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目前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国际层面的打击力度并不理想。本文从海盗的定义出发，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比较了几种主流的海盗定义。随后，笔者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国际力量打击海盗的四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其中着重强调了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
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范文
国际法渊源研究
摘要：国际法渊源是国际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在现实中的使用却极其混乱因而有必要对法的渊源的含义进行考察，以重新界定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区分国际法渊源与国际法表现形式这对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关键词：法的渊源;国际法渊源;国际法的表现形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部门，在发挥其维护国际秩序、协调国家间关系和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面正逐渐显出它的强大力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国际法渊源内涵
同样在国际法领域，渊源的定义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尽相同的。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中，奥本海将国际法渊源比作水的渊源;而在第九版中，他又将此定义为:“行为规则得以产生并取得效力的历史事实。”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鲤生先生认为它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处所”。
而现阶段，国际法渊源的定义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英国的布朗利先生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分:前者是为了制定具有一般适用性并对特定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为规则的存在提供依据，即一旦被证实，就具有一般适用的法律约束力规则的地位。
法律约束联合王国人民那样的方式来一般地约束各国的这种性质。因而布朗利先生认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不存在的，更难以维持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别。而王铁崖先生对此也表示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造法的宪法机构，因此，国际法不可能有所谓的‘形式渊源’”。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否定了形式渊源的第二种理解。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渊源是特殊的，它本身不具有统一的宪法及立法机构。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像传统的国内立法，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以某种国际法的法律表现的形式存在为依据，主要起到一定证明作用的法律渊源，而无论这种证明是历史的证明，还是法律的证明。
2国际法渊源的外延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3国际法因素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1)片面性和必要性。像公法家学说，法官内心确信等，它们虽然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如果能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就有可能转化为上述的国际法渊源。
(2)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法因素的最大贡献是它对国际法的推动作用。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于1609年出版，在当时便提出海洋自由或称为公海自由原则对推动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范的产生和发展;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通过对二战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为之后的卢旺达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南军事法庭审判，以及现在将要对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军事审判提供了相应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范、原则、制度。
作者：肖向毅
第二篇：国际力量打击海盗的国际法依据
摘要：目前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国际层面的打击力度并不理想。本文从海盗的定义出发，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比较了几种主流的海盗定义。随后，笔者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国际力量打击海盗的四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其中着重强调了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海盗安理会恐怖主义普遍管辖国家间合作
一、海盗的定义
现代各国对海盗行为给航海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早就有了共识，国际法遂把它视为一种国际犯罪。海盗的犯罪行为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国际公约建立反海盗犯罪的国际合作、实现打击和惩罚海盗犯罪的目的已成为各国之共识。1958年有关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公海公约》，第15条把海盗看作在公海上暴力掠夺私人船舶、非法拘留船舶上人员或财物的任何行为，这是19世纪以来习惯国际法对于惩治海盗犯罪的一贯主张的明确化，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惩治海盗犯罪的国际公约。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此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海盗犯罪的定义，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至此拉开国际社会共同协助打击海盗犯罪的新局面。1988年罗马会议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该公约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起成为反海盗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目前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缅甸、老挝和越南己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述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采取包括立法措施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打击和惩罚海盗犯罪行为。按照《海洋法公约》第101条的规定，海盗行为是指以下行为中的任一行为：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①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②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財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
该定义对海盗行为的原始定义予以发展的明显一点是提到了“飞机”，这是一种合理的类推，是对海盗行为的概念在国际海洋法上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对原始定义予以发展的另一点是加上了“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这是指构成无主地的岛屿或不受国家属地管辖的海岸或海域。如南极，如一国的专属经济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2款，海盗行为可发生在专属经济区，而专属经济区不是沿岸国领土，亦非公海，而是自成一类的海域。故对海盗行为发生的地方予以扩大是合乎逻辑又很方便的。
