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地理特征

第一篇：世界主要国家地理特征

世界主要国家制度特点比较

英国国情

 海岛位置：远离战争、强大海军

 王权、教会、贵族势力：保守主义和渐进式革命

 妥协式民主

美国国情

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远离欧亚大陆，避开欧洲战火和世界大战

 移民国家：早期移民的文化同源性——共同语言、欧洲文化

 早期移民逃避宗教迫害、追求自由：人民自由意识强烈、民主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 没有经历过旧制度：单一的宪政实践

法国国情

 大陆农业国

 中央集权制传统

 官僚主义作风

 革命留下了思想而不是制度

德国国情

 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

 容克贵族势力强大：具有封建军国主义传统

 民众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忠于国家的观念

日本国情

 天皇制度稳固：“忠君”意识 和“武士道”精神

 民族凝聚力强

 自然资源和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潮仍有市场

俄罗斯国情

 国土面积巨大，民族众多：专制制度的典型标本

 封建统治稳固：资本主义从未充分发展

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73年：强有力的集权统治

特点：在国家生活中，中国共产党享有公认的领导地位，是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还存在着其它8个政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中国致公党(致公)、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它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协商合作、互相监督的关系。

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区别

 反映的利益不同：阶级—跨阶级

 奋斗目标不同： 政权决策—影响决策

 组织性质不同：政治组织—社会性组织

 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 竞选组阁—游说

 竞选策略不同： 本党候选人—多党派候选人

 一院制和两院制的分布特点：

* 联邦制——单一制国家;

*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 大国——小国

第二篇：世界主要国家政教关系模式比较

一、世界上主要的政教关系模式

所谓 “政教关系”，主要是指“国家与宗教组织(即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只要有宗教，有政府，就有政教关系。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宗教，因此，政教关系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是所有国家与宗教组织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采用何种模式，不仅反映了宗教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作用，而且体现了该国政治体制，法治建设与公民权益保障的程度。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式。按照政教关系中双方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世界各国的政教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模式：

1、 政教合一型

政教合一是指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权的高度统一。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政教同体，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国家首脑，宗教法典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宗教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在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国家同宗教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宗教、政治、法律浑然一体。伊斯兰教法是立国之本，是各项立法和司法的基础。宗教教义指导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宗教领袖对制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拥有绝对权威，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体现宗教原则，维护宗教利益。需要说明的是，政教合一模式下的宗教只是受到官方认可的某种特定的宗教，其余的宗教或教派是没有同样的特权和社会地位的。政教合一型的实质是神权统治，这是人类社会初期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神权与世俗政权日益分离，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越来越少。今天，仍然坚持保留政教合一型模式的国家只有梵蒂冈、伊朗、沙特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2、国教型

国教型的特点是国家以某一宗教或教派为官方正统信仰，使其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其它宗教或教派所没有的特权或地位。国家从各方面保护和鼓励享有特权地位的官方宗教，包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这类国家与政教合一型国家的区别在于世俗权力机构与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分开的，宗教组织与政府不是一套人马，宗教领袖也不担任国家首脑或行政长官。但拥有政治、法律、财政等诸多特权的国教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对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进行监督，而且拥有意识形态和信仰上不受挑战的正统地位。国教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大的实际影响。在这种模式下，不属于国教的其它宗教或教派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国家各项政策对国教的支持和对其它宗教的压制同样明显。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原来设有国教的国家逐渐放弃了在法律上公开规定国教的传统做法，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实行政教分离并在不同程度上取消了原来某些国教教会的特权。但到目前为止，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保持着名义上或事实上的官方教会或官方信仰。国教的形式、名称和特权地位有所改变，但并没有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如基督教新教圣公会在英格兰、长老会在苏格兰，信义会在德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罗马天主教在法国、葡萄牙、波兰，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东正教在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各国、印尼、巴基斯坦，佛教在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教在印度，犹太教在以色列等，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官方教会或正统信仰的地位。

3、国家控制宗教型

这是一种与国教型完全相反的类型。在有国教或官方教会的国家，宗教对世俗政权和社会生活的监督与影响是正常的，宗教的权威与合法性是不容挑战的。但在国家控制宗教的关系模式中。国家的权威高于一切，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对宗教实施全面有效的控制。宗教组织不仅不能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和教育，而且必须以接受政府的管理并与政府合作为前提，换取国家对其合法存在的承认。不接受政府的管理或在政治上不与政府合作的宗教、教派，国家不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合法存在的宗教组织，在人事、财务及开展宗教活动等方面，也必须接受政府严格的监管。政府与宗教组织不是相互独立、相互平等的二元主体，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分离的关系，而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国家控制宗教型的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改制后已所剩无几了。这些国家与有国教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在做法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和国家财政推行某种官方信仰或意识形态，强调自身权威与价值的不可挑战性。对于与政府合作的宗教组织予以承认、保护、对不合作者予以打击。目前，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有越南、朝鲜、古巴。

4、政教分离型

政教分离是对政教合一与国教的全面否定。其特点是国家不设立国教或官方信仰，不承认任何宗教的特权地位，也不禁止和歧视任何宗教。国家与宗教组织是相互独立的二元主体。宗教组织不干预国家的司法、行政、教育，政府也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国家与宗教之间实行严格的分离。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国家不征收宗教税，也不向任何宗教组织提供财政补贴，涉及宗教的开支不得列入国家预算。政府内部也不设立管理宗教事务的行政机构。这种模式下，政教之间的关系完全由法律调节。

