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看待人民方面的一种基本的态度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经过多年发展，其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论述，但是对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对人民观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以期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1：

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阶段

摘要：从20世纪初年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最初传入中国，到五四运动后形成传播热潮，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在传入和传播过程中，经济的观念、公有与私有观念、阶级观念等成为人们在研究妇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两个阶段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发生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从社会变革纵贯线的动态眼光审视，斗争武器的载体、仿效目标的视线的变化，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得以超越早期译介阶段的历史深层原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青年》

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界限，将马克思主义及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这一划分的经典阐述是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笔者认为，根据此前此后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可称为“早期译介阶段”和“广泛传播阶段”。两个阶段虽然构成历史演进中的同一过程，但在传播史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此，本文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五四运动前后两个传播阶段的特点作一分析，从中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潮演进的内在关系，以期对拓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传播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早期译介阶段

辛亥革命前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零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按自己的世界观加以理解和阐示。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妇女观的直接涉及，是1907年开始的。客观上，主要是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与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也有密切联系。主观上，则是中国的革命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全面认识的结果。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黑暗。于是，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进行了重新设计，产生了“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弊端”的思想，开始了“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生主义的探索。在学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第16至19期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该刊的《女子问题研究》，均长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论述，编者说：“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上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后，彰彰明矣。”在该刊的第13、14期《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作者也引录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且加了编者按语，说：“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度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决定婚姻关系和经济革命决定女子解放等论说的称许。

以后《天义报》、《复报》以及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新世纪》也零碎地发表了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讨论妇女问题时，留下了马恩著作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讨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及其解放问题时，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则人人得以自立”，“求自立以去强权，所以经济革命与有切要之关系也”；在讨论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时，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阶级制度造成的，所以，“居今日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上述材料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已经超出了女权主义范围。阶级的观念、私有与公有的观念、经济的观念已成为他们在研究妇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这足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早期译介阶段，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者，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

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和以张静江、李石曾为代表的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接触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无政府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却和欧美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主要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而以幸得秋水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原是日本早期社会党的成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这些没有像西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长期的敌对关系，所以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之后，仍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这就不难理解。

第二， 介绍的不成熟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介绍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种不成熟性，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1)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介绍的，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妇女解放的行动指南。囿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不可避免地带上浮光掠影的特征。他们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认真地吸收、消化、理解，然后再结合中国的特色加以发展。他们始终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妇女理论来分析、解释、观察中国妇女问题，进而探寻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和道路。

(2)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提出过不少新的主张和见解，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妇女观，则是从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加以介绍和曲解。甚至提出“倾覆政府”、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所谓“共产无政府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更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广泛而深刻地在中国传播。

第三，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参与介绍的也只是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宣传阵地也仅是在东京和巴黎创办的两三个刊物，国内人民群众甚至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了解“知其名者

己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介绍，影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及妇女学说的大传播运动。当然，这也是初期传播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之所以不成熟、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固然与介绍者的立场和世界观有很大关系，但主要还是“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0世纪初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微弱，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幼小，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加之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还很严重，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当时中国还缺乏其广泛传播所需要的成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以及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来使用。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其本质仍是小资产阶级妇女观。尽管如此，它们是中国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他们的宣传和译介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多少提供了方便。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它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妇女运动失败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猛烈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广大妇女挣脱封建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架起桥梁。因此，伴随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研究中国妇女问题，也因此成为颇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

与早期译介阶段相比，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有着明显的差别，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宣传阵地十分广泛。

