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第一篇：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戏剧在新时代的发展之路

叶志娟

(班级：新闻091班 学号：20093361)

内容提要：提要提要

关键词：中国戏剧、现状、未来、发展之路

中国戏剧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话剧则是20世纪引进的西方戏剧形式。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是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瑰宝，堪称国粹，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百度百科)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国，中国的戏曲是世界戏剧的三大渊源之一，作为国粹的梅兰芳的京剧体系和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大剧院并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而另一种剧种昆曲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历史与经验足以说明中国戏曲在世界范围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无法替代的地位。因此来看，戏剧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是辉煌与繁荣的。但是那也许只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实了。从当今中国的表象上来看，中国戏曲在中国社会中走入了它的发展低谷中，而且前所未有。

中国戏剧发展现状

吸取种类的减少

戏曲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地方戏剧上百种，每一年都是纪念，每一年又都在祭奠。传统戏曲正以每年至少消失一个的速度锐减，昆曲进入了“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喜，可悲?当传统戏曲再次面对世界时，除了那精种细收的一亩三分地之外，新的天地在哪儿?面对未来，是继承还是发展?面对传统，是死守还是求变?()

《中国戏剧》杂志常务副主编黎继德先生说：“中国戏剧现在的状态就如乍暖还寒的春天。”中国戏剧总体成燎原之势迅速发展、但是局部停滞消亡的宏观图景。我国现存两百多个剧种、一千五百多个戏剧团体、不可胜数的戏剧从业者，我国戏剧的繁荣毋庸置疑。但是，黎先生也痛心地说道：“现在中国的许多剧种名存实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戏剧剧种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在消亡。”一个剧种只有一个团的现象不在个别。比如现在新疆曲子戏，现在只有一个六个人支撑的剧团在延续。

观众群与创作者的减少：

戏剧属于“八大艺术”之一，在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被称为第九艺术的电视兴起并不断发展的同时，戏剧却逐渐淡出普通观众的欣赏范围。这就引出戏剧发展到低谷的一个原因：观众群的失落。在戏剧本质的争论中存在一种叫做“观众说”的观点，他们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赛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器官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在新时代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不断改变的情况下，戏剧的的表现形式也应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戏剧属于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文学、绘画、建筑、雕塑及舞蹈等艺术成分。文学即戏剧创作。在影视编剧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戏剧创作者却不断减少。与观众减少的原因相似，对戏剧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创作者失去兴趣、失去信心，于是更多有文学素养的人逐渐向电影电视方面的编剧发展。

对戏剧技术的忽视：

戏剧是人类恒久的精神需求，是人类最具魅力的创造。戏剧的魅力与创造，首先源于人的思想、感情、心灵与命运;但是这些精神内涵的表达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支撑着戏剧特定表现手法的技术手段，是人类戏剧演进过程中留下的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与财富。戏剧的积累与价值，首先是技术的积累与价值。然而在中国戏剧的价值体系中，技术对戏剧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重观念而轻技术不是中国当代戏剧特有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艺术理论家对技术的轻慢，早已成为蔓延的流行病，尤其是刻意抛弃传统技术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兴起，从观念艺术到文化创意的渐次风行，对艺术传统价值体系产生极大冲击，使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技术还有没有艺术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潮同样对中国戏剧形成有力冲击，但中国戏剧界对技术的轻忽有更复杂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让传统戏剧融入主流社会，同时在戏剧思想与价值观念层面上，掌握话语权的却是和艺人精神距离甚远的“新文艺工作者”群体。这个群体按他们接受的西方现代戏剧观念为中国戏剧重新设置标准，反复灌输重思想意识，轻技术手段的观念;并且因其拥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优势，急切地强调戏曲演员“学文化”和扫盲识字的重要性，对他们涉猎不够的戏曲表演技术的意义却表现出夸张的冷漠。

戏剧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所有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都需要经历特殊的训练，通过专门训练提高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掌握特殊的技术手段。通过训练，超越人身的自然属性，使之成为具有特殊艺术表现力的工具，这是艺术本质意义所在。戏剧史上自有极少数天纵奇才，未经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却能直觉地洞察艺术的堂奥，但只是偶然现象，不是普遍规律。戏剧表演是一门特殊的技术，表演者需要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由此形成和掌握对身体的特殊控制能力。戏曲更是如此，每个剧种有其特殊的唱、念规范，需要掌握对声带和嗓音的控制方法;有其特殊的身段，需要掌握对形体的控制方法。这些都是技术基础，有了这样的系统训练，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戏剧演员。至于要成为伟大的、杰出的演员，仅仅有这些技术当然不够，但那是表演艺术领域进阶的需要。