世界上许多国家声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政教分离意味着国家必须实行宗教宽容，容忍各种宗教的自由发展，不能将某种宗教、教派或意识形态规定为官方正统信仰，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国家在信仰上的强制性指导地位。同时，国家还必须把宗教组织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放弃以国家力量对宗教进行的支持或压制，放弃以行政手段对宗教组织的直接管理，因此许多国家表面上承认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在实践上，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目前世界上符合政教分离基本要素的只有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二、衡量政教关系模式的基本要素

以上四种类型的政教关系，只是一种基本的分类，每种类型之中还有若干亚类和变异，还可分成若干层次。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分类。上述分类的标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法律关系。

虽然有些国家没有在法律上对政教关系做出规定，但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表示了本国的政教关系或宗教的法律地位。在有国教或官方宗教的国家，国家的法律往往会明确体现国教或官方宗教的特权地位。例如，英国法律规定英格兰君主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英国君主的登基、加冕，王室成员的婚礼葬礼必须由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教路德宗是丹麦的国教，受国家的支持”。挪威、瑞典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希腊宪法明确要求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宗教宣誓，规定希腊正教会是唯一拥有“公共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埃及宪法规定，“伊斯兰沙里亚法是埃及立法的唯一来源”。泰国宪法规定，“国王是佛教徒和宗教赞助人”。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对非国教或官方宗教的宗教团的歧视也在法律上体现的非常清楚。俄罗斯新的宗教法案规定非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团体要向政府登记，取得合法地位时，必须要有15年的考察时间，而且要在俄罗斯存在并活动了50年以上。所以，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教关系，从法律上就可以看出来。

(二)经济关系

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教一体。在有国教或官方宗教的国家，国家财政往往对宗教和宗教组织给予积极的支持。这种支持的方式，一是使宗教组织享受免税待遇(等同于其他慈善机构)。二是用国家财政资助宗教组织。在德国、瑞士、北欧国家，国家通过税收部门向国民征收教会税，再将这部分税收提供给教会，用于资助宗教发展，宗教组织开办的医院、学校及其他社会服务事业。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政教分离的程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宗教组织是否得到了国家财政的资助。

(三)政治待遇

一个国家宗教组织的政治待遇如何，也是衡量该国政教关系类别的重要因素。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的大主教和20多位主教是英国议会上院的当然成员，德国的教会神职人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东阿拉伯国家及亚洲的佛教国家，公立学校中都有宗教教育，宗教宣传受到国家鼓励，宗教组织可以开办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但在同一国家里，非官方教会或非正统教会则没有可能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当然也不具有国教的法律地位，更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

尽管世界各国政教关系的表现形式形形色色，只要从法律、经济、政治三个方面入手衡量，就不难发现宗教组织与国家的真实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说到底是平等还是依附的问题，是谁依附谁问题。

三、世界上不同类型政教关系的启示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教关系，受该国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际大环境对单一国家政教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如何处理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不仅涉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社会稳定，而且涉及到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综观各国政教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政教关系必须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

政教关系的模式，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表述。没有明确的法律表述，政教关系就会成为各界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府应该做什么，宗教组织应该做什么，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应该是公开的、明确的、有法律保障的。从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宗教的法律来看，有些国家立法中有完整的宗教法，涉及宗教问题各个方面。有些国家虽然没有一个系统的宗教法，但在各种具体法中涉及宗教的不同方面，使宗教在社会中的各种情况具有法律规范。这种以法律形式规范政教关系的方式，尽管不涉及政教关系模式的合理性，但其运作方式是有效的，值得借鉴。国家处理宗教问题方式应逐步实现从行政管理向法律调节的转变。在以法律规范政教关系的过程中，国家立法应该起主要作用。

2，政教分离是解决宗教问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

国家应该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宗教派别或非宗教团体的利益。国家不应使任何宗教组织获得政治特权，或行使政治权力;国家财政不得对任何宗教团体提供资助;国家不应提倡、支持或歧视、反对任何宗教活动与宗教教育。宗教信仰体现民众个人的选择，基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也不应成为政府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政府一旦介入对宗教的支持或压制之中，就丧失了其公共代表的超然地位。惟有政教分离才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稳定。反之，动用国家力量控制宗教，对宗教进行支持或压制，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能成为解决政教关系问题的根本办法。

3，政教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合作而不是挑战

在政教关系这一对矛盾中，一般来说，政府掌握着行政权力，处于强势，宗教组织则相对缺少权力。对宗教组织而言，能否取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关系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政教双方，一个追求的是世俗权威，一个掌握着精神权威。双方如果合作，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对立，则是两败俱伤。把政府作为实现宗教目标的工具推行宗教，或把宗教组织作为实现政府政治目标的工具使其为政治服务，都是基于对政教双方作用与目标的误解。因此，正确的选择是政教双方应在各自的领域内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实行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相互合作。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教训，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教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如何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与财富，应对我们今天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篇：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和大国崛起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方式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但因各国实际情况和环境的不同，各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道路也就明显不同。主要有四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例如1640—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