1996年国际海事局(ICC-IMB)对海盗行为进行了定义，即海盗行为是指：”一种强行登临或企图强行登临任何船只的行为，目的是盗窃或进行其他犯罪，并打算或能够使用武力完成这一行为。”这个定义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针对船只的直接或试图攻击，也包括针对无论是在停泊、抛锚或行驶的船只所进行的犯罪;不仅包括在公海上，还包括了在沿海国领海内或有争议的海域内发生的偷窃、抢劫、袭击及谋杀行为。另外，根据这个定义，登船不限制是登上本船，还是登上他船。登上本船，可能登船行为还处于预备阶段;登上他船，可能已进入实施犯罪阶段，这都不影响海盗犯罪的构成。
二、国际社会的解决措施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寻找法律的支持，以对诸如索马里海盗等予以有力的打击。
(一)在国际法上有安理会的授权
《国际在线》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近日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授权自当日起延长12个月，这一决议是安理会自今年6月以来为打击索马里海盗通过的第三份决议。安理会同时呼吁联合国为打击海盗发挥协调作用。海盗如此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安理会今年6月初全票通过决议，允许各国军舰在经索马里过渡政府同意后，进入索海域打击海盗。
从国际法的角度，唯一可以授权在非自卫的情况下，在他国主权范围内使用军事打击的就是安理会。既然安理会已经明确做出了有条件的授权，那么其他国家在索马里主权领域内的军事行为就是合法的，既然这样，只要事先取得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在确认是海盗行为以后，就可以予以军事打击。当然如何真正意义上认定是海盗，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适用国际法上的“恐怖主义”，按照国际习惯或者国际惯例进行打击
索拉马海盗曾多次声称，他们的行为和恐怖主义不同，没有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钱。有学者也认为他们不是恐怖主义。笔者以为，现在的恐怖主义的定义有政治化的嫌疑。我们知道，恐怖主义都是不针对特定目标，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绑架劫持人质的行为，通过危害人质的生命安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毫无疑问，索马里海盗劫持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因为海盗们看到国际反恐的大趋势，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索马里海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害，力图表现出与国际恐怖分子的区别。但是，我们看到，索马里海盗行为和恐怖袭击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针对不特定目标，通过以人质的生命为筹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行为是归于恐怖主义的。
目前唯一公开表态索马里海盗不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就是美国，其实这主要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附近有美军控制的重要军事通道，苏伊士运河和阿曼海峡。所以美国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外国军舰在这里巡逻。因此，美国的态度比较模糊。笔者以为，我们绝对不能将恐怖主义的定义政治化，而应该从其实质进行考量。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将恐怖主义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不同的解释。不能因为个别国家的政治需要就对一个行为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上面笔者已经说过，索马里海盗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在国际反恐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出发对于索马里海盗进行打击。
(三)国际法的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由于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利益，不论犯罪行为发生于何地和罪犯国籍如何，各国均有权对其实行管辖，此即为普遍管辖，如对战争犯罪、海盗、贩奴等的管辖。
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船舶在公海中，主要受船旗国管辖，但海盗作为人类的公敌，使之从逻辑关系上产生了对之的普遍管辖。事实上，国际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就是从惩治海盗这一国际罪行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在传统的国际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海盗罪是最早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调整的。对海盗行使普遍管辖权也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在国际法中得到了承认，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项确立已久的原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一步确认了各国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原则。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人员并扣押船上财物。
(四)国家间合作
这种方式也是最为常见的国际法上的行为，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多个海上组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海上打击海盗行为。
(1)IMB。IMB是一个由航运业发起的专门处理与海盗事件有关事务的非官方组织，总部设在伦敦，每季度出版统计资料和详细的事件报告。1992年该组织在斯里兰卡成立了海盗事件报告中心(Piracy Reporting Centre)。IMB主任认为对付海盗事件，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知情”，只有了解海盗事件发生的地方和事件的类型，才能采取相应措施。以往受害船舶事后可能按正常航线驶向下一个港口，但并不向当地警方报案。IMB要求船长出事后马上向中心报告，接到报告IMB就向离事发地最近的执法机构通报要求采取行动，然后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如果这一执法机构未采取行动，IBM就会在每季度出版的报告中反映实情，使他们在国际上受到压力。如果只向当地执法机构报告，他们或许会把事件隐匿起来，非官方独立机构可以起到官方机构起不到的作用。
(2)ReCAAP。ReCAAP是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的縮写，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的反海盗组织，总部设在新加坡，14个亚洲国家(孟加拉、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参加了该组织。
(3)150联合任务部队(Combined Task Force 150)这是在特殊条件下，在特定地点的一种反海盗措施。索马里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150联合任务部队，基地设在吉布提，是在全世界开始反对恐怖主义初期建立的，由来自德国、荷兰、法国、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战舰组成，他们实际上是和索马里地方当局合作来制裁海盗的，目前已经成功制止了好几起海盗袭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明确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从而使反海盗的国际司法合作和组织反海盗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各国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的合作，在惩治海盗犯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海盗犯罪有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迄今为止各国在反海盗方面的打击力度合作程度还不够，打击海盗的效果还不是非常理想，而且存在部分发达国家借打击海盗之名，行扩张海洋势力之实的情况。加强国际合作，有效打击海盗犯罪任重而道远。
