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2024-05-02

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通用9篇）

篇1：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单位：上派学区中心学校西校区

姓名：唐晓玮

联系方式：*** 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标志和宝贵财富。

著名学者罗素曾言：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散布在中国辽阔土地上的各种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上的抽象缩小，使得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方言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推广普及普通话也是势在必行。

语言是一种共存共享的能力，没有优劣之分，雅俗之别。所谓雅和俗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雅之所以为雅，是因为它经过文人的介入、规范、修饰和正统的倡导，而俗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和自发力量的流传。但就其本质来讲，任何语言只要可流传和存在就有它的理由，片面地划分孰优孰劣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方言与官方语言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文明，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及动态变化的形态。

语言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有自己的固有特性，即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健康的格调，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就是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我国方言丰富多样，运用在文学作品中，能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还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而推广普及普通话则主要是为了方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大融合、大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能，互补通用，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既推广普及普通话，又保留保护方言，使普通话与方言并举并用，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以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从而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很多方言词汇还在不断地被普通话吸收利用。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头活水，使普通话更加丰富多彩；普通话对方言的吸收和利用，使方言得以保护和留传。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普通话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其实“方言词”是汉语普通话词语补充扩展和进步的一大来源。如“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煞有介事”等，都是由当时的某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当时的国语。感叹词“哇”由广东传到内陆，全国各地马上“哇”声一片。东北话“忽悠”，随着方言电视剧的播放传出来了，因为“忽悠”这个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可以和它完全对等的词，所以人们觉得它很生动，很形象，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普通话了。

语言宽容与学校文化的形成（一）普通话和方言的相交相融

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方言是在一个地域流行的一方之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普通话与方言并不是泾渭分明，尤其是北方方言与普通话更是“血肉相连”。同时，普通话和方言都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普通话和方言也相互吸收和补充。普通话在影响方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方言的影响，一些方言词汇大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如 “公关”、“反思”、“举措”、“生猛”、“排行榜”、“发烧友”等方言词随处可闻可见。大部分学生既使用方言又大量接触普通话，在实际使用中也正处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中间状态。校园中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方言的人数估计占相当大的比例，完全不会普通话的人会逐渐减少。

（二）文化的自由与语言的选择

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文化创造中的世界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的和谐一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同样的思想感情，选择什么语言为载体去表达，总是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某些人不喜欢普通话，偏爱粤语，出自“嫌贫爱富”的深层心理活动，属于媚俗的社会心态。

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人们说话时很少关心说的话是否标准，而是关心能否达到交际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完成基本交际，那他就不会要求自己去学说标准普通话。对于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们来说，方言不但能达到交际的有效性目标，而且是一种身份的认可和感情的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人们乐意使用方言。

（三）一语为主，多语并存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有时强调规范化，课堂上、公共场所要使用规范的普通话。有时强调“入乡随俗”，情感的交流有助于加强沟通，增进团结。在普通话与方言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主体化与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和普及普通话，保证普通话在公共交际语言中的主导地位，促使全体师生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消除交际障碍，提高交流质量和效率。推广普通话不等于消灭方言，方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的场合自由地发展。与此同时，普通话也不断地从方言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那种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方言的言论和行为甚至思想倾向都会伤害方言区人民的感情，对推广普通话是不利的。

四、语言自觉与学校文化的繁荣

文化建设是一种在价值引导下进行的活动，必然有着某种定向和价值追求。但实现这些目标和追求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周期性的动力机制。语言自觉可以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周期性的动力机制，使学校文化建设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我们要经常对学校文化建设中面临的语言冲突进行梳理，使普通话和方言共同推动学校文化建设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改变观念，提升语言自觉

影响学校文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地域因素、历史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等，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是教育的观念因素。教育不是工具教育，更不是为了赚取学位，它要实现人的完善，获得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要教给人学会选择，学会批判，更要培养文化自觉，懂得人类文明的内在多样性和多元性，把人类文明放在一个价值整体的高度去理解。这样，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语言自觉的回归首先体现在打破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割对立，语言的目的原本只有一个，他们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人们之间更好地交流。提升语言自觉需要发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用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教师和学生，改变语言观念，语言自觉才会得到提升和实现。

（二）开放校园，实践语言自觉

语言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优秀的学校文化必须是开放的文化，文化封闭和文化割据只能使文化没落和消亡。学校文化不能以校园为屏障限制自己，而要不断地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发展自己。要加强与社会沟通，实现学校与社会共建、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立体开放的学校文化发展模式，以语言自觉促进学校文化的健康发展，建立文明和谐的校园。

总之，我们应该把握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营造自然的双言环境，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使普通话很好的推广和普及，而方言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魅力，使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并行，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篇2：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海南岛，在这座小岛上有一种海南人民人人都会说的方言，那就是海南话。海南自古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算得上是移民之地。南宋末期，几十万福建莆田人为躲避东南沿海倭寇骚乱而迁至海南岛，带来了莆田话和闽南文化，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加上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受北方官话影响较小，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语调得以保存至今，可谓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虽然保存着闽方言的许多重要特征，但又表现出了不少的变异，这就是今天的海南方言海南话，亦称为琼语，汉语方言之一，属汉藏语系闽方言，海南话的书写形式是汉字，如何说就如何写，反之亦然，即说写一致。

