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从2008年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石首事件，其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法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对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如下：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引发原因。

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看，其原因、类型和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矛盾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

2、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显，比如土地征用补偿问题、拆迁安置问题、

1 环境污染问题、企业改制问题、非法集资等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比如，瓮安事件，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民声早已鼎沸，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紧张。事实上，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对政府的“三不”正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原因。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比如云南孟连事件中，就是因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坏人利用，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目前，我镇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抽调大量领导干部，力争化解矛盾，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3、少数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有的独断专行，以权压人;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

4、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职能部门漠视群众疾苦，在日常工作中，不充分考虑和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升级;有 2 的等到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才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给群众造成了错觉，导致群众对基层单位、职能部门的不信任，把上访、聚众闹事视为谋求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不足。

透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但从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来看，事件的矛头几乎最终都是指向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不足。

1、草率作出结论，引发不满。在事情发生后，草率作出结论性的判断，极易引起群众的不满，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比如，在湖北石首事件中，接到发现一男尸的报警，赶到现场的当地警方，没有对死因深入调查，就草率作出“自杀”结论，引起家属不满。调解时，公安局的领导又一口咬定是“自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此期间，当现场围现人员逐渐增多时，警方没有及时有效维持秩序并进行劝退疏导，导致围观人员越来越多，场面失控。

在瓮安事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6月22日，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17岁初中学生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引起了群众不满，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在瓮安事件中，关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 3 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由此，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一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信息社会里已经完全失灵了。但是这些陈旧的观念，某些干部仍然固守不放。”于建嵘说，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可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往往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3、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有和群众直接交流，错过了最佳处理时机，导致事态逐步升级。

在石首事件中，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可以说，当地政府所拥有的主动的最佳时机被自己给错过了，一下子把自己的工作变得被动。6月23日，荆州市委书记承诺，提高办案层级，彻查石首事件，包括查明涂远高死因和永隆大酒店背景。而这些，正是17日晚上事发以 4 来，死者家属所要求的，也是当地民众和外地网民所期待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晚了点?前期石首政府和警方似乎急于尸体送殡仪馆火化。我们终于听到荆州市委书记的表态了。但是这个表态晚了点。

瓮安事件女中学生溺水而亡以后，原县委县政府有所忽略，没有认识到当时整个县城已经是传说谣言很多了，没有及时地向群众说清楚女孩死亡的真实情况，以致整个县城民怨沸腾，县委书记浑然不知。事情闹出来以后，特别是省委书记石宗源书记到达瓮安以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这就迅速地平息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获得了群众的谅解。

现场看不见主要负责人以致惹出乱子的情形过去也出现过。例如，在安徽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甘肃陇南事件(涉及征地拆迁)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

云南孟连事件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总结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

4、不当使用警力，使问题扩大化。

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 5 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综观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以及一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三、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1、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制定预防工作体制，完善处置机制，处置预防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应急预案才能保证领导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了解”的“四早”预防机制，完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完善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避免公安 6 机关大包大揽，单打独斗，又要避免被动应付，无所作为，要分工明确，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

四、新阶段处置群体事件的六大原则。

第一，“现场第一”原则。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获得“瓮安事件”信息的第一时间，指派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赶去现场，靠前掌控。崔亚东与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手清场;石宗源随即率领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武警总队、省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领导，冒着呛人的余烟进入现场，深入居委会，走向街头，走进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党政干部作风，连续工作16个小时，掌握了大量引爆"瓮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随即果断出手一系列处置方案，稳定了民心，控制了局势。

第二，“就事论事”原则。“瓮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冲击党政机关。省委书记率省委多位常委亲赴现场了解事件真相，调查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弄清情况以后，对事件性质判断发生逆转，于7月3日迅速启动干部问责制。

第三，“信息公开”原则。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真实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及时公布多少，以后随着对事件调查了解的深度，用滚动方式随时公布，让人民群众 7 充分享有知情权。

第四，“反思自责”原则。数以万计的群众大规模聚集事起，首先查找党委、政府自身的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任，重塑政府形象。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现场，三次向瓮安的老百姓鞠躬道歉，真诚反思自责，得到人民群众和舆论的谅解，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第五，“问责制”原则。上级不为下级“买单”，迅速启动问责程序，罢免失职、渎职的事发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官员。贵州省委处置“瓮安事件”的过程中，敢于正视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按组织程序进行罢免，为中国处置类似群体性事件做出了榜样。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7月3日，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等领导干部被免职，随后对黔南州委书记的职务作了调整。瓮安县纪委、县监察局查处了39名与“6·28”事件负有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

