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距离的议论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有关距离的议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宝贝，妈妈又领到一张稿费单啦！你知道吗？编辑告诉我，这次稿费有900元哟！”一天，“投稿达人”妈妈举着稿费单，兴高采烈地冲到我面前，让我羡慕不已。

第一篇：有关距离的议论文

师生之间的“距离”

师生间“距离”不是指感情和心理距离，而是指由教师职业特点和年龄特点所决定的处理师生关系的“分寸”。对“距离"远近的掌握可体现出教师教学艺术的高低，也可反映出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它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效果。本文仅就师生关系的几种情况谈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没有“距离”的师生关系

有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特殊性缺乏理解，虽为人师，但并未进入“角色”，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人，甚至混同于一般的学生。与学生相处没有任何“距离"，师生之间或者随随便便、嘻嘻哈哈，甚至于推杯换盏，随便让学生拉拉扯扯衣服。这样的师生关系看似亲密无间，“打成一片”，实则庸俗不堪。师不象师，生不象生。学生对老师已没有了崇拜和尊重，教师也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和感召力(教育理论认为这种权威性是必要的)，其教育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比如有的老师委派学生值日，学生竟敢与老师讨价还价。“师道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这种倾向常出现于一些刚为人师又性格随和的年轻教师身上，它淡化了教育的严肃性，弱化了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有害于教育事业。

二、“距離”万里的师生关系

也许这种教师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见多识广，为人正直，性格善良，但内心火热却表面冷酷。他们衣着打扮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面色言谈矜持有余而随和不足，教学之外，与学生不苟言笑，刻意塑造自身与众不同的形象，甚至故意拉开师生距离。老师对学生漠然视之，学生对老师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缺乏亲和力，这样的教师虽然其教育过程可能是顺利的，其工作中的指令也是有权威性的，所管理的学生也可能是循规蹈矩的。但长此以往，只能造就教师的惟我独尊、故步自封的人格，易使学生成为唯唯诺诺缺乏自主人格的“精神奴隶”，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师生距离万里远，师生感情薄如纸。这与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和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同样有害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适度“距离”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的最佳境界就是教师一方面要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塑造人格魅力，提高业务水平和道德修养，使学生自然感觉到与老师相比，在学识水平、知识经验、工作能力、人格魅力等方面有明显距离，从而自发生成对教师的敬重和崇拜，同时教师又注意与学生平等相处，尊重学生人格、关心爱护帮助学生、虚心听取学生意见(包括批评意见)，使学生感到老师既是可敬的师长，又是可亲的朋友。敢向老师吐露心声，积极配合老师工作。这样的师生关系有尊严而不离群、有距离而不疏远、既亲密又不庸俗，既有适度威摄力便于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有很强的亲和力，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发挥主体作用，掌握本领，并形成自主独立的人格。这正是素质教育追求的目标。

距离产生美，但要适度。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师生关系把握师生间“距离”的教师无疑是教学艺术高超的教师。这恰好是每个教师所追求的。

作者：黄敏生

第二篇：税收“零距离”

“宝贝，妈妈又领到一张稿费单啦！你知道吗？编辑告诉我，这次稿费有900元哟！”一天，“投稿达人”妈妈举着稿费单，兴高采烈地冲到我面前，让我羡慕不已。

我仔细看了好几遍稿费单，纳闷地问妈妈：“咦？稿费单上只有880元，怎么少了20元呢？是不是发错了啊？”

“对啊！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来问问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妈妈连忙跟编辑微信询问了一番。

原来，妈妈的稿费超过了800元，超出的部分需要交税，900元是税前的稿费，880元是交税后实发的稿费。

这是我第一次聽到“交税”一说。税是怎么收取的？为什么我们要交税呢？我们交的税会用到哪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

最近，为了宣传依法治税和诚信纳税，鼓励青少年学习、了解税法，理解税务人的工作，我们学校与税务局开展了“税法税收进校园”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心中的疑惑被一一解开了。

“开胃”的税收小课堂

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我们来到了办税服务厅。早早等候着的叔叔阿姨，已经为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堂有趣的税收小讲座。