普通话与海南话的差异，在声调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因为海南话的发音系统多保留着中古汉语的特征，所以这也是造成普通话和海南话的发音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普通话的声调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四个，而海南话却有八个，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混去、阴入、阳入。由于普通话没有入声，因此重复发音的字很多，造成许多字都读成相同的音，也就是同音字。普通话里的同音字数量，远远超过海南话的同音字数量。而海南话有入声，使得海南话的发音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说，分别用普通话和海南话念这15个汉字：试、市、视、室、氏、释、适、誓、势、似、饰、逝、谥、舐、示。用普通话来念的话，全部都发shi这个音，用海南话来念的话，却没有同音字：six【试】、sic【市】、diq【视】、siux【室】、dic【氏】、zig【释】、dik【适】、duaic【誓】、dix【势】、sud【似】、dig【饰】、jid【逝】、ig【谥】、maix【示】、jic【舐。除此之外，在发音上，海南话只用平舌音和不送气音，不用翘舌音和送气音，这又造成海南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省气省力。并且，海南话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语法和发音，海南话里有内爆音（implosive）：[b<]，[d<]在普通话和全国各种地方方言的发音系统里，是不多见的。不是从小训练，很难掌握。非洲少数地区、中国个别地方的方言也有内爆音，但都是“不完整”（不成系统）的，全世界可能只有海南岛有一整套完整的内爆音发音系统，十分珍贵。

在从词汇上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海南话与普通话的区别。海南话最明显的是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语，如吾（我），汝（你），禾（稻子），索（绳子），面（脸），箸（筷子），行（走），走（跑），耍（玩）”等。将稻子称为“禾”，将跑称为“走”，将玩称为“耍”； “箸”是指用以夹取东西的物品，引申为筷子之意。还有海南方言中“去番”、“番货”指的是“出洋”、“洋货”。其中的“番”字就保留了古汉中对“外国”的表达。此外，海南话中将“天亮”称为“天光”也是来自古汉的说法。

另外，相对于普通话海南方言存在逆词序的现象 “逆词序”，顾名思义就是指有关词语在排列的次序上不合乎寻常的现象。比如，“二哥”、“三哥”，在海南方言的文昌话里却是念成“哥二”、“哥三”；还有像普通话里说“公猪”“母猪”“母鸡”等，在海南话里念做“猪公”“猪母”“鸡母”。或许是因为保留了文言文的遗风和古汉语词语，所以有时候海南话的表达方式常常让人不知所谓，觉得莫名其妙。举例说，海南话说儿子的妻子不称做儿媳妇，而叫做“新妇”，吃饭不叫吃饭，而叫做“食糜”，睡觉不叫睡觉，叫做“偃憩”等等以外，还有一些与普通话相比另类的说法，比如，海南话里喝水和喝茶不说喝而用“吃”就是“吃水”和“吃茶”，太阳叫做“日头”，毛巾叫做“面帕”，眼睛就做“目仁”，眼泪叫做“目汁”，开车叫做“驶车”，喝酒叫做“啜酒”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独具本土特色的词语，“睡眼”是睡觉的意思。如：时间到了，你该去睡眼了。“麦仔”是女孩的意思。如：这个麦仔长的很可爱。但这个词一般是文昌人的说法。“半脑”字面意思是脑袋长了一半比喻一个人不精明，笨的样子。如：这个人有点“半脑”，你要是和他一组你就完了。在海南话中，这个词一般是用来骂人的。“色水”比喻一个人讲究面子，讲究排场，爱装腔作势。如：跟某某一起走真是败我“色水”。“细时”指的是小时。在海南话中，将“小”称为“细”又如将“小心”称为“细心”，将小年元宵节称为“细年”等说法。

海南话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口音，语音、声调和词汇也会有不同的区别。而最近有出现海南的小孩不会说海南话的现象，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保护方言的重要性。普通话是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普通话的推广并不是以方言的消亡为前提。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各方言地区的人民不仅会说自己的方言，还会自然的运用普通话，又能自觉地在社会公共交际中使用普通话，这是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普通话和方言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而海南方言，可谓是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对于海南人民来说更是不可丢弃的。丢方言等于丢文化，文化传承不能丢了方言。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方言，传承方言就等于捍卫文明，而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女的责任。

篇3：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一、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本质上的区别

影视作为一种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存在, 它的发展离不开对先进科技技术成果的吸收, 而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影视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影视艺术实践中都纳入了全新数字媒体。无论是在影视艺术理论方面的转变, 还是在审美接受范围方面的转变, 全新数字媒体都有着重大影响力。尽管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具有紧密的关系, 但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影视艺术是根据物质作为基础, 建立真实的世界。它的影视创造理念是将物质与现实在创作中予以还原。全新数字媒体则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相关的数字内容进行组合, 以此出现虚拟的视觉效果, 从而使人感受虚拟的同时又觉得真实。传统影视艺术正是因为这一技术的应用, 从而步入到崭新的时代。

二、传统影视艺术与数字媒体的冲突分析

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 虽然数字媒体被广泛应用到影视艺术中, 但也出现了运用过度的现象, 导致传统影视作品中对叙事特性的忽视, 人们在享受数字媒体带来虚拟效果的特技时, 也间接性扭曲了传统影视艺术中人文的内涵, 从而使得传统影视作品缺乏内涵以及审美意义。

(一) 过度运用全新数字媒体导致传统影视艺术面临失落的险境。在影视艺术创作出现局限于表面、不够深刻、相对肤浅的迹象, 则是因为对全新数字媒体的过度应用。同时影视作品出现通俗、快速化、以大众消费为前提、以尽可能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的现象, 使其内涵不够深刻, 过于肤浅, 而人们对影视艺术也表现出表面化审美。导致了影视艺术面临着失落的险境。

