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第一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用爱救赎，生命不能承受之“弃”

编前话——

“人类所经历的最坏的疾病，就是被遗弃。”当伟大的特蕾莎修女如是说的时候，我们或许还未对此有深刻的理解。然而，当一行行数字，一组组镜头撞击我们的眼眸时，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的心被揪紧了，我们如何还能漠视?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儿童被遗弃，被放置在厕所、泥地、路旁，他们的生命掌控在别人手里，他们无望地挣扎和哭泣，或许因为幼小和疾病，连哭泣的能力都没有……

故事一：东莞弃婴案，人生的雾霾

2013年8月19日晚9点40分，21岁的贵州女孩于鲜在东莞市长安医院产下一名男婴。

1小时40分钟前，未婚夫温湖陪着于鲜刚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于鲜，一般怀胎10月也就是40周左右才会生产，于鲜怀孕才31周多一点，算是早产，如有意外，要做好心理准备。未婚夫温湖一直陪在于鲜身边，安慰说：“再过几个月咱俩满22岁，就可以去领结婚证了。”

阵痛之后，于鲜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她松了一口气。

但婴儿只是哇地哭了一声，便呼吸急促、脸色青紫。医生把温湖叫到一边告诉他，孩子患了一种叫肺透明膜的病，婴儿出生后因为肺部功能不全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

温湖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活娃娃啊!”但温湖知道，不用说十几万，就是一万块钱他都拿不出来。前些日子父亲回老家盖房子，把全家在东莞打工的钱都用了。从娃娃出生到凌晨两点，温湖想过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给他能联系上的所有人打过电话，都没有借到钱。凌晨2点，温湖在凄风苦雨中来到大街的一家婴儿用品店，买了一套小衣服和一床小毛巾被，并带回来一个纸箱。然后，他颤抖着手在诊疗记录上签字，表示自愿放弃治疗，办理了出院手续。

2013年8月20日凌晨8点，东莞市长安街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在长安镇健逸天地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死婴。

在长安医院，温湖抱着盛着鸡汤的保温桶直奔妇产科病房。一见温湖进来，于鲜着急地问：“娃娃呢，快把他抱来我看看，娃娃一定饿了。”

温湖扭过头擦一把眼泪，对于鲜说：“鲜儿，先把鸡汤喝了吧。”他刚打开保温桶，手机响了。接完电话，他赶到健逸天地小区门口，找到办案的警察说：“我是温湖，孩子是我放在这里的。”就在十几分钟前，警察打开箱子，找到12元钱，还有落款“温湖”的一封信。

温湖1991年出生在广西贵港一户农家。6岁那年成了“留守儿童”，2007年春节后，初三只上了半年的温湖跟随父母来到东莞打工。在这里他认识了于鲜。2013年2月，于鲜怀孕，两人决定生下孩子把生米煮成熟饭，因为马上就到可以领证结婚的年龄了。

如今，温湖因涉嫌遗弃罪于2013年9月19日被逮捕，这一天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让温湖心安的是，这一天好心的警察告诉他，警察们已经凑了1000多块钱为孩子办了后事，孩子已经入土为安。

2013年12月19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温湖涉嫌遗弃罪一案公开开庭审理。不久之前，他在看守所刚刚度过了22岁生日。

庭审中，温湖数度低头拭泪，揉搓着红肿的双眼。本案主审法官、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陈灿钟问温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人捡到小孩，会是什么后果?你是否意识到已经触犯了法律?”

温湖说：“我没有想过，我之所以去那个小区，是觉得那里有钱人多，希望有好心人帮忙。我也没想过这是犯罪。如果知道小孩会死，我不会这么做，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后悔。”

在温湖表示认罪后，主审法官陈灿钟对温湖当庭进行训诫说：“你没有将婴儿遗弃在野外而是放在闹市，并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和仅有的少数现金，事发后你也没有逃跑、抗拒，也感到痛心和后悔，说明你心存善念。小孩生病的确是没有办法，但作为父亲，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也应该陪伴小孩到最后。做男人要有担当，以后再遇到困难，首先是努力尝试克服而不是放弃责任，要做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有担当的守法公民，明白吗?”

满脸泪水的温湖坐在被告席上，不停地点头。

2013年12月19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以遗弃罪判处温湖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二年执行。(丁一鹤 黄彩华)

故事二：孩子，妈妈牵着你的手出嫁

2008年5月4日，是南京女孩蓝菲玲18岁的生日，中午回家她便冲着妈妈喊道：“妈，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吃蛋糕!”但蓝菲玲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成年的这一天，她突然成了一个女孩的“妈妈”。

在买完蛋糕回家的路上，蓝菲玲突然听到小孩的哭声，断断续续。当她走到家门口才发现，孩子就在她脚下。蓝菲玲抱起婴儿，走进了家门。

蓝妈妈问：“哪来的小孩?”蓝菲玲回答：“捡来的，你看她多可怜，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家啦!”这句话把妈妈吓了一跳。此时的蓝菲玲还是学生，全家人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决定留下这可怜的婴儿，并准备办理领养手续。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小贝。“当时只有爸爸比较顽固，说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怎么能够领养一个小孩。”蓝菲玲说。不过，最终还是靠着爸爸的支持才把小贝的病治好，“女儿最早会说的话就是‘阿公’，然后才是‘妈妈’，现在爸爸看见小贝就高兴!”蓝菲玲自始至终一直感叹，是家人给了她最大的支持，因为自己达不到领养孩子的标准，相关的领养手续都是由蓝妈妈来办理，虽然在法律关系上小贝是蓝菲玲的妹妹，但她还是从一开始就以“妈妈”的身份来对待小贝。

从看见小贝的第一眼，蓝菲玲就觉得很奇怪：小贝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胳膊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全家人都把原因归结为孩子小、身体弱，直到收养小贝的第101天，蓝菲玲带着浑身长满痱子的小贝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小贝患有白血病，不过所幸只是早期，治愈的希望很大。

得知小贝的病情后，蓝菲玲回家开口找蓝爸爸要钱，说是要买房子。“你是想给那孩子治病吧。”蓝爸爸一眼看穿、也看懂了女儿的心思，便和蓝妈妈合计，把他们攒的将来准备给蓝菲玲结婚用的十多万嫁妆钱都拿了出来。

蓝菲玲说：“她就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很爱她。”“其实她明白妈妈没有结婚，在公开场合不能叫我‘妈妈’，不过她有时候会调皮地戏弄我一下。”蓝菲玲说起女儿带给她的乐趣就停不下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学同学一起，她一开始是叫我‘阿姨’，后来我抢她的果冻吃，她就转口大叫‘妈，你要干什么?’弄得我的同学当时一愣一愣的。她还总是嘲笑我说，妈妈怎么这么矮;她成天学我说：‘妈妈， 我下班了，快点来接我啊’……”蓝菲玲说，她每天凌晨4点半就要起床给小贝做早餐，早上七点半带着小贝上班，“因为幼儿园就在我工作的饭店旁边，所以一般都是我接送，幼儿园放学小贝去老师家呆着，我晚上9点下班的时候再接她一起回家。”

