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一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后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其作出了强调。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我们在推进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重大决策，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加快培养职业农民。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仍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不足问题，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当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认定，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培训体系和绿色证书制度，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吸引和支持高素质人才务农创业。

第二篇：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 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这个战略构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家庭经营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

农户家庭经营、公司农业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通过农村改革构建了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往往绕不开如何对待这种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能否通过转型提升，有效转化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大多数常规的农业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并具有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当然，农户家庭经营的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不一定表现在单纯的经济方面，而是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如许多公司农业经营不愿种植利润率较低的粮食作物，喜欢种植高度出口导向的非食品作物。大面积采用公司农业经营替代农户家庭经营，容易加剧农产品供求结构的矛盾，形成对局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毁灭性破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①。缺乏相关经验导致管理失误等农商企业内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公司农业经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上看， 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支持外资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②。当时，墨西哥在降低农产品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放宽对外资投资农业的限制，并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买卖、租赁等方式转让土地，鼓励外资和商业资本对农业用地进行投资。由此造成墨西哥农业生产结构转向以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为主，粮食等大宗作物生产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迅速萎缩，粮食由自给自足转向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甚至农业的土地经营和技术选择日益受到跨国公司控制。这些农业跨国公司很少直接投资农业生产，而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导致农业利润大量外流，农民只能获得产中环节的小部分利润。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业技术选择主要服从于大规模农场的需要，导致普通农户缺乏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贫民窟。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部分地区向工商企业的土地流转过快，推动了农业“非粮化”提速，增加了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部分地方政府变相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容易增加工商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蓄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导形式，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引导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实现转型提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由于农户家庭经营的高度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农户家庭农场具有运行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等特征，它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往往不是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所能企及的。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上，既要看到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

第二，总体而言，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环节。而随着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运行中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在某些方面迅速凸显，这种状况对于“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更是如此。

第三，即便是在农业生产环节，农户家庭经营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呈现比较优势。比如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有机农业、设施农业和受天气影响较小的集约型养殖业中，公司农业经营相对于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正在日趋凸显。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而言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我国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以“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在农业发展上存在着“重生产、轻服务”、“重政策优惠、轻制度建设”等倾向。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日趋突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迅速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妨碍农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增加了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质性，缺乏分工协作，加剧了我国农产品成本高、农业经营效益低和农业竞争力弱的问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较远。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以“小而全”、“小而散”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经营，还容易加剧农户兼业化、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弱化的问题，导致以农为辅的兼业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形态。由此会推动农业经营粗放化、农业技术选择简约化，甚至会导致农业商品化出现退化，加剧农地撂荒和农机等设施设备的闲置，制约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经营日益偏离农业发展的效率目标，弱化农户推进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动力。

第二，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妨碍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对大量家庭经营的农户而言，许多影响深远的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活动，包括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农户缺乏参与的动力甚至能力。农户之间“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也往往会导致参与这项活动时面临较高的“动员”成本和“协调”困难。比如，在农作物制种、动植物疫病防治时，少数农户的不参与甚至会导致多数农户的参与“无功而返”。许多地方在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实行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以及推进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经营时，往往面临较大困难，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难以提高，甚至农业经营粗放化和欠组织化，以及农业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户行为的“理性选择”。

第三，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困难，将农户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如前所述，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优势领域在于农产品生产环节。但是，如果将研究的视野从农业生产环节“切换”到整个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农业的产前、产后环节，如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物流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和储藏保鲜、农产品安全和品牌建设、农业金融保险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领域，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就会迅速凸显。与此相对应，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优势领域也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环节。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已由产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在农业产业链竞争中的比较劣势日趋突出，对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制约迅速凸显。况且，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融合的深化，农业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日益成为农业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主导者，成为农业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集成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农业产业链的利润重心也逐步呈现向农业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与局限。