(二) 过分依赖全新数字媒体, 忽视传统影视艺术作品中人文的内涵。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 数字媒体被广泛应用到影视艺术中, 利用虚拟的特技以及人物来代替真人演员, 影视艺术如果只重视虚拟的特技效果, 而不考虑影视作品中的人文内涵, 则会导致影视艺术太过肤浅、空洞, 仅限于视觉游戏, 同时也会导致影视艺术中的另一功能被弱化, 即带给人们的感动以及人生的思考。

(三) 过分应用全新数字媒体弱化了传统影视艺术中的道德功能。道德和价值观的导向是传统影视艺术中的功能, 它的作用可视为具有社会性的教育与劝解, 对于正处在迷茫与困惑阶段中的人给予正确的引导与帮助。而影视艺术对全新数字媒体的应用中, 大多倾向的艺术作品是暴力、犯罪以及色情等, 以此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这种作品极大的影响着人类的道德与文明。

三、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交融

(一) 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人文内涵的交融。深厚的人文内涵是传统影视艺术的魅力之处, 也是核心所在, 如要在影视艺术上进一步表现人文内涵, 则必须以更完善的技术作为支撑, 因而可将全新数字媒体技术与传统影视艺术进行交融, 通过先进的技术对影视艺术的人文内涵进一步表达。

(二) 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本质以及审美意义的交融。由于传统影视艺术中对非现实内容的表现相对缺乏, 如要拍摄科幻类的作品时传统影视艺术就比较困难, 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进行融合。全新数字媒体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将相关的数字内容进行组合, 以此出现虚拟的视觉效果, 使人感受虚拟的同时又觉得真实。因此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的融合能够将更好的影视作品展现出来。

四、结束语

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 但他们之间的融合不仅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还提供了多方面的发展渠道以及技术支持。因此如何更好的将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组媒体进行融合, 是影视学术界今后研究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张剑.数字媒体创意的审美特征[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52-56.

[2]赵国安, 王晓军, 刘洪沛等.数字媒体演播系统理论体系及其应用研究[J].电视技术, 2014, 38 (14) :88-91.

[3]车佳桓.科技传播的商业价值1--基于新媒体技术下的考量[J].中国商贸, 2013, (35) :23-24.

篇4：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关键词】《刮痧》；多元文化；冲突；交融；跨角度

【作者单位】杨渊，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王兵，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刮痧》是王小平编著的都市情感小说，其2000年出版，2001年被搬上银幕。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华人在国外的生活。故事发生在美国圣路易斯，主人公许大同在美国奋斗了8年，最终从以街头卖画为生的小贩，变成了一名知名电脑游戏设计师，还获得了行业年度奖，实现了“美国梦”。故事中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是从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肚子疼、发烧开始。许大同的父亲看不懂药瓶上的英文说明，用“刮痧”的方式给孙子丹尼斯治病，且效果良好，但在孩子背部留下了刮痕，这被美国儿童福利监管局认定为虐待儿童。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父子分离、祖孙分离、夫妻分居、失去友情、辞去工作，许大同打拼多年实现的“美国梦”变成“噩梦”。后来，经过许大同的坚持，以及妻子简宁的支持，朋友昆兰的帮助，“刮痧”疗法最终受到霍尔威兹法官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并撤销了禁令，这让这个离散的家庭在圣诞夜重新团聚。作品在表现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冲突与融合方面，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理论和文化出版的结合

文化出版物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其所蕴含的文化一般都有民族性和特定的阶级性。对整个人类来说，文化是共存共有的，文化出版物的存在和流通能让人们通过对不同文化学习与交流，获得相互理解与尊重，进而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及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多元文化的核心是坚持文化具有多样性、差异性、整合性，各类文化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影响、相互交往、相互借鉴并发展，这也为后来兴起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1]多元文化理论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鼓励从多元文化社会中获取所属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信念，在保留所属文化自主性的同时，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这就对文化出版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出版物需要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传递，让生活在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能相互接受。

二、文化出版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处理方式

从哲学角度看，不同文化反映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又蕴含在不同文化中。思维方式构成了社会族群内在的思维框架和思维传统，是社会族群精神遗传的最根本内容，关系到族群对事物的认知、思考及整个行为活动。作为出版物，必须准确地表达出这种信息。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体现在出版物中，表面上是不同观点、意识的交流，实质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不同思维方式间的交流。这在《刮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迥异的家庭教育观

受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在颁奖典礼上，因老板昆兰的儿子保罗说许大同是个笨蛋，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出手打了保罗。许大同因此要求儿子道歉，并当面打了儿子，以表明对老板的尊重。老板却认为这是孩子间的事情，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并对许的行为无法理解。在美国人看来，许大同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个人主义信条。作品在描述这一情况时，并没有委婉表达，而是采用直接摊开的方式，把由于地域不同造成的文化冲突暴露出来，让观者能更直接地感受到作品想要传递的情感信息。

作品中许大同的父亲认为许大同是正确的，他不但引用《朱子家训》中“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教育丹尼斯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但许大同的理解是“打你是因为爱你”。许大同及其父亲的观点正体现了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理念，也让孩子错误地认为“打就是爱”，以至于丹尼斯在学校打了同学，还认为自己是爱他。而在美国，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需要时时关心、呵护孩子，需尊重孩子的感受，不能轻易打骂孩子，而中国家庭的教育向来奉行“黄荆条下出好人”，其教育理念与美国迥异。在表现这一场景时，作品通过展现不同文化对同一问题的表现方式，让观众自己进行比较评判，这是其他文化出版物需要注意的——客观陈述文化的差异，但不进行主观评判。