第二种途径：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推翻殖民统治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例如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第三种途径：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逐步废除旧制度而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例如俄国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和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

第四种途径：通过王朝统一战争，逐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例如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

美国

一、美国的建立——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 评价：①民主性——确立了联邦共和政体和三权分立原则。②局限性——存在种族歧视，不承认黑人和印第安人具有同白人相等的权利，保留了奴隶制度;

第一届联邦政府的成立：1789年组成，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二、维护国家统

一、废除奴隶制——美国内战

1、评价“西进运动”：①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被称为“血泪之路”。②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原料和市场)③开发了西部。

2、内战局限性——没有彻底消除种族歧视，黑人仍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三、工业强国地位的确立

1、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07年富尔顿发明汽船

2、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主要发明：爱迪生(电灯泡、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莱特兄弟(1903年飞机) (2)经济发展

四、一战前后的美国

1、一战中：1917年，美国参战(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债权和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成为主要战胜国之一;一战削弱了欧洲列强，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

2、一战后：(1)代替欧洲，开始掌握世界经济霸权。(2)对外关系：巴黎和会上提出建立国际联盟，但由于未达目的而没有参加;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美国同日本争夺势力范围，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压制日本。

五、二战前后的美国

1、二战前(1)罗斯福新政(2)纵容法西斯侵略,纵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纵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

2、二战中(1)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外政策调整，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2)重大战事：中途岛海战、诺曼底登陆、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3)参与并主导四次国际会议

3、二战后——确立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推行霸权政策 (1)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对亚洲的侵略(2)美苏争霸

六、两极格局瓦解后的美国：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独霸世界。表现：不断插手别国事务和地区争端，借助北约干涉别国内政，严重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如海湾战争、波黑冲突(北约轰炸南联盟)、伊拉克战争等。

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

名称演变：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16世纪中期—1917年“二月革命”)→苏维埃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1922年)→苏联(1922—1991)→独立国家联合体(俄罗斯)

一、彼得一世改革

①积极性：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巩固了专制统治，为对外侵略扩张准备了条件;②局限性：没有触动农奴制的基础，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性质。

二、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861年改革

三、16—19世纪的侵略扩张

四、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

1、经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仍落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2、政治：沙皇专制

3、对外：①对中国的侵略(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强租旅顺和大连，划长城以北和新疆为其势力范围;1912年煽动外蒙古“自治”并加以控制。)②与英法结成三国协约。

4、思想：列宁主义的诞生

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

原因：沙皇专制阻碍俄国社会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列宁主义的诞生;一战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六、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苏联的成立

2、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3、1936年新宪法

七、二战前后的苏联

1、二战中：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二战进一步扩大;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参与重大国际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攻占柏林和对日宣战。

2、二战后初期

(1)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四五计划

(2)对外：对德国和柏林进行分区占领;控制社会主义阵营;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美苏争霸

八、苏联的改革历程

1、赫鲁晓夫的改革

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九、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解体(1991年)

影响：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开始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力量遭到重大挫折。

日本

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

1、成功原因：日本的专制统治相对薄弱;倒幕派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政府改革措施全面、行之有效;国际环境相对宽松。

2、影响 (1)积极方面：①使日本从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逐步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②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2)消极方面：①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②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日本推行军国主义，开始对亚洲临国进行侵略扩张。

二、“一战”前后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经济的发展

原因：①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②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③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控制了朝鲜;从中国勒索2.3亿两白银;取得在中国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和开设工厂的特权。

2、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

日本具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对外侵略扩张(主要侵略朝鲜和中国)：如19世纪70年代侵略台湾;1894—1895年挑起甲午战争;将中国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支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辛丑条约》;破坏中国革命，支持袁世凯;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参与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华盛顿会议上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英美的压力，日本归还山东主权，胶济铁路赎回，放弃“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通过华盛顿会议，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抑制了日本势力的膨胀：《九国公约》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四国条约》拆散了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英日同盟;《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日本的主力舰吨位受到限制。)

三、“二战”期间

1、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2、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军由进攻转为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四、二战后的日本

1、对日本法西斯的处理：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实行非军事化政策，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中国大陆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扶植日本。

2、日本经济的发展

影响：①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②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局面。③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

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1)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必须全面提升综合国力。

(2)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

(3)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

(4)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吸取世界的先进文化，都是改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

第四篇：世界主要国家的大数据战略和行动

2015年07月03日 17:30:22 来源： 中国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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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将大数据视为强化美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把大数据研究和生产计划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大力发展相关信息网络安全项目。

2009年，美国政府推出Data.gov，这是为了增加政府资料透明度而设立的一系列网站。

该网站依照原始、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个门类，截至2012年11月，Data.gov共开放出了超过40万项原始数据和地理数据，涵盖大约50个细分门类。为方便公众使用和分析，Data.gov平台还加入了数据的分级评定、高级搜索、用户交流以及和社交网站互动等新功能，汇集了1264个应用程序和软件工具、103个手机应用插件。通过开放API接口，Data.gov使得私人领域的开发者能够利用那些政府采集但未经梳理的各类信息，开发应用来提供公共服务或者进行盈利。但随着近年美国政府陷入财政困局，白宫于2011年4月宣布这些网站将终止营运，但会将它们开源化，以供各国的开发者使用或者根据需要修改。