一般而言，“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难以实现有效组织，难以联合起来与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农业产业链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工商资本(包括服务业企业)抗衡。因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不仅会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难度，增加农户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的困难，还会推动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工商企业垄断格局的形成和“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发生，容易将“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制约农民增收，甚至导致农户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和价格决定中日益陷入“被动接受”的地位。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许多地方农民“承担风险多、获得利润少”，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阻隔农业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作用，影响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的产物。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外在表现;农业需求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引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农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载体。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在产业链协调整合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往往导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信息难以有效传导给农业生产者，加大农产品供求协调和价格实现的困难与风险，不利于发挥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作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容易加剧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降低农业发展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农业发展中优质要素的外流。这又会制约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侵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组织创新的滞后，不仅容易削弱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争夺利润的能力，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工商资本的谈判能力，还容易导致农业组织创新滞后成为制约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难点，增加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妨碍农业产业链整体素质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哪些基本特征?概而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们认为，所谓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化而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集约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顺应了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消除近年来部分地区农业粗放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但也对农业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推进农业集约化，往往是发展内涵型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所谓专业化，是相对于兼业化，特别是“小而全”、“小而散”的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的，旨在顺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更好地通过深化分工协作，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要素生产率。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结合支持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如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以及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从国内外经验看，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是发展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期待。

至于组织化，主要是与分散化相对应的，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发育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组织创新。第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横向联合和合作，包括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等，甚至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第三，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水平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培育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能力及其带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能力，促进涉农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增进农业产业链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均属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化往往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社会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二是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农业产业链，换个角度看，也是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价值链。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顺应了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趋势。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主要驱动力正在呈现由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以及流通等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些方面均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参与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分享，不仅表现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还表现为随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链逐步升级，并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有效对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产业链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产业融合关系的深化，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利益主体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深化，以及农业产业链与能源产业链、金融服务链的交融渗透，都是农业发展成果社会分享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社会参与和分享程度的提高，增加了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通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成长、增进其相互之间的联合和合作等，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环节的利益，避免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过度向加工、流通、农资供应等产前、产后环节倾斜，有利于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多数农产品供应链日益由线性的单链转化为非线性的网链。因此，农业经营体系社会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网络化。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推进网络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集体转变成本和需求规模经济的存在，旨在提升网络效应。③许多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局部区域内农业经营体系网络化的结果。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化，为创新要素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提供了多元便捷的通道，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对资源、要素的动员和集成能力，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强调的重点不同。集约化和专业化更多地强调微观或区域中观层面，重点在于强调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组织化横跨微观层面和产业链中观层面，致力于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源要素竞争力，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能力。社会化主要强调宏观方面，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运行的外在表现，其直接结果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在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运行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应该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它们是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厦”的“基石”，不可或缺。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初期。基于实践经验，总结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的主要特征还为时过早。但是，基于国内外经验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通过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科学扬弃，仍能大致勾画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培育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通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鼓励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结合改造提升农户家庭经营，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通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育，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新的载体和带动力量。就总体而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或企业家)的成长放在突出位置。因为无论哪类新型经营主体，其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素质，都是决定其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

发展引领有效、支撑得力、网络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随着农业劳动力老弱化、农户兼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二兼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的形成，将培育农业企业家和发展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解决发展现代农业“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在一个地区，如果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农业企业家“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选择经营方向，老弱化的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从何着手”、“向何处去”的难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带着农民干”的农业企业家，既可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专业大户的户主，也可能是农民合作社甚至农业企业的带头人。“少数农业企业家 + 发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大量老弱化的农民”，不失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面向农业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简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引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其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甚至网络化发展，可以更好地拓展农业发展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甚至产权市场对接的通道，形成农业组织结构创新、新型主体发育与农产品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创新联动发展机制，拓展农产品市场空间和农业要素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更好地抢占现代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可以借助城乡服务业的有机联系和城市高端服务业密集的优势，更好地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惠、城乡一体。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利于增强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通过促进三次产业在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更好地带动城乡协同发展，支撑农业更好地引进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缓解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培育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需要指出是，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不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强调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和运行社会化。但是，相对而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继续重视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更多地重视专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的成长发育，借此增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其可持续发展机制。因此，在立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运行特点的基础上，诸多有利于服务业产业化的措施，如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以及引导领军人才、优质要素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都是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的。相对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加有利于持续增加和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从而有效引领并强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容易形成网络发展的农业服务供给格局和农业服务能力格局，促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增进农业服务链对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能力。

