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论文范文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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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际经贸论文范文

分析国际经贸形势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1月9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新春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2009国际经贸形势: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参加座谈会的有商务部易小准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原外经贸部沈觉人副部长。原外经贸部程飞副部长、王文东副部长、刘向东副部长,商务部人事司、政研室、外贸司的司局领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的各位领导,以及以姚望会长为首的北京国际经贸学会的同仁和北京商务局的领导,以陈明铎会长为首的天津国际贸易学会的同仁,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商报社和外经贸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教授以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部分老领导等共50余人。

座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宝荣主持。她说,让中国人民大悲大喜、刻骨铭心的2008年已经过去,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也怀着很多的期盼敲响了2009年的钟声。伴随着钟声,鼠年离我们越来越远,牛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我代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给各位领导、各位与会嘉宾拜个早年。祝各位牛年大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国家,借着牛年的牛气,当然更主要是人民的志气来冲散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阴霾,坚定地走向我们自己的未来!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施用海会长在致辞中指出,认清形势很重要,认识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是制订我国多元贸易政策措施的基础,形势认识正确,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政策措施,不然就会适得其反。2008年前后我们有些同志对形势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是那么正确,对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出口贸易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措施。在国际上又出现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了一场国际金融海啸,这样在国内和国外不利的经济环境的两面夹攻下,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遭遇了十分严重的困难。

在2008年的新春座谈会,我们老部领导对当时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和对策发表过很好的看法和意见,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看法和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是很有前瞻性的。在座的许多专家学者,又都是我国外经贸领域当中权威智囊人物,我相信大家会解放思想,对今年的外经贸形势和对策进行深入探讨。如果在座谈会上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的交锋,那就更好了。我们希望把新春座谈会开成一个气氛热烈的讨论会、研究会。

易小准(国家商务部副部长):我今天来就是一个主题,给老同志、老领导,也给贸易学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拜个年,所以这个主题很清楚,一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同时我也想用几分钟谈谈最近一段时间的感想。我们确实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的寒冬越来越冷。据马士基大中华的总裁告诉我,他们集装箱的海运量从中国运出的,11月份下降17%,12月份又下降15%。海运量是反映我们国家的出口情况,比从数字上看还要严峻。最近世行预测,估计2009年国际贸易会下降2%。因为历年都要增加7%、9%,从来没有说有这种跳水式的落差。明年全球贸易如果萎缩2%,我们党组也在研究,我们明年贸易目标定在多少是好,逼得我们很难,如果今年GDP增长定8%的话,那贸易也应该是8%左右,这个难度也不小。

2009年对外贸易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在数字之后,我们有大量的工厂裁员、企业裁员,农民工返乡,上千万人如果没有工资性收入,他的消费一定会下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外资下降非常快,尤其是美欧、日本的外资,都出现了百分之二三十的下降。外资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美欧日的下降,对我们经济转型升级、引进技术都是不利的。对我们2009年也会产生一定的困难。

面临这么大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大难面前要替国家分忧。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担子更重,我们要怎么发挥我们的力量为我们国家应对这样一起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献计献策,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场危机。

前两天,我们到国务院开了一次座谈会,王岐山副总理对我们部里领导讲,我们对怎么加大投资力度是比较熟悉的,但对拉动消费却不是那么熟悉,这需要我们更多地研究。商务部如果不从消费上使劲,不知道怎么拉动消费的话,那商务部就是失职了。他说最近上映的电影《非诚勿扰》,一周就有一个亿的票房,预计达到四个亿的票房。这说明如果有创新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拉动消费的亮点。他从这一点来要求商务部全体领导及全体干部,要有更创新的思维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他的讲话对我们有指导性意义。我想这也是国务院领导对我们商务工作的同志的更高要求。

沈觉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原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让我先讲我就先讲,不是什么讲话,就是做一个发言。我讲三点。

第一点,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最近这几个月中央领导同志有过多次讲话,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形势的分析,所采取的措施,都非常重要。我们国家采取的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我们现在对货币政策,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跟去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前讲货币政策要从紧,这次是宽松,有很大的不同。我相信这些政策措施落实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世界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算不算到底了,现在普遍认为还没有到底,美国的信贷危机到底隐藏着多少问题,现在还搞不清楚。实际上美国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没有让大家完全知道,现在都在谈信用卡的危机,美国的信用卡非常随便,你住在美国,每天都有银行的人来问你要不要信用卡,签个字就可以用。据说光是信用卡的债务,大概还有好几千亿美金。所以金融危机现在确实还不能说已经到底了。

再就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你看西方国家的报道,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金融危机这块承认,经济危机不承认。如果向实体经济蔓延,那会不会演变为经济危机,2009年非常关键。由于蔓延到实体经济,会导致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而且会引发社会动乱。我这里引用一句话,奥巴马12月7号讲话,他认为美国经济有重大问题,而且还将恶化。他还没有上台,对2009年经济的看法是很悲观的。

第三点,贸易保护主义可能进一步抬头。两个因素又搞在一起了,一个因素是经济不看好,第二个因素就是民主党本身就对贸易保护主义有这种倾向。民主党受美国工会影响比较大。那么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之下,2009年世界贸易的发展前景也不看好。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可能有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各国政府财政的注资和投入可能会大量增加。我个人认为对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要低估。