早期译介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和巴黎创办的《天义报》和《新世纪》等极个别刊物，在国内影响非常有限。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这样的状况有了改变。《新青年》、北京的《每日评论》、上海的《晨报》副刊“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少年世界》以及《妇女评论》、《妇女声》等几乎所有进步刊物，都是以大量篇幅刊登介绍苏俄妇女状况的文章，如《劳农政府统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俄国的婚姻制度》、《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劳农俄罗斯之妇女》、《俄国婚姻律全文》、《俄国与女子》、《俄罗斯之女劳动家》等，这些介绍对当时中国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有关妇女解放理论也被翻译过来。1919年7月，《少年世界》登载了赵叔愚翻译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新青年》9卷2号登载了李达译的《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倍倍尔的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部分章节由李汉俊、李达翻译，刊登在《新青年》和《妇女评论》上。宣传阵地的日渐增多，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

第二，理论更加成熟。

早期译介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宣传不仅篇幅少、论述零散，而且还常夹杂着一些错误的观点，他们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来使用。十月革命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向警予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杂志在大量介绍俄国妇女状况及妇女解放理论的同时，还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

十月革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作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初显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的轮廓。其要义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1)妇女受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而为变动”；旧中国妇女卑贱的社会地位，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特别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动摇，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既必将陷入“崩颓粉碎的运命”，其结果，“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妇女解放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任何人和任何旧思想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

(2)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的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并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到那时，“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而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而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很明显，李大钊已明确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为中国妇女解放指出明晰的发展方向。

(3)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通过社会革命途径打破专断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张。其后，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妇女参政问题与劳工问题一样，“都是由经济不平等而来”，都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向警予更为明确指出，中国妇女不能“如若死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参加社会革命，以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这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4)妇女解放的根本力量就是广大劳动妇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阶级分析法，对我国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正确提出了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主张，从而正确解决了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问题。李大钊认为，若“多数劳工妇女在

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因此，“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在这里，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劳动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基础。这一结论指导妇女运动实践，必然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个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初显出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关于妇女解放的真知灼见。

第三，社会影响更加深远。

早期译介阶段，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有限的范围，在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微。但是，十月革命尤其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渐次为越来越多的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成为当时妇女解放思潮的主流，并最终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集中体现。

(1)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妇女解放思潮流派中分化出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来说，它曾是“五四”前妇女解放思潮的主流，但到“五四”之后，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开始分化了，一部分人在继续前进，从而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主张女子经济独立中，有人进一步认识到：“女子经济独立须要经济制度有过根本大改革”；在主张女子教育中，有人认为：“救济妇女失学的方法，只有(一)打破私有制度；(二)改造社会”；在主张恋爱自由中，有人得出：“所有现代性的罪恶，都可说是社会的罪恶”；在主张改革现有家庭制中，有人认为：“所以女子主义者的主张都不能采用的，唯有用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在主张男女社交公开中，有人提出：“既然是社会制度逼青年男女错了社交正路，那么，我们要纠正，须该对社会制度放箭。”……凡此种种，均表明了，“五四”后期，一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开始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来探究妇女解放，这种态势势必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潮的阵地。

一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向警予是一位从急进民主主义，经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从向警予关于妇女问题的最早一篇著作《妇女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看，她正是主张在改造社会中使妇女得解放。她在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小家庭派、参政派决不是解放妇女问题的方向。她说，一时说不定用一种什么主义与制度最为美善适宜，“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因此建议组织研究与宣传妇女解放的机构，探讨组织儿童公育、工读互助团、妇女合作、新村以及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等等。可是，向警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革命书报，接触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后，很快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她回国后，撰写了大量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联系中国实际的有关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章。向警予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正确道路。除她之外，如瞿秋白同志在“五四”时宣传托尔斯太泛劳动主义，恽代英同志主张过儿童公育，并受过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后来他们都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

伴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日渐扩大，无政府主义在妇女运动中的影响逐渐消退，如有人指出：“苏维埃俄罗斯劳动者掌握政权，妇女们也得了解放。”象《新妇女》杂志在开始曾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在1921年最后1期(即第5卷第1号)刊登了郭妙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妇女问题》一文，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并且认定：“要达到正洁光明的大道，……马克思是一个为吾们引道的人。”《妇女声》更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指出：“建设一个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是女子的真正人生路的日子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思想界获得了应有的位置。