2012年3月29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

该计划旨在通过对海量和复杂的数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增强联邦政府收集海量数据、分析萃取信息的能力，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等6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宣布将进行2亿美元的投资，提高从大量数据中访问、组织、收集发现信息的工具和技术水平。同时，奥巴马政府还计划与工业界、大学研究界、非营利性机构与管理者一起利用大数据所创造的机会。这是美国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重要举措，其影响极为深远。

2013年11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支持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的报告。

报告指出，“数据驱动型创新”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大数据”、“开放数据”、“数据科学”和“云计算”。一方面，数据规模不断膨胀，且可获性越来越大，极大地刺激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反过来又提高了原始数据的使用价值，激励着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应用。报告就政府如何支持数据型驱动的创新提出了建议。一是政府应大力培养所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二是政府要推动数据相关技术的研发。报告还指出政府应该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是，不仅要收集和提供数据，还要制定推动数据共享的法律框架，并提高公众对数据共享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2014年5月美国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对美国大数据应用与管理的现状、政策框架和改进建议进行了集中阐述。

该白皮书表示，在大数据发挥正面价值的同时，应该警惕大数据应用对隐私、公平等长远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白皮书》所代表的价值判断来看，美国政府更为看重大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创新动力，对于可能与隐私权产生的冲突，则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处理。报告最后提出六点建议：推进消费者隐私法案;通过全国数据泄露立法;将隐私保护对象扩展到非美国公民;对在校学生的数据采集仅应用于教育目的;在反歧视方面投入更多专家资源;修订电子通信隐私法案。

大数据计划中涉及信息网络安全项目众多。

美国国防部每年投入2.5 亿美元资助利用海量数据的新方法研究，并将传感、感知和决策支持结合在一起，制造能自己运行和做出决策的自治系统，为军事行动提供更好的支持。

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开展“可视化和数据分析卓越中心”(CVADA)项目，通过对大规模异构数据的研究，使应急救援人员能够解决人为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事件、网络威胁等方面的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开展Vigilant Net 项目，开发保护计算机网络的数据可视化技术，从而促进和测试网络保护位置感知能力。投资近20亿在犹他州建立了号称世界最大的数据中心，进行多个监控项目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英国

推动数据公开，积极促进大数据技术从科研向应用领域转化，在资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大数据在医疗、农业、商业、学术研究领域发展。

从2011年开始，不断对大数据领域进行持续的专项资金投入。

2011年，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宣布，将注资6亿英镑发展8类高新技术，其中1.89亿英镑用来发展大数据技术。据负责科技事务的国务大臣介绍，政府将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资，加强数据采集和分析。

2013年8月12日，英国政府发布《英国农业技术战略》。该战略指出，英国今后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将集中在大数据上，目标是将英国的农业科技商业化。在该战略的指导下成立的第一家“农业技术创新中心”研究焦点将投向大数据，致力于将英国打造成农业信息学世界级强国。

2014年，英国政府投入7300万英镑进行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包括：在55个政府数据分析项目中展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高等学府为依托投资兴办大数据研究中心;积极带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著名高校开设以大数据为核心业务的专业等。

积极促进政府和公共领域的大数据应用。

2012年5月，支持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开放式数据研究所ODI(The Open Data Institute )。ODI将把人们感兴趣的所有数据融会贯通在一起，每个行业的各个领域一面产生各种数据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来利用这些数据。英国政府通过利用和挖掘公开数据的商业潜力，为英国公共部门、学术机构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提供“孵化环境”，同时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英国政府建立了有“英国数据银行”之称的data.gov.uk网站，通过这个公开平台发布政府的公开政务信息。这个平台的创建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方便进行检索、调用、验证政府数据信息的官方出口。同时英国人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开支方案提出意见建议。英国希望通过完全公布政府数据，去进一步支持和开发大数据技术在科技、商业、农业等领域的发展。

2013年5月，英国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联合投资设立全球首个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医药卫生科研机构，将透过高通量生物数据，与业界共同界定药物标靶，处理目前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关键的瓶颈，之后还将汇集遗传学、流行病学、临床、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顶尖人才，集中分析庞大的医疗数据。

法国

通过发展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将其用于实践，来促进法国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2011年7月，启动“Open Data Proxima Mobile”项目，挖掘公共数据价值。

该项目希望通过实现公共数据在移动终端上的使用，从而最大限度的挖掘它们的应用价值。项目内容涉及交通、文化、旅游和环境等领域。项目完成后所有法国公民以及在法国旅游的欧洲公民都将能通过个人移动终端使用法国的公共数据。所有公共数据都是免费的，应用程序均操作简单。不仅利于大众使用，还能为私人企业提供很多商机。

2011年12月，法国政府推出的公开信息线上共享平台data.gouv.fr，便于公民自由查询和下载公共数据。

上线当天发布的第一批资源中就包含352000组数据，覆盖面广包括国家财政支出、空气质量，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资源等。据了解，data.gouv网站的数据都是经过每个政府部门的专员统计和收集的，会不断地更新。