蓝菲玲说，她曾经很认真地问过小贝：“要是妈妈有一天不要你了，你会怎么办?”小贝瞪着眼睛望着她，同样也很认真地回答道：“妈妈怎么可能会不要我，妈妈是最爱我的人;如果妈妈不要小贝，那我还是要妈妈的。”

转述完这段母女的对话，蓝菲玲说她又想起了小贝第一次叫她“妈妈”的瞬间。说完她半遮着脸，痴痴地笑着，随后又说了一句：“真的，挺感动的。”

蓝菲玲和男友小张属于一见钟情型的，当小张得知小贝是她收养的之后，起初很惊讶，但随后也觉得挺好的，小张甚至笑说以后他们有了孩子，多个姐姐更好。

“妈妈，我可以给你做花童!”当小贝自己说出这话时，蓝菲玲简直是又惊又喜。虽然不让女儿当面叫自己“妈妈”，可蓝菲玲却在结婚当天向众人宣布小贝就是她和小张的女儿，“以后不想让别人再说她是捡来的，她就是我们俩的女儿。”(尤健)

生命的庇护——

在北京天通苑，邓志新创办的天使之家，7年间收养154名弃儿。

郑涵静，郑涵薇，是一对连体女婴。身材稍大的是姐姐涵静，体积稍小的是妹妹涵薇。她们是在2013年8月11日被发现遭遗弃的，这一天可能就是她们的出生日。连体 处位于腹部，由于是面对面连体，两名婴儿只能侧躺，无法趴卧或仰躺。每隔1个小时，要给孩子翻一次身。分离手术需要等到两个孩子成长到20 公斤。

西健宏，生于2013年3月17日，男，来自广西靖县。2013年10月22日来到天使之家，是天使之家救助的第142个孩子。2013年11月17日入住嫣然天使儿童医院，12月3日上午进行唇裂修补术，手术成功，目前还在等待脚部的手术。

党景美，生于2011年2月22日，来自山西长治。景美患有脑瘫，但语言能力较强，“景美”一听这光鲜亮丽的名字，就知道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健康的大麦色肌肤让见到她的人立刻喜欢上她。党景美每天都坚持做康复训练，从去年9月份开始结合水疗，现在可以摆脱助行器自己独自走7-8步，这一步步显得意义非凡。

张梓贝，女，2008年10月1日出生，来自延安。脑瘫和眼睛斜视。如今她已经六岁了。她腼腆、羞涩又不乏好奇;她坚强、固执又有点胆小; 她内向却是个话痨;她聪明有时又会偷懒。练习走路成了贝贝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在累了的时候也会耍小脾气。一旦和你熟悉，她就会不停地问：“今天吃什么呢?”“你在干吗?”等等，她也常常仰起脖子问你：“我的妈妈在哪里?”

党会，女，2007年9月5日出生，是天使之家第79个孩子。患脊膜膨出症，双侧肾积水，孩子很可能终身需要带尿袋。党会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不但会自己吃 饭，自己穿衣服，在孩子们中间，她很有大姐姐的风范，总是会照顾其他的弟弟妹妹，会及时纠正错误。之前她总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她，如今她即将远赴美国，拥抱新家。

国紫露，出生于2011年1月13日，来自河南洛宁，患有先天性发育不对称，目前体重4公斤。由于最早由民间孤儿院收养，遗留户口问题，启动收养程序较为繁复。除了面部瑕疵，露露在其他方面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甚至比正常的孩子还聪明，还健康。

党孟楠是天使之家第154个孩子，也是最新入住的一位，小楠楠刚满月不久，由于唇腭裂遭到遗弃。2014年4月24日凌晨5点，由福利院工作人员乘坐火车带到北京，寄养在天使之家，办完交接手续后，工作人员给他洗澡更衣。

天使之家是他们的庇护所，也是重新走向家庭的码头。大部分重病弃婴由国外家庭收养。邓志新说：弃婴多为重病重残儿，道德上的过度责问并无实际价值，但你的爱心则可以帮助天使之家抚育更多的弃婴。

弃婴岛，它在路的尽头等你——

近几年来，我们更多地接触了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词汇，弃婴岛。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岛”了。它只有2.5平方米，却也树木葱翠、绿草如茵，星星和彩虹不分昼夜地浮现在空中，尽管它们只是平面装饰而已。红顶白墙的小屋是真实存在的，里面还有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7摄氏度的保温箱。大多数时候，哭声会在深夜或清晨响起。弃婴岛不会出现在地图上，但它在路的尽头等着你。

婴儿安全岛是一座收容被遗弃婴儿的保护设施，2011年6月由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半年时间，岛内就发现弃婴26名。2014年初， 广东省首个“婴儿安全岛”在深圳诞生。截至2月18日，中国已有28个省区市“试水”建立“弃婴安全岛”，用以及时发现和救助弃婴，保障弃婴最基本的生命权。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黄万军院长说，以前，大部分弃婴都是被扔到福利院的门口，如果是晚上不能够及时被发现，很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设立婴儿安全岛后，避免了弃婴在被遗弃后再次受到寒冷、雨、雪、雷电或小动物咬啮等二次伤害。这些更人性化的信息无论如何都给人们的心带来了一丝暖意。

然而，春节刚过，一则新闻触痛了大众的神经：在万家团圆的春节期间，广州市设立的首个“弃婴安全岛”，10天内接收到33名弃婴。而随后，弃婴岛在15天内接收的弃婴数量增至79名。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抚育部主任冀刚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设立的“弃婴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唐荣生谈到，每每听到、见到婴儿被遗弃，他和同事都感到心痛，希望将要设置的“婴儿安全岛”能成为无辜孩子的避风塘。婴儿的生命是脆弱的，被遗弃后15到30分钟内是解救这些婴儿的“黄金时间”。所以，首座安全岛选址进行了周密的规划，离深圳市福利院仅200米，离医院不到20米，离派出所不超过500米，保证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值班，30分钟至1小时内有巡警进行巡查，对弃婴及时解救。

弃婴岛不是“纵容”，是对生命负责

设置弃婴岛是否变相纵容了弃婴行为，弃婴岛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之痛，如何真正有效地减少弃婴行为……这都是整个社会应该直面的问题。

有人认为，设立婴儿安全岛是对遗弃者的一种“纵容”。对此，专家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他们也希望没有孩子被父母抛弃，但是这样的现实难以完全杜绝。对于无法杜绝的违法行为，采取间接的、社会性的“后弥补”举措，属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设置“婴儿安全岛”，就是“以人为本”的选择，是“给生命以最大尊严”。所以，婴儿安全岛不是“纵容”，而是善举。生命至上才是最高级别的伦理，婴儿安全岛就是对每一个弃婴的生命负责。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