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总的要求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都明确了。去年我们在这里讨论是防通胀、防过热,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在今年的经济发展当中,有几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个,克服困难、发展经济和对外改革开放的关系。现在有的地方、有的人一提到要发展经济、克服困难,那对外改革开放的力度就减小了,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个很危险。

第二个,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要防止因为保增长而忽略调结构,不知不觉当中很容易产生。所谓保增长就是GDP,加一个点、两个点,至于怎么加,这大有讲究,是同时调整结构,还是结构继续恶化、继续不管它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要研究保增长和调结构怎么平衡。

第三个,扩大内需的问题。王岐山同志讲的我非常赞成,我们一讲扩大内需,四万亿也好,一千亿也好,往往放在基础设施上,真正作为最终消费还不是看得很重。这样一个关系也要处理好。

第四个,扩大内需同保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关系。我再说一点,扩大内需从近期来看,增加最终消费的前景不很明朗,刚才易部长讲了,上千万农民工回去了,他的购买力在哪里?资产性的萎缩,比如股民的股票从6000点降到现在的1800点、1900点,一大块缩水了,这都影响他的消费。所以怎样扩大内需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而扩大内需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根本性的措施。

柴海涛(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对2009年外贸形势怎么看,主要难在哪里呢?我想说2009年外贸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向转到外需不足。其一,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确实非常不好,可以说整体上进入衰退。现在欧洲、日本、美国三大经济体自己正式宣布进入衰退,数字我就不说了。再一个情况,新兴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问题也越来越大,比如韩国、阿根廷、巴西、印度都存在高额的财政赤字,有的是高额的贸易赤字。像俄罗斯这样情况非常好的,但油价一跌马上出问题,甚至要跟中国借款。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本来抵抗力就不强,那更谈不上了。但整体预测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其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循环影响,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大家看美欧的汽车制造业已经不行了,大量裁员,这种情况有可能反过来再进一步影响到虚拟经济,给它进一步的打击。刚才沈部长谈到信用卡的问题,美国信用卡欠账已经达到9500多亿美元,那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信用卡也像房贷一样,爆发出新的危机,那这个世界不得了,世界经济将整体进入衰退期。

另外,通缩在增长,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回落,掉了一半、掉了三分之二。另外各国为了救经济,不顾一切降利率。以前我们说日本的零利率是经典,现在美国都零利率了,控制不好,就会进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效果就会不明显,90年代日本的覆辙会不会在某些国家出现,也很难说。

其三,全球贸易需求下降非常厉害。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贸易降到2%,世行预测是负2%,这种情况多年来没有见过,这个已经从我们国家出口的指标当中已经得到验证,广交会定单下降17%,物流协会采购指数大幅度降到几年来的最低点。从历史上看,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2001年美国互联网破灭的时候,那时候世界贸易才下降6.5%和4.1%,但是现在危机比当年程度更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情况也非常严峻。

张松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局长):现在说金融危机,也有的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你们看看最近德国前五大富豪之一卧轨自杀,美国房地产商开枪自杀,都是身家几十亿的大富豪。华尔街十几万人失业,伦敦七八万人失业,现在接近7%,可能马上就两位数了。大家知道极限是12%,但是1929年、1933年大萧条的时候,达到25%,国际贸易收缩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这就是大萧条。当时失业人口几千万人,这次也是几千万人。当时经济规模小得多,那时候股指是从1921年60点、70点,1929年翻过300点,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这就是股市泡沫破裂带来的问题。现在道指从14000跌到8000多点,从大萧条到经济危机的治愈一直到1941年才算平复了大萧条带来的恶果。道指恢复是到1954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我看到咱们部里面对2009年奋斗目标的安排,我觉得非常有勇气。美国财长保尔森还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中国储蓄多了而带来的。打个比方,一个流氓祸害了一个女孩子,在法庭受审的时候说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之所以他这样说,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包括中国的外汇结余,造成他的逆差,我们顺差很多。他没有钱就到中国借债,借了以后他高消费,造成泡沫。把这个帐赖到中国人身上,整个颠倒黑白、本末倒置。

刚才说虚拟经济,金融衍生产品全球总价值是550万亿,是全球GDP的十倍。而美国GDP虽然是世界老大,他只有13.8万亿,只占全球GDP的25.4%,根本是脱节的。虚拟经济那么大,实体经济那么一点,制造业只占18%。美国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而这次危机总爆发,确确实实是整个二战或者是大萧条以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大爆发。生产和消费脱节,保尔森和勃兰特的言论是没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我们要抓住机遇,首先要增加信心,我们有能力战胜这场危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跟30年前不一样,跟1998年不一样。我们又有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是成熟了、过度了,他要想发展没有空间。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有大量的落差,东部和中西部,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投资消费增长空间很大,太有条件了。如果我们遇到美国那样的困难,是未来30年、50年以后,而不是现在,现在是我们的大机遇。不要看12月份数字不好看,或者1月份数字不好看,这决不要动摇我们的决心。我不是随便给大家打气,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上下不统一认识的话,就会出偏差。