2013年2月，法国政府发布《数字化路线图》，明确了大数据是未来要大力支持战略性高新技术。

法国政府将以新兴企业、软件制造商、工程师、信息系统设计师等为目标，开展一系列的投资计划，旨在通过发展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将其用于实践，来促进法国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2013年4月，投入专项资金推动大数据技术发展。

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将投入1150万欧元用于支持7个未来投资项目，法国政府投资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将其用于实践，来促进法国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此前，法国软件编辑联盟曾号召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共同合作，投入3亿欧元资金用于推动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日本

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以务实的应用开发为主。

2012年6月，日本IT战略本部发布电子政务开放数据战略草案，迈出了政府数据公开的关键性一步。

为了确保国民方便地获得行政信息，政府将利用信息公开方式标准化技术实现统计信息、测量信息、灾害信息等公共信息，并尽快在网络上实现行政信息全部公开并可被重复使用。2013年 7月27日，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牵头成立了“开放数据流通推进联盟”，旨在由产官学联合，促进日本公共数据的开放应用。

2012年7月，日本推出了《面向2020年的ICT综合战略》，提出“活跃在ICT领域的日本”的目标，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

该战略聚焦大数据应用所需的社会化媒体等智能技术开发，传统产业IT创新、以及在新医疗技术开发、缓解交通拥堵等公共领域的应用。

2013年6月，日本公布了新IT战略——“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

宣言阐述了2013-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林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

德国

对大数据发展还不够重视，重点关注数据保护。

数据保护立法完善，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1977年，德联邦层面的数据保护法生效;2004年生效的德国《电信法》也涉及电子通信领域的数据保护。2009年，对现行的《联邦数据保护法》进行修改并生效，约束范围包括互联网等电子通信领域，旨在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侵犯隐私行为。这部法律对个人数据的合法获取、处理和使用情况做出明确规定。在政府内部，要求设立“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监督政府机构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的行为。在联邦层面以外，德国各州也有自己的数据保护专员，以类似的方式监督各州政府机构的行为。

开放部分公共数据，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下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2006，德国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德国官方所有的GESTIS等7个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数据库和德国气候变化预测图。德国电信和Vodafone通过开放API，向数据挖掘公司等合作方提供部分用户匿名地理位置数据，以掌握人群出行规律。

德国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下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研制本国的“谷歌眼镜”、交通监测、智能生产线、智能生活、智能农场等技术。

韩国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首尔2015”。

2013年，建设开放大数据中心。

基于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2月提出的创新型经济框架，韩国将建设一个大数据中心。这是该国第一个开放的数据中心，中小型企业、风险企业、大学和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该中心对大数据进行提炼和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业务或者研究方面的问题。

2011年，提出“智慧首尔2015”计划,挖掘大数据经济价值。

“智慧首尔2015”计划指出，公共数据已成为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重要国家资产，首尔市将努力打造“首尔开放数据广场”，以促进信息技术和公共服务产业的进步和发展。“首尔开放数据广场”目前包含33个数据库、880个数据集，为用户提供十大类的公共数据信息，并配有图表、数据、地图和网络链接等。预计这些公开的公共信息产生的经济价值将达到1.2万亿韩元，能够帮助私营企业创造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和价值。

澳大利亚

重视大数据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2013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该战略提出了大数据分析的实践指南，希望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服务种类，并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导，保护公民隐私，使澳大利亚在该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水平。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提高效率、与其他政策和技术协同以及为公共服务领域带来变革等方面，澳大利亚能领先全球其他国家。

积极应用开放数据，加快宽带和数据中心建设。

Data.gov.au是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目录的开放数据平台，用户可以在该网站上简便地搜索、浏览和利用澳政府国家、地区政府的公共数据。该网站包括 114个部门的1103个数据库和18个应用软件。网站上的数据来自澳政府多个部门，提供数据下载，并提供其他数据目录或资源的链接。

2010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超级国家宽带网工程，该工程的目标是将光纤电缆通向各家各户，让每个家庭享受每秒钟1G的速度。这项计划在2013年底结束。安装宽带所需要的费用全部由政府免单。

2013年8月，隶属于澳大利亚财政与解除管制部门的ICT采购部发布了《数据中心结构最佳实践指南》草案，旨在为澳大利亚政府机构提供优化数据中心结构相关运营活动的建议。

新加坡

将大数据视为新资源，将新加坡打造成全球数据管理中心。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 2006年发布“智慧国家2015年(iN2015)”计划，希望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国度和全球化的都市。

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进数据公开，data.gov.sg是新加坡政府分享公开数据的平台，2011年6月启用，目前开放了来自60多个公共机构的8600个数据集。2012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个人资料保护法》(PDPA)，旨在防范对国内数据以及源于境外的个人资料的滥用行为。

在新加坡，多个跨国IT企业在当地设立大数据技术研发中心，加速数据分析技术的商业应用。新加坡同时鼓励大学设立数据挖掘和分析平台，组织培养专门人才。

最近，新加坡政府又对提出支持新加坡企业采用大数据技术，从大数据基础设施、政府服务、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立法角度，推动大数据生态的完善，以及在企业应用和政府服务中的落地。