未来发展之路：

“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国戏曲艺术,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芳馨撩人,散发出璀璨的艺术光辉,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戏曲,包括许多地方戏,纷纷走出国门,活跃于国际戏剧舞台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的钟爱。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戏剧艺术,使艺术的形式更具多样性。新型艺术与古老的戏剧艺术的竞争更加激烈,艺术的“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戏剧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而戏剧本身固有的地域性狭小的劣势日益显现。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观众欣赏艺术的口味也在变。戏剧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必须走革新之路才能生存。

1.加强戏剧自身的改革。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观众是其存在的基础，所以戏剧的发展必须研究观众、迎合观众、服从观众。题材的陈旧无法在观众中引起感情的共鸣，加之表演的程式化，使得演员与观众之间竖起一堵无形的墙。繁荣的戏剧需要“百花齐放”，既要有弘扬当代主旋律的剧目，也要有一大批适合现代观众不同欣赏趣味、满足多元需求的剧目。要坚持面向多层次的观众群体，面向市民社会，让戏剧紧贴群众的生活。目前，存在戏剧与平民生活拉开距离的隐患，一出戏只有当它和观众发生感情的共鸣或让观众得到审美的享受时，才能体现出价值。同时，平民化决不是简单的走贫下中农路线或者一味媚俗。

对戏面临的尴尬局面黄心武认为,对一些老戏老剧,可以像文物一样保留它的原貌;新剧要从生活、从人物出发,程式化的东西应该自然地融入,生硬地搬用是不合适的。像《白门柳色》中去掉了水袖和髯口等传统表演程式,应该是允许的。实际上,长久以来,程式化的传统戏剧都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年轻观众锐减,他们对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一桌两椅”等传统绝招感到费解,看戏成了智力考试。而对传统的“一桌两椅”等舞台布置进行改革早有成功的先例。如潮剧《德政碑》运用旋转舞台处理时空,在舞台的移动中实现了场景的变化,使平面的舞台有了立体的功能等。(浅谈对戏剧改革的认识 石学广)】

2.加强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有关中国戏剧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戏剧目前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尽快推进国营剧团的市场化改造，同时像其他经济领域那样，推进戏剧表演艺术团体的公平竞争激活市场，将戏剧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沉浮，在竞争中发展，这样戏剧在新的世纪才能获得新的活力，不能说凡是国营剧团就一定与市场无缘，一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目标。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有再多的钱，也养不活、养不火戏剧，既不能保证戏剧艺术本身的传承与提高，也不能帮助剧团重新获得在演出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同时，国家应该加强对传统艺术的保护，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部分中国戏剧艺术必须在政府的干预下保留下来，使其不至于失传，要有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态度。

3.加强与新兴文化方式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际的交流。戏剧可以利用广播、电视、互连网与新的文化方式相交流，共同发展，共同收益，戏剧与广播、电视、互连网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观众的数量，比如，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的观众就以千万记，虽然这些新型文化生活方式在与传统的戏剧争夺观众资源，但我们可以探求其中的和谐发展之路，谋“双赢”。其次，中国的戏剧作为一种优秀的文明，可以走出国门，英若成先生在中国戏剧的对外交流方面就颇有成就，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拓宽，他把老舍名著《茶馆》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为《茶馆》成功访问西欧作了准备。1980年春，英若成随曹禺赴英国进行戏剧交流，为中外戏剧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外戏剧交流不仅可以将中国的戏剧推向世界，还可以吸收国外的戏剧成就，摆脱中国戏剧对自发型发展道路的过多依赖。