叔叔阿姨首先解开的是我心中的第一个疑问：什么是税收？

税收是指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接着，叔叔阿姨将税收比作一个家族，把各个税种比作家族成员，为我们呈现了有趣的“族谱”。

而且，不同税种所对应的起征点和税率也不同。就拿妈妈上次的稿酬来说吧。

每次的稿酬不超过4000元：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800）×20%

计算下来，妈妈应交的税是20元，所以实际稿费为880元。原来杂志社的编辑没有给妈妈发错稿费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查一下不同税种的相应起征点、税率和计算方式，然后完成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的小考题哟！

如果一个人的稿费是2000元，他应该交多少税呢？

如果一个人的稿费是4800元，他应该交多少税呢？

经过叔叔阿姨们的讲解，我们才发现，原来税收这么复杂！

税收去哪儿了

了解完税收的基本知识，咱们接着去解答第二个问题：税收被用到哪里去了？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税收与我们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

税收主要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防疫、文化教育、救灾赈济、环境保护等领域。

原来，我们所享受的整洁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普及的义务教育……这些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持。

叔叔阿姨告诉我们，税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通俗地说，税收就是国家“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如果没人纳税，大家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每个公民都应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

树立诚信纳税的意识

这时，一个大哥哥来到了我们身边，给我们讲了一个他曾经遇到的真实的故事。

我的姨夫也是税务工作人员。记得小时候，有次我去找姨夫，远远地就看到一个老人，吃力地用手推动着自己的轮椅，慢慢往税务大厅走。姨夫和几个值班的工作人员立马上前，把老人推到了税务大厅里。只见他从轮椅下面拿出一叠资料说道：“不好意思，这次晚了，实在抱歉，抱歉……”

后来，姨夫才告诉我，这位老人每个月都会准时来交税，没有一次落下过。那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纳税的重要性，并不觉得老人的做法有多么了不起。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老人的行为是真的很令人敬佩。

哥哥还告诉我们，当今社会还存在一些偷税、漏税等不诚信的行为，所以，能依法纳税的人更值得敬佩。我们也觉得老爷爷的做法很对，我们也要向他学习，诚信纳税。

最后，我们跟叔叔阿姨一起，在“点亮梦想 税收同行”的横幅上签下了我们的名字，立志从自身做起，依法纳税，诚信纳税！更相信，只要人人都自觉地纳税，我们的国家、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繁荣美丽。

（编辑：司亚云）

作者：梁静怡

第三篇：政治的距离

内容提要

政治距离是政治人的关系状态描述，意指每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内含着空间的要素，即政治距离。政治距离可以从物理学和哲学心理学层面来认识，物理层面的距离是指可见的空间关系，而心理层面的距离则是指互相的认同、信任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两种最典型的政治模式古代希腊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希腊城邦的共在性公共空间表现了一种高度团结的政治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表现了一种距离悖论。

关键词 政治距离 社会团结 空间政治学

〔

政治是一群特殊的人在特定的时空展开的公共活动(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从人类开始选择聚居以来，政治就成为一个协调总体关系的手段和目的，聚居在一起的人按照不同的习惯和规则要求每个个体对集体活动承担某些义务，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的权利，这种关系状态就是政治状态。在任何政治状态中，数量不一的人群总需要在其生存与生活的空间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距离结构，或近或远，或疏或密，这种距离结构就成为影响人群政治活动的基础性框架。从政治文明开始成熟以来，在不同政治距离下生活的人们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行动方式和政治热情，给后人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一、政治距离：物理概念还是哲学概念

作为一群人的公共活动的政治实际上也是如何将分散的群体团结在一起的问题。这种恒在的政治团结性(注：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团结性问题的论述。)恰恰离不开距离的设计和布置。政治距离是政治人的关系状态描述，意指每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内含着空间的要素。用物理学的话来说，这就是距离。所以，从这点看，政治距离首先是一个物理概念。