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过程，以及推进现代农业的组织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为节本增效、降低风险和优势互补，为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采取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为增强协同效应和网络效应，更好地对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增强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努力。随着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数量的增加，这些新型主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也会日益凸显。较为突出的共性局限主要是组织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服务能力差，甚至同质性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面对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日趋迫切。因为，随着农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化，农业产业组织如果没有竞争力，农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更是无从谈起。发达国家的农业跨国公司，往往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在农业的大多数领域，我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但通过引导农业产业组织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有效合作，仍然有望形成可与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有效竞争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因此，加快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应该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按照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要求加快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制度和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如从近年现实和可以预见的趋势来看，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外，可供优选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及联结农户的方式，增强对农户或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功能。其次，引导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联合合作，培育农业产业链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农业组织创新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网络效应，推进农业组织功能的转型升级。第三，通过成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不但可以增进行业共同利益或解决特定农业产业(链)的共性问题，而且可以为发挥核心企业在现代农业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提供平台。第四，通过支持发展现代农业集群或农业产业化产业区，促进现代农业产业链的一体化，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化和网络化发展，培育农业产业链的竞争优势④，提升农业的品牌效应和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集聚效应。

但是，这些可供选择的路径能否有效转换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这包括在与农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与农户之间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更好地分享发展现代农业的增值收益创造条件;也包括健全农业产业化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联盟、龙头企业集团甚至农业产业化集群、产业区与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健全农民合作社等对农业产业链垄断现象的制衡机制，为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更好地分享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成果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实现突破，必须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节作为支撑。

第三篇：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在全省、全国都具有代表性的统筹城乡试点市的xx的调查发现，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5.4%，经营的耕地却高达42.7%，农产品占51.4%，农业产值占56.2%，明显具有规模大、产出高，效益好的特点，但是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农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农业后继乏人。一是新型主体占比偏少。全市家庭经营户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4.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5.4%，在数量上处绝对劣势。其中，专业大户和业主又占了新型主体总数的90%以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种新型主体发展缓慢。二是新型主体融合度低。大户、业主、家庭农场不能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是没有法人身份的市场主体。合作社、农业企业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合作松散。大户、业主、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五类新型主体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三是国家扶持力度偏弱。2012年，xx仅有4%的种粮大户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补贴资金，户均 998.7元，仅有0.27%的合作社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资金补贴，很多扶持政策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很难落实。四是经营人才素质偏低。经营者以农村内部的能人为主，来自于传统农户，科技文化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五是农业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动植物检疫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村金融保险服务等农业支持与服务体系不完善、不配套，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宣传农村土地政策，消除农民思想顾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了农民6项权能和6项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它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使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由于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混淆不清，担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会导致其失去土地的承包权，对土地流转不积极。当前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基层干部和农民正确认识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转让经营权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并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经营权流转也不会改变原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关系，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仍然享有其承包土地的合法财产权利，打消农户的思想顾虑。

二、加快农地确权登记，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新的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是农民最重要的物权。赋权必先确权，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用5年时间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通过法律程序，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固下来，把农民的6项权能和6项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我省已经有89个县市区开展了确权登记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建议全面铺开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争取在三年内全面完成，走在全国前列，为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打下基础。农民权能和权利稳固后，还必须依托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活化这些权能和权利。加快建设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正规交易平台公平、公开、公正的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规范流转，发挥规模效应。同时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集约经营，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大政策资金项目扶持力度，在农村建大学生创业园，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就业，鼓励大学生村官经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二是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认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建立土地流转激励机制，鼓励农村资源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新型主体经营农业的规模变大，风险也就相应变大，应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设立农村土地流转风险基金、灾害风险基金、农作物病虫害保险基金，有效降低投资农业带来的风险。

三是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涉农项目。深入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进合作社规范化运作，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抵御经营风险、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之间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组建更高形式的合作联社和高级社。

四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共进共赢。

四、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保障。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靠社会化服务，日常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的方式，扩大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户劳动强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一是构建新型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政府要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增加对新型主体的种粮补贴、农机补助，实施农业风险补贴制度;加强良种培育、推广和标准化技术培训，提高新型主体生产能力;加强自然灾害预防预报和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防控能力，提高新型主体抗风险能力;加强对种子、农药、肥料、农膜、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质量的监管，做好配送供应服务;加强信息服务，指导新型主体实施定单生产并推行大宗农产品上门收购，为新型农业经营降低成本。 二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性服务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发挥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排、地膜覆盖和回收等生产性服务。

第四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把握的要点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确解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把握好政策界限，对推进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对原有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扬弃，不是彻底的变革。原有的农业经营体系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现实的农村经济生活当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普遍弱化，在有些农村甚至已经看不到集体的统一经营，只有农户的分散经营，家庭的分散经营，其规模狭小，严重影响到农业的现代化、社会化发展。而农户家庭经营也存在困难。因此，多年来的发展要求改变这种状况，趋势是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通过合作经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全国也有一些农村集体在坚持集体经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它们只有集体经营，没有农户家庭经营，而且集体经济发展得还比较好。你能说它们没有实行双层经营不符合法律吗?