现在我们在启动农村市场,农民消费占整个消费的三分之一,如果把数字倒过来,农民7,2亿人,如果占到三分之二,那我们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得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投入。

还有医疗、保障、教育,这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都是需要发展的。如果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强,老百姓消费忧虑没了,所以还要进一步加强。赛车里有一个技术,叫弯道超越。如果我们遇到弯道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本事超越,我们现在已经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要抓住机遇,

这个机遇太多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走出去投资,收购一些低价的能源、矿山,还有生产线,有些技术研究所等等。我们国内要统一认识,我们进入WTO七八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是成功的,给一点外部压力,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发展效果更好。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我们怎么看2009年的形势。2009年确实是见仁见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总的来看,严峻性是毫无疑问的,可以用大量的数字说明这一点,尤其在外需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出口,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谈一些有利的因素,其中最关键一个因素,2009年从外部市场需求来说虽然是一个继续恶化的趋势,2008年一个典型的特点,我们被以美元计价的高增长所迷惑,全年还有18%,落差太大,带来的震荡就非常大。但2009年至少有一个好处,有效汇率不会有明显变化,你的物价也下来了,即使维持在10%以下的增长,和上一个年度相比,它的震荡和对国内的冲击就会小得多。

刚才柴主任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仔细关注。首先从外部市场需求可能对实体经济,对国内产业发展带来影响相对减弱一些,这也是在危机状况下的利好因素之一。有利因素主要表现在扩大内需方面,尤其是4万亿人民币的规模,投资拉动虽然和消费之间的距离远了一些,但可以通过产业链的传递关系传递过去,会在6到8个月上反映在增长速度上。这从国内经济角度来看,扩大内需的效果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再就是人民币汇率。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对美元是相对稳定的,在其他紧缩性出口政策取消之后,汇率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有效汇率本身也是趋于稳定的。不像去年,有效汇率很高,通胀率是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这是造成困难很重要的原因,今年这个压力小一点。这也是利好因素之一。

还有,严格意义上讲,2006年到2007年开始出台执行大量紧缩性的贸易政策,虽然晚了一点,但2008年还是陆续改变了,这更多是外需的问题,而不是政策本身。这样再加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下降,对稳定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是有一定好处的。从这样几个因素来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国内经济如果依靠内需来拉动的情况下,再根据我们观察的规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回升,在2009年出现拐点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我们还需要对原因进行分析,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外部市场需求、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政策调整。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透过这些表面看到的现象来分析一下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我叫做两个失衡,一个失衡是什么呢?就是给政策作用的方向和市场方向之间的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如何处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关系的问题,如果在短期追求效果最大化,那肯定要付出代价。第二个失衡就是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阶段的主要要求,和我们在政策调整的一些方向上的失衡,我们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些超越了我们发展阶段的一些措施,这可能是第二个失衡。比如大量企业关闭,是不是这些企业没有扛过去的信心?前一段时间的政策,包括制度性安排,给人提供了一个办不下去的预期,这是第二个失衡。这个失衡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

第四个是目标的问题,我们要大胆进行改革,包括劳动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形势判断是由于信息的失真所带来的。我们要解决长期目标的问题。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我把影响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外部的冲击,美国和国际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外部冲击;还有一个部分是国内调整,我们国家这个阶段无论是周期,还是发展阶段,都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

我们如果把影响和问题分成内外两个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从2008年11月份单月的数据来看,我们工业增长值是急剧下降的,下降到5.4%。我们发现工业增长值的下降和出口的下降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时点发生的,如果出口影响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的态势,那么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先后,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也不认为是出口下降的影响,主要是国内的调整。

第二个数据,我们发现11月份发电量下降了9.6%。我们知道用电量大幅度负增长,是跟生产、消费、生活都相关的。我们发现用电量负增长最大的是西北地区,西北地区跟贸易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说西北地区用电量大幅的负增长是由于出口导致的,这是不现实的。11月份正增长的部分是西藏、新疆、海南、福建和黑龙江,用电量继续保持正增长既有东部、也有中部、西部,我认为国内调整影响在现阶段是主要的。

第三个数据,11月份出口数量同比下降7.2%,进口数量同比下降19.4%,为什么进口数量会下降19.4%呢?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我们的出口,我们出口下降了7.2%。我们不能说进口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进口是我们国内需求的函数。这是第三个,这是从11月份宏观数据来讲的,我们发现国内下降比外部的冲击要大。

第四个数据,按照最新数据,我们对美国、对日本、对欧洲相对的出口份额一直都是上升的,像对欧盟前三个季度,按照欧盟的统计数据,我们对欧盟的出口是其他地方的一半,美国按照前十个月的数据,也就是一半多一点。我们一直对美日欧出口份额都是上升的,而2008年却下降了,而且大幅度下降。同样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为什么受到格外大的影响,不能说跟国外调整没有关系。我个人有一个看法,2008年外部的冲击和国内的调整在2008年11月份以前内部调整发生的时间比外部冲击要早,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平行的。

