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改革论文范文

2022-05-13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消费税改革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基于消费税多重职能冲突和调控作用有限，应在中国整体税制改革框架下重新定位消费税职能，平衡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调节职能，考虑消费税与其他税种的统筹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中国消费税改革问题。首先，适时将具备条件的过度消费会危害健康的商品、奢侈商品以及严重影响环境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商品及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第一篇：消费税改革论文范文

中国增值税消费税的现状改革与发展(续)

摘要：增值税是间接消费税，也是中国税收的主要税种。中国增值税以销售发票作为征收依据并不科学，以零售环节不开发票避税，或网上商店销售避税最为突出，零售不开票造成偷税现象严重，导致税收管理困难、税收成本过高等等。研究增值税征收模式改革具体方案，从17%增值税中分出一部分累计到最终环节，作为零售环节直接税征收。并且采用成本固定税率方式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减税方式，可以防止偷税，解决网上商店征税等问题。

关键词：税收模式增值税模式间接消费税网上商店税负

一、增值税是间接消费税

我们称增值税是间接消费税，是因为增值税实质就是一种消费税，说“间接”主要是指纳税人(企业)并不承担这个税，而是将它转嫁给下一个环节。增值税作为消费税，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成问题，但现在却变的复杂起来。2011年3月，在中国主要媒体、报纸上，很多专业人士赫然说出了：增值税不是由消费者承担的。这真的是让人吃惊!

也许很多人对增值税仍然很陌生，并不会感觉它与消费税有什么联系，但事实的情况决不是这样!我们还是简单地把它再做一说明，撩起增值税的面纱，让大家再一次看看这个“间接消费税”的本来面目。

1.增值税是由谁承担的。生产厂家承担的增值税有二部分：生产厂家在进货时替消费者预付了一个进货额17%的增值税，这种说法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一部分税收并不是厂家直接跑到税务局缴的税，他只要将进货价付给上一级厂家就行了，由上一级厂家或已经由上一级以上的厂家代缴了。因此你应该明白，即使你的人际关系很好，能拿到一个厂家的进货价，那么你仍然需要承担进价17%的增值税，这就是进货的增值税部分。增值税的另一部分，是厂家按自己销售阶段增值额(也就是该厂家毛利)的17%缴纳。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在我们一个商品的生产链上，尽管有许多的生产厂家，但各厂家也都仅仅承担自己增值额的17%税收，并搭入成本。这样下来，整个生产链也就仅仅对这个最终商品交了一次全额的比例税，这个比例税最后转移到了消费者那里。这样的征税方式避免了重复征税，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

根据上面的说明，大家应该清楚，增值税确定无疑的是由消费者承担了。可我们的那些专业人士分析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二部分的增值税，也就是厂家自己生产过程的那一部分，他认为供大于求时厂家会替消费者承担这部分税收。是的，厂家可能会替消费者承担本阶段的这么一点点税收。并且，我们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观点：(这部分)增值税的主要负担是产业工人;甚至，企业主会将这些税收负担转嫁给另一种将来的消费者——自己的员工。但是，这样的过程只不过是购商品的消费者少交了该阶段让利部分的17%税收罢了，怎么能根据这一小部分，否定整个生产链的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呢?

也许有的人关注过作者的文章，他们会举例说，作者也曾经支持过增值税不是由消费者承担的说法。作者在文献[1]中提到“在最终销售环节，生产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会自己承担不能转嫁出的税收”;作者在文献[3]中提到“偷税问题是这种转移变的复杂，企业不能转嫁给下一个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往往由企业的工人承担了”;作者还在文献[3]中讲过“增值税转移链条的断失，使本应该由消费者承担的增值税也落到了企业身上”。

这样的问题确实需要弄清楚。首先，作者一直强调增值税是消费比例税，作者在整体环节没有否定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再者，由于偷税问题的严重干扰，增值税转移链条断失后，企业承担了自己生产部分的增值税，这里我们再次强调，这部分增值税是企业自己生产部分的增值税。但是，只要增值税以前的转移链条没有断失，消费者仍不可避免要承担前一部分全部的增值税，也就是几乎整个生产链的增值税。

增值税转移链条断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们讲过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的税务部门也许不会发慈悲，他们仍可能按以前的纳税情况，或者对那些他们认为应该纳税的企业继续强制征税!这时被罚或摊派的税款就全部由企业承担了。如：武汉市对个别网店征收430万税款，而其他网店就不需要交税，这个企业就要承担被罚税款了，而这些税款根本不能转嫁。

顺便我们继续强调增值税转嫁的特点：大企业转嫁容易，竞争力弱的企业转嫁自己生产部分的增值税很困难。如：大众汽车、联想集团、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在国内都能卖到较高的价格，它们转嫁增值税就容易。这里，你似乎又总结到中国汽车能卖高价的原因了。

做一总结就是：消费者承担了让利后，自己购买价格的全部增值税;竞争力弱的企业“可能”承担了自己生产部分的增值税;还有的生产企业承担了强制罚款(或强制交纳)部分的增值税(这部分常常与税务局的税收任务有关)。

但是，消费者承担的增值税与生产企业承担的罚款等，作者认为没有关系，罚款等部分，税务局可能多收了税款。这里，作者仍然要为税务局辩护，因为税务局也有税收任务。

2.日本增值税也叫消费税。如果我们仍羞羞答答不想把增值税和消费税看做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的临国日本，却毫不犹豫地将增值税称为消费税了，这也是我们没办法的。

日本的增值税实际上是企业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一种直接消费税，是由企业转交给国家的收入。作者认为它是直接税，是因为消费者不消费，这种税收就不能实现;且日本在商品销售时已明确标上了税额，说明这个税收就是由消费者直接承担。但从本质上来说，作为间接消费税的中国增值税与日本直接税的增值税一样是消费比例税。

客观地讲，增值税在日本是成功的，增值税在日本没有出现大量偷税现象。关于日本没有出现广泛偷税现象，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遵纪守法观念，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科学的征税方法。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能免税的人肯定都交了税，他们就是这样去防止偷税。这种方法，似乎很能启迪人的想象，我们论述增值税改革的方法也是基于这样考虑的。

3.中国增值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增值税为什么如此庞大(17%或13%)?因为它是从产品税过渡而来，当时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刚刚转向市场经济，同时大家还都没有富起来，也就没有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因此，增值税的征收比例自然就高了一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其他税种成长起来以后，增值税比例就要逐渐缩小。从国际经验及增值税特点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它对税收的贡献应该远小于能够抑制贫富差别的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应该分解和改革增值税，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观点，对那些长期以来，要求为增值税立法，希望增值税“万岁”的人看来，其观点无疑是“痴人说梦”。但是怀疑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并坚持增值税改革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曾经在文献[1]中有过这样的公式：原增值税=消费税+新增值税。对于这样的公式，我们感觉它似乎太原则，批评人士也感觉“消费税”太刺眼，我们需要将它再做些变革。

增值税(17%)=5%零售额+增值税(12%)=5%零售额+12%零售增值税+12%生产增值税(生产增值税：指零售环节以外，其他生产链上的增值税。12%等是个定语，我们下面将把它省掉)。

我们把：5%零售额+12%零售增值税=零售环节税

这样也就有了：增值税=零售环节税+生产增值税(我们省掉17%、12%定语)。

这样，零售环节税就变成了直接消费税(就是原来文献[1]的消费税)，生产增值税仍保留了原来的增值税，是间接消费税。这种改革的目的至少有三个：一是希望这种“直接消费税”部分能给低收入人群带来希望，政府可以在“直接消费税”上为低收入人群开些绿灯，对于常用的影响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可以减免直接消费税;二是更加明确企业与消费者各自的纳税责任;三是我们认为依据销售发票征税不科学，希望改革征税方式后，实现公平纳税，堵塞偷税漏洞!具体分析它们的原因和理论已在文献[1～3]中做过论述，这里自然不必重复。

我们要求增值税逐渐缩小的趋势，是有的人不愿看到的。我们认为，增值税的缩小与其他税种比例的增加应相一致，国家应有计划实现这样的调整。尤其是我们国家要实现个人所得税的科学征收，实现对个人所得税主要纳税群体(富人群体)的科学管理，对于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管理模式，虽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但我们仍存在深深忧虑!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要把个人所得税收入比例的增加与增值税比例的缩小挂钩，实现二者位次的逐渐转移呢?