所以，在法律上也要明确地肯定集体经营，给集体经营明确的法律地位。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都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这表明农业经营体制已经不完全是家庭承包经营。因此，现实的发展要求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农业经营体制做出变革。《决定》提出的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方面继承了家庭经营的合理成分，强调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的表述，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这是对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政策调整，其意义就在于推行与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经营体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我们在认识这一政策的重大意义，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解读政策界限，把握好执行的方向，防止出现偏差。为此，有以下几点务必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是本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前提，所以对本次相关改革的解读，是在坚持农村土地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集体所有权实现机制的完善，不是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性质的改变，不是集体土地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改革。因此，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也必须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二，必须处理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并不是对原来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完善，这是由农业生产受自然力作用的自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的。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并不意味着对承包制的动摇。但是以往的承包制的实践表明承包制有不完善之处，主要是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不够充分。主要是在流转方面有许多限制或者对有些问题不够明确，例如承包经营权入股的问题、大户承包的规模问题、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次《决定》就通过对承包经营权的赋权，充实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在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政策引导，只可鼓励农民，不可强制农民。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不变，切实维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就是尊重农民的既得权益，尊重农民的意志自由。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财产权，也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财产权利基础，没有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自主行使，家庭经营、家庭农场、合作经营、公司加农户的企业经营等等都谈不上。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向家庭农场、大户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都必须建立在农民自主行使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因此，不能在推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损害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而必须尊重农民承包经营权，切实加强对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农民增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王征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指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和新挑战，保障农业健康发展。

一、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一是稳步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实行农户家庭经营，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政治决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重点是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二是稳步探索土地归并。把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从土地互换和分割两个层面稳步探索“小块并大块”，“大块不再分”。三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符合我国国情的规模经营发展方向，应当是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要探索建立农业经营能力认定暨农地经营准入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制止“非农化”，控制“非粮化”，引导工商企业兴办龙头企业，开展产前、产后服务，带动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1、经营主体多元化

一是家庭农场，二是专业大户，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四是农业企业。

2、内涵式和外延式规模经营

内涵式规模经营是指面积不大，但内容丰富、科技含量高、产量大的规模式经营。学术界称之为“精细密集农业”。实质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农业生产活动的内容，扩展农业生产的空间，并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力。同样的一亩地，由于生产内容的增加，产出量可比原来多好几倍。如新疆一位农民买了1000只小鸡放养在自家的桃园里。鸡吃掉了果园里的害虫和杂草，同时也节省了许多鸡饲料。在桃园里养鸡，能为果园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据畜牧专家测算，仅一只鸡一年可产干鸡粪50斤，1000只鸡一年就可以产5万斤干鸡粪。因此，他又节省了一笔购买肥料的费用，增加了一笔鸡蛋和商品鸡的收入。土地面积没有变，但农产品产出量和收入都明显增加了。

外延式规模经营就是扩大土地经营面积。

二、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促进家庭经营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按照科学定位、加强引导、重点培育的要求，加大财政、税收、金融、保险扶持力度。一是探索认定标准。鼓励各地按照“生产有规模、产品有标牌、经营有场地、设施有配套、管理有制度”的要求，探索不同生产领域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对其实行特殊扶持政策。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对认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经营耕地、养殖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鼓励金融机构将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纳入信用贷款支持范围，探索将农作物产品纳入抵押品范围;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参加农业保险，提高财政对其保费补贴比例。三是强化工作指导。加强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财务收支、成本收益核算和生产经营的指导，提高市场竞争力。

2、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引领农民进入国内外市场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坚持发展与规范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继续深入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支持引导专业合作社做实做大做强，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带动能力和发展活力。一是建立示范社名录。逐级建立示范社名录，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促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对示范社开展运行监测、动态管理。所有涉农项目和优惠政策，重点向进入名录的示范社倾斜。二是完善税收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扩大营业税优惠范围，完善所得税减免政策。我们建议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实行符合专业合作社特点的纳税申报办法，制定全国统一的销售和服务专用发票。三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启动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计划”，大幅增加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合作社开展加工贮藏、冷链建设、直供直销等业务。研究制定新增农业补贴倾斜合作社的方法，探索按照种养规模和服务效果等予以补贴。四是强化信贷支持。建立信用贷款和抵押担保制度，为合作社中短期贷款提供信贷担保支持。五是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库，着力打造合作社领军人才队伍和辅导员队伍，逐步推行“一社一名大学生”，引导大学生到合作社工作，逐步形成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合作社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对基地建设投入力度，建立合作社人才培训基地。六是引导支持信用合作。按照“限于成员内部、用于产业发展、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原则，以及地方政府负责、相关部门指导、业务规范有序、风险安全可控的要求，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业务的章程和管理制度，规范开展信用合作。

