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合作方式的选择也有多种形式，如合营合作、共同开发，以项目承包建设经营(建设—经营—转让)(BOT)、私建公营模式(建设—租赁—转让)(BLT)为基础的投资、加工贸易、租赁、补偿贸易、合作研发及技术合作等等。

国际社会对朝的制裁何时能够缓解暂且不能预判，但可以期待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升温。中国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三要素，就朝鲜而言这三个要素近在眼前，相信两国企业家都有善于捕捉时机的睿智。

近几年，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经商环境欠佳，传统产业的经营遭遇瓶颈，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眼下不少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如果仅按照廉价劳动力的因素去选择的话，朝鲜同样可以成为不错的选择。朝鲜不仅有高素质且低廉的劳动力，其他资源类的储备更是东南亚不可比拟的。若是中国企业家把朝鲜当作新的市场开发对象，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笔者从事朝鲜经济政策研究十余年，一直关注朝鲜经济变化，目前朝鲜已具备迎接外商投资的条件，只欠“东风”吹来。北南关系不会轻易转暖，这反倒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更为宝贵的时间。

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抓住这一商机，加大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行为，或突破眼下经营桎梏，找到自身发挥的新舞台，找到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商业模式，即可获得再次飞跃的良机，因为朝鲜的经济增长指日可待。

总之，中朝两国的经济合作条件逐渐趋于成熟，一旦外部环境有松动，双边合作关系的大门就会被打开，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 杨亿]

作者：李春日

第二篇：朝鲜对外贸易政策改革，绩效与前景分析

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朝鲜对外贸易政策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汇率和关税调整等改革举措，使朝鲜的对外贸易取得一定的绩效，但朝鲜对外贸易在未来多大程度上改善朝鲜的经济困境，除本国因素外，关键取决于能否获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 绩效 前景

文献标识码：A

作者：金明玉

第三篇：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东北朝鲜族地区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朝鲜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一员的平等和合法地位，并以朝鲜族的特殊历史为依据，制定了在朝鲜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其主要内容为：保障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承认朝鲜族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朝鲜族人民的土地问题;积极争取和团结朝鲜族人民，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朝鲜族人民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发展朝鲜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朝鲜族 民族政策

作者朴今海，女，1962年生，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邮编133002。

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民族纲领和政策。朝鲜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国情和朝鲜族的特殊历史出发，历来把朝鲜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进程中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中有关朝鲜族问题的具体方针、原则及其实践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制定对朝鲜族工作方针、原则的历史依据

中国的朝鲜族是从邻国朝鲜迁入的民族。对这一迁居民族，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或不承认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或施以反动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和民族歧视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满洲临时省委成立以后，一直承认东北朝鲜族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对朝鲜族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在朝鲜族地区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原则。这些方针、原则是在充分尊重和肯定朝鲜族特殊历史背景的前提下，以千千万万朝鲜族人民艰苦奋斗和英勇斗争的历史为依据的。

(一)朝鲜族人民对开发东北边疆的贡献

19世纪中期，处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了挽救边疆危机，先后于1875年和1881年废除了对东边道边外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封禁令，开始招募关内的汉族流民，用以达到“移民实边”目的。趁开禁之机，朝鲜北部流民也大量涌入东北。1885年，在延边地区的移民实边政策奏效甚微，而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清政府为了尽快充实边疆防务，改招募汉族移民的政策为招募朝鲜垦民的政策，特划图们江以北长达七百里、宽四五十里的地区为朝鲜垦民的“专垦区”，以放荒、抚垦、免缴押荒钱等优惠条件，招募广大朝鲜垦民。清政府积极的招垦实边政策和朝鲜族专垦区的设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鲜流民，使延边地区成为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也使朝鲜族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居民。1894年，仅海兰江以南地区的朝鲜族就达34，000人，占该地区居民总数的78%以上。朝鲜移民迁入东北以后，同兄弟民族一道，披荆斩棘，刨地开荒，用辛勤的汗水把荒废数百年的荒凉空旷的东北边疆开拓为五谷丰登的良田。1881年延边地区刚开禁时，朝鲜垦民仅在图们江北岸就已开垦8，000余公顷土地。又据1881年珲春招垦局的调查，延边的熟地面积已达27，815垧。

