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不朽的马克思有感

第一篇：观不朽的马克思有感

观看《不朽的马克思》

本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创立、形成、转变、成熟的构建过程为主要线索，沿着马克思的人生足迹，实地拍摄马克思工作、生活的实地，以及手稿文献等珍贵文物，真实反映马克思的人生轨迹，刻画马克思的性格、形象，讲述马克思的生活故事，体现马克思的伟大精神。上集以写作《共产党宣言》为核心内容。通过马克思的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大学时期等成长历程，构建马克思思想轨迹。他中学立下“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成为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不仅与终身的革命伴侣燕妮结出了爱情的果实，还结识了一生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从此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并肩战斗。下集讲述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刻画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革命领袖品质。31岁的马克思流亡到伦敦，长期居无定所，靠典当和赊账以及恩格斯的资助度日，他的四个孩子先后夭折。但马克思没有向苦难的生活低头，他依然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研读了大量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谋求解放的理论武器，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不断攀登。

马克思的女儿问父亲的特点是什么，马克思说“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展现了“目标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品质。1883年3月14日，为人类解放奋斗一生的马克思逝世。该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于它的科学性，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力量在于它的革命性，它指明了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制度、争取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第二篇：不朽的灵魂——读《名人传》有感

不朽的灵魂

——读《名人传》有感

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另一个是俄国的作家。 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领域，但他们都是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坚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与劫难而一味地沉沦，那么就定能冲破肉身的束缚，奔向人生的最高境界。

《名人传》叙述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贝多芬，他的音乐受到欢呼，他的困难却几乎无人问津，在生命的末日写出了不朽的《欢乐颂》。米开朗琪罗，每从事一项工程，都必然遭到一批小人的嫉妒和怨恨，他同贝多芬一样终身未婚，没有能享受到真正的爱情。他直到临终前几天还整天站着塑像，终于留下传世杰作。托尔斯泰，要面对整个贵族上流社会，以至被教会开除教籍。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下定了摆脱贵族生活的决心。

在这三位伟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贝多芬。他对音乐有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作品深邃而辉煌壮丽，充满了幻想。但灾难还是无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1802年，他意识到自己的听力障碍已经无法治愈，并且会很快恶化。那意味着他可能再也不能进行创作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但他却能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这也许是他后期能写出那么多不朽作品的原因吧。这种对生活对命运永不妥协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伟大不屈的灵魂让黑暗的世界有了光芒，让生活有了希望。

读了贝多芬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海伦·凯勒——一个同样有着坚强毅力的人。她的生活同样是很不幸的，儿时的一场大病，让她变成了一位又盲又聋又哑的小女孩。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命运的不公没有让她失去希望，她渴望了解一切，于是她加倍地努力，最终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名人传》的写作目的崇高，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使人们在痛苦、失望的现实中获得心灵上的支撑。《名人传》洋溢着一股旺盛的激情。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首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罗曼·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怦然心动。所以，我们要崇拜他们不朽的灵魂!

建兰中学 七(13)班

胡哲宇

指导老师：梁老师

第三篇：读《荷塘边的不朽身影》有感

自中学读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和《荷塘月色》后，就对朱自清的散文诗有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下面闲谈几句我对朱自清先生的认识吧： 朱自清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先前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子1925年期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学习，研究古典文学，直至去世。先生写过诗，也写过小说，研究过古典文学，但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写的大地还是散文多”。在鲁迅先生所说的“散文和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时代里，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

在第一辑中，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有道是“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时间的匆匆和有限是我们的生命所不能抗衡的。在《匆匆》一文中，“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美妙的排比，朴实的语言，向我们揭示着岁月的匆匆。“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他从生活中的细节中入手，让我们不禁扼腕叹息。

自己的生命必须也只能有自己来做主，生命只有一次，有的人死的轻于鸿毛，有的人却重于泰山。人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奋斗路上，除了你，没有谁可以为你铺平道路，所以我们必须珍惜时间，努力奋斗。时间不曾有“像游丝样的痕迹”，所以从现在起，好好把握时间吧!为了让时间无悔!! 就连《荷塘月色》的文章也被录入在内，“田田的叶子”像“舞女的裙”，“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则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些美妙的比喻脍炙人口，而荷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通感运用更是妙不可言。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作者将荷塘与月色分开写，却始终融为一体，紧密联系，蕴含着作者极含蓄的抒情。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之际，虽然内心不平静，但他依然不张扬，抒情委婉，最后还加了点滴思考：“酣睡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最后一笔，也令文章更增几分回味。