4.对未来的观众资源进行先占，预先进入青年市场。中国的青年将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但是当代年轻人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的青年人戏剧基础教育较差，加之其它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很多青年不会自觉长成为戏剧的爱好者，但只要戏剧找准了青年观众的心态，顺应时代的潮流，是可以在你年轻人中占有一块市场的。比如，昆剧《张协状元》改编自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永嘉昆剧团在保留原作以人做道具等特色形式的基础上，在内容和唱腔上作了大胆的革新，结果在北京大学演出时就引起轰动，受到青年人的喜爱;再比如，青春版《牡丹亭》北大演出的最后一天，前两场演出，观众把剧场的走廊挤得满满当当，学生们以欢迎周星驰的热情欢迎500年前的国剧。同日，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成立，一批戏剧界重量级人物聚集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成立大会牵头人林兆华只说了一句：“我要办好这个戏剧工厂”。很多现象都说明随着年轻一代文化修为的提升，对文化生活多元化的追求加强。戏剧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尤其是大量戏剧社团出现在大学社团的行列中。(百度知道

第二篇：中国或许开启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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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新的秩序和准则的建立都伴随的暴力征服或者和暴力有关。在原有秩序难以维系时，新秩序的确定多数情况下依赖军事力量的介入，战争作为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爆发，使得世界的秩序按照有利于获胜一方利益制定。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遵从的就是这种规律和模式。

二、中国的崛起的前奏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饱受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近代的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次局部战争，中国人尝尽了打仗的苦头，也因此耽误了很多建设国家的大好时光。中国崛起的前奏首先是悲苦的。

三、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惊人的相似------中国或许开启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1949年建国后的新中国，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外交的新模式，不以强权或者军事力量作为外交的目的和手段。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光中国普通大众享受到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和利益，中国的精英阶层也看到了中国在和平环境中撅起的希望。

中国应该相信，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动荡不会重演。有的西方人，甚至是西方的精英人士们，始终抱着冷战的旧思维，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是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巨大威胁。理由很简单，他们按照自己的霸权主义逻辑思考问题：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相似的军备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紧随其后的就是全球性的冲突。 我们不否认，当今的世界仍把按照“丛林法则”制定的世界秩序作为不二的竞争规则。世界很多的地区由于个别强大国家为了私利而陷入动荡甚至战争当中。依仗先于别国强大起来的巨大优势，一部分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竞争规则制定着的高位，已经主导了国际体系500年，对那些尚处在发展中或者贫困国家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体制的稳健改革，中国今后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为国际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与以往大国撅起的背景不同，中国是在国际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的演变中开始伟大复兴的，崛起和环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和平与稳定。中国应当为自己的大国地位负责，更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当中。因为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值得中国人倍加珍惜的和平环境，中国的有义务也有能力维护和平的环境。在应对核威胁、恐怖主义等世界性命题上，中国要和世界各国联起手来，亲力亲为，为世界同时也是为中国的安全提供硬环境。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的崛起首先是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由于经济发展而扩大的各项事业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美国也应当和中国一道摸着石头过河，世界不妨也一起加入这一行列。人类应当开启一种新的大国关系文明，无论世界愿不愿意，这一事实已经拉开了帷幕，并且大概无法逆转。最重要的是，新的事物和思维往往是整个人类不断进步和取得辉煌的惊喜点，它总是给人类巨大的利益惊喜。

第三篇：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2009年度论坛”述要

2009-12-17 09:40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家2009年度论坛”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保增长。与会者认为，随着经济最困难时期的过去，应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包括树立就业优先目标，鼓励和引导投资的区域梯度转移等。特别应优化投资的主体结构，以政府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发挥好民营经济的作用。实现经济持久增长，必须将消费放在重要位置。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应坚持提高居民收入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双管齐下。可以把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突破口，逐步解决农村消费低迷的问题。

调结构。与会者提出，在后危机阶段，应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推动结构调整，一是做好加

法，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较快增长;二是做好减法，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运用公共投资推进节能环保，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三是做好乘法，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四是做好除法，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促改革。与会者认为，从根本上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不仅要依靠扩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而且要从推动企业创新入手，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技术创新问题，提高企业营利能力和竞争力，以明显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应统筹经济领域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新动力。

第四篇：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体制选择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要为经济的长远发展选择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这个体制的雏形已经出现，但要使之发展、成熟并趋于完善，尚要一定时间的艰苦努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渐渐显露并且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我们面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选择。

