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第一篇：国有商业银行范文

国有商业银行风险

一、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主要表现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商业银行的要求，其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隐患。

从几年来审计机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审计情况看，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仍然较高，这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首要特征。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在剥离了1.4万亿后，不良贷款比率按五级分类口径仍较高，已超过20%(发达国家平均为2%)，风险隐患较大。这些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十分复杂，而银行稀释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目前还比较弱。当前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一些银行对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盲目贷款，如果不切实加以解决，可能产生大量的新增不良贷款。减少新增不良资产，加大存量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化解银行风险任务艰巨。

二是资本充足率离巴塞尔协议规定(8%)还有一定差距，距国际先进银行(30%)有很大距离，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低，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和人均利润率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四是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金融案件时有发生，有的触目惊心，而金融企业的防范机制和内部管理水平却跟不上。一些银行急于扩张业务和抢占市场份额，往往忽略风险和成本，不能正确处理业务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关系，致使一些新的金融业务往往是金融犯罪分子窥视的焦点。

五是银行风险出现新转化：信贷资金被大量用于财政性支出，财政风险向银行风险转化;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等贷款周期长、规模大、增长快，信贷的分散风险向集中风险转化;有些地方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形成房地产贷款巨大风险，抵债资产逐年增加，虚假按揭、重复抵押骗取银行贷款，信贷的即期风险向其他资产的远期风险转化。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实质是金融体制和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没有真正摆脱行政机构色彩，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换，内部控制薄弱，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

二、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差距

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管理行为，是随着商业银行的产生而产生的。目前，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已成为国际化商业银行谋求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方式。所谓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对整个机构内各个层次的业务单位，各个种类风险的通盘管理，这种管理要求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各种其他风险以及包含这些风险的各种金融资产进行组合，承担这些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对各类风险再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测量并加总，且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其特征可概括为全球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的风险管理范围、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全程的风险管理过程、全新的风险管理方法、全额的风险计量等。这种方法不仅是银行业务多元化后，银行机构本身产生的一种需求，也是当今国际监管机构对各大机构提出的一种要求。

中国银行业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特别是与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相比，在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1)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因素，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是制约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障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大财政、小银行是金融的基本格局，银行制度则以高

度集中计划管理和行政约束为主要特征，经过多年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始取得实质性进展。

(2)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步比较晚，观念陈旧。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

(3)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方面还有很多薄弱环节，内部控制的组织框架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国有商业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制衡目前还不够完善，内控的权威性不足，董事会还没有真正起到内部控制作用，内部控制活动实际上由经营层主导，内控优先的原则在一些业务领域没有充分体现，对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4)风险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风险管理人员数量较少，缺乏精通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专业人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独立性不够，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多，有些地方政府仍以不同方式对银行经营进行行政干预。

(5)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法比较落后。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量化分析，在风险识别、度量、监测等方面科学性不够。与国际先进银行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先进方法相比比较落后。

(6)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外部监管仍比较薄弱，监管方式和手段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监管责任没有落实到高级管理人员和岗位责任人，许多问题暴露后才发现。信息披露还不规范、不完备，对于风险信息披露尤其不充分。市场对银行经营管理监督约束有待加强。

三、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促进金融改革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快、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情况下，尤其要加强银行风险监控。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银行业发展还很不成熟，风险管理形势严峻。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重任之一。笔者认为，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从加强外部监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市场监督三方面着手：

1、要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切实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质量和效益，尽快按国际金融通则和制度办事，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是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之间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机制，重点加强对金融企业法人、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和考核。继续协助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是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关键是要建立和落实信贷责任制，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并要防范化解处置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财政风险或通货膨胀。

2、商业银行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银行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所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当前迫切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1)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是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一是要培育先进的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二是建立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实现对各机构风险统一管理;三是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各类风险实现全面管理;四是通过风险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和转移实现全过程管理;五是确定风险管理职责在各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协调联动管理。最终实现以促进业务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增值型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2)完善内控机制，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内部控制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线，防范金融风险必须首先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做起。建

立健全科学的决策体系、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盈利水平，是推进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商业银行目前要加强内部控制组织建设、加强内控管理文化建设、理顺业务内部控制程序，完善岗位授权机制，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

3、建立规范的、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自觉接受市场监督。在2001年的新巴塞尔资本框架中，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市场约束与最低资本金约束、外部监管共同成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市场约束要求银行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在此过程中，风险信息居于关键性地位。银行业不仅要披露最为基本的关于不良资产等方面的信息，还要描述详细的控制风险的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银行的信息披露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所有方面，因而完善的风险信息披露需要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经营管理部门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合作。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成为市场化的主体，必需满足股东的信息披露要求。就银行自身来说，引入市场监督，同时让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赢得广泛的认可，对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四家银行成为合资银行是因为外资在这些银行中的股权比重已经接近25%的上限：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简介

中国银行简介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也是中国国际化机构网络分布最广、国际金融业务最具优势的银行。中国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在亚、欧、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设有机构的银行。目前中国银行拥有13089个国内机构和560个海外机构，建立起了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网络。在香港和澳门，中国银行还是当地的发钞行。中国银行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国际大银行之一;连续12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大企业;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国内银行、中国最佳并购机构、中国最佳银行";被亚洲《资产》杂志评为"中国国内最佳银行"。截止2001年底，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31680.11亿元人民币，净资产达1634.62亿元人民币水平，全行境内外机构实现帐面利润108.05亿元人民币，盈利能力和水平一直居国内同业之首。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金融业务最具优势的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结算、外汇资金业务、国际信用卡等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其业务量在国内均居第一。为适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和技术变革加快的步伐，积极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形势，中国银行制定了全力推进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发展目标：通过充分发挥比较竞争优势，构建科学的决策系统，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智，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制，建立符合良好公司治理机制要求的董事会六个方面的建设，用3-5年的时间，将中国银行发展为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有独到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大银行;经过更长一点时间的以资本为纽带的重组并购，跻身国际一流大银行之列。

中国建设银行简介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以中长期信贷业务为特色的国有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境内及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开展业务。2001年7月，建设银行在《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位居第29位。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10月1日。建设银行成立的基本背景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建设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全国陆续展开，为管理好巨额建设资金，建设银行应运而生，开始了艰苦而光荣的历程。从1954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建设银行主要承担了集中办理国家基本建设预算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拨付，监督资金合理使用，对施工企业发放短期贷款，办理基本业务结算业务的职责。建设银行的服务追随着共和国建设的脚步，遍及祖国的每一片建设热土，为提高国家投资效益，支持国家财政平衡，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建设银行在承继原有职能的同时，不断拓展银行职能，先后开办了信贷资金贷款、居民储蓄存款、外汇业务、信用卡业务，以及政策性房改金融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多种业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建设银行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信贷资产和负债取得了数以十倍的增长，从单一管理财政资金、办理基建拨款监督的银行，发展成为既管财政投资，又经营信贷业务，既办理固定资产投资信贷，又发放配套流动资金贷款，既办理国内金融业务，又办理国际金融业务，以办理中长期信用为主的国家专业银行。