下一步我们出口发展可能要跟对外投资结合起来,因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1.9万亿的外汇储备、2万多亿的资产怎么管好用好,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做的大事。全球系统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对我们冲击和影响会越来越大。因此对中国的影响,怎么配置好我们的资产,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我们必须把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和未来20年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点,就是把出口和投资结合起来看。

第二个,对外部门,包括我们领导,一直在探讨日本综合商社的发展经验,希望借鉴到中国,但一直不是很成功。我觉得未来要做更多的试点和更加全面的政策配套,怎么能够把下一步的贸易和实业、金融、科技结合起来,四位一体,在促进出口转型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个,这次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们发现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和部门影响很大。我个人觉得,我们下一步出口产品的增值链,怎么在国

内有更好的配置,下面我们要做更多的研究。我们提出来怎么能够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想降低成本,怎么能够在东中西,尤其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这个方面要做更多的文章。

最后一点,确确实实我们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跟我们过去30年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高有关。我们下一步怎么在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上能够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我们要想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出口的转型升级,我个人觉得恐怕在这些环节上要做更多的工作。

刘军(北京市商务局贸易计划财务处处长):我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通过前一段企业的调研,有两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对大的企业做了调研,尤其是大的外资企业,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对咱们国家吸收外资、对外开放是比较严峻的考验。我们大的外资企业,像诺基亚、索爱,这都是大型的跨国集团,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呢?他们主要是做全球性的战略调整,在战略调整过程中,主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在国内发展,或者在北京市发展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这些企业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感受,他说现在不是跟竞争对手竞争,实际是我们集团内部竞争。诺基亚全球有十个工厂,去年国家出台一些政策,还有法规的实施,对外资企业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2008年1月1号实施《所得税法》,像诺基亚这种大的生产型企业,第一不能享受到优惠,第二又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实际企业成本增加很大。

第二个问题,我们觉得目前这种趋势下,咱们国家出口很多程度上还是依赖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些大的跨国公司面临经济危机,在全球整合的条件下,能不能有政策性调整,帮助他在调整过程中把重心仍能够放在中国国内,这也是咱们的一个机遇。像诺基亚要整合韩国公司,还有欧洲的一个分公司,他们都有这个意向,就把在欧洲现有的生产这一块都要调整过来,他就选择是调整到韩国还是中国,我们国家政策调整可能对大的公司今后的投资意向影响比较大。

最后我提两条建议。因为我们是作为地方的商务局,商务部是统管全球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应该起一个主导作用。我们觉得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有时候商务部声音不够,即使商务部内部,各司局、各部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太统一。尤其前一段对加工贸易的认识问题,要有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个还要加强。另外还要加大政策方面的力度,原来有些比较好的政策,商务部正在恢复。再一个我们非常不主张将产业政策跟出口退税政策挂钩,从政策制订方面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对产品的调节政策,但加工是一个产业发展,国家在出台新的政策的时候要慎重一点。

李长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我讲两点,第一点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走势判断。我们知道美欧日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62%,如果发达国家都陷入衰退,那么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所以从去年开始,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都在放慢。我提出一个问题,这轮经济衰退到底重点打击的是谁。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通过政策调整,美国取得了世界霸权,受打击的是欧洲。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重点打击日本。这轮金融危机打击的重点将是哪些国家。去年全球股市损失了17万亿美元,损失最小的是美国,30%,发达国家40%多,发展中国家50%多。这一轮经济危机、经济萎缩受打击将是哪些国家,中国将会如何,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扩大内需的效果为什么总是不到,去年庆祝改革开放30年,成绩很大,但我们能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来总结一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对今后10年、20年、30年经济走势有何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像日本、美国那样发生严重的泡沫经济或次贷危机?这个要好好考虑考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最近我看了几个材料,一个是世界银行2006年发表的关于基尼系数的报告,一共列出了127个国家,其中比中国高的有29个国家,这29个国家里头,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两个是亚洲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占0.3%到0.4%之间,0.4%认为是一个极限,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0年的0.32%扩大到2005年的0.447%,同一年印度是0.32%。

另一个数字是消费开支在GDP当中的比重。发达国家基本上占60%,美国占70%。中国1978年消费开支占GDP62.1%,其中个人消费开支占GDP的48.8%。而到2006年,消费开支占GDP的49.9%,其中个人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降到36.2%。中国消费开支占GDP比重为什么不上升反而下降呢?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有关系,我们长期以来把钱主要用于投资拉动,重点用在基础设施。在社保、医保、教育方面的开支所占的比重一直很小。中国占5%左右,不仅大大低于美国和法国的16%到30%,而且还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这几个国家的10%到27%。

我们老讲中国是第几经济大国、第几出口大国,如果国内消费开支长期上不去,社保、医保、教育长期跟不上,那么我们扩大内需不可能落实。

第二篇:国际经贸专业全英文课程教学探讨

摘要:在论证国际经贸专业开设全英文课程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目前国际经贸专业全英文课程改革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从理解全英文教学改革目的、培养和激励优质师资以及正确引导学生配合教学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令全英文教学达到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预期效果。