一、 体制选择的制约条件

1、实践已经千万次证明计划经济是低效的。我国1978年之前的近30年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占支配地位，除建国初的几年里生产力发展较快以外，中国从1958-1978年的20年间基本处于徘徊和停滞状态。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没有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困难。1978年以后的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更符合社会化、协作化商品生产的客观要求，更能发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效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2、在典型的国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便于搞市场经济。因为，一方面，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国有制的出现和存在是一种国家现象，有国家即可有国有制;另一方面，国有制下产权不能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因此，国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占主体的资源配置首先不能服从市场规则，经济将不能成为市场经济。

3、在中国不存在大规模的私有化的可能。一是国家的领导层不会接受私有制，因为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其更容易接受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熏陶更是强化了这一心理;三是私有制并不一定具有经济效率的，自然经济就是私有制，但是自然经济确实是低效的，既比不上市场经济，也比不上计划经济。

二、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所谓知识经济，按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上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按OECD的定义，知识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和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产品制造模式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电子计算机、医药等)，制造业竞争中劳动成本的作用降低，需求和制造业的模式向服务活动转移(如保健、教育、休闲等)，尤其是转向知识密集的服务活动;投资正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部门，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服务活动全球化，随低成本宽带通信能力的不断增加，服务活动已经超越了国界。这些倾向正在实质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越来越走向知识化、智能化。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也越来越“知识经济化”。人们的生活和消费不再仅仅意味着衣食住行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为大众开拓了更丰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地到世界各地包括珠穆朗玛峰和南极旅游，可以用最快捷最简单的方式搜取古今中外的有用信息和资料等等。随着人们眼界的不断开阔，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无形中人们的观念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过去，拘泥于保守，而且是用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在人们头脑中逐渐被抹去，市场经济体制随即被人们肯定并接受。

三、 体制选择的机遇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服务业的巨大发展，传统产业的更新、改组和转移，新兴产业的分工、协作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开展，经济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整体协调趋势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的出现更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能否适应这一潮流，主动地选择和实行开放的体制和政策成了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落后的关键性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性、高效率的经济体制，是调节经济运行，合理配置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在竞争过程中排斥多种形式的垄断，强调市场规则的秩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为参加市场活动的当事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扫除竞争中存在的多种人为的障碍。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都要求市场向所有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购买者开放，向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开放，向外地开放，向国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反对地方割据，反对用行政手段封锁市场，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化性经济，这是由于竞争是无情的，在市场经济下没有保护伞，只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失败了必然破产、分化、再重新组合，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总体经济效益。虽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它们一旦拿起市场经济这个“非价格竞争”的武器，就能迸发出后发优势，迎头赶上，达到整体协调。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相配套，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知识经济的建立，以往的政策模式不再有效，从而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政府将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政府从干涉者的立场转向协调者和伙伴的角度同企业一道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政府将注重培养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高科技人才，使企业迅速提高技术能力。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反映在了经济发展方面，表明市场经济这一选择是准确无误的。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了两番，“九五”期间，国民经济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30年间，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高，况且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阶段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体制并村发展，相互干扰，尚能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腾飞，可见，在往后的发展中，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能直线上升，发展速度有高有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市场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首先，我国的国有企业潜力很大。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这些企业过去受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缺乏活力，效益差，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头号矛盾。经过市场经济改革调节，与市场经济机制培育统一起来，“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关键性问题。处理好“政企分开”，弄清楚权责利的关系问题，构造现代企业制度，把主体生产力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为我国经济进一步腾飞奠定了基础。其次，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市场相辅相成。具有与之进行全面合作的条件，我国既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椰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个多层次结构与世界经济相衔接，这既可以获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多重好处，又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更新和优化。在此过程中，尽管大量民族产业、传统产业会受到严重威胁乃至淘汰，但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将得到更多的机遇，从而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再次，在资本主义企图通过体制优势在竞争中压倒我国的情势下，我们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政治警觉，丝毫没有放松在制度上的必要的斗争，坚决抵制外来的制度性压力，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同时，经济体制是既定了的，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通过一定政策来实现的。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实施了很多有效政策，使我国社会经济保持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这一选择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未来生存方式的战略选择。

第五篇：科技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论文

科技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据S.Kuznets测算,在1889—1929年间,科学技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比例只有33.3%;但到1929—1967年间,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增加到78%。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一、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分析