第六，“慎用警力”原则。必须慎用强制措施，不可动辄就把公安干警推到矛盾冲突第一线，用强制的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对付反映合理诉求的人民群众。否则，只能把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逐渐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变化，使“鱼水关系”演变成“水火关系”。从2007年到2008年“6·28”事件爆发，瓮安县公安局为处置矿群纠纷、政府征地、拆除违章建筑等群体事件，较大规模出警十几次， 8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加剧群众同政府和公安的对立情绪，酿成一波又一波的群体事件。

党和政府处置群体事件不能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甚至冲突，在“妥协”与“强制”之间拿捏分寸，该“柔软”要“柔软”，该“强硬”的要“强硬”，这是领导科学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现实工作呼唤必须尽快提高领导艺术。

总之，完善各项机制、切实提高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创造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社会长效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建设。只有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运用多种综合治理方法，才能构筑一个适应我国当前形势的有效、可行、完备的预防和处置机制，有效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创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从而加速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进程。

第二篇：关于依法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蚌埠公安处副处长孙衍斌

近年来，铁路内部群体性上访、滋事等影响稳定情况明显增多，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依法妥善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对维护铁路稳定，服务铁路改革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当前铁路公安机关应当重点解决的重要课题。以下笔者结合管内实际，就依法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作一浅述。

一、内部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铁路内部群体性事件，是指铁路内部人员为解决问题，聚集起来在特定场合向铁路党政和有关单位施压，扰乱党政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秩序和运输生产秩序，侵害人身和公私财产安全，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从我处近年工作实践看，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矛盾的复杂性。主要涉及福利待遇、工作、工资、住房、子女就业等利益问题，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常常一时难以解决。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内1830余名原“五七连”家属工连续多次到原蚌埠分局和路局、铁道部上访，要求解决福利待遇问题。因受国家政策与安徽省有关规定的限制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2.群体的盲从性。群体性事件中，部分

职工存在着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常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导致一处上访、多处“感染”。这种群体性的盲从行为，很容易造成行为失控甚至违法，造成严重影响。今年7月份，管内某车站30余名大集体职工因利益分配问题，多次封堵该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大门。受此影响，津浦线某站10余名大集体职工为同样问题封堵车站营业部，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

3.事件的计划性。群体性事件中，常常有一小拨人频繁联系，通过串联、煽动等形式，使与自身利益有关但原先无意参与的人员卷入其中，呈现出有组织、有计划的特点和跨单位、跨地区的趋势。2002年以来，管内某五金建材总厂李某、邓某等5名退休大集体职工，因要求提高退休工资待遇，多次组织聚会、集资、签名，并聘请专职律师向法院提出诉讼，制造影响。

4.过程的阶段性。内部群体性事件通常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矛盾积聚阶段。少数人员针对诉求问题，私下串联、聚会、集资，进行先期酝酿。二是事件表现阶段。群体对积聚的问题形成共识后，直接实施群体性上访、闹事等行为。三是事件平息阶段。通过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努力，迅速处置事件、控制事态发展。四是事件反复阶段。如上访人员对诉求问题解决不满意，可能再次形成群体性事件。

5.危害的现实性。由于一些人员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逐级上

访、反映问题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群体性越级上访、滋事事件，甚至出现封堵、冲击办公场所等行为，严重影响铁路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如11月12日，管内某工务段职工石某因车祸死亡后，其亲属将尸体抬至单位持续摆放8日，妨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

二、运用法律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

1.事件性质认定难。部分内部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合理诉求与无理纠缠相互交织、正当行使信访权利与违反国务院《信访条例》相互交织、部分人员正常反映情况与少数人一般违法相互交织、群体性违法与个别人犯罪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对认定事件性质带来了一定难度。同时，少数铁路党政领导求稳、求太平的处置指导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事件性质的认定和对事件的有效处置。

2.证据收集意识差。主要是在处置工作中往往侧重于制止过激言行和开展法制宣传，证据收集不深、不细的情况还客观存在。一方面，参与处置民警的证据意识不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现场秩序维护上，不能做到边维护秩序、边收集证据。另一方面，现场民警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种类不明确，对能够反映整个事件及处置工作过程的证据收集工作有所忽视。