关键词:国际经贸;全英文课程;复合型人才

一、开设国际经贸专业全英文课程的必要性

自从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与世界各个方面融合得更加紧密。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的各种国际贸易活动十分活跃,急需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经贸人才来作为人力智力支撑,而这种复合型国际经贸人才意味着必须至少拥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否则,就无法参与全球激烈的商业竞争。这对传统的经贸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作为目前国内培育经贸人才的主要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急需要随之迈开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培养模式,研究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国际经贸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一般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经济类基础课程,如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第二,专业核心课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经济学、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商法等;第三,专业选修课程,如国际商务谈判、外贸函电等。多数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都具有较强的国际共通性,多数经济贸易理论(如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里昂惕夫悖论等)、贸易规则(如UCP600、URC522、Warsaw-Oxford Rules 1932等)、贸易术语(FOB、CFR、CIF等)等都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而来,而指导国际贸易实践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贸易组织更是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采用全英文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相关论著的内涵,比中文教学更细致地向学生展现国际经济学知识,也有利于增强教学内容的准确性。国际贸易实务的各环节,如报盘、还盘等多用英文表述;合同、提单、发票等文件也多以英文书写,开展全英文教学有利于增强教学的实用性。

在过去若干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为了让学生兼具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不少高校推出了针对专业课进行双语教学的模式,然后实践下来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双语教学中,教师既可使用中文,又可使用英文,英文和中文授课的比例没有严格规定,在教材上,不少学校采用英文教材,中文授课,也有学校采用双语教材,中英文混合授课,相对比较混乱。在授课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能够充分接受,有的教师为了自己的意思更明确地被表达,课堂上多用中文,或者用英文的比例极少,这样一来,学生的语言能力还是得不到提高。而全英文教学抛开了中英文比例问题,在课程讲授、教材使用、课件制作、考核流程等环节全部采用英文,避免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冲突,反而让学生省去转换语感的过程,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用英语来理解、思考和表述与该专业相关的知识。

总之,教师全英文讲授相关课程,不使用任何中文,尽量让学生接受与欧美发达国家学生相似的教学内容,能更好地提高和巩固学生的运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能力,这是培养国际化人才,增强学科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二、该专业课程全英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授课师资缺乏。国际经贸易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既需要学生懂得扎实的专业技能,又要求英语语言能力可以达到熟练运用的水平,因此,专业素质与英语素质的“双高”是该课程授课教师的基本素质要求。如果没有合格的全英文授课教师,全英文课程建设就无从谈起。我校属于国内知名外语院校,已聘有不少拥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的双语教师,但是他们要么缺乏相关专业的实践经验,要么依然存在熟练应用英语进行授课的问题。总体来说,目前为止我国兼具高专业水平和强英语能力的教师依然还是少数,大部分教师都不能够胜任真正的全英文教学工作。

2.学生的语言能力还需提高。要实现国际经贸的全英文教学,对于学生的语言素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学生在专业水平方面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外语语言能力方面却达不到相关要求。目前来看,学生英语能力整体水平不够,尤其是听说能力不尽如人意,专业词汇不足,也对学生使用原版教材,跟上老师授课步骤,尤其积极参与课堂教学,都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虽然大学生已经学习外语有些年份,但是大部分是为了应付高考,没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并且,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外语水平实在太差,不能跟上其他同学的脚步。从很多双语课程的实践来看,学生受到汉语的影响很大,课堂互动环节和完成作业等都习惯性地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无法完全融入英语教学的情景。

3.教材选用较混乱。目前国际经贸课程使用的教材比较混乱,有的使用双语教材,有的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有的使用中文教材但是教师用英语讲授,没有系统,多依靠教师个人的选择。就双语教学而言,教育部规定学校须使用原版教材,全英文教学更需要使用全英文教材,但是任课教师的信息渠道并不一定畅通,原版教材价格一般也比较贵,因此真正使用最新最好的原版教材的课程并不多。此外,不少学校在出一些自己教师撰写的全英文教材,可惜大多数情况,这样的全英文教材质量有待考究,不少编写者的目的是为了评职称等,审核方面也不够严格,在使用的时候尤其需要谨慎。

4.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专业课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国际经贸专业也是如此,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本身便是理论与实践必须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该专业不仅要培养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更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应变能力。然而,现状是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习惯于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教师也不善于引导学生充分参与,无法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和应变技能。加上专业课本身内容抽象、枯燥,如果授课语言再表述不清晰,容易使学生对教师所授内容无法掌握,学不到东西,进而产业厌学感,严重影响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对于国际经贸专业全英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1.理解全英文教学的真正目的。在已有的双语或全英语教学的实践中,不少政策制定者和教师们对专业课全英语或双语教学的目的仍存在模糊的认识,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的真正内涵,认为专业课全英语教学或双语教学主要是提高学生的专业外语能力。实际上,全英文教学不能仅仅理解成简单的英语语言教育,也不能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专业教育,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一是最大可能地让学生提高英语运用能力,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所以,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才是专业课全英文教学的最根本目的,英语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语言工具。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侧重语言教学,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对于国际经贸专业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技能,譬如,如何进行商务沟通与谈判拿到一笔国际贸易订单,如何签署相关买卖、运输和保险等合同,应该了解哪些国内国外的法律法规相关基础知识,如何履行进口和出口的实际程序,等等。当然,没有经历全英文教育培养的该专业的学生一样可以掌握这些知识与技能,但接受了全英文教育的学生却可以直接用英文完成所有任务,效率会大大提高,也更容易获得外国客户的理解与信任,其竞争力将大大提高。因此,在全英文的教学过程中,直接运用英语传授和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两者必须同时进行,但落脚点应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