物理学上的政治距离所指的是一种可见的、空间分布上的人际关联。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形成了固定的地理空间，这种空间布局上的个体居住和生活关联就是物理距离。古代部落居住地、传统的村落、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现代国家这些有着明显地理范围的共同体都有着特殊的物理上政治距离。甚至可以说，物理距离成为这些共同体政治的标志性特征。物理上的政治距离常常表现为共同地的疆域范围、人口比例、居住地与政治中心的远近和分布格局等方面。在部落里狭小的空间中的政治距离完全不同于城邦的城市化的更加密集的政治距离特征，更不同于帝国和现代国家那样有着广袤土地、人口广布、地域辽阔的空间格局。为了保持这些共同体的团结，政治机构选择了不同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来施展其政治行动。部落同盟依靠近在咫尺的短距离关系展开共同的宗教和政治聚会，从而把本部落的人口紧紧集中在一起。而古代城邦则依靠一天之内就可以达到的城邦内距离频繁地召集公民大会，共同商量城邦政治事务，从而维持城邦的政治稳定。而帝国时代的罗马则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施行统合，它选择了自治性的总督领地管理方式来分散化治理，在物理距离上尽管有着遥远的路程，但是依靠另一种要素加强了其领地和罗马之间的联结。当然，罗马也还是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体系，这种体系加快了罗马与各个领地之间的联接，从而确保了罗马的统治地位。到了现代国家，领土和疆域范围更加超越于古代政治共同体，从空间范围上说，这种距离给政治整合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距离被快速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缩短，因而保证了现代国家有着古代部落和城邦那样的快速联结性。当然，物理学上的空间距离并不是政治距离概念的全部，任何政治行动都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和理念上的互动，因此，它也必然包含另一种意义，即哲学上的心理距离。

所谓哲学上的心理距离指的是政治共同体内部分散个体之间所产生的互相信任、彼此认同和文化团结性的程度。这个距离是一种文化态度上的互相关联的状态，包括了不同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程度，政治共同体成员对权力体系和文化框架的认同状况，以及在同一文化下的团结性关系。简要概括，可以

将其称为政治的心理距离。

政治信任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对权力团体和其他相关个体的确信，并愿意接受某种统治秩序和共存关系的价值态度(注：彼德•什托姆普卡：《信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5页。)。信任程度高的，则心理距离就小;相反，信任程度低的则心理距离大。一般来说，高信任度的共同体会表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表现出高度的活力;而低信任度的共同体会表现出内部分裂和争斗，乃至政治的动荡不安。现代社会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而对政治信任有着特殊的要求。“高度分化的社会比简单社会需要更多的信任使其复杂性简化，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好相应的比较多样的创立和稳定信任的机制;因此，它们必须对系统固有的信任准备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同时要比在初级社会更大程度地减轻放在那种信任准备上的负担”③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2、125页。)。卢曼所谓的“复杂性简化机制”就是信任的基本功能。复杂性的简化也意味着在政治成员之间关系的简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主体间复杂要素的规则化和简单化，也代表了主体间心理距离的明晰和清理。卢曼所言的“没有信任不可能构成相当复杂的社会”

③正指明了信任对于现代社会关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每个人都在这种信任的心理距离空间里发出自己的预期，并得到相应的补偿回报;反复的回馈就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关系。

相应的是，政治认同也是一种政治距离的反映。占有合法性价值的规定和解释权的机构所宣传的价值体系是否能被被统治群体接纳表明了这一体系的政治认同度吉登斯：《现代化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种认同恰恰也代表了两大群体之间的心理位置。“维持认同必须跨越空间，借助疆域与疆界的复杂构图，借助界定我们与他们的包含原则与斥异原则”(注：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对统治性价值观念有着高度支持和认同的群体和统治性机构之间的距离就会因为相互理解的价值观念而消除隔膜，更容易沟通和协商。这种心理距离就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相反，在一些政治共同体内部，精英们主导的价值模式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同，这种价值体系和政治权力并没有和被统治群体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而是重重阻隔，这种心理距离就大到难以逾越。