二、增值税征收改革的目标及具体的方案

我们分解了增值税以后，还要确定增值税征收改革目标，那就是：相同企业要有相同税负，零售不开发票一样能征税。这就是我们确定的原则和解题思路。

1.发票作为减税依据的具体方案。关于发票作为减税依据，怎样征税?我们在文献[3]中已经作过了论述。我们可以将其观点再做出进一步表述：我们将中国17%的增值税(即事实上的间接消费税)分出5%转到零售环节征收，企业开给下一个企业生产的专用发票不用交这个5%的增值税，剩下的没有开给生产企业用的发票，不论是开了增值税普通发票或没有开发票，该企业的销售均需按零售对待(这个零售税大于5%的零售额，后面我们将说明对这个零售怎样征税)。

实际上，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够核实企业的生产量。因为企业进货发票免了5%的消费税，企业进货就都会要发票了，这就能够核实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也能控制企业销售量。

但是，会不会又出现了企业乱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现象?这种情况处理不当也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开了专用发票可以免交5%直接消费税，企业就有可能从不愿开专用发票变为极愿意开专用发票。也有可能出现无交易的专用发票在两个企业之间流动，这又可能是撵走狼来了虎。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商品成本价计税方式，即企业每次进货不但要代征一个5%消费税，销售时，还要支付一个成本价外税，因此企业之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无交易循环，就是一个无效益，且损失利益的活动，也就可以防止这种乱开专用发票的发生。

那么，成本固定税率价外税，是否违背增值税原则呢?不违背!我们是根据企业行业税负及固定税率确定了一个企业纳税额，然后根据17%的增值税率为企业倒算了一个销售额，最后按这个销售额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发票额。这种做法就好像：原来企业提供发票额，税务局确定税;现在变为企业报税，税务局确定发票额(企业报税换算发票额)。这似乎没有本质区别，一样是根据增值税原则确定的。同样道理，企业既然可以网上报税，企业也可以网上自己申请并确定发票额度。这种改革唯一不同的是，税务局需要根据企业行业税负，对企业核准一个成本固定税率，便于企业换算销售额，然后就是对发票额进行管理的问题了。

你也许已经明白，我们设计了一个“发票账户”，里面存了企业的未售商品，这时，只要你有了进货，你的“发票账户”自然就会增加。“发票账户”里的税款是企业欠国家的，“发票账户”里的未售商品不会无限增加，当企业纳税后，就会减少。我们认为企业交税时，可以有留底库存，从“发票账户”减出，这样剩余的就是当期的真实销售额了。对于那些拖延国家税款的企业，国家完全可以封了它的“发票账户”，那样，生产企业就不能买到免税的商品了。另外，对于 5%消费税留底库存，企业即使倒闭也应该为国家交清该款项。

2.发票作为减税依据的图标说明。下图给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减税依据的图标说明。

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货成本=W

成本固定税率=5%+税负(坚持同类企业相同税负原则，税负=0.17*预计行业毛利/成本)

核定销售额=W*1.05+W*税负/0.17(有进货就会增加核定销售额，必须靠出库才能减下来)

增加销售额=补报税/0.17

应纳税额=W*固定税率+补税

增值税发票上限=核定销售额+增加销售额(累计未售商品总额，允许全部开增值税专用票)

销售=增值税发票上限-留底库存(留底库存由税务部门核定，超过留底库存作销售对待)

增值税专用票销售减税=开出专用发票额*5%

零售=销售-增值税专用票销售(除了专用发票外的销售，一律征零售环节税)

三、增值税征收模式改革的优点

1.堵塞了偷税渠道，保障了增值税转移渠道正常进行。由于下一级的偷税者及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是从上一级批发渠道取得不要发票的廉价货源，这也是上一级批发商少交了税款。现在，上一级渠道不开发票的销售都需交纳直接消费税，这样就斩断了偷税渠道，阻止了下一级偷税者及小规模纳税人与合法经营者的恶意竞争。保证了增值税转移渠道的正常进行，这实际上才是增值税真正实施成功的关键。

2.小规模纳税人管理得到规范。中国存在的大量小规模纳税人，为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也增加了我们的税收管理成本。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很难做到客观与公平。

我们的创新的方法，实际上也是零售企业“代征5%消费税”的方法，这种方案同样可以像银行管理信贷账户一样，很容易地扩大为小规模纳税人，并不需要小规模纳税人一定要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小规模纳税人进货一样可以获得免5%消费税的资格，只要它们能够实现为国家代征消费税的目标。这就可以实现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甚至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公平纳税。这种方案，基本上摆脱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概念。

3.公平行业税负，税务征管人员的行为得到规范，税收成本降低。发生“以税谋私”的事情是存在的，它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税务管理不规范，导致税务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企业之间建立公平的税负关系至关重要，这样才能防止“以税谋私”事件的发生。

有时我们发现，我们还没富起来的很多税务管理人员，在与富裕的商人打交道时，也会出现“以税谋私”的行为。有的税务管理人员面对企业家一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而自己一年仅仅几万元收入，加上自己妻子下岗，物价上升，孩子升学压力等情况，有时会心理失衡，会出现刁难企业现象，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武汉也曾出现过税务工作人员欺压商户的事情，并得到商户恶性报复的事件，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事实上，我们增值税模式改革后，不但限制了税务管理人员的权利，同样也降低了我们的税收征收成本。

我们对同一类企业确定相同的税负是公平的，这可以防止征收过头税!如果我们的税务局无原则地想罚谁就罚谁，这样下去，会严重打击我们的企业家投资实业的信心。企业家会担心自己几十年的积累，瞬间变的一无所有，企业家也许会因此放弃实业。那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我们也认为，如果不提高税务人员待遇，同样不能保证税务工作人员的清廉。

4.新方案解决了网上销售问题。2011年6月28日，武汉市国税局开出了国内首张个人网店430余万元征税单，向淘宝网上一家名叫“我的百分之一”的店铺征税。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纷，网友们认为，有的网店交税有的不交，就是不公平!随后，武汉市国税局在网上遭到了一致声讨。在强烈舆论压力下，武汉市国税局澄清：“我的百分之一”女装店，实体店名为武汉爪那服饰有限公司，2009年在武汉市国税局硚口区局办理税务登记，生产经营服装业务，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此次征税的对象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单纯的“个人网店”，而是一个实体经营企业。

武汉市国税局否定了开始对网店征税的说法。网友们又开始质疑说：武汉税务局的回复是一种对实体店的歧视，凭什么实体店就该交税，而网店就不该交税?

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网上公平征税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另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的考虑之中，我们新的征税模式，根本不用考虑零售商品开不开发票!企业网上销售也是企业零售一种，不开发票者一样不能偷税、避税。因为我们实施的是根据相同税负的企业生产成本计算税款的原则，来核算企业销售额。这样，我们就不必再考虑网上商店开不开发票的问题了;反而，所有网店及企业不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零售，就需要向国家交纳一个“零售环节税”。

四、改变增值税征税方式难吗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解题，实现了同类企业相同税负的原则，也实现了零售不开发票一样征税。另外，我们这种征税模式的改变，解决了网上商店征税问题;也减少了间接消费税，减轻了生产环节企业的纳税责任;由于防止了偷税者从上一级渠道进货，卖给不要发票的消费者，这样的作法又堵塞了偷税渠道;我们的模式，还可以降低税收征收成本、防止征收过头税、防止了“以税谋私”等等。如此举例，好处自然很多。

但是这种变革是否非常复杂呢?