2.建立培训与激励机制,打造合格的师资队伍。全英文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很高,作为从事国际经贸专业课全英文教学的教师,有两方面的基本功必须扎实,一是专业知识,二是英语能力。专业知识是专业课教师的立足之本,要求教师对所教授的专业既要研究得比较透彻,又要对所有相关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兼具深度与广度,如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这一门课程,教师就必须对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发展和政策变迁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还要了解各个国家对于国际贸易实践的规定以及法律方面的常识,并且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都十分娴熟。此外,教师还必须能够紧密联系实际,随时跟踪国内外热点问题,才可能在授课过程中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让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关于英语能力,包括英语的听说读写,教师都必须精通,教师从挑选教材、制作课件、讲授课堂、交流互动,到命题考核、点评等各个环节全部要以英文形式完成,这要求教师有大量的专业材料阅读量和足够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

然而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兼具这两种能力的并不是太多,随着更多的高校希望改革全英文教学并提升教学质量,对于高水准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少高校寄希望于聘请外籍教师来实现目标,但在以往的教学中发现,纯粹的外教讲授专业课,其效果并不一定令人满意,一是聘请外教费用相对昂贵,学校经费所限,不能全部由外教来进行教学;二是外教不熟悉中国学生的学习背景、文化习惯等,导致学生理解和接受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大部分来中国的外教任职时间不够长,不能稳定,也影响教学的连续性。因此,那些专业知识扎实、外语水平高且认真负责的中国教师会更受学生欢迎,尤其是那些有海外学习背景,或在国外有过教学经历的中国教师,是目前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的最佳人选。可惜,这样的中国教师也纷纷被一些具备雄厚资金实力的高校聘请,大多数普通高校依然面临优秀师资的严重缺乏。因此,对于各个高校已经拥有的部分师资,需要挑选出具备一定潜力的教师,这些教师多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的英语能力,并且愿意投身于全英文教学的改革实践,对他们进行培训,鼓励他们参与国际交流和访问,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将是大多数高校更加现实的一种选择。为了鼓励具备潜力的教师们接受培训,可以考虑采用一定的激励机制,譬如在课时费用、科研奖励、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特别待遇,为其教学配备助理,帮助他们处理烦琐的非核心工作,以集中精力进行教学,等等。关键要营造一种氛围,使得那些英语基础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教师感到从事专业课全英语教学是一种荣誉,是提升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途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可以说,师资队伍的优劣与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决定全英文教学的成败。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优秀的教师会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耐心了解学生的需求,为学生提供最合适的全英文教材与参考阅读材料,精心准备每一节课,根据学生需求不断提高教学效率,创新教学方式,让学生愉快地掌握原本枯燥的专业知识,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3.学生筛选与分类。教与学相辅相成,全英文教学对于学生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学生不能或者不愿配合教师的教学,教学效果依然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程度。因此,为了能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优化配置相对稀缺的教学资源,对授课学生必须进行筛选与分类。

学校在开始筛选专业课全英语教学对象时,必须首先让学生充分认识这种教学方式的意义和作用,包括这种教学方式可能带给学生的压力和负担,尤其是对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因此,学校进行书面材料审核和面试完全是有必要的。对于那些勤奋好学、英语基础好,并且愿意接受全英文教学的学生,可以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对于那些上进心强,但外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应该帮助他们先通过其他途径提高英语水平,如单独的英语培训班、国际交流的机会等,然后再进入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的系列;而对于那些学习目的不够明确、不够勤奋,同时外语基础很差的学生,可以暂时不招收进入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系列。总之,学校应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帅选分类,将最优质的教学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各个层面都需要参与进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端正其学习态度,培育良好的学习风气并适时地提高其外语基础,通过宣传、激励以及相关的奖惩措施建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为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的顺利推广创造条件。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对于高素质外贸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国际经贸专业开设全英文课程对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外贸经济类人才至关重要,如何提升国际经贸专业的全英文教学质量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至国家教育政策,下至学校具体方案,乃至每一个位于教学前线的教师,都应该首先统一推行全英文教学改革的目标,理顺思路,充分整合教学资源,合力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正确引导学生配合教师的教学,才能使全英文教学达到培养新世纪国际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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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铂.国际经济学课程全英文教学探索.对外经贸[J].2014,(2):150-155.