1994年是建设银行重要的转折发展的一年。按照政府对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求，建设银行将长期承担代理财政职能和政策性贷款职能分别移交财政部和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开始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对经营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1994年末，建设银行先后对资金管理体制、信贷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体制进行或正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总行和一级分行集中调度、统一调度和经营资金的能力增强，财务会计制度进一步向国际准则靠近。同时建设银行还对客户经营战略和区域经营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建设银行因此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和更好的经营效益。建设银行步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从1996年3月起，建设银行启用现名，并同时导入企业识别系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行数万个办事机构和营业网点都开始使用了新的形象识别标志。这湛蓝的行徽、黑色立体的行名，透露出这家改革中的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兼收并蓄，不断发展的经营风格;表达着一个不变的理念，那就是：根植中华大地，建设现代生活。从1994年起，建设银行对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储蓄网点进行了调整，在撤并部分县支行的同时，增加了在全国中心城市的网点设置数量，与相应信贷政策的调整相配合，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心城市的经营力度。中国建设银行非常重视海外业务的发展。目前，建设银行已在海外设有香港、法兰克福、新加坡三个分行和四个代表处。建设银行已与世界上600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业务往来遍及五大洲的近80个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组织银行贷款等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是建设银行的一项优势业务，并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经济建设结合的重要桥梁。建设银行在香港地区的业务，在香港回归前已初具规模。香港回归后，其业务更获快速发展。目前，建设银行在香港已参股多家银行和金融公司，并已成为建新银行的最大股权持有者。

中国工商银行简介

中国工商银行，是办理城镇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国家专业银行，于1984年1月1日成立。

中国工商银行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按照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法规通过各项业务活动，支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商品流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发挥金融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资金调节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主要是：

(1)办理城镇储蓄存款，吸收工商企业存款，发行金融债券;(2)办理国营工商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3)管理工商企业和有关企业主管部门的各种专用基金，办理技术改造贷款和一部分基本建设贷款;(4)开展委托、代理、租赁、咨询等业务;(5)办理现金和转帐结算;(6)在经济特区和部分开放城市办理外汇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设有董事会，总行在北京，它的分支机构有两万多个，遍布全国各个城镇。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有29个分行，在专区和市设中心支行155 个、市(分)支行147个，在县(市)有支行2032个，在市、县城郊有办事处930个、分理处2654个、储蓄所13141个、集镇办事处2201个。中国工商银行的职工人数达40多万人。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以来资金实力迅速扩大，截至1985年底，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939亿元，其中企业存款880亿元，占全部存款的45.4%，储蓄存款896亿元，占全部存款的46.2%。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008亿元，信贷资金的自给能力为65%。目前，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的工商企业单位有200多万户，个人储蓄户有22000多万户。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的贷款业务分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金贷款两大类。流动资金贷款包括国营工业企业贷款、集体工业贷款、国营商业贷款、集体商业贷款。个体工商业贷款等。固定资产贷款包括技术改造贷款和用于开发性的基本建设贷款。截至1985年底，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2648亿元，占贷款总余额的88%，固定资产贷款356亿元，占贷款总余额的11.8%。中国工商银行的信托业务经过清理和整顿，已有改进提高，更趋健康合理。利用信托灵活、多样、适应性强等特点，筹集与融通资金，支持生产，沟通购销，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横向经济联系，为社会提供了多种信用服务。如以租赁的方式向企业提供先进技术设备，以委托贷款方式对重点改造项目发放贷款或投资，以及以经济协作贷款的方式沟通企业间横向联系等。到1985年底，具有信托特点的委托、租赁、代理等业务占信托业务总量的比重，由1984年的36%上升到56%。中国工商银行的经济信息工作，到1985年末已在全国建立起一级信息网9个、二级信息网23个、三级信息网176个、地区综合信息网172个。信息网使现代化的处理手段与传统的业务处理方法相结合，加速了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提高了信息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根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组织力量深入实际开展专题调研，通过交流和推广调研成果，对加强宏观控制，搞活微观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简介

中国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北京。在国内，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布城乡，资金实力雄厚，服务功能齐全，不仅为广大的百姓和客户所信赖，而且与他们一道取得了长足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海外，农业银行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良好的信誉，被《财富》评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截止2000年末，中国农业银行拥有分支机构5万多个，其中：一级分行32个，直属分行5个，总行营业部1个，培训学院3个;二级分行301个;支行级机构3280个，其中县(市)支行1687个。国内办理外汇业务的机构931家，与世界49个国家和地区的328家银行总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并在新加坡、香港设立了分行，在伦敦、东京、纽约等地设立了代办处。全行员工总数50多万人。按照国际通行的审计标准，2000年末，中国农业银行各项资产总额2万多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816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4783亿元。

电子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全行计算机网点达4.5万多个，联机网点达3.5万余个，各项业务计算机处理覆盖率达93%，金额达98%。银行卡(金穗卡)发卡量达3362万张。电子化手段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交通银行简介

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简称BCM)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全球合作伙伴。

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通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之初，总行设在北京。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接管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外滩14号的德华银行的文艺复兴风格的4层大楼。1928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到上海外滩14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银行将总行迁到重庆。

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1947年，上海总行重建为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6层大楼。

交通银行总行于1951年迁回北京，上海外滩14号行址由上海市总工会进驻至今。1958年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交通银行国内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现称中国建设银行(港交所0939))。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现时，交通银行总行已迁往上海浦东的银城中路188号。2004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投资了近17亿美元，收购了交通银行19.9%股权。2005年6月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港交所03328发行价为2.5港元。2007年4月2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发行价7.90元人民币，股票代码601328。2007年5月15日上市。2008年，交通银行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之交·相融相通”，又一次站在新世纪潮头的交通银行，将继续前进!创办一流公众持股银行，打造最佳财富管理银行，开创综合经营新格局，锻造民族金融国际品牌，跻身全球经济舞台最前方!

交通银行自重新组建以来，就身肩双重历史使命，它既是百年民族金融品牌的继承者，又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改革发展的实践，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金融改革起到了催化、推动和示范作用。

2010年，荣获《巴菲特杂志》评选“中国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与“中国25家最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大奖，分列第14位、12位。

该金融品牌在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World Brand Value Lab)编制的2010《中国品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20位，品牌价值697.23亿元。

第三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论文

一、 问题的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更为突出的“改革悖论”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改革悖论”，也就是在变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或体制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调整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或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既是利益的调整者，又是利益的被调整者。理论上看，它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正有如“罗素悖论”中“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却不能给自己理发”一样的矛盾⑷，“改革者”改革“改革者”是内在“自我性”强烈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生活的逻辑”对于形而上逻辑的修正或补充。当然，最终是为了给予真实世界某种运行的理解及理解下的运作方式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即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由出资人“国家”提出来的，由于国家出资人具体代表的不明确，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务设计和下达的多元化现象，许多国家相关部门都或明或暗地介入到了其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中央银行为主来领导、指导并组织设计。这样的改革制度安排，严格讲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中央银行并不是出资人的“天然代表”，它只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特殊服务机构(服务如再贷款、再贴现、证券回购等)，并没有改革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职能规定，它作为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领导主体是不尽完整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地位，加上财政部门等介入的多元性或不纯粹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在改革任务设计与下达方面并不清晰明了。相反，商业银行自身倒是从改革设计到操作，都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的合一性明显外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无一不是明明白白的“改革主体”。一提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各界普遍认定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事情。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也有这种“改革悖论”，却由于经营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殊性，外在的“主管部门”相对明确，如石油企业就有石油主管部门，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之处，便是这种两重身份的重叠性清晰可辨。

第二，改革借助的力量又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在改革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借助的力量，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的合格管理者和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没有他们决策、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要取得进展是无望的。与此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目标基本清晰，即要改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下，除了最高层管理者和部分高层管理者在心态上认定自己就是改革的力量，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其余大量参与改革者，或强或弱地具有改革未来与自己职业生涯关系上的疑虑甚至于恐慌感。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对于现有改革参与者而言，是极不确定的。其中相对清楚的是，相当一些改革的力量，会在未来的银行组织体系中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基本的改革设计已经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构架不能够容纳时下体制中的某些内部机构及人员。今天改革借助的力量，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力量，改革内藏着借助力量与弱化力量同一的冲突。