此外，要通过建立儿童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家庭扶持政策、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等途径，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同时，要加强孕前、孕期指导和检查，提高生育技术水平，通过源头治理，降低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目前，民政部正在探索建立儿童家庭支持福利制度，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保障，建立新生儿营养补贴、贫困家庭子女津贴、残疾儿童医疗康复和家庭护理补贴、收养残疾儿童津贴等儿童福利制度。通过发放补贴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加大政府对困境儿童和家庭的支持扶助力度，预防家庭因无力治疗、照顾病残儿童或因贫困将孩子遗弃。

关爱生命，在艰难中前行——

对一般家庭来说，病重儿童的负担是异常沉重的，客观上导致不少家庭被迫放弃孩子。目前，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共有弃婴800多名。仅2013年，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接收了约200名孩子。这些被遗弃的孩子，85%以上都患有残疾。最近3年，东莞市用于残疾儿童康复的投入都超过1亿元。

2014年3月3日上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表示，福利院床位已经饱和。本来有1000个床位，安全岛没开放时就住了2000多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等;而对婴儿生命负有保护责任的不只有他的监护人，还包括整个社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婴儿的生命脱离了其监护人的保护时，社会都该承担起责任，将生命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如果惧怕“纵容”而不提供收容场所，任由弃婴在恶劣环境下自生自灭，那么弃婴无异于被二度抛弃——不仅被父母抛弃，也被这个社会抛弃。

一个人，一旦感觉到被遗弃，就很难有痊愈的那一天了。所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能让自己身边的人产生被遗弃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一种不治之伤。婴儿安全岛，只是雾霾中的一缕微风，法律必要的追责也许是对社会和死亡弃婴的一种安慰。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拷问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二篇：感悟“９·１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一)引子：新世纪变奏——“狂欢”与“恐怖”……

新千年伊始，人类期盼已久的新世纪狂想曲即已发生变奏：“狂欢”意未尽，“恐怖”复即起……其实，生活中常常如此，原本平常自如的事，一经渲染，便举轻若重，难以承载，如喧闹了好久、又连续两度进行的“迎新世纪”庆典本就是人类自造的全球狂欢而已，却似乎真成了历史的分水岭。时间的流驶本是从容不迫、悄然无声的：“世纪”原是人类历史纪元的符号，新世纪的到来如同任何一天的新旧交替一样，本应该在子夜的静悄悄中度过：“逝者如斯夫”!但是概念一经流通，就反过来会对人有所制导，有所规范，于是“世纪之交”就有了“微言大义”，或使人自我激奋，“新纪元”充满了诱人的希望与寄托;或令人自寻烦恼，“世纪末”充满了暧昧的惆怅和危机(当然更有人造的麻烦)……也许这就是人生——因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卡西尔)，人创造了符号，又情不自禁地受制于符号，“语词霸权”常常使人手足无措。所以，“符号的动物”实际上成了“织网的动物”：通过永不止息的劳作，人类织就了“意义之网”，却同时又被束于此“网”中——如电脑的“千年虫”问题，曾给迎接新世纪的狂欢罩上浓浓的阴影，幸好，有惊无险，炒作甚烈的Y2K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演变为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而更多的像是—场典型的“作茧自缚”的虚惊。但这只是一种“杞人忧天”式的自恼?还是一种人类受制于科技的不祥预兆?

果然，正当人类终于庆幸顺利或者说平安地跨入了新世纪之际，却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天动地的“9·11”大灾祸：弹指间，号称“世界之窗”的纽约曼哈顿双子星塔楼轰然倒地、化为废墟。更可怕的是，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新闻传媒把这一幕数千无辜生灵涂炭、“双子星楼”灰飞烟灭的惨剧直接呈现在全人类面前!——与其说这是现代人的“眼福”，不如说这是现代人的悲哀和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享受”：无怪乎美国的有关当局要下令禁止电视媒体反复重播这一镜头。这是为了安息罹难者冤死的灵魂?还是为了慰藉现代人脆弱的神经?我想，大概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以后者为重。但不管怎么说，刚刚在两度迎接新世纪狂欢中尽情宣泄了自己的“游戏情结”的人类的骄傲和自信心，在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人类对新千年的和平祈祷犹在耳畔，“战争”这一20世纪人类最为惨痛的关于死亡的“集体记忆”的阴影又—次升腾在人类头上……所以，难怪在全球异口同声谴责恐怖主义罪孽时，许多国家又同时爆发了各种反战示威。

“新世纪”的钟声余音未了，“世纪末”式的恐慌却已开始蔓延：“世贸中心综合症”正从美国向欧洲、大洋洲扩散，神秘的炭疽热菌的传播引发着新一轮的恐惧，美国政府又接二连三发布“狼来了”式的再次遭袭警告。据传，为了抵御恐惧感的侵袭，纽约居然有人想出了以频频的“造爱”来遗忘那可怕的记忆——这可真是一种美国式的“幽默”?——既然生命无常，何不以拼命的寻欢作乐以求逃遁惨酷的现实?……我不禁想起那些假伊壁鸠鲁们的遁词：假如明天就要死去，请抓紧时间享受吧……我又想起魏晋时期文人骚客的诗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我更想起了米拉·昆德拉的著名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面对“华约”军队的入侵，曾对“布拉格之春”抱有极大希望的捷克知识分子的那种混杂着幻灭感的反抗中的人生百态实在是值得回味再三的……抚今追昔，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被人称为“第二个美国世纪”的开始?难道这就是新世纪版的“美国梦”?难道这就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新世纪的福音?……反思人类刚刚翻过的那一页“千禧年”狂欢，重析那20世纪的一幕幕生与死，审视死亡之诡谲、感悟生命之轻重……“9·11”能否成为人类新千年的启示录呢?

(二)时间与生命：梦醒时分“虚无”亦沉重?

生命本是一种在时空中的存在和延续。时间和空间本是宇宙存在的基本方式，古人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龟蛇虽寿，犹有尽时”，因而作为理性的存在，人类对时间的流驶十分敏感。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的记事方式不断改进，从“结绳记事”和“刻木计时”开始，到古老的“皇历”和西洋的“纪元”，历法的逐渐完善，于是才有了孔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和希罗多德关于希波战争的“历史”鸿篇;人类的计时手段不断精确，从简陋而又智慧的“沙漏”和“日冕”，再到现代的“原子钟”已能准确无误地计算原子乃至于更微小的基本粒子刹那间的嬗变。人类文明的进化更使得现代人对时间的感悟中既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也带来无穷的烦恼和伤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时空观发生了巨大的变易，牛顿的与物质无关的“空盒子”式的绝对时空观被扬弃了，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到霍金的《时间简史》中提出的“虚时间”，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人类对时间与生命、存在与虚无的感觉却更深切了。如果说，“沧海桑田”的成语反映的是大自然被时间的刻刀雕塑得面目全非的话，那么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则更把人生赖以依存的时间推到了一种近乎极致的紧迫感，古人惜时如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今人爱时如命，珍惜那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随着空间的相对贬值，时间在不断地增值，“天涯比邻、刹那千里”皆已可能，即时“在线”、“虚拟”现实、“缺场”参与、时空交错……当然，“咫尺天涯、瞬间永恒”的时空脱宕亦为经常。