朝鲜族不仅开发了东北边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普及了水田耕作技术，为近代东北农业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原来，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多为山区和丘陵，气候寒冷，无霜期短，而且多是野草丛生、树根盘绕的荒原或沼泽地带，经过朝鲜族农民不懈地努力，终于使水稻在我国东北地区生长起来。水田的开发不仅使大量的涝洼地和草甸地成为良田，大大增加了东北的耕地面积，而且对东北农业结构的改变和农业产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延边地区、吉林地区、北满地区的所有水田，开源地区水田的90%，通化地区、兴京地区、奉天附近水田的85%，抚顺地区水田的80%，安东地区水田的70%都是朝鲜族开发和耕作的。可见，东北的水田最初是由朝鲜族开发的。

朝鲜族还参与了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采、铁路线铺设以及工厂企业的运营。对朝鲜族开拓和建设东北边疆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朝鲜族人民是“将荒地开为很好的水田”，“用很大力量、很多本钱把旱田改成水田种水稻”的民族，应“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朝鲜族在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建设中流出的血汗和做出的重大贡献，正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朝鲜族社会历史地位，并制定对朝鲜族工作方针、原则的坚实基础和重要的依据。

(二)朝鲜族人民是富有“反日”革命传统的民族

中国朝鲜族中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堪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才被迫移居到中国的。但迁居中国以后，朝鲜族人民仍未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魔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排挤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在南满地区享有特权。190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悍然窜入延边地区，并于1909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边务条款”，处处以“保护韩人”为由，进一步控制朝鲜族，以扩大其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则以朝鲜族是“日本帝国的臣民”为由，在政治上打着所谓“保护”的招牌，一方面利用亲日团体严密监视和控制朝鲜族，另一方面通过领事馆及其警察机构，干涉中国内政，公开镇压朝鲜族的反日运动;经济上以“救济”、“援助”为幌子，通过“间岛救济会”、“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间岛出张所”、“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等殖民金融机构，以发放信贷的方式，霸占朝鲜族农民的土地，使朝鲜族农民纷纷破产，成为日本殖民会社的佃农;文化教育上，以“补助”为名，千方百计笼络朝鲜族私立学校，加紧对朝鲜族文化教育的渗透，并且明目张胆地设立“普通学校”，培养日本殖民统治的忠实奴仆。朝鲜族人民在中日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倍受煎熬。中国朝鲜族的历史，不仅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历史，更是一部全民族的反日斗争史。迁入东北各地的朝鲜族民族主义者及爱国人士，以朝鲜族聚居区为中心，一方面通过教育、宗教等途径，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唤起朝鲜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培养反日人才;另一方面组织各种反日团体，积极酝酿和准备反日民族独立运动。1919年3月13日，各地长期酝酿和准备的反日运动终于汇集成为全民族的“3·13”反日大示威，而后迅速转入武装斗争阶段。朝鲜族的反日武装团体袭击日帝军警哨所、处决亲日走狗、扰乱日帝统治秩序，进行了不懈地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基于朝鲜族人民受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以及朝鲜族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日斗争历史，中国共产党认为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反日情感特别浓厚”，因此朝鲜族“不但为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要素并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

(三)朝鲜族的双重历史使命

对朝鲜族这一从邻国迁居而来的民族，历代统治阶级出于其阶级本性，都采取民族压迫、民族同化和民族歧视政策。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及民国政府对朝鲜族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对部分地区的朝鲜族承认入籍权和土地所有权，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边疆防