以上两种要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影响政治合作与能力的政治团结性关系。团结性恰恰是政治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团结性强的共同体将政治距离有限的缩短，从而确保各个团体都能够被积极纳入到政治体系中，共同作用于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这种团结性体现为政治机构的合法性高，政治体制的稳定，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高度的政治支持度。而低团结性的共同体则失去了凝聚不同群体，缺乏有效的政治平台来吸引大家进行政治磋商和讨价还价，从而达成政治共识。这种共同体常常是不稳定而低效能的。

二、古典城邦的政治空间

上文所言的两种距离概念给我们分析现实中的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我们将按照历史顺序选择两种共同体来分析其政治距离的表现及其内涵的意义。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作为早期政治文明标志的希腊城邦政治的距离问题。

在一些共和主义者看来，古代雅典的城邦是一个最理想的政治单位，公民们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一天的里程内参与到城邦的公民大会，这种理想的距离就能确保城邦公共生活的积极开展和公民权益的保护。这样一个空间，用阿伦特的话说，“城邦，以及整个的政治领域，是人为设造出来的、作为人表现其言行的空间，空间是人把其言行表露于公共的地方，而由这公共来证实表现之言行与判断它们的价值。”(注：Arendt, On Revolution, p.103.转引自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这也正是古典政治学作家们肯定地认为共和国不能太大，只能在小城邦中才能建立的原因(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4页。)。通过小城邦，人们可以在可以操控的距离范围内体验政治生活的各种感受，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他人建立政治联系。太远的距离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政治行动的可能范围。人们在视觉范围内看不到自己的行动效能和对方的表情，在利益范围内看不到和自己有可见的密切关系的利益行动，在更加抽象的范围内看不到自己所执着的一种认同得到印证。于是，人们实际上超越了这个政治的空间，这个泛化的空间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性。大的国家，在他们看来，适宜建立专制政体(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页。)。这是因为，专制政体可以利用集中权力来牢牢控制每个地方的臣民。然而，专制政体是以牺牲臣民的自由为代价的，臣民们在长期受到压制和缺乏自由的情况下，会起而反之，打破这种空间格局，重新布置空间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专制政体的距离因为太远而不得不依靠一种强力的压制式的权力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它的结局是一种人被另一种人完全控制，有张力的政治距离被征服者吞噬了。

城邦是这样一个空间，其中心被设置成一个公共集会场所(agora)，也就是公民们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每天都可以集会商讨有关城邦政治宗教乃至军事方面的重大事务，或者对执政官进行评判和表决(注：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5页。)。

希腊语说：某些决议或某些决定应该“放在中间”，“置于中心”。借用空间形象来表达一群人的自我意识，表达他们作为政治统一体而存在的感受，这不只是个比喻，而且还折射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的到来。事实上，城市建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在被防御工事环绕的王宫周围，城市现在的中心是“公众集会广场”，它是公共空间，是安放“公共之火”的地方，是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场所。城市本身反倒被城墙围了起来，保护并限定着组成它的全体市民。……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已经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城邦”(polis)(注：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页。)。

在这个空间里，城邦公民们的政治距离是最小的，每个人都享有法定的政治权利，都可以在广场自由发表其对政治事务和执政官员的意见。“公共之火”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象征：“公共之火”通常放在广场的公共建筑中，仿佛与城邦各家各户的距离都相等，关系到众多家庭的炉灶;代表所有家庭，但不与任何一个家庭认同。这是有中心的空间，是公共的、平等的、对称的空间，但也是世俗化的空间，它适合于对峙、讨论和辩论④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2、65-66页。)。在这样的距离网络下，每个人都能够自发的积极地表达政治意见，在和同类的公民的交流中感受到一种政治互动和共识形成的满足。

在城邦内，前文所述的种种政治活动总是在神与宗教的感召或者统领下展开的。所以，城邦的空间又体现出明显的宗教色彩。祭祀活动、用来祭祀的祭坛以及祭祀标志的圣火都被神圣地安置在城邦的中心建筑物上，以此来带给每个城邦公民或者居民以平等的保护。“在古代社会里，祭祀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就像祭坛将所有的人家聚集在它的周围一样，城邦的保护神也起到了同样的功能，他们将共同信仰保护神的公民团结在一起。城邦祭坛的四周是墙垣，中间立着一处希腊人叫做Prytanee，罗马人称为维斯塔神庙的建筑物。城中没有比这祭坛更神圣的去处了，在祭坛中，圣火永远燃烧不熄”