这就需要各国寻求利益平衡点，增强政治互信，建立有效的反海盗国际司法合作。首先，可以借鉴有关非政府间的反海盗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建立一个专门的打击海盗犯罪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效协调各方力量，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从而加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减少建立进一步合作的成本;其次，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海盗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以地区论坛为平台与区域外大国进行合作;再次，完善各国国内刑事立法，促进国家间海盗罪犯引渡机制的建立。各国对海盗犯罪的规定与惩处不尽相同，在某国被认为构成海盗犯罪的行为在他国就未必会得到认可。许多海盗在劫持船舶被扣押后，根据国内法，可能不受任何处罚而被释放，这就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严厉惩治海盗犯罪。另外，某些国家可能要求他国将海盗引渡到其本国审判，然而如果两国间既没有双边协议，又不同是某一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彼此就不负有引渡的义务，也容易导致放纵海盗犯罪。对此，各国要加强刑事司法协助，广泛签订引渡条约，建立起全球性的海盗犯罪引渡机制。
海盗犯罪不仅严重违犯了国际海洋法规则和秩序，而且对国际航运市场、世界贸易以及人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但凭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解决海盗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海盗犯罪，维护和平安宁的海洋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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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华友，鞠海龙.《南海航行安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黄艳，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检察院刑检局书记员。
李肇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
作者：黄艳 李肇星
第三篇：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
2014年12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参加第69 届联大就“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举行的会议
2015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国际法咨询委员会”。
国际法往往涉及国家的重要利益。为充分发挥学术界在国际法研究方面的优势，助力中国在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务委员杨洁篪曾专门就此批示：“成立‘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是我外交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实践创新。祝该委员会在服务我对外工作中发挥重要咨询和科学研究支持作用。”
根据外交部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全称为“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的架构中，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戈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楠来共同担当这一委员会的顾问，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知名学者如江国青、易显河等十一人担任委员会委员。
中国官方设立这一机构，其意义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不言而喻。
当下，从外层空间到大洋底土，从南极科考到北极合作，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几乎无所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01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按照业界的判断，中国势必要加强国际交往，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由国际法进行调整。当今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妥善解决海域划界问题，都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
而国际法研究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面对世界逐步敞开胸怀的一个写照。
前三十年总数的近六倍
19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传入中国。但江国青说，当时的西方列强从来不把中国当作主权平等的国家，也不按照国际法处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将一些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或制度强加给中国。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法在中国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种情况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新中国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不过，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国际法研究，大多停留在翻译著作与编辑出版文件集的层面。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际法界翻译了诸多外国国际法著作，如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与国际法》、《国际法中的领水问题》，英国劳特派特的 《奥本海国际法》、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的《海上国际法》。此外，一些条约和外交文件也被集结出版。
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法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所在地荷兰海牙和平宫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正是在那一年，江国青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江国青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当时恰逢该厂要与法国合作生产轻轨电车，当时的机械部为了这个项目专门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去要法语翻译。但是江国青发现，对于谈判时的一些专业法律问题，翻译都不甚理解。由此，江国青发现实践中非常需要国际法人才，因此他决定报考武汉大学的国际法研究生。
也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国际法学界出现了一派新气象。1980年2月中国国际法学会正式成立。该学会由外交部主管，秘书处设在外交学院。
1981年，中国出版了第一部全国通用的国际法教科书——《国际法》。次年，中国第一本国际法专业性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创刊。
那一时期开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交学院分别成立了国际法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相继开设了国际法专业;国际法的课程设置，也逐渐趋向科学、合理。2008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学者杨泽伟曾统计，从1979到1987年这九年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国际公法论文约350 篇，相当于前30年论文总数的近六倍。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后，将国际法专业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加入WTO的挑战
中央高层对于国际法的重视也在与日俱增。