务，而且都是以“剃发易服”为前提的。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把中国的朝鲜族也当作“帝国臣民”，通过所谓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加强对朝鲜族的控制，干涉中国的内政。无能的民国政府和东北军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能予以针锋相对的抵抗，以保护中国朝鲜族的合法地位，反而把朝鲜族视为“日本侵略满洲的先锋”、“日中外交纠纷的祸根”，对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朝鲜族推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和民族歧视政策。1925年，与日本签订《三矢协定》以后，东北军阀公开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对朝鲜族加以迫害和驱逐，使朝鲜族人民处于“绝域”。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朝鲜族人民要获得彻底的解放，不仅要反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且也要推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肆意欺压朝鲜族人民的中国封建势力。而朝鲜族民族主义者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不仅没有提出反封建的纲领，反而幻想依靠中国的军阀统治势力以取得合法地位。因此，朝鲜族反日民族运动不仅未能得到处于同样命运的东北其他民族的支持，而且也未能得到朝鲜族人民的广泛支持。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虽然曾提出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主张“工农革命”，决心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他们受朝鲜共产党的影响，把东北朝鲜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当成“朝鲜革命的延长”，只注重反帝斗争，不敢触动东北的封建军阀势力及其社会基础，更不能提出与广大东北各族人民结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因此，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朝鲜族的民族民主运动仍未走出低谷。

鉴于朝鲜族历史的特殊性以及朝鲜族人民反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积极声援和支持朝鲜革命，指出“援助朝鲜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而又实际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指出“韩国民族解放运动，假如建筑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上是极大的错误，韩国的民族解放与中国的民族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任务，这就决定了韩国劳动群众必须参加中国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满韩国群众的彻底的经济政治的和民族自决的获得，是唯有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完成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中韩劳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实现。因此满洲的韩国劳苦群众，必须参加目前中国革命斗争”。对朝鲜族人民双重历史使命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朝鲜族政策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朝鲜族地区工作的方针、原则

基于上述朝鲜族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认为“满洲的少数民族运动，特别是韩人革命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满高丽人问题”，“其紧急解决不但是高丽人之迫切、高丽人自体之迫切要求，且是中国革命的飞跃发展中为在满高丽兄弟，而中国民众自身之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朝鲜族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一)保障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

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早在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党对朝鲜族问题的原则立场，指出“满洲的高丽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党的六大亦明确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六大对朝鲜族的原则、立场和主张，贯彻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系列文件中。1930年6月《满洲省委关于在满洲高丽人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保障在满洲高丽人之居住自由及经济生活之向上发展(同样与中国境内之诸民族)”。⑤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东北民众包括“朝鲜人”，“都一律平等，都是人民革命政府下的公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不仅屡次主张和强调朝鲜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进一步主张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律平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1935年3月，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指出，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东北各少数民族(蒙古人、高丽人、旗人等)与汉人一样享受经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根据地开始清匪反霸、发展生产、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由于朝鲜族是从朝鲜迁居中国的跨界民族，因此在参军参战、土地改革等问题上，都涉及到朝鲜族的定位问题和政策问题。面对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朝鲜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中国朝鲜族的状况，始终认定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认为“除参加华北抗联的朝鲜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2月，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发表了《延边朝鲜民族问题》的演说，充分肯定了朝鲜族在开拓东北地区和抗日斗争方面的贡献，指出朝鲜族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毫不逊色。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延边地区的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朝鲜族的公民资格，无条件地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使他们真正当家做主。

(二)承认朝鲜族的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承认少数民族自治权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从建党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民族自决权，所主张的民族自治更多地是与建立联邦相联系的自治。如1931年11月，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华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满洲省委在1931年《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也规定：“应当提出完全的民族自决，直到承认韩国人分离出去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做主要的中心口号”。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思想逐渐发展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欲征服中