(2)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广泛传播，不仅帮助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要权学说作为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较快地把妇女解放事业纳入党的议程。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里，明确了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的关系。不难看出，党的“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已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划清了界限，为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无产阶级妇运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妇女理论与妇女运动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以上特点表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与早期译介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也是一个质的区别。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为起点的。

三、广泛传播阶段超越早期译介阶段的历史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广泛传播的热潮?学术界通常分析主要是强调十月革命影响的外部条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的内部基础和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主观因素等方面。但这些原因分析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历史横切面的静态剖析上，未能进入社会变革纵贯线的动态把握，不利于从历史的深层次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广泛传播的原因。我们认为，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传播中国两个阶段的不同，必须从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潮演进关系的规律上去发掘原因。从社会变革纵贯线的动态眼光审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广泛传播得以超越早期译介阶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制度变革的社会需求到思想变革的社会需求，斗争武器的载体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寻求救国武器成为先进人士的共同追求。漫长的过程中，斗争武器先是瞄准“船坚炮利”的军事器具，然后转向“商战固本”的经济富国手段，接着又选择“政体西效”的制度变革途径。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到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政治制

度变革的社会需求终于在形式上得到满足。但是，中华民国初年共和制度的实践并没有使国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判断促使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寻找新的斗争武器，思想变革取代政治制度变革更新了社会需求。20世纪初期，新旧势力的较量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人们兴奋的枢纽集中在以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上。虽然这样的新旧斗争交织着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但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实践浪漫主义潮事实淹没了思想文化上新旧斗争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女权学说理所当然成为思想界的主旋律，零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介绍当然不会引起重视。但是，一旦人们的兴奋枢纽由于政治变革的失败而消散时，社会新旧势力较量的转向就冒生出新的兴奋激素，原先被推在政治制度变革后面的思想文化上的新旧矛盾和势力冲突日益凸现出来。于是，中国社会变革从制度价值认同向思想价值认同转换。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广泛传播的热潮，超越早期译介阶段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从“以英美为师”的迷惘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憧憬，仿效目标的视线发生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追求。从戊戌变法的“以日本为师”到辛亥革命以美国为蓝本，而后《新青年》派鼓吹法兰西革命模式，“师夷”目标渐次明晰。每一次新的目标选择都是对前一选择的否定。事实上，在中国先进人士决心“以英美为师”时，他们多多少少已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孙中山“思患预防”的补救设计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虽然思想上的疑虑并没有削弱他们“以英美为师”历史实践的决心，但实践上的结果却加深了他们的困惑。就妇女解放而言，一些资产阶级在反思英美民主制度过程中，也洞察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弊端，“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 女子参政权均操于少数贵妇人之手，而广大劳动妇女除受政府和男子的压迫外，还要受制于那些获得参政权的少数妇女，增加了一层新的压迫。他们在期待一种新的革命模式的同时，也期待着一种新的妇女解放模式能使妇女获得真正解放。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对新的革命模式的期待。陈独秀的认识很有代表性，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在这种怀疑中，人们在民主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上批评资产阶级代议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要求改造资产阶级代议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都是自然的。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使中国人坚信：法国革命已经过时，俄国革命代表20世纪新的潮流。“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在这样的仿效目标比较筛选中确立起来的信念。可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苏俄妇女的解放一下子吸引中国先进人士的关注，是以历史上仿效目标的演变更替的逻辑进程为铺垫的。

[编辑：颜关明]

作者：陈文联　刘　伟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摘 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看待人民方面的一种基本的态度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经过多年发展，其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论述，但是对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对人民观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以期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社会主义建设;人民主体