3.依法处置能力弱。由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员的诉求往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体处置中又必须遵循

“防止矛盾激化”、“慎用警力、警械、强制措施”等原则，导致对事件中少数人员的违法犯罪分子的打击处理力度不大。特别是对隐于幕后、藏于群体中的骨干分子不能及时掌握并依法处理，严重影响了处置工作的整体效率。

三、对依法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笔者认为，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内部群体性事件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综合分析，正确判断事件性质。正确判断性质是依法处置的前提和基础。判断一起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是正常反映情况还是违反《信访条例》，是合理诉求还是无理取闹，是否构成违法犯罪行为，要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分析。一是分析事件的诱因。要看引发事件的原因是内部单位在化解矛盾中方法简单，后续措施未能跟上，还是由于国家政策、地方规定等原因无法解决，或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暂时难以解决等等。二是分析事件的表现形式。要看群体性事件中有无群体性越级上访、冲击机关、堵塞交通、打砸办公设施、殴打他人等行为，据此判断是一般内部矛盾，还是违法行为。三是分析事件的后果。要认真分析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造成的影响，据此确定后果的严重程度。

2.公秘结合，依法收集相关证据。一要注重对骨干人员现实活动证据的收集。要采取多种手段收集骨干

人员的活动证据，为依法处理煽动闹访、滋事人员提供法律支撑。二要注重对违法活动证据的收集。一方面，要收集活动现场证据。通过调查访问和摄像、录像等手段，固定煽动闹事、造谣人员的现实活动情况，掌握其冲击机关、堵塞交通、殴打他人、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要收集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的证据。主要包括对被打砸物品和人身受伤害痕迹的固定、鉴定等方面，力争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的危害程度。三要注重对使用物品工具的提取和固定。重点要做好对内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使用的车辆、横幅、传单等工具、物品的提取，进一步固定违法犯罪事实。

3.突出重点，精确掌握骨干人员。掌握骨干人员的活动情况，将对事件处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通过外围调查发现骨干人员。要坚持开展不安定因素排查的有效方法，充分依靠内部单位，通过找职工谈心、走访等多种方式，了解和发现骨干人员及其幕后活动情况。二是在处置过程中确定骨干人员。管内群体性事件一般由原单位中层干部在暗中参与组织。因此，控制事态的重点应放在对他们的掌控上。三是掌握骨干人员的活动情况。可通过信息员、工作关系获取线索，也可加强对事件中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的宣传教育和调查，掌握事件组织者和为首人员的活动情况。

4.区别对待，依法惩治违法犯罪。一是对违反《信访条例》的一般越级上访人员，应当会同铁路有关单位开展教育、疏导和劝阻工作，不宜对参与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或

进行处罚。二是对参与人员诉求合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的内部群体性事件，如危害后果轻微，应当坚持以教育为主，一般不应追究法律责任。三是对群体性事件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骨干人员，要坚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一般参与者，则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篇：对我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思考[公安]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争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已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笔者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对我县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处置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据我局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表现形式呈多样性。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我县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闹事、斗殴和冲突。一是越级上访。近3年来发生的51起群体性事件中，上访共33起，占上访总数的64.8。其中，赴市上访22次，是到县上访6次的近4倍。二是闹事和斗殴。闹事和斗殴占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1.6，具体表现多为群体性打、砸、抢行为和双方互相发生群体性斗殴甚至械斗，这两种形式均带有某种暴力性的倾向与表现，会对国家、集体和群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失，如不能及时有效控制，极可能造成重大伤亡。三是冲突。冲突多发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区域，这类事件共发生3起，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晋长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冲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经济状况较好、煤矿企业较多、交通便利的乡镇。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东沟等7个乡镇最多，发生在这7个乡镇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80.4。

(三)人员规模逐渐扩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从人员规模上可以看出，我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不强，策划发动者在事件中的组织煽动作用不很突出，参加人员多是久已成为一派或与所反映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众，较少出现个别人员“一呼百应”的情况。