2.“孝道”及“夫唱妇随”伦理观

中西方对孝道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表面上看，《刮痧》中许大同对父亲的“孝”融入了西方文化，但深入其骨髓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孝文化。这在多个细节中均有体现，比如：许大同邀请父亲参加自己的颁奖典礼，给了父亲无比荣耀；美国儿童福利局发现丹尼斯背上有刮痕（所谓“虐童”证据）后，许大同为避免父亲受法律制裁，“承认”是自己所为替父受罚；许大同把父亲接到美国，承担起照顾父亲和家庭的责任；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许大同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说服妻子一起瞒着父亲，不让其担心；在父亲离开美国时，许大同骨髓里的“祖孙情深”使他不惜冒着被当作通缉犯的风险，去儿童寄养中心把儿子带来送别父亲。作品中的这些细节描写，均体现了许大同不惜违背事实、违背法律，去履行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道。由此可见，多元化文化出版作品的表现，需要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思考，需要双向思维的调动，还要让观众既能体会到作为“儿子”这一角色的行为，又能理解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此外，通过文化出版所展现的作品需要符合源文化的史实，经得起推敲。例如，儒家传统伦理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刮痧》中的体现方式。比如：许大同的妻子简宁对丈夫的依赖和完全服从均体现了“夫为妻纲”；许父有吸烟习惯，简宁一为“孝”，二为丈夫，允许其在家吸烟，因而虽内心不愿意，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了让儿子回家不得已和丈夫分居后，简宁到许大同租屋看望心情失落的丈夫，并陪丈夫大口喝酒（尽管她对酒精反应强烈）；许大同痛苦地骂自己是混蛋时，简宁也迎合丈夫心情大骂自己。由此可以看出，简宁作为中国妇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3.中西方法律信仰的差异

在《刮痧》中，美国人在政治、教育、法律、经济等方面都有强烈的法律保护意识。美国法律认为，把小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是违法行为，并严格按照法律处理当事人家长。在中国，家长将小孩独自留在家里十分常见，小孩一个人在家出事的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但没有法律或制度约束这样的行为。在友情第一，还是法律忠诚度第一的问题上，作品中表现了美国人更强调对法律的忠诚。因此，许大同住宿小区的门卫奥柏曼在法庭作证时，毫不隐瞒地证明许大同曾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医院护士康女士（简宁分娩时的护士）在法庭作证时，气愤地陈述许大同没有在医院陪护正生产的妻子，而是在公司开会。许大同的老板兼好朋友昆兰，在法庭上陈述事实时，质证许大同曾打骂孩子。作品所表现的冲突至此达到了白热化，尽管不同文化的人对事物看法不一，但作品依旧原原本本地表现了出来。

当昆兰亲自体验完刮痧疗法功效后，他又与儿童福利署玛格丽特一起找到霍尔威兹法官，向其说明情况。尽管当时是休息时间，但霍尔威兹法官等人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当即对之前的裁决做了更正。这反映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法律的认真态度和担当行为。

4.中医理论与西方医学

当许大同父亲找到昆兰，并告知“刮痧”真相后，昆兰亲自前往华人聚居区体验了刮痧疗法。在那里，昆兰了解了中国刮痧疗法的历史、医学原理及功效。原来，两千多年前，中国已盛行“刮痧”，通常一般针灸和按摩能治的病“刮痧”也可以。它根据热胀冷缩原理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增加汗腺分泌、血容量和流量，既利于人体血液循环，又有利于重建人体自然生理循环。一个人经常“刮痧”，可起到调整经气、解除疲劳、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建立在实验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理论，通过各种现代检查手段，确诊疾病，针对病人症状进行治疗，经得起现代科学反复验证。中医理论则不同，比如：“刮痧”涉及的人体穴位、经脉、丹田等中医术语，在西方医学理论中没有相应词汇。这导致与西医理论文化根源不同的中医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接受度不高，也导致在华人看来是为丹尼斯治病的“刮痧”行为，在美国儿童福利局眼里变成了虐待儿童。由此可见，作为文化出版单位，在编辑出版文化作品叙述冲突的过程时，不能只利用冲突增加文本对读者的吸引力，还应尽量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把矛盾和冲突反映全面，使其产生正面的、积极地效果。

《刮痧》以传统中医刮痧疗法所引起的中西文化系列冲突为主线，反映了中西方对各自文化的遵從，对异域文化或异族文化的不理解，也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共存、冲突、交融。中西方由于历史、地域文化不同，使人们在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对于出版单位来说，其启发在于：不同地域由于文化氛围不同，必然导致某些看法观念不一致，甚至产生冲突和矛盾，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需要认清实际情况，准确客观地描述出版物所涉及的不同文化，既展现文化出版物丰厚底蕴，又能达到促进不同文化融合的目的。

篇5：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和北方方言为基础，这里的北京语音并不包括北京的土音，北方方言也并不包括北方的土语；这里的北方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我们江淮一带。这样，普通话的词语中，扬州方言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北方方言。当然，普通话中也不包含扬州方言中的土音土语。普通话是提炼多种方言后的结晶，是方言的升华。方言的形成

方言起源于部落语和部族语，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方言的形成是不发达地域之间缺少沟通的结果。现在，越是不发达的地区，方言的种类往往越多。世界上大约有3500种语言，其中非洲就有1140种。方言的价值

方言本身确实也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情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有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试想若用普通话演唱苏州评弹或说扬州评话，那就不成其为地方艺术了。方言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