作者简介：李超超（198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硕士，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基于唯物史观发展而来的一种理论[1]。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出现以前，在历史上虽然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关于人民的思想，但是都是将人民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没有从人民的本身出发，直到马克思的出现才对人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在马克思人民观中，马克思驳斥了以往的以统治阶级为出发点的各种观念，提出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体是人民，而非以往观念之中的英雄或者少数人。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人民以及相关的民生建设。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的党是人民的工具等等。从这能够看出，我国的每一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当前，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习近平再次对明确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因此，我们必须在新时代中，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一、马克思人民观的观点概述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还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一）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人民

人民是社会的主体这一观点是颠覆以往英雄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在马克思人民观中，马克思将人民本身作为出发点，指出了世界的发展就是人民的发展，是人民劳动史的发展，而人是社会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是具体的人[2]。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是每一个劳动者以相关的实践活动组成了历史和属于人类的社会。而恩格斯也指出是劳动者创造了一切，是劳动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由此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人民在社会发展的中作用进行了明确和肯定，强调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动力。

（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人民

首先，马克思以人民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来思考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他认为人民是直接参与了社会实践活动，人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其次，马克思认为，人民是价值的评价主体[3]。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价值的创造是以人民为主导的，因此，人民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形成了价值评价。因此，人民以此为基础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发展，这就推动人民必须要不断地进步和创新来创造出更加丰富的价值。最后，人民是价值的享用主体。自阶级社会出现以来，虽然人民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压榨和剥削，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自身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因此，马克思认为应该将人民从阶级压迫中解救出来，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和进步。

（三）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是人民

社会的发展是人民实践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的变化和发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评价，而评价标准也随之诞生。当前，谁才是评价标准在整个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评价标准有两种，一是生产力的标准，二是人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马克思认为人本身的实践活动是受到客观条件所限制的，但是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人民的主观实践活动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的发展会随着人民的各种的实践活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而不是能够完全依照自身的规律来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意义最终还是会体现在人民身上，所以只有人民才能夠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作为一种重要的观点，其本身有着自身独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世界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是对那些急需变革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被认为可以适应任何社会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其也具备科学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理论中，其始终坚持人民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体，始终坚持人民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人民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享用主体和价值主体。在这一点上，我国共产党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在以人民为主体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时间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考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科学性。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我国的发展和崛起，并在不断总结我国成功崛起的经验，以人民为基础来解决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

（二）先进性特征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处于一定的高度来看待所有关于人民的问题。首先，马克思最先提出了颠覆以往的思想，确定了人民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体[4]。在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广大人民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管制的状态，统治阶级认为人民是无知的、是非理性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民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历史，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次，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具备先进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人阶级和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第二，工人阶级没有占有上产资料;第三，工人阶级是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自身生活发展需求的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具备先进性特征的。

（三）实践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和实践。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一种类存在物，并且强调生产活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的人是类存在物事实上是一种实践行的存在，人具备有实践性。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由于人是现实中的人，并且需要通过改变世界才能够创造属于人的世界，而那些将所有的东西进行神秘化、神话化的理论，都能够能实际中找到相对应的依据和原型，并且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推动者是进行实践活动的群体，即人民，是人民的实践活动在不断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如果没有人民，历史将会不复存在。

（四）阶级性特征

任何政党中的属性都会存在阶级性，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其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和需求。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将自身建立成为和旧政党不同的政党，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从这就可以看出，阶级性是人民观的基石，如果阶级还存在，那人民就必须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期以来，人民创造了所有的财富和价值，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存在，使得人民的劳动和成果发生了分离，统治阶级占据了所有的生产资料，人民却一无所有。马克思认为全球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争夺生产资料，成为社会财富的真正享用者。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价值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从人民的主体地位出发，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重点，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价值，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稳步发展

当前，我国所走之路是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适应新的国际变化。首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控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市场经济条件一是要充分的遵循市场变化的规律，二是也要发挥好政府在市场中的引导功能，使市场有目的、有方向的发展。其次，要以科学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我国要以科学发展，创新驱动等等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发展自己的自主创新。最后要促进农村发展和建设。我们知道，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加强农村建设，一是要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二是要充分结合工业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三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改革政治体制，健全人民民主