(四)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我县与全国一样，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解决和处置的难度很大，群众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重复性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在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村矿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我县以煤炭为主的资源性经济高速发展，各村、各煤矿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由于占地、补偿、招工、环境污染等因素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3年来,因村、矿利益冲突和纠纷或以此为主要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到全部群体性事件的21.5。如晋煤集团成庄矿与大东沟镇长坡、范庄、沟西、河底和上庄等村因废水、废矿排放、煤矿开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资源开采等问题产生长期矛盾;县营王坡煤矿与下村镇上村村、万里村因煤矿占地补偿、煤矿招工等问题存在的矛盾，都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因煤矿开采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年来，在煤炭业高利润的驱使下，一些煤矿严重越界开采、越层开采，造成地面部分群众房屋、土地裂陷，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安全威胁，这些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历史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且多数是重复性的事件。如北义城镇城公村群众反映的三八煤矿开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缝问题，下村镇中村村群众反映的镇办煤矿造成的住房裂缝问题，等等。

(三)因财务不公开引发群体性事件。我县农村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权谋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为，这些行为使农民群众对农村干部产生了怀疑，导致群众以群体性上访、闹事等过激行为表达自已的不满。3年来，由此类因素引发或以这类因素为主要诱因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镇下元庆村部分群众反映村务不公开、村委领导贪污腐败等问题，并对上级党委、政府的处理意见不满，多次到市、县政府群体性上访，2003年2月18日，该村30余名村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堵住市政府大门，扰乱市政府正常办公秩序，并大声辱骂、殴打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致使大批群众围观，交通被堵塞，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四)因煤矿承包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一些煤矿企业，尤其是一些镇办、村办煤矿承包经营，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损害了村民利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群众的极端反响。如南村镇段匠村在煤矿对外承包经营中，由于群众对承包方式不

满和对村干部不信任，引发了群体性冲突事件。

(五)因农村换届选举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委换届选举是农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唤起了农民参与管理集体的极大热情，但是因选举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集中多发趋势，仅在选举期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占3年来群体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众对选举法规和规则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关职能部门对选举组

织不力、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六)因工作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从实际情况看来，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不是突然爆发的，多数是通过合法渠道反复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往往经历了一个由个体上访到群体性上访，从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级上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有关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三阻四，对反映问题的群众“冷硬横推拖”，使群众求助无门，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预防和处置措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必须引起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全力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说到底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要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党委政府必须发挥好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积极组织，有效整合各单位、各部门的力量，发挥出最佳合力，对于存在的疑难问题要协调解决，必要时要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出面作出某些决定，树立基层组织的权威，坚决维护人民利益，竭尽所能地为人民服好务，维好权，千方百计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形势需要时，要现场成立临时指挥小组或指挥部，统一指挥有关部门开展处置工作。

(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力预防群体性事件。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性工作，没有扎实高效的排查调处，预防工作就是空中楼阁，这方面应主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排查。排查是发现矛盾纠纷和隐患的过程，是做好预防的根基。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排查，及早发现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矛盾和纠纷，这些矛盾和纠纷目前的状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可能导致的后果，并记录在案，对于已经发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及时采取措施，并向上级有关部门发出预警性信息，以引起高度重视。排查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包村乡镇领导和包片民警等深入群众中去，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去倾听、去了解，既要向村干部了解，也要向群众了解，要接触群众的不同层面，对于已经明确为两个对立面的双方，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努力掌握真实情况，为下步调处工作做好准备。二是调处。调处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问题和隐患能不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主要在于调处的质量和效果。调处是一项需要非常细致、牵涉面较广的工作，乡镇党委、政府必须协调各方利益，以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抓在手中，多方创造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进行解决。要列出时间表，以诚恳的态度、积极的姿态争取群众的信任和理解。条件比较成熟的，要立即解决;不很成熟的，要限期给群众答复;确实不能解决的，要立即上报上级，寻求支持，绝不能因推诿扯皮、瞒报、隐报造成后果。

(三)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坚决打击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群体性事件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是否有过激行为，就其性质来说，绝大多数还是属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取说服教育和疏导缓解等方法来解决。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辄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决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人民群众，从而激化矛盾，使事态复杂化。但是要坚决防止“无所作为”的倾向。要密切注意群体性事件的动态，准确分析和判断形势，严格履行职责，该出警时要快速出警，绝不能缩手缩脚，该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决不能放弃职责。当群体性事件出现聚众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打砸抢烧等行为时，要快速果断依法处置。对于混迹其中，煽风点火的，要坚决打击。

第四篇：关于防范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在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发高发的态势下，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好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摆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紧要的工作任务。