第三，改革的制度对象又是改革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制度变革所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则是原有的。换言之，改革必须借助于原有的制度框架来摧毁这个框架。举例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变革，它是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否定，却要以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为基础来激励如此的变革，并维持日常的业务运转。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激励制度，经济收入平均化的程度相对大些，改革的选择大多在以经济效益为评价目标，拉大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因此，这种制度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相对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来改造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迅速彻底地以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取代原有的体系，存在着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立，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存在足够大的激励改革的力量，毕竟许多人享受过并继续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好处，未来激励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变化至少会危及平均分配下一些员工的“既得量”。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变革中，新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彻底或旧制度的许多因素会继续存活于新制度之中，导致改革的性属中庸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一种逻辑后果，是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两大阵营，“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中尽量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设计的改革基本框架来推行改革。在历史自然认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就是改革者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的管理者大多进入到“改革者”队伍中，他们视改革将使其受益而得到激励，至少他们认定改革不会抛弃他们或减少他们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组织、参与并推进改革;基层的经营者、操作者则大多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他们对改革的前景认识，集中在自身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方面，大多担心职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的减少，“被改革者”的基本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加入改革的行列中来。在现实情况下，这样不同改革阵营中的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共同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群体分裂的首肯：“改革者”或管理者天然性地代表国家或出资人，并代表商业银行，“被改革者”或经营者仅仅代表自己。正是这种深层潜意识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对顺利地进行，大量的“被改革者”最多只会去力争一些个人基本利益方面的补偿，而不得不认同或屈服于“被改革者”的命运。

显而易见，如此阵营的分裂，产生出了新的不同利益团体对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甚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样的利益调整或处理得当与否。“改革悖论”的这种逻辑后果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当然，“改革悖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也会造就“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游离性群体，这一点，我们后面结合实际情况时再加以讨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另外一种逻辑后果，是作为“改革者”的高层管理群体在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去平衡或圆融各种利益关系，经常在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个人自身利益问题上选择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来推进改革。鉴于这一群体代表着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他们个人自身利益，利益代表的多元性，决定了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通常会有某种自我约束来减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最终表现在自己纯粹的经济收入上，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及形象价值、被尊重层次提高、员工拥戴等方面。因此，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落到这一群体身上，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通常会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约束个人经济利益无限度的扩张。除非少数个别人彻底舍弃国家利益代表、商业银行利益代表和员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地位，将自己混作于一个完全纯粹“经济理性”的单个人，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来垄断改革。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商业银行利益的代表了，改革不过是纯粹谋取或窃取其他主体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改革者”阵营，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

可见，一般情况下，“改革悖论”将带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阵营分裂和“改革者”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圆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两种与这样后果相对应的可能情况，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关注银行和员工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就是银行自身与国家最大程度地争利，它带来的内部阵营分裂是弱小型的，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他们大多是与国家争利的“改革者”，都试图要得到改革的最大利益，这时，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经济人”理性下的自由选择意识，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淡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极端存在方式⑸;一是作为“改革者”的高级管理群体，强烈或过分突出“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弱小化或淡漠化商业银行自身和员工的利益(包括高级管理群体他们个人的利益)，形成商业银行和员工群体与他们的分离和强烈对立，这时的改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银行和员工，牺牲银行和员工的利益来实现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识里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人”对于国有产权制度的认同或敬畏，完全将自己等同于国家“出资人”或“出资人”的绝对代表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两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对极端性的，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但本文不做过多的讨论。

三、 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刚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从一般理论上讲，是国有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不清晰所形成的。这种理解有某种真理性。试想，如果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主体清晰，相应地改革主体明确，“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明显边界，改革的设计和任务下达单一纯粹，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者到经营者，都不过是如此改革的客体或对象，“改革悖论”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理解之下，解决“改革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清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由这种主体来决策、设计、组织和推进改革，而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进程，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悖论”理解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成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中几近唯一的选择⑹。

现实问题则远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表面经验来看，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来寻找某种国有产权的单一代表是不困难的，这只要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体系，并赋予相关的职能就能够实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就有过并还存在着“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等的机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对一些特定的国有资产项目或企业行使着产权主体的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机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建立任何一个代表国有资本的机构，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产权赋予的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机构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保护，形成又一重对于纯粹国家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由它们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的权力，并在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改革时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者”，却由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在管理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时，毫无疑问地要加入机构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不用说这种机构中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找一个代表国家资本的机构，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资本行使其产权赋予的权力，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国有资本代表机构也有“国家、机构本身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特别地，这种多增加一层机构来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必定大大增加管理中的成本耗费，不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正因为如此，这样格局下最为经济的合理选择，就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行使资本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建立过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的国家资本管理机构，这应当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经济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要找到国有资本的纯粹代表者或纯粹的“改革者”，其实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假定，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纯粹、并且没有自身利益的国有资本代表能够找到，“改革悖论”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不是。当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某个主体能够代表国家来行使产权赋予的权力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及管理层、经营层的个人都被清晰地列到了“被改革”的队伍中，这时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边界明显化。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掌握的差别，外在的“改革主体”根本不可能舍弃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独立地操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管理层及部分经营者，必定被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力量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原有的一些制度也就成为支撑改革的基础。加之，过于清晰的“改革”与“被改革”的边界，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利益的同一化，自动地聚合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任何外部机构决策、设计、组织和推动的改革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仅就此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除的刚性，它源自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企业组织自身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绝对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或不完整性。这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此有精到的理解⑺。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是自身处于改革的核心地位的，改革的决策、设计到组织推进，均有着明显不过的“自己改自己”的意味，它反映出来的是“外人改内人”的绝对自然性信息障碍。当然，我们也时常听到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抱怨，认为“想要改的改不了，因为许多改革并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改”，此时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性――它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

这样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顽强不去的特点，它是由国有资本代表者不可能独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并纯粹化形成的，也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掌握系统内的信息无法由外在的机构掌握所决定的。换言之，没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参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用谈成功了。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介入到了“改革阵营”之中，“改革悖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对待它，就不能够期望通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来消灭。这种理解也留下了一个潜在的推论，所谓那种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由于股东(国家)、银行和个人利益的绝对存在，及股东(国家)外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的对于银行内部信息掌握的天然缺陷，股东(国家)通常要在管理成员方面寻找自己的“代表”，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自身代表的利益也就相应地多元化了，它进而引致出了不同利益集中于一体之下的“改革悖论”。只不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那时源自于“出资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业务运作，“改革悖论”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运作的另外一种“悖论”了。它实际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委托-代理”关系。

四、 寻找“改革悖论”中的激励力量及对改革效能的评估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设计，从理论认可到实际运作准备来看，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建设成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相对于纯粹的国有资本而言，股份制改造后资本多元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同“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地位的独立化(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化)，为淡化“改革悖论”或转化“悖论”的内容提供一种产权结构变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在改革任务刚刚起步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矛盾主体”，如何获得推进改革的动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最终建设出相对理想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改革的激励力量，以及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业务基本运作的激励力量。