1997年12月9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中共中央第四次法制讲座——关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所有代表国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工作的同志，也都要学习国际法知识。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由于缺乏国际法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不少亏。这种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办法就是加强学习，加深了解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通行惯例及发展趋势。”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悍然袭击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天，江国青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世界报道”栏目的采访，从国际法特别是外交关系法的角度剖析了北约的违法行径。他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强调使馆的不可侵犯性，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该事件的后续处理过程中，他参加了外交部等有关单位的调研活动，主张并支持用外交谈判方法而非诉诸国际司法程序解决有关索赔和国际责任问题。该事件最终以外交谈判方法较快得到了解决。
江国青也曾于2000年4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的法制讲座。
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国际法也首次进入了全国党代会的文件。报告中提到：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不过，作为国际舞台的后来者，中国要补的课还有很多。
2015年7月13日，学员和专家在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2015年暑期研修班开学典礼上
例如，传统的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关系，而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注意调整国家间的经济、金融（货币）和贸易关系等。“这势必要求我们对国际法有更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对国际法专门人才的培养有了更高的要求。”江国青说。
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点尤为突出。
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需要一批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及相关国际公约、娴熟掌握涉外案件审判技能的专家型法官，也需要一支具有同样水平的律师队伍。
江国青说，目前中国虽然还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中已经是第四大被告当事方，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
由于相关人才短缺，在许多情况下，目前中国到WTO去起诉或应诉都只能聘请外国律师做代理，或在决定起诉或应诉之前请他们进行论证或评估，这不但要对外付出大量的费用，而且还存在很多隐忧。
健全中国外交外事法律体系
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有关国际法的内容仍有缺位。例如，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现行宪法、立法法和专门的缔结条约程序法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
江国青认为，基本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了有关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无所适从，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条约与国内法相互脱节的状况。有鉴于此，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推动《宪法》的修订，在《宪法》中增加一般国际法和条约地位的相关条款。
除此之外，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作为外交学院课题组的负责人，他主持完成了外交部条法司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研究项目”。作为最终结项成果，他向外交部条法司提交了一份约10万字的课题调研报告和共计58个条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建议稿，并建议在国内法中明确国际法的地位，建立起健全的中国外交外事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公开对社会征求意见期间，江国青曾就原草案中的第二十八条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删除其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字样，将其修改为：“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
他的修改理由是：首先，该条应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制定的。宪法第五十条和第八十九条第（十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现条款只提到“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这不全面”;其次，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也要依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和相关国际法，包括有关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而现条款也完全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改为“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后，可以理解和适用为同时包括了以上几个没有提到的法律方面的内容，更加全面准确。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亚非法协不辱使命
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在国际法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
而在近些年，中国也在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015年4月13日，中国在北京成功主办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54届年会，43个成员国和8个国际组织约250名代表出席会议，取得多项重要成果，被誉为亚非法协历史上最成功的年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加强亚非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公正》的主旨讲话，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出资设立“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助力亚非法协发展，促进国际法治合作。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简称“亚非法协”）成立于1956年11月，始称亚洲法律协商委员会;1958年吸收非洲国家入会，改称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2001年改名为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近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研究“习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为了对国际法委员会的相关成果作出回应，发出亚非声音，亚非法协在2014年成立了一个“习惯国际法非正式专家组”。
受中国政府推荐，易显河成为专家组成员，并当选为专家组特别报告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官方国际组织专家机构当选实体法律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2015年3月，易显河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12条对国际法委员会成果的评述。专家组对报告“作出一些细小的文字修改后”，予以通过。
在2015年4月召开的亚非法协年会上，会议表示注意到了专家组的推荐并赞许了易显河的工作，决定亚非法协秘书长在与国际法委员会交换意见时应提到专家组的工作成果。
2015年8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专题特别报告员Michael Wood公开评价说：“亚非法协评述是有洞察力的和建设性的”，在他“即将要为结论草案撰写评述之时，这些评述特别有帮助”。
这是第一次有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对亚非法协非正式专家组及其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作出专题评论，鉴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权威及课题的重要性，作为第一位担任实体法律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中国人，易显河觉得“不辱使命”。
作者：齐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