一、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的新特点

1、主体多元性。1-11月，我县共发生集体上访65批次，群体性事件8起。其主体过去以农民为主，现扩大到民师、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城镇居民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参与的主体没有固定性，往往个案因处理不当、化解不力，就容易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

2、焦点复杂性。往往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别有用心人的插手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

3、走向激化性。从近期发生的“开县移民”等群体性事件来看，实质上就是当有的个体或群体政治上、经济上的权益得不到解决或满足时，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错误观念支配下，纠集人员、扩大事态，指望用过激行为来把事态扩大，向政府施压，解决问题。

4、组织严密性。从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经验来看，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酝酿过程，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行动统

一、进退有序，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

5、过程反复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焦点本身存在的复杂性，加之，有的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还有的根本就缺乏法律意识，抑或是故装不懂，无论工作人员如何解释法律、政策，只要认为对他们不利的都一概不听，讨价还价，反复纠缠。在处理“民师集体上访”、“开县移民”等群体性事件时，无不是经过几轮回合的做工作、讲政策。

二、正确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形成的主要原因

看似不相关联、形态千差万别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变中有序，有规可循。循因溯果突出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群众心理变化。一是部分群众心态失衡。随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利益格局调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对立情绪。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一丁点损害或忽视时，不满和对抗情绪一触即发，并且往往不管事件是否与政府有关，是否理由正当，只要出问题就找政府，聚众闹事，借势施压，逐步演化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二是多数群众意识增强。当前，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增强。一旦政策触及自身利益，总有权益受损的错觉，认为自己的正当权益是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有偏差，死理认为自己对政策的理解是对的，言行激烈，大力煽动，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三是少数群众认识错误。不少群众在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时候，对基层干部信任丧失，错误地认为事情闹得越大越能引起重视，越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阻塞了信访渠道，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部分干部在工作中存在偏差。一是工作作风“逼出来”的矛盾纠纷问题。一些单位和部门群众利益观念淡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是攻坚克难、全力解决，而是左一个“不归我管”，右一个“没权处理”。群众心急火燎，只好“逼上梁山”，把事情弄大，借以引起重视，引起关注。二是方法欠妥“激出来”的矛盾纠纷问题。个别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不能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对一些反复多次的问题，往往是“原班人马”解决“原来的问题”，并且一味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不是重新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甚至采取打压、压制、不理睬的做法，由此激化了矛盾。三是态度不坚决“软出来”的矛盾纠纷问题。有的单位怕担是非，不能坚持原则、守住政策底线，一味妥协，甚至花钱买平安，留下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三、积极探索防范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途径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逐步探寻出了一些防范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办法，特别是今年5月份以来，每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切实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针对新形势，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新方法、新措施，全面维护社会稳定。

1、转变思想观念，正确应对。提高对防范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认识是维护稳定的思想保证。当前，我们既要看到经济转型时期出现各种矛盾是正常的，不害怕不回避矛盾，更要认真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坚定信心和决心，及时调整政策、改进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乡镇各部门“一把手”，必须主动接访，带头接访，每周安排一天时间定点定时接访。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带着感情去做，一件一件去做，就能够减少矛盾，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民心。

2、夯实基层基础，筑牢防线。防范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依靠基层力量，形成一道道有力的防线。一是加强社会矛盾排查，防止“小纠纷”转化成“大事件”。要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方方面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好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的作用，完善中心“五联”工作机制和村级“说事”制度，加强乡镇专业巡防队伍建设，深入开展矛盾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形成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工作合力，及时做好源头治理、落实前端防范，构筑好妥善化解和调处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二是加强信访积案化解，防止“老案件”引发“新矛盾”。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运用“领导包案”、“集中会诊”、“带案下访”等多种方式，尽力而为化解一批信访疑难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发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存量”，形成化解和调处矛盾的“第二道防线”。三是加强社会治安整治，防止“民事”转“刑事”。要坚持“打防结合、专群结合”的方针，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把打击的矛盾始终对准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把打击的重点地域放在发案较多的路段、部位和治安秩序较乱的村庄、基层单位，严格落实重点人员、重点人群、重点部门的管控，消除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