但普通话毕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高于方言。普通话的音素更为齐全，且用四声调配，节奏感、音乐性强；普通话的词汇和习语空前丰富，更富于表达功能。如果用普通话和方言分别唱歌，或朗诵散文、诗歌，或宣读政府声明，感染力与效果就明显有别。方言终将消亡

目前世界上的语种尽管有三、四千之多，但被各国定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也就65种左右。由于共同语的建立，各种语言的方言都在逐渐衰退，方言的作用日益缩小。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普通话的逐步普及，必然会对方言语音逐渐产生影响，吴语中的王黄两姓不分，扬州话中牛刘读音无别，林凌、苏舒等读音相同的现象终究会要变化的。方言也必然会从普通话中吸收大量词汇，同时摈弃一些只有读音而无相应文字或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词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方言的退化，而应看着是方言的进步。当然，普通话也会不断地吸收从方言中流传开来的词汇。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地的方言必然会趋同，将逐步统一在普通话的旗下。

当然，方言的消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像资本主义必定会消亡一样，谁也说不出会是在什么时候。从目前发达国家来看，尽管他们的民族语早已普及，但方言仍然普遍存在。英国英语以牛津音为标准音。但如你去伦敦旅游，街上能不难听到当地土音及带苏格兰或威尔士腔的非正宗英语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方言远未进入消亡阶段。有些地区由于经济的发达和扩张，当地的方言还处于发展阶段，甚至有外溢现象。说“世界上每年都有语言在消亡”，甚至说“每天都有一两种方言消亡”，是言过其实，是不可能举出实例来的。

方言无须保护

方言的产生，发展，衰退与消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方言无法保护，也保护不了。语言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工具就得不断改进、更新，以至扔掉落后的，用上更先进的。鼓励同一方言地区的人群总是使用方言是办不到的。随着人们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明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中老年人也喜欢说一两句普通话了。

由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同接受教育，对外交往密切相关，年轻人爱说普通话往往能借以标榜自己的文化档次。有时候，一个人说话的发音、用语和语调确实可以成为这个人的文化高低和气质雅俗的一个标志。开设地区语言课也是行不通的。以扬州方言为例。很多方言词语只有语音而写不出文字来。有些词语口头说说时并不在意，但一旦写了出来却发现难登大雅之堂。比如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屙尿”（小便）、“晓不得”（不知道）等。发达的语言的特点之一是特别富于同义词，中古时期的英语往往就能有三个同义词表达同一个概念。三个词当中，一个来自古英语，一个来自法语，还有一个来自拉丁语。而江苏苏北里下河地区方言中的“兜”字，一个词却能表达无数意义。如“曾兜了没有?”（吃饭了没有?）“我兜（打）了他两下。”“我兜（骂）了他两句。”“我兜（睡）了一觉。”“我兜（买）了两斤”等。要开设方言课还得有教材，课本的内容得从大量的用方言写作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去选择。要学好方言还要有较高水准的词典来规范方言的字形、读音和用法。目前，这些条件好像都难以具备。

篇6：方言与普通话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岛，上面住着汉语、德语和英语，还有其他各种语言。突然有一天，各种语言都决定离开小岛，去外面闯一闯。

不久，各种语言便来到了陆地。呀，外边的世界可真漂亮啊：有高大的楼房，有挺拔的大树，有鲜艳的花朵，还有可爱的小动物……看着看着，各种语言便走散了，但没关系，那些人们都很热心，因此，各种语言很快就有了安身之地。英语来到了英国，法语去了法国，日本迎来了日语，德语的安身之地是德国……然而，到了中国的汉语却一分为二了，出现了方言和普通话。

几年后的一天，方言和普通话走到了一起，方言见了普通话，便无缘无故地破口大骂起来，但普通话见了方言却大大地鞠了个躬，问：“方言老兄，近来可好啊？”方言见这情形，并没有感到羞愧，而是骄傲地回答道：“最近呀，真是忙死了，谁叫我这样受欢迎呢？人人开口就是我。”“是吗？”“不信，咱们来比比。”“好啊！”普通话自信地回答：“不如我们请其它语言来当评委吧！“行！””方言爽快地答应了。他俩找到了其它语言给他们当评委。

比赛开始，评委说：“你们俩做一下自我介绍。”方言开口了：“大家好，我叫方言，是一种很爱欢迎的语言，人们一开口就是我——方言。我很普遍，人人都会说，不要学，一听就懂……。“NO！”NO！NO！”英语用不标准的汉语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你说的话我大部分都听不懂。“对！对！””其它语言异口同声地说。现在该普通话了，他走上台，整了整衣领，然后头头是道地说起来：“各种语言们，你们好，我叫普通话，虽然现在说我的人很少，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将成为一种家喻户晓，人人都说的语言。其实说普通话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说普通话是一种礼貌、讲文明的表现；还有，如果讲普通话时想骂人，就骂不出口，因为只有讲方言才会讲脏话，所以，讲普通话可以帮助人们改掉讲脏话的坏习惯；还有，如果不会讲普通话，可以看一些作文书、童话书等，一边看，一边读，这样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学会了讲普通话；真的不会讲，就经常试着讲，如果闹笑话也不要紧，不是有一句这样的俗话吗：笑一笑，十年少。讲普通话的好处数不胜数，让大家都来我——普通话吧！”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如雷般的掌声。“第一局，普通话胜。”评委说。紧接着第二局知识竞赛、第三局智能比拚、第四局体能比赛，普通话都赢了，很明显，这场比赛普通话大获全胜，因此，各种语言都帮助推广普通话。不久，方言在中国已销声匿迹了，自然，普通话就成了家喻户晓、人人都讲的一种语言。