③库朗热：《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145-147页。)。宗教仪式和生活将公民们牢牢地吸引在城邦共同体上，通过参加各种祭祀仪式，公民们体验到了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归属感和集体感。这种生活和政治参与活动一起让空间距离缩短了，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团结性的共同体。

在城邦祭祀活动中，共餐是一种主要的礼仪。在这种公餐中，全体公民都集中起来，一起向城邦的保护神表示敬礼。共餐的习俗，在希腊各处都有，古人相信城邦的命运与公餐的兴废有关。这种全体公民参加的公餐只有在盛大的日子才举行，除此之外，还规定每天进行圣餐。这种圣餐就用抽签方式选取代表来参加，每天都不能放松，否则神就不能保护城邦的安全。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传承到古代罗马，每个城邦和领地都保持着这一风俗。这种习俗毫无疑问地加强了公民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种人类团体即是宗教团体，它的标志就是公餐”③。斯巴达的共餐制更加闻名，所有公民都被规定必须自带食物来参加城邦组织的共餐中。这是因为斯巴达人在意“在斯巴达同类人的共餐制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精神状态。公民必须意识到，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兄弟。没有什么比在同一张饭桌上分享同一个灶台里煮出的食物更能加强这种信念了：共餐是一种交流，它在共餐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存在的认同和一种亲属关系”④

。近距离共同进行的共餐既保证了城邦公民的共同性生活，又大大缩短了城邦公民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以宗教和政治的形式来构建起一个个高度同合的政治共同体。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的政治空间也才能变成一种立足于同一城邦内狭小的物理距离之上的心理互信、政治互动、文明共享的共同空间。

三、现代民族—国家与距离悖论

与古代城邦同样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曾经出现的另一个典型的政治共同体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分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距离，我们可以发现完全不同于古代城邦的政治特征。因此让我们得到更加有益的启发。

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个和宗教分离的国家，宗教没有和政治有机渗为一体，而是独立出来专门过问人类的精神生活。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宗教神性的政治融合功能就变得非常弱化，这完全不同于古代城邦的涉及到所有生活领域的宗教泛化性表现。但是，现代民族国家有一种和古代宗教相似的融合手段，这一手段帮助国家的政治距离锁定在特定范围，并确保了政治的稳定和持续。这一手段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性组织手段。

现代国家政治距离的典型要件就是它开创性地明确了国家边疆的政治概念，边疆概念第一次固定了政治共同体政治距离的边界。这是政治距离感更加明确化和限定化的开始。吉登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国家概念关于暴力和领土的要素总结出他的定义：国家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②(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00页。)。

领土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首要特征。传统国家“有边陲无国界”，而现代国家通过军事战争和谈判将领土疆界界定得清清楚楚，明确地规定了国家间的界限与疆域范围。这种“有章可循的”领土将其范围内的人口严密规定在其内，任何人都必须接受其法律，承担义务，并承认统治机构的管制。为了维持这种强大的霸权，现代民族国家在国家丛林的竞斗中运用和发展暴力工具与武器技术的手段。军事力量和工业技术的结合确保国家实现自己的使命。国家对这种新的暴力工具享有排他性的垄断权，成为领土内的最高政治力量。“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的政治组织的首要载体，其臣民和其他民族国家都确认它垄断暴力工具的合法性。在持续不断地将科学运用于提高军事技术的全球性场景中，由于拥有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因而，国家参与并推动着整个世界体系的普遍军事化过程”②。