在人类的时间感悟中，由于不断增加着对历史苦难的沉淀和文明进步的经验而日益沉重，于是，日历中值得记忆的日子也日益增多，终于使人精神的负担不堪沉重。当然，人本身抑或是一种爱玩的动物，往事纪念中往往还夹杂有一种乘机“聚一聚、玩一把”的“游戏情结”。然而，岁月无情，人类的这种无邪的“游戏情结”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严酷的现实所打破，面对“9·11”的悲剧，回想还萦绕在耳畔、余音袅袅的世纪和平钟声，人类怎会不对曾经以为会充满阳光和鲜花的21世纪平添许多未曾预料的愁绪……恍惚中我不禁想起被西方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的一段话：

我一直沉迷在一种幻觉里面，以为我将会在一个理性的、秩序的、和平的世界里度过我的终生。直到1914年8月，我26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我突然觉醒过来，开始理解到事实的真相，……觉得目前令我震惊的事，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有同样的经历。

真是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老人总是那么慷慨，倾其所有，馈赠人生，哪怕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而不厌其烦。时间老人却又是那么吝啬，逝去的光阴绝不会再复还。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人类同样的“美梦”被“噩梦”惊醒又有多少呢?“战争”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而死亡又总是和末日同义，因此“世纪之末”谈论死亡往往令人惊心动魄，各种邪教也总是借此蛊惑人心，但世纪之初就直接遭遇死亡却更为触目惊心。值此之际，作一番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似乎真令人不寒而栗——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了他的惊世骇俗之见：“上帝已死”，死于人类对其无所不在的恐惧,死于人类欲望无边的“强力意志”的谋杀!然而，新世纪到来之际，谁又能宣称“人类永恒”呢?恰恰相反，20世纪倒是有一名法国哲学家福科曾经宣布过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类已死”， 死于人类自己发展起来的那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20世纪是一个伟大建构的世纪，科学技术已使这颗星球变得日新月异、面目全非，到处是人类活动的印记和建设的痕迹;但也是一个不断“消解”的世纪，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乃至于一切“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都在物质的扩张中被挤压、被“解魅”。这是一个人类创造力空前勃发的世纪，也是一个人类毁灭力灾难空前的世纪——20世纪留下了17000万人被“蓄意谋杀”的记录!同时，还留下了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的核武库……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相信科学吗?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延长着人的寿命，另一方面却在无情地“肢解”着人的完整(性)：知识、情感、信仰……(更不用说现代杀人手段的高科技化);相信未来吗?现实中的一切都如同万花筒般的变幻莫测，更遑论未来?这个时代唯一有效的预言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相信乐观主义吗?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亦难进行经验实证，总不免让人觉得底气不足，而一旦误入享乐主义，纵情恣欲更将是乐极生悲;而悲观主义呢?色彩晦暗、令人窒息，可又似难脱其苦海阴影，一旦导向厌世主义则更加前途迷茫;虽说不存希望是避免失望的最好方式，但以禁欲主义免除一切痛苦，则又总感凡根未尽，尘缘难断，一息尚存，死水微澜，……于是乎虚无主义乘隙而入，西风东来，渐淫华土，然“虚无”并不轻松，诚如捷克当代作家米拉·昆德拉所言：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

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人类用科学填补“上帝”的空缺，几乎能“举重若轻”，人类又用精神填补着心灵的空虚，却倍感“举轻若重”。科学的实证固然扎实可靠，然而如果真的一切都得由经验的实证为准，那么“经验之外”我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既然经验总是已“经”过的(过去的)、偶然的(谁能断定特定的经验不具有某种偶然性?)、有限的(特定时空中的)，那么又怎么能从这当下的直接的有限的感觉经验中把握那普遍的必然的无限的真理呢?(这才是庄子“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之真正有意义的内涵!)于是，实证主义不也就同虚无主义殊途同归了吗?“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走向的岂不只能是“一无所有”?真的是“一无所有”一身轻吗?不，我们从中感到的恰恰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当代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的蔓延绝非偶然。尽管，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在西方，她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反抗，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之所以影响深远，也许正是因为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直面了生存的艰辛和沉重;在东方，她也是对教条“迷信”的一种反拨，从70年代末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难走?”到90年代首都体育馆中万人合着崔健齐吼“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虚无主义不正在若隐若现吗?当然，“无”本是一个哲学的大字眼，真正的哲人从不敢轻易说“有”道“无”，因为既然有“存在之轻”，也就必然会有“虚无之重”……而虚无主义本身并不能导出真正的人生理想，其结果只能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只有超越世纪末的“浮躁”和虚无才能走向新纪元健康、充实、丰富、全面的人生。回顾世纪之交的那一幕幕“千禧狂欢”，尽管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急于摆脱“世纪末”的愁肠、迎接新世纪的真诚期盼心理的自然流露，但也许人类真该多多扬弃那种浮浅的“祝福意识”，更多积淀一种更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才能迎接明天更灿烂的太阳。“安逸丧国、忧患兴邦”这可是历史的教训，也是“9·11事件”的警示。

噩梦醒来是早晨，梦醒时分多恍惚，人生有梦，醉生梦死?人生需梦，梦孕未来。梦是希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虚拟”?弗洛伊德“释梦”揭示的恰恰是——梦才是“自我”的本真!“美梦成真”虽非常有，亦非几稀。但更多的往往是“梦醒时分”的依稀恋连、举轻若重。然当今时代，“虚拟空间”提供的岂不就是人类的“寄梦”时空?记得有位伟人曾经呼唤“应当幻想”!我辈又何不“保留梦想”?即使“白日梦”又有何妨?那也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享受啊!

(三)“向死而生” ： 现代人何以安身立命?