作者:呙小明

第三篇:中国、CPTPP和国际经贸新规则

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宣布“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巨大反响。之后,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再次明确重申了这一政策立场。加入CPTPP将使中国融入一个更加开放与充满活力的全球和区域贸易网络;通过致力于对标CPTPP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可以通过深化全面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制度创新注入活力,从而迈向一个更加开放与现代化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加入CPTPP也将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中国在广泛的改革政策中保持并承诺与全球规则的一致性。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中国加入CPTPP还面临着国际和国内诸多因素的挑战。

一、从P4到TPP再到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初是由致力于高水平贸易自由化的四个国家?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于2005年达成的区域性经贸协定(简称P4协定)。2009年11月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参与TPP谈判,随后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其他7个国家先后加入谈判。2016年2月TPP12个谈判方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协定文本,TPP也成为奥巴马执政期间最重要的经贸领域成果。但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台后随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该协定。余下TPP的11个成员在搁置了协定的部分条款后,签署了《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议在通过各方立法机构的批准后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

TPP协定被誉为“21世纪的贸易协定”,它为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新商业规则与纪律设立了一个基准,具有高目标、高标准、新规则的特点。首先,TPP协定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商务人士流动领域大幅度消减壁垒,实现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方式的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其次,TPP协定在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采取“清单”准入或活动列明方式,尤其是在投资领域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再次,TPP协定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在投资领域引入了中立而透明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最后,TPP协定为应对创新、供应链贸易、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等新挑战与新议题,引入了大量“规制融合”类的新条款与规则,以促进成员之间国内监管的协调与一致性。

TPP协定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亚太区域一体化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将贸易协定的重心由传统的以市场准入为主的“边境措施”转移到新的以规制协调为主的“边境内措施”,创新性地制订了一整套基于全球价值链、以规制一体化为核心、实现放松管制与为公共政策目标加强监管之间平衡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另一方面,TPP也是一个带“牙齿”的协定,随着愈发重视深层结构性问题的协调,它体现出很强的对国内体制的侵略性,从而使成员方能够保留的国内政策空间越来越少。

与TPP相比,CPTPP协议保留了目的宗旨、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但最终也搁置了具有争议的22项条款内容,主要涵盖投资、海关监管和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反腐败等议题的条款,其中涉及投资和知识产权议题的较多。上述“暂停”条款大多是在TPP谈判时由美国提出的“深度一体化”与“横向”议题,美国对这些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边界内措施”(即“第二代贸易政策”)的高度重视和促使贸易规则的“现代化”一直是其工作目标的重点,但对于其他成员方来说实施难度或争议较大。因此,可以说目前的CPTPP是一个经过了“瘦身”的TPP,但依然是目前全球最高开放水平与最高规则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代表了未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二、中国深化对外开放与CPTPP

在TPP/CPTPP谈判过程及其达成时,中国曾经感到压力,这一方面来自以TPP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挑战,另一方面来自TPP所带来的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博弈。随着美国政府后来退出TPP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与释放。但从长远看,中国应积极考虑加入CPTPP协定。

第一,TPP/CPTPP协定所体现的高标准开放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在总体上是一致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包括: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快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和新议题谈判,尤其是在贸易便利化、投资、电子商务、环境、政府采购等优先领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國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明确要“积极考虑加入CPTPP”,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以开放倒逼改革进而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的宝贵经验之一,这尤其体现为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及影响。因此,中国可通过积极加入CPTPP的赋能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破除顽疾与瓶颈,建立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TPP/CPTPP协定中的部分重要条款为中国在新时代实施“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有益标尺和参考。“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关于对外开放新理念、新思想、新措施的一个重要表述。它强调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十四五规划”又明确指出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大大推动了国际生产体系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全球高质量贸易协定已将国际经贸规则的主题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包括标准一致化、竞争一致化和监管一致化,TP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浮出水面。因此,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趋势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中国亟待构建与国际先进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融入和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第三,TPP/CPTPP协定中体现的部分内容已经在中国自主性的对外开放中先行先试并取得良好业绩。例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中国在2 0 1 5年接受《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广电子口岸、单一窗口与通关一体化制度,推进实现“经认证经营者”互认,加强电子证书数据交换;在投资准入与监管方面,2020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吸收了国际目前通行的先进外资政策理念与模式,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投资权益保护与投资自由化,特别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制度、编制和公布外商投资指引、保障外商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活动等;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自2013年以来分批建立了共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又建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形成一整套自主和集成制度创新体系,这突出地体现在: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核心的贸易便利化管理制度、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自由贸易(FT)账户分账核算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创新及监管制度,并形成了一系列面向全国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与最佳实践案例。上述改革与创新为中国加入CPTPP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与经验做法。

三、中国加入CPTPP的外部环境前瞻

由于CPTPP的成员资格是向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开放,除中国外,英国、韩国等已经表示有兴趣加入CPTPP。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拜登当选总统上台后美国是否会加入CPTPP。他在竞选期间曾多次提到要重返TPP,但他也同时表示,如果美国重返T P P,就必须修改现有CPTPP的一些协定条款。拜登政府考虑加入CPTPP的主要动机与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拜登希望恢复美国在全球与区域经贸体制中的领导力。拜登在竞选中一直在传达一个连贯的信息,即美国要在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方面重新获得全球领导地位,美国还要重新回到亚太地区的主导角色。区别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他希望通过合作行动与传统盟友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因此,重返TPP将成为拜登重拾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抓手。