首先，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具体来说应该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合理增加一线人员所占的比例，这是因为在一线的农民以及工人等等最能够直接的反映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5]。二是要提升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监督力度。其次，加强民主制度改革，保障人民能够依法行使合理的民主权力，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将相关的民主政策落到实处，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还能够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威望。最后，加强法律建设，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是要体现出法制和民主的和谐统一，法律的意志要落在人民的意志之上，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二是要由人治向法制进行转换，消除官就是法、权力错位等现象的出现，摆脱人治的限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样才能够做到依法治国。

（三）加强人民觉悟意识

人民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因此只有人民自身的素质得到了提升，社会发展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社会发展才会加快。首先，要开展全民阅读，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人民的思想水平和知識，促进人民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只有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人民群众的创新力、创造力才能够越来越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快的发展。其次，要鼓励人民参加实践活动，提升人民实践能力。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做主的国家，只有人民都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性，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加强人民实践，不断提升人民的建设能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加快实现我国的中国梦。
四、结语

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中，而我们对社会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中，因此我们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认知和劣迹必然会存在不足和缺陷，还需要不断的深化研究，并且当前还需要对习近平同志的新思想不断进行深化、拓展以及延伸，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是十分重要的。以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让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创造出一个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未来。

[ 参 考 文 献 ]

[1]李庆云.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及其当代价值[D].山东师范大学，2015.

[2]王育松，王令金.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与发展[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7（01）：42-45.

[3]包月强，赵王青.论习近平人民观及其时代意义[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20（04）：11-15.

[4]邹安乐.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人民观[J].前线，2018（10）：56-59.

[5]翚婷.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及在我党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D].浙江师范大学，2010.

作者：李超超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本质探究论文 篇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而诞生的，在生态文明维度上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基。本文从其理论依据入手，叙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历程。结合当今发展新形势，探究其在当代的意义，认为其理论意义是充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在生态维度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践意义是对当代中国生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世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思路和方案。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文明思想;当代意义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概念

近年来，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但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却给生态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和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反思，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非是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学简单的抽象反思，而是立足于中国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探究实践的人在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人与生态系统之间实践关系的价值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生态维度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精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一种扎根在具体实践的新的发展思路与价值审视，它历经党的领导人的理论发展传承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优秀文化，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正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向往其乐融融、诗情画意的生活。从孔子的“知者乐水，广音乐山”、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推崇将人的教化与自然相统一。这些生态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和思考，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关涉天人问题上具有独到性、创见性的思考。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自然维度下对人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態观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人构建了社会、人化自然及其关系，对社会以及自然的实践的本质理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社会、自然的实践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理解，揭示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实践，指明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与此相应的是，自然的发展不是纯粹的自然发展，而是人的实践、人化自然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就是人本身的发展，对于生态和自然的视域就是对于自然维度下的人的关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纯粹的自然，只有人的实践改造下的人化自然。弗罗洛夫说过：“马克思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观点，在今天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1]153

虽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解基于对人的自然本质的理解之上，人的存在首先是自然的。马克思反对将人的本质独断地视为纯粹的自然属性这一观点，也反对仅用自然规律视角来解释人和人的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他并不否认人和人的社会本身的自然属性，并认为不能忽视作为自然的、生物的存在的人，在实践环节链接上，两者被整合起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2]187因此，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个维度上，人就被人的实践本质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自然同时也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人对生态的改造，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个环节必须适度，不能逾越自然承受的边界，破坏人与生态自然的边界不仅意味着对自然本身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更是在破坏人类社会生存的根基，这一行为终将面临来自环境的报复。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一种自然维度下关于实践的人与自然互动发展的现实性、终极性的价值思考，以生态哲学的方法理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深度，在我国不同的建设时期，尽管具体内容和表述各有差异，但其中的思想精神内核是不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创新实践与不断发展，在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