姓名：曾述亿

篇7：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摘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方言指地域方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影响。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联系影响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它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作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1、方言与普通话的联系

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规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同一族的语言，主要在地理上的渐变出来的分支，通常称之为方言，分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语言了，往往是受政治上的分支的制约，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因此从语言学来看，方言和语言没有界限。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是大有好处的。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口语。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在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词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用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瀊”，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瀊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潽（牛奶煮沸才说潽出来）”或 “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抮（读如‘珍’）”。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地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ang（g读浊音）”，还有一个叫“ga（g读浊音）”，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是用“寻”的；“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隑gei（g读浊音，音近）”的；“削甘蔗”用“削”，而“椠生梨”用“椠（圆转地轻削，音qi）”；“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换”是用“调”的，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原来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如 “我领你去看看。”„„。

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而恰恰相反，在它普通话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如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上海文化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可可、色拉、白兰地、啤酒、卡、麦克风、马达、派对、足球、高尔夫球、加拿大、秘鲁、博物馆、图书馆、幼稚园” 等等，那时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很快取一个名词，如“三轮车、黄包车、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出租汽车、卡车、摩托车、自备车”，包括一些上海话中原有的有特色的词语“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像煞有介事”等，都由那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

但是后来，由于片面强调了“汉语规范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受到阻碍，大不如前。学生一用有用的方言词语，就被指为“不规范”，这样他们在长大后写文章也只有在原来那些词典上有的普通话词语中用来用去了。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就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最近他在华东师大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有的人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其实《汉语大词典》中一半以上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已经死去，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还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的方言俚语。

所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一个要长，一个要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的，它们是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我们应该告别那种斗争哲学的年代，应该站在积极的发展语言的立场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生。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唱高调。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那么多人说得最流利的是本地话，所以我们需要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用，互补通用。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我们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但在一个像上海那样的普通话基本上得到推广的大城市里，为了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提出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必须尊重方言，尊重母语，一个大都市在任何场合不能禁止百姓使用母语说话，选择自己喜欢说的语言是语言自由人身自由的基础，不要干涉说话自由。当然，语言是起交际作用的，说话者也会注意听众的可接受度而在不同场合选用哪种适合的语言说话。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言环境，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量顺其自然选择。

会不会到将来，全国语言统一了，世界的语言就一体化了？这个问题应该由算命先生回答。我们只知道，至少从有人类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世界各地都存在方言，所以有没有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只有方言差异的大小程度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现在的现实，让语言更好地持续性发展，笔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的本性是多样性，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

2、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作为经过规范的标准语，对方言起着示范性作用，规定了方言的发展方向，方言的发展要从属于普通话。

第二，普通话有统一的书面语，方言没有统一的书面语，只能采用共同语的书面语，必然要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第三，普通话作为共同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我国当前广播、电视、电影、书刊、报纸等，都是使用普通话。

第四，当前经济大潮中我国各方言间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了相互沟通，他们都使用普通话。这样，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用人口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方言的使用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围将日渐缩小。

由此可见，今后方言的发展向普通话靠拢是必然趋势。

如果你认为方言今后不会进一步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方言产生了这么多年，存在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并没有萎缩，这本身就说明方言还是有市场的。同时，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是地域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文价值。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而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融合了当地语言使用者的情感的传统文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方言的地位。

一种语言，包括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可见，方言还会保持其独立性，不会受到普通话影响，不会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至少，这种集中、靠拢的时间是无法预见的，可能很久很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或许会同共同语永远共存下去，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方言在今后的作用和使用范围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被消灭，因为一种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衡量其价值。

参考文献：

1、陆谷孙《新英汉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版。

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10第5版。

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M]；语文出版社；2009.03.13第二版。

5、京华出版社编《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M]；京华出版社出版；1997.08.01

篇8：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一、影视艺术与数字媒体概述

影视艺术是现代社会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 也是人类文化的结晶。近年来, 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发展, 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其中包括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影视艺术, 使我国的影视制作有了新的突破。

影视艺术与数字媒体的高度融合是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其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传统影视艺术目的在于将影视中的故事情节和视觉内容建立在现实中人物和事物的基础上进行复原, 其本质就是在荧幕上还原现实;数字化媒体技术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将有机数字进行排列组合, 制作出虚拟魔幻的视觉效果, 其本质在于通过虚拟画面带给观看者视觉上的冲击。

传统的影视艺术和全新的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 将中国的影视制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这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新面貌 (1) 。

二、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冲突

(一) 发展数字媒体技术, 忽略影视艺术内涵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并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 现在影视制作中应用数字媒体技术的现象越来越多, 随着数字媒体应用的普及, 数字媒体技术也逐渐进步, 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数字媒体技术的重视程度已高于传统影视艺术的内涵。

大多影视制作中过多应用数字媒体技术, 其影视内容是绚丽有余、内涵不足, 很多制作人和观看人都注重其画面的宏伟和魔幻, 被画面所吸引, 却失去了对影视情节本身的重视, 忽视了影视内容所要表达的艺术内涵。

(二) 重用数字媒体技术, 弱化影视艺术功能

传统的影视艺术制作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表现的是贴近生活现实的人物和事物, 其内涵相对保守, 与现今多向发展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开放截然相反。

传统的影视艺术对人们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 其内容多以积极向上为主,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而现今社会的价值观有所变化, 致使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到影视制作中所表现的内容也有所偏差。现今社会人们的思想压力偏大, 所以在影视上寻找释放, 导致影视内容逐渐向暴力、犯罪等非健康的方向发展, 并没有发挥到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