我们似乎感觉它没有多么复杂，除了文献[2]中提到的，在商品的消费地与生产地的税收额度会有些变化(这些可以通过国家短期的平衡解决，长期来看好处很多，能够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别)，其他的没有发现有什么困难，公众们更不会感觉到任何实质的变化。

我们的税务部门只要在现有的计算机系统上先对企业的库存备案，确定企业“留底库存量”，当然这样的“留底库存”还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再确定，然后在规定时间，如某年某月某日，让全国的企业或某一行业统一执行“企业进货免5%直接消费税”即可。随后，国家掌握企业进货的大量成本就需要出库、销售。企业总不能只进货不销售吧?这样改革的方案就可以实现，互联网上销售征税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当然这种方案，我们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如果那些能够决定方案的人仍然不屑我们的方案，他们还说：增值税不是消费者承担的，或者即使增值税是间接消费税，是由消费者承担的，这个方案也没有必要等等，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就去找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反映，我们可以推选几个胆大的人，带上我们的报告，敲开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希望局长能在我们的报告上签下：请专家组鉴定，方案可行时，可以先在部分行业试行。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们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当然别忘了对局长强调这样的话，我们的方案，不排除第三产业，如：餐饮、住宿、运输等等，这些企业一样可以用生产成本，根据增值税原则及公平税负原则核算一个销售价。我们国家不是要在这些行业推广增值税吗?既然现在还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活着总比死了强，不如先拿我们的方案试试。

增值税作为消费税应该减少!因为他们影响了贫穷人的生活。那些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的贫穷人口，对他们的消费征收比例税，实际上与对他们收入征税没有区别;同样高收入的人对增值税的负担就相应少了。我们建议对企业减免“直接消费税”的方法，也希望在某些商品上能对贫穷人口实行。美国既然能对穷人发食品券，我们也要对穷人减免一定税收。

对于减少增值税，这要基于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的增加，因为国家收入也要保持平衡;当然，你要认为国家可以减少预算支出，国家可以在很多环节减少浪费，国家不必要让财政收入高速增长，那也是一种方案。另外，像我们讨论增值税改革方案一样，我们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也需要改革!不客气讲，当前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如果能让个人所得税有较大比例的提高，那倒真是奇怪!再者，我们还要再次强调若没有一个替代增值税的税种，那增值税的减少就是空话!

参考文献：

[1]张劲.中国增值税、消费税的现状、改革与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0，(6).

[2]张劲.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替代增值税部分份额的理由[J].经济研究导刊，2010，(13).

[3]张劲.商品中增值税转移变化研究——论增值税征收模式[J].经济研究导刊，2010，(36).[责任编辑刘娇娇]

作者：张劲

第二篇：中国消费税职能定位及改革策略研究

摘要：基于消费税多重职能冲突和调控作用有限，应在中国整体税制改革框架下重新定位消费税职能，平衡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调节职能，考虑消费税与其他税种的统筹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中国消费税改革问题。首先，适时将具备条件的过度消费会危害健康的商品、奢侈商品以及严重影响环境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商品及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其次，优化消费税税率水平和税率结构，确定税率水平和结构合理性的评价标准，适度提高未能充分发挥调节职能的应税消费品税率，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再次，从改革消费税征收环节看，应依据是否具备在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选择适合征收环节后移的消费税品目，并考虑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关于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的影响，进而关注征收环节改革后的税收征管效率和税负连锁变化。最后，基于消费税职能定位的收入归属改革，应关注消费税收入共享后将出现的新的省际失衡，警惕消费税收入共享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财政体制框架予以完善。

关键词：消费税;税收职能;税制改革;收入归属

一、问题的提出

收稿日期：2021-07-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分权、政府间经济职能分工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生成机制、实证检验与改革方略选择”(71873024)

作者简介：

周波(1977-)，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E-mail：yourab@163.com

作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三大税种，中国消费税承载着正确引导消费价值取向、调节财富分配和筹集财政收入等职能。学界关于消费税改革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关于消费税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陈力朋等[1]认为，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即中国消费税现行的价内税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消费税调节职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孟莹莹[2]发现，白酒消费税、小汽车消费税对消费的调节效果也十分有限。其二，关于消费税税率调整。罗秦[3]建议降低部分高档消费品税率;张学诞[4]建议提高能源和污染产品税率;朱为群和陆施予[5]建议实施有幅度限制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其三，关于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朱为群和陆施予[5]认为，炫耀性消费应作为界定奢侈品消费税征收的理论依据;贾康和程瑜[6]则侧重将高端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其四，关于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与Bonnet和Requillart[7]赞成基于生产地原则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相反，赖明勇等[8]、Goldin和Homonoff[9]与张学诞[10]都赞同遵循消费地原则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杨晓妹等[11]与唐明和卢睿[12]进一步测算分析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后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和财力均衡的影响。

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定的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调节功能”的精神一脉相承，2019年9月26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21号，以下简称“《通知》”)，具体部署中国消费税改革推进工作，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及缓解财政运行困难视角，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近年来中国在密集推进消费税制度改革进程，但仍存在完善空间，其原因在于消费税职能定位失当。本文基于职能定位分析与消费税改革相关的扩大征收范围、调整税率和征税環节以及收入归属等方面，以提升消费税制度效能。

二、中国消费税职能演进及现阶段的重新定位

(一)中国消费税改革进程中的职能演进

纵览中国消费税多轮改革调整进程，消费税税目由1994年11个，调整到2006年的14个，再到2015年至今的15个，其中还伴随消费税税率和征税环节的动态调整。

1.设置兼顾引导消费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的税目

设置过度消费会危害人体健康的消费税税目，起到兼顾引导消费与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卷烟是对中国消费税收入贡献最大的税目，其消费税调整最为频繁。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烟叶和卷烟价格及税收政策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1998〕7号)》，1998年卷烟消费税税率由40%调整为50%、40%和25%三档以及进口卷烟50%的分档比例税率。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烟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91号)，2001年卷烟消费税税率调整为定额和比例税率：以调拨价50元/标准条为界，卷烟从三档调整为甲类、乙类，分别适用45%和30%两档税率，定额税率为每标准箱150元。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09〕84号)，2009年调高甲类、乙类香烟划分标准及其适用税率，卷烟批发环节加征5%从价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60号)，2015年卷烟的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调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2.设置兼顾调控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消费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职能的税目

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税目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可以起到兼顾调控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消费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收职能。1994年实施消费税制度时，11类应税消费品主要调节部分高档消费品以及实行增值税后税负下降较多的消费品。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国家消费政策变化，消费税改革表现为拓展、剔除税目、修改子税目以及适当调整税率和征收环节。税目增加体现在，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财税〔2006〕33号”)，2006年增加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税目;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16〕129号)，在“小汽车”税目下增设“超豪华小汽车”子税目，并在零售环节加征10%消费税。税率和征收环节调整表现为，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1994〕9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铂金及其制品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86号)，2003年贵重首饰和珠宝、铂金首饰消费税税率分别从10%降为5%，且统一在零售环节征收。此外，停征以及部分税目调整表现为，依据财税〔2006〕33号，2006年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并将高档护肤品列入化妆品税目;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香皂和汽车轮胎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45号)，2006年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并将高档护肤品列入化妆品税目;2009年对香皂、翻新轮胎以及子午线轮胎免征消费税。2016年取消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税;税目名称从化妆品改为高档化妆品，以高档美容、修饰类化妆品、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和成套化妆品为征收范围，税率调整为15%。

3.设置发挥节约资源使用、促进环境保护职能的税目

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具有环境保护和资源集约利用的绿色税收职能。1994年摩托车、鞭炮焰火、成品油和小汽车被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体现了环境保护职能。中国消费税制度改革不断凸显保护环境取向，且探索多样化调控方式。首先，拓展税目。依据财税〔2006〕33号，2006年增加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税目，成品油税目中增加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等五个子目;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16号)，2015年将涂料和电池纳入征收范围，且涂料设置环保标准起征点。其次，持续改革汽车和成品油税目。依据财税〔2006〕33号，2006年根据气缸容量(排气量)在1.5升(含)以下、1.5升以上至2.0升(含)、2.0升以上至2.5升(含)、2.5升以上至3.0升(含)、3.0升以上至4.0升和4.0升以上，分别设置3%、5%、9%、12%、15%和20%五档差别税率;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乘用车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05号)，2008年针对乘用车依气缸容量1.0升以下(含1.0升)、3.0升以上至4.0升(含4.0升)和4.0升以上三档，分别适用1%、25%和40%税率。针对成品油，2008年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对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单位消费税税额提高至每升1元，柴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提高至每升0.8元后。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4〕9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4〕106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11号)，