毛泽东说：“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他还曾提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建设目标，并倡导“敢叫日月换新天”精神。但这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精神只注重人的经济社会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生产实践过程中被自然条件的制约，过于强调社会的经济利益和人的发展需求，强调人的经济发展才是所有价值的源泉和标准，并未能真正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而仅仅将其视为人的生产实践的物质来源和开展空间。

毛泽东后期提出中国应该确立一种协调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求人口发展规模与环境容量相适应。他更进一步指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3]846同时，毛泽东还认识到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规模受制于自然环境容量。毛泽东认识到工业化发展应当与环境协调，工业化的发展要以环保事业发展为前提。在坚持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又强调垦荒种地时注重保持水土，与此同时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兼顾人与自然相适应，并且提出“兼顾工农业发展”的发展思路，试图通过生产的适度节制来避免对于环境的破坏。

（二）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

邓小平开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全面走向工业时代的阶段。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让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生态问题。邓小平认识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的客观事实，指出在发展生产时，维护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努力做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符合资本的逻辑和共赢。同时他提出，要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发展，做到經济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向共赢;要把握好科技这一关键要素。他承认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协调经济发展的环境需要，与此同时采取侧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三）江泽民的生态文明思想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生态思想发展的产物。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观”也是在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与扬弃的过程中确立的。

“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基点，其基本理论内涵是：它联结了人类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的时间维度;整合了人类特定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空间跨度;以及在文化层次上的理性与价值的统一。“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这一极端思想，而是兼顾人与自然的合理关切。“可持续发展观”奠定了科学发展的基础。首先是生态的可持续，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经济的发展不能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其次是经济的可持续，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的角度理解和发展“生产”。这种“生产”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生态生产，也就是强调生态保护对于生产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鼓励人类与生态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对其加以控制和利用。最后是社会的可持续，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维持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和协同作用。

（四）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

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可持续发展观”。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时期就已发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然而，随着国际绿色运动的主流思潮——“生态中心主义”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更多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现实可行性的质疑。中国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生态思想作为对质疑的回应，这表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不走“生态中心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兼顾多个领域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基本立场，这也符合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观”的整体性思路，是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

（五）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确立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思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中。这就要求在这“四大领域”的建设中分别孕育出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的建设。原先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已经显得不完整，于是“生态小康”的价值观应运而生，用“生态小康”的意蕴补正“建成小康社会”，将生态建设融入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与环节。从人和自然的维度促进双方的和谐共处，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机制，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持续繁荣。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当代的意义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意义

首先，充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中国的生态政策是在我国“人口众多、发展不均衡”社会现实基本国情基础上制定，在如前所述的马克思主义对事件本质的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生态实践具体结合，这就是我国当代生态文明观的思想渊源和实践来源。对人、社会以及自然三个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这一生态文明观的思想基础，它要求注重生态建设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兼顾社会发展建设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的相契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与生态的同步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思想不仅是促进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义，更是对于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生态维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生态建设关乎当代社会实践的建设进程和民族生存发展。作为“五位一体”的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补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维度。在我国社会建设实践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发展诉求，而其中生态建设领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维度上的基本诉求。为此在构建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过程中不能忽视生态思想建设，应将其置于为与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等领域同等主体地位。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实践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促进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人不能肆意地向自然索取，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建设应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限度，更应该促进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统一协调，充分认识到生态建设本身就是人自身和人的社会的建设。推动生态建设进一步深化发展，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社会的发展境界和人的发展条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对当代我国生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更对世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这不仅对于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生态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更为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西方形成的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基本制度而沿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进路解决生态问题，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四、结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基础，同时具有深厚的实践土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生态维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解决当代国际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苏）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作者简介：刘园园（1992—），男，汉族，安徽马鞍山人，单位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冯小卫）

作者：刘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