他的散文有几个特点：

(一)朴实平实。他的散文不尚绮丽繁复，而已简单，朴素为美。他尚真情，尚写实，感情质朴。慈母的背影，儿子的心酸(《背影》)，那种人类最自然，最平实，也是最伟大的感情在他朴实无华的笔下得到了最本色的表现。即使是对最打动人心的亲情，朱自清先生也不加渲染。因为，在他的眼里，最平实的，就是最感人的。

(二)，温和通达。朱自清先生为文心情气和，读起来有风烟俱静感，那是因为他文如其人。李广文先生评价他“是一个有至情的人”，“是一个最爱真理的人”，“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愚厚是从平淡出来。”即便是《哀韦杰三君》这种满怀备份的文章感情也比较内敛，这种温和通达可见先生的气度与襟怀.

(三)气韵流动。朱自清先生用超拔的想象和奇异的比喻将光影山水等点染。文章境界全出，纸上气韵流动，文中之景，令人流连，息心。

(四)漂亮缜密。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他的文字极尽华美新鲜之能事。看，船的窗格是柔腻的，乘小船的感觉清隽的，水波是黯黯的，碧阴阴的，林是疏疏的，月是淡淡的，夜是薄薄的…这些用词正可谓是无懈可击的精美。他很少用生僻词汇，而是用通实平易的白话，口语来叙事抒情。尤重北平方言，他的京味儿语言在文章中偶尔出现，不过多，这恰到好处的亲切自然。

读朱自清的散文，至情感人，优美动人，回味悠长。它可谓是汉语言文化的精华之作，应该广泛深远的继承与流传。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毛泽东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empirenews.page--]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