2014—2016年

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先后上调三次。最后，探索消费税优惠政策。继2006年对具有节能环保特点的混合动力汽车实行税收优惠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0号)，2015年停征汽车轮胎、车用含铅汽油、酒精、气缸容量250毫升以下小排量摩托车消费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3〕10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对废矿物油再生油品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期限的通知》(财税〔2018〕144号)，废矿物油再生油品获得免征消费税期限待遇。

(二)未能妥善协调消费税多重职能关系进而影响调控有效性

在消费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保护资源环境和筹集财政收入关系问题：同时兼顾四种职能还是以某一种或几种职能为主?简单起见，可以从两个层面考虑消费税的各项职能关系：一为筹集财政收入职能层面，二为包括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资源环境在内的调节职能层面。与调节职能注重消费税职能履行过程及职能实现结果相对应，筹集财政收入职能更加突出财政收入结果。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各项调节职能之间并非必然兼容同步实现关系，而各项调节职能之间又存在冲突关系，进而使得消费税仅发挥有限调控作用。

1.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其他各项调节职能之间并非必然兼容实现

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各项调节职能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比如，在适度税负水平下，对奢侈品课征消费税，可兼顾调节收入分配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对烟、酒征收消费税，可兼顾调控消费行为与筹集适度财政收入职能。这是因为，总体上，消费税主要征收对象集中于奢侈品消费、不健康消費和高污染、高耗能消费，或因即便“寓禁于征”也难以使消费为零，或因消费增长较快而税基扩大，消费税的各税目都可以实现筹集财政收入职能。针对不同课税对象，消费税采取从价定率、从量定额计征以及从价定率与从量定额相结合的复合计征等多种征收方法，与高税率设计相结合，有利于附带实现有效筹集财政收入职能。这也是OECD成员国以及以商品课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均广泛开征消费税的原因[13]。遗憾的是，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各项调节职能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冲突关系。

第一，从消费税属性看，作为选择性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并非消费税的主要职能。与直接提高增值税税率或征收一般性消费税以满足财政收入需要相比，灵活选择特定商品和服务征收消费税，就是为了实现消费税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资源环境的调节职能。

第二，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消费税制度设计和改革效果往往并不理想。从消费税作用机理看，由消费者承担的消费税与商品价格叠加后提高消费者成本，若消费税能有效实现影响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的政策意图，则消费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筹集财政收入效果，即便能短期有效也会快速消减。比如，2009年和2015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调整后，卷烟消费税贡献的全部消费税收入占比反而呈现相对下降趋势。2009年乘用车消费税政策改革以及2014—2015年三次提升成品油消费税后，虽在改革之初成品油税目贡献的全部消费税收入占比上升，但稍后存在明显的缓慢衰减趋势。

第三，从实际效果看，中国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主要由少数特定税目和特定省份实现。一方面，中国消费税收入高度集中在四个税目;另一方面，中国消费税收入省际分布长期失衡且呈固化趋势。2002—2018年烟、成品油、小汽车和酒四个税目的消费税收入占消费税总收入比重最低也高达95.16%，2007年以来大多数年份都达到99%左右。其他税目贡献的消费税收入最高不足5%，多数年份低于1%。

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计算得到。从1994—2018年各省份消费税收入占全国消费税收入比重看，云南、上海、广东、湖南、山东和江苏对全国消费税收入贡献最大，年均值分别为11.73%、9.04%、8.22%、6.15%、5.60%和5.32%，加总占到全国消费税收入的45.67%;内蒙古、海南、山西、宁夏、青海和西藏对全国消费税收入贡献较低，分别为0.84%、0.60%、0.47%、0.35%、0.17%和0.01%，均低于1%;其他省份在1.5%—5%之间。总体上，中国各省份对全国消费税收入贡献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作为烟草资源丰富且应税消费品生产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云南占比最高。从1994—2018年各省份消费税收入占其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看，年均值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云南、湖南、贵州和甘肃，分别为32.97%、22.45%、18.54%和16.51%，而北京、山西和西藏分别仅为0.66%、2.24%和2.46%，均不足3%，其他省份在5%—15%之间。这进一步表明，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只能从烟、成品油、小汽车和酒四个税目进行评价，而其他税目不宜作为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的考量维度，进而各项调节职能才是重要考量。

2.消费税承担的各项调节职能之间存在相互冲突

第一，与具体的消费税税目相对接，消费税承担的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资源环境等诸项调节职能会存在优先级的两难甚至三难选择。若消费税诸调节职能协调失当，以消费税的某一项调节职能支配其他调节职能，将导致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部分商品和服务未被纳入，进而使得消费税在发挥各项调节职能之间顾此失彼。比如，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煤炭，其燃烧过程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理应针对煤炭消费征收消费税予以调节。但考虑到煤炭是企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燃料来源，为降低企业和普通民众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煤炭并未被征收消费税。推而广之，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应发挥消费税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和消费方面的调节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尽管不利于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集约利用和消费，但若属于日常生活必需品，则因顾及到征收消费税会抑制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诸如水、大气、土壤和森林等，仍未被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就此而言，更侧重强调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使得消费税制度相对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资源集约利用职能。值得反思的是，尽管出于调节收入分配考虑未将部分商品和服务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但中国消费税整体却表现出收入分配负效应，不同应税消费品的再分配效应差异较大。其中，烟酒消费税累退性明显，而成品油消费税累进性较强[14-15]。

第二，很大程度上，调节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和资源集约利用等职能，往往嵌套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行业发展政策体系内。因此，消费税在履行上述职能过程中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进而弱化消费税职能。比如，为兼顾经济社会利益，考虑到烟、酒行业对就业、经济增长及财政均有较大贡献，要考量增加烟、酒消费税税负对行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汽车行业发展壮大，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和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通过产业政策以及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鼓励汽车行业发展。从与汽车相关的消费税看，为调节与汽车使用相联系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行为，除根据乘用车的不同排气量设置不同消费税税率外，亦对每辆零售价格130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在零售环节加征10%消费税。尽管分别以排气量和零售价格标准征收两种类型消费税，已经较好地兼顾保护环境与收入分配调节职能，但为鼓励购买和使用汽车进而促进汽车行业发展，相同排气量情况下的不同价格超豪华小汽车缴纳相同的零售环节消费税，以及为鼓励新能源环保汽车生产和消费不征消费税，事实上都没有考虑应针对价格较高的汽车发挥消费税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

(三)重新定位中国消费税职能

改革中国消费税制度，应通过重新定位消费税职能，解决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各项调节职能之间以及消费税各项调节职能之间的矛盾关系。

1.平衡消费税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调节职能

平衡消费税各项职能，应区分主次、各有侧重地由消费税的各具体税目承担：主要通过对高端、奢侈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发挥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主要通过对过度消费、不利健康的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发挥引导消费职能;主要通过对资源、能源消耗高的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实现促进能源资源集约利用职能。就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与调节职能之间的从属关系或优先次序而言，应基于弱化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促进消费税实现调节职能。除财力紧张的特殊时期消费税可能主要发挥筹集财政收入职能外，应使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职能处于从属地位。进而言之，筹集财政收入职能是实施消费税制度及政策影响消费者选择过程之后的客观结果。这就意味着，评价消费税制度及政策有效性的立足点，应该是消费税发挥作用的过程，而非作为客观结果的财政收入筹集情况。