3、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一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订单农业、设立风险资金、利润返还、为农户承贷承还和信贷担保等多种形式，建立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为生产基地农户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二是明确支持重点。通过财政贴息、信贷奖励补助、设立并购基金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优先推荐。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等措施，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支持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开展物流信息、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农产品增值税核定进项税额改革试点，将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率由现行的13%调整为纳税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进一步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适当减免粮油、肉蛋奶、果蔬、水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扩大龙头企业贷款有效担保物范围，加大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探索对订单基地贷款给予财政贴息，缓解融资困难。

三、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改革时至今日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在实践中各服务主体也创新了不少很好的服务模式。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上，不同的服务主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1、县、乡农业服务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县乡(镇)公益性服务机构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人才队伍不稳、财政保障不足、服务手段落后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地方服务功能逐渐弱化。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不同专业分属不同的部门领导，降低了农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技术服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知识断层与知识老化问题严重;农业技术推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地方“有钱养兵，无钱打仗”.乡镇农业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混乱，机构职能不清，机构设置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双重”职能交叉混乱;农技服务队伍人员素质较低、知识断层、老化、知识更新缓慢，积极性不高;还存在着推广经费严重不足问题。

2、村集体农业社会化服务力量需要加强

总的来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普遍较少，并且以产前和产中服务为主，农业产后服务比较薄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大多是自发性的，收费性的服务项目比较少;村干部比较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但大多是零散的，有计划向农户提供服务的村并不多。

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完善

由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晚、总量少、层次还较低，其带动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由于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组织机制、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都不规范，和《合作社法》的要求差距很大。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组织和农户之间多为松散连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管理水平不高、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和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尚缺乏全面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意识

总的来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的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全盘意识不够、定位水平较低;针对企业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缺位，表现为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如政策扶持、资金补助或贴息贷款等并没有落到实处;企业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资金问题突出，尤其在农产品收购过程中，多为现金交易，故企业经常陷入流动资金紧张的境地; “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制度缺陷，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相对来说缓解了企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大多合作社都是企业牵头办理，没有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社，固有的制度缺陷依然存在。

5、民间服务主体承受风险较大，自身建设有待规范

一方面，个体形式的民间服务主体难以承受多方面的风险。比如农产品经纪人难以控制收购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纪人群体在总体上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信息，更缺乏帮助农民引进技术支持的资金;农产品经纪人合作化进程较为缓慢，单兵作战，力量更弱。另一方面，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有待进一步规范。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信息发布功能不强，对生产环节进行调节和引导的功能难以发挥。此外，绝大多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保障功能缺乏，检测手段落后，这在广大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今天，批发市场对生产者的引导和服务作用就更加有限了。

6、信用社的资金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农村信用社从农村吸收的存款，绝大部分投入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去了，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也不断开辟与完善新途径，采取新办法来服务三农，有些地方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农村信用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仅农户很难得到贷款，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难以得到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并且，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和沉重的不良贷款也影响了为三农服务的质量。

为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就要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要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就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解决农民工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农民工离土。农户兼业经营的根源就在于农民工制度。要改变目前进城农民工与留守农民争土地的格局，在逐步破除城乡制度障碍的同时，在城镇保障房和社会保障两个环节方面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降低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门槛和市场门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在不加大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的同时减少农户数量，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

二是实行“小承包，大经营”，培育现代化经营主体。一是对那些已经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离农的非农户和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户，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其放弃承包经营权，尽快离土。二是在减少农户数量的基础上推进土地承包权流转，支持那些有兴趣、有能力从事农业的经营主体扩大规模，对达到一定规模大户进行登记，实行经营大户认定制度。三是采取多种措施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如对大户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经营辅导，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整合现有支农政策，对大户进行重点支持等，使经营农业也能得到平均利润。