国，则必先征服满蒙”的基本方针下，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积极策划所谓的“满蒙独立”、“韩人自治”、“间岛独立”、“蒙古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极力挑拨我国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一方面申明党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政策;另一方面强调，只有推翻日伪殖民统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而且必须实行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自治。对朝鲜族自治，中共东满特委在1931年9月30日发出的《中共东满特委报告东字第二十六号》中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到中国农民、士兵、工人群众中，扩大真正弱小民族自决的宣传，反对日本领导下的所谓韩族自治运动，反对统治阶级挑拨民族感情，反对一切走狗团体的欺骗与敲诈”，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决”。1935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在《致东满特委的信》中指出：“我们党主张在东三省的韩国人，东三省某些区域内的满人，有权成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区，加入将来的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们所以主张间岛成立脱离日满统治的民族自治区，归入将来的东三省人民革命政府管理，而不归朝鲜，因为间岛是中国的领土。”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发表宣言提出：“帮助韩人脱离日满匪人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自治区，使韩民族确实得到解放和自由”。1936年3月。中共吉东地委在一封指示信中提出，“对于东满间岛，吾党中央主张，中韩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日满统治，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恢复朝鲜人工作决议》也决定：“如果中国东北地方的反日运动取得胜利，要建立中国东北地方三千万人民的政府，并为中国东北地方的朝鲜人的自由解放，建立自治区，以增进中国东北地方人民的福利。”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自治权的承认，由原来的民族自决逐步发展到把民族自治与统一国家联系起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东北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条件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自治区域行政区划的具体标准。1948年9月，《东北解放区县区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民族自治区，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超过该村、该区、该县人口半数以上者，得成立民族自治村，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县。”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从根本上保障了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给朝鲜族和各族人民指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自治与民族平等的正确道路。

(三)解决朝鲜族的土地问题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讲，也是各民族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即“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农村土地关系问题，如果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民族问题解决就有了基本的依据”。对朝鲜族农民的土地问题，自1927年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以来屡次明确主张朝鲜族应享有土地所有权。如1927年10月满洲临时省委提出：“由山东、直隶、朝鲜来的难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1928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指出：“凡朝鲜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样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又指出：“没收官有地及一切地主的土地，不分民族的分给农民”。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延边地委具体分析朝鲜族农民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给他们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认为“正确地解决延边公地问题，将是正确地解决延边朝鲜农民问题的基本环节”。关于日伪时期自耕农创定地问题，规定“不能承认其合法的所有权”，“从政治上讲，应肯定说明这是公地”，但是“绝对不能当做一般的公地处理”。因为自耕农创定户“虽然与敌伪有某些土地上及经济上的牵连”，但他们“基本上是农民，是敌伪的剥削”对象，他们“过去是劳苦农民，现在也是劳苦农民”，因而“在土地上不应使自作农主要是中农，遭受损害”。在具体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认为“只要解决了阶级矛盾，就解决了民族矛盾”，不仅坚持以人口为标准，不分民族、性别年龄，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原则，而且根据朝鲜族农民的生产习惯和生活习俗，多分水田给朝鲜族农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发给朝鲜族农民以房子和必要的生产工具以及土地执照，用法律形式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朝鲜族农民第一次无条件地享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所有权，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经济地位。

(四)积极争取和团结朝鲜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联合，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团结东北各族人民，组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就注意了朝鲜族问题，关心和同情朝鲜族的疾苦和处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地主对朝鲜族的压迫剥削、歧视残害的政策和暴行，号召满洲的中国工农与朝鲜族工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作革命斗争，共同进行土地革命运动。例如，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发布《告满洲朝鲜农民书》，指出：“现在我们满州共产党省党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导之下，负领导满洲的中国工农兵与联合中韩俄日的工农，在红旗之下，共同作革命斗争的责任，这革命斗争的责任，就是土地革命运动”;“亲爱的朝鲜农友们!我们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奋斗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奋斗的步骤行动，也应当是一样的”。又如，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文件中指出：“朝鲜农民是我们反日的友军，是我们满洲革命农民的一部分……我们当联合这部分可亲爱的革命群众，在红旗下面，共同作反日运动，作土地革命运动，做谋夺政权的斗争”。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在满洲的韩国农民不但为反日斗争的主要革命要素，是现阶段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因此省委决定：要集中革命力量必须争取韩国农民”。