2.与其他税种配合实现消费税调节职能

首先，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配合，发挥消费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鉴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尚未有效发挥，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保有环节税收严重缺失，可以考虑针对第二套以上住房在交易环节征收消费税。其次，遵循全面征收增值税和选择性征收消费税的双层次现代流转税制结构特征，考虑消费税与增值税协同关系。从职能分工看，增值税应体现中性;作为基于增值税选择特定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配套税种，消费税发挥特定调控作用，体现非中性。将消费税定位于基于增值税的辅助调节职能意味着：消费税不仅应在增值税调节不到的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应为未来增值税减少税率档次、发挥普遍调节作用改革创造条件。最后，协调消费税与环境保护税的关系，共同发挥绿色税制作用。为引导消费和保护环境，应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重激勵机制。与环境保护税主要针对处于供给侧的企业相对应，通过对成品油、实木地板、电池、涂料等征收消费税，增加消费成本以引导消费行为，是从需求侧进行调控。因此，并行于促进环境保护的不同环节，环境保护税在污染排放环节征收，排污企业同时是纳税人和负税人，体现污染者支付原则;消费税在消费品生产或消费环节征收，生产或零售企业是纳税人，消费者是负税人，体现消费者支付原则。

三、基于消费税职能定位的税制改革

(一)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目

应凸显消费税选择性课税的属性，坚持有限覆盖范围的税制构建原理，以发挥消费税调节职能为出发点，选择适宜课税范围。适时将具备条件的过度消费会危害健康的商品、奢侈商品以及严重影响环境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商品及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虽在学术界有共识，但关于具体设置哪些税目仍存在分歧。因此，应基于消费税职能定位，科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目。

1.将奢侈品和高档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

为发挥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在超豪华小汽车、香水和手表等奢侈品基础上，将高档皮包、家具、服饰、保健品和私人飞机等奢侈品，以及豪华邮轮海上巡游、总统套房住宿、高尔夫球场消费、高档会所娱乐休闲和桑拿洗浴等高端消费服务，纳入征收范围[16]。将高端消费服务纳入征收范围，可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原营业税的部分调节职能。原采取多档不同税率的营业税征税对象改征增值税后，因增值税税率档次简化并呈现行业税负趋同趋势。比如，此前按20%税率征收营业税的高档歌厅酒吧服务，现按旅游娱乐服务征收6%增值税，考虑到增值税和营业税计税差异，其税负降低[17]。除将五星级以上高档酒店、高尔夫球场和游艺场等相对容易界定的服务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外，应综合考虑价格因素，借鉴奢侈品协会等行业组织专业鉴定以及诸如全国旅游饭店星级评定机构评定结果，探索奢侈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行为的科学量化标准，规避认定标准模糊或相当程度武断性质疑。

值得关注的是，反对将过多高端消费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代表性理由是，征收消费税会抑制消费或导致消费外流，前者与发挥消费的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相悖，后者表现为国内消费者海外购买高端消费品[18]。事实上，这两个理由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因选择性征收且不涉及日常一般水平消费品及消费行为，消费税征收对象占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较低，并非影响社会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将高端消费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不影响拉动内需和扩大消费。其次，奢侈品消费向海外市场转移，并非奢侈品关税过高及国内流转税负担过重所致，因而非简单降低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水平问题。相反，很大程度上，与进境奢侈品远超进境物品进口税(行邮税)规定的免税额度有关。为此，应加大关税征管力度，对携带入境的低税或零税高档消费品、奢侈品严格补缴关税[19]。从供给侧看，根据《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3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至10万元，且不限次数，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手机等电子消费类产品纳入其中;同时取消单件商品8 000元免税限额规定。因此，扩大免税购物供给并降低税负，也将极大地缓解海外高端消费。

2.将具备条件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资源类产品纳入征收范围

中国现行消费税仅涵盖烟、鞭炮焰火、铅蓄电池和涂料等污染环境税目，小汽车和游艇等能源消耗税目，成品油、实木地板和木制一次性筷子等资源类税目，消费税的绿化水平比较有限。因此，落实新发展理念，应在高耗能、高污染产品方面拓展消费税征收范围。鉴于消费税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都承担着不同程度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职能，学术界存在着将消费税中与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相关的税目分别调整至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的建议[19]。问题在于，依此思路，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耕地占用税都发挥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也应并入。然而，事实并未如此。与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都主要针对增加企业税负进而调节企业行为的供给侧相对应，消费税则针对影响消费者成本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需求侧。虽然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也可能被转嫁给消费者，但消费税仍有其独特的调节职能价值。因此，实木家具、塑料制品、一次性包装物、水泥、洗涤剂、化学染料和化学农药等，都是扩展消费税征收范围的重点选项[20]。

3. 擴展过度消费危害身体健康的消费税税目

基于高糖摄入易导致肥胖，易诱发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疾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借鉴墨西哥、匈牙利、芬兰、法国和挪威等国针对添加糖的产品征收消费税的经验，可将糖类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具体征税对象可以包括碳酸饮料、含糖饮料以及添加糖的产品。

(二)调整消费税税率水平和结构

1.基于消费税职能和征税对象属性，确定税率水平及结构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从消费税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看，征税对象主要集中于烟、酒、成品油和小汽车四个税目，税率提升空间有限。从促进能源资源节约、集约消费等职能看，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应税产品而言，应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联动，以基本弥补负外部性为限，根据应税产品的环境污染程度和能源资源消耗量，核算来自需求侧的负外部性矫正所需要的税率水平。李升等[17]实证测算烟消费税税率研究是一个很好范例，他们将吸烟引发的外部成本分解为引发火灾、排放温室气体和致病引发的直接成本，因吸烟早亡带来生产力损失、烟草制品业引致酸雨进而农林牧渔业减产以及被动吸烟者相关成本等间接成本，进而基于卷烟销售收入测算用于纠正烟产品总外部成本的最优消费税从价税率。推而广之，为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税率设计应基于消费税关于奢侈品、资源消耗品需求影响以及产业链和价值链影响评价，以增强税率改革方案的科学性。

2.适度提高部分未能充分发挥调节职能的应税消费品税率

高档消费品税率可参考高档化妆品税率水平;高档消费行为税率可参考营改增后原有娱乐业营业税减税水平，设置5%—15%的浮动税率。实木地板适用的5%税率未考虑不同木材种类的稀缺性、木龄以及保护级别差异，应以差别税率予以体现。木制一次性筷子浪费大量珍贵原木资源，制造过程中甚至采用硫磺、双氧水和硫酸钠等化学物质，使用后产生大量垃圾，可将5%的税率提高到10%。

3.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

应兼顾消费税的各项调节职能，在征纳成本和区分难度可控情况下，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针对各类高档消费品及消费行为，基于详细市场调查、相关产业消费层次和消费人群大数据，遵循量能负担课税，适当考虑价格水平，优化税率级次和级距。为增强调控精准性及效果，可对部分税目采用复合税率。比如，为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针对相同排气量的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细化以价格为标准的分档税率;针对新能源环保汽车，可免征保护环境职能方面的消费税，但应参照超豪华小汽车征收调节收入分配职能方面的分档次消费税。

(三)改革消费税征收环节

为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通知》提出，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现行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由生产或进口环节后移至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并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

1.依据是否具备在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征收选择适合征收环节后移的消费税品目

中国现行15个消费税税目，可以分为已具备征税环节后移改革条件和尚需创造征税环节后移改革条件两类。其中，鞭炮焰火和卷烟隶属专卖系统，便于基于物联网技术构建消费税信息化税标管理系统[21];借助小汽车使用环节的注册登记制度，金银钻石类、高档手表、游艇和实木地板等耐用奢侈品具有完善的发票开具管理制度，考虑到中国国内加油站基本都安装税控加油机的现状，上述消费税品目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基本都能实现有效管控和征管。基于已具备征税环节后移改革条件的消费税税目呈现相对成熟、独立系统平台运行或价值较高等鲜明特点，进一步考察比较除上述已列举消费税品目外的其他消费税税目，可以明晰征税环节改革后可能存在的消费税征管效率难点。具体而言，对于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化妆品以及木制一次性筷子、涂料和电池等价值相对较低、监管制度相对不完善的税目而言，严格监管消费税应税税目商品在生产、批发和零售链条中的发票开具、扣缴义务人诚信履行扣缴义务以及纳税人据实申报工作量较大，增加消费税征管成本。因此，一方面，应与增值税零售环节征管存在大量未纳入发票管理的小规模纳税人相区别，针对尚需创造征税环节后移改革条件的消费税税目，严格发票管理，并基于以票控税的税收征管逻辑促进消费税征管工作，规避小商户不缴消费税并低价销售消费品赚取利润问题。与增值税零售环节小规模纳税人的发票管理难度较大相比，针对消费税的有限税目严格进行发票管理的实践难度较小。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消费税征管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