(三) 重视数字媒体技术, 失去影视艺术情感

影视艺术不仅是人们视觉体验的方式, 更是人们情感慰藉的对象, 而自从数字媒体技术融入到影视艺术中后, 画面的冲击力疏散了人们对影视内容的情感交流。

人们通过观看影视作品, 往往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 或者从中体会到类似的经历, 影视内容影响着人们的悲欢喜乐, 牵动着人们的心, 这正是影视艺术的魅力。但数字媒体技术的加入, 使影视画面的视觉效果更具吸引力, 转移了人们的目光, 也间接剥夺了人们和影视艺术的情感交流 (2) 。

三、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交融

(一) 将传统影视艺术的本质和美学意义与全新数字媒体融为一体

传统影视艺术制作主要是将现实与非现实中的人和事体现在荧幕上, 其中现实指的是历史出现的或现代发生的真人实事, 非现实指的是寓言、神话等听过却没有真实记载的。

数字媒体技术和影视艺术的融合可以完美展现寓言、神话或者太空、外星等的拍摄, 因为人们对寓言、神话只有想象, 并无亲身经历, 全新的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对人物和情境进行虚拟, 制作画面时更加色彩鲜明, 使影视内容生动形象, 丰富人们视觉上的美感。

(二) 将传统影视艺术中的人文内涵与全新数字媒体融为一体

影视制作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表达, 更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体现。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到影视艺术中, 使影视艺术的文化内涵得到完美的展现, 这也是影视艺术和数字媒体融合的意义所在。

影视内容对人们具有导向作用, 数字媒体技术加强了对人们的感官冲击, 使人们加深了对影视的印象, 不知不觉中也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其二者的结合, 在促进人们道德发展的同时, 也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进步。

(三) 传统影视艺术与数字媒体融合增加情感交流

影视艺术不仅是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更是人们寻找情感共鸣的基本方式。

数字媒体技术和传统的影视艺术相结合, 使影视内容更丰富, 使影视画面更绚丽, 使人们在观看时感官和情感受到双重冲击, 加深了人们的情感共鸣, 更促进了人们与影视作品的情感交流 (3) 。

结论:全新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广泛, 得到普遍大众的认可, 并将传统的影视艺术引领到一个崭新的领域, 这不仅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体现, 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面貌。现今, 数字媒体技术在传统影视艺术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为了推动我国影视艺术的长远发展, 还要不断探索、以求创新。

注释

11田文.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冲突与交融[J].大众文艺 (理论) , 2011, 15 (06) :100-103.

22袁雪.传统影视艺术与数字媒体的冲突与交融[J].大众文艺, 2014, 10 (02) :164.

篇9：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关键词】冲突;交融;天主教;青岩;文化交流

一、引言

青岩，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郊的一个古镇，它之所以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考察点，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在近代史上成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下，天主教竟然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因为这里数教并存，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其他小教派均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独特的“三层楼结构”的宗教生态系统（陈晓毅2008：19）。

天主教传入贵州青岩古镇，并非单纯只是让青岩人民有了一次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文化互动实为相关利益方面和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次碰撞和磨合，而教案的发生，只是这种碰撞和磨合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无声或有声的碰撞，时有发生。可以说，天主教在贵州青岩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中的交融。

二、天主教进入青岩的背景以及在青岩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青岩，是在清末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大背景、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致使其在军事和外交上节节败退，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主权与诸多利益拱手让给列强，而英法俄美等列强则纷纷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包括传教方面。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黄埔条约》均涉及传教方面的内容;1846年，道光皇帝正式宣布天主教弛禁。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不仅明确废除了原来的所有禁教法令，还为法国人在华自由活动、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更是规定“各处军民人等”均可“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任发过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1982：146-148）。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内地传教，其教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被设为宗座代牧区，法国传教士白斯望德担任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约在1851年，天主教在姚家关建立了青岩最早的传教点，同年白斯望德又在石头寨发展了两户，青岩城附近的杨眉高寨也有两户人家信教。1852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当时贵州当局恐天主教与太平军有染而搜查天主堂和修院，胡在姚家关一佃户家躲避时，佃户将补鞋的皮匠发展为教徒，胡受到鼓舞，派一位徐姓人士去青岩城内宣讲教义，当场就有15人表示愿意信教（张浚哲 1993：233-234）。自此，天主教便以青岩为中心，向花溪的各个乡镇拓展传播。

1856年，胡缚理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选择在姚家关修建贵州天主教的第一所大修院。1859年建成，取名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任院长，修生有十多人。但这所大修院仅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1861年“青岩教案”中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捣毁。

教案发生和处理期间，青岩天主教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由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名颁发的“秘密公函”将天主教界定为“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要求全省各府州县的官员“随时驱逐”，“藉故处之以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6：237），以致“教民纷纷被逐，逃避来省，不得各安故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1121）。

1866年，青岩教案以向被杀教民赔款、将田兴恕等革职流放而告终，天主教占据了上风，一时间入教人数急剧增加。贵州教会向巴黎和罗马报告，竟称贵州入教者有十余万之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6：203）。1867年，在胡缚理的要求下，青岩官方协助劳若望神父建立天主教经言学堂，叶临爱神父设立医馆，1868年，叶神父用青岩官方赔给教会的土地建成了青岩天主堂和一些住房，进入“叶牧”黄金时期（陈光凡1963：0148-0149）。