“军事工业复合体”维护着国家的秩序，同时另一种重要的技术也在帮助民族国家进行远距离社会空间的统治与整合。这种技术就是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在传统城邦和诸侯国的空间格局下，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纵贯上下，连为一体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坚定的政治统治，充分的自治权和自我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距离分割并能够有效地融合，保持了各个单元的关联性和独立性。但是，当代边疆国家将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和空间完全分割，用几何图形的方式来构建了密麻麻的国家丛林。而国家丛林的界限就成为边疆。为了保证这种秩序的完整性和抽象的正义性，统治集团需要一个超越于其上的组织体系来实行控制。这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国家。现代官僚制国家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距离扩大的现实需要。官僚制国家首先将统治集团的规模扩大，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庞大的官僚组织。这个组织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体化，它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内到外，都保持了一种思想和一种规则，它就如一个统治社会的个体国王。然而为了保证这种统一性，就需要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服从的制度和组织技术，因此，层级制产生了，这是官僚制国家的命根子。层级制度的建立让官僚制国家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9页。)。一个庞大的复杂的人员共同体隶属于某个集团或者某个人，完全有赖于这种层级节制的技术，一层控制一层，一群控制一群，犹如一个复杂的塔楼。

层级制的官僚国家给边疆化的国家的距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遥远的边疆距离被层级技术浓缩，信息和思想可以通过层级关系快而且准确地传递到每个角落，从而确保统治秩序的贯通和运作。层级技术将所有的远距离的政治区域整合进一个抽象的体系中，抽象体系运用它所掌握的社会权力改造自己的政治单子，并派遣每个政治单子进入各个政治区域从而渗透和控制住每个地域。政治距离的飘离问题和隔膜问题都在抽象体系的整合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所以说，边疆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是整合了边疆内部的国家距离，创造了一个个独立的、封闭的政治空间，而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封闭边疆下政治空间内的对立和隔膜。原来模糊的隔膜被现在清晰的、技术硬化的政治距离替代。边疆国家依靠其强大的技术和组织力量明确了地理疆界，将大量人口包容在其中，浓缩了遥远的物理距离，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地理空间，但是却加大了物理空间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这就出现了民族—国家政治空间中的“距离悖论”(注：这一概念是从弗里德里克森的研究中借鉴来的。原意是指公众倾向于在抽象的意义上对政府和政府事务持负面的看法，但是他们在与政府项目或具体的官员打交道时，公民又倾向于对政府官员持正面的看法。见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现象。

对于官僚体系科层化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早就有了著名的“铁笼子”的预言。这种合理化的科层体系将会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铁笼子把现代人牢牢地锁在其中。这个铁笼子在鲍曼的笔下变成了深刻而充满睿智的现代性论述。鲍曼最著名的研究《现代性与大屠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大屠杀的真正元凶不是法西斯，而是导致法西斯产生的现代性。法西斯国家也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根据合理性原则建立了韦伯所言的官僚制。而正是这一庞大的科层组织才是完成大屠杀指令的组织基础。官僚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使得官僚的“行动功能化和中介化”，也就是说让执行命令的人与命令所包含的道德责任区分开来。官僚只需按照组织层级来完成上级的指令就是负责任，哪怕是没有良心的指令也必须负责任的执行。这就是官僚制的距离悖论。官僚机构通过使它的权威来控制笼络新成员和指定其对象，就控制了一种意料的趋势，并确信这将导致行政者与行动对象之间出现一条日渐加深且不可逾越的沟壑②③(注：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04、251页。)。官僚制赖以执行那种大屠杀的罪恶指令，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械组织完成了“距离的社会生产”，即拉开了杀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因为和受害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这种身体距离与纯粹心理距离的作用被伤害性行为的集体特性进一步增强②。在大屠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官僚的弱化、隔离与边际化正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在这种过程中，道德就遇到了鲍曼的距离比喻：“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并逸出视野之外”③。官僚制按照现代性原则建立了严谨的等级体系，但是却将人的道德性推出了官僚的精神之外。服从规则变得比服从内心的道德判断更加重要，原来希望规范化官僚的组织距离，却不料使得官僚都被无情地距离到道德的消失点。被国家包容但是却变得冷酷无情的官僚之间被制造出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大屠杀给人们的反思彻底性地揭示了理性科层制的距离现象，也为理想主义者提供了继续批判和构设共同体的动机。