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理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要求来源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国家上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安排要求是从上至下，而不是从下至上的。如此的改革发动顺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两大阵营，还产生有游离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体制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和部分重要的银行职业人员。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地将自己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因而具有改革热情外，大多对改革有某种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真正地列在“改革者”队伍中，享受改革最后带来的好处。从人的数量格局来看，这个群体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改革坚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进展。所谓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激励和稳定力量，首先必须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并相对清晰地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之中来，与最高层管理者一同受到改革未来利益保障的激励。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在这一群体的疑虑和消极对抗中，进展缓慢或变形走样。毫无疑问，划列如此群体进入到“改革者”阵营，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管理层必须做的事情。&n bsp;

其次，进入“改革者”阵营的群体仅仅依靠参与改革的良好感觉，认定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并不必然地代表他们心怀改革的良好预期来参与改革，“改革者”改革的长期热情来源于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改革者”自我未来利益的基本保障。因此，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有对于改革者未来预期的激励，“过河拆桥”的改革推进方案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的各项改革或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未来改革的一些设计中，也都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肯定，如管理人员的年薪制，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由上一级管理层掌握和调控，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障等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它们是值得推崇的。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职业人”的地位，提倡“职业家园”的商业银行意识，淡化部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对立，激励和稳定银行职业人的职业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倒重来”的改革，而是要在保持目前业务正常运转之下的制度变革，如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管理运作力量，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关键。作为商业银行，不论未来的资本结构如何，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场所，是职业人从事职业生涯取得职业收益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要剥夺银行职业人的职业场所，而是要使这种场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吸引更多优秀的职业人，并乞望成为职业人的“职业家园”，让职业人乐意长期地、高热情地在这里贡献职业才华和能力，并实现职业人自己最高的职业价值。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通常而论，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并不容易进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但他们在商业银行中对于业务运行的稳定作用，是巨大的。从这一点上看，强调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职业场所的长远发展，强调改革对于职业人未来职业环境的更佳及“职业家园”的创造和稳固，从而让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心态稳定地从事时下业务的运行来支持改革，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银行职业人并不担心改革对自己的冲击，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家园”以供选择，至少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场所实现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⑻。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部分职业人存在的特殊性，切不可人为将其划列到“被改革者”的队伍中形成对立。实际上，没有银行职业人相对稳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四，维持“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或“改革者”的多元代表身份，稳定“改革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在多元利益的均衡调配机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核心，就是银行自身，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自身身份的多元化规定――既代表国家“出资人”，代表银行这个企业，又代表员工群体及自己个人。一般认为，清晰或单纯化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身份，会有利于改革和业务发展，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既作为“出资人”代表又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个人利益的代表，其代表地位的多元性或不清晰性，比清晰更具有支持改革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在身份上清晰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就会纯粹化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出资方”的责任弱化或消失，增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问题：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积极推进;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消极对待或阻止改革进程。相反，在身份的多元性格局下，不同利益的对立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利益矛盾会达到的暂时性统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主体”的内在矛盾中，相对均衡地调配，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相对和谐之下一定的效率与效益。就这一点说，那种认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代表清晰的改革思路，或者说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来行使改革的选择，可能于改革是最不利的。更何况，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失的刚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存在，维持这种身份或明确这种身份，不过是对如此刚性的认同罢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违反这种刚性的“人为”安排，只会利益强烈对立下改革的中断或失败。

概括起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是自身改革的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不重视这种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我们就会走入改革的误区，至少会使改革出现曲折或困难，延误改革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改革力量的激励与稳定，就是一道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政策建议结论是，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等相关“出资人”部门(或代表部门)的改革政策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1)相对清晰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的改革者或改革领导者的地位，或直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就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改革主要由它们自身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外部的国家“出资人”(或代表)只通过基本制度的规定或安排来提供规则、标准和程序方面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这一建议从另一面看，即是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和个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2)外部的“出资人”代表部门不直接介入到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改革，让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内部自行地去相对清晰“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改革的共同利益预期，以争取最大的改革力量推进改革;(3)在制度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职业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固，创造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的“职业家园”预期或更好的职业场所预期，也就是由国家“出资人”向职业人提出一种改革利益保障机制，明确未来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于职业人的吸纳标准，激励部分非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现有的职业人提高职业素养，减少部分“被改革者”的数量和“被改革者”的消极对抗意识;(4)提供更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必需的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金的补充，不良资产的包袱减轻等，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主体获得更大的改革激励与热情，更好地在均衡各种利益关系中，较快地推进改革。

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认识，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主要力量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的改革，其改革的效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中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的综合性代表，内在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包融于一体，相互钳制又相互“博弈”，各种利益均难以强烈化到剥夺或消灭它种利益的基本存在。举例说，对于国家“出资人”而言，这种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也就意味着至少会有最基本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它能够保证国家“出资人”起码的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改革推进的平稳性较好，不会产生过大的改革震荡。虽然“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会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对立性阵营，但这种阵营的冲突性相对平缓。除了部分“改革者”和银行职业人对于改革未来有着良好预期外，“被改革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在改革中所要代表和尊重的内容之一，因而在对待“被改革者”的利益调整时，“改革者”会更多地采取相对缓和、平稳的方式，通常根据“被改革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及他们对于银行已有的贡献、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等等，给予这些“被改革者”较能接受的利益补偿。这样一来，改革的利益预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而是合乎情理地调整，改革中的震荡相应能够最小化。

第三，为社会负担了部分改革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改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历史形成的过多机构的撤并和富余员工的裁减，它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培训及上岗制度、退休养老制度体系等予以支持。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纯粹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需要有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社会治理环境相配合，需要有改革的社会性制度成本承担方式及承担者。在我国，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是很不完善的，改革的外部制度成本补偿性差，没有这些成本确定性的补偿方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会危及自身改革的成功，更为带来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代表着多元利益的格局下，“改革者”对于撤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合理利益补偿，能够较好地弥补改革的社会制度成本不足的问题，为稳定社会承担部分代价。

第四，改革的效率性相对较差，改革要达到目标的时间相对较长。多元利益的圆融及均衡从来都是效率的对立面，或者说，要实现利益的圆融及效率两个方面都最大，只可能在偶尔情况下会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承担着多元利益代表身份后，一方面，银行内部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或适度调整不能产生效率最大化的改革激励，争取各自利益最大的份额而不是首先争取改革的进程与成功，必定会耗费相当的资源其中包括时间资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多元利益的圆融或均衡，实际上是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缓和平息对策，不“休克性”地，甚至于不集中地、高强度地、高密度地解决利益对立冲突，因而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并还可能积累起一些后来相对棘手的问题。

从总体上判断，在这样“改革悖论”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赢得平稳的进程，当然有利于实现改革最终的成功，但它不可能是那种短期内迅速见效的彻底性改革。应当说，从自然演进理论来看，也从我们对于“改革悖论”的刚性认识来看，这样的改革有它自然史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正如中国其它体制改革一样，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它不能是那种“休克式”的，而必然是渐进式的。就此而论，那种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出现巨大突破，在几年内先股份化再上市，进而成为国际化先进商业银行的看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如果选择过于激烈的改革方式，不顾各种利益的现实存在和补偿机制的缺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那是非常危险的。

五、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与现代企业理论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目标大体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那么，未来国家“出资人”的代表者就必定会“生长”出来，产权代表相对地清晰化，股份制银行中不同的“出资人”在形式上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主人”。这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它的代表高层管理者，也就在身份的多元化方面淡出了，他们仅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代表和个人利益的代表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改革悖论”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股份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改革悖论”问题，而只会使这一问题发生某种转化。也就是说，“改革悖论”也是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个问题的要害处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对于信息掌握与外部“出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完全不同的，加上股东们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⑼，单个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去做，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绝对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或“主宰”力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总是要代表或一定程度上代表股东的利益(有时就直接是股东的委派者，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管理层还是脱离不了利益多元代表的地位。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下，股份制银行自身或管理层要代表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内在的“悖论”：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就会减少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相反则反是，多元利益代表内在的冲突出现了。可见，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方利益的“多赢”，即为股东、为银行、为管理层和为员工创造最大化价值的理念，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在内部利益结构问题上，要想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只能在各自利益的均衡上，矛盾复杂地进行调和。