三、青岩教案：各方冲突的集中体现

（一）青岩教案始末

青岩教案的导火线是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护照后，乘坐紫尼大轿、排场和声势浩大地拜会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激怒了这两位地方大员，认为是“僭越”。中国历来重“礼”制，古代中国社会更是等级森然，僭越行为是一种社会禁忌，是“犯上作乱”，是对官府权威的严重挑衅。于是田兴恕多次查抄主教府，并联名发出“秘密公函”，要求各府州县官员驱逐天主教徒，一时间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人盛装出游（俗称“游百病”），部分群众游至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孩子们高喊童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院管事和四位修生觉得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遂与这些群众发生冲突。青岩团练赵畏三闻讯，逮捕了四位修生。后来，田兴恕不顾法国公使要求放人的信函，授意赵畏三将四名教众斩首。

惨案一发生，法国公使立即呈递外交照会，要求贵阳府张贴和约（《天津条约》），归还所抢物件，赔偿相关损失等。田兴恕则一再推脱，对朝廷谕旨并不在意。后来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杀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几名教众，是为“开州教案”。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法国政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贵州官方杀害教士教民的行为，要求惩办田兴恕等人。清廷并不愿意得罪法国，但也不愿因几个教徒被杀就要处死朝廷封疆大吏，双方陷入艰难的谈判和交涉，最后，迫于法国强大的威胁，不得不流放田兴恕等人，并赔偿教会损失。

（二）清廷的内忧外患和矛盾痛苦的心理历程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视外国为“夷狄”的清廷，历经了一次痛苦的心理历程。一方面，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列强包括传教在内的各种特权，明降谕旨：“其合约内应行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贾祯 1979：2502）;而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存在，从中央統治集团到地方大员，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忽视、抗拒条约中各项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开州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的“十二款”处理方案，言语中饱含威胁。清廷虽然不满田兴恕的恃恩骄纵、草菅人命，但侮辱朝廷大员、公开威胁清廷的行政自主权，则超出了清廷的忍耐范围。总理衙门对哥士耆的照会进行了批驳：“揣其意向，直以恫喝之语，遂其要挟之心......其条款故为厉害，其词色假作平和。谲计阴谋，殊令人眦裂发指......夫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今田军门，大臣也......办理此节，实无大错。人言可畏，直道难欺。”①

而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当时的军情紧急，田兴恕又手握重兵，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由于清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极尽苛捐盘剥之能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农民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以苗族为主体，得到了布依、侗、水、回、彝、瑶等民族的响应，贵阳成了一座孤城。内外交困之下，清廷艰难地从传统的羁糜外交向务实的近代外交转变，同意惩办贵州地方官员，对法国赔偿白银，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张云峰 2009：52）。

（三）官绅士族的立场和态度

一方面，贵州官绅对不平等条约并不以为然。贵州位置偏远，战乱频仍，地方大员对条约不甚了解，对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不认同。在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爆发前，《北京条约》在贵州“未见有一张贴出”②。贵州地方官员甚至对传教士直言：“恭亲王乃久蓄异，私通外洋之少，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③。在青岩教案中，未经审讯就将修院教师、学生和厨工斩首，在后来的“开州教案”中，提督田兴恕接到知州戴鹿芝票报后，未经调查就批示“缉案就地正法”，完全不顾相关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及斩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后果。戴鹿芝甚至拒不承认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护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士大夫们与全国的官绅一样，从骨子里对外来文化持藐视和排斥的态度。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邻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使士大夫们形成“夷夏大防”文化价值观。在贵州官绅看来，“一旦使夷教入境，满地腥毽，坐视中国三千年诗书礼乐之化夷于禽兽，圣朝二百年來爱民养士之恩付诸流水”④。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主教教徒间互称兄弟姊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观念自然不能为官绅们所接受;男女教众齐聚一堂的做法，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自从罗马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便不允许中国教徒祀孔和祭祖，更是激起官绅们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天主教被田兴恕和何冠英斥为“异端邪说”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策划和实施反教行动的幕僚和道台赵国澍、张茂萱、冷超儒、谢葆龄、钱登选、吴德溥等人，均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的反教热情，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田兴恕在“秘密公函”里还将官员的升迁与驱逐天主教的行动联系起来，让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四）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态度

1）天主教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贵州的偏远落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这时候，儒家学说对生命的阐释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并不能为老百姓的空虚和迷茫指引道路。天主教的“福音”给一些教徒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而天主教劝人向善，传教士教人识字、替人看病等手段，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同时，因为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一定的特权，尤其是开州教案处理完后，教徒的安全有了保障，看到官府害怕洋人，有许多人为着自己的前途、人身安全和眼下利益而入教。

2）非天主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青岩是一个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只是有儒家文化的世俗影响和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原本还有道教、佛教，还有其他的小型宗教，青岩地方很小，各教派之间争夺教徒、抢占资源的情况也有发生，儒、主之争，主、祖相煎，老百姓间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和摩擦也时常存在，只是不曾像教案那样激烈地爆发出来。

四、总结和思考

在晚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注定不会平和顺畅：交流的一方笼罩在这样一种战败的屈辱和文化弱势之中，而另一方，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势逼进，获取了若干传教特权，甚而至于有些得意忘形、肆意妄为。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岩的现代化进程。在青岩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正确理解和对待这场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岩教案导致的宗教生态失衡，对文化交流的各方，都造成了损失。而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影响，融入了目前青岩的“三层楼”式的宗教生态系统，实现了天主教在青岩的本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光凡. 青岩天主堂简史补充材料.贵阳市档案局卷宗41-1-95.

[2]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贾祯编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 第7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M]，第1-3辑，1974- 1975.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1册.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张浚哲，青岩天主教概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C].贵阳南明印刷厂，199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M]. 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中华续行委版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