二是CPTPP现有成员的积极推动与拉拢。一些成员尤其是日本多次公开强调CPTPP的“开放性”,并希望美国早日能够重返TPP。日本和新加坡将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担任CPTPP主席国,它们都是热衷CPTPP扩容的成员方,可以预见在其领导下将持续推动美国的再加入。此外,为了早日使美国回归,现有CPTPP成员可能会接受让步或进一步改革要求,例如在数字贸易、劳工、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以使该协议对拜登政府具有吸引力。

三是RCEP协定签署使美国感到被排斥于亚太经济一体化外的巨大压力。RCEP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区域原产地规则为从15个成员国集团内而不是从区域外采购零部件提供关税优惠。这使美国公司感到被“歧视性”地排斥于亚洲供应链体系之外。

四是美国与CPTPP一些主要成员针对中国的战略考虑。在它们看来,重返TPP将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应对中国近年来通过RCEP、“一带一路”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努力。甚至已有建议将TPP更名为“国际伙伴关系全面协议”(Comprehensive Agreement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CAIP),鼓吹通过该协定促使市场导向的国家加入到一个共同认可的高标准全球市场原则、制度与规则框架中来,并做出共同承诺,作为与中国模式和倡议相抗衡的首选。

不过,拜登政府未来重返TPP也会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挑战与障碍:

一是美国国内贸易的政治限制。共和党多数议员反对TPP协定,在民主党内部也有反对的强烈声音,尤其是工会力量的怀疑或公然反对,他们认为该协议的劳动和环境义务不充分,执行不力。因此,美国加入CPTPP必须要满足上述国内关注的诉求与利益,而且还要加上对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有利的条款。此外,共和党还可能会提出更高的“要价”,以阻止拜登政府重返TPP。

二是要对CPTPP的部分议题进行重新谈判。如前所述,CPTPP搁置了早期达成TPP协议中具有争议的条款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美国所强调的高标准规则,也反映了美国核心的政策理念与商业利益所在。与现有CPTPP成员进行重新谈判也将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

三是扩大新协议的范围。美国商界和智库提议新协定应涵盖数字治理、供应链弹性和外国投资审查等新兴问题。还有建议谈判者学习美墨加协定(USMCA)的经验,增加或扩展有关劳工、环境、数字贸易、货币政策和金融服务的章节内容,并增加一个关于贸易和气候变化的新章节,其中包括鼓励开发和分配可再生能源、禁止化石燃料补贴以及促进合作的绿色增长倡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也将增加谈判的难度与不确定性。

总之,美国拜登政府重返TPP不但将加剧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格局,与RCEP形成新的规则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将进一步强化CPTPP协定中与公平贸易和国内监管一致化有关的规则,特别是对竞争、环境和劳工标准的监督与相应权利的执行,这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加入的可能性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中国加入CPTPP的国内改革前瞻

中国是否加入CPTPP最终取决于自身的战略与利益,“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既定目标,因此,中国应保持定力,以我为主,夯实国内改革基础,寻求加入机遇。如果条件成熟,可积极加入CPTPP;如果条件不利,也仍持续深化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首先,对于CPTPP协定中的条款与规则制订差别性的应对策略。对于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议题,與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重点相符,应主动引领与推进;对于贸易便利化、投资、透明度等议题,国内已有较好的实施基础,可以积极接受并有序推进;对于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规制一体化、环境、反腐败等议题,达到高标准实施有一定难度,但与国内深化改革需要总体相一致,可以接受并持续改进与提高;对于劳工标准、补贴、国有企业、ISDS、数据流动等议题,暂时不能接受,但可以循序渐进探索改革。

其次,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细化和深化与高标准、高水平和高质量相符的市场准入与规制融合改革。例如,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入推进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关键服务领域开放;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竞争中立”制度。此外,还应深入研究TPP/CPTPP条款与规则,仔细解构与分析相关议题的关键要素,实现从已具备成熟条件的分项上取得进展与突破。

再次,积极发挥中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的制度创新功能,对TPP协定的部分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自贸试验区要充分发挥“为国家试制度”的特色功能,成为中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样板、践行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综合试验田以及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政策高地。应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在区内积极开展创新性制度的先行先试,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并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尤其是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流动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高水平开放政策体系,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最后,前瞻性地研究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最大限度地设置红线、底线和寻求弹性承诺,有效保护本国核心利益。CPTPP的貿易新规则以正向一体化为主,通过主动引入共同的政策去除边境内壁垒,实现国家间政策的深度协调,这要求缔约方在一定程度上让渡部分管辖裁量权。因此,中国应努力做好风险评估,以设置例外条款、争取豁免权、争取较长过渡期、实施贸易救济等形式弱化约束力太强的规则,回避目前尚无法接受的承诺与规则。例如,在实行投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时,可就敏感领域采取禁止进入或限制市场主体资质、股权比例、经营范围、经营业态、商业模式、空间布局等管理措施;在国有企业领域,可使用例外清单列明服务于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并保证其中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在政府采购领域,可通过双边磋商与谈判严控中央和次中央级别采购开放实体,同时为敏感产业的国有机构争取永久或一定期限的争端豁免权;在金融、电信、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领域,可要求获得更长的过渡期以便统筹规划、分步执行、逐步满足国际协定中的相关要求;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问题上,明确要求先穷尽国内法律救济后方可向第三方仲裁机构提起诉讼。

作者: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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