“未知生，焉知死。”中华民族素以重人生长于伦理而闻名于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年沧桑而不衰，其主要原因也许正是炎黄子孙那种“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和奋斗精神。当然，重生轻死，在一种“总要活人哪!”式的意识中也孕育了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和大大小小的“阿Q”精神。但是，中华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的是一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和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大无畏精神。种族之承继必会有个体之牺牲，生命总是在无穷的生死交替中延续的。生命之轻重，有时恰恰在面对死亡时才泾渭分明。也许人并不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但“向死而生”正是人之存在的特殊性。中华民族亦历来有一种执著生命和超脱死亡并存的人生态度，如魏晋之际表面陶醉于酒肉声色、浪迹于山林桃源中的“竹林七贤”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一种对生的迷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则是一种对死的超越。有人醉生梦死，轻如鸿毛，“粪土当年万户侯”;有人死得光荣，重如泰山，“留取丹心照汗青”。有的人在轰轰烈烈中献身，更多的人则在平平淡淡中归土。然而，面对死亡，我们能否问心无愧地回首往事呢?……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原因正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理想人格精神之不朽。儒家的“成人之道”是中国的“理想人格”说的主流，亦可视为人类文化传统中不可多得之奇葩。从孔子的“知”、“廉(“不欲”)”、“勇”、“艺”，再加上“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再到荀子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要“锲而不舍”，“积善成德”(《荀子·劝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为学”与“为道”的统一，强调“立言”、“立功”、“立德”的统一。此外，道家的养生之道中亦非只是荒诞的炼丹术，其“圣人”之道中也充满着一种人生的智慧。而佛学中超脱生死的“涅*1”说经中国式的“参禅”而达“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透彻绝伦的“死亡哲学”(或曰“无的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从中国哲学史传统出发，提出过四种人生境界说，强调从庸俗之人的“自然境界”的饮食男女和“功利境界”的福禄寿禧到“道德境界”的贤人气象及“天地之境”的圣人气象之区别，冯契先生结合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智慧论”力求“转识为智”，“化理论(真理)为方法，化理性(智慧)为德性”，表达的都是智情意合一、真善美统一的人类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

诚然，要化理想为现实，也需要化圣贤为凡人，“德性伦理”离不开“规范伦理”的基础。“涂(途)之人可以为尧舜”还得有“修齐治平”之渐进过程，文明、德性都得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方能“积善成德”。“成人之道”离不开“教而化之”，教育是关键环节。知识、能力和人格应是现代素质教育中“三位一体”的目标，人格乃为核心。人格何以养成?当从“行己有耻”开始。“知耻为勇”，知耻乃“格”，人格培育非朝夕之功。何为有耻?知止即为“耻”，“非礼勿动”;何为礼?举手抬足、一言一行皆合圭臬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虚，虚而后能得。(《大学》)

德操然后而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

古人“得”与“德”相通。举止得礼、言行得法，“行己有耻”才能告别野蛮、弘扬文明;不耻下问、“虚而能得”，“能定能应”，方能是为“成人”、“止于至善”。文明的历史进程本是如此，道德的光大发扬也是如此。现代教育在弘扬传统理想人格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现代自由独立人格的培养，这包括自主(公民意识)、自律(道德意识)、自觉(理性精神)、自愿(意志品格)的统一，也包括严谨、创新、敬业、诚信等科学精神的养成。“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魂脉是不可分割的。在这其中道德的“自律”尤为重要，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的“自律”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这之中，我以为当代中国尤须强调“诚信”意识，使之返本开新，积“信”成德。“诚”即为做人之道，亦为科学之基;“信”则不仅是信念、信仰、信心之谓，也是信用、信誉、信任之和。因为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更需要现代人以“诚”立身，以“信”为本。

比起东方人们对死亡的或拒绝或超脱样式，西方文化对死亡的理解也许更多宗教意味。在欧洲，我曾踏访过不少墓地，有闹市中肃穆的安息地，也有山村中整洁的小墓园;有“一战”中法军阵亡者的陵园，那永不熄的长明火与青山同在;也有“二战”中美军官兵长眠异国他乡的纪念园，那简短的碑文诉说着那一颗颗年轻的灵魂的恩怨与希望，但愿人类的良知将永远阻挡悲剧的再现……面对欧洲墓园那各式各样的十字架，总会使人感到遐思无尽，期待永恒。纵观历史，尽管总会存在那种悖论：“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毕竟是“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凭吊死亡，更能直面人生，生命苦短，前程多艰，唯有更加珍惜生命的每分每秒，以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以融入那人类的不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因为生也有限，死之无免，人类才格外要苦苦追索安身立命之根基，探究死后灵魂之升华。生与死，永恒的两极相通，正因为人之难免一死，我们才更感受到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沉重……

(四)个体与人权：“全球伦理”何以可能?

根据海德格尔的研究，死亡是最为个体化的一种“在”，尽管人们可以尽情去想象或“体验死亡”，但毕竟无人真正从彼岸世界归来过。死亡的不可替代性也恰恰是生命个体的独一无二性的证明。据说，曾经写下《非此即彼》的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的基尔凯郭尔的墓志铭就只有一个词：“这(个)孤独者(The Individual)”。这不仅是这位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的独特个性与经历的准确概括，也是其思想和学说的核心所在。孤魂野鬼独栖荒漠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偌大的墓地、林立的墓碑尽管也是摄人魂魄的，但毕竟会少一些阴森、多一份慰藉，也许，人类的个体性在此被溶解了，回归大地之母时，人类的整体性复归了。记得在刚过去的世纪之交，人类也并不只是在回顾20世纪的科技发展的辉煌，更在反思20世纪社会和人性的发展，包括宗教与伦理的价值与误失。90年代初，素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美国精神”再一次在重温当年托克维尔(C.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为不同于利己主义(Egoism)的美国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定义的同时发出的警告：

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幽雅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我认为，Individualism这个词也许可以译作“个体主义”较为贴切。正如托克维尔早已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是最喜欢组织社团的民族。究其原因，大概正是因为那种个体主义的孤独引起的。记得R·贝拉等著的《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公共责任》一书中，曾对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传统作过如此的描述：

美国的文化传统，是通过把个人高悬在无比荣耀却又极其恐怖的孤立状态中，来界定个性、成功和人生目的的含义。

是啊，“高处不胜寒”，结社抱团御孤独，这就是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社团主义的结合。1991年冬，在批评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宣告诞生，50名学者和政治家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负责的社群主义政纲：权利和责任”的宣言，宣布反对在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宣扬与此相对立的社群主义。其结论是：

必须用社群主义的观点处理我们这一时代所有重大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法律的问题。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宣告要“走向全球伦理”和促成“世界伦理宣言”的运动在西方方兴未艾，在他们发表的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或责任宣言和世界伦理宣言中，以全人类的代表的名义宣布：

我们，世界各族人民，以此方式在此强调已在《人权宣言》中宣布过的那些承诺，即承认人的尊严，承认他们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它们在利益上的休戚与共……

这无疑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问题是：只是重复《人权宣言》的承诺，而不去谴责和改变这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又有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道德金律”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何曾为达官贵人们信守过?“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一名言也已经不知被人们重复过多少遍，但人间又有多少罪恶假此而行?君不见，“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有多少次不是那么容易地就被“步兵、骑兵、炮兵”的铁蹄所践踏?“共荣”、“秩序”或“人权”等堂皇的旗帜下，又有过多少炸药、坦克、导弹下的废墟和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悲剧?人类应达成的任何共识都应以全人类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利益为基准，否则就会要么流于一纸空文，要么成为强势者的又一种“话语霸权”。当然，弘扬善、惩戒恶应是人类共同为之努力的最起码的正义，而抑制强权、保护弱小民族应是可以首先多做些的事情。——“全球伦理”何以可能?也许只能存在于人类生生不息的实践和交往之中，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加上“全球化”下的互联互依，无疑正在加深和推进着这种可能。当然，化可能为现实还有待于人类的共同努力，为了共同的明天，人类需要多一些宽广而崇高的道德精神，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正如杰弗逊们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所宣示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人民有如此的权利，美国政府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的确是义正腔圆不容置疑的“永恒正义”的目标。但其他各国的人民呢?“天赋人权”的平等是不以肤色、种族、贫富、贵贱为转移和被“让渡”的，这才是“全球伦理”和“全球正义”的基础和前提，就像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是某些国家和民族为其自己子孙储备未来竞争资源的幌子，而应该是一种“今人活、也让后人活”和“我们活、也让他人活”的统一，这实际上是人类最起码的一种“底线伦理”，若非如此，又何来“永恒正义”和“持久自由”呢?我们期待着一切握有一定程度上主宰他人生命权的决策制定者和现场执行者们的自律和自戒——为了每一个生命的权利!