2.应考虑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对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的影响

应针对拓展消费税税目或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前瞻设计消费税征管制度，应对消费税征管可能存在的难点。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的明确要求，电池、涂料作为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代表已经被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而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仍未涉及。因此，在中国现行消费税15个税目的基础上拓展税目或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不仅是切实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必要措施，而且也是实现消费税调节职能的客观需要。值得关注的是，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后，应基于消费税征管效率考量，根据消费税征管制度完善，确定拟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商品和劳务类品目。一方面，从学界相对取得较大共识的拟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商品类考察：为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提高消费税绿化水平，塑料制品、一次性包装物、洗涤剂、化学染料和化学农药等重点扩围品目，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的包括碳酸饮料、含糖饮料和添加糖的糖类产品，虽然都存在单位价值低、生产企业相对分散、批发零售环节复杂等特点，但基于以票控税的税收征管逻辑，针对拟纳入消费税税目严格进行发票管理，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规范发票开具、监管扣缴义务人忠实履行扣缴义务，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征管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出于发挥调节收入分配职能，高档皮包、家具、服饰、保健品和私人飞机等奢侈品，通常价值较高、具有完善的发票制度，纳入消费税征管范围后的征管难度也不大。与此对应，豪华邮轮海上巡游、总统套房住宿、高尔夫球场消费、高档会所娱乐休闲和桑拿洗浴等高端消费服务，相对于商品类消费税品目呈现隐形的特点，发票开具和纳税人扣缴义务履行监管难度较大。这也成为制约将其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重要障碍。为此，可将部分服务地点固定的高端服务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探索通过税务机关现场检查与诚信纳税宣传有机结合方式，提高高端消费服务消费税纳税遵从度。在此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并推广到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全部高端消费服务品目。

3.应关注征收环节改革后的税收征管效率挑战

改革前，中国消费税征收环节主要集中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等源泉环节。之所以采取源泉征缴的消费税税制设计，主要是出于较高的征管效率考量。中国消费税税源集中，应税消費品生产企业规模较大，纳税人主要集中在大企业。2011—2018年全国重点税源企业总体上实现平均90%左右的消费税收入，其中，2011年占比最低，也达到85.49%。这意味着，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税务机关只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管理好重点税源企业，就可以在征收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实现税源有效控管。相反，若消费税改为在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征收，税务机关将面对大量更为分散的纳税人，行之有效的现行重点税源企业征管信息资源将失去作用，相反，急需依托商品销售终端建立强大的税收信息及交易监管系统。此外，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且从价计征情况下，为避免企业通过变换组织结构进行税收筹划进而侵蚀消费税税基，征管实践中可以针对烟和酒实施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相比之下，征税环节改为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固然有助于遏制来自生产环节的消费税税基侵蚀，但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背景下，又将面临企业采用直销模式套取商品出厂价与批发价或零售价差所创造利润的新税基侵蚀方式[22-17]。与增值税零售环节征管存在大量未纳入发票管理的小规模纳税人相对应，消费税管理同样不能有效解决小商户不缴消费税并低价销售消费品赚取利润问题。

4.应关注征收环节改革后的税负连锁变化影响

从价计征的情况下，消费税应税商品价格伴随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环节的推进而提高。一方面，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背景下，采用直销模式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都存在利用与应税消费品零售价差创造利润的税基侵蚀倾向[22-17]。因此，借鉴针对烟和酒实施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征管实践，并在其他应税消费税品目中推广就变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因零售环节的商品价格高于生产批发环节，引致消费税税基增加进而税负提高。若消费税依然构成增值税计税基础，则应税消费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负担亦相应增加。若因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导致消费税税基增加进而对冲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则应考虑消费税税率水平进行适应性整体或者至少结构性下调。

四、基于消费税职能定位的收入归属改革

为确保中央与地方既有财力格局稳定，《通知》提出，征收环节后移的消费税收入共享，存量部分核定基数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

(一)发挥消费税职能与将消费税作为地方政府专有税种存在冲突

理论上，为建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对称关系，理顺地方政府职能范围，地方税税种应具有税基较窄、不易流动、外部性弱等特点。就消费税税种属性而言，虽税基较窄，但由于具有较强流动性，消费税承担的调节职能具有较强外部性，由中央政府统筹调控，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其中，消费税的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分别对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应由中央政府掌握。就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职能看，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及资源性商品课税，固然具有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地方公共产品特性，但考虑到即便扩围后，来自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的消费税收入规模仍是不确定的，不仅对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和资源集约利用职能可提供的财政支出力度有限，而且从引导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需求侧看，也更宜采取全国统一性制度安排。因此，不宜以环境保护的地区受益性以及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保护环境事权为由，将消费税划归地方政府。

(二)消费税收入共享后将出现新的省际失衡

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的情况下，与各地消费税税基不均衡相耦合，中国消费税收入在省级政府层面存在失衡。但若消费税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即便在省际间存在差异，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使用更容易调节。消费税作为共享税且调整到零售环节征收，将引发生产地税收与消费地税源之间的背离问题。考虑到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以及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差异，消费税应税消费品消费规模较大的地区，分享到的消费税收入将更多，由此产生省际间税收收入失衡，进而加剧中央政府平衡地方政府财力差异难度。这是因为，伴随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在零售环节商品价格高于生产批发环节的情况下，消费税税基增加，将引致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地方政府附加税费收入发生变化。王文甫和刘亚玲[23]以卷烟、成品油和小汽车三类占中国消费税收入比重较高的品目测算表明，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后，上述三个消费税品目对应，虽然分别使得中国20个、18个和19个省份附加税费收入增加，但亦使余下的省份附加税费收入大幅下降。伴随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固然有一半以上省份的附加税费收入增加，可以缓解其财政压力，但针对附加税费收入受损的省份，亦应考虑进行适当补偿。

(三)消費税收入共享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地方政府财力，但不足以弥补地方政府收支缺口

从现行消费税收入规模看，即便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政府，也不能弥补地方政府收支缺口[24-22]。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消费税收入能否弥合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值得考量。一方面，消费税的选择性课税属性决定了其征收范围有限，进而消费税收入有限;另一方面，消费税的特殊调节税属性决定了其征收范围处于动态调整状态，税目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这使得消费税收入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四)应警惕消费税收入共享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消费税适用税率较高且地方政府分享增量收入的情况下，消费税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密切相关，这可能会诱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激励下扭曲其行为选择。一方面，为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可能会干预企业经营、操纵税源分布、实际执行低税率争夺消费税税源，诸种不当横向恶性竞争，都会造成省际间消费税政策洼地，进而产生与国内统一的消费市场相悖的地方市场保护主义等行为倾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争先发展对消费税收入贡献较大的烟、酒和小汽车等行业，误导地方产业结构升级，或不当地引导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档应税消费品消费，弱化消费税调节职能。地方政府针对消费税制度采取的如上诸种可能应对措施，不仅不利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且不符合开征消费税的政策意图[22]。考察作为地方政府专有税种的烟叶税，可以发现，由于烟叶种植面积、产量、收购数量与地方财政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往往会鼓励烟叶种植，甚至曾出现强制农户种烟现象。