3、把握关键环节，对症下药。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处置措施。一是第一时间迅速反应。群体性冲突一旦发生，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牢牢把握处突“一小时”黄金期。对于利益诉求激烈的群体性纠纷，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释疑，缓解对立情绪。对于安全事故引发的群体性冲突，迅速组织力量调查原因，并向公众说明情况，以正视听。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案件，强化“人命关天”意识，把每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都当作“大案”、“要案”来处置。二是第一时间依法处置。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多作换位思考，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在政策法规许可范围内有情操作，充分给予人文关怀。同时，对其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必须严辞拒绝，决不能为一时息事宁人而草率应允承诺，留下后患;对其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决不纵容。三是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出现群体性事件后，一方面要切实做好情报信息上报工作，将事态发展每个阶段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争取支持。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外信息的权威发布，防止官方信息的缺失或滞后，主动争取媒体支持。同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第一时间形成新闻通稿，使网络及各类的报道口径基本一致。

4、严格责任追究，形成合力。各级各部门务必强化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领导班子集体担责的原则，改变“分工即分家”和“事不关己”的工作状态，形成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各级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能解决的，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决不能敷衍塞责，“一拖、二推、三转”，将矛盾上交。对维稳工作不主动、不支持，工作不扎实、无成效，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要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任领导和责任人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党纪政纪处分，违反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篇：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中共XXX县委办公室

2004年发生在我县瀑电库区部分移民群体性聚集事件，严重影响了汉源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损害了汉源的投资环境，造成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新县委班子很快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迅速实现了“两个恢复、一个稳定、一个加强”的工作目标，为了杜绝和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现就如何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创造稳定发展环境，作如下思考。

一、我县近年来群体性闹事事件的特点

1、利益性。受经济思潮和不良习气的影响，或个人利益，或小集体(团)利益，成为引发群众性闹事事件的重要和直接原因。如矿山资源争夺、污染减产、企业改制引发下岗、移民搬迁等问题，直接牵涉到个人利益和小集体利益，个人、小集体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借助各种因素为各自的利益采取非正常手段的行为，甚至邀约、召集亲友为争取个人利益而采取过激行为，造成群众性闹事事件的发生。如我县近年来发生的矿山械斗事件，多数参与的是民工，只是因为他在个别老板的手下打工，可能克扣其工资，老板为了个人利益，要求民工为其扎起，其则不顾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群众性闹事事件。

2、盲目性。引起闹事的原因往往都很简单，多是一般的矛盾纠纷，如在处理某一纠纷时话语稍有闪失，或因某一意外都有可能成为闹事的触发点。有的群众因为涉及个人亲友关系、涉及个人鸿毛利益关系，不顾国家法律法规，认不清形势，盲目跟从，成为个别别有用心者的工具;有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有的甚至为何而闹都不清楚，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以凑热闹的心理参与闹事事件，帮忙起哄或跟着凑热闹，从而使闹事事件升级;有少数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人，唯恐事情闹得不大，从中兴风作浪，想方设法把水搅浑，以此发泄自己心中对某一件事的不满。

3、对抗性。群体性事件不比个人之间的对抗，双方在僵持

中，都有想压制对方、战胜对方的心理，都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怕丢脸的想法，因此，造成事态愈演愈烈，即使政府部门和政法部门出面也难以平息其“面子”心态，甚至造成同政府部门和政法部门之间的强烈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性在群众越聚越多的时候更加突出。

4、要挟性。闹事群众普遍认为：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容易引起领导、上级机关及新闻媒体的重视，问题更容易解决，因此，闹事群众在个别人的怂恿下，以扩大事态来要挟职能部门、要挟政府机关，以达到个人及小集体的目的。这种要挟性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部分甚至是强加于难的无理要求，以事态的升级迫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承诺其过激要求。如我县“7.5”交通事故中，死者家属就是采用阻断交通的方式要挟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解决赔偿问题。

5、过激性。这种行为一般发生在单方面，单方面拥有一定的理由时，即邀约亲友群众采取非正常手段闹事，动辄就以打、砸、抢等过激方式威胁对方，实现自己目的。特别是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参与协调劝阻时，更是“得理不饶人”，甚至将矛盾转嫁到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公然围攻殴打处理闹事的干部和政法干警，围攻政府和职能部门。

二、影响稳定的群体性闹事事件存在的原因

1、一些单位和部门在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时不顾大局。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趋表面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日趋多元化，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个人与集体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各种利害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来，且日趋激烈。受利益驱动，一些人动辄采取闹的方式，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些单位部门在处理与群众及务工者的利害关系问题时，不以大局稳定为重，不以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而是从本位主义出发，甚至不惜损害群众及务工者利益，导致矛盾扩大，冲突加剧。