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第

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第

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毛泽东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empirenews.page--]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在评价涅槃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 [!--empirenews.page--] ”。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佛教居士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佛学史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居士。居士们既是佛教的信仰者，又处身时代思潮的急流中，因缘聚会，多关注于时代思潮与佛教思想的比较融通。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想形态，不能影响到居士们的生活和信仰。尤其是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佛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以下分别予以叙述。[!--empirenews.page--]首先，科学融通佛法的著名居士王小徐，非常关心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方面，王小徐认为，佛教的基本问题即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佛教的世界观可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半偈总结，这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及普烈汉诺夫所说“辩证法是在发生、发展、消灭上观察现象的方法”相符。另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是辩证法的祖宗，但他们的辩证法仍不彻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彻底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着眼于知识对象的变迁，而且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变迁。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应用来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人，揭示了一切从前的社会科学认为不变的政治原理、经济原理、法理等也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变化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不能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它的必然没落的理解”，这“对于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空论的代言人”是“一种苦恼、一种恐怖”。马克思不能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无产阶级和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还不惜以全世界的长期战祸为代价，来博取他的理想的辩证法的唯一例外——共产主义。在王小徐看来，只有佛教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依据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然而，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企图从研究对象中求出种种定律，这些定律都是抽象的，不能不违反辩证法。不但一般的哲学、科学如此，辩证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这就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不能避免其辩证法不彻底的缘故。彻底的辩证法决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决不能用意识思维，这就是佛教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决不是一个空名，是可以通过无数法门的实践而获得的。只有无分别智才能把握具体的实相。汤瑛《与某居士论其所撰六祖唯物辩证法》中说：“佛法赅世出世间法，唯物辩证法亦世间善法之一，其法有助于‘现象论’之思维，却未能尽‘本体论’之极致，不然八地以上境界，试辨取看?五取蕴空，既无能证之心，亦无所证之法，与么时，且道矛盾统一定律，量质转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正反合等，向甚处安排?”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法则，或发展法则的科学，„„辩证法的思维，乃在运动之流上——发生、存在、发展、消灭，——去把握事物，而非事物之静止状态中;乃在一切存在物，错综广泛的连系中观察现象，而非把现象作各各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固定的去观察。”汤瑛对此说：“观这一段，则恩氏对事物之见地，与佛氏生住异灭的见地并无不同。发生不是‘生’么?存在不是‘住’么?发展不是‘异’么?消灭不是‘灭’么?恩氏所谓‘从连系中观察现象’，‘非把现象当作各各孤立的’，‘非彼此不相关的’，‘非固定的’，与佛氏‘诸法因缘生’‘法不孤起’‘诸法相即’‘诸行无常’的见地，亦无不同。”“所异者，恩氏只盘旋于见分相分之间‘去把握事物’，佛氏则更否定见相二分，去进求自证分，证自证分，直契本体，然后由体起用，立德立言，广度群有，或乘愿再来，现哲学家身，现科学家身，显共产党身而为说法，佛氏以本分潜德济人，功成固不必显我也。然则佛氏恩氏，由于造诣有别，其成就自有本末、大小、隐显、真幻之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19)[!--empirenews.page--]第二，尤智表、苏渊雷等人以唯物辩证法和佛教辩证法互相发明。尤智表在《佛法中之辩证法》中说，哲学家中只懂得玄学和机械唯物论，而不懂得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便不能了解佛法。惟有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因为佛法中的般若，相当于科学中的相对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乃是解释宇宙人生活泼泼的动态的最好方法。懂得辩证法，才懂得一切主义学说，都不过是某一时代在某种环境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定法。尤智表说：“依照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物质并没有绝对的真常不变的实体。再依照现代哲学中最进步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一切思想学说，都不过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里有固定不变的学说?所以我说佛的教理并不和现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冲突。现代进步的科学和哲学正在替佛法做透彻的注解。真能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读起《金刚经》来，一定能深切的体味这无上甚深微妙法。”(20)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工具，都是佛法中所谓对治悉檀，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对象而订立的玄学理论。苏渊雷在《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21)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佛学做了系统的比较。他认为，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马恩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救世度人的弘愿，观变历物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精神上，二者可说有最大的一致。平等、自由、解放、幸福，一切都以大众利益为归趋，而以自我批评为手段，法法相望，事理无碍，所以二者相助相成，相容相摄，都是时代所必需的。他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方法，说明佛法与马恩哲学的相通性与一致点：就世界观而言，马恩哲学的世界观，有根本二义：一是辩证法，一是唯物论，合成辩证的唯物论。在方法论上，马恩哲学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去除了其神秘的外衣，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则采取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更尽一层。概言之，辩证法是在事物的“关联”、“过程”、“变化”及“矛盾发展”中发现其规律，所以能破除“孤立”、“片段”、“固定”及“单调循环”的弊病。这与佛法所阐明的“依他”、“缘起”、“四相”、“八不”旨义并无区别。事不孤立，法无单起，无明之与矛盾，生灭之与变化，无尽缘起之与矛盾发展，也是同样的意思。唯物论主张“客观世界可认识”，“主观反映有抉择”，“见之实践为真理”，这些与大乘佛法的不否认客观存在，而仅以主观执着为虚妄的见解，可谓是殊途同归。苏渊雷说：观念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其根源，思想是物质运动之最高的形态，故龟毛兔角，初非实有，镜花水月，终成虚幻。佛法主张一切法因缘生，唯识所现，故转依发展，非主客一致、能所相应不为功。俗有非有，真空不空，此正与现象与本质、感觉与理性辨证的发展，马恩哲学所谓从现象中求本质，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与佛法所标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从如幻证真相，深为契合。(22)就社会观而言，马克思主义以打破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为职志，所以主张“服务大众”、“劳动创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佛的“阶级平等观”，“众生一子想”，以及“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的严格的僧伽制度，在精神上没有不同。世俗之人每每非难佛家不事生产，这其实不过是末流之弊，真正的佛法，并不妨碍生产活动。如百丈禅师的不劳不食，慧能六祖的舂米，黄打铁的过炉边生活，均不妨碍其为第一流的思想家。苏渊雷提出，如何使僧徒参加生产，建立清规，不致贻人口实，实在是当务之急。[!--empirenews.page--]就人生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建设，以获取精神批判的武器，所谓“无革命的理论，即无革命的行动”;又主张从工作中检讨，向大众学习，严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奋斗，以冀建筑地上的乐园。这与佛家的悲智为学、摧邪显正、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亲近大众、不离众生、舍身说教、入狱度人的作风，堪相比美。在苏渊雷看来，共产主义者人格的高尚，愿力的宏大，显示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真是大乘的根器。第三，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佛法相结合，建立新佛学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曾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新佛法”。所谓新佛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是发扬农禅精神配合社会生产的佛法，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温光熹认为，佛法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法必然从旧佛法过渡到新佛法。而新佛法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温光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一)新佛法与唯物哲学。温光熹认为，佛法不但不是西洋式的唯心论，而且具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佛法“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并不是西洋唯心论所谈的心、意志、观念等等，而是总括了心与物的一个代名词。西洋的唯心论只是当得唯识论的第六意识(至多到第七识的见分)，而唯物论是前五识，佛法上的心是第八阿赖耶识，包藏一切有情世间器世间，乃前七识之根源;转识成智之后便是圆满妙心。而且佛法也承认“心本无生因境有”，实际上是既不偏于物，也不偏于心。