(五)应从财政体制框架考虑消费税收入归属

中央与地方共享消费税，是在围绕着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或财力打转。问题在于，虽然表现为消费税收入归属的政府间财力配置问题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间财力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应与作为前置条件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结合起来进行判断。单纯从税收收入增减规模角度考虑地方税体系建设，即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财力缺口，但完善财政体制效果也难言成功。进一步地，应基于消费税职能，统筹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保持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大体稳定”框架，中央已经逐步增加了此前配置给地方政府的部分司法、社保、教育和医疗领域支出责任。从构建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角度看，基于准确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以及地方政府财力缺口测算，加快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地方税，基于中央财政收入制定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才是破解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治本之策。对应地，应推进消费税收入共享后的适应性财税体制安排。

首先，作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以及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困难的重要措施，地方政府共享消费税收入所获得的财政收益，应在省以下各层级政府间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消费税收入划分改革完成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等层级政府，在理顺省以下各层级政府间收入划分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实现省以下地区间财力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基于中央与地方消费税收入划分改革制度框架，细化共享消费税收入所获得的财政收益在省以下各层级地方政府间的分配，使得消费税改革红利更多地分配给为优化消费环境作出较大贡献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依据《通知》，为在中央与地方间合理分担减税降费的政府财力损失，在保持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不变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省以下各层级政府间增值税退税分担机制，切实减轻基层财政压力。

其次，给予地方政府适当消费税改革试点权和适宜消费税管理权。显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统一的国内消费市场和消费税制度支撑。从中国未来消费税制度改革角度看，为兼顾并进而充分发挥消费税的各项调节职能，急需适度提高部分应税消费品税率。高档消费行为税率可参考营改增后原有娱乐业营业税减税水平，设置5%—15%浮动税率;木制一次性筷子税率可从5%提高到10%;为增强调控精准性及效果，可对部分税目采用复合税率。比如，为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针对相同排气量的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细化以价格为标准的分档税率。此外，针对消费税目前在全国统一扩大征收范围至高端消费服务类消费品尚存困难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给予部分省级政府进行试点改革权利。具体而言，符合条件的省级政府经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并获批准后，以地方政府文件规范高端消费服务消费税征收细则，就高端消费服务征收对象、税目设计、税率和征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以上改革措施所对应的后续制度安排，不仅与消费税税率水平和结构调整对应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有关，而且也包括地方政府消费税改革试点安排，以增强消费税制度改革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税制度与给予地方政府适宜消费税管理权相兼容的制度，就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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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艳)

作者：周波李玉琦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升级与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对策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升级先后历经了四个阶段，居民先是摆脱了绝对贫困，然后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升级。根据消费升级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目前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驱动力的背景，提出进一步加快消费升级和促进消费的对策建议，包括：通过完善需求侧进一步拉动消费升级，通过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进一步发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在消费领域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助推消费升级。

关键词：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服务型消费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品市场、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者行为都出现了全面、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費在我国现阶段“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当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因此，探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消费升级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把握居民消费演变规律，进一步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积极改善和消除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消费升级是指各类消费品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其中，消费支出一般是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及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开支。由于消费升级能够反映出消费水平和消费发展趋势，所以，根据消费在满足居民生活消费的层次和程度，可以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因此，消费升级的次序也就是要从生存型消费升级到发展型消费，再到享受型消费。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因此，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和方向[1，2]。在消费升级存在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有研究认为：在消费升级影响因素上，有内生和外生因素之分，内生因素包括收入、财富状况和消费心理预期等因素，外生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和创新、储蓄利率、国家政策等因素[3]。关于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4]。中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存在着消费率偏低、服务型消费供给不足、居民负债率上升过快、消费品工业制造与消费升级之间断层等问题[5，6]。由于收入差距和结构失衡等系统性因素干扰，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阶层之间的消费不平等也被扩大了，致使消费升级的普遍性被削弱，消费分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一个现象，并出现了两极化、结构化和扩散化趋势[7]。为进一步推进消费升级，强化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消费需求[8];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促进新消费提质扩容;健全社会消费信用体系，创新信用消费模式[9]。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呈现城乡趋同、区域趋同、中美趋同的“三维度趋同”特征[10]。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推动消费热点和亮点涌现[11]，发挥网络、时尚、服务、绿色、农村消费等为代表的新消费更大引领带动作用[12]。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8.3%。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投资和出口都让位于消费，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而且拉力越来越强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58.8%，2018年，该贡献率迅速上升到76.2%，估计2019年有可能超过80%[13]。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消费升级的演变规律，发现消费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对策，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消费升级，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呈现阶段性升级趋势

回顾我国居民消费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居民消费的转变和升级过程，先后出现过四个阶段，经历了由贫困型向温饱型，又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目前正在向相对富裕水平升级。第一个阶段是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生存型消费问题基本解决;第二阶段是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第三个阶段是由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第四个阶段是由享受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在目前的第四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正在由速度、产量、产品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质量、品质、品牌以及服务，这个阶段，创新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消费升级引领着供给创新，新的供给创造出消费增长点。

(一)第一阶段的消费升级：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生存型消费问题基本解决

生存型消费的主要特点是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饮食、衣着、水电、住房等，购买必须的粮油、食品、衣服，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

从1949 -1978年近30年时间，我国长期实施农业发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传统社会主义生产高于生活需求的经济政策，“勒紧裤带搞建设”“重积累、轻消费”的消费政策，“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的产业结构政策，从而对我国初步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以及国防安全有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长此以往也造成对居民的生活欠账太多，致使农业严重落后、农民普遍贫困，广大民众生活改善极其缓慢，相当部分的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段较长的时期是短缺经济和消费短缺的时期，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升级几乎处于停滞状况。

1979年，我国开始对实施多年的“重积累、轻消费”消费政策进行调整，逐步降低积累率。消费品的发展提高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1978年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在城镇对消费品工业采取“六个优先”原则，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与1978年相比，电视机增长12倍，收录机增长近100倍，洗衣机增长9100多倍;1984年，农轻重三者比例达到34：31.7：34.3的比较合理的水平;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比重从43.1%上升到48.5%[13]。我国国民经济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都开始协调了。

1978年以及以前，我国居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各类消费品极为短缺，饮食结构单一，农村居民处于温饱不足的生活状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67.7%，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或者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城镇居民的生活也仅仅能满足温饱，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66.7元，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7.5%以上[14]。

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增长为消费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1979年11月，国家全面调高职工工资，广大职工年平均工资1980年底达到762元，比1978年增长24%，是1949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工资调整，国家抑制私人消费的制度安排被终止[14]。消费增长的源头来自于国家扩大国有集体企业经营自主权，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允许兴办个体私营经济、鼓励发展社队企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从而活跃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高了企业效益、职工收入和人们的收入水平。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实行多年的配给式供应逐渐被自主性消费取代。这一时期消费增长不仅表現在总量上，还表现在消费档次的明显升级。据调查，1981年底同1979年底相比，我国城镇居民每100户职工家庭的拥有量，自行车由105辆增加到133辆，缝纫机由63架增加到73架，手表由53只增加到207只，电扇由9台增加到77台，电视机由22台增加到6 9台，电唱机由6台增加到56台，收录机由0台增加到14台[1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农村改革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上述两个三中全会，前一个三中全会使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后一个三中全会使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一个大的突破。也就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因此，1978年12月和1984年10月，这两个时间节点就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在消费阶段和消费升级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从1978年开始到1983年左右，即在改革开放后的6年时间左右，我国居民消费就出现了大范围改善，持续多年不变的生存型消费，也终于开始慢慢地出现消费升级可喜局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第一个阶段的消费升级，就大致出现在1978年至1983年左右，第一阶段消费升级的结果是：我国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生存型消费问题基本解决。这一消费增长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消费升级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都极具重大意义。

(二)第二阶段的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消费

在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级政府在市场准人、资金信贷、经营范围等方面采取放开、优惠等政策措施，对集体、个体、私营商业发展给予大力扶持，促进了多种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消费渠道得到拓宽，消费市场呈现活力。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需求下降，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 9 78年农村居民的67.7%和城镇居民的57.5%，降低至1995年的50%，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已经进入温饱阶段[15]。基本食品、粮油等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下降，日用品、服装等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消费领域的升级推动了制造品行业的发展，大量发展型产品进入市场，极大刺激了居民的消费购买欲望，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决策对我国消费发展和消费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在1992年，粮食作为最为重要的消费品被取消了计划供应，中国的最后一种票证——粮票，从此不复存在。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第二阶段的消费升级就出现在1984年左右至1992年左右，第二阶段消费升级的结果是：我国居民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所谓发展型消费，就是家庭在家电、通讯、交通、教育、旅游、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支出，用于满足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