2、综合治理的各项具体措施未能落到实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措施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整体联动防范工程流于形式、纸上谈兵。有的单位和基层组织相对软弱，认为治安防范工作只是公安机关或者政法机关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一些可能导致闹事的苗头不能及时调解疏导，久拖不决，一些本可以在基层就能解决的纠纷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结果导致闹事的发生。少数干部参与或带头闹事，是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个别干部出于局部或个人私利，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暗中作梗，甚至组织、策划或带头闹事，使事态扩大。

3、群众法制观念的更新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差距。在法制建设日新月异的当今，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但在“是与非是、似懂非懂”之间，与法制

建设的脚步存在较大的差异，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普遍存在。一旦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侵犯时，不是依靠政府、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是采取闹的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多数群众仍然保持“法不治众”的心理，认为只要闹的人多，法律及执法机关就无法处理。职能部门和执法机关在依法办事的过程中难免与群众发生分歧

，是导致群体性闹事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4、群体性闹事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调处难度大，打击不力。闹事者一般对立情绪很重，错误地认为自己有理，明知有错，也拒不承认。在调查中，基层干部出于今后工作的群众基础而协助配合不力，参与起哄闹事、围观者众多，过后取证难。取证时出现互相护卫，集体撒谎的现象，有的阻挠查处人员的工作。闹事事件往往突发性强，人员混杂，一般过激言行与违法行为、正当要求与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给确定责任人和案件定性带来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对那些利用混乱场面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很难取到确凿的证据，致使打击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闹事事件的几点对策

党委、政府在处置群众性闹事事件中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工作，将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其次，充分发挥综合治理力量和公安机关职能部门的作用，使群体性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置。

1、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准备、积极预防。紧扣“稳定”主题，成立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机构，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强城镇“平安工程”和农村“四道防线”的建设，及时发现矛盾纠纷予以解决。坚持从维护社会稳定入手，高度重视群众性闹事事件的处置，从思想、组织、装备等各个方面，随时做好处置群众性闹事准备。首先把预防摆在首位，加强情报信息的灵通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掌握发现一切可能导致闹事的线索、苗头，积极主动做好预防、化解工作，及时有效地预防闹事的发生。

2、处置中坚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事态。一般的群众性闹事，多数围观、起哄的群众工作并不难作，只要搞清闹事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讲清道理，将政策、法律宣传明白，就能争取多数群众的理解并自行散之，从而使少数顽固人员于孤立无援之地，想闹也闹不起来。

3、充分发挥公安等政法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在处置每一起闹事时，党委、政府要发挥公安等政法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多听取政法部门的意见。以教育疏导为主，积极做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工作的原则、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震慑不镇压的原则。在一般性闹事中，把重点放在运用多手段获取信息上，通过政法部门掌握的情况为党委、政府找准闹事的原因，为正确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缺少处置闹事经验的部门，要让政法部门帮助为其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制定具体处置措施，尽量少用警力，慎用警具，避免与闹事群众直接对立，从而减少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4、制定详尽处置预案，明确各单位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尽的预案和方案，细化职能部门发现和调处矛盾纠纷的责任，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人。继续推行“政法干警联乡包村责任制”，排查、发现该村存在的矛盾纠纷，及时予以解决。先期处置由各乡镇工作人员、村组干部、治安保卫组织和治安积极分子进行，事态进一步扩大或升级，进行应急处突，考虑交通管制、现场秩序维护、应急处置、医疗救护、法制宣传。通过工作事态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进一步扩大，可能酿成严重后果、非强制处置不能制止时，执行强制处置，强制处置后，注重调查取证和现场清理工作，确保事件得到及时、完善的处理，不留后遗症。

5、掌握时机，适时介入，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教育群众，震慑犯罪。在闹事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要及时调集足够警力前往现场，以维持秩序、控制事态，对少数在闹事中从事违法犯罪的人员，则坚决予以打击处理，以教育群众，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6、落实综合治理“一把手”工程。党委、政府加强“一把手”工程，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严格纳入年终考核，落实“一票否决制”，加强督查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职能，对各单位、各部门实施有效监督。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保证金制度，以经济利益促使单位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每月例会制，定期通报各单位、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对好的单位予以奖励，对不好的单位予以批评。对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出单位的纠纷实施定量考核，根据实际情况核定一定的数量，超出者一票否决并按规定给予一定的处罚。