三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确立以市场服务为主体，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依托，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标模式。通过争取国家支持，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业信息体系等当前急需建设的领域率先突破，打破小规模分散兼业农户与农业社会服务低水平均衡，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发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联系农民、点多面广的优势，积极稳妥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支持供销合作社加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1、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发展现代农业，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组织体系完整的优势，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扎根基层的优势，广泛凝聚各类社会资源，大力开展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扩大国内需求，要求供销合作社发挥流通网络覆盖城乡的优势，加快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2、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网络建设

(1)加快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网络。依托供销合作社建设一批统一采购、跨地区配送的大型农资企业集团，在粮食主产区和交通枢纽，完善农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物流配送中心。加快推进农资连锁经营，大力发展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标识、统一服务的农资放心店。支持符合条件的供销合作社从事种子、农机具、成品油等商品经营，办好庄稼医院，面向农民开展各种技术服务。支持供销合作社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现有设施承担化肥、农药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商业储备、救灾储备任务。

(2)加快发展农村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支持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日用消费品连锁骨干企业，加快传统经营网络改造升级，加强区域物流配送中心、连锁超市和便利店等农村零售终端建设，逐步形成县有配送中心、乡有超市、村有便利店的连锁经营体系，营造便利实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鼓励供销合作社发挥“一网多用”优势，依法开展家电、图书、药品、烟花爆竹等连锁经营业务。

(3)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现代购销网络。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办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功能提升，增强仓储运输、冷链物流能力，建立健全检验检测、资金结算、信息服务系统。引导供销合作社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推动大型连锁超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专业大户等直接建立采购关系，培育品牌产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支持供销合作社在棉花主产区和主销区建设仓储物流设施，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接受政府委托，承担国家棉花储备、进出口等任务。鼓励供销合作社承担边销茶、羊毛等储备和经营任务。

(4)加快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鼓励供销合作社积极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规范建设社区和村镇回收网点、专业化分拣中心、区域集散交易市场和综合利用处理基地。支持供销合作社有条件的企业依法开展废旧家电、报废汽车等回收拆解业务，形成回收、分拣和加工利用一体化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实现再生资源产业化经营、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3、着力强化供销合作社服务功能

(1)加强专业合作服务。立足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利用供销合作社人才、网络、设施等条件，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营销、技术、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服务，推进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开拓市场，开辟合作社产品进超市、进社区、进批发市场的便捷通道。积极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加强人员培训，各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2)完善行业协会服务。加强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协会建设，增强服务功能，强化行业自律，反映行业诉求，推动行业诚信建设。推进协会内部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运行机制。在农资、棉花、茶叶、果品、食用菌、蜂产品、畜产品、烟花爆竹和再生资源等传统优势领域，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行业协会在制定产业政策、行业规划、产品标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强化农村综合服务。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整合资源、市场运作原则，支持供销合作社参与建设主体多元、功能完备、便民实用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在继续搞好农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经营基础上，积极开展文体娱乐、养老幼教、劳动就业等服务。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打造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实践创新

1、“大荔模式” 大荔模式是“政府+企业+专家+农户”市场化运作，农技农资双向服务、农资农副双向流通、农业科技双向推动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

2008年以来，大荔县政府和陕西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为解决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出了 “政府引导，群众点菜，企业埋单，科技送餐”的农业科技服务新模式，在销售农资农副产品的同时，向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农技服务，真正把农业技术服务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了农村信息化步伐，推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成效显著，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目前，大荔县已经建立了100多家乡村连锁服务经营网点和一支由30多位省市县农技专家和400名技术推广示范员组成的科技服务队伍，形成了完善一条龙服务体系。渭南市在总结大荔县开展大荔模式的经验基础上于2011年开始在本市全面推广 “大荔模式”。

省内的延安、宝鸡、铜川等9个地市的60多个县(区)先后到大荔县进行观摩学习，其中西安(长安区)、咸阳(淳化县、乾县)、宝鸡(扶风县、凤县、凤翔县、陇县)、安康(汉阴县)、铜川(王益区、宜君县)、榆林(榆阳区、定边县)等在学习大荔县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与当地农资企业合作在本地区进行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

2、杨凌农业示范区的科技示范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按照“核心示范—周边带动—广泛辐射”的工作思路，以“大学推广模式”和“产业链推广模式”为抓手，以媒体、展会推广及农民培训为补充、通过示范推广机制创新及平台建设，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截至目前，杨凌在全国16个省(区)累计建成示范推广基地198个，示范推广效益超过1000亿元，示范推广面积达到4233万亩。