由此我们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的“改革悖论”，在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出现后，将会变种性地存在，或许命名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作悖论”更合适些。鉴于这种推论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存在于现代公司企业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已经完成的进程中，它显然具有丰富现代企业理论的价值。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认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控制权”与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权”清晰分裂并存，是一种较好的企业治理形式，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和捆绑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集合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各方的利益，达到所谓“多赢”的目的;此外，如此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职业化企业家的功能，实现企业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以企业家的职业效率更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⑽。

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分析来看，在股份制企业建立之后的“运作悖论”，如果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过于清晰，或者说，代理人在身份上与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市场关系，“悖论”也就是极为弱化的了，但它却非常容易形成代理人对于股东利益的强烈对立，并产生“忠诚可信”度较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代理人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他天然地具有对于企业运作甚至于企业所得利益分配方面的“内在权力”，股东实际上并无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其控制权的真实实施。在这里，代理人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过于在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清晰“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代理人地位的独立纯粹化，正好是抵抗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力量，代理人又正好有形成这种力量的信息获取绝对优势。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理论，“道德风险”理论，都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中过于清晰化代理人的自我利益代表身份带来的理论思索成果。它表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只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与股东共享利益的内在激励或约束，他不必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去做平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司中推崇所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界限的模糊，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代表地位。只不过，这种方式尚不是其它股东直接利益的代表，而是通过经营管理者自己也股东化来间接地代表股东方利益而已，它在利益对立方面的融合是有作用的，却也是有限的。

可见，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转化而来的“运作悖论”不仅可能存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理解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于：(1)与既有的企业理论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代理人和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的对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企业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的共同性，这一点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的一方，有必要在身份的多元性或利益代表的多元性上保持某种非纯粹的模糊关系，以实现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内在性均衡圆融;(2)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模式中，“代理人”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这也与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所有者或委托人占核心地位或绝对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并不直接等于“控制权”，它需要通过代理人身份的多元化来“代表”而不是简单地“代理”，“委托人”必须与“代理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权力或利益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的效益与效率才有源自于利益约束上的保障;(3)既有的企业理论认定，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各方都有利益的好处，其中对于股东利益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作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只是如此利益附加或依附品，惟有股东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利益才可能最大化，我们的“悖论”却认定，代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动力，股东或资本收益只是如此利益最大化的附加或依附品，企业的权威是属于经营管理的“代理人”的，而不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方面的。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并不是企业的主宰，经营管理力量才是主宰;“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是现代企业的权力核心，要使资本取得企业中最基本“权力”，“委托人”必须强化其与“代理人”的内在权力和利益联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缺陷明显的，至少是不能反映真实实际的。由它所生成的企业制度安排实践，也就会经常地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对于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仅仅是源自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殊进程之中的实际问题。

六、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情综合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在这里，我们综合性地提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实际制度情况及改革进程情况分析，以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一般性理解。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组织体系构造，它依靠层级之间的授权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资本结构单一，是纯粹国家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家国有银行，是专业分工非常清楚的非商业性资金供应机构，各自在确定的业务领域中，向国有单位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来源;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对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工、农、中、建”专业分工模式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在随后各家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专业分工界限被逐渐打破，从1994年国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各家银行除了保留有各自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业务一定优势之外，均成为了业务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并扩展了某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1999年开始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份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时间表，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处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关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时下资本充足水平较差，不良资产包袱仍然很重，机构网点和员工数量庞大，社会性、行政性事务负担较多，资本回报和资产回报都相对较低，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保有中国自己的高效优质的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1984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的运作被包含在业务发展和竞争之中而已。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些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加上金融尤其是银行业一直作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来看待，国家对其稳定运行的要求大大强烈于对其改革重构的推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小得多，以致于外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认识是“大大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

其实，这种认识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今天的现实格局，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上看，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话”和交往、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只是水平相对较低而已，这种现实存在本身就是积极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国家货币资金供应者或“出纳员”的状况，经济效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已经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依附性已经消失，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认定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到今天算来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结合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多么地悲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现在已经明确，步子正在加大，再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改革积累，国有商业银行的未来必定是明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已经有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悖论”，格外真实诱人，在此综合性地分析和展示它，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改革和取得成功。

首先，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备就是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为主体来进行的，商业银行内部的专门改革机构承担着银行产权制度变革的直接准备工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迈开实质的步伐，但其准备工作已经是有些年头了的。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行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些初步建议，并确定了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选择地对该行的一些分行进行综合性的诊断和评估，分析股份制改造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完成这些条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等;近年则加快了股份制改造的深入研究与准备工作，还就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问题，与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充分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选择方案。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者”，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是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它表明了国有商业银行这个组织机构作为国家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某种地位认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产生提供了直接自然的基础;同时，它也将为未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指明确切的“改革者”。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激励制度的变革，突出了商业银行自身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显在化。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最初是以原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工资等级分配体制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的分配方式显然不适合商业银行经营的实际。在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的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最为迫切的权力，就是工资总额控制权的突破，商业银行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按照效益增加的情况和纳税要求，自行决定工资总额，而不是工资总额不论效益情况如何，维持某种总体水平，或按某种比例人为地限制增长。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利益的本性，即与国家“出资方”利益的对立性，国有商业银行多元性利益代表的地位外在化了。熟悉国有商业银行分配体制或激励体制变化情况的人们都清楚，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资总额的控制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原有工资总额水平及管理方式的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疑，商业银行自身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强烈化，赋予了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这种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能够较好地在商业银行内部圆融各种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今后改革应当对此肯定。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已经不再纯粹是原有体制之下的银行最高层对于“政绩”要求的结果，而是追加了浓厚不化的各个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诉求，它通过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化的自身利益在的认定，解释了每个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自身利益代表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说明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多重利益对立中，自身利益是绝对存在着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了某种虚幻的理由，舍弃掉如此的利益追求。曾经有相对激烈的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父亲”的同一，所有的业务竞争不过是“取悦父亲”，以“政绩”的显赫来获得“父亲”的某种特殊的认可，以实现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非经济性利益⑾。说实话，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已经不那么全面了，代表各家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性利益的业务竞争，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示。毫无疑问，只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有着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仅仅只代表国家“出资人”的认识就不正确，它为“改革悖论”提供了一重强有力的支持。仅就此点看，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合为一体的改革设想，也许是很差的选择，因为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独立化而没有内在的竞争力量，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容易走形，以往要通过激励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如今则只要实际效益或效率没有下降或没有多么大提高的格局下就能得到，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内部阵营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状态，“改革悖论”产生的逻辑后果有直接的经验背景支持。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历史形成的冗员过多和机构数量庞大，撤并机构，减少人员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得不进行的重大内容之一。该行拥有2万多个基层机构网点，这些机构网点部分仅仅从事储蓄存款业务，部分则有贷款等直接形成收益的业务。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机构网点按照某种资金价格水平核算，本身都不能够保本，也就是自己养不活自己，这些机构网点当然在撤并之列，相关人员需要分流重新安排;如果全部的机构网点承担上级行某种比例的管理费，如按规定分摊25%的上级行管理部门的全部费用，大约会有五分之一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50%分摊上级行的管理费，四分之一强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100%的比例分摊上级行管理费，大约一半的机构网点都是亏损的。显而易见，分摊的上级行管理费用比例越大，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越少，这就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并，一方面要减少机构网点数量，减少基层机构网点的人员，同时，又必须要与管理层的部分管理人员减少相配合。否则，仅仅减少基层的经营性机构网点，剩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会更少。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基层机构网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者”，而上级行许多部门都只是“消费”管理费用的“消费者”，如果只对基层机构网点改革而不改革管理层，银行的未来发展就会出现“生产者”不够而“消费者”太多的格局。这样，国有商业银行从基层机构网点开始的改革，也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阵营分裂：一是各层的“管理者”自动自觉地将自己划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基层机构网点的“操作者”则划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二是各层的“管理者”内部开始二次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阵营。从现实格局来看，阵营的分裂还处于第一层次为主的阶段上。不论这样的分裂如何演进，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悖论”下的内部分裂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使得形而上的逻辑判断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自身改自身的事情，有了生活逻辑的经验解决。