印度

将大数据作为IT行业的新增长机遇，以创新政策推动科技发展。

2012年，印度批准了国家数据共享和开放政策，目的是在于促进政府拥有的数据和信息得到共享及使用。在数据开放方面，印度效仿美国政府的做法，制定了一个一站式政府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in，把政府收集的所有非涉密数据集中起来，包括全国的人口、经济和社会信息。同时，印度政府还拟定一个非共享数据清单，保护国家安全、隐私、机密、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数据的安全。

2013年1月，印度政府公布新的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到2020年跻身全球五大科技强国的蓝图。印度政府还将2010-2020年作为“创新十年”，并组建了国家创新委员会。

大数据时代给印度的整个IT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目前，不仅印度外包行业巨头Infosys和Wipro进军大数据市场，很多小公司也积极进入大数据市场。

第五篇：盘点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 三种典型模式

2010-07-09 11:22:05 来源: 中国网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汪玉凯 高新民 吴昊

信息化推进体制与机制，对一个国家的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在信息化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化推进体制机制。本文将对国际上一些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有代表性国家的信息化推进体制进行分析比较，以此探索信息化推进的内在规律。

一、 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简介

(一)北美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信息化建设成就得益于政府的促进和引导，同时也离不开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自发推动。在中央层面，美国对信息化各领域分而治之，政府有限介入信息化推进，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电子政务方面。电子政务建设是政府改革计划 “总统管理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电子政务推进体制中，总统管理委员会扮演决策层的角色;协调层的政府机构有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等;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其下设的电子政务和信息技术办公室、联邦组织架构项目管理办公室以及电子政务重点项目办公室作为管理实施层，负责推进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工作。在美国电子政务推进体制中，咨询和审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层面，美国信息化推进体制的最大特色是“自治”。美国地方政府信息化的“决策”权在地方议会，任何重大信息化项目的立项都必须经过地方议会的批准;“协调”、“管理”和“执行”的权力在地方首席信息官;“咨询”由专业的“委员会”负责;而“审计监督”由地方议会负责。

加拿大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全面、分工明确的信息化推进体制。加拿大信息化推进体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层，即战略决策及协调层和政策制定及实施管理层。在联邦政府层面，加拿大的信息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财政委员会负责信息化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并由财政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总理亲自挂帅领导。财政委员会秘书局负责电子政务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同时还负责跨部门的电子政务的协调发展。财政委员会秘书局下设首席信息官负责政府信息化工作的整体规划，拟定有关法律、法规及组织电子政务项目的实施。而信息化建设工作，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发展、全面上网等工作由加拿大联邦工业部负责管理，提出建设目标和建设规划，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并负责具体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同时，加拿大公共事务与政府服务部为加拿大政府机构提供IT服务，并积极推进和实施政府采购电子化、政府信息共享服务，“政府在线”等电子政务项目和服务。除了决策、管理、推进机构外，咨询机构和审计机构在加拿大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联邦政府设立了首席信息官外，加拿大各部门、各省及省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首席信息官一职。在推动各部门和地方的电子政务建设和信息管理、服务提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欧洲国家

芬兰在国际上一直处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前列，这得益于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崛起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芬兰就成立了所谓的信息社会咨询委员会;1995年芬兰政府提出名为“芬兰迈向信息社会 国家策略”。2003年9月设立了信息社会委员会，它是政府的一个协调沟通机构，为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调控的作用，并且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行政管理机构、组织机构、商务活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信息社会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委员会下分7个部门分管不同的领域：电子商务;电信和数字电视;信息社会到创新社会;电子政务;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信息通信技术;教育、研究、生产;应用技术。芬兰中央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推进体制采用的依然是决策、协调和管理实施三个层级结构。财政部和信息社会委员会是电子政务的决策机构。协调层主要由财政部公共管理局和政府信息管理小组构成。

英国最早的信息化机构可追溯到1957年建立的“技术支持组”。1995年，英国在内阁办公室内成立了中央信息技术组，1998年，英国政府提出了“信息时代政府”的目标，并于1999年3月正式发布了标志着英国电子政务战略全面开始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此后英国政府信息化推进体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99年5月建立了信息时代政府推进委员会。英国首相任命电子大臣和电子专员。电子大臣全权负责国家的信息化工作，电子专员具体负责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2004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对英国现有的信息化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电子政务组，取代了原来的电子专员办公室，并设电子政务大臣来领导。这次调整标志着英国电子政务建设战略重点和领导机构的重大变化。发展至今，英国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主要由政府信息化推进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通信监管部门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内阁办公室负责政府信息化推进工作，具体职能由所属的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承担，贸工部是信息产业主管部门，通信办公室负责电信和广播电视业的监管。

(三)亚洲国家

新加坡的信息化推进机构为1981年成立的国家计算机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隶属于财政部的法定机构，其核心职能是促进公民服务的计算机化，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起到促进和协调的作用。1999年国家计算机委员会与新加坡电信局合并成立“新加坡信息开发管理局”，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进行管制和促进，战略目标是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全球信息通信中心之一，并制订了“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蓝图”。目前，新加坡公共服务21系统委员会是新加坡信息化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亲自挂帅。信息化实施机构主要是ICT委员会、公共领域ICT指导委员会、公共领域ICT审查委员会和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等。上述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提升整体应用效益、信息化工作措施、信息化项目管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建设电子政务的核心理念是“众多机构，一个政府”。电子政务都是由政府主导，统一行动，同时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推进电子政务相关工作。