(1)建立示范推广工作推动机制

建立示范区与大学的紧密协作机制。制定了《杨凌示范区与两所大学合力履行国家使命工作方案》，建立了党工委管委会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示范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建立了与旱区政府间的推广工作联动机制。联合高校、农业科研单位及企业，围绕旱区农业发展开展技术推广及社会化服务。近年来，示范区和两所大学陆续与省内的延安、渭南、安康等地市及旱区的山东滨州、河南商丘、青海海西州等地区签署了农业科技及产业协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合作关系。

(2)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打造示范核心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科技支持、高质量建设、高效益展示”的思路，把城市规划区以外的8.3万亩农村和农业用地规划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主要建设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种苗产业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探索园、农产品加工园和物流园等八个园区，集聚展示国内外农业科技新成果，打造现代农业示范的核心区和农业科技交流推广的平台，经过多年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展示示范功能不断增强，对外影响逐步扩大。先后有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荷兰、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等国和国内各省市区的4700多个考察团10万余人(次)来园区考察。同时，组织品种观摩13次，参与品种观摩和育种、推广、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5000人次，区域性农作物品种展示中心地位初步确立。

(3)加强与周边县区合作，带动周边县区农业发展

围绕周边各县农业主导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一批相关产业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武功建设设施农业产业园区，在太白建设有机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在乾县和凤县建设杨凌生猪标准化养殖创业实训基地分基地，在扶风建设肉牛养殖和粮食良种繁育产业园区，在眉县建设猕猴桃和奶牛养殖产业园区，在周至县建设苗木繁育、蔬菜种植产业园区。同时，在武功、乾县、扶风、丹凤、靖边、凤翔等几十个周边县区建设了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通过支持园区建设和示范基地建设，强化各县主导产业，实现周边县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4)探索完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推动广泛辐射

“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推广模式。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与区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形成整体合力，积极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在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探索形成了“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技推广模式。该模式实现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科研团队的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人才联动，目前，在全国10多个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128个，其中永久性农业试验示范站23个，专家大院37个。800多名科教专家常年在生产一线开展服务。

产业链推广模式。以涉农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条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创新创业要素，开展科技推广，带动产业发展。近年来，发展广升农业、深绿农业、金薯种业、秦川节水、秦宝牛业等26家涉农龙头企业为产业链推广企业，认定金诺种业、大唐种业、和合种业、农夫果业等28家涉农企业为法人科技特派员，这些企业在甘肃、陕西、西藏、内蒙、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区开展产业链推广，与当地政府开展科技合作，辐射带动农民增收，截止目前，在省内外建立了试验示范基地60余个。

媒体推广模式。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建成实时联结北方15个省区的远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专家不出门、技术送田间”。陕西农林卫视频道目前已经覆盖全国各省，进一步提升了杨凌农科城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了农林科技的推广普及。“农林卫视”频道和《农业科技报》成为覆盖广、影响大的农业科技传播媒体。 展会推广模式。展会已经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有力平台。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创办于1994年。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办会宗旨，办会规模逐步扩大，层次和水平逐年提高，先后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涉农企业、科研单位和中介机构参展，有1800多万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累计促成投资与交易额达到2700多亿元人民币，近五届每次展示交流农业科技成果5000项以上，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进一步推动我省乃至西部地区农资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民培训推广模式。示范区成立以来，充分发挥杨凌农科教综合优势，按照“整合培训资源，围绕主导产业，培训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坚持“系列系统、分类培训”的原则，创新培训机制，整合培训资源，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立足杨凌，面向周边，大力开展现代农业科技培训，不断提高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为陕西乃至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初步形成了“杨凌农科”培训品牌。近年来，在全面调研和总结的基础上，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出台了《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关于加快旱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进一步扩大示范推广效应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杨凌示范区农民技术员职称认定与管理办法》、《杨凌示范区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流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确保培训顺利推进取得实效，成立了杨凌示范区农民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组建杨凌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以杨凌为基地对全省乡村干部进行轮训，同时面向西部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农技人员、大学生村官、合作社负责人和职业农民，累计超过10万人次。500余名杨凌本土农民技术员常年在省内外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成为新型职业技术农民。探索建立了全国独有的农民技术职称评审标准体系，全国12省(区)35个地市104个县区的5900余人，获得示范区农民技术职称，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土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