第五，国有商业银行裁减人员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推进具有相当程度的难处，它是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利益“矛盾体”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出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但在裁减富余人员的改革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待这些“被改革者”大多只能采取相对“中和”的方式，真正下岗分流者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中，通常所谓“买断工龄”而被“改革掉”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降低收入水平等方式来解决富余人员的问题，这实际上只是解决岗位不出力或占着岗位无法让有用之才出力的问题。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尝试性地“大动作”进行下岗分流的改革，结果受到巨大的阻碍而难以实质地推进。听听近些年鼓噪得相当多的人员分流下岗之声，再看看实际分流下岗人数，让人不能不感叹如此改革之难太大。这当然与银行这种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力，因而更值得依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多元利益的对立，从高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他们可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及方式，让“被改革者”的收入与其实际贡献挂钩，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但要砸掉这些员工的“饭碗”，而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员工的“饭碗”根本利益，两者之间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冲突。他们担心，如此过激的改革，会带来自己代表多元利益的损失更大，形成对社会稳定性国家利益的冲击，对能够稳定在银行继续从业员工利益的冲击，并对自身改革前途的冲击，权衡各方，结果是中庸性的改革，取代了较为激烈的下岗分流形式。

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2002年第8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2001年第9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21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⑽(美)奥利弗.E.威廉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⑾谢平，《谢平语出惊人：四大银行竞争只为讨好“父亲”》，《南方日报》2002年4月16日

第四篇：国有商业银行待遇对比分析

2007年国有商业银行待遇对比分析(上海地区)

2007上海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招聘概况

第一章 国有银行职位概述

首先，我想很多同学并不是很了解进了银行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先介绍一下银行招聘的主要职位。先从支行层面说起，一般如果没有背景的同学进国有银行都会在被分配在支行，有的银行比较大的还会分一级支行二级支行，像工行还有三级支行，不过都算作支行，另外加上分行营业部，这些都属于第一线工作人员。所谓第一线工作人员就是直接接触客户，跟客户打交道的工作人员。在第一线的岗位可以分为对私柜台，对公柜台，零售客户经理，公司客户经理。

对私柜台就是所谓的储蓄柜台，大家平时接触得最多，抱怨的也最多的，其实做过储蓄柜台后你会了解到，其实做储蓄柜台的柜员是很辛苦的，每天都在摄像头下工作，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还要承受着被投诉的压力和收到假钞的风险，晚上经常要轧帐到很晚，有的银行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监管惩罚措施，比如少敲一个私章50元。现在比较大的银行储蓄柜台一般都安排大专生和外包，不过还是有很多银行，特别是中小股份制银行，还是让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做储蓄柜台，包括我们2007年毕业的很多校友。对公柜台就是银行里我们能见到的那些比较大的敞开式窗口，专门做公司业务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开和接收支票、本票、贷记凭证等，还有公司保证金入账，转账等工作，不接触现金，一般操作的金额数字比较大，多拍一个零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

对私客户经理有的银行叫做零售客户经理，零售市场营销岗位等。工作内容主要是推销理财产品，做个人贷款(包括房贷，消费贷款，出国留学贷款等)，做第三方存管，推销信用卡等个人业务。现在很多银行让本科生进去都做这个，其实就是做市场营销的，只不过商品是money而已。

对公客户经理岗位又叫公司信贷，就是做推销公司业务，拉存款贷款，还有其他公司融资业务。其实是银行最赚钱的岗位，压力很大，做得好钱也最多。所以说如果你老爸是中国移动财务总监的话，你到任意一个银行去做公司客户经理不上班都不要紧，行长都要捧着你。一般刚进去就做公司信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是很多，其一是你手上没有资源，其二怕你跳槽了影响银行的正常业务。

另外有的银行有一个叫信用卡中心的部门，就是专门做信用卡推广的，每个银行不一样，不过总的来说，做信用卡一线的比在支行里做零售市场营销的赚得多，就是不太稳定，信用卡做二线的楼主就不太了解了。其二说说分行层面的，就是所谓的第二线。一般国内银行分行层面没有背景的本科生进的比较少，就算进了也是做那些比较基层的工作，有背景的就直接做到行长秘书，或是人事部，行政管理这种了。分行层面本人也不是了解很多，就把道听途说的讲一点吧。一般在支行一线人员做好一笔贷款的资料收集和撰写报告后，就要交到分行去审批，分行审批一般需要经过风险管理部门和资金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看看你的贷款有没有风险，然后提供批多少贷款的建议，然后资金管理部再放款。然后还有做国际结算的部门，顾名思义，我不展开了。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部门，比如财务部，会计部等，不是银行赚钱的主要部门就不讲了。国有银行分行的资金管理部和风险管理部还有国际结算部门一般刚毕业的本科生进的比较少，有的银行为了区别研究生和本科生或是海龟和土鳖就让研究生或是海龟到分行做这些部门的工作。有的外资银行由于柜台多为外包，市场营销岗位又多为到国有银行挖墙脚的，所以大学毕业生就到这些部门去做数据工作了。各个银行对于以上这些岗位的各种叫法可能不同，不过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另外有些银行会有些特殊的业务，比如中国银行的外币业务、上海银行的养老金、中信银行的美领馆签证业务等，由于不具代表性，就不展开了。

浦发、上行、交行、农商行的总行都设在上海，由于本人和在总行工作的校友差了不只一个次元，了解到的信息也比较少，而且一毕业就能进总行的毕竟凤毛麟角，所以这里就不介绍。

第二章 2007上海地区商业银行综述

首先说外资银行吧。我身边的同学进外资的不多，给我发邮件的外资银行的校友一个也没有，所以就大

致说下我了解的情况吧。每一家外资银行都不同，比如花旗，好像只招研究生以上的要看的，有的同学说外资银行性价比比较低，其实也算是比较片面的，也要看是哪家外资银行，哪个部门还有领导的作风等。有的外资银行虽然累是累点，不过钱和收获也是蛮多的。刚毕业进外资一般都做比较基层的工作，比如数据统计之类的，很枯燥。关于外资银行，欢迎大家补充。