除了现代国家官僚制内部理性与道德的距离后果，在现代国家所推动的社会也同样遇到了个体间距离扩大的严重问题。现代社会被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称作“个体的社会”。个体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人类一步步地脱离了较为严密的、较少分化的和组织较为稳定的血亲团体，进而——就像呈扇形运动于辽阔平原上的密集的队形那样组成各种民族国家社会，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内部，人们之间有了更大的私人距离”⑤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49页。)。这就是个体社会的典型特征。个体社会中的个人高度个体化，他们彼此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隔离性，这种隔离性阻隔了他人对自己的了解，使得自己变成“披着外壳的自我”。而这层外壳相对于他人，乃是某种外在的和陌生的东西，甚至简直就是一个监牢的看守⑤。现代社会个体间互相隔离的问题在鲍曼的著作《个体化社会》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曼继承了埃利亚斯的概念，但也做出了创造发挥。他指出，个体化社会中公共性空间已经被个体殖民化，在公共空间里个体的隐私话题占据了主流，而传统的个体的政治自由与权利被抛在一边。所谓权利上的个体深陷困境，而事实上的个体却有着各种可能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无法靠个体的力量来填平。他认为，要渡过这条鸿沟是个政治问题，鸿沟增大是因为日渐腾空的公共空间，特别是那个市场，那个公众和个体之间的中间地带。公共空间中越来越没有公共问题齐格蒙•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9-131页。)。公众被分化了，目前的团体建构方式只能产生出支离破碎、游移不定的情感一样脆弱而又短命的团体，一种“挂钉团体：大众短暂的聚集在钉子的周围，众多孤独的个体悬挂起他们作为孤独的个体所产生的恐惧”(注：齐格蒙•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页。)。

现代化与根据现代性逻辑构建的现代国家尽管从物理空间上高度浓缩的地理距离，加强了国家内的通讯与交通，壮大了国家的干预能力，然而悖谬的是，这种物理距离上的缩短反而加大了现代人的心理距离，一种精神的疏离感。官僚制的组织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背离;个体的不断社会化和社会的不断个人化，即公共空间的萎缩的背离，双重背离的产生把现代化的政治生活导入了一个艰难的困境。

四、化解距离悖论：构建团结的政治空间

上文展现了两种标志性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距离特征。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古典的政治亲近关系下所拥有的直观而明确的互动距离感已经被现代的技术化的距离感所替代。这是政治距离形式发生巨大转变的表征。那么，如何化解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距离悖论，构建团结的政治空间呢?这对我们当代政治学来说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

现代国家将更多的人口带入了同一个共同体，扩增了人们的政治生活内容，开拓了政治视野的范围。然而，严重的距离悖论也让现代国家遭到不绝的诟病。化解这一悖论必须从政治距离的根本属性开始，将偏激的社会疏离扭转，还给社会以活力的距离状态。首先，政治距离的本质在于其联结性，它是一种既合作又分离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永恒的持续的张力，它是政治人之间既可以互相发力，协作完成一种公共的任务;同时又可以互相排斥，防止一种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征服、控制和侵害的力量的产生的张力。这种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它是一个在适当的人口和空间范围内保持的物理和心理的双重关系。太近则会出现摩擦，甚至伤害，互相残杀;而太远则会因为距离太长而不能着力，互相隔离，不能进行互动和交往，公共行动并不能有效展开。

政治学家阿伦特有一个著名的桌子比喻(注：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这个比喻非常明显地说明了空间的关系。桌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一群人围坐在桌子旁边，互相对视，共同验证了对方的存在，共同体验了一个群体的存在，这就是政治空间的产生。在桌子旁边坐着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既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对方的存在，又能够保持自己的安全和独立。如果像阿伦特所言的将桌子撤掉，那么公共空间就不存在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就好比那个空荡荡的状态。没有桌子的空间可能就是一个陌生的状态。所以，解决距离悖论就是要加强不同主体间的联结。或者说建立更多的阿伦特式的桌子。政治生活中扮演阿伦特式的桌子的可以是论坛、社团、公益机构、政治行动、网络、文化出版等，这些灵活的机制都可以创造出公民联结的机会，激发更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见，增进合作与友谊。