(五)守护多样性：呼唤良知与保持“敬畏”

“9·11事件”引发的反恐怖战争之剑已出鞘。值此关键时刻，人类呼唤正义，人类更应呼唤良知。对于这个以其多样化的文明和文化而呈现其丰富多彩的星球来说，战争总是灾难的制造者，战神从来是死神的伴侣，尽管战争也常常是人类荡垢涤污的消毒剂和灵魂洗礼的清洁剂，但战争带来的死亡对于人类灵魂的创伤总是格外残酷而惨烈。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

历史(克莱奥)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9·11事件”是人类的灾难，但愿灾难能够会再次敲响唤醒良知的警示钟。反恐怖战争应该高扬起人类的正义之剑以惩罚罪恶，但战争又往往会带来新的灾难。这次以“自卫”出征的战争的暴力是否能真正充当人类进步的助产婆呢?“以暴抗暴”又何以避免被导入“以恶易恶”的循环中呢?这将取决于人类良知对复仇心理的控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是空前微妙的：一句“十字军征伐”的失言差一点引发全球性的“文明冲突”，军事行动的代号的更改也正是出于一种更为谨慎的考虑就是证明。因为这里涉及人类复杂的宗教分歧，需要人类以冷静的头脑和高度的智慧来加以处置。

对于宗教——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精神信仰，究竟应该如何看?歧见甚多。不仅无神论与有神论立场迥异，就是在不同的宗教之间，似乎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鸿沟。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警示中，不同的宗教信仰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类宗教史上有过“十字军战争”的灾难，也有过“宗教宽容”的进步，前者是迷信和愚昧的产物，后者是人类良知的胜利，也是文明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和宗教发展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对于传播甚广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点的诠释，也是值得研究的。出自于欧洲的这一名言,到了中国人眼中，则完全具有了另一种含义，作为一种曾经引起过民族存亡危机和“毒品”的代名词，“鸦片”已经在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而在欧人意识中鸦片作为麻醉剂，首先是一种药，其次才是毒品。这就是同一符号所含的“能指”与“所指”在不同文化中的阐释的差异。其实，宗教曾是被压迫者痛苦的呻吟和解放的期待，也曾是无数善良者灵魂拯救的希望和反抗暴政的精神力量，宗教艺术亦为人类的文化传承留下了不少璀璨的瑰宝，而在一定程度上，宗教精神也曾鼓舞了科学家探究宇宙奥秘时的那一种忘我激情与终极追求。当然，从“十字军东征”的累累白骨到“宗教裁判所”的熊熊烈火，从残酷迫害“异端”、“异教”的狰狞到“原教旨主义”狂热掀起的恐怖，亦有多少罪恶假“神”而行!

记得在欧洲访学时曾与一批参加“华人基督团契”的留学生们讨论过宗教问题，还曾应邀听过两次布道，一次是一位华裔美国院士的圣诞节演讲：“从宇航器上机器臂的设计看上帝之伟大……”另一次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传教士的讲道：“通向天国的‘绿卡’在哪里?”前者从“科学”出发，后者从“世俗”开头，传道之“现代性”由此可见一斑，宣传的仍是读经唱诗、见证上帝之无可替代。相比之下，也许种种宣扬“世纪末日”的邪教更带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当然，后现代的“解构”哲学是大可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的，窃以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解构”并不是要恢复任何中世纪式单一信仰的权威，而恰恰是为了恢复被“单向面”桎梏了的现代人的丰富多样性。我还曾听过一盘据说在台湾大学生中引起轰动的传道的录音，这是一场更为传统型的布道，其开头竟是如此：伊壁鸠鲁说，假如明天就要死亡，让我们纵情享乐作恶吧……而神却告诫人类要永远作善……讲道者很有激情，特会煽情，录音中似有大批听众如痴如醉的回应声。是啊，布善止恶，宗教与道德本有可沟通之处，但天国的秘密本就在人间呀，何必舍近求远，先“异化”人的本质，再顶礼自己的影子呢?……

自从种种一神论取代了人类早期的多神论以来，人类为信仰曾经付出过多少血火的冲突啊!?献身于信仰的牺牲者也许是幸福的，他们的灵魂会得到神的庇佑。追求唯一的真理亦曾经是人类理性前赴后继的永恒冲动，但是，守护多样性不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使命吗?“赤橙黄绿青蓝紫”，才有彩练舞当空。“真理”不需要“牢头”、“狱卒”的看护，也不靠“卫道士”而生存，“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唯一真理的宣布者自居是危险的，西方哲圣苏格拉底就是被以“不信神”为罪名而处死的，审判者中应该说也不乏真正的虔诚信仰者，但这是希腊民主制的一个悲剧。

记得第一次被那幅《苏格拉底之死》的油画所震颤时，我的耳旁首先响起的是哲人最重要的告诫：只有经过思索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而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死亡的练习。继而又仿佛听到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最后申辩：现在我该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其实，苏氏真正的最后遗言却是十分普通的一项交待：别忘了，我还欠着一只公鸡，千万要替我归还。——这正是真正哲人的正直诚实，苏格拉底直指上苍的手指，象征的不正是这种永恒的人类良知吗?