(二)新佛法与阶级斗争。新佛法也讲阶级，而且是站在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向少数的暴力斗争。但是佛法站在阶级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方便契机的说法。佛法的理想终归是消灭阶级而走向人类社会的统一。

(三)新佛法与社会。新佛法是实践的佛法，它不但合于现代新文化的思想体系，而且要深入群众、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向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底生活改善和改革去做”。佛法是依存于大众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佛法要摆在山门外、社会内，要以广大的、贫苦的人民大众为对象;而不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消遣品，甚至阻碍历史进化的辩证唯物的旧范畴的宗教东西。”(《做什么》)一代名将陈铭枢，也是一位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五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佛学底基本要义和研究它的方法与实践它的规律》、《我的禅观》、《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论佛家实践底两种绝对意义》等文章。陈铭枢自称“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陈铭枢《法喜集》，《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佛学之非唯心论，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实践佛学。其要义有三：

(一)佛学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说明人生从“感性”而“理性”而进而达到“觉性”的实践的理论。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有心与无心底统

一、有我与无我底统

一、心与我底统

一、相对与绝对底统

一、烦恼与菩提底统

一、由无本体和对立统一说到同一。

第五篇：发人深省的不朽篇章——读《培根随笔》有感

发人深省的不朽篇章

——读《培根随笔》有感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弗兰西斯·培根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至少，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听说过他那句遐迩闻名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位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思想家出生于1561年，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他生于豪门，聪颖早慧，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年仅15岁。三年后，父亲病故，由于他是继室所生的小儿子，没有分到什么遗产，只得独立谋生，一时债务压身，饱尝世态炎凉。后来，他通过自修获得律师资格并步入政界，几经沉浮后，成为国家重臣，最后又因一桩至今仍众说纷纭的受贿案被国会弹劾去职。

培根的散文随笔共有五十八篇，这些短小精练的文章，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处世之道等。在整本书中，我最为欣赏的文章是《谈美》。培根在文中这样写道：“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就人而言，五官虽不秀丽但体态娴雅，面貌虽不姣美但举止端庄，这种人身上的德行才是最好的。”培根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有绝美的面容，却没有足够的智慧与之相匹配，那只会为他招来灾祸。所以说，外在美并不如内在美显得更重要，我们的相貌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既定了的，可内在的品德美却是可以后天再来培养的。而且，相貌平平但举止端庄的人，也不需要把那么多的精力和智慧都放在如何处世应对

上，所以我认为这便更易成功。

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新思潮，如人本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对科技和进步的肯定乃至崇尚等等，正是随后的“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恐怕就是我们读他的随笔并不觉得生疏隔膜的缘故。就拿《谈美》一文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与我们的学习生活联系起来。我们，作为学生，若要美在心中，美在品行，能做的其实有很多。不要以为老师、家长们的要求太苛刻、太繁冗，而想去“叛逆”;不要认为助人为乐是“大俗特俗”。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也许现在的我们会有些许的不情愿，但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无论干什么、穿什么，都散发着一种内在美的魅力，那么，这时你的付出便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合上书本，那一句句发人深省的不朽警言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又陷入了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