从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消费，也可以通过当时我国居民日常消费“四大件”的变化反映出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消费呈现出的阶段性升级变化：20世纪50-70年代，居民消费的“四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购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消费行为，表明居民已经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开始追求较高质量的消费;居民购买手表和收音机的消费行为，表明居民已经在朝着发展型消费阶段迈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四大件”升级为冰箱、彩电、洗衣机和录音机，显然，这“四大件”消费品进入居民家庭，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由生存型消费升级到了发展型消费。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四大件”升级为空调、电脑、汽车和手机等耐用消费品，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发展型消费上升到了享受型消费。

(三)第三阶段的消费升级：发展型消费升级为享受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是以注重高质量、高品质消费品的物质生活享受为主要目的的消费类型，这种类型的消费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实力。享受型消费是消费者为了满足享受需要而产生的消费。高质量、高品质消费品这些消费资料能够满足消费者舒适、快乐的需要。享受型消费是较高层次的消费形式，消费者在满足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之后，就会追求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搞活消费品市场，1992年7月，我国先在国内一些城市和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商业零售企业。商业零售企业的增加，激活了零售市场，也进一步激发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从1992 -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672元上升到5027元，消费支出以年均6.0%的速度增长[14]。我国居民消费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大致在1993年左右至2009年左右)的消费升级：发展型消费升级为享受型消费。第三阶段消费主要特点是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基本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稳步攀升，至2010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至40%左右，达到了基本小康水平[15]。中产阶级逐渐产生和兴起，手机、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等消耗品不断普及。享受型消费需求推动了家电、汽车等制造行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制造逐渐走向全世界。在第三阶段的消费升级后期，耐用消费品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趋势发展。在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包括大屏高清彩电、空调、笔记本、智能手机、大容量冰箱、摄像机等，小汽车成为了城镇居民出行的常用代步工具，且形成了“房子、车子、票子”新三大件。第三阶段消费升级中，其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对IT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产业、钢铁、机械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等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四)第四階段的消费升级：享受型消费升级为服务型消费

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一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此以后都一直稳居世界经济体的第二位;二是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3年，由我国生产的主要消费品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位：粮食产量、肉类产量和鱼类产量及其消费规模均具世界第一;纺织品(每年可以供世界人民每人4件衣物)、鞋(每年可以供世界人民每人3双)、棉花、食用油、电冰箱、空调、摩托车、DVD、发电等产量或者生产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家具出口规模世界第一;钢琴产销规模世界第一[16，17]。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29.3%，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达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富足标准。我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第四阶段的消费升级：享受型消费升级为服务型消费，而且这一消费升级正在处于进一步发展演变之中。居民消费特点逐步转变为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高品质消费，教育、医疗、通信、休闲娱乐等消费成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由于国家对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使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呈上升趋势，并已超过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这一阶段，商品由传统的实物商品转变为包括实物商品、服务商品以及体验活动的新商品，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消费者主体意识增强。消费者意识清晰，不崇洋、不崇贵、不从众，不但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也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二是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不断普及，消费领域从传统的食品、服装和交通通信类等向以旅游、教育、娱乐、医疗保健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扩展，形成了“智能高清电视、扫地机器人、烘干一体洗衣机、净水器”新“四大件”。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消费的追求，表现在如智能高清电视已经不满足传统的标清电视、有线电视，而是高画质的4K电视需求，2017年，中国4K电视机产量达到3300万台，占全球4K电视机总量的42%，4K电视机国内销量占比近60%，远高于35%的全球平均水平。三是消费品质不断升级。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在消费时更加重视产品和服务品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受到追捧，如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品质消费。

服务型消费在我国消费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服务业水平仍然低于许多发达国家。早在1990年，日本的服务业收入就占到GDP的58%，中国的服务业在2014年才接近GDP的一半，占比48%;1990年，日本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为53%，我国到2017年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才达到53.6%[17]。

四、进一步加快消费升级，促进国民消费水平提升

(一)通过完善需求侧进一步拉动消费升级

在需求侧，需要解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意愿和能力问题，因此，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点提升我国农村居民以及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是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这就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以保障和扩大居民收入，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现行收入分配体制，健全平等就业机制，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大幅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同时，要践行精准扶贫，进一步完善扶贫政策，切实改善和保障中低收人群体的生活。二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要大力发展基层医疗，如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对口帮扶、远程医疗等多种创新方式增加基层医疗资源;继续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网点数量，使低收入阶层的防病治病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实施更精准的大病保险政策，加强各类医保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出现。对高收入阶层，可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医疗设备及人才以满足其对医疗保健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三是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如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使得居民没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消费，亟需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通过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

在供给侧，要解决部分群体在教育、文化、养老、医疗等方面所需的高品质产品与服务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问题与供需错配问题。因此，应着力推进消费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改变市场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从而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一是要放管结合，在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完善监管体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消费安全标准。尤其是在食品、药品等领域，加强和改进监管，以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监管提高国内产品质量，严格查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提升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从而使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更好的激发。减少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领域的准人管制，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和做法都清理和废除，使民间资本更顺利地进入市场，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推动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提高。建立和实行统一的行业标准，使行业保持规范发展。通过发挥高科技和高档消费品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紧跟行业国际前沿发展的动态调整行业标准。二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使国外更多的先进技术装备、优质产品进入国内，多渠道增加有效供给。进口产品一方面满足了居民的消费升级需求;另一方面，对国内企业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国内企业为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不得不对其投资和创新效率进行提升，从而能更好地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三是大力发展消费热点，拓展消费市场，刺激城镇居民消费。基于目前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且处于上升趋势，可将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通信、杂项商品和服务定义为目前的消费热点，并逐渐建立新的消费热点。四是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升产品质量，以品牌引领居民消费，从而使整体消费质量得到提升。

(三)进一步发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在消费方面的作用

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追求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因此，要进一步发挥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在消费升级方面的作用。目前，国内对于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等收入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也即年收人为3650～365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这部分群体数量约占人口总数的30%，他们是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这类消费群体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已经满足了自己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正迅速向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转变。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还不能够较好地满足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的需求，还存在消费结构性短缺，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都还存在消费结构性短缺;在服务型消费需求方面，教育、体育、保健、旅游、影视娱乐等都需要消费升级才能满足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的需求。我国消费市场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扩张的消费欲望与享受型消费、服务型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

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的消费，已经对消费品产生了特例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的消费需求，为此，需要为这类消费群体开发出个性化消费、定制化消费、特色化消费的生产方式和供给方式，生产方式要采取小批量定制、个性化定制的模式。在服务业上也需要创新以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追求高端服务品位定位和品牌效应的心理需求。在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方面，为了刺激中等收入和高收人群体的精神消费，需要创新和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

(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助推消费升级

消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对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需求的扩大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起推动作用。针对当前消费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发展理念、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等深层次人手，破除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消费环境不完善等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实现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增长动力的有效转化。一是在道路选择上，坚持走可持续消费发展道路。消费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消费需要，且又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二是在发展理念上，核心是地方政府要切实转换发展思路，围绕消费者所关心的产品供给、消费环境等问题，精准发力。三是在制度环境上，核心是要对影响消费供给的现有制度性约束进行改革和调整，激活微观主体，提高他们的发展和创新活力。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有效制止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为提升全社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可以从国家层面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各行各业也要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规章，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认定标准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办法、处罚標准等。四是在政策体系上，要构建完善的信用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建议依托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整合个人信用信息，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构筑大征信平台，并逐步建立互联、互通、互查机制。在财税政策上，尽快落实针对消费者的各项减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改革，让消费者不断增加收入做支撑。总之，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形成严格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体系，引领消费回流，扩大服务消费市场，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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