日本的信息化管理体制以国会立法为基础，以首相为决策核心，以内阁下设的IT战略本部为决策机构，以政府部门为执行主体，在首相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各部门协调行动。2001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以下简称《IT基本法》)。依据《IT基本法》，日本在内阁设置“高度信息通信网络推进战略本部”，负责IT重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IT战略本部是日本信息化管理机制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本部长由内阁首相兼任，是推进日本信息化发展的政府最高领导人，对政府各部门行使最高指挥权和监督权，负责日本信息化发展的最高决策。日本在内阁官房建立了IT办公室，专门负责信息化的领导与协调工作。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则是日本信息化管理机制中的具体执行机构。地方的信息化事务通常是在总务省地方支局的指导下自主管理。

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1990年代中期基本奠定了公共部门信息化框架，企业、金融、服务业等民间部门信息化也得到迅速发展，1997年后，政府把建设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列为建国五大目标之一。韩国建立了众多机构的合作协调之下的信息化建设推进体系：总统亲自主持的“信息化战略会议”，是国家信息化最高决策机构、最高指挥机构和监督机构，主要负责确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方向，协调政府各部门间的政策和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国务总理亲自主持的“信息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分别由财政部和经济部部长及总理总助理担任。除了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以外，韩国政府的每一个中央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部门，负责信息化的活动，诸如信息化规划和实施、项目改进等。

二、 各国模式的特点及与其政治模式的关系分析

上述七个国家的信息化推进体制依据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程度可区分为三种典型模式：北美模式、亚洲模式和欧洲模式。

北美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其特点是信息化建设以市场为主导，主要依靠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较好的产业基础实现信息产业、电子商务等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政府主要负责相关政策法规环境的建设，主要介入电子政务的建设，通常不制定信息化全局性战略，不设全局性的信息化主管部门，政府对信息化各领域不同程度分而治之。

亚洲模式以新加坡、日本、韩国为代表，其特点是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和公共资源的推动。政府通常制定信息化的全局战略，设置全局性的信息化主管部门，全面参与和推动信息化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制定有利于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法律。

欧洲模式以芬兰和英国为代表。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介入程度基本介于北美模式和亚洲模式之间，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政府首先利用行政力量有意推动特定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政策环境，投入公共资源，待较为成熟后政府逐步淡出，转为主要由市场机制来持续推动。

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国信息化推进模式的选择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本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信息化推进模式要受到该国政治体制、政府结构、政府权力来源、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的地方政府几乎就是一个联邦、州政府之外的“独立王国”。受这种制度的影响，美国基层政府信息化的自由度也很大，联邦政府、州政府开展的电子政务规划、应用也往往仅停留在联邦、州层面，不会“干扰”地方。当今美国唯一一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共享的数据就是全国的“犯罪记录”数据。

第二，国内市场发育程度、产业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战略重点的影响。市场机制成熟、产业基础良好的国家 如美国，除了政府自身信息化工作外，其他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则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政府着力营造有利于信息化的发展环境。即使是政府信息化，政府部门也热衷于将项目外包给企业，而不是自己动手。而市场机制相对不完善、产业基础相对较弱的国家 如韩国，政府通常会制定全面、周密的信息化战略和行动计划，通过行政力量和投入巨大的公共资源实现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各领域的信息化。

第三，国家战略的选择也是影响一国信息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例如英国最初将信息化战略的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信息化，政府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而在经济领域信息化取得一定成就之后，逐渐将信息化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了电子政务上，信息化推进的体制机构也随之做了相应的调整。

因而，信息化推进模式是一个在各国具体国情之下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模式之间并无优劣之分 况且不同的模式本身具有自己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具可比性。理性的做法是根据国内的市场发育程度、产业基础的战略布局来选择合适的推进模式。

三、 国外信息化推进机制体制对中国的借鉴

国外信息化推进体制建设中可借鉴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1.国家层面四层两翼的结构和功能比较完善

各国国家层面推进信息化建设时，基本都确定了决策机构、协调机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并且设有审计监察机构和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四层两翼的结构和功能比较完善。当然，每个体系可能由几个机构组成，也可能某个机构担负着多个方面的职能。但无论如何，整个框架基本是完整的。

决策机构负责确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总体思路、制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以及相关政策，通常由总统、总理或者首相担任负责人，成员是重要的内阁成员，如芬兰的信息社会委员会、日本的IT战略本部、韩国的信息化战略会议等。

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更好地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通常是由各部门行政首长或者首席信息官组成的委员会，如美国和英国的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日本的首席信息官联络会议等。

管理机构行使信息化综合管理职能，制定实施国家信息化战略的相关政策，通常是由某个或者某几个内阁组成部门负责，如美国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本的总务省、韩国的情报通信部、新加坡的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等。

执行机构负责相关信息化项目的推进实施，依据项目的规模和范围，通常是一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联合而成，如美国24个电子政务优先项目的项目组。