再说国有银行，先说四大国有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具有比较完整的业务体系和员工培训体系，如果你以后准备跳槽的话，特别是跳到外资的话，就选四大国有银行，特别是工行和中行。四大国有中工行可能起步的待遇稍微差点，不过升值最快。股份制银行的中层领导基本都是工行跳过来的，而很少从内部提升的。建行和中行待遇还算不错，股份制银行的好坏待遇相差比较大的，而且不是很稳定。一般来说，股份制银行没上市的比上市的好，名字越难听越是没听到过的性价比越高，比如像招行，虽然钱多，不过辛苦。像中信这种，虽然平时不是很忙不过经常周末要参加各种培训和听讲话之类的，等于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钱又不多。而像农村信用社这种，待遇比一般股份制银行就要好很多。如果你比较看重发展的话，去四大国有吧。国有银行加班一般是义务的，外资银行加班好像有加班费的，不过有的银行加班要打申请。

第三章 2007上海地区商业银行待遇概述

很多同学都很关注待遇，还有些同学关注性价比，都想了解哪几家银行待遇最好，哪家家银行性价比最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同学，包括一年前的我，都是存在误区的。银行的待遇往往不能仅取决于是哪家银行，还要取决于所在的支行和你的领导，包括支行领导和直系领导。讲得深奥一点，从空间上来讲，同一家银行不同支行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薪资是完全不同的，更别说不同银行的。从时间上来讲，由于人和业务资源是流动的，同一个银行同一支行同一岗位在不同的领导不同的时间下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银行的收入一部分是分行给的，一部分是支行给的，所以所在支行的效益关系着你切身的收入。而且现在很多银行的待遇不能光看工资单，有很多额外的收入。

另外在此次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有部分校友反映了个别银行存在欺诈用工行为，比如故意拖延签合同时间，在三方协议上咬文嚼字压低合同工资，不发实习工资等。对此我谨代表本版向这些银行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作为一家银行如果连对自己的员工都没有信用可言，更何况对客户呢!

以下是本人收集到的一些银行的待遇情况，不是很全，仅供参考：

四大国有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一般都比较稳定，工资不会出现很大的大起大落现象。培训体制也比较好。不过中农工建的上海分行基本只招本地生源。

工商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作为街头巷尾都能见到的银行，工商银行员工的待遇却同其规模成反比。基本公认为银行中收入最低的银行，不过由于业务比较全，能学到比较多，压力也不大。而且待遇低人员流动比较大，升职快，发展比较好。

中国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同工商银行一样，中国银行具有比较完善的培训体制，而且做外币业务方面中国银行具有一定优势。根据楼主所获得的信息，中国银行某支行工作一年的校友待遇平均每月在5000左右。

建设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建行据说不同支行待遇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有句顺口溜叫“国宝一二五，分行营业部”。就是指建行效益比较好的是国际业务部，宝山支行，第一支行，第二支行，第五支行和分行营业部。今年新进建行的校友一口价工资5000，实际到手3850左右。

农业银行

待遇 ?

稳定 ?

发展 ?

压力 ?

很遗憾我们没有联系到农行的校友。介于以往bbs和网上其他信息，其待遇应在工行之上，建行中行之下。同时欢迎各位农行的校友提供资料。如果有同学非常想知道的话，要不就去武东路的农行试试看问一下吧，问好了记得告诉我。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

由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比较激烈，为了留住人才，所以基本上待遇不会相差很多，特别是对于核心营销人员。由于竞争激烈，股份制银行的压力也比四大国有大，所以做不好就要被换岗，领导层面也受到分行和总行的压力，分支行长经常轮换，也就造成了某些银行由于换行长的关系薪资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对于刚毕业的新员工，中小股份制银行一般难以提供较完善的培训，而且由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员工总体学历都比较高，内部提升也比较慢，发展空间有一定制约。基本上在中小股份制银行里发不了大财，但是温饱没问题。

招商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作为2007经世济国论坛求职版最受争议雇主奖得主，尽管招行给2007届财大毕业生解决了199个工作岗位，尽管招行提供了不菲待遇(我觉得不低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校友对于招商银行咬牙切齿、深恶痛绝，WHY?希望有招行校友能有现身说法。顺便说一下，招行是收非本地生源的。

浦发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浦发被称为上海市*的大儿子，一直以来都被公认为上海滩员工福利待遇数一数而二的银行，近几年有所下降，不过瘦死的骆驼毕竟还是比马大。福利还是不错的，还有低息贷款或房贷。楼下有部分浦发校友对浦发待遇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此本人表示欢迎，可能渠道有所不同，浦发的待遇上下相差比较大的关系，现在先给予4星半待遇评分。

交通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作为一家总行在上海的全国性银行，交行各方面都算中等。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直接联系到交行的校友，希望大家补充。

上海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上行被称为上海市*的小儿子，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作为上海退休工人退休工资的发放银行。上海银行的房帖是用现金形式发放的。前几年上行的待遇一般，不过今年开始提薪，待遇有很大提高(相对于以前)，实习期1年半，今年某支行新进行校友月均到手3K左右，去年进的另一个支行的校友每月2K公司工资+2K补贴另加高温费发了3K，转正后每月有3K的房帖,发满10W为止。上行今年共发大概1百多张offer，财大在30%左右。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既然能给出五星半的评价，当然可见该银行待遇之好。根据07年新进行校友汇报，该行第一年税后7w左右，另不定期发放实物，缴六金。由于计划上市，每位员工都享有员工持股计划，炒股的都知道，这一块的回报很可能是某些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至于为什么发展的评价是一颗星呢?因为进他家的很少跳出去了，基本就等着退休了。他家今年共发144张offer，财大的占10%左右。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中信前几年待遇还是不错的，不过今年分行换行长后待遇下降比较多，很多有能力的人都跳槽了，新进行的跳得也比较多，所以整个分行总的来说比较乱。今年新进行的校友待遇目前每月在2300左右(包括高温费)，另加300-500车贴，视支行不同不等。

喜欢浑水摸鱼的同学不妨可以试一试，银行总归要人工作的，说不定廉价混2年升上去了，待遇也上去了。今年共招60人左右，35%左右财大的，应该还算是比较看重财大学生的银行。也招非本地生源。

民生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有人说民生是米缸，不过前提是你爸是米仓。当然这是说笑的，民生是属于那种非常讲效益的银行。你手上有资源，不去上班也无所谓，照样领很高的工资。如果做不好，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踢走。我们很遗憾没有能够直接联系到民生的校友，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补充指正。

深圳发展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以下引用某校友的邮件：“一年见习期,下派到一家支行会计部做对公对私业务，工资1600,奖金无,车贴400,饭贴每天10元,不定期发水果,超市卡,饮料券,年中一次旅游，一年后分行重新分配,具体薪金还不清楚,起薪是900”听上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就这样评分了。

兴业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舒适?