当前，协商民主理论所提倡的种种公民协商机制就是这种实践的选择，参与协商、积极、共同策划和组织公共活动，形成更多的政治共识，就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目的。按照博曼的研究，公共协商在促成社会合作方面集合了两种关键社会能力：问题情形中行动者负责任的能力以及行动者参与公共领域中的普遍化交流的能力(注：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两种能力分别应对了联结性活动中的责任义务和多个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责任义务是联结性空间的主题，而理性对话则是空间的来回线路，可以最大化地增进政治空间的互通和共识。

在国家制度方面，人们还有必要灵活地构建“交叠性空间格局”(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6页。)。作为国家丛林中的一个总体空间具有其统合性和完整性，强大的国家、固化的疆界、维持团结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都是这种空间所赖以存在的根基。这种空间格局能够给空间内的公民带来政治独立和自足感。但是，在继续维持这种统一性的空间存在的同时，还要努力解决大空间内众多小区域和小共同体的联结与沟通问题，也就是前文所分析的政治距离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能激活小空间互相联接和沟通的机制。这是进一步将国家距离缩短的制度。这两种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模式，两者交叠共存，让生活在其中的公民享受到政治距离存在的张力和距离被缩短后的政治功效感。

其次，政治距离还有一种属性：在地性。所谓在地性是指政治距离必然是特定政治空间中的关系状态，只有在能够切近的、可以接触和参与的空间范围内，政治距离才会有一定的效能。前文在论述古典城邦的时候已经分析了这一问题，古典城邦的狭小距离，让更多的公民享受到参与公民大会，讨论政治，评判执行官员的权利。这种近在身边的距离状态，始终让城邦真正成为政治共同体。而现代国家的距离利用科学技术和武装力量无限扩大到超级帝国的水平，因此出现了距离悖论的问题。然而，无论政治距离的形式如何变化，它内在本质不可能发生改变。技术化的浓缩的距离并不能带给人们生动而直观的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实在感和切身感。精神的故乡永远不能被技术无限扩大，人们总是需要守候在这里，和一群人共同体验着互相熟悉和关照下的政治感受。《硬球》里有一句名言：任何政治都是乡土的(注：克里斯•马修斯：《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这句话很好的印证了距离的在地性。

政治距离的在地性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现代版本：信任地理学。所谓信任地理学是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相对于权威机构统一制定的等级体系而言，能够加强市民生活和安全的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模式的非正式信任。它没有有形的存在：没有名称、没有官员、没有会议、没有组织表格、没有旗帜，然而他们可以做具体可见的社会工作(注：詹姆斯•斯科特：《信任地理学与等级地理学》，选自马克•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79页。)。现代化的城市计划学说要么强调来自上级的社会工程，以及要么强调城市作为一件规范化的艺术品，应因其雕塑特性而受到赞美。然而，这种计划是为了一个抽象的、标准化的市民服务，而不是为了具有不同历史、爱好、价值观、习俗、思想、传统及对地方那个和空间感情的真实的市民服务。这种设计好的秩序常常妨碍非正式的街头秩序的产生。实际上来自当下的街头场景的关系网络和互动恰恰具有更多的街头信任，能够帮助本地的居民得到恰当的服务和照顾。这种信任毫无疑问在地域的居民心理建立了一个短距离的交往关系。

总之，这种联结性和在地性的特征为我们化解距离悖论，认识和建构团结的政治空间提供了基本原则。根据这两条基本原则来构建的政治空间具备了鲍曼所分析的共同体的特征。这种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和小规模性的政治群体④(注：齐格蒙•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86页。)，所谓独特性是指共同体具有自给自足的、独立的范围和能力，能够自我维持。这种独特性是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维持有限的政治距离的条件。而小规模性是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都能够方便地和其他成员进行沟通、参与公共事务、直接与公共人物进行政治协商，能够最大化地感受政治生活的权益满足感。在这种特性的共同体内部，距离感被消除了，和谐的个体关系得到了有力的保证。用鲍曼的话来说，“如果这个世界存在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一个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④。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责任编辑：刘之静

作者：刘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