有一位非洲留学生曾问过我：你们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上帝”，这可怎么活啊?是啊，十字架上或许有真理，《圣经》是人类文化的经典，但《可兰经》亦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卷帙浩瀚的佛学又何尝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呢?……而人生(包括死亡)、世界、宇宙之真理难道真只有在宗教中才存在吗?不进教堂并不等于不是教徒，不是教徒也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不是早有泛神论者，敢于面对死亡，挑战教皇，坚信烈火征服不了科学的真理;更有现代无神论者，慷慨就义，庄严宣称：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之真理!死亡是肉体生命的终结，但也可以是精神生命的延续，更可能是生命之永恒的开始。

(六)感悟“9·11”：毋忘历史、共向未来……

记得在《随笔》上读到过一篇文笔优美、思考隽永的散文：《感悟珍珠港》，作者以其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在凭吊遭突然袭击中丧生的亡灵时审视了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揭示了人性的奇诡叵测，寄寓了人类的美好希冀。2001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60周年的纪念年。曾几何时，好莱坞大片《珍珠港》炒得火爆：立体声、高科技，“战争”如身临其境;生与死、血与火，战地情爱有点“腻”——战争片加点“糖”，虽“甜”也“酷”，惊险刺激又浪漫，“美国精神”栩栩如生。虽说少了些血腥的恐怖，但总令人感到有些空荡的轻无。因此我更喜欢看的却是同期电视台“神奇的地球”专栏中播出的解读珍珠港历史之谜的系列电视片，因为那里有更多一些历史的真实。当然，为何美国当时会疏于防范，但又碰巧太平洋舰队的所有航母都能因不在港内而幸免于难?根据确切史料，盟国方面的情报机关是预先获得过准确的情报的。同样，人们一直在追问，在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巴巴罗夫计划”时，斯大林的统帅部也曾获得过准确的情报而却为何不采取更有效的防范举措呢?难道只有用无辜生命的陨落才足以唤醒人们麻木的良知和奋起的抗争吗?人们期待着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能够得到确切的答案，但这些也许会成为永远的谜团。不管怎么说，死去的生灵是无法复活的，但人们同样有理由追问，有多少冤死的生命是曾经可以避免的?

在纪念“珍珠港事变”时，善良的人们千万别忘了，“靖国神社”的香火正旺，“神风突击队”的亡灵不散。记得另一部描述珍珠港事件的电影名为《虎!虎!虎!》，据说这是日军发动袭击时的命令代号。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片名：从珍珠港到曼哈顿，人类的教训多多，但养虎为患，切切为记。君不见，被称为是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的“9·11”美国本土遭袭事件后，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几成众矢之的，情报失灵、贻误防患，失职之责莫不大矣。然被铁定为罪魁祸首的魔头却曾受训于中情局，此咎岂不更大焉?不知有关当局作何感想?其实，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当年美国兴师动众，出动三军跨国抓捕的巴拿马强人毒枭不也曾由中情局所豢养过吗?这不正可怕地印证了“养虎为患”这一成语吗?“9·11”遭袭事件在美国引起的心理震荡绝不亚于当年的“珍珠港事件”，其所带给人们的警示也不应该亚于珍珠港。恐怖主义之罪，危及全人类，全球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罪不容赦，自不待言，反对恐怖主义可以说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当年“珍珠港事件”曾经成为促成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最后建立的催化剂，无庸讳言，如今的“9·11事件”也正在促成全球反恐怖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也是“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或人类达成的最大共识之一。也许正应对上了一句名言：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但人类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坏事变好事关键在于人类自己的良知，这里也包括对于其他有害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主义”的反思，如霸权主义之害，亦是背时代而动，又当何以制止呢?单边主义的外交思维是否也应该反思呢?原教旨主义的偏狭很容易形成危险的极端主义行为，但复仇主义的怒火同样可能是导致暴力主义成灾的原因，更遑论那种鼓吹“十字军征伐”式的狂热之危险了。反恐怖主义行动决不能被误导向宗教的歧争和“文明的冲突”，否则，必然导致21世纪世界的“大失控”和“大混乱”。我们但愿这次灾难不要仅仅被视作唯一的超级大国摆脱“孤独的警长”之窘境的良机，而应真正成为改变单边主义外交、放弃“强权政治”的转机——我想，这也是新世纪一切爱好和平人们共同的呼声和期待。

自从人猿揖别，几千年，流遍了荒原血。反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打响，当呼啸的炸弹投向恐怖主义的巢穴及其庇护者的头上时，人类应该祝贺正义的胜利。但是，人类也不得不担忧的是，“精确制导”的“灵巧炸弹”的“误炸”何以避免?“9·11事件”中的冤死灵魂是无辜的，阿富汗的平民和孩童们也是无罪的……让我们继续对新千年的和平祈祷吧，但愿和平早日赐福给这块饱经战火、多灾多难的土地吧!也但愿和平早日降临中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土地上，降临我们这颗“蓝精灵”般可爱的星球的所有大地上!

记得《圣经》中记载，当人们争先恐后于当街惩罚犯奸作科者时，耶稣说道：你们检点自身，谁是真正无罪者才有行使惩戒罪人之权，众人散去……《王子复仇记》中可怜的哈姆雷特遭遇的是同一种困惑：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人类当常常自省，以免堕入无穷之轮回!“双子坍崩”的浓雾逐渐散去，反恐怖战争的硝烟还在升腾。国人有言“毋忘9·18”，警钟须长鸣!世人亦应“牢记9·11”，掩卷当长思!

(七)未结语：生命当承担起拯救之责任……

有人说，“9·11”击碎了不少人的“美国梦”，一时美国似乎成了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这是“孤独的帝国”霸权衰落的象征?还是人类良知新的觉醒的开始?“9·11”无疑将成为新世纪第一年的头号新闻载入史册——载入人类的灾难史。灾难制造者的心理是什么?是信仰的迷狂?是复仇的残酷?……也许这只是心理学家们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美国(包括那些一直宣扬“中国威胁论”和“黄祸”论者)的教训何在?人类的教训又何在呢?21世纪的美国还会是引领时代风骚的“世纪幸运儿”吗?我希望，放弃单边主义外交、改弦更张霸权主义，不再希图以一己的价值观为标准去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将是未来和平和持久正义的重要保证。我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大熔炉”，美国人民的伟大正在于她所创造的“多元文化”激发了人类创造伟力的空前高扬和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空间。曼哈顿的“世界之窗”被毁了，人们谈“恐”色变。纽约的“自由女神”仍高高耸立着，人类的自由之梦是不朽的，这也就是伟大的美国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那个“美国梦”：

我有一个梦：每一处低谷都升为高地;每一座大山都将降为平川。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子民都能够用新的意义歌唱：……当我们让自由震响的时候。当我们让自由在每一个山庄、村落，在每一个河川、每一个城市震响的时候，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上帝的所有子民，无论是黑人白人、犹太人非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都将携起手来，放声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圣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当然，无神论者是没有上帝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圣经》上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今天的人类不也同样能使我们的星球彻夜通明吗?但是，人类也是否应该自充造物主呢?对于生命的秘密，是否应该有所保留呢?据说，现代基因技术的突破前景无限。“9·11”事件发生后，人们曾借助基因测定以确认死者的身份，但我想，也许人们更希望的是借助“克隆”寻回失去的亲人。相信科技的发展早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人类是否应该这样做呢?人类不必追求不死，生命正因为有死才更为精彩，坦然面对死亡，正是生命之最后的辉煌!古今中外，曾经有过多少寻找长生不老的企图，最后都不得不向死神屈服，又何必用“克隆”去制造永恒呢?人类自有超越有限和有死的途径，那就是曾经被一个60年代的普通战士所道出过的真理：让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人类之永恒正是通过个体生命之有限而成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面对死亡，“鼓盆而歌”倒不失为一种真正的睿智。但更要紧的是，人类将从生命的轮回中不断提升对生命之不可替代价值之认识。因此，人类千万不要让现代科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价值，绝不是基因和“克隆”所能解答和替代的——轻乎?重乎?