校友联系中。。。。。。

光大银行

待遇★★

稳定★★

发展★★

很遗憾我们没有直接联系到光大的校友，不过据传光大的待遇比较低。其他方面跟其他中小股份制银行差不多，发展空间狭小，不够稳定。

其他商业银行：

浙商银行：不知道上海哪里有

平安银行：据说待遇很好

广东发展银行：资料暂缺

华夏银行：资料暂缺

第五篇：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调查报告

全市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营销情况调查报告近年来，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加快苏北发展，重点发展××”的政策号召，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以实现经济金融双赢为目标，抓住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契机，大力加强信贷营销，努力改进金融服务，稳步提高发展质量，有力促进了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全市银行机构在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呈现出高增长、低风险的良好态势。至2007年末，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208.5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增幅为22.3%;贷款余额142.5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增幅为35.1%，高出GDP增幅16.2个百分点，贷款增幅位居全省第一。近期，××银监分局就2007年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信贷营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组织了专题调研

一、信贷营销工作主要做法

(一)找准发展定位，增强信贷营销动力。伴随着××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迅速确立“经济发展我发展”的发展定位，积极调整信贷营销策略，更好地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中，努力实现经济金融同频共振、双赢发展。一方面，争做“强市”路上的“加油站”。积极策应×ד工业强市”的战略目标，加大工业贷款投放力度。2007年，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工业贷款余额28.4亿元，比年初增加5.1亿元。基本建设项目贷款余额17.3亿元，比年初增加4.9亿元，有力地推进了全市工业突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争做“富民”途中的“助推器”。着眼于拉动“内需”，积极拓展个人消费贷款，有效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多领域的消费需求。2007年，全市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65.0亿元，增幅达66.2%。

(二)争取优惠政策，注入信贷营销活力。全市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到总行、省行宣传××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上级行重新审视××、更加关注重视××，从而在信贷品种、权限等方面争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试点项目进一步增多。如，市工行被省工行批准为“商品融资业务试点行”，授权增办金属矿产、能源化工、纺织品和农产品等56种商品质押贷款，进一步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极大方便了客户办理商品融资业务。二是信贷授权权限进一步放宽。如，市工行被工总行调升为小企业信贷业务一类行，对单户小企业贷款审批权限由2000万元调增至3000万元;市建行取得了AA级客户4000万元信贷审批权;市农行获得“小企业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的直

接审批权。三是贷款品种进一步丰富。如，市工行贷款品种增加了进口开证、进口押汇、循环贷款、国内非回购型保理业务等新的融资品种，业务品种达到15个。

(三)改善营销方式，挖掘信贷营销潜力。一是由“上门借贷”变为“主动营销”。全市国有商业银行不定期组织审贷委员会及信贷人员进园区、进企业，及时了解企业融资需求，主动开展贷款营销。如，工行2007年组织对65户优质企业进行现场观摩调研，了解客户融资需求6.5亿元，实际投放贷款45户、3.04亿元。同时，全市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银企签约活动，累计对签约企业发放贷款近20亿元，全力支持签约企业做大做强。二是由“单一营销”变为“综合营销”。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在做好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充分发挥机构网络、人才资源及信息灵敏等优势，帮助企业完善内部财务制度，搞好资金盘活清收，为营销企业提供财务顾问、金融咨询、企业理财等服务，做到“既出票子、又出点子”。三是由“信息不畅”变为“信息共享”。横向上，××银监分局按季组织召开银行机构监管例会和支持中小企业贷款推进会，为银行机构提供交流信息的窗口和平台。纵向上，全市国有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南北交流”，如市中行与中行苏州分行进行挂钩，大力开展管理经验、贷款项目、授信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沟通，跨区域共同做好集团企业的信贷营销工作。

(四)突出营销重点，提升信贷营销实力。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将小企业贷款作为支持经济发展、促进信贷革命的重点工程来抓，将小企业贷款作为信贷营销的重要内容，积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小企业发展壮大。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扩大抵、质押范围、召开小企业授信大会等形式降低准入门槛，支持一批有市场、有效益、有优势、有前景的小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创新贷款品种。成立了专门的小企业经营中心，配备了专职客户经理，推出了“速贷通”、“成长之路”等信贷品种，开办了国内保理业务，增强了小企业贷款服务水平。三是提高审批效率。制定了符合小企业特点的授信管理制度和审批操作流程，试行了贷款平行审查和网上审贷，提高了贷款审批效能。四是加大正向激励。将小企业信贷营销人员收入水平、职务晋升等个人利益与其业绩紧密联系，突出了“业务量”考核，强调“业绩论英雄”，做到公平竞争、公正考核、公开兑现。五是注重风险管控。分类建立了小企业信用档案，及时跟踪了解小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2007年末，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户数

1214户，比年初增加507户;小企业贷款余额22.4亿元，比年初增加4.2亿元。

(五)跟进配套服务，提高信贷营销合力。一是服务理念上跟进。全市银行业牢固树立“服务创造价值”理念，普遍增设了排队叫号机、客户等候座椅等硬件设施，以“大堂经理制”、“弹性排班制”、“服务自助式”、“功能分区化”等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客户、占领市场，有效缓解排长队现象。二是服务手段上跟进。积极建立营销客户数据库，做实信贷投放准备工作。从众多营销客户中找到有资产、有效益、有潜力、有技术含量的优质客户，建立客户基础数据库，并按照严控风险、好中选优的要求，筛选一批优质企业客户，提前开展贷款营销，为贷款进入做好前期准备。三是贷款流程上跟进。从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时间入手，积极整合贷款流程，如市工行实行老客户企业贷款3日办结制;市中行执行“存量授信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对存量客户授信流程进行了简化;市建行将服务承诺、办结时限等在《××日报》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人才队伍上跟进。全市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业务培训，全力提高信贷营销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打造一支专业化的营销队伍。

二、信贷营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难

(一)宏观调控使银行业面临信贷紧缩的压力。随着金融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各商业银行总行均对信贷投放实行了规模控制，并按季或按月下达贷款投放控制指标，对市县国有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投放产生较大影响。目前××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对信贷资金需求量日益加大，信贷规模控制将进一步加剧全市资金供求矛盾，既要自觉服从宏观调控又要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银行业面临较大压力和考验。

(二)部分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削减了银行业营销动力。近年来，××全市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大项目、大企业相对较少，且大部分企业属于成长初期，抵御风险能力亟待提高。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对“两高一资”行业的控制，以及银行信贷环评政策严格要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对部分行业贷款增量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三)担保机构实力薄弱制约了银行业营销力度。一是贷款担保资金不足。据银监会相关规定，与商业银行合作的担保机构注册资金必须在1亿元(含)以上，而我市满足此条件的担保机构几乎没有。二是贷款担保范围狭窄。多数贷款担保机构对企业只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其他形式贷款担保较少，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资金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三是贷款风险控制乏力。担保公司对贷款的风险控制过度依赖财产抵、质押，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企业再次面临“担保难”的问题。

(四)严格统一的授信评级标准增加了银行业营销难度。随着信贷紧缩、规模严控，上级银行的贷款条件和筛选标准必然提高，而××的企业规模及内在素质普遍落后于苏南企业，因此全市银行筛选上报的一些项目可能因审批标准提高而被挡在“门槛”之外。

三、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应全方位、多渠道加大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宣传汇报力度，以“业务增长、收益显著、风险可控”的优良业绩谋求上级行给予更多的贷款规模和优惠政策。借助“金融改革试点市”契机，积极争取更多支持××发展的金融倾斜政策，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苏北发展，重点发展××”的政策要求。

(二)壮大担保公司实力。加大对担保公司资本投入，增强担保公司资金规模和担保实力。加强对担保公司的行业管理，加快整合现有担保公司，增加银行对担保公司的认可度。鼓励民间资金参与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采取保证、抵押、质押等多种组合的担保方式，尽量满足企业的担保需求。

(三)设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通过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专门用于扶持担保项目贷款的贴息和补偿银行因企业不能还款造成的贷款损失，以此调动银行业加大信贷营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加快引入信用保证保险机制，以保险信用提高中小企业的资信等级。

(四)努力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积极推进“诚信××”建设，加大对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配合解决金融诉讼案件执行难的问题，为银行业增加有效信贷投放提供应有的法律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与银行业信息沟通和企业、项目的推荐，定期举办银企洽谈会、利税大户通报会、金融产品营销会，增进银行与企业的积极互动，努力营造“恪守信用、平等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银企关系。(作者：佚名，来源：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