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制造民族隔阂和民族分裂的言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万宝山事件”，挑拨朝汉民族关系时，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明白的认识清楚，这次万宝山事变的负责者不是朝鲜农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投降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并且依赖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与一切它的旧军阀。我们认为朝鲜的工农民众，同样的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同样的受到中国军阀官僚的剥削。中国的工农群众不但不应该对朝鲜的工农群众有任何民族上的仇视，而且应该一致的联合起来，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旗帜下，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朝鲜与中国的工农群众，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和联合政策指引下，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朝鲜族人民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觉地把本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同汉、满等兄弟民族一道，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五)建立朝鲜族人民的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对建立朝鲜族人民的革命武装，中共满洲省委在1930年的《关于在满高丽人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应当强调在满高丽劳苦群众的军事上役割的重要性，同时并要求在每个乡村组织农民自卫团及赤卫团，且努力编成正式红军”。“九·一八”事变以后，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斗争被提到日程上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斗争的前线，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中共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要求“在满洲国中进行中韩民族的共同反日反满的战争”。1936年初，曾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到吉东地区活动过的杨松(汉族)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关于东北人民的反日统一战线》一文，再三强调“中韩统一战线”，指出：“我们应当站在中韩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将目前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其它中国人的和韩国人的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中韩反日联合军”。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又谈到建立民族武装，指出：“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涌现出许多朝鲜族抗日武装，著名的东北抗联领导者周保中曾指出：“1932年所建立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由革命的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所创建的。后来他们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第五军里也有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在长达十四年的漫长的东北抗日战争中，东北各地的朝鲜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一道，浴血奋战，数以万计的朝鲜族人为国捐躯，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时期，仅延边地区的朝鲜族烈士就有3026人，占延边地区烈士总数的96.8%。

(六)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具有革命觉悟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鉴于东北地区曾经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活动的主要舞台，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前朝鲜共产主义者为中共党员，并大胆地重用他们领导东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文件指出，朝鲜族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各族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中韩劳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有出路;同时要求在满前朝鲜共产党员“为一国一党的原则和解放在满韩国劳农群众，更应加入中国党，在中国党第六次大会所指示的路线下奋斗”。不仅如此，中共满洲省委还要求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简称韩国委员会)，“选拔韩国人的干部，计划出版韩国文的刊物和宣传品”，并要求“派韩国同志到韩国农民群众中去工作”，“派能说中国话的韩国同志和群众到中国农民中去活动”。在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和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信任下，很多经过考验的朝鲜族工农积极分子和前朝鲜共产党人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地区基层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1931年3月止，全东北中国共产党党员有1190名，其中延边的延吉、和龙、珲春、安图、汪清五县党员有636名，占全东北党员总数的54.1%，而延边党员中的96.5%是朝鲜族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优秀的朝鲜族干部活跃在我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东北抗联各军中，仅师、军级以上朝鲜族干部就有20余名。关内地区的著名朝鲜族干部有杨林、武亭、周文彬、金山、李铁夫等。1945年2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旨在专门培养朝鲜族干部的朝鲜革命军政学校。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该校的200余名师生奔赴东北各地，投入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和土地改革，有的还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七)发展朝鲜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上的体现，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引者注)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因为朝鲜族“不仅是其语言文化，而且从经济上有机地同朝鲜联结”在一起，中共满洲省委特在“省委下成立少数民族部，专门计划讨论韩人工作问题”，而且考虑到朝鲜族语言文化等特点，特设翻译科，“把省委各种文件和省委的党报完全译成韩文印发出去”。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的教育也予以高度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在收回教育权的名义下，强行取缔和封闭朝鲜族私立学校时，中共延边特支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教育政策，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反对私立学校自行党化教育，实现培养民族独立精神的教育，实现工农需要的苏维埃教育”。1932年冬，东满根据地颁布《小学义务教育法》，要求游击根据地实行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延边各根据地开办了30余所学校，用本民族语言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提高少年儿童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东北解放后，1946年朝鲜族居住区就出现了《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和《辽宁日报》等朝鲜文报。1947年，延吉市创办了延边教育出版社，主要用朝鲜文出版书刊。各地的朝鲜族学校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4月，我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综合大学——延边大学宣告成立。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党对朝鲜族的一系列工作方针、原则在朝鲜族地区的实践，彻底改变了朝鲜族处于双重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不合理状况，使朝鲜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兄弟民族一道，投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责任编辑 马俊毅]

作者：朴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