蓦然想起海德格尔晚年与德国《明镜》杂志记者谈话中留下的遗言：“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谁是当今之“上帝”?我想，这个上帝只能是我们自己，不是现代人赖以生存的金钱和科技，而就是人类自己不泯的良知：拒绝杀戮，超越歧争，拒绝沉沦，超越自我，生命必须承担起拯救之责任——重乎?轻乎?

作者：章仁彪

第三篇：体育不能承受之重

“培养运动的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是《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课程目标第二条提出的。笔者觉得：前半句非常中肯，后半句“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难之又难，实在是体育课程不能承受之重。特别是小学生，鉴于他们体育锻炼的现状，从其生理和心理特点分析，是难以形成坚持锻炼习惯的。

习惯是什么?习惯是建立在条件反射基础上的一种无需意志努力而表现出来的自动化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习惯就是在长时期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由此推论，锻炼习惯就是在长期练习和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自觉锻炼身体的行为。那么，为什么说小学生不容易“形成坚持锻炼习惯”呢?

1、小学生缺乏自觉。所谓自觉，是指个体心理上的觉醒或觉悟，它的内在机制是“心理需要——动机——行为”。当人产生某种“需要”，就会形成动机继而采取行动，当这种“需要”在人心理上的反映不是很强烈的时候，个体还将通过意志努力去坚持，久之形成习惯。例如，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健康，产生“锻炼”的动机时，他会自觉开始锻炼并养成锻炼习惯。然而，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身体的各项生理机能旺盛甚至亢奋，在这一阶段无法使他们觉悟到健康的需要，加之科学上也很难分辨和界定自然发育与体育锻炼对其生长的影响。所以导致小学生感觉不到锻炼的重要性，小学生没有锻炼的“自觉”，当然也就难以形成运动习惯了。事实上，从成人的锻炼习惯形成分析也可得到见证。早上在公园里锻炼的人基本上是中老年，俗称“夕阳体育”。这一人群的锻炼习惯并非是从小在学校里养成的，大多是在身体产生不适或生病后才觉悟到健康的需要，然后选择锻炼并坚持下来。无怪乎杨贵仁司长会感慨地问“年轻人的体育锻炼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自发的来自内心的需要?”。

2、学习压力太大，体育时间太少。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要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要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的锻炼。但由于小学科目太多，学习任务仍然太重，小学生并没有真正从智育中解放出来。仅仅靠每周增加一节体育课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作为体育学科课程的补充————体育活动课程又未落到实处，很多学校的体育活动课程一直停留在课表上，实际上仍然被语数学科挤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思想观念上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体育活动课既没有具体的计划和内容，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活动课程成为“无米之炊”。

3、学校的强制措施引起小学生心理上“反弹”。叶圣陶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需要一些强制。但他后来更强调学生自己得“随时警觉，直到习惯成自然”。而我们在培养学生运动习惯的时候，往往矫枉过正，陷入“强行入轨”的误区。好多学校规定学生早上要集体跑多少圈，大课间必须做几套什么操等等，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分统一和强制使小学生感觉到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实际上湮灭了他们主动参与锻炼的意识，而这恰恰是形成良好运动习惯的前提。学生的运动习惯并不是学校能够强制出来的，比如：学生在校每天做操，这其实只是学校的规章制度，是在老师压力下促成的行为，还不能说是学生的运动习惯。一旦压力消失，这种行为就不再出现，这也是学生在双休日或者假期里不再做操的解释。事实上，要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只有促进学生“觉悟”并达到“随时警觉”。正所谓老师退一步，学生进一步，这才是小学生习惯形成的自然法则。

4、教师群体缺乏体育锻炼习惯，也是影响小学生形成运动习惯的重要因素。身教胜于言教，叶圣陶先生认为，要促进学生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然而，现在的教师大多没有锻炼的习惯，除去退休老教师的“夕阳体育”，在职老师很少参与体育活动，很多青年教师漠视体育锻炼，把空闲时间都耗在网络上。众所周知，教师是一个以行为影响行为的职业，一个没有体育习惯的教师群体又怎么能培养出有良好体育习惯的学生呢?

5、学校缺失体育文化氛围。体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要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学校首先要创造一种体育文化氛围，利用文化的力量来熏陶。杨贵仁司长说过：“体育锻炼是要养成习惯的。这种养成习惯不是学校的种种制度能够保障的，还有一个文化背景影响的问题。”以欧美国家为例，他们学生锻炼的自觉性和意识之所以比国内的学生强，是因为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要通过身体锻炼来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社会体育文化氛围好，而且他们的学生从小功课压力不大，有大量时间锻炼，所以容易形成体育锻炼习惯。但是，我们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家长把文化学习当成改变孩子命运的唯一手段。学校教育又在处处迎合之，所以，有很多学校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注重学科课程，忽视活动课程;注重文化成绩，忽视体育锻炼;注重体育比赛，忽视体育健身;注重体育设施投入量，忽视体育设施使用率;注重体育制度建设，忽视体育习惯培养。这些现象都是学校缺失体育文化的表现。而学校一旦缺失体育文化，又进一步给学生和家长传递一些错误导向，使他们产生错误的体育观，比如体育无用观、体育实惠观、体育应试观、体育应赛观、体育娱乐观等等。这些观点又会导致家长或老师对学生体育要求失度，体育内容失重，体育方法失控，体育心理失衡。小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了。

教育是唤醒，而不是强迫。是在唤醒学生内在觉悟基础上的实践。班图拉认为习惯是自我调节的结果，习惯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人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需要的过程。如果将习惯形成的过程分成三个层次，那么，第一层次是依靠外力督促的不自觉阶段;第二个层次是靠意志来强化已形成的自觉行为;第三个层次即自动化，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习惯成自然”。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勉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还不具有那种习惯。以此类推，培养小学生的体育兴趣和爱好，帮助学生体验体育锻炼的乐趣，引导学生去坚持锻炼。这些课程目标涵盖于体育锻炼习惯形成的前两个层次之中，应该责无旁贷地成为小学体育的任务。而锻炼习惯形成的第三层次需要到中学甚至踏入社会后才能实现，因为学生到那时候才真正具备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把“形成坚持锻炼的习惯”作为小学体育教学的任务，多少有点违背小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

总之，习惯是一个人知、情、意、行高度融合统一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小学生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主宰着习惯形成的速度和水平，从目前小学生自我管理的现状来看，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最起码在形成体育习惯方面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既不是否定小学体育教学，也不是为小学体育教学推责，只想表明一个观点：小学体育教学不应该承载过多的任务。

(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小学)

作者：苗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