(一)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原始的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技术不但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利用;更进一步,科学技术促进了现代工业的产生,而现代化生产技术又催生了优质高效、低耗能的机械化、电气化等各种集约型经营模式,从而实现人类追求经济原则的目的。二是科学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促使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效地抵消了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总体而言,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我们在庆幸科学技术为社会带来充裕物质财富的同时,绝不能漠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之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普遍应用,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在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去取消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强,因而对环境的破环也就越来越大。从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看,既有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又有垃圾污染,化学污染、核废料污染。如今震惊世界的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环、酸雨增多、厄尔尼诺现象、拉尼拉现象等的出现,就是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表征。由于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不够,他们利用科技手段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摄取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诸多自然资源濒临灭绝。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科技水平低下、教育滞后,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制约了该地区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民族文化旅游业,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内源式经济发展之路。

(一)内源式发展模式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决议中首次将经济发展目光转向“内源式”发展。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1990年12月联合国宣布了《第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标志着以内源式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从本质上讲,内源式发展模式要求发展应当从内部产生,以服务人为目的,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自然、社会、人类三者的和谐共存。走经济内源式发展道路,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由“救济”型向“生产”型、由“潜在”型向“开发”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切实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1.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UCN)特别顾问希贝洛斯·拉斯额瑞(Ceballas-

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天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生态旅游概念提出来之后,世界许多研究者和组织纷纷对之做出界定。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大致界定为:生态旅游必须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满足人类

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为前提,它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又能为当地创造足够经济效益的旅游活动。黔东南具有诸多原生态环境,是都市人民反扑自然的理想之地,具有巨大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跨东经107°17′~109°35′、北纬25°319′~27°31′之间,东靠湖南省怀化市,南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西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地区,东西宽220公里,南北长24公里,总面积30 337.1平方公里。黔东南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53.68%以上,在其崇山峻岭中流淌着大小2 900多条河流。全州除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还有月亮山、弄相山、上塘、龙头岩、无噶冲、佛顶山等原始性较强且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的郁郁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总面积达165 550公顷,树林中生长着各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译为祖国南方的“绿色宝库”,“动物王国”和“地球统一维度唯一的绿洲”。这里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舞阳河、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黎平天生桥,有苗族母亲河——清水江、侗族母亲河——都柳江,有五万亩台地草场——青山界等,这些资源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黔东南州神奇的山水、奇石异洞、飞瀑流泉

、生物资源等原始性自然生态系统所凝固的景观,除了其感官上的赏心悦目外,更以它丰富的美学、科学及文化内涵吸引着千千万万游客,是“后工业时代”喧嚣都市人“洗肺”的好去处。因此,只要我们科学整合现有旅游资源,合理规划旅游景区建设,开发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种生态旅游项目,走生态旅游产业化道路,推动黔东南绿色经济的发展。 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基础,素有中国“苗疆”之美称的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底蕴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条件。黔东南境内居住着苗、侗、布衣、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340多万,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19%,侗族人口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5.8%,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区和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黔东南州长期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原始民族人文生态系统保存比较完整,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以苗族和侗族丰富多彩和原生民族文化令人自豪和骄傲。这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寨——雷山西江,全国最大的侗寨——黎平肇兴,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节——台江姊妹节,有世界上独木龙舟的发祥地——台江施洞,有粗犷奔放的苗族祭祀舞蹈——反排木鼓舞,有“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有“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有由杉木演变而来的、凝固了时间和空间的侗族古老的建筑——侗族钟鼓楼;有记载着历史散文精美、而又被诗圣杜甫盛赞为“五溪衣裳共云山”的苗族服饰,有代表苗族族徽和图腾的苗族银饰,有流淌着千百年的“以歌养心、以舞养身、以酒养神”的苗侗民众民间生活。在历史文化方面,黔东南州境内有世界寒武纪生命大瀑布三大遗址之一的台江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有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建筑年代和族属的岑巩“木中召”古遗址;有史称“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古思州治地岑巩;有被人戏称为“太极图上的水城”、拥有227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有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生活过、诗仙李白提到过的“味道龙标过五溪”的古“龙标尉”治地、被誉为“古人最理想的家园”的锦屏隆里古城堡及其汉文化生态博物馆;有被誉为“天书”、至今无人破译的雷公坪石碑;还有红军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等等。这些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对国内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能够满足“后工业时代”人们在文化上追求多样性与变异性的消费心理需求,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族文化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有效避免工业化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中国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因势利导,依托自身特殊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地开发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业,在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共荣共生与和谐共处,实现内源式经济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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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