审计机构对信息化执行机构进行决策、管理、绩效和技术等方面的审计，确保信息化工作合理有效，如美国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及派出至各部门的审计官。政府审计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对信息化工作的审计往往在原有的审计体制框架下完成，如美国。政府审计体系相对薄弱的国家，对信息化工作的审计通常由信息化主管部门来承担。

咨询机构通常由政府设立，由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就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咨询，如美国的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和韩国的信息化促进咨询委员会。除了战略咨询机构的设立，一些国家还设立了针对信息化协调、管理、实施等层面的咨询机构。

2.依据国情注重中央同地方的统筹与协调

信息化推进体制是与各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尤其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关系上。单一制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时，往往是中央政府出台有关战略规划和政策意见，地方政府则应该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贯彻实施相关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意见;联邦制或者地方自治权利大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联邦政府只是提供总体的战略指导，各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信息化建设思路和重点。

3.信息化推进体制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日益推进不断健全和完善

各国的信息化推进体制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阶段以及推进体制运作的实际效果进行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不断强化其作用。例如，英国在布莱尔首相刚刚上台时，为了全面了解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整体推进信息化建设，设置了电子大臣和电子专员，全面推进经济领域和政府的信息化，目标实现后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聚焦在电子政务上，并相应地将电子专员办公室改组为电子政务小组。

4.政府机构内部普遍设立首席信息官

政府机构内部信息化建设多数由首席信息官负责。国际电信联盟的资料表明，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首席信息官制度。在重要的政府部门设置首席信息官，不仅有利于国家相关战略规划的贯彻实施，也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部门信息化建设工作。首席信息官属于政府部门的决策层，负责本部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项目监督和评估、信息技术架构制定和维护等工作，能够就本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战略计划向部门首长提出意见和建议，也负责部门信息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当然，各部门的首席信息官周围还有一个团队一起工作。英国的一些部门成立了CIO小组，除设立CIO外，还设置了3位副CIO分管不同的业务。日本各部门除了设立CIO外，还设置了CIO辅佐官，并成立了由CIO任主席的电子政务推进委员会。新加坡各部门除设立CIO外，还有一名IT经理，IT经理是技术主管。

各部门首席信息官通过联席机制进行部门间交流、沟通和协调。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均建立这种联席机制。

5.通信监管职能通常由独立的机构承担

国外为了加强对通信行业的监管，促进电信和广播网络融合，繁荣通信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通常成立专门的通信监管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是直接向国会或议会汇报工作，不受政府的干涉。如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和英国的通信办公室(OFCOM)等。

6.通过立法确定推进机构的职能职责

国外都非常重视信息化推进体制建设，大多在信息化相关法规或者战略计划中明确了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协调和实施机构，并规定了各自的职责分工。这样，可以将各个机构的职责和分工明文规定下来，有利于依法行事，并借助立法监督体系更好地促进各个机构行使其职责。

美国首席信息官制度是在1996年颁布的《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后来并入《克林格-科恩法》)中明确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电子政务办公室以及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是依据《电子政务法》(2002年)成立的。日本IT战略本部的职能职责是通过《IT基本法》确立下来的。韩国信息化促进委员会是依据《信息化促进法》成立的。

7.确立科学合理的运作机制

监督评估机制。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电子政务积分卡”每个季度对各联邦部门的电子政务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评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以报告的形式对每年的信息化及电子政务建设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芬兰信息社会委员会负责评估信息社会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其存在问题。

定期汇报机制。一种是下级对上级的汇报，如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应该每年就各部门电子政务实施情况向总统汇报两次，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每年汇报《政府在线战略》的实施情况。另一种是某项相关法律颁布后，应该根据法律要求向立法机构进行汇报，如美国《电子政务法》要求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每年3月1日之前向国会汇报当年该法规定任务的完成情况。

咨询顾问机制。成立由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代表等组成的咨询机构，为决策、协调和实施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有些工作组或顾问小组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后即宣告解散。如美国成立电子政务特别工作组确定优先开展的电子政务项目，工作时间仅为2个月。加拿大的政府在线战略顾问小组专门负责为加拿大《政府在线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和指导。

项目管理机制。芬兰专门出台了信息社会计划，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贯穿了项目管理的方法和思路。除了推进机构外，还针对项目，尤其是跨部门项目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并按项目管理体系和规范进行实施和运作。

当然，并不是国外的做法都值得借鉴，正如上文中说的那样，不同的信息化推进体制模式本身具有自己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在有些领域，中国反而更具有优势。例如，美国由于是联邦制国家，三级政府部门之间互不干涉，导致政府间信息共享变得异常困难。另外，美英等国家在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时，议会讨论往往占很长的时间，决策时间较长，与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特点相悖。反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能更好发挥信息化的巨大潜能。 (汪玉凯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高新民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规划与电子政务专业委员副主任;吴昊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

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对接和信息化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信息化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到企业，信息化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栏目特刊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教授等关于国外信息化推进体制模式及其特点的文章，以期对我国相关体制建设有所启发。

本文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的软课题《大部制实施后国家信息化推进体制机制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发表时做了适当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信息化发展简况：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信息化工作。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推进信息化的决心和行动越来越坚决，信息化推进的内容越来越具体。中国1996年正式设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担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务院主管信息化工作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解放军有关机构的领导担任。

(《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6期 供稿)

(本文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